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携蒋经国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机直抵台湾。至此，号称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特别是在美国，一场政治风暴随之而起，从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至各大媒体，都在质问“国民党是怎样倒下去的”？本来，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权，是明白无误的，是从未动摇的。单从1945年到1948年，美国援助国民党540余架飞机，69个师的武器装备，希望国民党能够长期统治中国，以维护美国在中国以至在远东的利益。不料只经过了三年的战争，国民党竟兵败如山倒，不得不离开大陆，退守台湾一隅。在这种形势下，以麦卡锡为首的右翼势力，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质询，并掀起了反共浪潮。首先受到攻击的是被称为“三个出卖了中国的约翰”，即范宣德、戴维思、谢伟志。接着是对传媒界、文化界、影视界的许多正直人士，由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审查，有的被称为“共产党同路人”，有的被定为“共产党间谍”。再接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听证会上，麦卡锡等人直接指责华莱士、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史迪威等人为“亲共分子”。在这种纷纷扰扰中，国务院发表了《对华关系白皮书》，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含糊其辞。但《纽约时报》评论说：“白皮书向人们透漏的信息是，中国并不是被某个阴谋集团出卖的，而是国民党自己倒下去的。”
在台湾，蒋介石对自己的失败，更如骨鲠在喉，箭穿于心。离开大陆前，蒋经国慨叹道：“大好河出，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到台湾后，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那么，蒋介石的败退，到底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呢？光慨叹是不行的，面对着撤退到台湾的文武百官、残兵败将，蒋介石不能不有所交代。
早在两年以前，蒋介石说：“自从戡乱以来，我个人每经一次战役，对于这次战役的成败利钝，无不加以详细的研究和检讨，而且每一天、每一时刻，我都在研究我们国军所遭受牺牲的原因。”但据蒋经国叙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他说：“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引退，离开南京。回到溪口故乡之后，父亲便开始埋头研究战争失败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势和改造革命队伍的方案。”这样，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
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蒋介石的这种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党政军学，无一幸免。说“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似已稍有过分，而国民怎么就“不成其为国民”了呢？国民党以“国民”为号，国民政府以“国民”为纪，如果“国民不成其为国民”，那么这个党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又成了什么呢？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
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过去在大陆，国民党是不能被批评的，因批评国民党而被逮捕、囚禁、暗杀的，不计其数，甚至连国民党内元老级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济深、邓演达等也在所难免。到台湾后，蒋介石自己批评起来了，虽然只是泛论，没有具体指出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残民害民的中统、军统特务，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上层官吏，但能指出国民党的腐朽，甚至认为“早就应该消灭淘汰”，也算是一点进步。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
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过去，对国军也是不可以批评的。早在1946年，蒋介石说：“共党在国内外大肆虚伪的宣传，说本党如何专制，政府如何腐败，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们国民革命军如何扰民，甚至说我们军官人人都营私舞弊。”到了台湾，他大讲特讲“军不成其为军”的种种表现，这至少证明过去人民对国民党部队的厌恶，并非“虚伪的宣传”。
在指责国军的作战不力时，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他说：“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蒋介石历来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对那些临战而未“成仁”的将领特别愤恨，即使是嫡系亲信，亦不肯有所宽宥。以汤恩伯为例，他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在国民党败退前夕，他不仅向蒋介石密告了自己的恩师陈仪，而且帮蒋介石秘密运走了国库所有的黄金、白银与外汇，最后将华东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带去台湾。所以蒋经国曾称汤恩伯为“国之干城”，说：“父亲引退之后交我们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定海的飞机场建筑起来。到了淞沪弃守，汤恩伯将军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飞的空军的掩护，才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而成为现在保卫台湾和将来反攻大陆的一支重要兵力。假使这一支部队在上海就牺牲了，对于我们重建武力将增加很多困难；乃至我们能否安然度过三十九年(指1950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时期，也许都成了问题。”蒋经国在这篇文章里着重描述了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爱护和倚重，但蒋介石本人并不如是观。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病逝，蒋介石发表演说道：“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的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当时在上海撤退的时候，未能为主义为革命捐躯殉职，却在五年以后的今日病死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千秋历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机会。”真是天威难测，连自己的儿子也摸不准。
又次，蒋介石把在大陆的失败还归咎于知识分子。
他说：“我们在大陆的失败的最大的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作了共党的外围，成为敌人的工具。”他说：“一般知识阶级随风逐浪，道听途说，以共党所好好之，以共党所恶恶之，以共党之是为是，以共党之非为非，就是这样断送了我们的大陆。”他说：“一些自命为自由民主主义的人们，直接间接帮助共党，在政府区域内开展反内战运动。政府为剿匪的动员，特别是征兵征粮，到处遭受这一运动的阻碍。这些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饰其投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阵营因而动摇，而士气民心亦为之颓丧。”这里所指的是1947年在国统区开展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一运动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因而蒋介石每提到这一运动，就发出切齿之声。
蒋介石在大骂一通大陆的知识分子以后，话头一转，指向了台湾。“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反动分子，像过去大陆的所谓民主人士，假借其民主自由的口号，来摇惑人心，扰乱社会，企图混水摸鱼，投机取巧，以遂其卑鄙无耻、卖国害民的目的。”此处所说的“反动分子”，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殷海光是台湾大学教授，曾给美国一刊物写过一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的本质。雷震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只是与知识分子交往较多。大陆解放前夕，他与胡适、傅斯年、王世杰等在上海搞了个“民主抗共”方案，还发表了个“上海宣言”，得到蒋介石的赞许。但胡适非常乖巧，只写了封《致润之先生(毛泽东)》的信，要求中共放弃武力，与国民党一起“民主建国”，接着便到美国任国民党大使去了。雷震不知自敛，到台湾后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民主政治，甚至还想组建一个新党。蒋介石不断以大陆知识分子为例，教训这些“反动分子”，后来忍无可忍，把雷震逮捕下狱。
此外，对于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还认为是由于美国支持不力。
他说：“美国人对我们训政的必要，没有深刻的认识，加上共产党穿凿附会，恶意宣传，因此在美国人头脑中间，造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是独裁的政治，国民党是独裁的政党。”在大陆时，蒋介石对美国使团人员虽多有不满，但不敢恶语相向。到了台湾以后，越想越气，便经常开骂。如称史迪威“不自量力”，“余为总司令，史迪威只系余任命之参谋长，有何权力未经余之批准，即建议将武器分给共产党？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乃余之责任，彼绝对不能过问。”称赫尔利为“无知之辈”，“赫尔利对中国一无所知，彼从延安带来之协定草案，表面上都是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最喜欢听的名词，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战略。故余对其‘联合政府’的提议加以拒绝。”在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曾要求美国出兵援助，被杜鲁门严词拒绝。到台湾后，他不敢指名骂杜鲁门，只是大骂“国际姑息分子”。他说：“铲除共产党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业，但由于国际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视，养虎贻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当时来中国的美国使团，大多数人对中国确实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比较，作出自己的结论。许多美方人员经过比较，特别是通过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一、“中共虽代表少数，但颇强。”二、“中共扩张其地区，系人民之拥护。”三、“中共占领区人民之生活，较国统区为优。”四、“中共之征兵与税收，亦较国统区公平。”五、“中共受进步之中产阶级拥护，有越封锁线而逃入共区者。”六、“中共之现行制度，较国民党民主。”七、“中国之小政党愿托附中共，可以得到保护。”八、“国共两党应有政治上之协定，组成各党派联合政府。”这些观点，当然也影响了美国的某些决策。但从根本上来讲，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是从不“姑息”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国“姑息”下发展壮大的。当蒋介石大骂“国际姑息分子”时，杜鲁门没有还骂。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其《口述自传》中说：“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三十亿五千万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三十万共军，共产党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蒋介石在检讨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也表现了自责的精神。如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的演讲中说：“在今日纪念国父八十六诞辰的时候，不仅主义未行，历史垂绝，就是整个的革命基础，都将要在我们手里毁灭了。不知道大家对此一残酷的现实，曾经检讨过没有?在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功夫。”
但是，蒋介石的“反省忏悔”，常常把责己与责人、自责与自负混淆在一起。他说：“我们过去之所以失败，我固然要自愧领导无力，督率不严，应该负重大的责任，但你们大家过去不争气，不努力，尤其在同志之间，离心离德，自私自利，不肯协力互助，团结奋斗，而对于领袖的命令阳奉阴违，不能彻底实行，对于领袖的信任，表里不一，几乎无足轻重，这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亦就是我们革命的致命伤。”绕来绕去，“致命伤”还是在“你们大家”。
他还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不在于历次的战役，而在于两度的和谈。
三十五年(指1946年)的和谈，抵消了国军在东北、在华北以及在苏北的战果。三十八年(指1949年)的和谈，断送了北平和天津，敞开了长江的门户，瓦解了西北和西南的战局。”蒋介石的这一观点，曾经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述。第一次和谈，是蒋氏亲自参与的，故只能指桑骂槐地指责赫尔利、马歇尔等人。第二次和谈，是他被迫“引退”之后进行的，这恰恰成了他洗刷自己、抬高自己的借口。是故当他“复行视事”后的第一篇演讲中就说：“余自去年一月下野后，到年底为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全部沦陷，……这次下野时间最长，国家的损失最大，而本党的失败也最惨。”他说：“倘若去年年初，我不下野，无论如何想不到大陆各省会在一年之内断送干净。我下野的后果，终竟如此，殊为痛心。”蒋经国对此说得更为明白：“民国三十八年，许多人受到敌人的恶毒宣传，对我的父亲发生了误会和怀疑，一般准备投匪的动摇分子，甚至诬蔑他为‘和谈的障碍’。市虎伤人，甚于蛇蝎。我的父亲迫不得已，只好引退明志。结果，中枢无人主持，民心士气涣散，为匪所乘，驯致整个大陆沉沦。”其结论是“由此可以看到一个民族领袖的威信，对于国家安危和民族的兴衰的关系是如何的重大。”
蒋介石对国民党失败的检讨，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意义。比如他认为“当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因而他亲自指导蒋经国制订了“国民党改造方案”，并于1952年在台湾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1954年实行了土改。这是国民党在大陆从未做到的。其原因固然由于当时在大陆的执政者绝大多数系大地主家庭，在平均地权问题上不可能采取果断措施。到台湾进行土改，既不涉及自身利益，又无亲友阻挠，故得施行其道。但就领导中枢来说，不能不承认是蒋介石“亡羊补牢”的结果。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蒋介石的检讨，只是一种愤怒的宣泄，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自我洗刷与自我标榜，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和历史的总结。这种检讨并不能真正回答他们父子提出的“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国民党的改造问题，而只能误导国民党由错误走向错误。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并不是局部的、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失败，也不仅是军事上战役上的失败，而是全面的彻底的失败。这种失败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只有冷静地对待历史，冷静地对待现实，并以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态度，来判断是非曲直，才有可能得出经验教训，明白致败之由。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推翻满清封建皇朝后，相继建立的两个革命政党。两党的理想、宗旨虽有不同，但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大目标上是一致的。这两个党的相携与相悖、合作与分裂，对中国前途具有重大的影响。蒋介石的根本错误，就在于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把共产党看作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毛泽东说：“任何主义和政党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任何人的信仰，绝不是可以强制或取消的，古往今来为信仰而杀身成仁的，不可胜数。任何有社会基础和群众拥护的组织，绝不是可以强制解散和消灭的，古往今来多少革命团体在万重压迫和极端镇压下，依然存在和发展。”然而蒋介石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共产党是完全能够消灭的，是必须加以消灭的。在“清党”时他说：“中国只能有国民党，不能有共产党。……是故与共党势不两立，义无反顾。”在“围剿”时他说：“中正将出发鄂赣，督率围剿‘赤匪’。必能于最短期间清除‘匪祸’，奠安国族。”在“戡乱”时他说：“无论从国内国外哪一方面情形来观察，共党绝无不消灭之理。”他甚至宣布说：“共党一日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叛乱一日未平，则中正之职责一日未了。”这显然是以反共为其终身事业了。
国共两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促进了北伐，第二次合作促进了全面抗战。这都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两党采取的重大举措。如果说在北伐时期，共产党力量尚不够强大(当时国民党员有50万人，共产党只有5万人)，蒋介石可以欺之以方，欺之以弱的话；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已是一个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拥有纪律严明、勇敢善战的部队，在对敌斗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因而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政党。但是蒋介石无视于此，他仍坚持所谓“中国只能有国民党，不能有共产党”的观念，大谈什么“共党无不消灭之理”。因而在战后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情况下，不顾广大人民希望和平，希望能够得到休养生息的要求，撕毁了《双十协定》，悍然发动了内战。
蒋介石的这一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使美国特使马歇尔、大使司徒雷登感到惴惴不安。马歇尔的看法是：“共产党之军队及民政力量，已大至不容忽视的程度，纵使采取最残暴之方法予以毁灭，亦非纯赖军事行动所可奏效。”而蒋介石告诉马歇尔：“余相信共产党军队能于八个月至十个月期间内，全部被歼。”司徒雷登的看法是：“中国政府在目前，系以军事上之冒险行为，以应政治调整之需要。内战之延续将使国家经济日益枯竭，并使任何恢复发展经济之企图成为笑谈。”而蒋介石告诉司徒雷登：“共军将于八月底或九月初被完全消灭，或被驱入深远之区域内。”蒋介石好像是有意给美国佬露一手。
此时的蒋介石真是气壮如牛。他宣称：“天下无不可打破的计划，无不可制服的武器，无不可消灭的敌人。我平生治军作战，我的心目中就没有敌人。”他说：“无论什么人，都不配作我们革命军人的敌人。我们不作革命军人则已，作了革命军人，唯一的任务就是消灭敌人，不许敌人存在。”他说：“共军无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空虚到了极点，他尽管自我宣传，说有多少兵力，有怎样坚强的民众组织，其实完全是虚声恫吓。”他说：“敌军都是乌合之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只是虚伪欺骗，夸大宣传，玩弄些小花样，以眩惑耳目。”自负与轻敌，乃兵家之大忌。撇开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不谈，单从军事观点来讲，这种狂妄自大、唯我独尊的心态，已显示了对形势判断的根本错误。而蒋介石正是在这种自我迷信的神话中，开始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面进攻。
内战初期，解放军战略防卫，国军颇占优势，曾取得所谓“三大胜利”。一是逼迫江苏的新四军转退到山东，这使蒋介石大喜。他说：“现在第一收复区的敌人已失败北上，但一定还有不少余孽，潜伏地方。我们高级将领必须除恶务尽，不使遗留一个种子。”二是在华北攻占了张家口，这使蒋介石喜上加喜，立即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登上了“总统”的宝座，更严辞拒绝了各方面有关和谈之要求。三是在西北攻占了延安，这使蒋介石大喜过望，举行了盛大的祝捷会，并亲率文武僚属前往视察。但是以后的情况就不妙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卫转入战略反攻，接着便是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双方集结兵力125万(蒋军55万，解放军70万)，经过52天激烈战斗，蒋军损兵折将，退出东北。平律战役，双方集结兵力167万(蒋军57万，解放军100余万)，经过58天战斗，攻克天津，解放北平。淮海战投，双方集结兵力140万(蒋军80万，解放军60万)，经过65天鏖战，蒋军全线崩溃，南京政府也就岌岌可危了。
战争形势的逆转，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在战争进行的第一年，他就感到有点奇怪：“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敌军不如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切军需补给，我们也比敌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中。就实力而言，我们一定有十分把握，能将共匪消灭。可是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我们尚未把敌人消灭，这真是我们革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战争进行到第二年，蒋介石更有点惶惶然：“过去两年的戡乱，我们全体官兵牺牲奋斗，固然有若干成就。但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的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这是我们革命历史最大的污点，更是我个人最大的耻辱。”
战争进行到第三年，蒋介石已是焦头烂额，信心尽丧。他哀叹自己“忧患艰危，忍辱茹辛，在内奸外敌重重包围夹击之下，几乎无幸存之理。”不过他还是“幸存”了。他于1949年元旦发表文告，宣布“引退”，把烂摊子丢给了李宗仁。
蒋介石虽然“引退”，但是他的自大狂并未收敛，反共的豪言壮语并未消歇。就在解放军挥师渡江、攻占南京时，蒋介石对顾祝同、汤恩伯等人训示道：“渡江是军事发展的最高峰，同时就是共产党暴露的最大弱点，换言之，也就是他失败的开始。因为他已蹈日本军阀南侵陷入泥淖的覆辙，犯了日本军阀一样的错误。他这个大错的铸成，就是他自取灭亡的基因，亦就是我们最后胜利的把握。”此时此地，就是他的心腹爱将，恐怕也不会相信这种梦幻呓语了。
就这样，蒋介石以他的顽固的反共态度，把曾经是中国第一大政党的国民党，带上了穷途末路；把曾经在抗日战争中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数百万大军，引向毁灭的深渊。作为始作俑者，他有无愧疚呢？没有。当淮海战役正在激烈进行时，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杜聿明部今晨似已大半被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念不已。然每念及不愧不怍、不忧不惧之箴言，则又天君泰然矣。”数十万大军饥寒交迫，死伤遍野，而其最高统帅竟能无愧无怍，“天君泰然”，这种态度已由冷静到了冷酷的程度。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他的“天君”肯定不怎么“泰然”，但其“不愧不怍”的态度依然故我。以这种态度进行的反省、检讨、总结等，还能有什么正确的历史经验与理性思维呢？不过，当他在指责“国民不成其为国民”时，说他的反共主张“未能取信于国人”，这倒是一句大实话。民心向背，连古代一些稍有远见的帝王，也常引为警惕。而自诩为现代政治家军事家的蒋介石，竟弃民意于不顾，冒天下之大不韪，后果应该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特别是在美国，一场政治风暴随之而起，从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至各大媒体，都在质问“国民党是怎样倒下去的”？本来，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权，是明白无误的，是从未动摇的。单从1945年到1948年，美国援助国民党540余架飞机，69个师的武器装备，希望国民党能够长期统治中国，以维护美国在中国以至在远东的利益。不料只经过了三年的战争，国民党竟兵败如山倒，不得不离开大陆，退守台湾一隅。在这种形势下，以麦卡锡为首的右翼势力，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质询，并掀起了反共浪潮。首先受到攻击的是被称为“三个出卖了中国的约翰”，即范宣德、戴维思、谢伟志。接着是对传媒界、文化界、影视界的许多正直人士，由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审查，有的被称为“共产党同路人”，有的被定为“共产党间谍”。再接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听证会上，麦卡锡等人直接指责华莱士、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史迪威等人为“亲共分子”。在这种纷纷扰扰中，国务院发表了《对华关系白皮书》，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含糊其辞。但《纽约时报》评论说：“白皮书向人们透漏的信息是，中国并不是被某个阴谋集团出卖的，而是国民党自己倒下去的。”
在台湾，蒋介石对自己的失败，更如骨鲠在喉，箭穿于心。离开大陆前，蒋经国慨叹道：“大好河出，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到台湾后，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那么，蒋介石的败退，到底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呢？光慨叹是不行的，面对着撤退到台湾的文武百官、残兵败将，蒋介石不能不有所交代。
早在两年以前，蒋介石说：“自从戡乱以来，我个人每经一次战役，对于这次战役的成败利钝，无不加以详细的研究和检讨，而且每一天、每一时刻，我都在研究我们国军所遭受牺牲的原因。”但据蒋经国叙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他说：“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引退，离开南京。回到溪口故乡之后，父亲便开始埋头研究战争失败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势和改造革命队伍的方案。”这样，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
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蒋介石的这种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党政军学，无一幸免。说“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似已稍有过分，而国民怎么就“不成其为国民”了呢？国民党以“国民”为号，国民政府以“国民”为纪，如果“国民不成其为国民”，那么这个党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又成了什么呢？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
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过去在大陆，国民党是不能被批评的，因批评国民党而被逮捕、囚禁、暗杀的，不计其数，甚至连国民党内元老级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济深、邓演达等也在所难免。到台湾后，蒋介石自己批评起来了，虽然只是泛论，没有具体指出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残民害民的中统、军统特务，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上层官吏，但能指出国民党的腐朽，甚至认为“早就应该消灭淘汰”，也算是一点进步。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
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过去，对国军也是不可以批评的。早在1946年，蒋介石说：“共党在国内外大肆虚伪的宣传，说本党如何专制，政府如何腐败，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们国民革命军如何扰民，甚至说我们军官人人都营私舞弊。”到了台湾，他大讲特讲“军不成其为军”的种种表现，这至少证明过去人民对国民党部队的厌恶，并非“虚伪的宣传”。
在指责国军的作战不力时，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他说：“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蒋介石历来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对那些临战而未“成仁”的将领特别愤恨，即使是嫡系亲信，亦不肯有所宽宥。以汤恩伯为例，他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在国民党败退前夕，他不仅向蒋介石密告了自己的恩师陈仪，而且帮蒋介石秘密运走了国库所有的黄金、白银与外汇，最后将华东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带去台湾。所以蒋经国曾称汤恩伯为“国之干城”，说：“父亲引退之后交我们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定海的飞机场建筑起来。到了淞沪弃守，汤恩伯将军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飞的空军的掩护，才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而成为现在保卫台湾和将来反攻大陆的一支重要兵力。假使这一支部队在上海就牺牲了，对于我们重建武力将增加很多困难；乃至我们能否安然度过三十九年(指1950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时期，也许都成了问题。”蒋经国在这篇文章里着重描述了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爱护和倚重，但蒋介石本人并不如是观。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病逝，蒋介石发表演说道：“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的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当时在上海撤退的时候，未能为主义为革命捐躯殉职，却在五年以后的今日病死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千秋历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机会。”真是天威难测，连自己的儿子也摸不准。
又次，蒋介石把在大陆的失败还归咎于知识分子。
他说：“我们在大陆的失败的最大的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作了共党的外围，成为敌人的工具。”他说：“一般知识阶级随风逐浪，道听途说，以共党所好好之，以共党所恶恶之，以共党之是为是，以共党之非为非，就是这样断送了我们的大陆。”他说：“一些自命为自由民主主义的人们，直接间接帮助共党，在政府区域内开展反内战运动。政府为剿匪的动员，特别是征兵征粮，到处遭受这一运动的阻碍。这些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饰其投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阵营因而动摇，而士气民心亦为之颓丧。”这里所指的是1947年在国统区开展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一运动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因而蒋介石每提到这一运动，就发出切齿之声。
蒋介石在大骂一通大陆的知识分子以后，话头一转，指向了台湾。“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反动分子，像过去大陆的所谓民主人士，假借其民主自由的口号，来摇惑人心，扰乱社会，企图混水摸鱼，投机取巧，以遂其卑鄙无耻、卖国害民的目的。”此处所说的“反动分子”，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殷海光是台湾大学教授，曾给美国一刊物写过一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的本质。雷震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只是与知识分子交往较多。大陆解放前夕，他与胡适、傅斯年、王世杰等在上海搞了个“民主抗共”方案，还发表了个“上海宣言”，得到蒋介石的赞许。但胡适非常乖巧，只写了封《致润之先生(毛泽东)》的信，要求中共放弃武力，与国民党一起“民主建国”，接着便到美国任国民党大使去了。雷震不知自敛，到台湾后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民主政治，甚至还想组建一个新党。蒋介石不断以大陆知识分子为例，教训这些“反动分子”，后来忍无可忍，把雷震逮捕下狱。
此外，对于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还认为是由于美国支持不力。
他说：“美国人对我们训政的必要，没有深刻的认识，加上共产党穿凿附会，恶意宣传，因此在美国人头脑中间，造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是独裁的政治，国民党是独裁的政党。”在大陆时，蒋介石对美国使团人员虽多有不满，但不敢恶语相向。到了台湾以后，越想越气，便经常开骂。如称史迪威“不自量力”，“余为总司令，史迪威只系余任命之参谋长，有何权力未经余之批准，即建议将武器分给共产党？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乃余之责任，彼绝对不能过问。”称赫尔利为“无知之辈”，“赫尔利对中国一无所知，彼从延安带来之协定草案，表面上都是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最喜欢听的名词，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战略。故余对其‘联合政府’的提议加以拒绝。”在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曾要求美国出兵援助，被杜鲁门严词拒绝。到台湾后，他不敢指名骂杜鲁门，只是大骂“国际姑息分子”。他说：“铲除共产党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业，但由于国际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视，养虎贻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当时来中国的美国使团，大多数人对中国确实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比较，作出自己的结论。许多美方人员经过比较，特别是通过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一、“中共虽代表少数，但颇强。”二、“中共扩张其地区，系人民之拥护。”三、“中共占领区人民之生活，较国统区为优。”四、“中共之征兵与税收，亦较国统区公平。”五、“中共受进步之中产阶级拥护，有越封锁线而逃入共区者。”六、“中共之现行制度，较国民党民主。”七、“中国之小政党愿托附中共，可以得到保护。”八、“国共两党应有政治上之协定，组成各党派联合政府。”这些观点，当然也影响了美国的某些决策。但从根本上来讲，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是从不“姑息”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国“姑息”下发展壮大的。当蒋介石大骂“国际姑息分子”时，杜鲁门没有还骂。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其《口述自传》中说：“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三十亿五千万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三十万共军，共产党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蒋介石在检讨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也表现了自责的精神。如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的演讲中说：“在今日纪念国父八十六诞辰的时候，不仅主义未行，历史垂绝，就是整个的革命基础，都将要在我们手里毁灭了。不知道大家对此一残酷的现实，曾经检讨过没有?在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功夫。”
但是，蒋介石的“反省忏悔”，常常把责己与责人、自责与自负混淆在一起。他说：“我们过去之所以失败，我固然要自愧领导无力，督率不严，应该负重大的责任，但你们大家过去不争气，不努力，尤其在同志之间，离心离德，自私自利，不肯协力互助，团结奋斗，而对于领袖的命令阳奉阴违，不能彻底实行，对于领袖的信任，表里不一，几乎无足轻重，这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亦就是我们革命的致命伤。”绕来绕去，“致命伤”还是在“你们大家”。
他还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不在于历次的战役，而在于两度的和谈。
三十五年(指1946年)的和谈，抵消了国军在东北、在华北以及在苏北的战果。三十八年(指1949年)的和谈，断送了北平和天津，敞开了长江的门户，瓦解了西北和西南的战局。”蒋介石的这一观点，曾经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述。第一次和谈，是蒋氏亲自参与的，故只能指桑骂槐地指责赫尔利、马歇尔等人。第二次和谈，是他被迫“引退”之后进行的，这恰恰成了他洗刷自己、抬高自己的借口。是故当他“复行视事”后的第一篇演讲中就说：“余自去年一月下野后，到年底为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全部沦陷，……这次下野时间最长，国家的损失最大，而本党的失败也最惨。”他说：“倘若去年年初，我不下野，无论如何想不到大陆各省会在一年之内断送干净。我下野的后果，终竟如此，殊为痛心。”蒋经国对此说得更为明白：“民国三十八年，许多人受到敌人的恶毒宣传，对我的父亲发生了误会和怀疑，一般准备投匪的动摇分子，甚至诬蔑他为‘和谈的障碍’。市虎伤人，甚于蛇蝎。我的父亲迫不得已，只好引退明志。结果，中枢无人主持，民心士气涣散，为匪所乘，驯致整个大陆沉沦。”其结论是“由此可以看到一个民族领袖的威信，对于国家安危和民族的兴衰的关系是如何的重大。”
蒋介石对国民党失败的检讨，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意义。比如他认为“当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因而他亲自指导蒋经国制订了“国民党改造方案”，并于1952年在台湾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1954年实行了土改。这是国民党在大陆从未做到的。其原因固然由于当时在大陆的执政者绝大多数系大地主家庭，在平均地权问题上不可能采取果断措施。到台湾进行土改，既不涉及自身利益，又无亲友阻挠，故得施行其道。但就领导中枢来说，不能不承认是蒋介石“亡羊补牢”的结果。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蒋介石的检讨，只是一种愤怒的宣泄，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自我洗刷与自我标榜，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和历史的总结。这种检讨并不能真正回答他们父子提出的“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国民党的改造问题，而只能误导国民党由错误走向错误。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并不是局部的、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失败，也不仅是军事上战役上的失败，而是全面的彻底的失败。这种失败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只有冷静地对待历史，冷静地对待现实，并以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态度，来判断是非曲直，才有可能得出经验教训，明白致败之由。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推翻满清封建皇朝后，相继建立的两个革命政党。两党的理想、宗旨虽有不同，但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大目标上是一致的。这两个党的相携与相悖、合作与分裂，对中国前途具有重大的影响。蒋介石的根本错误，就在于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把共产党看作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毛泽东说：“任何主义和政党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任何人的信仰，绝不是可以强制或取消的，古往今来为信仰而杀身成仁的，不可胜数。任何有社会基础和群众拥护的组织，绝不是可以强制解散和消灭的，古往今来多少革命团体在万重压迫和极端镇压下，依然存在和发展。”然而蒋介石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共产党是完全能够消灭的，是必须加以消灭的。在“清党”时他说：“中国只能有国民党，不能有共产党。……是故与共党势不两立，义无反顾。”在“围剿”时他说：“中正将出发鄂赣，督率围剿‘赤匪’。必能于最短期间清除‘匪祸’，奠安国族。”在“戡乱”时他说：“无论从国内国外哪一方面情形来观察，共党绝无不消灭之理。”他甚至宣布说：“共党一日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叛乱一日未平，则中正之职责一日未了。”这显然是以反共为其终身事业了。
国共两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促进了北伐，第二次合作促进了全面抗战。这都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两党采取的重大举措。如果说在北伐时期，共产党力量尚不够强大(当时国民党员有50万人，共产党只有5万人)，蒋介石可以欺之以方，欺之以弱的话；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已是一个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拥有纪律严明、勇敢善战的部队，在对敌斗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因而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政党。但是蒋介石无视于此，他仍坚持所谓“中国只能有国民党，不能有共产党”的观念，大谈什么“共党无不消灭之理”。因而在战后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情况下，不顾广大人民希望和平，希望能够得到休养生息的要求，撕毁了《双十协定》，悍然发动了内战。
蒋介石的这一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使美国特使马歇尔、大使司徒雷登感到惴惴不安。马歇尔的看法是：“共产党之军队及民政力量，已大至不容忽视的程度，纵使采取最残暴之方法予以毁灭，亦非纯赖军事行动所可奏效。”而蒋介石告诉马歇尔：“余相信共产党军队能于八个月至十个月期间内，全部被歼。”司徒雷登的看法是：“中国政府在目前，系以军事上之冒险行为，以应政治调整之需要。内战之延续将使国家经济日益枯竭，并使任何恢复发展经济之企图成为笑谈。”而蒋介石告诉司徒雷登：“共军将于八月底或九月初被完全消灭，或被驱入深远之区域内。”蒋介石好像是有意给美国佬露一手。
此时的蒋介石真是气壮如牛。他宣称：“天下无不可打破的计划，无不可制服的武器，无不可消灭的敌人。我平生治军作战，我的心目中就没有敌人。”他说：“无论什么人，都不配作我们革命军人的敌人。我们不作革命军人则已，作了革命军人，唯一的任务就是消灭敌人，不许敌人存在。”他说：“共军无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空虚到了极点，他尽管自我宣传，说有多少兵力，有怎样坚强的民众组织，其实完全是虚声恫吓。”他说：“敌军都是乌合之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只是虚伪欺骗，夸大宣传，玩弄些小花样，以眩惑耳目。”自负与轻敌，乃兵家之大忌。撇开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不谈，单从军事观点来讲，这种狂妄自大、唯我独尊的心态，已显示了对形势判断的根本错误。而蒋介石正是在这种自我迷信的神话中，开始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面进攻。
内战初期，解放军战略防卫，国军颇占优势，曾取得所谓“三大胜利”。一是逼迫江苏的新四军转退到山东，这使蒋介石大喜。他说：“现在第一收复区的敌人已失败北上，但一定还有不少余孽，潜伏地方。我们高级将领必须除恶务尽，不使遗留一个种子。”二是在华北攻占了张家口，这使蒋介石喜上加喜，立即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登上了“总统”的宝座，更严辞拒绝了各方面有关和谈之要求。三是在西北攻占了延安，这使蒋介石大喜过望，举行了盛大的祝捷会，并亲率文武僚属前往视察。但是以后的情况就不妙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卫转入战略反攻，接着便是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双方集结兵力125万(蒋军55万，解放军70万)，经过52天激烈战斗，蒋军损兵折将，退出东北。平律战役，双方集结兵力167万(蒋军57万，解放军100余万)，经过58天战斗，攻克天津，解放北平。淮海战投，双方集结兵力140万(蒋军80万，解放军60万)，经过65天鏖战，蒋军全线崩溃，南京政府也就岌岌可危了。
战争形势的逆转，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在战争进行的第一年，他就感到有点奇怪：“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敌军不如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切军需补给，我们也比敌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中。就实力而言，我们一定有十分把握，能将共匪消灭。可是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我们尚未把敌人消灭，这真是我们革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战争进行到第二年，蒋介石更有点惶惶然：“过去两年的戡乱，我们全体官兵牺牲奋斗，固然有若干成就。但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的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这是我们革命历史最大的污点，更是我个人最大的耻辱。”
战争进行到第三年，蒋介石已是焦头烂额，信心尽丧。他哀叹自己“忧患艰危，忍辱茹辛，在内奸外敌重重包围夹击之下，几乎无幸存之理。”不过他还是“幸存”了。他于1949年元旦发表文告，宣布“引退”，把烂摊子丢给了李宗仁。
蒋介石虽然“引退”，但是他的自大狂并未收敛，反共的豪言壮语并未消歇。就在解放军挥师渡江、攻占南京时，蒋介石对顾祝同、汤恩伯等人训示道：“渡江是军事发展的最高峰，同时就是共产党暴露的最大弱点，换言之，也就是他失败的开始。因为他已蹈日本军阀南侵陷入泥淖的覆辙，犯了日本军阀一样的错误。他这个大错的铸成，就是他自取灭亡的基因，亦就是我们最后胜利的把握。”此时此地，就是他的心腹爱将，恐怕也不会相信这种梦幻呓语了。
就这样，蒋介石以他的顽固的反共态度，把曾经是中国第一大政党的国民党，带上了穷途末路；把曾经在抗日战争中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数百万大军，引向毁灭的深渊。作为始作俑者，他有无愧疚呢？没有。当淮海战役正在激烈进行时，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杜聿明部今晨似已大半被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念不已。然每念及不愧不怍、不忧不惧之箴言，则又天君泰然矣。”数十万大军饥寒交迫，死伤遍野，而其最高统帅竟能无愧无怍，“天君泰然”，这种态度已由冷静到了冷酷的程度。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他的“天君”肯定不怎么“泰然”，但其“不愧不怍”的态度依然故我。以这种态度进行的反省、检讨、总结等，还能有什么正确的历史经验与理性思维呢？不过，当他在指责“国民不成其为国民”时，说他的反共主张“未能取信于国人”，这倒是一句大实话。民心向背，连古代一些稍有远见的帝王，也常引为警惕。而自诩为现代政治家军事家的蒋介石，竟弃民意于不顾，冒天下之大不韪，后果应该是可想而知的。
部队编制
115师 （ 343旅 、344旅 、独立团）
120师 （ 358旅、 359旅、 教导团）
129师 （ 385旅、 386旅 ）
陕甘宁留守兵团
总司令：朱德（1886-1976）、
副总司令：彭德怀（1898-1974）
参谋长：叶剑英（1897-1986）、
副参谋长：左权（1906-1942.5）、滕代远(1904-1974左权牺牲后任)、
参谋处处长：彭雪枫（1907-1944.9）
政治部主任：任弼时（1904-1950）、副主任邓小平（1904-1997）、王稼祥（1906-1974邓任129师政委后接任）
驻太原办事处主任薄一波、
西安办事处主任叶剑英（1897-1986）
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
南京办事处主任周恩来（1898-1976）
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
新疆办事处主任陈潭秋
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
115师
师长林彪（1906-1971）
副师长聂荣臻（后任政委1899-1992）
参谋长周昆（1938.2携款私自潜逃脱离八路军）
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后任政治部主任1902-1963）
副主任萧华（兼）；
343旅
旅长陈光（林离后任115师代师长1906-1954）
副旅长周建屏（1892-1938.6病逝）
政委萧华（兼1916—1985）
参谋长孙毅（1903-2003中将宁都起义）；
685团团长杨得志、
一营营长刘正、二营营长梁兴初、三营营长张国华，
686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政治处主任符竹庭；
344旅
旅长徐海东（1900-1970湖北黄陂）
副旅长兼政委黄克诚（1902-1986）
参谋长卢绍武（1906-1978少将）
687团团长韦杰、
688团团长韩先楚；
独立团
团长杨成武、副团长邓华、政治处主任罗元发（1910-中将）
120师
师长贺龙（1896-1969）
副师长萧克(1907-)
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后任政委1902-1946.7病逝.辽宁金县人）
副主任甘泗淇(后任政治部主任1903-1964上将)
参谋长周士第（1900-1979上将黄埔军校毕业）
358旅
旅长张宗逊（1908-1999上将）
副旅长李井泉（1909-1989）
参谋长姚哲（1906-1979湖南邵阳中将）
政治部主任张平化（1907-2001）；
715团
团长王尚荣（1915-2000湖北石首中将）
副团长赖星云（1984年病故）
716团
团长宋时轮（1907-1991湖南醴陵上将）
副团长贺炳炎（1913-1960湖北松滋上将）
政治处主任刘道生（1915—1995湖南茶陵中将）
359旅
359旅由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改编而成，
旅长陈伯均（1910-1974上将）
副旅长王震（1908-1993）
参谋长唐子奇(1900-1976少将)
政治部主任袁任远（1918-1986）；
717团
团长刘转连（1912-1992湖南茶陵中将）
政委晏福生（1904-1984湖南醴陵中将独臂）
参谋长欧阳家祥（1909-1980江西吉安少将）；
718团
团长黄新廷（1903-中将）
参谋长帅荣（1911-1997少将）
教导团
团长彭绍辉（1906-1978上将）、政委刘堃（1906-1981）
129师
师长刘伯承（1892-1986）
副师长徐向前（1901-1990）
政委张浩（1897-1942邓小平1938.1接任政委兼任政治部主任）
参谋长倪志亮（后李达接任1900-1965中将）
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1909-2005）；
385旅
385旅旅长王宏坤（1909-1993上将）
副旅长王维舟（1887-1970四川宣汉）
参谋长唐天际（1904-中将）、耿飙(1909-)；
769团
团长陈锡联（1915-上将）
副团长汪乃贵（1905-1991少将）
770团
团长张才千（1911-1994中将）
副团长胡奇才（1914-中将）
386旅
386旅由红31军改编，下设771团，772团，1937年9月开往晋东南地区，建立太行山区根据地。
旅长陈赓（1903-1961）
副旅长陈再道（1909-1993上将）、许世友
政委王新亭(1908-1984)
参谋长李聚奎（1904-1995上将）；
386旅参加了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等伏击战，后参加百团大战。1945年10月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纵队（第四纵队）第13旅。
771团
团长徐深吉（1910-2000中将）
副团长韩东山（1905-1986少将）
政委吴富善（1911-2003中将）
参谋长黄新友（1912-1985少将）
772团
团长叶成焕（1914-1938）
政委谢富治（1909-1972）
副团长王近山（1915-1978中将）
参谋长孙继先（1911-1990中将）
陕甘宁留守兵团
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1903-1989大将）
参谋长曹里怀（1909-中将）
政治部主任莫文骅（1910-2000中将）
留守兵团辖：第1、2、3、4、5、6、770团和保安部队。
115师 （ 343旅 、344旅 、独立团）
120师 （ 358旅、 359旅、 教导团）
129师 （ 385旅、 386旅 ）
陕甘宁留守兵团
总司令：朱德（1886-1976）、
副总司令：彭德怀（1898-1974）
参谋长：叶剑英（1897-1986）、
副参谋长：左权（1906-1942.5）、滕代远(1904-1974左权牺牲后任)、
参谋处处长：彭雪枫（1907-1944.9）
政治部主任：任弼时（1904-1950）、副主任邓小平（1904-1997）、王稼祥（1906-1974邓任129师政委后接任）
驻太原办事处主任薄一波、
西安办事处主任叶剑英（1897-1986）
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
南京办事处主任周恩来（1898-1976）
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
新疆办事处主任陈潭秋
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
115师
师长林彪（1906-1971）
副师长聂荣臻（后任政委1899-1992）
参谋长周昆（1938.2携款私自潜逃脱离八路军）
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后任政治部主任1902-1963）
副主任萧华（兼）；
343旅
旅长陈光（林离后任115师代师长1906-1954）
副旅长周建屏（1892-1938.6病逝）
政委萧华（兼1916—1985）
参谋长孙毅（1903-2003中将宁都起义）；
685团团长杨得志、
一营营长刘正、二营营长梁兴初、三营营长张国华，
686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政治处主任符竹庭；
344旅
旅长徐海东（1900-1970湖北黄陂）
副旅长兼政委黄克诚（1902-1986）
参谋长卢绍武（1906-1978少将）
687团团长韦杰、
688团团长韩先楚；
独立团
团长杨成武、副团长邓华、政治处主任罗元发（1910-中将）
120师
师长贺龙（1896-1969）
副师长萧克(1907-)
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后任政委1902-1946.7病逝.辽宁金县人）
副主任甘泗淇(后任政治部主任1903-1964上将)
参谋长周士第（1900-1979上将黄埔军校毕业）
358旅
旅长张宗逊（1908-1999上将）
副旅长李井泉（1909-1989）
参谋长姚哲（1906-1979湖南邵阳中将）
政治部主任张平化（1907-2001）；
715团
团长王尚荣（1915-2000湖北石首中将）
副团长赖星云（1984年病故）
716团
团长宋时轮（1907-1991湖南醴陵上将）
副团长贺炳炎（1913-1960湖北松滋上将）
政治处主任刘道生（1915—1995湖南茶陵中将）
359旅
359旅由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改编而成，
旅长陈伯均（1910-1974上将）
副旅长王震（1908-1993）
参谋长唐子奇(1900-1976少将)
政治部主任袁任远（1918-1986）；
717团
团长刘转连（1912-1992湖南茶陵中将）
政委晏福生（1904-1984湖南醴陵中将独臂）
参谋长欧阳家祥（1909-1980江西吉安少将）；
718团
团长黄新廷（1903-中将）
参谋长帅荣（1911-1997少将）
教导团
团长彭绍辉（1906-1978上将）、政委刘堃（1906-1981）
129师
师长刘伯承（1892-1986）
副师长徐向前（1901-1990）
政委张浩（1897-1942邓小平1938.1接任政委兼任政治部主任）
参谋长倪志亮（后李达接任1900-1965中将）
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1909-2005）；
385旅
385旅旅长王宏坤（1909-1993上将）
副旅长王维舟（1887-1970四川宣汉）
参谋长唐天际（1904-中将）、耿飙(1909-)；
769团
团长陈锡联（1915-上将）
副团长汪乃贵（1905-1991少将）
770团
团长张才千（1911-1994中将）
副团长胡奇才（1914-中将）
386旅
386旅由红31军改编，下设771团，772团，1937年9月开往晋东南地区，建立太行山区根据地。
旅长陈赓（1903-1961）
副旅长陈再道（1909-1993上将）、许世友
政委王新亭(1908-1984)
参谋长李聚奎（1904-1995上将）；
386旅参加了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等伏击战，后参加百团大战。1945年10月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纵队（第四纵队）第13旅。
771团
团长徐深吉（1910-2000中将）
副团长韩东山（1905-1986少将）
政委吴富善（1911-2003中将）
参谋长黄新友（1912-1985少将）
772团
团长叶成焕（1914-1938）
政委谢富治（1909-1972）
副团长王近山（1915-1978中将）
参谋长孙继先（1911-1990中将）
陕甘宁留守兵团
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1903-1989大将）
参谋长曹里怀（1909-中将）
政治部主任莫文骅（1910-2000中将）
留守兵团辖：第1、2、3、4、5、6、770团和保安部队。
震惊日本:"日本"国名原来是大唐皇帝所赐(组图) 新京报
提要：陕西发现的井真成墓志开启中日交往史千年之门，日本朝野为之震动
8月24日，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在东京展出时，日本天皇亲临参观。这方墓志在西安发现后，引发了中日双方对遣唐使和墓志主人井真成的研究热潮。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已有明确认识，但这方墓志则传达出更为复杂深远的历史情感：它再次证实了日本国号与中国的渊源，还表达了当时的唐朝天子对一名日本遣唐使者的个人情谊。
更多的学者借着这方墓志的缘由，重新审视了千年来的中日交往史。
这是块不同寻常的石头。盖为青石，底是白石，近方形，上有楷书刻字。
当贾麦明用软毛笔刷净石头上的土，看清上面的字时，手开始不停地颤抖。石盖刻有“国号日本”字样，底座上则有开元年号。“我当场就断定这是一个日本遣唐使的墓志。”
作为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贾麦明偶然中征集到的这块石头，在随后的研究中被证明为迄今发现的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
墓志面世在日本引起的轰动让贾麦明惊奇：在这位遣唐使的故乡藤井寺市里，成立了相关的研究会，发行了关于他的纪念邮票，并打算用他作为这座城市的形象。2005年8月24日，墓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时，日本天皇亲临参观。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已有明确认识，木宫泰彦在《中日交通史》中说：“日本中古之制度，人皆以为多系日本自创，然一检唐史，则知多模仿唐制也。”
然而这块石头所传递出来的历史情感要复杂得多。这方墓志除了再次证实了日本国号为中国所赐，还表达了当时的唐朝天子对一名日本遣唐使者的个人情谊。
更多的学者借着这方墓志的缘由，重新审视了千年来的中日交往史。
少年“才称天纵”
李白的挚友阿倍仲麻吕，回国后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备和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长冈等人，和井真成同时入唐。这些赫赫名声的人，都还只是群十八九岁的孩子。
1200多年前，难波港(今日本大阪)内一派热闹的景象，又一支准备渡海前往中国的使团船队要出发了。四只巨大的木制帆船依次排列着，每只船上都能载一百多人，船舷和桅杆上彩带飘扬。日本天皇举行宴会，作歌送行。
侍臣们唱起天皇写的送行诗：
希望你们渡大海如平地，
居船上如坐床，
四船联翩，
不日平安归航！
这方墓志的主人当时就坐在其中一艘巨船中，被祥和、悠长的祝愿声围裹着，离开港口，驶向苍茫大海。他的名字叫做井真成。
离开故乡之时，井真成多大年纪，墓志上的文字并无记载，只写道，公元734年，这位才能出众的遣唐使，因病死于长安，享年36岁。
《新唐书》记载，在公元717年和公元733年各有一批遣唐使从日本出发。如果是在733年出海，井真成已35岁。日本奈良大学文学部教授东野治之认为可能性不大。
在日本的遣唐使团中，除了学问僧外还有两种人，一种是年轻的留学生，年龄一般十八九岁，他们将在中国学习二三十年后，才被允许重回日本。另一种是请益生，他们的年龄较大，只在中国住1年。
“作为三十过半的请益生，很难想象在日本没有一官半职。官员入唐后，其称呼会在墓志上被保留。”而井真成的墓志上并未记录他生前的官职，东野治之说，因此，基本可以断定，井真成应当是在717年入唐，正好19岁。
这是日本第九次派遣遣唐使入唐，500多人挤在4艘大船里。这些年轻的留学生都是日本中层官僚的子女，而且还要经过严格挑选，必须学识、样貌都需要达到才俊的标准才能入唐。
井真成在这方墓志上被形容为“才称天纵”。
巨船之上，还有日后成为李白挚友的阿倍仲麻吕，回国后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备和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长冈等人，他们和井真成同时入唐。当时，这些在中日两国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名声的人，都还只是群十八九岁的孩子。
岛国的姿态
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篆刻井真成墓志铭的志石，周长约39厘米，上面仅有117字，在面世数月后，却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级历史资料”。
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对于这个太平洋上的岛国，中国早在秦汉即有记载，但史籍中多称为“倭国”。而在唐初之前，日本虽多次向中国遣使，但其态度和目的却和后来大为不同。
“从隋朝到唐朝初期，日本对华遣使时多为政治目的，而且带着一种骄傲态度，甚至是傲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王小甫说。
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到中国递交的国书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王小甫认为，“那些国书中充分表露出，这个岛国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心态。”
甚至在唐初的公元660年，日本遣使向唐朝皇帝提出要求一些小国“每岁入贡本国之朝”，以显示自己是和中国一样使夷狄臣服的大国。王小甫认为，这一态度反映了日本对当时中国国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认识不足。
井真成入唐时，日本对唐朝文化的认识已经发生改观。这与一次发生在朝鲜半岛附近的战争有关。
公元663年，日本试图帮助被唐朝吞灭的百济复国，而在白村江口和唐军大战。遭遇彻底失败后，日本发现了和中国的距离。
在朝鲜半岛附近，唐水军首先到达白村江口。之后，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村江，两军遭遇。当时，日本水兵万余，有1000多艘战船，而大唐水军仅有 7000余人，170艘战船。虽在人、船数量上相差悬殊，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最终，“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日本学者森公章在近作《“白村江”之后》里说，“白江战败以后产生的这种冲击余波，如同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一样，可以说是一个举国奔走引进‘敌国’国家体制和文化的时期。”
自此以后，日本遣唐使到中国来只是倾力学习唐朝文化，不再向朝廷要求册封，甚至甘心于等同“蕃国”，其国策也由过去的地区政治进取转向了内敛、和平、发展的方向。
就是在这个时期，年轻的井真成出海，踏上了“衔命远邦，驰骋上国”的路途。
同在巨船之上的，还有诸多日本工匠，他们是去唐朝学习制造工艺的。认识到差距之后，日本开始迅速转向，从制造、建筑到典章制度，全面向中国学习。
盛唐气象
研究遣唐使的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说，他完全能想象，作为一位来自遥远岛国的使者，在面对长安城的奇异景观时，内心是如何震撼。
在海上漂泊近3个月后，井真成到达宁波。按照惯例，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地人民隆重地接待遣唐使，政府则会把他们一路护送至首都长安。
公元713年到公元756年，正是唐玄宗治世的开元-天宝年间，也是盛唐时代中的鼎盛时期。唐玄宗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实行了与过去不同的政策。长安城到处洋溢着一种空前未有的生气。
研究遣唐使的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说，他完全能想象，作为一位来自遥远岛国的使者，在面对长安城的奇异景观时，内心是如何震撼。那时，整个城市里流动着含黄土高原风沙的干燥空气，街道上漂浮着特殊的内陆泥土气息。
这座城池的建筑规模之大让人震惊。经对唐长安城遗址实测，它面积约有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面积的9.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
这位日本少年进入城后，很快被淹没于人海中。妹尾达彦说，当时长安城的多样性居民构成和居民人数庞大的大都市能量在日本是根本见不到的。
唐长安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市。世界西方和东方的商业、文化都在这里交流、汇集。
据《唐六典》记载，当时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在公元679年，波斯王子泥俚斯自长安归国，统率的部属就多达数千人。长安的那些著名佛寺中如兴善寺、慈恩寺、青龙寺、香积寺等，都居住着外国高僧。
接待日本遣唐使等外国使节的鸿胪寺及用于会客和寄宿设施鸿胪馆，都建在皇城南边的一片广大地区上。它们离皇城南门的朱雀门不远，据说这样设计为了方便访问京城的外国使节，同时也有避免使其与其他官员接触，防止泄漏政治机密的用意。
出皇城的朱雀门后沿大街向东走一公里，就是留学生学习的国立学校———国子监，遣唐使一行渴望拜谒的孔子庙(文庙)就建在国子监院内。
妹尾达彦说，“可以说，在井真成的那座小小的坟墓中，浓缩了那个时期的长安的政治状况和城市文化状况”。
千年前的“国际学校”
作为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
在中国的学习，给井真成带来了新的面貌。铭文中称赞这位年轻人在“踏礼乐，袭衣冠”之后，“束带立朝，难与俦矣”———如果穿上官服站立于朝廷，气度无人能比。
作为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唐玄宗命国子监的四门助教赵玄默教授这些留学生们的功课。唐朝国子监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各学招生对象不同。
井真成究竟在哪一个学部学习，这还是个谜团。只知道他的同行者阿倍仲麻吕是在“太学”中学习。
依据《唐六典》，进入哪一个学部要看家庭出身背景。国子学和太学的学生，父母的官衔一般要在三品、五品以上。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王勇推断，阿倍仲麻吕得以进入太学，大概是因为他父亲在日本为朝中高官。而井真成和下道真备的出身相对较为低微，最多只能进入四门学。
1200多年前，这些高等学府就像一个个国际学校，东、西方的留学生都混杂在一起学习。阿倍仲麻吕苦学五、六年后，竟在与中国学生一起参加的考试中得中进士。唐玄宗赐名晁衡，并让他担任皇帝侍从官的左补阙。
阿倍仲麻吕终身在中国为官，他和李白、王维来往密切，彼此经常写诗唱和，73岁在长安逝世。
下道真备则在中国住了17年，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深通五经三史、历算、刑律、军制等诸艺。他回国时携带中国典籍1700多部。在日本，他受到圣武天皇的器重，官至右大臣。
由于历史记载太少，井真成的经历就显得模糊而无法辨认了。通过墓志上的记载，只知他“强学不倦”，10多年来一直在追求学问。
影响日本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痕迹处处可见。从汉字、围棋到饮茶，自传入日本，长期发展已成常人习惯。
学业有成的井真成并未来得及衣锦还乡，就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墓志铭称，井真成 “问道未终……以开元廿二年正月廿日，乃终于官弟”。
此时，他的大多同伴陆续返回日本。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任命中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发芽”。
井真成也想回国，从墓志铭文“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可看出，他心中一直想念着故国。
对这位天资聪慧却英年早逝的日本遣唐使，中国皇帝有着异常深厚的情感。铭文记载，在听闻井真成忽然得病去逝的消息后，“皇上(哀)伤”，并追奉他官职，以官礼下葬。
而且，追奉他的官职也耐人寻味，“尚衣奉御”，即专职为皇帝管理衣物。这个官职虽无实权，但也官至五品。而且历史上，担任尚衣奉御一职，多为皇亲国戚，或深得皇上宠爱、信赖的人。井真成得此厚封，足见他深得玄宗皇帝的赏识和信任，也证明中国对日本遣唐使的真挚与友好。
出身法律世家的大和长冈，入唐后潜心学习唐律，回国后曾与下道真备共同删定律令二十四条。膳大丘在唐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被任命为日本大学寮助教，他向天皇奏请尊孔获准，推动了日本儒学的发展。营原娓成入唐学医，回国后被任命为针博士，对日本的医学发展极有贡献。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痕迹处处可见。从汉字、围棋到饮茶，自传入日本，长期发展已成常人习惯。日本平安朝时书界有名的“三笔”，即空海、桔逸势、嵯峨天皇三人，其中两名都曾到中国留学。
美术史家伊势专一郎说：“日本一切文化皆从中国舶来，其绘画也由中国分支而成长，有如支流小川对本流江河。”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卤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更多谜底等待揭晓
“几十个待解之谜堆积在心头，几个月内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依然没有足够的证据给出一个惟一的答案。”
虽然在学者的反复追寻中，这位遣唐使的面貌渐渐清晰，但围绕墓志仍有许多不解之谜：
井真成这个名字是他来大唐后的取的汉名还是本来日本名的简称？
墓志上的文字是谁书写的？是井真成的日本同学还是大唐专门负责料理留学生丧葬的官方机构？为什么这方墓志的底座和盖子不是同样颜色的石料？
既然“尚衣奉御”的官衔是井真成去世后追赠的，那井真成生前有无做官？做的是什么官？
井真成去世前，已在大唐度过17个春秋，是否已经结婚？倘若结婚，能否找到他的后裔？
“几十个待解之谜堆积在我的心头，几个月内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依然没有足够的证据给出一个惟一的答案，”贾麦明说，这是因为墓志铭的发现不是考古所得，无法从墓地实物挖掘中获得更多线索。
这块石头的面世，纯粹源于偶然。
2004年3月底的一个星期天，贾麦明在西安八仙庵古玩市场听到一个摆摊人说，他在东郊捡了两方合在一起的石头，盖是青石，底是白石，上有开元和日本的字迹。
贾麦明当时的感觉是心头一惊，他马上说，我要了。三天后，他用不到一千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块墓志铭。
贾麦明事后曾专门找到摆摊人捡到墓志铭的地方，但这里已经是一个楼房林立的住宅小区，要做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已是不可能了。
尽管如此，这方惟一的遣唐使墓志还是在日本学术界和民间掀起了热潮。
2004年10月11日，朝日新闻头版头条刊发了《逝于中国长安的遣唐使井真成是井上氏还是葛井氏》的报道，一时引起很大轰动。其记者渡边延志在接受西安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这个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当时日本作为一个偏僻的岛国，能够得到大唐的承认，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2005年1月28日至29日，由朝日新闻社、日本专修大学和中国西北大学共同举办的井真成研讨会在东京朝日新闻社召开。参加该会的王维坤教授回忆，那一天，中国学者从早上10：30讲到下午7：30，台下一直座无虚席。而下场后很多日本民众围着他签名，使他“突然觉得自己不是学者倒像是明星”。
“遣唐留学生的墓志是一把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它为中日关系史新添了一段深情的佳话。”一位日本参观者在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留言册上留下这么一句话。
提要：陕西发现的井真成墓志开启中日交往史千年之门，日本朝野为之震动
8月24日，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在东京展出时，日本天皇亲临参观。这方墓志在西安发现后，引发了中日双方对遣唐使和墓志主人井真成的研究热潮。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已有明确认识，但这方墓志则传达出更为复杂深远的历史情感：它再次证实了日本国号与中国的渊源，还表达了当时的唐朝天子对一名日本遣唐使者的个人情谊。
更多的学者借着这方墓志的缘由，重新审视了千年来的中日交往史。
这是块不同寻常的石头。盖为青石，底是白石，近方形，上有楷书刻字。
当贾麦明用软毛笔刷净石头上的土，看清上面的字时，手开始不停地颤抖。石盖刻有“国号日本”字样，底座上则有开元年号。“我当场就断定这是一个日本遣唐使的墓志。”
作为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贾麦明偶然中征集到的这块石头，在随后的研究中被证明为迄今发现的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
墓志面世在日本引起的轰动让贾麦明惊奇：在这位遣唐使的故乡藤井寺市里，成立了相关的研究会，发行了关于他的纪念邮票，并打算用他作为这座城市的形象。2005年8月24日，墓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时，日本天皇亲临参观。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已有明确认识，木宫泰彦在《中日交通史》中说：“日本中古之制度，人皆以为多系日本自创，然一检唐史，则知多模仿唐制也。”
然而这块石头所传递出来的历史情感要复杂得多。这方墓志除了再次证实了日本国号为中国所赐，还表达了当时的唐朝天子对一名日本遣唐使者的个人情谊。
更多的学者借着这方墓志的缘由，重新审视了千年来的中日交往史。
少年“才称天纵”
李白的挚友阿倍仲麻吕，回国后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备和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长冈等人，和井真成同时入唐。这些赫赫名声的人，都还只是群十八九岁的孩子。
1200多年前，难波港(今日本大阪)内一派热闹的景象，又一支准备渡海前往中国的使团船队要出发了。四只巨大的木制帆船依次排列着，每只船上都能载一百多人，船舷和桅杆上彩带飘扬。日本天皇举行宴会，作歌送行。
侍臣们唱起天皇写的送行诗：
希望你们渡大海如平地，
居船上如坐床，
四船联翩，
不日平安归航！
这方墓志的主人当时就坐在其中一艘巨船中，被祥和、悠长的祝愿声围裹着，离开港口，驶向苍茫大海。他的名字叫做井真成。
离开故乡之时，井真成多大年纪，墓志上的文字并无记载，只写道，公元734年，这位才能出众的遣唐使，因病死于长安，享年36岁。
《新唐书》记载，在公元717年和公元733年各有一批遣唐使从日本出发。如果是在733年出海，井真成已35岁。日本奈良大学文学部教授东野治之认为可能性不大。
在日本的遣唐使团中，除了学问僧外还有两种人，一种是年轻的留学生，年龄一般十八九岁，他们将在中国学习二三十年后，才被允许重回日本。另一种是请益生，他们的年龄较大，只在中国住1年。
“作为三十过半的请益生，很难想象在日本没有一官半职。官员入唐后，其称呼会在墓志上被保留。”而井真成的墓志上并未记录他生前的官职，东野治之说，因此，基本可以断定，井真成应当是在717年入唐，正好19岁。
这是日本第九次派遣遣唐使入唐，500多人挤在4艘大船里。这些年轻的留学生都是日本中层官僚的子女，而且还要经过严格挑选，必须学识、样貌都需要达到才俊的标准才能入唐。
井真成在这方墓志上被形容为“才称天纵”。
巨船之上，还有日后成为李白挚友的阿倍仲麻吕，回国后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备和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长冈等人，他们和井真成同时入唐。当时，这些在中日两国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名声的人，都还只是群十八九岁的孩子。
岛国的姿态
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篆刻井真成墓志铭的志石，周长约39厘米，上面仅有117字，在面世数月后，却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级历史资料”。
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对于这个太平洋上的岛国，中国早在秦汉即有记载，但史籍中多称为“倭国”。而在唐初之前，日本虽多次向中国遣使，但其态度和目的却和后来大为不同。
“从隋朝到唐朝初期，日本对华遣使时多为政治目的，而且带着一种骄傲态度，甚至是傲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王小甫说。
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到中国递交的国书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王小甫认为，“那些国书中充分表露出，这个岛国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心态。”
甚至在唐初的公元660年，日本遣使向唐朝皇帝提出要求一些小国“每岁入贡本国之朝”，以显示自己是和中国一样使夷狄臣服的大国。王小甫认为，这一态度反映了日本对当时中国国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认识不足。
井真成入唐时，日本对唐朝文化的认识已经发生改观。这与一次发生在朝鲜半岛附近的战争有关。
公元663年，日本试图帮助被唐朝吞灭的百济复国，而在白村江口和唐军大战。遭遇彻底失败后，日本发现了和中国的距离。
在朝鲜半岛附近，唐水军首先到达白村江口。之后，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村江，两军遭遇。当时，日本水兵万余，有1000多艘战船，而大唐水军仅有 7000余人，170艘战船。虽在人、船数量上相差悬殊，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最终，“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日本学者森公章在近作《“白村江”之后》里说，“白江战败以后产生的这种冲击余波，如同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一样，可以说是一个举国奔走引进‘敌国’国家体制和文化的时期。”
自此以后，日本遣唐使到中国来只是倾力学习唐朝文化，不再向朝廷要求册封，甚至甘心于等同“蕃国”，其国策也由过去的地区政治进取转向了内敛、和平、发展的方向。
就是在这个时期，年轻的井真成出海，踏上了“衔命远邦，驰骋上国”的路途。
同在巨船之上的，还有诸多日本工匠，他们是去唐朝学习制造工艺的。认识到差距之后，日本开始迅速转向，从制造、建筑到典章制度，全面向中国学习。
盛唐气象
研究遣唐使的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说，他完全能想象，作为一位来自遥远岛国的使者，在面对长安城的奇异景观时，内心是如何震撼。
在海上漂泊近3个月后，井真成到达宁波。按照惯例，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地人民隆重地接待遣唐使，政府则会把他们一路护送至首都长安。
公元713年到公元756年，正是唐玄宗治世的开元-天宝年间，也是盛唐时代中的鼎盛时期。唐玄宗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实行了与过去不同的政策。长安城到处洋溢着一种空前未有的生气。
研究遣唐使的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说，他完全能想象，作为一位来自遥远岛国的使者，在面对长安城的奇异景观时，内心是如何震撼。那时，整个城市里流动着含黄土高原风沙的干燥空气，街道上漂浮着特殊的内陆泥土气息。
这座城池的建筑规模之大让人震惊。经对唐长安城遗址实测，它面积约有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面积的9.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
这位日本少年进入城后，很快被淹没于人海中。妹尾达彦说，当时长安城的多样性居民构成和居民人数庞大的大都市能量在日本是根本见不到的。
唐长安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市。世界西方和东方的商业、文化都在这里交流、汇集。
据《唐六典》记载，当时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在公元679年，波斯王子泥俚斯自长安归国，统率的部属就多达数千人。长安的那些著名佛寺中如兴善寺、慈恩寺、青龙寺、香积寺等，都居住着外国高僧。
接待日本遣唐使等外国使节的鸿胪寺及用于会客和寄宿设施鸿胪馆，都建在皇城南边的一片广大地区上。它们离皇城南门的朱雀门不远，据说这样设计为了方便访问京城的外国使节，同时也有避免使其与其他官员接触，防止泄漏政治机密的用意。
出皇城的朱雀门后沿大街向东走一公里，就是留学生学习的国立学校———国子监，遣唐使一行渴望拜谒的孔子庙(文庙)就建在国子监院内。
妹尾达彦说，“可以说，在井真成的那座小小的坟墓中，浓缩了那个时期的长安的政治状况和城市文化状况”。
千年前的“国际学校”
作为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
在中国的学习，给井真成带来了新的面貌。铭文中称赞这位年轻人在“踏礼乐，袭衣冠”之后，“束带立朝，难与俦矣”———如果穿上官服站立于朝廷，气度无人能比。
作为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唐玄宗命国子监的四门助教赵玄默教授这些留学生们的功课。唐朝国子监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各学招生对象不同。
井真成究竟在哪一个学部学习，这还是个谜团。只知道他的同行者阿倍仲麻吕是在“太学”中学习。
依据《唐六典》，进入哪一个学部要看家庭出身背景。国子学和太学的学生，父母的官衔一般要在三品、五品以上。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王勇推断，阿倍仲麻吕得以进入太学，大概是因为他父亲在日本为朝中高官。而井真成和下道真备的出身相对较为低微，最多只能进入四门学。
1200多年前，这些高等学府就像一个个国际学校，东、西方的留学生都混杂在一起学习。阿倍仲麻吕苦学五、六年后，竟在与中国学生一起参加的考试中得中进士。唐玄宗赐名晁衡，并让他担任皇帝侍从官的左补阙。
阿倍仲麻吕终身在中国为官，他和李白、王维来往密切，彼此经常写诗唱和，73岁在长安逝世。
下道真备则在中国住了17年，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深通五经三史、历算、刑律、军制等诸艺。他回国时携带中国典籍1700多部。在日本，他受到圣武天皇的器重，官至右大臣。
由于历史记载太少，井真成的经历就显得模糊而无法辨认了。通过墓志上的记载，只知他“强学不倦”，10多年来一直在追求学问。
影响日本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痕迹处处可见。从汉字、围棋到饮茶，自传入日本，长期发展已成常人习惯。
学业有成的井真成并未来得及衣锦还乡，就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墓志铭称，井真成 “问道未终……以开元廿二年正月廿日，乃终于官弟”。
此时，他的大多同伴陆续返回日本。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任命中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发芽”。
井真成也想回国，从墓志铭文“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可看出，他心中一直想念着故国。
对这位天资聪慧却英年早逝的日本遣唐使，中国皇帝有着异常深厚的情感。铭文记载，在听闻井真成忽然得病去逝的消息后，“皇上(哀)伤”，并追奉他官职，以官礼下葬。
而且，追奉他的官职也耐人寻味，“尚衣奉御”，即专职为皇帝管理衣物。这个官职虽无实权，但也官至五品。而且历史上，担任尚衣奉御一职，多为皇亲国戚，或深得皇上宠爱、信赖的人。井真成得此厚封，足见他深得玄宗皇帝的赏识和信任，也证明中国对日本遣唐使的真挚与友好。
出身法律世家的大和长冈，入唐后潜心学习唐律，回国后曾与下道真备共同删定律令二十四条。膳大丘在唐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被任命为日本大学寮助教，他向天皇奏请尊孔获准，推动了日本儒学的发展。营原娓成入唐学医，回国后被任命为针博士，对日本的医学发展极有贡献。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痕迹处处可见。从汉字、围棋到饮茶，自传入日本，长期发展已成常人习惯。日本平安朝时书界有名的“三笔”，即空海、桔逸势、嵯峨天皇三人，其中两名都曾到中国留学。
美术史家伊势专一郎说：“日本一切文化皆从中国舶来，其绘画也由中国分支而成长，有如支流小川对本流江河。”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卤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更多谜底等待揭晓
“几十个待解之谜堆积在心头，几个月内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依然没有足够的证据给出一个惟一的答案。”
虽然在学者的反复追寻中，这位遣唐使的面貌渐渐清晰，但围绕墓志仍有许多不解之谜：
井真成这个名字是他来大唐后的取的汉名还是本来日本名的简称？
墓志上的文字是谁书写的？是井真成的日本同学还是大唐专门负责料理留学生丧葬的官方机构？为什么这方墓志的底座和盖子不是同样颜色的石料？
既然“尚衣奉御”的官衔是井真成去世后追赠的，那井真成生前有无做官？做的是什么官？
井真成去世前，已在大唐度过17个春秋，是否已经结婚？倘若结婚，能否找到他的后裔？
“几十个待解之谜堆积在我的心头，几个月内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依然没有足够的证据给出一个惟一的答案，”贾麦明说，这是因为墓志铭的发现不是考古所得，无法从墓地实物挖掘中获得更多线索。
这块石头的面世，纯粹源于偶然。
2004年3月底的一个星期天，贾麦明在西安八仙庵古玩市场听到一个摆摊人说，他在东郊捡了两方合在一起的石头，盖是青石，底是白石，上有开元和日本的字迹。
贾麦明当时的感觉是心头一惊，他马上说，我要了。三天后，他用不到一千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块墓志铭。
贾麦明事后曾专门找到摆摊人捡到墓志铭的地方，但这里已经是一个楼房林立的住宅小区，要做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已是不可能了。
尽管如此，这方惟一的遣唐使墓志还是在日本学术界和民间掀起了热潮。
2004年10月11日，朝日新闻头版头条刊发了《逝于中国长安的遣唐使井真成是井上氏还是葛井氏》的报道，一时引起很大轰动。其记者渡边延志在接受西安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这个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当时日本作为一个偏僻的岛国，能够得到大唐的承认，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2005年1月28日至29日，由朝日新闻社、日本专修大学和中国西北大学共同举办的井真成研讨会在东京朝日新闻社召开。参加该会的王维坤教授回忆，那一天，中国学者从早上10：30讲到下午7：30，台下一直座无虚席。而下场后很多日本民众围着他签名，使他“突然觉得自己不是学者倒像是明星”。
“遣唐留学生的墓志是一把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它为中日关系史新添了一段深情的佳话。”一位日本参观者在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留言册上留下这么一句话。
中国古代史王朝，三皇和五帝不计，大致有如下：
中国朝代十个阶段，33朝
（一）三代：1夏，2商，3周
（二）秦汉：4秦，5两汉，6新 （匈奴属部落，不计入王朝）
（三）三国：7魏，8蜀，9吴
（四）五胡入中华：10两晋（11慕容燕，12前秦，13高句丽）（16国中的其他昙花一现不计）
（五）第一南北朝：14拓拔元魏，15柔然，16宋，17齐，18梁，19陈，20突厥，21北齐，22北周
（六）隋唐：23隋，24唐
（七）残唐：25五代十国（半个世界只做一朝）
（八）第二次南北朝：26辽，27两宋，28西夏，29金，30西辽
（九）元朝：31蒙古——元——北元
（十）明清：32明 ，33清
我们如果讨论中国历史十强朝代，只从以上33朝里选择，
首先，能够入选的必须是相对大统一王朝，可入选者为4秦，5两汉，6新，10两晋，23隋，24唐 ，31元，32明 ，33清 计9个，但是新朝时间极短并不强盛，属于两汉间的插曲，故暂可取者8个。
其次，三代中周传国800年有余，奠定华夏功不可没，也可入选。
第三，分裂小朝廷按历史作用价值，可入选者有7魏（综合国力蜀吴不及魏），12前秦（统一北方，相对11慕容燕没有统一北方：13高句丽偏居海东，强大时偏偏遇上隋唐），14拓拔元魏（鲜卑汉化，北朝其他朝廷相对是他的延续），16南朝宋（南朝唯一强盛时期），26辽（二次南北朝强国，西辽是他的延续），27两宋（官方经济文化发达），共有6个，与相对统一的后位晋对比。
最后10强结果是——
1，唐朝
2，元朝
3，汉朝
4，清朝
5，隋朝
6，秦朝
7，明朝
8，北魏
9，三国魏
10，宋朝
中国朝代十个阶段，33朝
（一）三代：1夏，2商，3周
（二）秦汉：4秦，5两汉，6新 （匈奴属部落，不计入王朝）
（三）三国：7魏，8蜀，9吴
（四）五胡入中华：10两晋（11慕容燕，12前秦，13高句丽）（16国中的其他昙花一现不计）
（五）第一南北朝：14拓拔元魏，15柔然，16宋，17齐，18梁，19陈，20突厥，21北齐，22北周
（六）隋唐：23隋，24唐
（七）残唐：25五代十国（半个世界只做一朝）
（八）第二次南北朝：26辽，27两宋，28西夏，29金，30西辽
（九）元朝：31蒙古——元——北元
（十）明清：32明 ，33清
我们如果讨论中国历史十强朝代，只从以上33朝里选择，
首先，能够入选的必须是相对大统一王朝，可入选者为4秦，5两汉，6新，10两晋，23隋，24唐 ，31元，32明 ，33清 计9个，但是新朝时间极短并不强盛，属于两汉间的插曲，故暂可取者8个。
其次，三代中周传国800年有余，奠定华夏功不可没，也可入选。
第三，分裂小朝廷按历史作用价值，可入选者有7魏（综合国力蜀吴不及魏），12前秦（统一北方，相对11慕容燕没有统一北方：13高句丽偏居海东，强大时偏偏遇上隋唐），14拓拔元魏（鲜卑汉化，北朝其他朝廷相对是他的延续），16南朝宋（南朝唯一强盛时期），26辽（二次南北朝强国，西辽是他的延续），27两宋（官方经济文化发达），共有6个，与相对统一的后位晋对比。
最后10强结果是——
1，唐朝
2，元朝
3，汉朝
4，清朝
5，隋朝
6，秦朝
7，明朝
8，北魏
9，三国魏
10，宋朝
兵家泰斗问谁属？如果用这样的题目设问，相信会有多种回答。譬如有人立马就会举出拿破仑、朱可夫、蒙哥马利、隆美尔、古德里安、巴顿……等等，这些人，都是著名的战争统帅，从战争实践的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同时代兵家中的皎皎者。
可能还有人会举出卡尔?克劳塞维茨、利德尔?哈特、约翰?弗里、德里克?富勒、安?薄富尔、安托万?约米尼……等等，这些人，都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从战争理论的层次上来说，他们都是他们所处时代军事思想的先驱。
然而，泰斗级的兵家，应该是战略级别和谋略层次的战争艺术的全能大师。很荣幸，这样的兵家泰斗，不多，出自我们的国度就有两位，而且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古有孙武子，今有毛泽东。
孙武子，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其《孙子兵法》是世界上刊印最多的兵书，也是影响最为持久的兵书，甚至在象发生最近的海湾战争，你也能从多国部队的军人们手中发现这本两千多年前的兵书。
孙子的遗憾是其战争实践活动不多，不光是无法与现如今的军事大家们相比，就是与他同时代的将帅相比，他的军事实践活动在排行榜上的位置也不会太靠前。
那么毛泽东呢？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毛泽东是世界全能冠军级的兵家泰斗。毛泽东是集战略家、军事理论家和统帅于一身的战争艺术大师，也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经历冲突类型最多而又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统帅。他从千余人的农民队伍起家，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直到成为数百万大军的统帅。他平生直接或间接指挥了四百多个堪称经典的战役和战斗，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军事著作和军事文电，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以人民战争为主体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对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指挥他一手创立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人民军队，与内外敌人作战二十余年――包括日本军队、美国军队这样非常强悍的军队，歼灭敌军千余万人；他领导他一直都处在弱者地位的国家和人民，一直都在战胜处于强者地位的敌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象他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一样，在连续22年的严酷战争中，都是在劣势的情况与强大的敌人作斗争而最终能立于不败之地。
试问这还不叫奇迹的话世界上还有什么可称作奇迹呢？
有人读了几本洋人的书，每每言必称巴顿。事实上，巴顿整个一生的作战经历不超过3年，而毛泽东麾下的我人民解放军授衔时的千员战将，哪个不是15年以上的作战经历？从土地革命战争参加革命的红军将领，一生作战已不能用“身经百战”来形容，而是货真价实的“身经千战”――据已故肖锋少将留下的日记所载，他平生作战1365次。这，大概可以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而且，肖锋将军肯定不是我军将领中作战纪录最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几千个“巴顿”。而纵观第二次大战中美英苏等强国军队和将领的表演，除了在战争强度上胜我一筹外，无论从战略的远视，谋略的高明，斗争的复杂等方面，都不能与毛泽东所指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相提并论。艾森豪威尔、朱可夫等著名统帅都是其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的保障之下去指导战争的。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之，非善之善者也”，这不则简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他一切本钱都要自己凑，要边凑本钱边打仗，这才是高明之中最高明的。
毛泽东这样的兵家泰斗，古今中外，谁人能匹？我们身为中国人，为能在我们的国度产生这样的兵家泰斗而骄傲和自豪。令人难已理解的是，有人不光睁着眼睛看不到我们民族的英雄和伟人，还跟着别人瞎起哄去抵毁他、贬损他，这的确是非常可悲的。
不过这样的人之所以让某些对中华民族不怀好意的美国人觉得还有作用，恰恰说明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所创立的新中国在他们心目中那种举足轻重的份量?试想，如果中国还是50年前那种萎糜的形象，他用得着费那么大神来说三道四吗？还用得着祭起中情局与李志绥这等角色来炮制所谓“私人医生”的天方夜谭吗？
毛泽东，为病弱古国振军威，让一个趴在地下任人宰割的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历史功绩谁人能匹？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专门为弱者提供的战胜强者的思想武器，在二十世纪所有统帅中，就指挥战争的时间之漫长，规模之浩大，情况之复杂，内容之丰富，条件之艰苦而言，毛泽东都是首屈一指的。西方军界公认的兵家泰斗拿破仑，一生从事战争二十余年，从一个炮兵少尉直到法兰西皇帝，指挥过60 个战役，其中有少数是以少胜多的，其对手也很少有超过自己一倍以上的力量。而且，拿破仑自己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有流传下来的几百条语录。如果与毛泽东相比，那就只能是“稍逊风骚”了。笔者斗胆妄言，就凭毛泽东成名之作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也足以让拿破仑叹为观止，狠狠地嫉妒一回了。是高明中最高明的！而毛泽东的条件
你看从天安门前走过的共军部队，拿的是什么家伙？日本家伙，美国家伙！――那可都是蒋先生送的。连刚穿上军装的共军士兵们都会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就连最亲蒋的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将军也说了句公道话：“中共既使有苏援，也不能和蒋先生的美援相提并论。”
试问，毛泽东在这样的环境下铸造了一支无敌的铁军，不叫奇迹叫什么？
倘不论战争的强度（强度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不是毛泽东决定的），毛泽东的谋略高明，战略的远见，战术的灵活，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有人把世界列强的军事指导艺术分为美英为代表的技术型、苏联为代表的力量型，那么中国为代表的就是最高层次――谋略型。以此为据，有人曾戏言，让诸葛亮与巴顿在同等情况下对垒，巴顿极有可能败北！
同样，毛泽东彼时倘有美英苏等国的物质力量，和彼辈对垒，鹿死谁手，谁能测之？
“图书馆的书架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本压弯了。但是，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弄得痛苦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的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象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其著作《毛泽东的战略》开篇就发出了这一连串的惊叹。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提醒人们：“关于共产党军事思想的最好阐述，不见诸于苏联的著作，而见诸于中国的著作。这并不是偶然的。苏联的势力扩张，主要得力于政治斗争的巧妙运用，以及德国在中欧垮台后所造成的许多有利条件。 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们之所以能维持生存，其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利用军事行动获得政治上的利益。”
这位国际关系大师还警告西方：“如果你对毛泽东一切都不记得了，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的经验的一个。”
毛泽东，既是一位军事理论巨匠，也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战争艺术大师。毛泽东众多的军事理论论著，奠定了现代中国军事理论、军事思想的基础，培养出许许多多著名将领，至今仍是现代中国军人学习军事，了解战争，研究战争的钥匙，并常年置之于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军人的案头。毛泽东一生指挥过众多富于传奇色彩的大小战斗，更是现代中国军人引为自豪的战争艺术精品。 西方军事学校目前学习战略思想的基本方法主要还是学习战争史，读战例，这就使他们比我们许多似乎懂很多现代战争知识的人更注重从巨人们身上汲取战争艺术的养料，而我们一些人，看了几本洋人自吹自擂的传记什么的，凭着对军事历史的一知半解，盲目就对人家顶膜拜礼，而对自己国度产生的伟人妄加褒贬，这实在是非常可悲的。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报告赫鲁晓夫，苏联军方印发出版了一批俄文版的毛泽东军事著作。赫鲁晓夫极为反感，说：咱在大兵团机械化作战的时候，毛还在玩红缨枪呢！替他吹呼什么？遂停止发行。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赫氏浅薄和无知。
对于战略家来说，玩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将就你所玩的家伙，去挣到你想要的东西。表述清楚一点，就在客观条件界定范围内，去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就象一个生意人一样，本钱雄厚挣钱不算什么本事，本钱小挣大钱才算真功夫。倘若你老毛子也只是玩红缨枪的条件，你是否还能象毛氏一样玩出个天下来？军备和技术可以日新月异千变万化，而思想的火花却光艳夺目永恒不朽?否则为什么几千年前的《孙子兵法》还被今天的军界奉为圣经宝典？包括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头号强国的军队，在打最现代化的海湾战争时，还要捡起孙子的法宝？
毛泽东是游击战的大师，又岂止是游击战的大师。游击战不是毛泽东的发明，但让旁门左道为正规（？）军事家们所不耻的游击战在战略思想的圣殿登堂入室，则是毛泽东的非凡贡献。遍查打上了毛氏鲜明烙印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无一不有毛泽东所擅长的大规模运动战的胎记。毛泽东的游击战，是上升到战略高度的游击战，是包含了战略进攻战役迂回包围战术突击的游击战。战争史上所有的游击战争，无论从承担的重负、起到的作用和规模的巨大等皆无法与之同日而语。
与草寇之举更有天壤之别，无统一协调无统一组织无调度配合的游击战始终不能成就大气。有人曾说，毛泽东的军队在敌后是“游而不击”，以致“坐大”。殊不知，在强大的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必然会和敌人发生根本冲突，招致敌人的围剿和扫荡。倘毛氏真是“游而不击”，焉能“坐大”？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又要保存和发展自己，又要消灭敌人。这种题目，不是谁都能应付裕如游刃有余的。以平型关战斗为例，象那种两头都是敌人的缝隙中设伏，当时也就只有毛氏的队伍敢作这样的表演，这是战略思想的影响所致。纵观国军在抗战时的全部上佳表演，鲜有向敌后大踏步的战略前进，连战役性的迂回动作都很少，多是正面硬顶，下层官兵固然英勇，但牺牲巨大也让人扼腕。向敌后迂回这种动作，风险很大，非有胆略和才力者不能为之――尤其是战略动作。否则国军滞留敌后的百万部队，怎么会是要么投敌“曲线救国”，要么在敌伪的剿杀中自生自灭，（只有傅作义部在绥远的夹缝中生存下来了）而唯共军的部队是蓬勃兴旺呢？ 曾是国军悍将的卫立煌将军也慨叹：“八路的打法好是好，咱们学不了。咱们的部队一撒出去，就收不拢来罗！”“别说让总司令和大家同甘共苦，就是让一个连长和士兵一样，恐怕他也不会干！”。
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和统帅，毛泽东指导战争与其它同时代的统帅有很大不同，毛泽东是从战役指挥起家的，他在后来进行战略指导的同时，也对每一个具体的战役为战场指挥员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斯大林等统帅指导战争，主要是通大本营总参谋部实施，斯大林本人进行战略决策，从不参与战役指挥。而毛泽东除了进行战略决策，还对每一个战役提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甚至连电报也自己起草――这在二战中的战略统帅中你肯定找不到第二个！同时还非常尊重战场指挥员的意见，每封电报最后都有“熟筹见复”、“视情况且酌定”等，给战场指挥员以充分的机断行事的余地――有心者不妨读读《毛泽东军事文选》，看看那些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奇招妙着，看看那些战争艺术的杰作是怎么来的。从辽沈战役策划过程中毛、林之间往返多达百余封的电报中就可看出，毛泽东从不强拧不甜的瓜，在条件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甚至不惜等待，一定要战场指挥员从根本上理解自己的战略构想。这在苏军是不能理解的，发个命令就得了嘛，讨论什么啊？ 斯大林从来不这样。抗美援朝期间苏联顾问就曾对代总长聂荣臻说：“这叫命令吗？”聂答：“毛泽东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领导我们打胜仗得天下的，你们不懂！”出身行伍的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贺龙、林彪、粟裕、陈赓等战将对毛泽东从心悦臣服衷心拥戴直到顶膜拜礼，首先是缘于对其战争指导艺术的认识和倾倒，缘于其“用兵如神”。
如第二次反围剿后彭就说“还是摇鹅毛扇的人厉害”，至于林彪，那根本就是毛一手裁陪起来的。有人说毛只会“将将”不会“用兵”实在是没有任何道理。别的甭说，光说那些行伍出身正经进过科班的战将，你没两招谁会服你？你光会将将谁搭理你？――毛泽东最先就不被行伍们搭理――最早和毛泽东合作的余洒度等黄埔生就因瞧不起毛泽东而扬长离去，最后投了蒋。而历史却选择了伟大的军事天才毛泽东，而余洒度也就混了个象牛毛一样多的国军少将，最后还被蒋先生摘了脑袋！毛泽东带领泥腿子们造反那会儿可不是领袖，一句顶一万句，红军发展的事实也说明，无论是建军还是打仗，离开了毛泽东就有问题。有了毛泽东就有声有色，这是中共将帅们通过事实比较作出的选择。事实证明，毛指挥小部队游刃有余，指挥百万大军亦得心应手，转战陕北既指挥警卫部队让统帅部充当诱饵，又指挥陕北战事遥控全国战争，一心三用，这是何等的气只旁拨又是何等具有科学态度？请问历史上有过这种先例吗？有朋友褒扬被毛泽东思想体系武装起来培育起来的将领，却贬斥创立了这个思想体系的人，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么？笔者当时因工作原因曾多次与当年跟毛麾下的战将探讨，他们说起毛的指挥艺术都素然起敬。当年我与红26军的李赤然将军（55年少将）交谈，他说起毛亲自指挥直罗镇战役和东征的――包括毛等候敌人几天跟毛他们作工作――情况非常激动和振奋，“毛主席真是用兵如神！”这样的话他反复重复了数遍。
毛泽东用兵如神，是一句带有文学色彩的褒扬。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出的招有高招，也有不那么高的招，比如他遵义会议后指挥的第一仗土城战斗就是个失利战斗――话又说回来，任何人都是这样――如果说用兵如神就是判断上不出一点毛病的话，我估计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既没有用兵如神的人，也没有将将如神的人。说毛泽东用兵如神，只在一个意义上是正确的，那就是：毛泽东极善于因势利导将不利转化为有利，譬如前如言土城战斗虽失利，毛却将审时度势断然撤出，一渡赤水调动敌人，最后演出了四渡赤水大幅度机动制敌歼敌的活剧。
再如在很多人眼中，皖南事变是中共的大悲剧，中共的力量遭到前所未有的大损失。可毛泽东却因势利导，发起政治攻势，重建新四军军部，把新四军从带有统一战线色彩的军队变成了由中共完全独立控制的武装，使其在大江南北迅猛发展，成为日后与蒋争天下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即便后来壮得不得了的林彪，其麾下战将和王牌劲旅也有不少来自华中新四军。又如解放台湾搁浅攻金门不克，后来却因势利导干脆不攻，演出了金门炮战这样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杰作。 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我们既能找到大量军事战场的传世之作，也能见到大量的以其它斗争方式配合军事斗争的高妙之笔。尤其是后者，几乎成了毛泽东指导战争不同于一般统帅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他一生军事生涯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形容：当一般统帅把注意集中于战场时，他却能跳出战场的有限范围，看到更高层次的政治斗争，把许多见不到刀光血影的斗争方式信手拈来，结果换来了一般统帅不敢想象的战场胜利；而当一般的政治家仅把注意力放在政治斗争舞台上时，他又能跳到战场上去，利用军事打击去为政治斗争开劈道路，提供后盾，从而常常得到一般的政治家不敢企望的收获。超越军事的政治指导，善于用军事方式去解决政治问题，用政治方式去加速军事斗争的进程，或许就是他一生在军事领域里能获得比一般统帅更大成就的关键。 有人把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归结为打运动战，归结为“十六字诀”，归结为“十大军事原则”，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的真谛所在。―尽管他确实是一位运动战和游击战大师。自古以来有许多这样的“秘诀”，譬如“三十六计”，熟读“三十六计”的人多如牛毛，能大谈特谈“三十六计”的人也不稀罕。可真正能在战争（或生活或经商）中措置裕如，自由往来者又有几人？毛泽东有超人的指挥艺术，不在于他背过或说出过多少秘诀。而在于他能根据环境和条件，根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具体的战法――比如在朝鲜，就打了他一生都在避免的阵地战，打了他一直反对的“短促突击”。
可能还有人会举出卡尔?克劳塞维茨、利德尔?哈特、约翰?弗里、德里克?富勒、安?薄富尔、安托万?约米尼……等等，这些人，都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从战争理论的层次上来说，他们都是他们所处时代军事思想的先驱。
然而，泰斗级的兵家，应该是战略级别和谋略层次的战争艺术的全能大师。很荣幸，这样的兵家泰斗，不多，出自我们的国度就有两位，而且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古有孙武子，今有毛泽东。
孙武子，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其《孙子兵法》是世界上刊印最多的兵书，也是影响最为持久的兵书，甚至在象发生最近的海湾战争，你也能从多国部队的军人们手中发现这本两千多年前的兵书。
孙子的遗憾是其战争实践活动不多，不光是无法与现如今的军事大家们相比，就是与他同时代的将帅相比，他的军事实践活动在排行榜上的位置也不会太靠前。
那么毛泽东呢？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毛泽东是世界全能冠军级的兵家泰斗。毛泽东是集战略家、军事理论家和统帅于一身的战争艺术大师，也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经历冲突类型最多而又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统帅。他从千余人的农民队伍起家，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直到成为数百万大军的统帅。他平生直接或间接指挥了四百多个堪称经典的战役和战斗，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军事著作和军事文电，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以人民战争为主体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对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指挥他一手创立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人民军队，与内外敌人作战二十余年――包括日本军队、美国军队这样非常强悍的军队，歼灭敌军千余万人；他领导他一直都处在弱者地位的国家和人民，一直都在战胜处于强者地位的敌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象他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一样，在连续22年的严酷战争中，都是在劣势的情况与强大的敌人作斗争而最终能立于不败之地。
试问这还不叫奇迹的话世界上还有什么可称作奇迹呢？
有人读了几本洋人的书，每每言必称巴顿。事实上，巴顿整个一生的作战经历不超过3年，而毛泽东麾下的我人民解放军授衔时的千员战将，哪个不是15年以上的作战经历？从土地革命战争参加革命的红军将领，一生作战已不能用“身经百战”来形容，而是货真价实的“身经千战”――据已故肖锋少将留下的日记所载，他平生作战1365次。这，大概可以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而且，肖锋将军肯定不是我军将领中作战纪录最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几千个“巴顿”。而纵观第二次大战中美英苏等强国军队和将领的表演，除了在战争强度上胜我一筹外，无论从战略的远视，谋略的高明，斗争的复杂等方面，都不能与毛泽东所指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相提并论。艾森豪威尔、朱可夫等著名统帅都是其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的保障之下去指导战争的。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之，非善之善者也”，这不则简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他一切本钱都要自己凑，要边凑本钱边打仗，这才是高明之中最高明的。
毛泽东这样的兵家泰斗，古今中外，谁人能匹？我们身为中国人，为能在我们的国度产生这样的兵家泰斗而骄傲和自豪。令人难已理解的是，有人不光睁着眼睛看不到我们民族的英雄和伟人，还跟着别人瞎起哄去抵毁他、贬损他，这的确是非常可悲的。
不过这样的人之所以让某些对中华民族不怀好意的美国人觉得还有作用，恰恰说明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所创立的新中国在他们心目中那种举足轻重的份量?试想，如果中国还是50年前那种萎糜的形象，他用得着费那么大神来说三道四吗？还用得着祭起中情局与李志绥这等角色来炮制所谓“私人医生”的天方夜谭吗？
毛泽东，为病弱古国振军威，让一个趴在地下任人宰割的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历史功绩谁人能匹？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专门为弱者提供的战胜强者的思想武器，在二十世纪所有统帅中，就指挥战争的时间之漫长，规模之浩大，情况之复杂，内容之丰富，条件之艰苦而言，毛泽东都是首屈一指的。西方军界公认的兵家泰斗拿破仑，一生从事战争二十余年，从一个炮兵少尉直到法兰西皇帝，指挥过60 个战役，其中有少数是以少胜多的，其对手也很少有超过自己一倍以上的力量。而且，拿破仑自己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有流传下来的几百条语录。如果与毛泽东相比，那就只能是“稍逊风骚”了。笔者斗胆妄言，就凭毛泽东成名之作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也足以让拿破仑叹为观止，狠狠地嫉妒一回了。是高明中最高明的！而毛泽东的条件
你看从天安门前走过的共军部队，拿的是什么家伙？日本家伙，美国家伙！――那可都是蒋先生送的。连刚穿上军装的共军士兵们都会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就连最亲蒋的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将军也说了句公道话：“中共既使有苏援，也不能和蒋先生的美援相提并论。”
试问，毛泽东在这样的环境下铸造了一支无敌的铁军，不叫奇迹叫什么？
倘不论战争的强度（强度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不是毛泽东决定的），毛泽东的谋略高明，战略的远见，战术的灵活，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有人把世界列强的军事指导艺术分为美英为代表的技术型、苏联为代表的力量型，那么中国为代表的就是最高层次――谋略型。以此为据，有人曾戏言，让诸葛亮与巴顿在同等情况下对垒，巴顿极有可能败北！
同样，毛泽东彼时倘有美英苏等国的物质力量，和彼辈对垒，鹿死谁手，谁能测之？
“图书馆的书架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本压弯了。但是，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弄得痛苦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的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象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其著作《毛泽东的战略》开篇就发出了这一连串的惊叹。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提醒人们：“关于共产党军事思想的最好阐述，不见诸于苏联的著作，而见诸于中国的著作。这并不是偶然的。苏联的势力扩张，主要得力于政治斗争的巧妙运用，以及德国在中欧垮台后所造成的许多有利条件。 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们之所以能维持生存，其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利用军事行动获得政治上的利益。”
这位国际关系大师还警告西方：“如果你对毛泽东一切都不记得了，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的经验的一个。”
毛泽东，既是一位军事理论巨匠，也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战争艺术大师。毛泽东众多的军事理论论著，奠定了现代中国军事理论、军事思想的基础，培养出许许多多著名将领，至今仍是现代中国军人学习军事，了解战争，研究战争的钥匙，并常年置之于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军人的案头。毛泽东一生指挥过众多富于传奇色彩的大小战斗，更是现代中国军人引为自豪的战争艺术精品。 西方军事学校目前学习战略思想的基本方法主要还是学习战争史，读战例，这就使他们比我们许多似乎懂很多现代战争知识的人更注重从巨人们身上汲取战争艺术的养料，而我们一些人，看了几本洋人自吹自擂的传记什么的，凭着对军事历史的一知半解，盲目就对人家顶膜拜礼，而对自己国度产生的伟人妄加褒贬，这实在是非常可悲的。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报告赫鲁晓夫，苏联军方印发出版了一批俄文版的毛泽东军事著作。赫鲁晓夫极为反感，说：咱在大兵团机械化作战的时候，毛还在玩红缨枪呢！替他吹呼什么？遂停止发行。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赫氏浅薄和无知。
对于战略家来说，玩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将就你所玩的家伙，去挣到你想要的东西。表述清楚一点，就在客观条件界定范围内，去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就象一个生意人一样，本钱雄厚挣钱不算什么本事，本钱小挣大钱才算真功夫。倘若你老毛子也只是玩红缨枪的条件，你是否还能象毛氏一样玩出个天下来？军备和技术可以日新月异千变万化，而思想的火花却光艳夺目永恒不朽?否则为什么几千年前的《孙子兵法》还被今天的军界奉为圣经宝典？包括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头号强国的军队，在打最现代化的海湾战争时，还要捡起孙子的法宝？
毛泽东是游击战的大师，又岂止是游击战的大师。游击战不是毛泽东的发明，但让旁门左道为正规（？）军事家们所不耻的游击战在战略思想的圣殿登堂入室，则是毛泽东的非凡贡献。遍查打上了毛氏鲜明烙印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无一不有毛泽东所擅长的大规模运动战的胎记。毛泽东的游击战，是上升到战略高度的游击战，是包含了战略进攻战役迂回包围战术突击的游击战。战争史上所有的游击战争，无论从承担的重负、起到的作用和规模的巨大等皆无法与之同日而语。
与草寇之举更有天壤之别，无统一协调无统一组织无调度配合的游击战始终不能成就大气。有人曾说，毛泽东的军队在敌后是“游而不击”，以致“坐大”。殊不知，在强大的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必然会和敌人发生根本冲突，招致敌人的围剿和扫荡。倘毛氏真是“游而不击”，焉能“坐大”？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又要保存和发展自己，又要消灭敌人。这种题目，不是谁都能应付裕如游刃有余的。以平型关战斗为例，象那种两头都是敌人的缝隙中设伏，当时也就只有毛氏的队伍敢作这样的表演，这是战略思想的影响所致。纵观国军在抗战时的全部上佳表演，鲜有向敌后大踏步的战略前进，连战役性的迂回动作都很少，多是正面硬顶，下层官兵固然英勇，但牺牲巨大也让人扼腕。向敌后迂回这种动作，风险很大，非有胆略和才力者不能为之――尤其是战略动作。否则国军滞留敌后的百万部队，怎么会是要么投敌“曲线救国”，要么在敌伪的剿杀中自生自灭，（只有傅作义部在绥远的夹缝中生存下来了）而唯共军的部队是蓬勃兴旺呢？ 曾是国军悍将的卫立煌将军也慨叹：“八路的打法好是好，咱们学不了。咱们的部队一撒出去，就收不拢来罗！”“别说让总司令和大家同甘共苦，就是让一个连长和士兵一样，恐怕他也不会干！”。
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和统帅，毛泽东指导战争与其它同时代的统帅有很大不同，毛泽东是从战役指挥起家的，他在后来进行战略指导的同时，也对每一个具体的战役为战场指挥员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斯大林等统帅指导战争，主要是通大本营总参谋部实施，斯大林本人进行战略决策，从不参与战役指挥。而毛泽东除了进行战略决策，还对每一个战役提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甚至连电报也自己起草――这在二战中的战略统帅中你肯定找不到第二个！同时还非常尊重战场指挥员的意见，每封电报最后都有“熟筹见复”、“视情况且酌定”等，给战场指挥员以充分的机断行事的余地――有心者不妨读读《毛泽东军事文选》，看看那些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奇招妙着，看看那些战争艺术的杰作是怎么来的。从辽沈战役策划过程中毛、林之间往返多达百余封的电报中就可看出，毛泽东从不强拧不甜的瓜，在条件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甚至不惜等待，一定要战场指挥员从根本上理解自己的战略构想。这在苏军是不能理解的，发个命令就得了嘛，讨论什么啊？ 斯大林从来不这样。抗美援朝期间苏联顾问就曾对代总长聂荣臻说：“这叫命令吗？”聂答：“毛泽东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领导我们打胜仗得天下的，你们不懂！”出身行伍的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贺龙、林彪、粟裕、陈赓等战将对毛泽东从心悦臣服衷心拥戴直到顶膜拜礼，首先是缘于对其战争指导艺术的认识和倾倒，缘于其“用兵如神”。
如第二次反围剿后彭就说“还是摇鹅毛扇的人厉害”，至于林彪，那根本就是毛一手裁陪起来的。有人说毛只会“将将”不会“用兵”实在是没有任何道理。别的甭说，光说那些行伍出身正经进过科班的战将，你没两招谁会服你？你光会将将谁搭理你？――毛泽东最先就不被行伍们搭理――最早和毛泽东合作的余洒度等黄埔生就因瞧不起毛泽东而扬长离去，最后投了蒋。而历史却选择了伟大的军事天才毛泽东，而余洒度也就混了个象牛毛一样多的国军少将，最后还被蒋先生摘了脑袋！毛泽东带领泥腿子们造反那会儿可不是领袖，一句顶一万句，红军发展的事实也说明，无论是建军还是打仗，离开了毛泽东就有问题。有了毛泽东就有声有色，这是中共将帅们通过事实比较作出的选择。事实证明，毛指挥小部队游刃有余，指挥百万大军亦得心应手，转战陕北既指挥警卫部队让统帅部充当诱饵，又指挥陕北战事遥控全国战争，一心三用，这是何等的气只旁拨又是何等具有科学态度？请问历史上有过这种先例吗？有朋友褒扬被毛泽东思想体系武装起来培育起来的将领，却贬斥创立了这个思想体系的人，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么？笔者当时因工作原因曾多次与当年跟毛麾下的战将探讨，他们说起毛的指挥艺术都素然起敬。当年我与红26军的李赤然将军（55年少将）交谈，他说起毛亲自指挥直罗镇战役和东征的――包括毛等候敌人几天跟毛他们作工作――情况非常激动和振奋，“毛主席真是用兵如神！”这样的话他反复重复了数遍。
毛泽东用兵如神，是一句带有文学色彩的褒扬。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出的招有高招，也有不那么高的招，比如他遵义会议后指挥的第一仗土城战斗就是个失利战斗――话又说回来，任何人都是这样――如果说用兵如神就是判断上不出一点毛病的话，我估计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既没有用兵如神的人，也没有将将如神的人。说毛泽东用兵如神，只在一个意义上是正确的，那就是：毛泽东极善于因势利导将不利转化为有利，譬如前如言土城战斗虽失利，毛却将审时度势断然撤出，一渡赤水调动敌人，最后演出了四渡赤水大幅度机动制敌歼敌的活剧。
再如在很多人眼中，皖南事变是中共的大悲剧，中共的力量遭到前所未有的大损失。可毛泽东却因势利导，发起政治攻势，重建新四军军部，把新四军从带有统一战线色彩的军队变成了由中共完全独立控制的武装，使其在大江南北迅猛发展，成为日后与蒋争天下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即便后来壮得不得了的林彪，其麾下战将和王牌劲旅也有不少来自华中新四军。又如解放台湾搁浅攻金门不克，后来却因势利导干脆不攻，演出了金门炮战这样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杰作。 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我们既能找到大量军事战场的传世之作，也能见到大量的以其它斗争方式配合军事斗争的高妙之笔。尤其是后者，几乎成了毛泽东指导战争不同于一般统帅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他一生军事生涯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形容：当一般统帅把注意集中于战场时，他却能跳出战场的有限范围，看到更高层次的政治斗争，把许多见不到刀光血影的斗争方式信手拈来，结果换来了一般统帅不敢想象的战场胜利；而当一般的政治家仅把注意力放在政治斗争舞台上时，他又能跳到战场上去，利用军事打击去为政治斗争开劈道路，提供后盾，从而常常得到一般的政治家不敢企望的收获。超越军事的政治指导，善于用军事方式去解决政治问题，用政治方式去加速军事斗争的进程，或许就是他一生在军事领域里能获得比一般统帅更大成就的关键。 有人把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归结为打运动战，归结为“十六字诀”，归结为“十大军事原则”，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的真谛所在。―尽管他确实是一位运动战和游击战大师。自古以来有许多这样的“秘诀”，譬如“三十六计”，熟读“三十六计”的人多如牛毛，能大谈特谈“三十六计”的人也不稀罕。可真正能在战争（或生活或经商）中措置裕如，自由往来者又有几人？毛泽东有超人的指挥艺术，不在于他背过或说出过多少秘诀。而在于他能根据环境和条件，根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具体的战法――比如在朝鲜，就打了他一生都在避免的阵地战，打了他一直反对的“短促突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