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后，根据国际法有资格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战胜国是：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其中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都放弃了战争赔款，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则得到了战争赔款。具体数额是：（均为当时价格）
印度尼西亚：８亿美元
菲律宾： ８亿美元
缅甸： ２亿美元
越南： ３９００万美元
老挝： ２７８万美元
柬埔寨： ４１７万美元
此外，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这四个在法律上本来没有资格获得战争赔款的国家，通过对日“斗争”也得到了赔款。具体数额是：
韩国： ３亿美元
新加坡： ２５００万新加坡元
马来西亚：２５００万马来西亚元
泰国： １５０亿日元
后来，瑞士、西班牙、瑞典、丹麦这四个二次大战时的“中立国”，也向日本提出赔偿战争时所毁坏的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财产，日本也对此作了赔偿。具体数额是：
瑞士： １１亿日元
西班牙：２０亿日元
瑞典： ５亿日元
丹麦： ７亿日元
比较复杂的是蒙古，因为战前日本不承认蒙古是独立于中国的国家，所以日本认为中国放弃赔款就等于蒙古也放弃了赔款。但后来经过交涉，日本同意向蒙古提供５０亿日元的无偿经济援助，作为变相的赔偿。
战后日本支付的战争赔款共计２２·３亿美元，相当于中国１９０１年庚子赔款的１２·６倍（庚子赔款为４亿５千万两白银）。下面就分别介绍一下日本对各国的战争赔款情况。
一、旧金山对日讲和会议及其背景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进驻日本。在怎样处置日本方面盟军制定了三大基本方针：１、日本非军事化；２、在保证日本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范围内进行战争赔款；３、日本在外国的资产交联合国处理。
第１项和第３项的处置都顺利进行，但在日本赔款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难题。按照传统的战争赔款方法，有现金赔款和实物赔款两种。由于日本的国库早在战争中掏空了，所以向日本索要现金根本不现实。然而日本又是自然资源极其贫乏的国家，既没有石油煤炭等能源，也没有铁矿金矿等矿藏，以矿产等自然资源进行赔偿的方式也行不通。剩下的只有用机器设备等实物进行赔偿，可是日本工厂的机器大部份都在美军的战略轰炸中被炸毁，船舶也大部份被美军击沉，可以用于赔偿的实物也少得可怜。
从１９４７年４月开始，盟军陆续从日本拆撤出４００００余台机器，作为“中间赔偿”分给中国（５４·１％），美国（菲律宾的宗主国，１９４６年菲律宾独立后转交菲律宾，１９·０％），英国（缅甸、马来亚、香港的宗主国，１５·４％），荷兰（印度尼西亚的宗主国，１１·５％）。苏联则自行将“满洲国”的一些机器设备拆运回苏联。不过这些机器的价值总共才值４００余万美元（当时价格），作为战争赔偿也太少了一些。然而当时的日本就象输得只剩下最后一条裤衩的赌徒，再敲也敲不出钱来。１９４９年５月，盟军最高司令部决定停止这种从日本拆撤机器的中间赔偿。
由于日本没有自然资源，粮食也不能自给，必须向国外购买粮食和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加之当时盟军的抑制日本政策，使日本的经济极度萧条，没有钱向国外购买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迫使美国不得不每年拨出数亿美元的经费来为日本购买粮食和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因为作为日本占领国的美国有义务保证日本国民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由于日本人口多（当时近一亿人，大约为美国人口的一半），特别是缺乏自然资源，什么都要靠进口，所以维持日本国民的最低水准生活也要很大的开支，到１９５０年，美国已为日本补贴了２０余亿美元，已成为美国财政的一大负担。
当时有人开玩笑说：日本才赔了美国几百万美元，美国反倒贴了日本几十亿美元，美国是战胜国向战败国“赔款”。此时，美国人意识到抑制日本的政策对于美国来说是得不偿失，有必要扶持日本在经济上独立来减轻美国的财政负担。另外东亚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１９４９年新中国的建国并与苏联建立了同盟关系，１９５０年北朝鲜发起了朝鲜战争，日本的三面已都被别的阵营所包围，使日本在地理位置上成为桥头堡。因此美国感到在政治上也有必要扶持日本来遏制东亚的别的势力。
在此情况下，美国转变了抑制日本的政策，开始积极扶持日本。扶持日本的第一步就是要使日本重新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１９５１年９月，在美国的主持下，在旧金山召开了由５２国参加的对日讲和会议。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由于抗议美国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会议，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另外旧金山对日和会也邀请印度、南斯拉夫等国参加，但这些国家没有派代表参加。
中国和韩国也要求出席旧金山对日和会，但没有被邀请。韩国被拒绝参加的理由是：韩国在二次大战时是日本的殖民地，韩国人在二次大战时是日本侵略的协力者或“帮凶”，因此韩国不是战胜国无权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也无权得到战争赔款。
由于当时中国有两个政府，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所以邀请哪个政府代表中国参加对日讲和会议成为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苏联和英国主张由受战争损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代表参加旧金山和会，苏联和英国反对邀请台湾政府的理由和韩国一样：台湾在二次大战时也是日本侵略的协力者，因此台湾不是战争被害国，台湾人也无权得到战争赔款。然而美国却坚持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才是可以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主张邀请台湾政府。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只好达成既不邀请北京政府，也不邀请台湾政府的妥协案，所以北京政府和台湾政府都没有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
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中明确规定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但日本在旧金山和会上只是宣布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并没有象英国归还香港那样把台湾的主权交还中国，因为北京政府和台湾政府都声称自己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所以无法确认交还主权的对象。但由于日本已宣布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在国际法上台湾就成为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这就意味着台湾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国家。中国大陆在法律上并不拥有对台湾主权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说法也起源于此。
在旧金山和会上，美国代表说：参加会议的各战胜国都有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但由于日本的资源和经济现状，我们不得不面对日本无力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这一事实。如果对日本要求过份的战争赔款，将会导致日本经济无法自立。这不但不利于整个世界经济，也要增加美国的经济负担。因此美国建议各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予以宽大的处理。在美国的说服下，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都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但东南亚几个新独立的国家则强烈要求日本对他们进行战争赔款。这几个国家是印度尼西亚（１９４９年从荷兰独立）、菲律宾（１９４６年从美国独立）、缅甸（１９４８年从英国独立）、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均在１９５０年从法国独立）。
菲律宾代表开价最高，声称菲律宾是太平洋战争的主战场之一，菲律宾受到了巨大损失，要求日本赔偿１００亿美元。但缅甸代表却持同情日本的立场，反对菲律宾的巨额赔款要求。缅甸代表说：缅甸在二战时的损失比菲律宾还大，然而缅甸却反对向日本索要超过日本支付能力的战争赔款，缅甸只提出２亿美元的赔款要求。由于东南亚各国在赔款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旧金山和会最后规定日本有向这些国家赔偿的义务，但具体的赔偿额由日本在会后分别与各个国家进行单独交涉。旧金山和会还特别规定日本在进行战争赔偿时，原则上不支付现金，而是用生产物和劳役的方式支付。这对于日本是非常有利的。若不是美国替日本挡住，日本这样的无条件投降战败国将不得不赔偿上百年也还不完的天文数字战争赔款。由于美国的尽力帮助，日本在旧金山讲和会议上得到了异常宽大的处理，这是日本能够实现经济起飞的基本前提。后来日本在国际政治上紧跟美国，某种程度上也是表示对当年美国宽大的感谢。
二、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问题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当即发表了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的著名讲话。蒋介石虽然没有提到战争赔款一事，但确定了中国对日本宽大处理的方针。１９４９年菲律宾派特使访问蒋介石，商讨共同对日索取赔款之事。蒋介石却说：“要对这次战争负责任的是日本军阀，而不是日本人民。要求日本人民负担战争赔偿的作法是不公平的”。这初步表明蒋介石有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意思。１９４６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的损失是：军人死伤３２１万，财产损失１３３亿美元。
日本在旧金山讲和会议以后，在究竟与哪个中国政府打交道问题上踌躇不定。北京和台北也私下活动，劝说日本和自己谈判将可以获得更宽大的处理。但美国却要求日本和台湾的国府谈判，在美国的督促下，日本和台湾国府在１９５２年２月开始谈判，４月２８日结束，签订了“华日和平条约”。在华日和平条约中表明中华民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权力。
台湾的国府之所以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其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对日政策；第二是国府退居台湾后国际地位大大降低，希望以放弃战争赔款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台湾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第三是大中华思想的影响，别的大国都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中国人也应该有个大国的样子，不应该象小国那样斤斤计较战争赔款。现在有一些文章说台湾的国府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放弃战争赔款，这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当然向日本索取几百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战争赔款美国当然不会同意，不过向印尼、菲律宾那样索取１０亿美元左右的战争赔款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不过日本人还是比较感激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不时有人撰文对蒋介石表示感谢。
在１９５８年以前，日本政府基本上对大陆和台湾政府保持等距离关系。１９５８年大陆炮击金门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转向反共，当时的岸信介首相公开声称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并表明日美安全条约的防御范围包括金门、马祖在内。不过当时日本政府对中国大陆实行“政经分离”的政策，与大陆的经济和民间交流仍然比较活跃。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７日，大陆的机械工程学会翻译周鸿庆在访问东京期间，提出要前往中华民国大使馆政治避难。台湾要求日本允许周鸿庆前往台湾，但日本政府在北京的压力下，１９６４年１月将周鸿庆送还大陆。这一行为激怒了台湾，蒋介石当即召回驻日大使，并声称要与日本断交。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派出前首相吉田茂为特使访问台湾，特别说明日本将在道义上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并对与大陆的经济交往持慎重的态度，补救了紧张的台日关系。
“华日和平条约”签订后，日本和台湾保持了比较密切的经济关系，特别是日本企业对台湾的直接投资，是对台湾投资最多的国家。１９６５年美国停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后，日本开始向台湾提供日元贷款，对台湾的经济有一定的帮助。但１９７２年日本和中国大陆建交后，台湾谴责日本“背信弃义”，宣布同日本断交，并掀起了抵制日货的反日活动。在一段时间内，日本与台湾的贸易曾大幅度下降。
在台日断交后，日本与台湾的交往只限于民间的经济交往。由于台湾和日本具有领土小、人口多、资源缺乏的共同特徵，所以台湾采取了从日本进口机器设备，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制成工业品向美国出口的经济战略，取得了成功。同时日本对台湾进行了比较积极的技术转让，特别是在电子和精密机械领域，将一些一般不对外转让的先进技术转让给台湾的企业，对台湾企业的技术进步起到不小的作用。台湾和日本的大企业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比较密切，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间的非正式交往也十分频繁。
中国大陆由于一建国就宣布向苏联“一边倒”，所以和作为美国保护国的日本之间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联系。１９５１年１月，北京政府新公布的抗战期间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数目为：人员损失１０００万人，经济损失５００亿美元，比以前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损失数字大大前进了一步（现在这个数字已达到：人员损失３５００万人，经济损失６０００亿美元）。旧金山讲和会议和台日间的“华日和平条约”鉴定后，北京政府声明中国保留要求日本赔款的权力，当时北京政府要求的赔款额是５００亿美元，相当于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对日本战争赔款的４７０倍（甲午战争的赔款为２亿３千万两白银）。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周恩来会见日本自民党顾问时，仍然强调中国保留对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权力。但是中国和苏联恶交后，大陆在国际上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大陆的周边苏联，台湾，印度，日本都是北京政府的敌人。在此情况下，北京政府感到有必要缓和与日本的关系，团结更多的力量来对付最大的敌人苏联。１９６５年５月，廖承志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不准备靠他国的战争赔款来建设国家，而且要求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为前人支付战争赔款是不合理的”。这暗示着北京政府准备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１９７１年美国越过日本直接和北京接触，使日本人大吃一惊。１９７２年，中日两国开始商讨国交正常化的问题。在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由于北京已准备放弃战争赔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谈判比较顺利。唯一引起争执的是中方在共同声明中说：“中国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权力”，但日方提出异议：“在日本和台湾中华民国政府鉴定的日华和平条约中，中华民国政府已代表中国放弃了要求日本赔款的权力，所以在法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能再次放弃已经被放弃的权力”。后来在共同声明中，中方把放弃战争赔款的“权力”改为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这暗示着北京政府承认台湾国府鉴定的华日和平条约具有法律效力。
１９７２年中日恢复国交后，开始商讨签订“中日和平条约”。但由于中方坚持写入针对苏联的“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使“中日和平条约”的签订拖延了不少时间，最后终于在１９７８年８月正式签订了“中日和平条约”。由于日本和美国的特殊关系，中国不可能要求日本在政治上支持中国的立场，于是中国对日关系的重点放在了经济上。１９７８年，华国锋提出了建设十大钢铁基地、十大石油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的激进重工业发展计划。由于中国缺乏资金，开始向日本大规模借款，因为当时其它国家都无意向中国提供巨额借款。
１９７８年中国向日本提出５５亿美元的巨额借款要求，日本政府最后同意向中国借款３９００亿日元（折合１８亿美元）。后来日本政府又在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８年，三次向中国提供了巨额政府贷款，共计２００００亿日元。到１９９７年底，已交付中国１４０００亿日元，而中国到１９７７年底的偿还额仅为２００亿日元。日元贷款的特点是：数额大，利息低（年息３％左右），偿还期限长（偿还期限３０年），是一种少有的优惠借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日本人把这种以特别优惠的条件向中国提供巨额借款，看作是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报答和对过去侵略行为的赎罪。
１９９０年开始，日本的对外援助金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经济援助国。１９９７年日本的人均对外援助额为７４·４美元，比美国（２３·２美元）、英国（５７·３美元）、德国（７２·２美元）都要多。此外美国经济援助的重点是以色列、埃及、土尔其、南非等战略国家，英国经济援助的重点是英联邦国家，德国经济援助的重点是东欧国家，而日本经济援助的重点则是中国。从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最大的援助国一直是中国，每年向中国提供５亿多美元的经济援助（包括有偿和无偿的援助）。日本人非常不满中国政府有意识地控制日本对中国经济援助和政府借款的报导，不让中国人民知道日本对中国进行的经济援助的真相。比如北京的地铁二期工程是由日本援助修建的，日本大使馆采访了１０００多名乘坐地铁的北京市民，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此事。
因此不少日本的政治家对日本政府的援助中国政策提出了激烈批评，指出现在日本是花巨款来买回中国人的敌意，要求今后用让中国老百姓知道的形式来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还有人声称象中国这样自尊心非常强烈的民族，在接受别人经济援助时并不感到高兴，甚至有可能反而感到耻辱。因此建议日本政府改变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政策。
总而言之，中国的台湾政府和北京政府都自愿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对此日本人是比较感激的。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和政府贷款，也是希望以此来表示对以前侵略行为的“赎罪”。当然中国人对日本的历史仇恨不可能简单地用金钱来买回，中日间的关系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走出历史的阴影。
三、对其它国家的赔款
１、对缅甸的赔款
缅甸在二次大战中，曾经两次成为战场，受到了巨大的损害。第一次是在中日战争中，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缅甸，成为美英援助蒋介石的中介地，中缅公路也成为“援蒋之路”。为了切断援蒋之路，日军发动了中缅公路战役，切断了中缅公路。缅甸的守军英印联军在撤退时，采用了焦土战术，将铁道、矿山、桥梁、港口等全部炸毁，对缅甸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第二次是１９４３年２月日军再次发动占领全缅甸的缅甸战役，１９４３年５月占领全缅甸。此后美英中联军□开始发动对日反击战，日军在撤退时再次对可利用的铁道、矿山、桥梁、港口进行了破坏，对缅甸经济又造成了新的打击。
立志缅甸独立的革命家昂山，在日本组织和训练了缅甸独立义勇军，１９４３年２月参加了日军的缅甸战役，然后在日军的支持下宣布缅甸从英国独立。不过昂山在利用日本人取得独立后，开始１８０度大转弯，开始加入美英盟军的一方。美英中联军开始对日反击战后，昂山的部队转而加入反攻日军的行列。日本战败后，缅甸的昂山声称１９４３年宣布的缅甸独立有效，英国政府也承认了昂山政权，１９４８年１月缅甸联邦正式独立。也是由于缅甸的独立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所以缅甸在旧金山对日讲和会议上，对日本持同情的态度。在菲律宾等国对日本提出巨额赔款要求时，缅甸代表坚决反对，指出应该在日本的赔偿能力范围内索取赔偿。缅甸只提出了２亿美元的赔偿，并且缅甸还提出反对美军在日本保留驻军的提案。由于缅甸对日本的同情态度，使日本和缅甸关于赔偿问题的谈判比较顺利，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两国达成了关于赔款的协议。日本赔偿缅甸战争损失２亿美元，分１０年付清。但后来由于日本对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赔款均为８亿美元，缅甸感到吃了亏，要求日本再对缅甸增补一些赔款。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于１９６３年３月再次向缅甸提供１亿５千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和３千万美元的借款，作为变相的增补赔偿。
２、对印度尼西亚的赔款
在二次大战前，中东和中国的大油田尚未发现，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亚洲唯一的石油生产国是荷兰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１９４１年７月美国和荷兰联合对日本实行了石油禁运，由于当时日本９８％的石油要靠从美国进口，对日本禁运石油也可以说是把日本置于了死地。当时日本的石油储备只够用１年，１年后石油用光，飞机军舰等都将成为废铁。
在此情况下，东条英机等军政首脑认为如果日本不对美开战，１年后石油用光就不战自败。当然日本人自己也很清楚对美开战取胜的可能性很小，当时的情况对于日本来说是“战要败，不战也要败”。在是否对美开战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一个奇妙的结论：“如果对美开战，即使不幸战败，大和民族的精神尚存，以后日本还能再次站起来。如果不战而取得屈辱的和平，大和民族的精神就将失去，日本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堕落成为三流国家”。最后日本军政首脑得出了“即使战败的可能性很大也要开战”的结论，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开始对美开宣战。
日军一开始就直奔产石油的印尼，试图获得石油资源。而美军的最初战场也是印尼，试图保住印尼的石油困死日本。因此印尼成为太平洋战场的重点，美日双方的激烈战斗给印尼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日本投降两天后的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７日，印尼人在获得投降日军的武器装备后，宣布脱离宗主国荷兰独立。战后宗主国荷兰返回印尼，和印尼独立武装进行了４年的战争，最后荷兰被迫承认印尼独立，印尼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７日正式宣布独立。战后印尼政府向日本提出了高额的战争赔款，经过多次的讨价还价，１９５８年１月两国达成了关于赔款的协议。日本向印尼提供纯赔款２·２亿美元，分１２年付清，同时日本将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８年对印尼出口商品所得的１·８亿美元交付印尼；另外日本在２０年之内再向印尼提供４亿美元借款。日本对印尼的赔款共计８亿美元。
３、对菲律宾的赔款
在二次大战前，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日本对美开战以后，对驻扎菲律宾的美军发起了进攻，占领了菲律宾。日本投降后，美国允许菲律宾于１９４６年独立。独立后的菲律宾以日本在二战时对菲律宾造成了巨大人员经济损失为由，向日本提出了１００亿美元的巨额赔款。最初日本政府只同意向菲律宾提供２·５亿美元的赔款，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对菲律宾的赔款谈判成为日本赔款谈判中最艰难的谈判。由于日本和菲律宾都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对赔款的问题进行了调停。在美国的调停下，双方终于在１９５６年达成协议。协议规定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纯赔款５·５亿，分１０年付清；另外在２０年内向菲律宾提供２·５亿美元的借款。日本对菲律宾的赔款共计８亿美元。然而日本的战争赔款，被当时的菲律宾马克斯总统夫妇当作私人或家族的财产私吞和挥霍掉了，真正受到战争损害的菲律宾人民并没有拿到本该赔给他们的战争赔款。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对战争赔款之意义的讽刺。
４、对越南、老挝、柬埔寨的赔款
越南、老挝、柬埔寨组成的印度支那，原是中国的保护国，１８９３年沦为法国的殖民地。１９３９年二次大战爆发后，１９４０年６月法国向德国投降。作为德国的同盟国日本，向法国投降政府提出让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切断美英援蒋的道路。在德国的压力下，法国投降政府于１９４０年８月同意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日本成为印度支那的实际控制者。在战况对日本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日本军队忽然于１９４５年１月宣布打倒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政府，让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独立。
１９４５年７月的波兹坦会议上，确认中国和英国共同占领印度支那，北１６度线作为中国和英国的占领区的分界线。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０余万中国军队进入北纬１６度线以北的印度支那。可是日本扶持起来的印度支那独立部队却反对外国军队进入印支，１９４６年７月中国和英国军队撤出印支，将印支交还给原来的宗主国法国。印支独立部队反对宗主国法国的返回，开始与法国军队展开游击站。１９５０年２月，法国被迫承认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独立。
由于日军进入印支三国是通过法国政府允许和平进入的，所以没有给印度支那造成较大的损害，因此赔偿额也比较少。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５９年日本份别和越南（南越）、老挝、柬埔寨三国政府达成协议，分别赔偿越南：３９００万美元；老挝：２７８万美元；柬埔寨：４１７万美元。
５、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赔款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英国殖民地时代统称马来亚，１９５１年９月旧金山对日讲和会议时，马来亚仍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英国在旧金山对日和会上放弃日本的赔款，也就意味着代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殖民地也放弃日本的赔款，因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独立后，在法律上已没有资格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新加坡是海外华侨聚集的地方，新加坡的华侨们在中日战争中曾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战。因此１９４２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曾大肆搜捕华侨中的抗日分子，即所谓“华侨大检证”。此外，日军在占领期间发起了强迫华侨捐款的“献金”运动，要求华侨们捐款５０００万元（英国当时发行的马来亚货币单位）。１９６２年，新加坡机场附近的建设工地中，从地下挖掘出６００多具人骨，据说这是日军占领新加坡时屠杀华侨的遗体。因此在新加坡掀起了向日本讨还“血债”的运动。
日本以英国已放弃赔偿为由，声称新加坡根据国际法无权再向日本索取赔款。然而新加坡方面却说：“赔款不应该仅仅考虑法律，更要考虑到道义，新加坡在道义上有权向日本追讨‘血债’”。１９６２年８月，约有１０万新加坡华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日本对血债进行赔偿。两国间关系一时间十分紧张。后来新加坡方面撤回了赔偿血债的要求，但要求日本赔偿当年的５０００万元献金。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１日，两国达成了“日本国和新加坡共和国９月２１日协定”。一般的国际协定都要说明是关于什么问题的协定，之所以会有“９月２１日协定”这样奇怪名字的协定，主要是日本政府害怕提到赔偿的字样会遭到国内反对党的攻击。
在“９月２１日协定”中，日方同意提供５０００万元的无偿援助作为赔偿当年的强征捐款。但强征捐款是在当时的马来亚境内进行的，所以赔款应该分给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一半，最后新马两国各得到２５００万元的赔款。马来西亚本来没有向日本要求赔款，但在新加坡的斗争下，也得到了一笔“意外的收获”。
６、对韩国的赔款
韩国在二次大战时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无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但是韩国人提出要求日本赔偿殖民地时代的韩国人被强征的财产、有价证券等。由于战后的一段时间里日韩之间没有外交关系，１９６１年两国开始商讨关系正常化的时候，日本的赔偿问题成为了焦点问题。
日本提出英法等国的殖民地独立时，都没有向原宗主国要求赔偿的先例。但韩国仍然要求日本进行赔偿。因为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国，所以美国在此问题上进行了调停。当时韩国的经济很遭，基本上依靠美国的扶持，从二战结束到１９６１年为止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援助已达３１亿美元。美国为了减轻援助韩国的经济负担，开始支持韩国的对日索赔。韩国最初向日本提出了８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而日本只同意赔偿５千万美元，双方在讨价还价后，最后于１９６５年达成协议，日本向韩国赔偿３亿美元，分１０年付清。另外在２０年内向韩国提供２亿美元的贷款。从１９６０年代后期韩国的经济开始起飞，１９６５年韩国的人均国民产值仅为１０５美元，低于当时中国的水平，而１９９５年猛增为１１０００美元，约为中国的１５倍。
７．对泰国的赔款
在二次大战前，亚洲只有三个独立的国家：中国、日本和泰国。泰国之所以没有成为殖民地，是由于泰国人非常巧妙地利用各列强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强国的夹缝中求生存。后人评价亚洲三国未沦为殖民地的原因是：“中国太大，日本太强，泰国太巧”。
在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泰国一直宣称严守中立。虽然泰国表面上中立，但实际上是亲日的。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泰国和日本签约了“日泰同盟条约”。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５日，泰国在日本之后也向美英宣战。后来日本由于战费不足，与泰国政府签订了向泰国借款的协定，作为报酬，日本将占领的英国殖民地的缅甸、马来亚的一部份割让给泰国。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泰国政府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６日宣布：“泰国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５日的对美英宣战宣言无效”。这种自己否认过去三年多的战争行为，自打嘴巴式的“宣战无效”宣言，在世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这也充份体现出泰国人在外交上的巧妙。幸好美国承认了泰国的“宣战无效”宣言，泰国因此没有被划入战败国。为了和日本“划清界限”，泰国政府于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１日宣布废除一切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条约。
可是１９５５年泰国又开始要求日本政府归还日本在二次大战期间对泰国的借款，日方说泰国在１９４５年已经宣布废除一切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条约，当然也包括当时日本政府和泰国签订的借款条约。而泰方则声称借款条约不在废除之列，要求日本偿还借款１３５０亿日元，日方则说当时有凭据的借款只有５４亿日元。最后双方在１９５５年８月达成协议，日本向泰国偿还借款５４亿日元，无偿经济援助９６亿日元，共１５０亿日元作为变相的战争赔款。
从日本战后的战争赔款情况可以看出，大国和小国对于战争赔款的态度和气量是不同的。按照国际法，只有与战败国进行过交战的战胜国才有资格获得战争赔款。从严格的法律角度来讲，只有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有资格索取战争赔款，而这些国家全都放弃了战争赔款。相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在二战时是殖民地而不是独立国家，这些国家的军队更没有和日本军队进行过交战，所以索取战争赔款有一些勉强。泰国、韩国等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更是牵强。这些以不充份的理由向日本索要战争赔款的小国，和那些堂堂放弃巨额战争赔款的大国，在气概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印度尼西亚：８亿美元
菲律宾： ８亿美元
缅甸： ２亿美元
越南： ３９００万美元
老挝： ２７８万美元
柬埔寨： ４１７万美元
此外，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这四个在法律上本来没有资格获得战争赔款的国家，通过对日“斗争”也得到了赔款。具体数额是：
韩国： ３亿美元
新加坡： ２５００万新加坡元
马来西亚：２５００万马来西亚元
泰国： １５０亿日元
后来，瑞士、西班牙、瑞典、丹麦这四个二次大战时的“中立国”，也向日本提出赔偿战争时所毁坏的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财产，日本也对此作了赔偿。具体数额是：
瑞士： １１亿日元
西班牙：２０亿日元
瑞典： ５亿日元
丹麦： ７亿日元
比较复杂的是蒙古，因为战前日本不承认蒙古是独立于中国的国家，所以日本认为中国放弃赔款就等于蒙古也放弃了赔款。但后来经过交涉，日本同意向蒙古提供５０亿日元的无偿经济援助，作为变相的赔偿。
战后日本支付的战争赔款共计２２·３亿美元，相当于中国１９０１年庚子赔款的１２·６倍（庚子赔款为４亿５千万两白银）。下面就分别介绍一下日本对各国的战争赔款情况。
一、旧金山对日讲和会议及其背景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进驻日本。在怎样处置日本方面盟军制定了三大基本方针：１、日本非军事化；２、在保证日本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范围内进行战争赔款；３、日本在外国的资产交联合国处理。
第１项和第３项的处置都顺利进行，但在日本赔款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难题。按照传统的战争赔款方法，有现金赔款和实物赔款两种。由于日本的国库早在战争中掏空了，所以向日本索要现金根本不现实。然而日本又是自然资源极其贫乏的国家，既没有石油煤炭等能源，也没有铁矿金矿等矿藏，以矿产等自然资源进行赔偿的方式也行不通。剩下的只有用机器设备等实物进行赔偿，可是日本工厂的机器大部份都在美军的战略轰炸中被炸毁，船舶也大部份被美军击沉，可以用于赔偿的实物也少得可怜。
从１９４７年４月开始，盟军陆续从日本拆撤出４００００余台机器，作为“中间赔偿”分给中国（５４·１％），美国（菲律宾的宗主国，１９４６年菲律宾独立后转交菲律宾，１９·０％），英国（缅甸、马来亚、香港的宗主国，１５·４％），荷兰（印度尼西亚的宗主国，１１·５％）。苏联则自行将“满洲国”的一些机器设备拆运回苏联。不过这些机器的价值总共才值４００余万美元（当时价格），作为战争赔偿也太少了一些。然而当时的日本就象输得只剩下最后一条裤衩的赌徒，再敲也敲不出钱来。１９４９年５月，盟军最高司令部决定停止这种从日本拆撤机器的中间赔偿。
由于日本没有自然资源，粮食也不能自给，必须向国外购买粮食和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加之当时盟军的抑制日本政策，使日本的经济极度萧条，没有钱向国外购买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迫使美国不得不每年拨出数亿美元的经费来为日本购买粮食和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因为作为日本占领国的美国有义务保证日本国民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由于日本人口多（当时近一亿人，大约为美国人口的一半），特别是缺乏自然资源，什么都要靠进口，所以维持日本国民的最低水准生活也要很大的开支，到１９５０年，美国已为日本补贴了２０余亿美元，已成为美国财政的一大负担。
当时有人开玩笑说：日本才赔了美国几百万美元，美国反倒贴了日本几十亿美元，美国是战胜国向战败国“赔款”。此时，美国人意识到抑制日本的政策对于美国来说是得不偿失，有必要扶持日本在经济上独立来减轻美国的财政负担。另外东亚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１９４９年新中国的建国并与苏联建立了同盟关系，１９５０年北朝鲜发起了朝鲜战争，日本的三面已都被别的阵营所包围，使日本在地理位置上成为桥头堡。因此美国感到在政治上也有必要扶持日本来遏制东亚的别的势力。
在此情况下，美国转变了抑制日本的政策，开始积极扶持日本。扶持日本的第一步就是要使日本重新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１９５１年９月，在美国的主持下，在旧金山召开了由５２国参加的对日讲和会议。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由于抗议美国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会议，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另外旧金山对日和会也邀请印度、南斯拉夫等国参加，但这些国家没有派代表参加。
中国和韩国也要求出席旧金山对日和会，但没有被邀请。韩国被拒绝参加的理由是：韩国在二次大战时是日本的殖民地，韩国人在二次大战时是日本侵略的协力者或“帮凶”，因此韩国不是战胜国无权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也无权得到战争赔款。
由于当时中国有两个政府，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所以邀请哪个政府代表中国参加对日讲和会议成为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苏联和英国主张由受战争损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代表参加旧金山和会，苏联和英国反对邀请台湾政府的理由和韩国一样：台湾在二次大战时也是日本侵略的协力者，因此台湾不是战争被害国，台湾人也无权得到战争赔款。然而美国却坚持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才是可以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主张邀请台湾政府。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只好达成既不邀请北京政府，也不邀请台湾政府的妥协案，所以北京政府和台湾政府都没有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
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中明确规定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但日本在旧金山和会上只是宣布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并没有象英国归还香港那样把台湾的主权交还中国，因为北京政府和台湾政府都声称自己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所以无法确认交还主权的对象。但由于日本已宣布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在国际法上台湾就成为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这就意味着台湾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国家。中国大陆在法律上并不拥有对台湾主权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说法也起源于此。
在旧金山和会上，美国代表说：参加会议的各战胜国都有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但由于日本的资源和经济现状，我们不得不面对日本无力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这一事实。如果对日本要求过份的战争赔款，将会导致日本经济无法自立。这不但不利于整个世界经济，也要增加美国的经济负担。因此美国建议各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予以宽大的处理。在美国的说服下，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都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但东南亚几个新独立的国家则强烈要求日本对他们进行战争赔款。这几个国家是印度尼西亚（１９４９年从荷兰独立）、菲律宾（１９４６年从美国独立）、缅甸（１９４８年从英国独立）、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均在１９５０年从法国独立）。
菲律宾代表开价最高，声称菲律宾是太平洋战争的主战场之一，菲律宾受到了巨大损失，要求日本赔偿１００亿美元。但缅甸代表却持同情日本的立场，反对菲律宾的巨额赔款要求。缅甸代表说：缅甸在二战时的损失比菲律宾还大，然而缅甸却反对向日本索要超过日本支付能力的战争赔款，缅甸只提出２亿美元的赔款要求。由于东南亚各国在赔款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旧金山和会最后规定日本有向这些国家赔偿的义务，但具体的赔偿额由日本在会后分别与各个国家进行单独交涉。旧金山和会还特别规定日本在进行战争赔偿时，原则上不支付现金，而是用生产物和劳役的方式支付。这对于日本是非常有利的。若不是美国替日本挡住，日本这样的无条件投降战败国将不得不赔偿上百年也还不完的天文数字战争赔款。由于美国的尽力帮助，日本在旧金山讲和会议上得到了异常宽大的处理，这是日本能够实现经济起飞的基本前提。后来日本在国际政治上紧跟美国，某种程度上也是表示对当年美国宽大的感谢。
二、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问题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当即发表了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的著名讲话。蒋介石虽然没有提到战争赔款一事，但确定了中国对日本宽大处理的方针。１９４９年菲律宾派特使访问蒋介石，商讨共同对日索取赔款之事。蒋介石却说：“要对这次战争负责任的是日本军阀，而不是日本人民。要求日本人民负担战争赔偿的作法是不公平的”。这初步表明蒋介石有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意思。１９４６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的损失是：军人死伤３２１万，财产损失１３３亿美元。
日本在旧金山讲和会议以后，在究竟与哪个中国政府打交道问题上踌躇不定。北京和台北也私下活动，劝说日本和自己谈判将可以获得更宽大的处理。但美国却要求日本和台湾的国府谈判，在美国的督促下，日本和台湾国府在１９５２年２月开始谈判，４月２８日结束，签订了“华日和平条约”。在华日和平条约中表明中华民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权力。
台湾的国府之所以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其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对日政策；第二是国府退居台湾后国际地位大大降低，希望以放弃战争赔款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台湾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第三是大中华思想的影响，别的大国都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中国人也应该有个大国的样子，不应该象小国那样斤斤计较战争赔款。现在有一些文章说台湾的国府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放弃战争赔款，这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当然向日本索取几百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战争赔款美国当然不会同意，不过向印尼、菲律宾那样索取１０亿美元左右的战争赔款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不过日本人还是比较感激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不时有人撰文对蒋介石表示感谢。
在１９５８年以前，日本政府基本上对大陆和台湾政府保持等距离关系。１９５８年大陆炮击金门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转向反共，当时的岸信介首相公开声称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并表明日美安全条约的防御范围包括金门、马祖在内。不过当时日本政府对中国大陆实行“政经分离”的政策，与大陆的经济和民间交流仍然比较活跃。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７日，大陆的机械工程学会翻译周鸿庆在访问东京期间，提出要前往中华民国大使馆政治避难。台湾要求日本允许周鸿庆前往台湾，但日本政府在北京的压力下，１９６４年１月将周鸿庆送还大陆。这一行为激怒了台湾，蒋介石当即召回驻日大使，并声称要与日本断交。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派出前首相吉田茂为特使访问台湾，特别说明日本将在道义上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并对与大陆的经济交往持慎重的态度，补救了紧张的台日关系。
“华日和平条约”签订后，日本和台湾保持了比较密切的经济关系，特别是日本企业对台湾的直接投资，是对台湾投资最多的国家。１９６５年美国停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后，日本开始向台湾提供日元贷款，对台湾的经济有一定的帮助。但１９７２年日本和中国大陆建交后，台湾谴责日本“背信弃义”，宣布同日本断交，并掀起了抵制日货的反日活动。在一段时间内，日本与台湾的贸易曾大幅度下降。
在台日断交后，日本与台湾的交往只限于民间的经济交往。由于台湾和日本具有领土小、人口多、资源缺乏的共同特徵，所以台湾采取了从日本进口机器设备，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制成工业品向美国出口的经济战略，取得了成功。同时日本对台湾进行了比较积极的技术转让，特别是在电子和精密机械领域，将一些一般不对外转让的先进技术转让给台湾的企业，对台湾企业的技术进步起到不小的作用。台湾和日本的大企业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比较密切，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间的非正式交往也十分频繁。
中国大陆由于一建国就宣布向苏联“一边倒”，所以和作为美国保护国的日本之间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联系。１９５１年１月，北京政府新公布的抗战期间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数目为：人员损失１０００万人，经济损失５００亿美元，比以前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损失数字大大前进了一步（现在这个数字已达到：人员损失３５００万人，经济损失６０００亿美元）。旧金山讲和会议和台日间的“华日和平条约”鉴定后，北京政府声明中国保留要求日本赔款的权力，当时北京政府要求的赔款额是５００亿美元，相当于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对日本战争赔款的４７０倍（甲午战争的赔款为２亿３千万两白银）。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周恩来会见日本自民党顾问时，仍然强调中国保留对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权力。但是中国和苏联恶交后，大陆在国际上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大陆的周边苏联，台湾，印度，日本都是北京政府的敌人。在此情况下，北京政府感到有必要缓和与日本的关系，团结更多的力量来对付最大的敌人苏联。１９６５年５月，廖承志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不准备靠他国的战争赔款来建设国家，而且要求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为前人支付战争赔款是不合理的”。这暗示着北京政府准备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１９７１年美国越过日本直接和北京接触，使日本人大吃一惊。１９７２年，中日两国开始商讨国交正常化的问题。在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由于北京已准备放弃战争赔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谈判比较顺利。唯一引起争执的是中方在共同声明中说：“中国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权力”，但日方提出异议：“在日本和台湾中华民国政府鉴定的日华和平条约中，中华民国政府已代表中国放弃了要求日本赔款的权力，所以在法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能再次放弃已经被放弃的权力”。后来在共同声明中，中方把放弃战争赔款的“权力”改为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这暗示着北京政府承认台湾国府鉴定的华日和平条约具有法律效力。
１９７２年中日恢复国交后，开始商讨签订“中日和平条约”。但由于中方坚持写入针对苏联的“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使“中日和平条约”的签订拖延了不少时间，最后终于在１９７８年８月正式签订了“中日和平条约”。由于日本和美国的特殊关系，中国不可能要求日本在政治上支持中国的立场，于是中国对日关系的重点放在了经济上。１９７８年，华国锋提出了建设十大钢铁基地、十大石油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的激进重工业发展计划。由于中国缺乏资金，开始向日本大规模借款，因为当时其它国家都无意向中国提供巨额借款。
１９７８年中国向日本提出５５亿美元的巨额借款要求，日本政府最后同意向中国借款３９００亿日元（折合１８亿美元）。后来日本政府又在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８年，三次向中国提供了巨额政府贷款，共计２００００亿日元。到１９９７年底，已交付中国１４０００亿日元，而中国到１９７７年底的偿还额仅为２００亿日元。日元贷款的特点是：数额大，利息低（年息３％左右），偿还期限长（偿还期限３０年），是一种少有的优惠借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日本人把这种以特别优惠的条件向中国提供巨额借款，看作是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报答和对过去侵略行为的赎罪。
１９９０年开始，日本的对外援助金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经济援助国。１９９７年日本的人均对外援助额为７４·４美元，比美国（２３·２美元）、英国（５７·３美元）、德国（７２·２美元）都要多。此外美国经济援助的重点是以色列、埃及、土尔其、南非等战略国家，英国经济援助的重点是英联邦国家，德国经济援助的重点是东欧国家，而日本经济援助的重点则是中国。从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最大的援助国一直是中国，每年向中国提供５亿多美元的经济援助（包括有偿和无偿的援助）。日本人非常不满中国政府有意识地控制日本对中国经济援助和政府借款的报导，不让中国人民知道日本对中国进行的经济援助的真相。比如北京的地铁二期工程是由日本援助修建的，日本大使馆采访了１０００多名乘坐地铁的北京市民，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此事。
因此不少日本的政治家对日本政府的援助中国政策提出了激烈批评，指出现在日本是花巨款来买回中国人的敌意，要求今后用让中国老百姓知道的形式来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还有人声称象中国这样自尊心非常强烈的民族，在接受别人经济援助时并不感到高兴，甚至有可能反而感到耻辱。因此建议日本政府改变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政策。
总而言之，中国的台湾政府和北京政府都自愿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对此日本人是比较感激的。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和政府贷款，也是希望以此来表示对以前侵略行为的“赎罪”。当然中国人对日本的历史仇恨不可能简单地用金钱来买回，中日间的关系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走出历史的阴影。
三、对其它国家的赔款
１、对缅甸的赔款
缅甸在二次大战中，曾经两次成为战场，受到了巨大的损害。第一次是在中日战争中，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缅甸，成为美英援助蒋介石的中介地，中缅公路也成为“援蒋之路”。为了切断援蒋之路，日军发动了中缅公路战役，切断了中缅公路。缅甸的守军英印联军在撤退时，采用了焦土战术，将铁道、矿山、桥梁、港口等全部炸毁，对缅甸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第二次是１９４３年２月日军再次发动占领全缅甸的缅甸战役，１９４３年５月占领全缅甸。此后美英中联军□开始发动对日反击战，日军在撤退时再次对可利用的铁道、矿山、桥梁、港口进行了破坏，对缅甸经济又造成了新的打击。
立志缅甸独立的革命家昂山，在日本组织和训练了缅甸独立义勇军，１９４３年２月参加了日军的缅甸战役，然后在日军的支持下宣布缅甸从英国独立。不过昂山在利用日本人取得独立后，开始１８０度大转弯，开始加入美英盟军的一方。美英中联军开始对日反击战后，昂山的部队转而加入反攻日军的行列。日本战败后，缅甸的昂山声称１９４３年宣布的缅甸独立有效，英国政府也承认了昂山政权，１９４８年１月缅甸联邦正式独立。也是由于缅甸的独立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所以缅甸在旧金山对日讲和会议上，对日本持同情的态度。在菲律宾等国对日本提出巨额赔款要求时，缅甸代表坚决反对，指出应该在日本的赔偿能力范围内索取赔偿。缅甸只提出了２亿美元的赔偿，并且缅甸还提出反对美军在日本保留驻军的提案。由于缅甸对日本的同情态度，使日本和缅甸关于赔偿问题的谈判比较顺利，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两国达成了关于赔款的协议。日本赔偿缅甸战争损失２亿美元，分１０年付清。但后来由于日本对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赔款均为８亿美元，缅甸感到吃了亏，要求日本再对缅甸增补一些赔款。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于１９６３年３月再次向缅甸提供１亿５千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和３千万美元的借款，作为变相的增补赔偿。
２、对印度尼西亚的赔款
在二次大战前，中东和中国的大油田尚未发现，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亚洲唯一的石油生产国是荷兰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１９４１年７月美国和荷兰联合对日本实行了石油禁运，由于当时日本９８％的石油要靠从美国进口，对日本禁运石油也可以说是把日本置于了死地。当时日本的石油储备只够用１年，１年后石油用光，飞机军舰等都将成为废铁。
在此情况下，东条英机等军政首脑认为如果日本不对美开战，１年后石油用光就不战自败。当然日本人自己也很清楚对美开战取胜的可能性很小，当时的情况对于日本来说是“战要败，不战也要败”。在是否对美开战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一个奇妙的结论：“如果对美开战，即使不幸战败，大和民族的精神尚存，以后日本还能再次站起来。如果不战而取得屈辱的和平，大和民族的精神就将失去，日本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堕落成为三流国家”。最后日本军政首脑得出了“即使战败的可能性很大也要开战”的结论，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开始对美开宣战。
日军一开始就直奔产石油的印尼，试图获得石油资源。而美军的最初战场也是印尼，试图保住印尼的石油困死日本。因此印尼成为太平洋战场的重点，美日双方的激烈战斗给印尼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日本投降两天后的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７日，印尼人在获得投降日军的武器装备后，宣布脱离宗主国荷兰独立。战后宗主国荷兰返回印尼，和印尼独立武装进行了４年的战争，最后荷兰被迫承认印尼独立，印尼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７日正式宣布独立。战后印尼政府向日本提出了高额的战争赔款，经过多次的讨价还价，１９５８年１月两国达成了关于赔款的协议。日本向印尼提供纯赔款２·２亿美元，分１２年付清，同时日本将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８年对印尼出口商品所得的１·８亿美元交付印尼；另外日本在２０年之内再向印尼提供４亿美元借款。日本对印尼的赔款共计８亿美元。
３、对菲律宾的赔款
在二次大战前，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日本对美开战以后，对驻扎菲律宾的美军发起了进攻，占领了菲律宾。日本投降后，美国允许菲律宾于１９４６年独立。独立后的菲律宾以日本在二战时对菲律宾造成了巨大人员经济损失为由，向日本提出了１００亿美元的巨额赔款。最初日本政府只同意向菲律宾提供２·５亿美元的赔款，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对菲律宾的赔款谈判成为日本赔款谈判中最艰难的谈判。由于日本和菲律宾都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对赔款的问题进行了调停。在美国的调停下，双方终于在１９５６年达成协议。协议规定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纯赔款５·５亿，分１０年付清；另外在２０年内向菲律宾提供２·５亿美元的借款。日本对菲律宾的赔款共计８亿美元。然而日本的战争赔款，被当时的菲律宾马克斯总统夫妇当作私人或家族的财产私吞和挥霍掉了，真正受到战争损害的菲律宾人民并没有拿到本该赔给他们的战争赔款。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对战争赔款之意义的讽刺。
４、对越南、老挝、柬埔寨的赔款
越南、老挝、柬埔寨组成的印度支那，原是中国的保护国，１８９３年沦为法国的殖民地。１９３９年二次大战爆发后，１９４０年６月法国向德国投降。作为德国的同盟国日本，向法国投降政府提出让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切断美英援蒋的道路。在德国的压力下，法国投降政府于１９４０年８月同意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日本成为印度支那的实际控制者。在战况对日本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日本军队忽然于１９４５年１月宣布打倒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政府，让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独立。
１９４５年７月的波兹坦会议上，确认中国和英国共同占领印度支那，北１６度线作为中国和英国的占领区的分界线。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０余万中国军队进入北纬１６度线以北的印度支那。可是日本扶持起来的印度支那独立部队却反对外国军队进入印支，１９４６年７月中国和英国军队撤出印支，将印支交还给原来的宗主国法国。印支独立部队反对宗主国法国的返回，开始与法国军队展开游击站。１９５０年２月，法国被迫承认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独立。
由于日军进入印支三国是通过法国政府允许和平进入的，所以没有给印度支那造成较大的损害，因此赔偿额也比较少。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５９年日本份别和越南（南越）、老挝、柬埔寨三国政府达成协议，分别赔偿越南：３９００万美元；老挝：２７８万美元；柬埔寨：４１７万美元。
５、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赔款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英国殖民地时代统称马来亚，１９５１年９月旧金山对日讲和会议时，马来亚仍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英国在旧金山对日和会上放弃日本的赔款，也就意味着代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殖民地也放弃日本的赔款，因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独立后，在法律上已没有资格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新加坡是海外华侨聚集的地方，新加坡的华侨们在中日战争中曾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战。因此１９４２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曾大肆搜捕华侨中的抗日分子，即所谓“华侨大检证”。此外，日军在占领期间发起了强迫华侨捐款的“献金”运动，要求华侨们捐款５０００万元（英国当时发行的马来亚货币单位）。１９６２年，新加坡机场附近的建设工地中，从地下挖掘出６００多具人骨，据说这是日军占领新加坡时屠杀华侨的遗体。因此在新加坡掀起了向日本讨还“血债”的运动。
日本以英国已放弃赔偿为由，声称新加坡根据国际法无权再向日本索取赔款。然而新加坡方面却说：“赔款不应该仅仅考虑法律，更要考虑到道义，新加坡在道义上有权向日本追讨‘血债’”。１９６２年８月，约有１０万新加坡华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日本对血债进行赔偿。两国间关系一时间十分紧张。后来新加坡方面撤回了赔偿血债的要求，但要求日本赔偿当年的５０００万元献金。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１日，两国达成了“日本国和新加坡共和国９月２１日协定”。一般的国际协定都要说明是关于什么问题的协定，之所以会有“９月２１日协定”这样奇怪名字的协定，主要是日本政府害怕提到赔偿的字样会遭到国内反对党的攻击。
在“９月２１日协定”中，日方同意提供５０００万元的无偿援助作为赔偿当年的强征捐款。但强征捐款是在当时的马来亚境内进行的，所以赔款应该分给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一半，最后新马两国各得到２５００万元的赔款。马来西亚本来没有向日本要求赔款，但在新加坡的斗争下，也得到了一笔“意外的收获”。
６、对韩国的赔款
韩国在二次大战时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无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但是韩国人提出要求日本赔偿殖民地时代的韩国人被强征的财产、有价证券等。由于战后的一段时间里日韩之间没有外交关系，１９６１年两国开始商讨关系正常化的时候，日本的赔偿问题成为了焦点问题。
日本提出英法等国的殖民地独立时，都没有向原宗主国要求赔偿的先例。但韩国仍然要求日本进行赔偿。因为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国，所以美国在此问题上进行了调停。当时韩国的经济很遭，基本上依靠美国的扶持，从二战结束到１９６１年为止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援助已达３１亿美元。美国为了减轻援助韩国的经济负担，开始支持韩国的对日索赔。韩国最初向日本提出了８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而日本只同意赔偿５千万美元，双方在讨价还价后，最后于１９６５年达成协议，日本向韩国赔偿３亿美元，分１０年付清。另外在２０年内向韩国提供２亿美元的贷款。从１９６０年代后期韩国的经济开始起飞，１９６５年韩国的人均国民产值仅为１０５美元，低于当时中国的水平，而１９９５年猛增为１１０００美元，约为中国的１５倍。
７．对泰国的赔款
在二次大战前，亚洲只有三个独立的国家：中国、日本和泰国。泰国之所以没有成为殖民地，是由于泰国人非常巧妙地利用各列强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强国的夹缝中求生存。后人评价亚洲三国未沦为殖民地的原因是：“中国太大，日本太强，泰国太巧”。
在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泰国一直宣称严守中立。虽然泰国表面上中立，但实际上是亲日的。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泰国和日本签约了“日泰同盟条约”。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５日，泰国在日本之后也向美英宣战。后来日本由于战费不足，与泰国政府签订了向泰国借款的协定，作为报酬，日本将占领的英国殖民地的缅甸、马来亚的一部份割让给泰国。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泰国政府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６日宣布：“泰国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５日的对美英宣战宣言无效”。这种自己否认过去三年多的战争行为，自打嘴巴式的“宣战无效”宣言，在世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这也充份体现出泰国人在外交上的巧妙。幸好美国承认了泰国的“宣战无效”宣言，泰国因此没有被划入战败国。为了和日本“划清界限”，泰国政府于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１日宣布废除一切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条约。
可是１９５５年泰国又开始要求日本政府归还日本在二次大战期间对泰国的借款，日方说泰国在１９４５年已经宣布废除一切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条约，当然也包括当时日本政府和泰国签订的借款条约。而泰方则声称借款条约不在废除之列，要求日本偿还借款１３５０亿日元，日方则说当时有凭据的借款只有５４亿日元。最后双方在１９５５年８月达成协议，日本向泰国偿还借款５４亿日元，无偿经济援助９６亿日元，共１５０亿日元作为变相的战争赔款。
从日本战后的战争赔款情况可以看出，大国和小国对于战争赔款的态度和气量是不同的。按照国际法，只有与战败国进行过交战的战胜国才有资格获得战争赔款。从严格的法律角度来讲，只有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有资格索取战争赔款，而这些国家全都放弃了战争赔款。相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在二战时是殖民地而不是独立国家，这些国家的军队更没有和日本军队进行过交战，所以索取战争赔款有一些勉强。泰国、韩国等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更是牵强。这些以不充份的理由向日本索要战争赔款的小国，和那些堂堂放弃巨额战争赔款的大国，在气概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分封地方首领世袭管职，以统 治当地人民的一种特殊政治制度。
隋唐时期，封建中央王朝在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竭糜州郡，实行羁縻制度：即在各族首领所辖领域的基础上，飞设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其首领为都昔、刺 史，皆世袭(《新唐书卷四十三》)"，"树其酋长，使自镇抚，以达其以夷治夷"的目的。
土家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始于五代(初为竭糜制度)，发展于宋，完备于元、明(由 褐糜制度发展成为土司制度)，终止于清，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宋、 元、明、清各代，时达八百余年。溪州之役，彭士愁在军事上失利，被迫与楚签订盟约，虽然表示臣服于楚，但其政 治地位和管辖地域却得到楚的确认。马希范仍授彭士愁为溪州刺史，继续管辖溪、锦、 奖诸州。彭氏与马楚讲和盟约，结束了双方之间的混战局面，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秩序得 以相对稳定。盟约规定，溪州虽受楚辑攘，但不向王朝缴纳赋税，不提供兵源，与楚不 互相掠夺土地和人口，不阻扰交通，不强迫买卖货物等，实际上马楚承认了溪州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自治条件。
土司的疆城，五代时置二十州，包括沉、酉流域的南、北两江。宋初无变化，至淳 化以后，南江诸地各自向朝廷入贡，只北江(今永顺、保靖、龙山、古文、花垣等地步 保其原地。元代对西南各部族的大姓，因其请而以土司之职。明袭元制，凡结族来附 者，均以原官，并加以重用，土司便成为统治王朝倚重的疆吏，甚至同于藩国。明代， 土司与朝廷的关系甚为密切，土司制度更为完备。
历代封建王朝，给溪州彭氏土司集团及所属州、洞，分别给予刺史、宣慰使、宣抚 使、土知州、土巡检等大小不同的土官官职。各司还有同知、副使、敛事、经历等人 员。历代王朝对土司的职位，准其世代承袭，父死子袭，无子弟袭，侄赤可袭，其承袭 有长幼之分，不得擅越。明政府规定土司的承袭、升降、裁革和机构的置废，都必须听 命于朝廷。各级大小土司以中央王朝为靠山，接受封号谐命，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便于在各自的管辖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也乐于接受这种形式。
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在经济上表现为"纳贡"与"回赐"。向中央王朝纳贡， 唐代有贡"溪布"、"水银"的记载。宋、元、明以后日益扩大，计有虎皮、府脐、犀 角、竹鸡、锦鸡、土绸、溪布、水银、黄蜡、丹砂、珍贵药材、名马、大捕竹等。每次纳贡均得到皇帝相应的一些"回赐"。
土司必须服从封建王朝的征调。土司所领之兵，原来只有守土之责，"无事则荷末 而耕，有事则修矛以战，军无远戍之劳，官无养兵之费"。随着土司制度的完备及与申 央王朝关系的密切，在明代，土兵成为朝廷的主要兵源之一，朝廷每次征战，土兵几乎 无役不从。
土司在其辖区内具有无上权威，为名符其实的"土皇帝"，自设总理、家政、舍巴、土知州、土中军等。自宋代开始，所辖最小行政单位为洞。洞与洞之间有固定地段，一 般以山坡河流为界，颇与今日的区、社相似。洞下为旗，旗是土司政权兵民合一的组织，有事则调集为军，以备战斗，无事则散处为民，以习耕凿。永顺司所屏的三州六长 官司，其下有五十八旗。
土司统治等级森严，用等级确定权力和地位，主仆之分十分严格。土地按等级分配，土司占有肥田沃土，舍巳头人可分平地。土民只能在山坡上开一块"份地"。在住房上，土司《纺柱雕梁，砖瓦鳞砌"，舍已头人"许竖梁柱，周以板壁"，土民则"叉木架屋，编竹为墙"，皆不准盖瓦，如有盖瓦者，即"治以潜越"之罪，俗云:"只准 家政骑马，不许百姓盖瓦。"讨土司出巡时，仪卫颇盛，土民见之皆夹道拜伏，否则以 谴责诛杀勿论也。》土司自称化日本爵"，土民称其为"爵爷"、"都爷"，土司居住的衙署自称为化金挛宝殿"，其宿舍称"婪宫"，其妻要有《三宫六院"，其墓葬地称 "紫金山"，其花园称"御花园"，其宗柯称"太庙"。各级土司过着奢侈豪华的糜烂生活。每逢岁时会节及舍已下乡，"具令民间妇女摆 项歌舞佰筋。"土司修有热洞，凉洞，为保暖避暑之所。其中设有林泉、花园、钓鱼台等，专供游玩。
残酷的刑法，是土司对土民实行野蛮残酷统治的重要手段。土司操有杀伐之权，其刑法有断首、宫刑、断指、割耳·挖眼、杖责等。土人有罪，小则知州长官治之，大则 土司自理。
土司的残酷统治，给土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土民生活的困苦，连封建王朝也不得不承认。
隋唐时期，封建中央王朝在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竭糜州郡，实行羁縻制度：即在各族首领所辖领域的基础上，飞设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其首领为都昔、刺 史，皆世袭(《新唐书卷四十三》)"，"树其酋长，使自镇抚，以达其以夷治夷"的目的。
土家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始于五代(初为竭糜制度)，发展于宋，完备于元、明(由 褐糜制度发展成为土司制度)，终止于清，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宋、 元、明、清各代，时达八百余年。溪州之役，彭士愁在军事上失利，被迫与楚签订盟约，虽然表示臣服于楚，但其政 治地位和管辖地域却得到楚的确认。马希范仍授彭士愁为溪州刺史，继续管辖溪、锦、 奖诸州。彭氏与马楚讲和盟约，结束了双方之间的混战局面，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秩序得 以相对稳定。盟约规定，溪州虽受楚辑攘，但不向王朝缴纳赋税，不提供兵源，与楚不 互相掠夺土地和人口，不阻扰交通，不强迫买卖货物等，实际上马楚承认了溪州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自治条件。
土司的疆城，五代时置二十州，包括沉、酉流域的南、北两江。宋初无变化，至淳 化以后，南江诸地各自向朝廷入贡，只北江(今永顺、保靖、龙山、古文、花垣等地步 保其原地。元代对西南各部族的大姓，因其请而以土司之职。明袭元制，凡结族来附 者，均以原官，并加以重用，土司便成为统治王朝倚重的疆吏，甚至同于藩国。明代， 土司与朝廷的关系甚为密切，土司制度更为完备。
历代封建王朝，给溪州彭氏土司集团及所属州、洞，分别给予刺史、宣慰使、宣抚 使、土知州、土巡检等大小不同的土官官职。各司还有同知、副使、敛事、经历等人 员。历代王朝对土司的职位，准其世代承袭，父死子袭，无子弟袭，侄赤可袭，其承袭 有长幼之分，不得擅越。明政府规定土司的承袭、升降、裁革和机构的置废，都必须听 命于朝廷。各级大小土司以中央王朝为靠山，接受封号谐命，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便于在各自的管辖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也乐于接受这种形式。
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在经济上表现为"纳贡"与"回赐"。向中央王朝纳贡， 唐代有贡"溪布"、"水银"的记载。宋、元、明以后日益扩大，计有虎皮、府脐、犀 角、竹鸡、锦鸡、土绸、溪布、水银、黄蜡、丹砂、珍贵药材、名马、大捕竹等。每次纳贡均得到皇帝相应的一些"回赐"。
土司必须服从封建王朝的征调。土司所领之兵，原来只有守土之责，"无事则荷末 而耕，有事则修矛以战，军无远戍之劳，官无养兵之费"。随着土司制度的完备及与申 央王朝关系的密切，在明代，土兵成为朝廷的主要兵源之一，朝廷每次征战，土兵几乎 无役不从。
土司在其辖区内具有无上权威，为名符其实的"土皇帝"，自设总理、家政、舍巴、土知州、土中军等。自宋代开始，所辖最小行政单位为洞。洞与洞之间有固定地段，一 般以山坡河流为界，颇与今日的区、社相似。洞下为旗，旗是土司政权兵民合一的组织，有事则调集为军，以备战斗，无事则散处为民，以习耕凿。永顺司所屏的三州六长 官司，其下有五十八旗。
土司统治等级森严，用等级确定权力和地位，主仆之分十分严格。土地按等级分配，土司占有肥田沃土，舍巳头人可分平地。土民只能在山坡上开一块"份地"。在住房上，土司《纺柱雕梁，砖瓦鳞砌"，舍已头人"许竖梁柱，周以板壁"，土民则"叉木架屋，编竹为墙"，皆不准盖瓦，如有盖瓦者，即"治以潜越"之罪，俗云:"只准 家政骑马，不许百姓盖瓦。"讨土司出巡时，仪卫颇盛，土民见之皆夹道拜伏，否则以 谴责诛杀勿论也。》土司自称化日本爵"，土民称其为"爵爷"、"都爷"，土司居住的衙署自称为化金挛宝殿"，其宿舍称"婪宫"，其妻要有《三宫六院"，其墓葬地称 "紫金山"，其花园称"御花园"，其宗柯称"太庙"。各级土司过着奢侈豪华的糜烂生活。每逢岁时会节及舍已下乡，"具令民间妇女摆 项歌舞佰筋。"土司修有热洞，凉洞，为保暖避暑之所。其中设有林泉、花园、钓鱼台等，专供游玩。
残酷的刑法，是土司对土民实行野蛮残酷统治的重要手段。土司操有杀伐之权，其刑法有断首、宫刑、断指、割耳·挖眼、杖责等。土人有罪，小则知州长官治之，大则 土司自理。
土司的残酷统治，给土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土民生活的困苦，连封建王朝也不得不承认。
唐初，印度半岛最强大的中天竺统一了北印度，建立了摩揭陀帝国，并很快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
公元647年，唐命王玄策为正使，与副使蒋师仁出使印度。但此时中天竺发生了政变，纂位的新王阿罗顺那听说大唐使节入境，竟派了二千兵将伏击。王玄策从骑多死难，玄策被擒扣押。后来，王玄策寻机逃脱。他策马自印度大陆北上，渡过甘第斯河和辛都斯坦平原，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目标，一路来到了尼泊尔王国。在这里，王玄策与尼泊尔王谈判，以迎娶文成公主而与唐具友好关系的吐蕃的王中之王的名义，向尼泊尔借得七千骑兵。玄策大怒之余，继续檄召临近唐各部军府节度使及近处各大唐藩属国，又集兵马万余，自为总管，蒋师仁为先锋，直扑天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闻悉后也发兵一千二百人助玄策。
在北天竺茶博和罗城外，王玄策一仗击溃天竺数万象军。天竺王大惊，守城不出。玄策一心报仇，拿出唐军攻城的各种伎俩，云梯，抛石车，火攻，狠攻月余。648年，茶博和罗城兵溃城破，玄策一路追来，斩杀天竺兵将三千，天竺兵将落水溺毙者万余，被俘万余，阿罗顺那逃回中天竺。
王玄策乘势攻入中天竺，发誓要尽灭天竺。而天竺兵将与唐军（算是外籍军团）一接仗便溃不成军。阿罗顺那弃国投奔东天竺，求助东天竺王尸鸠摩援兵，接着再收集散兵残将准备反攻唐军。玄策，师仁欺天竺人不通兵法，只知蛮斗，设分兵伏杀计引阿罗顺那上钩，一举全歼阿罗顺那残部，活捉了阿罗顺那，余众尽坑杀。最后，阿罗顺那妻子拥兵数万据守的朝乾托卫城也被师仁攻破，远近城邑望风而降，中天竺灭亡。
由于东天竺援兵阿罗顺那，王玄策准备顺势再亡东天竺，尸鸠摩吓得魂飞魄散，忙送牛马万头，弓刀缨络财宝若干，向唐师谢罪，以示臣服大唐，玄策方才罢兵回朝述职，同时将阿罗顺那披枷带锁押回长安。太宗皇帝大喜，下诏封赏玄策，授散朝大夫。
高宗显庆三年（658年），王玄策再次出使印度，行程主要是去各大寺庙参拜，礼佛而归，中华的谦让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佩服。由于在中国境内他并没有做过什么，因此也没有什么特别提拔和任命。再加上当时大唐开边将星如云，玄策“不务正业”的功绩（尤是对唐本无意征伐的国家）也不那么显眼。在从印度回来后，也只是辛苦了就结束，算是有点可怜。玄策晚年写过回忆录《中天竺行记》，但不为世人重视，后来也失传了。
公元647年，唐命王玄策为正使，与副使蒋师仁出使印度。但此时中天竺发生了政变，纂位的新王阿罗顺那听说大唐使节入境，竟派了二千兵将伏击。王玄策从骑多死难，玄策被擒扣押。后来，王玄策寻机逃脱。他策马自印度大陆北上，渡过甘第斯河和辛都斯坦平原，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目标，一路来到了尼泊尔王国。在这里，王玄策与尼泊尔王谈判，以迎娶文成公主而与唐具友好关系的吐蕃的王中之王的名义，向尼泊尔借得七千骑兵。玄策大怒之余，继续檄召临近唐各部军府节度使及近处各大唐藩属国，又集兵马万余，自为总管，蒋师仁为先锋，直扑天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闻悉后也发兵一千二百人助玄策。
在北天竺茶博和罗城外，王玄策一仗击溃天竺数万象军。天竺王大惊，守城不出。玄策一心报仇，拿出唐军攻城的各种伎俩，云梯，抛石车，火攻，狠攻月余。648年，茶博和罗城兵溃城破，玄策一路追来，斩杀天竺兵将三千，天竺兵将落水溺毙者万余，被俘万余，阿罗顺那逃回中天竺。
王玄策乘势攻入中天竺，发誓要尽灭天竺。而天竺兵将与唐军（算是外籍军团）一接仗便溃不成军。阿罗顺那弃国投奔东天竺，求助东天竺王尸鸠摩援兵，接着再收集散兵残将准备反攻唐军。玄策，师仁欺天竺人不通兵法，只知蛮斗，设分兵伏杀计引阿罗顺那上钩，一举全歼阿罗顺那残部，活捉了阿罗顺那，余众尽坑杀。最后，阿罗顺那妻子拥兵数万据守的朝乾托卫城也被师仁攻破，远近城邑望风而降，中天竺灭亡。
由于东天竺援兵阿罗顺那，王玄策准备顺势再亡东天竺，尸鸠摩吓得魂飞魄散，忙送牛马万头，弓刀缨络财宝若干，向唐师谢罪，以示臣服大唐，玄策方才罢兵回朝述职，同时将阿罗顺那披枷带锁押回长安。太宗皇帝大喜，下诏封赏玄策，授散朝大夫。
高宗显庆三年（658年），王玄策再次出使印度，行程主要是去各大寺庙参拜，礼佛而归，中华的谦让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佩服。由于在中国境内他并没有做过什么，因此也没有什么特别提拔和任命。再加上当时大唐开边将星如云，玄策“不务正业”的功绩（尤是对唐本无意征伐的国家）也不那么显眼。在从印度回来后，也只是辛苦了就结束，算是有点可怜。玄策晚年写过回忆录《中天竺行记》，但不为世人重视，后来也失传了。
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湖南人左宗棠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他是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去世的。他一死，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倒下了，这大厦还能维持多久？
接到丧折后，慈禧太后的心情是复杂的。“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言犹在耳，可左宗棠走了。走了也好，这个汉人太强硬，太无拘束，甚至在万寿圣节也不参加行礼。但态是要表的，要不然还会有谁去为朝廷卖命呢？于是诏谕立即派发各省：追赠左宗棠为太傅，恩谥“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
就在慈禧太后下达诏谕后的一个夜晚，福州暴雨倾盆，忽听一声劈雷，东南角城墙，顿时被撕裂一个几丈宽的大口子，而城下居民安然无恙。老百姓说，左宗棠死了，此乃天意，要毁我长城。
左宗棠死了，左公行辕标着“肃静”、“回避”字样的灯笼。已被罩以白纱的长明灯代替，沉重的死亡气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盏盏白灯，宣告着时代强音的终结，这是一个奋起抗争、抵御外侮的时代，左宗棠是中流砥柱。而拥有“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七个头衔的左宗棠，这个风光了半生的男人，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法国人松了一口气。他们在攻占台湾岛，他们的军舰还在东海耀武扬威。左宗棠与他们摆开了决战的架式，发出了“渡海杀贼”的动员令。他们吃过左宗棠的大亏，知道他是雄狮。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羊，个个是狮子；而一群狮子被一头羊领着，个个就成了羊。左宗棠一死，便群龙无首了。
英国人松了一口气。英国领事在上海租界竖有“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左宗棠发现，下令侍卫将其立即捣毁并没收公园，逮捕人犯。端坐在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中的左宗棠，身穿黄马褂，头戴宝石顶戴，三眼花翎，手执鹅扇，面容饱满，威严无比。只要他进入租界，租界当局立马换上中国龙旗，外国兵警执鞭清道。左宗棠死了，就不需要对中国人那么恭谨有加了。
俄国人松了一口气。左宗棠把他们从新疆赶走，把他们侵占的伊犁收回，甚至用兵车运着棺木，将肃州行营前移几百公里于哈密，“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左宗棠一死，中国再没有硬骨头了。
李鸿章松了一口气。一个月前，他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签订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是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左宗棠领衔反对，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全国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弄得李二先生狼狈不堪，李鸿章恼怒这个湘人不懂中国国情。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杀鸡给猴看。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兵备道刘，将他们充军流放。左宗棠上书为属下鸣冤叫屈，眼看就要翻过案来，左宗棠死了，好了，一了百了，主战派的旗帜倒了，躲在京城的李鸿章面对这个与自己争斗了三十多年的政敌的死亡，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再也不用顾忌，可以放肆地弓着腰在世界列强面前周旋，抖抖索索地在不断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画押了。
死，对于死者来说，是结束。但对活着的人，是一种绝望的痛苦。大清的中兴重臣，林则徐、曾国藩……一个一个地死了，茫茫九州，哪里还听得到复兴的呐喊？大清气数尽了。
也好，左宗棠死了，有人幸灾乐祸，躲在阴暗角落里窃笑不止，反证了死者的强盛和伟大。左宗棠是真正的英雄，是爱国者，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拍案而起，挺身而出，肯定会要触犯一些人谋取的私利。你要保家卫国，他要侵城掠地，而有的同僚甘愿当亡国奴，堂堂中华民族只剩下这强者的呐喊，他们怎么不会惧怕他呢？
中国历史上，有谁像左宗棠一样所向披靡，铁腕收复大片国土？苏武饮血茹毛，威武不屈；张骞关山万里，沟通西域；班超没笔从戎，西戎不敢过天山；祖逖闻鸡起舞，击楫中流；史可法慷慨殉国，魂傍梅花……他们留下的仅仅是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故事，是仰天长啸的悲壮，是可歌可泣的精神，让后人无限的敬仰和唏嘘，而没有谁比得过左宗棠--给后人收复六分之一的大好河山，留下任我驰骋的广袤疆常于是有人定论，左宗棠乃千古一人。
二 左宗棠是时代造就的英雄
在那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大清没有了指点江山的豪情，没有了秋风扫落叶般的霸气，像一个垂暮的老人，靠药物在维持生命的延续。
左宗棠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四岁时，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道光六年（1826），15岁的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道光九年，18岁的左宗棠开始读顾社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南的《水道提纲》。这些是完全不同于儒家经典的学问。正是这些不算是正统的学问，为左宗棠日后的成功奠定了知识基矗道光十二年，左宗棠以监生身份参加湖南乡试，中第18名。之后六年，三次赴京会试，均未考中。左宗棠最初的心态是复杂的、迷离的。
他后来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他没有在悲观中走向人生的沉沦，没有像有些酸酸的文人一样从此寄情山水，尽管他的诗文才华出众。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何必像范进一样在考试路上耗尽生命年华？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寻找新的报国途径。
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气壮山河的宣言，是对自己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三十年后的同治五年三月，左宗棠在福州寓所为儿女写家训时，也是写的这副联语。
1838年，左宗棠取道江苏南京，谒见赫赫有名的老乡陶澍，陶澍是连任了十多年的两江总督，是当时经世致用之用的代表之物。陶澍对左宗棠的到来，显得格外热诚。他们有过一段缘分。--那是一年前的春天，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走进公馆，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意思是醴陵县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载陶公一腔凛然正气而生。小小醴陵，居然有我的知己！这位60多岁的封疆大吏，当即提出要见见这诗文作者。
左宗棠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时任渌江书院山长。陶澍决定推迟归期，与素昧平生的左宗棠彻夜长谈，共议时政。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拜陶澍为师，毕生仿效。陶公爱才，欣然应允。 于是，一个落魄的穷举人，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陶澍甚至以一代名人之尊，提出要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五岁的惟一儿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左宗棠正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军国大事，开始了解夷人的船坚炮利与世界大势。他将自己的命运与朝廷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左宗棠开始初试锋芒。以至几年后的1849年，民族英雄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隐逸在老家读书的左宗棠。
去见林则徐是在夜里。37岁的左宗棠行色匆匆，心情激动，一脚踏空，落入水中。林则徐笑曰：“这就是你的见面礼？” 林则徐一见他，混沌的眼睛顿时一亮，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可以托付终身大事的人找到了。他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他还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年逾年甲的林则徐是用滴血的心说这段话的，好比临终托孤，后来左宗棠征战新疆，带的就是林则徐绘制的地图。此刻，左宗棠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暗暗立下誓言，决不负重托！临别，林则徐还写了一副对联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这是传世名言，左宗棠将这对联当做自己的座右铭，时时激励自己。他说：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意，实在愧对知己。“回福建后，林则徐身染重病，知道来日不多，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 左宗棠的名字引起了京城的注意。
三 左宗棠是一个孤独的人，真有些“世人皆醉我独醒”。
面对山河破碎，为什么总有那么多“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人？康乾盛世，那威武雄壮的号角，那扣人心弦的马蹄，那冠盖如云的排场，那翠华摇曳的仪仗，已是明日黄花。一个王朝的开始，总是群英会，大气磅礴。到后来，没有了征战，没有了拼杀，没有了锐气，皇宫就渐渐滋生享乐和荒淫，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在后宫女人怀里长大的爱新觉罗子孙，志短才薄，一副弱骨，哪里谈得上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他们在重复前朝衰败的历史。
左宗棠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看得太远，在大众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他走得太快，常常环顾四周却发现空无一人；他想得太深，冥思苦想之至旁人难以企及。比如，左宗棠希望能够阻止国破家亡的悲剧发生，他要抗争。别人可不是这种心态。虽然这国家已经病入膏肓，巍峨的皇宫摇摇欲坠，四面寒凉。皇上没有强健心态，尽管他试图振作，朝中的大臣七嘴八舌，争权夺利。左宗棠想，这国家也不是满族人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是我中华民族的。无论民族的苦难是如何深重，国家的处境是如何困窘，他的心应当也只能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因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这个民族的热血。现在既然是满人统治，保卫朝廷，就是保卫国家。怀着这种传统心态，左宗棠接受湖南巡抚张亮基的邀请，决定出山辅政，入巡抚衙门主幕戎机。
咸丰九年腊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写了一道奏疏，其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潘祖荫是吴县才子，后来官至刑部尚书。他的两句话，让左宗堂的名字一夜传遍全国。此时，左宗棠正做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潘将一个无官无职的幕僚的作用看得这么重要，这么高，身系国家安危。可见几年功夫，左宗棠成了大人心目中的英雄了！
本事的人大多生性傲岸，瞧不起平庸的人。永州镇总兵樊燮到巡抚衙门办事，左宗棠给他冷板凳，还用言语嘲讽他。樊燮哪能受这窝囊气，一状告到京城，说左宗棠是“劣幕”。咸丰帝也很气愤，下令要湖广总督官文处理此事，若属实则将左宗棠就地正法。官文窃笑，樊燮告状是他的一手策划。这个满州权贵，早就想杀鸡给猴看，杀了“劣幕”左宗棠，可以借此打击日益强大的汉人势力。
此时，国家民族面临前所未有之奇变，西方烈强的洋枪洋炮在瞄准中国，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而无能妒贤的小人，却还在搞内耗，躲在密室进行阴谋暗算。
总有些正义的力量。保荐左宗棠的人很多。早在道光末年，咸丰初年，陶澍、林则徐、胡林翼、贺长龄、郭嵩焘等就曾上疏举荐左宗棠才可大用。潘祖荫说，个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湘勇保住了本省，还支援了湖北、江西、广西、贵州，所向无不捷，固然是骆秉章调度有方，实则由左宗棠运筹决策。如果左宗棠走了，湖南就会垮台，东南大局也就完了。 咸丰帝终于心动，赦免了左宗棠。已是暮气沉沉的朝廷，多么希望有一点阳刚之气！
四、新疆告急！
乾隆时代，清军平定西域大小和卓叛乱，收复全部土地，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把西域命名为新疆。新疆其实一点儿都不新，这是一片自汉代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同治六年（1867年），匪首阿古柏在新疆自封为王，自立国号为哲德沙尔汗国，宣布脱离清廷。俄国乘机占据了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 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从大清的实际版图上消失了。
十年后的一日早朝，权倾朝野的三朝重臣李鸿章向慈禧太后奏曰：“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
陕甘总督左宗棠说话了：“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 左宗棠铮铮铁骨：“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在左宗棠看来，“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冠进尺”，收复新疆，势在必行。胜固当战，败亦当战。倘若一枪不发，将万里腴疆拱手让给别人，岂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民族情感在左宗棠心里最为浓烈，最为深刻，当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到来之际，只有了一种选择，那就是为和平而战，为捍卫民族的光荣而战，直到最后胜利。
看起来是“海防”与“塞防”的分歧，是两个人的辩论，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比，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面对滚滚硝烟笼盖天山南北，一个是要紧快扑灭硝烟、平息浩劫；一个是听之任之，只求不伤元气。李鸿章有一批支持者，自从独掌淮军，平定捻军功居第一后，历任湖广、直隶总督，官拜文华殿大学士。他是安徽合肥人，而左宗棠是湖南人。李鸿章从心眼里看不起这个湖南人，认为他三试不第，要想入阁拜相是不可能的事情。左宗棠不介意，在同治十三年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向皇帝写奏章，准备赴京参加殿试。已是陕甘总督的一品大员，怎么可能去参加当官晋级的入门考试呢？两宫皇太后聪明，马上下道谕旨：特升东阁拜为东阁大学士。李鸿章闻讯丧气，无奈之下还要写信祝贺。
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湘黔多坚毅不拔之人。江淮平原，水乡曲港，则人性柔和，其间也不乏圆滑怕死之辈。李鸿章属于后一种人。他说的话，他对祖国河山的冷漠，他以“海防”重于“塞防”来搪塞收复新疆之举，实在骇人听闻。生命一旦失去民族感，就会在瞬间变得卑贱起来，而无论物质上是如何殷实和富足，地位是如何高贵和显赫。虽然李鸿章后来热心洋务，以图自强，后人有过一些赞誉，但在收复新疆问题上的态度，伤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心。
快快擂响收新疆的战鼓吧！
中华民族已是忍无可忍了。在民族利益上的一味退缩，怎么可能换来和平与安宁？比如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滥杀无辜，向洋人屈膝讨好，换来的是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左宗棠拍案而起，“中国有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类！”为此与曾国藩失和，他主张用战争换和平，用战争维护国家的统一。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强硬主张，终于得到了两宫皇太后的首肯。在朝廷看来，危急关心更能显示忠臣良将的忠君爱国的热忱，考验出他们的赤胆忠心。
没用风，没有月，没有人送行，左宗棠是在一天夜里出京的，慈禧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为新疆军务，他要去兰州作出征的准备。这个刚毅、坚韧、雄心未老的湖南汉子，面对内忧外患，且“兵疲、饷绌、粮乏、运艰”，但信心百倍。
“六十许人，岂尚有贪功之念？所以一力承担者，此心想能鉴之。”他带着当年林则徐绘制的新疆地图，背负着千万中国人的重托，心胸燃烧着正义的烈火，他将要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
撤换了一批骄横荒淫的满洲军官，整训了队伍，左宗棠率领六万湖湘子弟从兰州出发了，这是光绪二年（1876）春天。总督府响起了三声炮响，左宗棠的队伍一路西行，浩浩荡荡。这是一条官道，车辚辚，马萧萧，汉唐以来，多少人在这里长途跋涉，远赴绝域，开辟了今天的疆域，祖宗遗业，岂能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丢掉？ 左宗棠是真正的军事家，一是因为自身的天赋才能；二是在战场上与之对阵的大体上是处于同一层次的对手；三是收复新疆的石破天惊的功业。当年在长沙，翼王石达开最大的遗憾是放走了偶遇的左宗棠，惊呼放虎归山，他日与太平军对阵的必定会是此人。后来果不出所料，左宗棠指挥部队与太平军、回军、捻军作战，双方的强悍使战争的品格相当不俗。姑且不去评价这些大战胜负的意义，单从进行战争的地域看，从两湖到两广，从淮南到淮北，数万大军互相对峙，这样壮阔的舞台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观。那战斗何等惨烈，马蹄击溅，金属碰撞，喷射的热血染成漫天彩虹。多少次化险为夷，左宗棠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投入战斗。 他是在绝望中诞生的强者，是善于扼住命运咽喉的伟丈夫。他从司令部的参谋做起，在万锋箭矢间逐步成为叱咤风云的统帅。
收复新疆的战争没有退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下，猎猎长风卷起了大纛。这不是一般意义的决胜负，这是一场维护民族尊严的战争。征战的将士情绪高昂，出奇制胜。这是为祖国的统一和完整而战，于是冷血变得沸腾，怯懦者变成了红眼的怒狮。左宗棠引以为自豪，湖湘子弟在血雨腥风中冲锋陷阵，在追求和捍卫战争精神，实际上也是在重塑自己的民族精神。
一年后，新疆全境收复。这是晚清历史最扬眉吐气的一件大事，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
左宗棠借此进入了中国历史上伟大民族英雄的序列。
五、一个为政而活的文人
纵观左宗棠的一生，最辉煌的是收复六分之一的国土。这是他个人的荣耀和骄傲，更是国家之福。
浙江巡抚、左宗棠的老友杨昌睿在清廷恢复新疆建省后到西域，所到之处，杨柳成荫，鸟鸣枝头，人来车往，百业兴旺，当即吟出一首《恭诵左公西行甘棠》：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与唐代诗人王之涣慷慨悲凉的“春风不度玉门关”相映照，玉门关外，何止是杨柳撩起的春意呢？
我上小学时就读过这首诗，小小心田，对英雄无限景仰。后来我去新疆，在照忠祠见到左宗棠题写的集唐句门联：日暮乡关何处是，古来征战几人还。我知道，我的这位老乡自从请缨西征，白发临边，就没有打算过还乡的。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抒发了这样的抱负：“天下事总要有人干，国家不可无陕甘、陕甘不可无总督，一介书生，数年任兼折，岂可避难就易哉！”他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纵然是万丈深渊，也百折不回，宁愿马革裹尸。一个人一旦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他就荣辱皆亡，名利皆亡，他的人格就伟大了，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左宗棠本来是一个文人，然而却是一个为政而活的文人。戎马倥偬间，留下了不少的对联和诗意，忧国忧民之情，读来荡气回肠。左宗棠是一个官吏，然而却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官吏。他的官做得够大的了，从一个布衣到一品大员，威风八面。假如他拿着俸禄，鱼肉百姓，或者换一种活法，那么，中国历史就会少了一个民族英雄，我们今天可能会站在历史的彼岸叹息祖国的河山残缺。
一个民族成员的人格不仅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品格与精神风貌，而且直接影响到这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与其说是破碎山河成就了左宗棠的功名，不如说是左宗棠创造了这一段历史。第一次赴京会试，二十二岁 的左宗棠就打量西北，关注新疆的置省和屯垦。他写诗说：石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橐驼万里输官稻，砂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收复新疆了，左宗棠曾专门到福建林则徐祠拜谒，在林公像前默默悼念，他没有忘记完成这一使命是林公当年的嘱咐和期待，他甚至以陶澍、林则徐的继承者自居，在陶林二公祠写对联：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
正是这位注重于经世致用而不是娴熟八股的人，担当起了匡复社稷主权的重任。左宗棠的历史存在，深邃地透视出民族之魂。左宗堂精神、左宗棠人格，典型又真切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精髓。可以说，左宗棠以他全部的生命之火塑造了传统文人的精神典范。
我们深情地呼唤左宗棠，呼唤忠烈品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都需要英雄品格的净化。
接到丧折后，慈禧太后的心情是复杂的。“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言犹在耳，可左宗棠走了。走了也好，这个汉人太强硬，太无拘束，甚至在万寿圣节也不参加行礼。但态是要表的，要不然还会有谁去为朝廷卖命呢？于是诏谕立即派发各省：追赠左宗棠为太傅，恩谥“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
就在慈禧太后下达诏谕后的一个夜晚，福州暴雨倾盆，忽听一声劈雷，东南角城墙，顿时被撕裂一个几丈宽的大口子，而城下居民安然无恙。老百姓说，左宗棠死了，此乃天意，要毁我长城。
左宗棠死了，左公行辕标着“肃静”、“回避”字样的灯笼。已被罩以白纱的长明灯代替，沉重的死亡气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盏盏白灯，宣告着时代强音的终结，这是一个奋起抗争、抵御外侮的时代，左宗棠是中流砥柱。而拥有“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七个头衔的左宗棠，这个风光了半生的男人，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法国人松了一口气。他们在攻占台湾岛，他们的军舰还在东海耀武扬威。左宗棠与他们摆开了决战的架式，发出了“渡海杀贼”的动员令。他们吃过左宗棠的大亏，知道他是雄狮。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羊，个个是狮子；而一群狮子被一头羊领着，个个就成了羊。左宗棠一死，便群龙无首了。
英国人松了一口气。英国领事在上海租界竖有“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左宗棠发现，下令侍卫将其立即捣毁并没收公园，逮捕人犯。端坐在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中的左宗棠，身穿黄马褂，头戴宝石顶戴，三眼花翎，手执鹅扇，面容饱满，威严无比。只要他进入租界，租界当局立马换上中国龙旗，外国兵警执鞭清道。左宗棠死了，就不需要对中国人那么恭谨有加了。
俄国人松了一口气。左宗棠把他们从新疆赶走，把他们侵占的伊犁收回，甚至用兵车运着棺木，将肃州行营前移几百公里于哈密，“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左宗棠一死，中国再没有硬骨头了。
李鸿章松了一口气。一个月前，他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签订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是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左宗棠领衔反对，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全国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弄得李二先生狼狈不堪，李鸿章恼怒这个湘人不懂中国国情。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杀鸡给猴看。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兵备道刘，将他们充军流放。左宗棠上书为属下鸣冤叫屈，眼看就要翻过案来，左宗棠死了，好了，一了百了，主战派的旗帜倒了，躲在京城的李鸿章面对这个与自己争斗了三十多年的政敌的死亡，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再也不用顾忌，可以放肆地弓着腰在世界列强面前周旋，抖抖索索地在不断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画押了。
死，对于死者来说，是结束。但对活着的人，是一种绝望的痛苦。大清的中兴重臣，林则徐、曾国藩……一个一个地死了，茫茫九州，哪里还听得到复兴的呐喊？大清气数尽了。
也好，左宗棠死了，有人幸灾乐祸，躲在阴暗角落里窃笑不止，反证了死者的强盛和伟大。左宗棠是真正的英雄，是爱国者，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拍案而起，挺身而出，肯定会要触犯一些人谋取的私利。你要保家卫国，他要侵城掠地，而有的同僚甘愿当亡国奴，堂堂中华民族只剩下这强者的呐喊，他们怎么不会惧怕他呢？
中国历史上，有谁像左宗棠一样所向披靡，铁腕收复大片国土？苏武饮血茹毛，威武不屈；张骞关山万里，沟通西域；班超没笔从戎，西戎不敢过天山；祖逖闻鸡起舞，击楫中流；史可法慷慨殉国，魂傍梅花……他们留下的仅仅是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故事，是仰天长啸的悲壮，是可歌可泣的精神，让后人无限的敬仰和唏嘘，而没有谁比得过左宗棠--给后人收复六分之一的大好河山，留下任我驰骋的广袤疆常于是有人定论，左宗棠乃千古一人。
二 左宗棠是时代造就的英雄
在那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大清没有了指点江山的豪情，没有了秋风扫落叶般的霸气，像一个垂暮的老人，靠药物在维持生命的延续。
左宗棠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四岁时，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道光六年（1826），15岁的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道光九年，18岁的左宗棠开始读顾社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南的《水道提纲》。这些是完全不同于儒家经典的学问。正是这些不算是正统的学问，为左宗棠日后的成功奠定了知识基矗道光十二年，左宗棠以监生身份参加湖南乡试，中第18名。之后六年，三次赴京会试，均未考中。左宗棠最初的心态是复杂的、迷离的。
他后来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他没有在悲观中走向人生的沉沦，没有像有些酸酸的文人一样从此寄情山水，尽管他的诗文才华出众。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何必像范进一样在考试路上耗尽生命年华？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寻找新的报国途径。
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气壮山河的宣言，是对自己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三十年后的同治五年三月，左宗棠在福州寓所为儿女写家训时，也是写的这副联语。
1838年，左宗棠取道江苏南京，谒见赫赫有名的老乡陶澍，陶澍是连任了十多年的两江总督，是当时经世致用之用的代表之物。陶澍对左宗棠的到来，显得格外热诚。他们有过一段缘分。--那是一年前的春天，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走进公馆，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意思是醴陵县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载陶公一腔凛然正气而生。小小醴陵，居然有我的知己！这位60多岁的封疆大吏，当即提出要见见这诗文作者。
左宗棠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时任渌江书院山长。陶澍决定推迟归期，与素昧平生的左宗棠彻夜长谈，共议时政。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拜陶澍为师，毕生仿效。陶公爱才，欣然应允。 于是，一个落魄的穷举人，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陶澍甚至以一代名人之尊，提出要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五岁的惟一儿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左宗棠正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军国大事，开始了解夷人的船坚炮利与世界大势。他将自己的命运与朝廷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左宗棠开始初试锋芒。以至几年后的1849年，民族英雄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隐逸在老家读书的左宗棠。
去见林则徐是在夜里。37岁的左宗棠行色匆匆，心情激动，一脚踏空，落入水中。林则徐笑曰：“这就是你的见面礼？” 林则徐一见他，混沌的眼睛顿时一亮，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可以托付终身大事的人找到了。他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他还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年逾年甲的林则徐是用滴血的心说这段话的，好比临终托孤，后来左宗棠征战新疆，带的就是林则徐绘制的地图。此刻，左宗棠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暗暗立下誓言，决不负重托！临别，林则徐还写了一副对联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这是传世名言，左宗棠将这对联当做自己的座右铭，时时激励自己。他说：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意，实在愧对知己。“回福建后，林则徐身染重病，知道来日不多，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 左宗棠的名字引起了京城的注意。
三 左宗棠是一个孤独的人，真有些“世人皆醉我独醒”。
面对山河破碎，为什么总有那么多“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人？康乾盛世，那威武雄壮的号角，那扣人心弦的马蹄，那冠盖如云的排场，那翠华摇曳的仪仗，已是明日黄花。一个王朝的开始，总是群英会，大气磅礴。到后来，没有了征战，没有了拼杀，没有了锐气，皇宫就渐渐滋生享乐和荒淫，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在后宫女人怀里长大的爱新觉罗子孙，志短才薄，一副弱骨，哪里谈得上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他们在重复前朝衰败的历史。
左宗棠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看得太远，在大众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他走得太快，常常环顾四周却发现空无一人；他想得太深，冥思苦想之至旁人难以企及。比如，左宗棠希望能够阻止国破家亡的悲剧发生，他要抗争。别人可不是这种心态。虽然这国家已经病入膏肓，巍峨的皇宫摇摇欲坠，四面寒凉。皇上没有强健心态，尽管他试图振作，朝中的大臣七嘴八舌，争权夺利。左宗棠想，这国家也不是满族人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是我中华民族的。无论民族的苦难是如何深重，国家的处境是如何困窘，他的心应当也只能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因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这个民族的热血。现在既然是满人统治，保卫朝廷，就是保卫国家。怀着这种传统心态，左宗棠接受湖南巡抚张亮基的邀请，决定出山辅政，入巡抚衙门主幕戎机。
咸丰九年腊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写了一道奏疏，其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潘祖荫是吴县才子，后来官至刑部尚书。他的两句话，让左宗堂的名字一夜传遍全国。此时，左宗棠正做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潘将一个无官无职的幕僚的作用看得这么重要，这么高，身系国家安危。可见几年功夫，左宗棠成了大人心目中的英雄了！
本事的人大多生性傲岸，瞧不起平庸的人。永州镇总兵樊燮到巡抚衙门办事，左宗棠给他冷板凳，还用言语嘲讽他。樊燮哪能受这窝囊气，一状告到京城，说左宗棠是“劣幕”。咸丰帝也很气愤，下令要湖广总督官文处理此事，若属实则将左宗棠就地正法。官文窃笑，樊燮告状是他的一手策划。这个满州权贵，早就想杀鸡给猴看，杀了“劣幕”左宗棠，可以借此打击日益强大的汉人势力。
此时，国家民族面临前所未有之奇变，西方烈强的洋枪洋炮在瞄准中国，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而无能妒贤的小人，却还在搞内耗，躲在密室进行阴谋暗算。
总有些正义的力量。保荐左宗棠的人很多。早在道光末年，咸丰初年，陶澍、林则徐、胡林翼、贺长龄、郭嵩焘等就曾上疏举荐左宗棠才可大用。潘祖荫说，个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湘勇保住了本省，还支援了湖北、江西、广西、贵州，所向无不捷，固然是骆秉章调度有方，实则由左宗棠运筹决策。如果左宗棠走了，湖南就会垮台，东南大局也就完了。 咸丰帝终于心动，赦免了左宗棠。已是暮气沉沉的朝廷，多么希望有一点阳刚之气！
四、新疆告急！
乾隆时代，清军平定西域大小和卓叛乱，收复全部土地，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把西域命名为新疆。新疆其实一点儿都不新，这是一片自汉代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同治六年（1867年），匪首阿古柏在新疆自封为王，自立国号为哲德沙尔汗国，宣布脱离清廷。俄国乘机占据了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 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从大清的实际版图上消失了。
十年后的一日早朝，权倾朝野的三朝重臣李鸿章向慈禧太后奏曰：“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
陕甘总督左宗棠说话了：“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 左宗棠铮铮铁骨：“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在左宗棠看来，“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冠进尺”，收复新疆，势在必行。胜固当战，败亦当战。倘若一枪不发，将万里腴疆拱手让给别人，岂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民族情感在左宗棠心里最为浓烈，最为深刻，当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到来之际，只有了一种选择，那就是为和平而战，为捍卫民族的光荣而战，直到最后胜利。
看起来是“海防”与“塞防”的分歧，是两个人的辩论，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比，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面对滚滚硝烟笼盖天山南北，一个是要紧快扑灭硝烟、平息浩劫；一个是听之任之，只求不伤元气。李鸿章有一批支持者，自从独掌淮军，平定捻军功居第一后，历任湖广、直隶总督，官拜文华殿大学士。他是安徽合肥人，而左宗棠是湖南人。李鸿章从心眼里看不起这个湖南人，认为他三试不第，要想入阁拜相是不可能的事情。左宗棠不介意，在同治十三年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向皇帝写奏章，准备赴京参加殿试。已是陕甘总督的一品大员，怎么可能去参加当官晋级的入门考试呢？两宫皇太后聪明，马上下道谕旨：特升东阁拜为东阁大学士。李鸿章闻讯丧气，无奈之下还要写信祝贺。
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湘黔多坚毅不拔之人。江淮平原，水乡曲港，则人性柔和，其间也不乏圆滑怕死之辈。李鸿章属于后一种人。他说的话，他对祖国河山的冷漠，他以“海防”重于“塞防”来搪塞收复新疆之举，实在骇人听闻。生命一旦失去民族感，就会在瞬间变得卑贱起来，而无论物质上是如何殷实和富足，地位是如何高贵和显赫。虽然李鸿章后来热心洋务，以图自强，后人有过一些赞誉，但在收复新疆问题上的态度，伤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心。
快快擂响收新疆的战鼓吧！
中华民族已是忍无可忍了。在民族利益上的一味退缩，怎么可能换来和平与安宁？比如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滥杀无辜，向洋人屈膝讨好，换来的是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左宗棠拍案而起，“中国有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类！”为此与曾国藩失和，他主张用战争换和平，用战争维护国家的统一。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强硬主张，终于得到了两宫皇太后的首肯。在朝廷看来，危急关心更能显示忠臣良将的忠君爱国的热忱，考验出他们的赤胆忠心。
没用风，没有月，没有人送行，左宗棠是在一天夜里出京的，慈禧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为新疆军务，他要去兰州作出征的准备。这个刚毅、坚韧、雄心未老的湖南汉子，面对内忧外患，且“兵疲、饷绌、粮乏、运艰”，但信心百倍。
“六十许人，岂尚有贪功之念？所以一力承担者，此心想能鉴之。”他带着当年林则徐绘制的新疆地图，背负着千万中国人的重托，心胸燃烧着正义的烈火，他将要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
撤换了一批骄横荒淫的满洲军官，整训了队伍，左宗棠率领六万湖湘子弟从兰州出发了，这是光绪二年（1876）春天。总督府响起了三声炮响，左宗棠的队伍一路西行，浩浩荡荡。这是一条官道，车辚辚，马萧萧，汉唐以来，多少人在这里长途跋涉，远赴绝域，开辟了今天的疆域，祖宗遗业，岂能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丢掉？ 左宗棠是真正的军事家，一是因为自身的天赋才能；二是在战场上与之对阵的大体上是处于同一层次的对手；三是收复新疆的石破天惊的功业。当年在长沙，翼王石达开最大的遗憾是放走了偶遇的左宗棠，惊呼放虎归山，他日与太平军对阵的必定会是此人。后来果不出所料，左宗棠指挥部队与太平军、回军、捻军作战，双方的强悍使战争的品格相当不俗。姑且不去评价这些大战胜负的意义，单从进行战争的地域看，从两湖到两广，从淮南到淮北，数万大军互相对峙，这样壮阔的舞台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观。那战斗何等惨烈，马蹄击溅，金属碰撞，喷射的热血染成漫天彩虹。多少次化险为夷，左宗棠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投入战斗。 他是在绝望中诞生的强者，是善于扼住命运咽喉的伟丈夫。他从司令部的参谋做起，在万锋箭矢间逐步成为叱咤风云的统帅。
收复新疆的战争没有退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下，猎猎长风卷起了大纛。这不是一般意义的决胜负，这是一场维护民族尊严的战争。征战的将士情绪高昂，出奇制胜。这是为祖国的统一和完整而战，于是冷血变得沸腾，怯懦者变成了红眼的怒狮。左宗棠引以为自豪，湖湘子弟在血雨腥风中冲锋陷阵，在追求和捍卫战争精神，实际上也是在重塑自己的民族精神。
一年后，新疆全境收复。这是晚清历史最扬眉吐气的一件大事，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
左宗棠借此进入了中国历史上伟大民族英雄的序列。
五、一个为政而活的文人
纵观左宗棠的一生，最辉煌的是收复六分之一的国土。这是他个人的荣耀和骄傲，更是国家之福。
浙江巡抚、左宗棠的老友杨昌睿在清廷恢复新疆建省后到西域，所到之处，杨柳成荫，鸟鸣枝头，人来车往，百业兴旺，当即吟出一首《恭诵左公西行甘棠》：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与唐代诗人王之涣慷慨悲凉的“春风不度玉门关”相映照，玉门关外，何止是杨柳撩起的春意呢？
我上小学时就读过这首诗，小小心田，对英雄无限景仰。后来我去新疆，在照忠祠见到左宗棠题写的集唐句门联：日暮乡关何处是，古来征战几人还。我知道，我的这位老乡自从请缨西征，白发临边，就没有打算过还乡的。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抒发了这样的抱负：“天下事总要有人干，国家不可无陕甘、陕甘不可无总督，一介书生，数年任兼折，岂可避难就易哉！”他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纵然是万丈深渊，也百折不回，宁愿马革裹尸。一个人一旦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他就荣辱皆亡，名利皆亡，他的人格就伟大了，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左宗棠本来是一个文人，然而却是一个为政而活的文人。戎马倥偬间，留下了不少的对联和诗意，忧国忧民之情，读来荡气回肠。左宗棠是一个官吏，然而却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官吏。他的官做得够大的了，从一个布衣到一品大员，威风八面。假如他拿着俸禄，鱼肉百姓，或者换一种活法，那么，中国历史就会少了一个民族英雄，我们今天可能会站在历史的彼岸叹息祖国的河山残缺。
一个民族成员的人格不仅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品格与精神风貌，而且直接影响到这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与其说是破碎山河成就了左宗棠的功名，不如说是左宗棠创造了这一段历史。第一次赴京会试，二十二岁 的左宗棠就打量西北，关注新疆的置省和屯垦。他写诗说：石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橐驼万里输官稻，砂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收复新疆了，左宗棠曾专门到福建林则徐祠拜谒，在林公像前默默悼念，他没有忘记完成这一使命是林公当年的嘱咐和期待，他甚至以陶澍、林则徐的继承者自居，在陶林二公祠写对联：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
正是这位注重于经世致用而不是娴熟八股的人，担当起了匡复社稷主权的重任。左宗棠的历史存在，深邃地透视出民族之魂。左宗堂精神、左宗棠人格，典型又真切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精髓。可以说，左宗棠以他全部的生命之火塑造了传统文人的精神典范。
我们深情地呼唤左宗棠，呼唤忠烈品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都需要英雄品格的净化。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朱 德 彭德怀 林 彪 刘伯承 贺 龙 陈 毅 罗荣桓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
粟 裕 黄克诚 谭 政 萧劲光 王树声 陈 赓 罗瑞卿 许光达 徐海东 张云逸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
萧 克 李 达 张宗逊 李克农 王 震 许世友 邓 华 彭绍辉 张爱萍 杨成武 韩先楚 李 涛 傅 秋涛 王 平 吕正操 傅 钟 萧 华 甘泗淇 宋任穷 赖传珠 洪学智 周士第 郭天民 周纯全 杨 至诚 陈再道 陈奇涵 王宏坤 苏振华 刘亚楼 刘 震 陈锡联 韦国清 陈士□ 陈伯钧 锺期光 宋时轮 朱良才 董其武 唐 亮 叶 飞 杨得志 王新亭 黄永胜 李天佑 陈明仁 贺炳炎 阎红彦 谢富治 陶峙岳 乌兰夫 周 桓 杨 勇 李志民 赵尔陆
王建安 （56年1月25日授予）
李聚奎 （58年4月授予）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
徐立清 肖向荣 张经武 张 震 刘志坚 阎揆要 钟赤兵 唐天际 谭希林 莫文骅 刘道生 陶 勇 吴法宪 成 钧 程世才 李天焕 廖汉生 郭化若 唐延杰 张南生 杜义德 王必成 王近山 万 毅 王 诤 孙 毅 朱 明 王宗槐 蔡顺礼 邱会作 张令彬 饶正锡 倪志亮 梁必业 李作鹏 赵启民 方 强 罗舜初 王秉璋 罗元发 聂风智 曹里怀 周赤萍 邱创成 匡裕民 向仲华 谭家述 李寿 轩 崔田民 欧阳毅 冼恒汉 王恩茂 张国华 肖望东 丁秋生 赖 毅 旷任农 林维先 周贯五 刘 先胜 刘培善 彭嘉庆 黄火星 刘兴元 文年生 詹才芳 梁兴初 吴克华 毕占云 陈正湘 彭明治 姚 哲 杜 平 甘渭汉 曾思玉 郑维山 聂鹤亭 王尚荣 苏 静 刘少文 刘西元 孔石泉 袁子钦 傅连璋 韩振纪 李 耀 邓逸凡 汤 平 余秋里 陈庆先 刘 忠 孙继先 张 藩 徐斌洲 韦 杰 滕 海清 庄 田 刘浩天 杨秀山 周希汉 顿星云 周仁杰 康志强 方正平 饶守坤 王辉球 常乾坤 曾国华 朱辉照 余立金 吴富善 黄志勇 胡奇才 周 彪 彭 林 刘昌毅 韩练成 张贤约 郭 鹏 刘金轩 张达志 赛福鼎 钟汉华 秦基伟 孔从周 范朝利 谭冠叁 李成芳 陈 康 张才千 张翼翔 覃 健 鲍先志 皮定钧 周志坚 张祖谅 廖容标 刘 飞 梁从学 钱 钧 张仁初 饶子健 陈仁麒 杨国夫 晏福生 吴瑞林 杨梅生 田维扬 欧阳文 张池明 刘转连 孔庆德 谭甫仁 何德全 徐深 吉 韩 伟 袁升平 王邦 王紫峰 赵 榕 肖新槐 吴信泉 周玉成 曾泽生 温玉成 曾绍山 陈先 瑞 旷伏兆 李雪叁 谢有法 张云 卢 胜 黄 新庭 吴先恩 阿沛*阿旺晋美 朵噶*彭饶错杰
五.中国人民解放军 少将
解 方 陈 沂 童陆生 詹化雨 刘其人 张 瑞 彭富九 李 信 曹广化 魏传统 孙仪之 傅家选 喻缦云 姜齐贤 钱信忠 贾若喻 王光华 王永浚 曹丹辉 李钟奇 叶楚屏 王文轩 叶运高 李兆 炳 黄 远 吴 涛 马文波 陈外欧 刘显宜 张松平 范子瑜 严 俊 戴正华 官乃泉 黄曹龙 阎捷 叁 殷希彭 曾育生 陈远波 黄新友 张平凯 吉 合 胡备文 钱 江 陈福初 陈铁君 王兰麟 洪 水 刘少卿 周 维 刘绍文 安 东 黄有凤 李 基 况玉纯 游胜华 王兆相 贺盛桂 王兴纲 车敏瞧 张逊之 何济林 潘世徵 罗亦经 徐光华 黎东汉 幸元林 汪东兴 周子祯 张文舟 何克希 徐 文烈 戴润生 陶汉章 谢振华 谢立全 林 浩 刘居英 刘有龙 谢 良 雷绍康 罗若遐 方升普 刘 永源 王绍南 袁 渊 谭知耕 余克勤 仲曦东 谭佑铭 张驾伍 周志刚 刘子云 沈启贤 吴嘉民 李汛山 吴华夺 李开湘 李 治 张书祥 高存信 周世忠 陈海涵 刘清明 方 正 刘昂 李光辉 钟明彪 唐 凯 唐 铎 胡正平 陈金钰 郑大林 张崇文 胡定千 曹光琳 李 真 李毅 郭 奇 张 日清 李良汉 钟发宗 徐其孝 林 遵 胡华居 金忠藩 贺振新 段苏权 谷文善 薛少卿 漆远渥 王集成 李中权 张廷发 何廷一 石忠汉 朱虚之 沙 克 黄炜华 杨焕民 吴林焕 何振亚 傅传 作 王德贵 杨尚儒 刘锦平 李世安 粟在山 韦祖珍 裴志耕 刘 放 王平水 李 平 梁达叁 陈 钦 谢 斌 高厚良 关盛志 李 丰 邓东哲 蔡 永 肖前 方子翼 李长日韦 朱云谦 吴宗先 刘懋 功 王云霖 周 彬 李庆柳 余 非 赵正洪 黄连秋 黄玉昆 张百春 李 勃 陈 浩 罗维道 刘福胜 余 明 李振声 罗野岗 陈 熙 安志敏 朱火华 刘鹤孔 王学清 曾 征 黄仁庭 黄玉庭 袁学凯 兴 中 方 槐 张雍耿 乔信明 谢锡玉 曾克林 易耀彩 郑国仲 张学思 王政柱 袁也烈 彭德清 赵一萍 张汉丞 马 龙 曾 生 段德彰 卢仁灿 桂绍彬 雷永通 张雄 高志荣 马忠全 蔡长风 肖学林 黄忠诚 刘华清 苏启胜 朱 军 刘中华 梅嘉生 何 辉 谢甫生 吴 西 魏天录 刘 义 黄忠学 丁世芳 王效明 傅继泽 张元培 齐 勇 邓龙翔 邱子明 宋景华 江勇为 胥治中 阙中 一 邓兆祥 罗 斌 苏 进 陈锐霆 贾 陶 封永顺 张贻祥 涂锡道 管松涛 廖成美 王文介 朱 光 廖运周 颜东山 王振祥 罗 通 程世清 林 彬 邓家泰 宋庆生 王 胜 孙 叁 李迎希 徐德操 赵 东寰 唐哲明 唐健伯 廖述云 陈华堂 王智涛 谷景生 张西叁 孙超群 林接彪 李赤然 潘寿才 刘秉彦 樊哲祥 蔡爱卿 黄径琛 张希才 曹传赞 李 贞 龙福才 刘 鹏 黎化南 孔令甫 何辉 燕 闵学胜 张吉厚 朱绍田 袁 光 郭维城 徐 斌 陈 力 邓少东 查国桢 罗华生 吴 烈 李逸民 熊伯涛 方国华 邹国厚 盛治华 罗文坊 王明贵 杜国平 陈 波 梁玉振 刘辉山 张廷桢 蔡炳 臣 陈伯禄 白寿康 郭炳坤 张希钦 曾 涤 苏 鳌 杨嘉瑞 程悦长 夏耀堂 王再兴 左 齐 李 铨郭宝珊 史可全 闵鸿友 孙 光 马尔果甫·伊斯卡果夫 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 吴习智 徐国 珍 朱声达 高朗亭 甘祖昌 罗 章 侯世奎 颜金生 张开基 祖农·太也甫夫 曹达诺夫·扎依尔 高维嵩 李建良 牛书申 钟生溢 孙润华 李书茂 熊 晃 李书全 曾光明 黄正清 慕生忠 李夫 克 黄立清 鲁瑞林 金如柏 李文清 王启明 陈明义 查玉升 何维忠 郭林祥 杨尚高 胡荣贵 王 贵 德 石新安 范 明 王其梅 陈鹤桥 黎锡福 汪乃贵 熊 奎 何光宇 胥光义 张 和 吴荣正 肖新 春 余述生 刘振国 卢南樵 孔骏彪 周长庚 周学义 涂则生 金绍山 张 忠 何德庆 崔建功 吴 忠 汪家道 李 觉 张培荣 金世柏 丁荣昌 鲁加汉 马琮璜 何以祥 段焕竞 邱 蔚 朱绍清 廖 海光 刘 涌 曾如清 廖政国 黎有章 刘永生 李继开 陈美藻 张震东 常玉清 胡大荣 赵 俊 肖 永银 张秀龙 熊应堂 张□至 秀 詹大南 陈 宏 姚运良 李水清 周纯麟 谢胜坤 龙 潜 欧阳 平 李世炎 刘文学 李耀文 汤光恢 谢云晖 王六生 何志远 张闯初 符确坚 何柱成 刘毓标 李 景瑞 万振西 刘健挺 程业棠 谢 锐 宋文 曾旭清 李 元 郭金林 王文模 李辉高 宋献章 严 光 童炎生 唐健如 贺光华 熊兆仁 周文在 李德生 黄朝天 王健青 陈士法 孙端夫 徐体山 邓 仕俊 王诚汉 马 辉 陈 奇 傅绍甫 李 发 阮贤榜 匡 斌 尤太忠 王 直 秦化龙 杨汉林 资 凤 罗湘涛 喻新华 张文碧 李曼村 陈德先 汪少川 彭胜标 罗应怀 熊 飞 彭显伦 张
潮夫 王若 杰 王义勋 郭卓辛 邱相田 龙飞虎 朱耀华 陈忠梅 李国厚 余光茂 谭友夫 张新华 张宗胜 熊挺 张春森 曹思明 周明国 何敬之 姚醒吾 刘贤权 龙书金 韩东山 袁克服 潘振武 贺东生 张 广才 钟 伟 吴自立 肖元礼 邓克明 卢绍武 叶长庚 刘子奇 李福泽 雷 震 马白山 黄一平 余 成斌 覃士冕 张国传 周发田 江燮元 李化民 欧致富 魏 镇 刘新权 方国安 王全国 叶 明 谢 镗忠 廖冠贤 李丙令 陈 德 陈发洪 王振乾 李俭珠 孙克骥 胡继成 杨树根 郭成柱 吴诚忠 王远芬 田厚仪 罗仁全 祝世凤 叶健民 李道之 姜茂生 向守志 覃国翰 赵兰田 王东保 陈文 彪 彭龙飞 刘玉堂 张汝光 陈挽澜 黄荣海 李士才 胡登高 谭文帮 林忠照 钟文法 陈志彬 张太生 宋维轼 彭清云 方国南 兰 桥 魏洪亮 董洪国 傅春早 肖远久 何能彬 任昌辉 颜德明 杨大易 余品轩 陈宗坤 邱国光 汤 池 高体乾 齐丁根 曾敬烦 丁武选 程儒珍 郑效峰 邹善 芳 汪洪清 刘兴隆 倪南山 卜万科 罗 云 黄胜明 江腾蛟 黄德魁 甘思河 潘 峰 傅崇碧 肖思 明 叶青山 王奇才 龙道权 帅 荣 裴周玉 黄振棠 李人林 曾 美 石志东 孟庆山 杜文达 索立 波 张世珍 成少甫 康健民 张正光 黄作珍 王之平 徐绍华 王耀南 于权伸 钟元辉 白志文 刘 华 香 赵文进 彭寿 生 刘德海 林 伟 曾 威 刘 彬 方之中 马卫华 曾保堂 黄光霞 杨植亭 廷 懋 陈宜贵 钟炳昌 廖鼎琳 刘 昌 翁祥初 肖永正 王英高 范忠祥 蔡长元 钟辉琨 张英辉 郑叁 生 杨根生 曹玉清 曾宪池 卢 克 马泽迎 杨永松 苏 鲁 陶国清 韩卫民 杨世明 王才?拥辉 张开荆 贺 健 贺庆积 谭友林 吴 岱 邱先 通 钟人仿 刘 何 邹 衍 张竭诚 邓 岳 谢正荣 徐国夫 江 文 刘亨云 宋承志 赵 杰 王良太 王力生 赵承金 伍瑞卿 龙开富 李资平 张济民 曾祥煌 袁佩爵 李伯秋 曹文彬 李少元 陈 美福 张海棠 陈信忠 罗坤山 孙文采 苏焕清 黄思沛 叶荫庭 邱会魁 唐青山 罗桂华 王 屏 姚 国民 黄惠良 李荆璞 王蕴瑞 黄文明 张明远 胡炳云 肖应棠 肖文玖 潘 焱 丁 盛 钟国楚 陈仿仁 陈云开 谢 明 李呈瑞 梁仁芥 赵冠英 赵章成 谭善和 徐国贤 杨俊生 吴泳湘 周长胜
肖全福 曾雍雅 宋玉琳 贺大增 李 震 吴保山 何运洪 李致远 谢福林 丁莱夫 丁先国 董永 清 况开田 刘禄长 汪克明 王明坤 张树芝 张云龙 陈仁洪 李家益 赵国泰 吴瑞山 欧阳家祥 张万春 熊作坊 赖春风 蒋克诚 舒 行 廖鼎祥 范阳 春 谢家祥 杨中行 张梓桢 彭 盛 严庆堤 吴融峰 李彬山 刘 春 余积德 官宗礼 严 政 陈茂辉 张秀川 任 荣 唐金龙 吴子杰 游好扬 赖 光勋 李木生 徐其海 黎 光 贺吉祥 张步峰 樊学文 汪 易 李布德
顺序介绍:
名单的排列顺序基本上是以将军们当时在军队的任职职务，按照各大军事单位的顺序排列的 。其中军事院校和军兵种的次序略有变动，中将和少将的排列里还有不同的级别轮次。
具体说明：
1：上将部分：
按照国防部、军委各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训练总监部、武装 力量监察部等各总部）、军种（海军、空军）、兵种、军事院校、大军区（按55年4月调整后 的 12大军区）、志愿军等各大军事单位的顺序排
2：中将部分：
按照国防部、军委各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训练总监部、武装 力量监察部等各总部）、军事院校、军种（海军、空军）、兵种（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 空军、铁道兵、公安军）、大军区（按 原6大军区：西北军区、西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 区、华北军区、东北军区）、志愿军等各大军事单位的顺序排列；并按照任职职务的级别，有 叁个轮次的同级别排列；
具体是：
正兵团级 徐立清（总干部部副部长）
副兵团级 萧向荣 （国防部办公厅主任）领衔
准兵团级 万毅（总参谋部装备部长）领衔
正军级 王尚荣（总参谋部作战部代部长）领衔
还有无军队级别的 阿沛*阿旺晋美等
3：少将部分：
按照国防部、军委各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训练总监部等各总 部）、军事院校、军种（空军、海军）、兵种（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军、铁道兵、 公安军）、大军区（按 原6大军区：西北军区、西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华北军区、 东北军区）、志愿军等各大军事单位的顺序排列；其中，国防部和军委各总部按照一个系统单位，军事院校按照一个系统单位，其他各大军事 单位本身按照一个系统单位，在系统单位内按照职务级别（准兵团级、正军级、副军级、准 军级、正师级）也分别轮次排序
各大军事单位领衔人员：
军委总部 解 方（原军委军训部副部长 调任军事学院副教育长）
军事院校 张文舟（军事学院装甲兵系主任）
空军 段苏权（华北军区空军司令员），
海军 曾克林（海军航空兵副司令员），
炮兵 苏 进 （炮兵副司令员），
装甲兵 王振祥（第一坦克学校校长），
工程兵 李迎希（工程兵副司令员），
防空军 陈华堂（华东军区防空军司令员），
铁道兵 孔令甫（铁道工程师师长），
公安军 邓少东（公安军副司令员），
西北军区 郭炳坤（西北军区干部部长，调任总干部部预备役干部动员部长），
西南军区 李夫克（西南军区副参谋长），
华东军区 何以祥（浙江军区副司令员），
中南军区 何敬之（中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华北军区 甘思河（华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
东北军区 贺晋年（东北军区副司令员）；
志愿军 王蕴瑞（志愿军参谋长）
六、55年里军事编制隶属变动和人员任职调整与授衔名单位置的对应情况55年度里，军事单位变动、隶属关系调整和部分军事干部的任职调动、到院校学习等都很多 ，由于授衔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军事干部的评级工作已经大体结束。从本名单里看 ，只有任职大军区首长的上将排名顺序对应了55年4月由六大军区调整后的 12大军区，其他人 员基本没有做相应的变动。例如，已到总军械部工作的封永顺、张贻祥、涂锡道叁位将军仍名 列炮兵序列里，因为原军委军械部（部长陈锡联）同属炮兵；如此，海军档案馆里早先“开国 将军里的海军将领名单”中，有兴中、李呈瑞、罗华生叁位将军，而没有萧学林、黄忠诚将军 就能理解了。（兴中 原空军师长 后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李呈瑞 原志愿军68军政委 55年10月24日任海军航空兵政委、罗华生 原铁道公安部队司令员 55年5月任旅顺基地司令员、萧 学林 武装力量监察部海军监察委员 、黄忠诚 中南军区海军西营基地司令员）
七、因身体状况等其他各种原因，没有参加集中授衔而单独补授军衔的上将 王建安、中将 聂鹤亭、少将 周子桢、慕生忠、孙润华、杨大易、曾旭清等将军已在此名单内。
朱 德 彭德怀 林 彪 刘伯承 贺 龙 陈 毅 罗荣桓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
粟 裕 黄克诚 谭 政 萧劲光 王树声 陈 赓 罗瑞卿 许光达 徐海东 张云逸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
萧 克 李 达 张宗逊 李克农 王 震 许世友 邓 华 彭绍辉 张爱萍 杨成武 韩先楚 李 涛 傅 秋涛 王 平 吕正操 傅 钟 萧 华 甘泗淇 宋任穷 赖传珠 洪学智 周士第 郭天民 周纯全 杨 至诚 陈再道 陈奇涵 王宏坤 苏振华 刘亚楼 刘 震 陈锡联 韦国清 陈士□ 陈伯钧 锺期光 宋时轮 朱良才 董其武 唐 亮 叶 飞 杨得志 王新亭 黄永胜 李天佑 陈明仁 贺炳炎 阎红彦 谢富治 陶峙岳 乌兰夫 周 桓 杨 勇 李志民 赵尔陆
王建安 （56年1月25日授予）
李聚奎 （58年4月授予）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
徐立清 肖向荣 张经武 张 震 刘志坚 阎揆要 钟赤兵 唐天际 谭希林 莫文骅 刘道生 陶 勇 吴法宪 成 钧 程世才 李天焕 廖汉生 郭化若 唐延杰 张南生 杜义德 王必成 王近山 万 毅 王 诤 孙 毅 朱 明 王宗槐 蔡顺礼 邱会作 张令彬 饶正锡 倪志亮 梁必业 李作鹏 赵启民 方 强 罗舜初 王秉璋 罗元发 聂风智 曹里怀 周赤萍 邱创成 匡裕民 向仲华 谭家述 李寿 轩 崔田民 欧阳毅 冼恒汉 王恩茂 张国华 肖望东 丁秋生 赖 毅 旷任农 林维先 周贯五 刘 先胜 刘培善 彭嘉庆 黄火星 刘兴元 文年生 詹才芳 梁兴初 吴克华 毕占云 陈正湘 彭明治 姚 哲 杜 平 甘渭汉 曾思玉 郑维山 聂鹤亭 王尚荣 苏 静 刘少文 刘西元 孔石泉 袁子钦 傅连璋 韩振纪 李 耀 邓逸凡 汤 平 余秋里 陈庆先 刘 忠 孙继先 张 藩 徐斌洲 韦 杰 滕 海清 庄 田 刘浩天 杨秀山 周希汉 顿星云 周仁杰 康志强 方正平 饶守坤 王辉球 常乾坤 曾国华 朱辉照 余立金 吴富善 黄志勇 胡奇才 周 彪 彭 林 刘昌毅 韩练成 张贤约 郭 鹏 刘金轩 张达志 赛福鼎 钟汉华 秦基伟 孔从周 范朝利 谭冠叁 李成芳 陈 康 张才千 张翼翔 覃 健 鲍先志 皮定钧 周志坚 张祖谅 廖容标 刘 飞 梁从学 钱 钧 张仁初 饶子健 陈仁麒 杨国夫 晏福生 吴瑞林 杨梅生 田维扬 欧阳文 张池明 刘转连 孔庆德 谭甫仁 何德全 徐深 吉 韩 伟 袁升平 王邦 王紫峰 赵 榕 肖新槐 吴信泉 周玉成 曾泽生 温玉成 曾绍山 陈先 瑞 旷伏兆 李雪叁 谢有法 张云 卢 胜 黄 新庭 吴先恩 阿沛*阿旺晋美 朵噶*彭饶错杰
五.中国人民解放军 少将
解 方 陈 沂 童陆生 詹化雨 刘其人 张 瑞 彭富九 李 信 曹广化 魏传统 孙仪之 傅家选 喻缦云 姜齐贤 钱信忠 贾若喻 王光华 王永浚 曹丹辉 李钟奇 叶楚屏 王文轩 叶运高 李兆 炳 黄 远 吴 涛 马文波 陈外欧 刘显宜 张松平 范子瑜 严 俊 戴正华 官乃泉 黄曹龙 阎捷 叁 殷希彭 曾育生 陈远波 黄新友 张平凯 吉 合 胡备文 钱 江 陈福初 陈铁君 王兰麟 洪 水 刘少卿 周 维 刘绍文 安 东 黄有凤 李 基 况玉纯 游胜华 王兆相 贺盛桂 王兴纲 车敏瞧 张逊之 何济林 潘世徵 罗亦经 徐光华 黎东汉 幸元林 汪东兴 周子祯 张文舟 何克希 徐 文烈 戴润生 陶汉章 谢振华 谢立全 林 浩 刘居英 刘有龙 谢 良 雷绍康 罗若遐 方升普 刘 永源 王绍南 袁 渊 谭知耕 余克勤 仲曦东 谭佑铭 张驾伍 周志刚 刘子云 沈启贤 吴嘉民 李汛山 吴华夺 李开湘 李 治 张书祥 高存信 周世忠 陈海涵 刘清明 方 正 刘昂 李光辉 钟明彪 唐 凯 唐 铎 胡正平 陈金钰 郑大林 张崇文 胡定千 曹光琳 李 真 李毅 郭 奇 张 日清 李良汉 钟发宗 徐其孝 林 遵 胡华居 金忠藩 贺振新 段苏权 谷文善 薛少卿 漆远渥 王集成 李中权 张廷发 何廷一 石忠汉 朱虚之 沙 克 黄炜华 杨焕民 吴林焕 何振亚 傅传 作 王德贵 杨尚儒 刘锦平 李世安 粟在山 韦祖珍 裴志耕 刘 放 王平水 李 平 梁达叁 陈 钦 谢 斌 高厚良 关盛志 李 丰 邓东哲 蔡 永 肖前 方子翼 李长日韦 朱云谦 吴宗先 刘懋 功 王云霖 周 彬 李庆柳 余 非 赵正洪 黄连秋 黄玉昆 张百春 李 勃 陈 浩 罗维道 刘福胜 余 明 李振声 罗野岗 陈 熙 安志敏 朱火华 刘鹤孔 王学清 曾 征 黄仁庭 黄玉庭 袁学凯 兴 中 方 槐 张雍耿 乔信明 谢锡玉 曾克林 易耀彩 郑国仲 张学思 王政柱 袁也烈 彭德清 赵一萍 张汉丞 马 龙 曾 生 段德彰 卢仁灿 桂绍彬 雷永通 张雄 高志荣 马忠全 蔡长风 肖学林 黄忠诚 刘华清 苏启胜 朱 军 刘中华 梅嘉生 何 辉 谢甫生 吴 西 魏天录 刘 义 黄忠学 丁世芳 王效明 傅继泽 张元培 齐 勇 邓龙翔 邱子明 宋景华 江勇为 胥治中 阙中 一 邓兆祥 罗 斌 苏 进 陈锐霆 贾 陶 封永顺 张贻祥 涂锡道 管松涛 廖成美 王文介 朱 光 廖运周 颜东山 王振祥 罗 通 程世清 林 彬 邓家泰 宋庆生 王 胜 孙 叁 李迎希 徐德操 赵 东寰 唐哲明 唐健伯 廖述云 陈华堂 王智涛 谷景生 张西叁 孙超群 林接彪 李赤然 潘寿才 刘秉彦 樊哲祥 蔡爱卿 黄径琛 张希才 曹传赞 李 贞 龙福才 刘 鹏 黎化南 孔令甫 何辉 燕 闵学胜 张吉厚 朱绍田 袁 光 郭维城 徐 斌 陈 力 邓少东 查国桢 罗华生 吴 烈 李逸民 熊伯涛 方国华 邹国厚 盛治华 罗文坊 王明贵 杜国平 陈 波 梁玉振 刘辉山 张廷桢 蔡炳 臣 陈伯禄 白寿康 郭炳坤 张希钦 曾 涤 苏 鳌 杨嘉瑞 程悦长 夏耀堂 王再兴 左 齐 李 铨郭宝珊 史可全 闵鸿友 孙 光 马尔果甫·伊斯卡果夫 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 吴习智 徐国 珍 朱声达 高朗亭 甘祖昌 罗 章 侯世奎 颜金生 张开基 祖农·太也甫夫 曹达诺夫·扎依尔 高维嵩 李建良 牛书申 钟生溢 孙润华 李书茂 熊 晃 李书全 曾光明 黄正清 慕生忠 李夫 克 黄立清 鲁瑞林 金如柏 李文清 王启明 陈明义 查玉升 何维忠 郭林祥 杨尚高 胡荣贵 王 贵 德 石新安 范 明 王其梅 陈鹤桥 黎锡福 汪乃贵 熊 奎 何光宇 胥光义 张 和 吴荣正 肖新 春 余述生 刘振国 卢南樵 孔骏彪 周长庚 周学义 涂则生 金绍山 张 忠 何德庆 崔建功 吴 忠 汪家道 李 觉 张培荣 金世柏 丁荣昌 鲁加汉 马琮璜 何以祥 段焕竞 邱 蔚 朱绍清 廖 海光 刘 涌 曾如清 廖政国 黎有章 刘永生 李继开 陈美藻 张震东 常玉清 胡大荣 赵 俊 肖 永银 张秀龙 熊应堂 张□至 秀 詹大南 陈 宏 姚运良 李水清 周纯麟 谢胜坤 龙 潜 欧阳 平 李世炎 刘文学 李耀文 汤光恢 谢云晖 王六生 何志远 张闯初 符确坚 何柱成 刘毓标 李 景瑞 万振西 刘健挺 程业棠 谢 锐 宋文 曾旭清 李 元 郭金林 王文模 李辉高 宋献章 严 光 童炎生 唐健如 贺光华 熊兆仁 周文在 李德生 黄朝天 王健青 陈士法 孙端夫 徐体山 邓 仕俊 王诚汉 马 辉 陈 奇 傅绍甫 李 发 阮贤榜 匡 斌 尤太忠 王 直 秦化龙 杨汉林 资 凤 罗湘涛 喻新华 张文碧 李曼村 陈德先 汪少川 彭胜标 罗应怀 熊 飞 彭显伦 张
潮夫 王若 杰 王义勋 郭卓辛 邱相田 龙飞虎 朱耀华 陈忠梅 李国厚 余光茂 谭友夫 张新华 张宗胜 熊挺 张春森 曹思明 周明国 何敬之 姚醒吾 刘贤权 龙书金 韩东山 袁克服 潘振武 贺东生 张 广才 钟 伟 吴自立 肖元礼 邓克明 卢绍武 叶长庚 刘子奇 李福泽 雷 震 马白山 黄一平 余 成斌 覃士冕 张国传 周发田 江燮元 李化民 欧致富 魏 镇 刘新权 方国安 王全国 叶 明 谢 镗忠 廖冠贤 李丙令 陈 德 陈发洪 王振乾 李俭珠 孙克骥 胡继成 杨树根 郭成柱 吴诚忠 王远芬 田厚仪 罗仁全 祝世凤 叶健民 李道之 姜茂生 向守志 覃国翰 赵兰田 王东保 陈文 彪 彭龙飞 刘玉堂 张汝光 陈挽澜 黄荣海 李士才 胡登高 谭文帮 林忠照 钟文法 陈志彬 张太生 宋维轼 彭清云 方国南 兰 桥 魏洪亮 董洪国 傅春早 肖远久 何能彬 任昌辉 颜德明 杨大易 余品轩 陈宗坤 邱国光 汤 池 高体乾 齐丁根 曾敬烦 丁武选 程儒珍 郑效峰 邹善 芳 汪洪清 刘兴隆 倪南山 卜万科 罗 云 黄胜明 江腾蛟 黄德魁 甘思河 潘 峰 傅崇碧 肖思 明 叶青山 王奇才 龙道权 帅 荣 裴周玉 黄振棠 李人林 曾 美 石志东 孟庆山 杜文达 索立 波 张世珍 成少甫 康健民 张正光 黄作珍 王之平 徐绍华 王耀南 于权伸 钟元辉 白志文 刘 华 香 赵文进 彭寿 生 刘德海 林 伟 曾 威 刘 彬 方之中 马卫华 曾保堂 黄光霞 杨植亭 廷 懋 陈宜贵 钟炳昌 廖鼎琳 刘 昌 翁祥初 肖永正 王英高 范忠祥 蔡长元 钟辉琨 张英辉 郑叁 生 杨根生 曹玉清 曾宪池 卢 克 马泽迎 杨永松 苏 鲁 陶国清 韩卫民 杨世明 王才?拥辉 张开荆 贺 健 贺庆积 谭友林 吴 岱 邱先 通 钟人仿 刘 何 邹 衍 张竭诚 邓 岳 谢正荣 徐国夫 江 文 刘亨云 宋承志 赵 杰 王良太 王力生 赵承金 伍瑞卿 龙开富 李资平 张济民 曾祥煌 袁佩爵 李伯秋 曹文彬 李少元 陈 美福 张海棠 陈信忠 罗坤山 孙文采 苏焕清 黄思沛 叶荫庭 邱会魁 唐青山 罗桂华 王 屏 姚 国民 黄惠良 李荆璞 王蕴瑞 黄文明 张明远 胡炳云 肖应棠 肖文玖 潘 焱 丁 盛 钟国楚 陈仿仁 陈云开 谢 明 李呈瑞 梁仁芥 赵冠英 赵章成 谭善和 徐国贤 杨俊生 吴泳湘 周长胜
肖全福 曾雍雅 宋玉琳 贺大增 李 震 吴保山 何运洪 李致远 谢福林 丁莱夫 丁先国 董永 清 况开田 刘禄长 汪克明 王明坤 张树芝 张云龙 陈仁洪 李家益 赵国泰 吴瑞山 欧阳家祥 张万春 熊作坊 赖春风 蒋克诚 舒 行 廖鼎祥 范阳 春 谢家祥 杨中行 张梓桢 彭 盛 严庆堤 吴融峰 李彬山 刘 春 余积德 官宗礼 严 政 陈茂辉 张秀川 任 荣 唐金龙 吴子杰 游好扬 赖 光勋 李木生 徐其海 黎 光 贺吉祥 张步峰 樊学文 汪 易 李布德
顺序介绍:
名单的排列顺序基本上是以将军们当时在军队的任职职务，按照各大军事单位的顺序排列的 。其中军事院校和军兵种的次序略有变动，中将和少将的排列里还有不同的级别轮次。
具体说明：
1：上将部分：
按照国防部、军委各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训练总监部、武装 力量监察部等各总部）、军种（海军、空军）、兵种、军事院校、大军区（按55年4月调整后 的 12大军区）、志愿军等各大军事单位的顺序排
2：中将部分：
按照国防部、军委各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训练总监部、武装 力量监察部等各总部）、军事院校、军种（海军、空军）、兵种（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 空军、铁道兵、公安军）、大军区（按 原6大军区：西北军区、西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 区、华北军区、东北军区）、志愿军等各大军事单位的顺序排列；并按照任职职务的级别，有 叁个轮次的同级别排列；
具体是：
正兵团级 徐立清（总干部部副部长）
副兵团级 萧向荣 （国防部办公厅主任）领衔
准兵团级 万毅（总参谋部装备部长）领衔
正军级 王尚荣（总参谋部作战部代部长）领衔
还有无军队级别的 阿沛*阿旺晋美等
3：少将部分：
按照国防部、军委各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训练总监部等各总 部）、军事院校、军种（空军、海军）、兵种（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军、铁道兵、 公安军）、大军区（按 原6大军区：西北军区、西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华北军区、 东北军区）、志愿军等各大军事单位的顺序排列；其中，国防部和军委各总部按照一个系统单位，军事院校按照一个系统单位，其他各大军事 单位本身按照一个系统单位，在系统单位内按照职务级别（准兵团级、正军级、副军级、准 军级、正师级）也分别轮次排序
各大军事单位领衔人员：
军委总部 解 方（原军委军训部副部长 调任军事学院副教育长）
军事院校 张文舟（军事学院装甲兵系主任）
空军 段苏权（华北军区空军司令员），
海军 曾克林（海军航空兵副司令员），
炮兵 苏 进 （炮兵副司令员），
装甲兵 王振祥（第一坦克学校校长），
工程兵 李迎希（工程兵副司令员），
防空军 陈华堂（华东军区防空军司令员），
铁道兵 孔令甫（铁道工程师师长），
公安军 邓少东（公安军副司令员），
西北军区 郭炳坤（西北军区干部部长，调任总干部部预备役干部动员部长），
西南军区 李夫克（西南军区副参谋长），
华东军区 何以祥（浙江军区副司令员），
中南军区 何敬之（中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华北军区 甘思河（华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
东北军区 贺晋年（东北军区副司令员）；
志愿军 王蕴瑞（志愿军参谋长）
六、55年里军事编制隶属变动和人员任职调整与授衔名单位置的对应情况55年度里，军事单位变动、隶属关系调整和部分军事干部的任职调动、到院校学习等都很多 ，由于授衔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军事干部的评级工作已经大体结束。从本名单里看 ，只有任职大军区首长的上将排名顺序对应了55年4月由六大军区调整后的 12大军区，其他人 员基本没有做相应的变动。例如，已到总军械部工作的封永顺、张贻祥、涂锡道叁位将军仍名 列炮兵序列里，因为原军委军械部（部长陈锡联）同属炮兵；如此，海军档案馆里早先“开国 将军里的海军将领名单”中，有兴中、李呈瑞、罗华生叁位将军，而没有萧学林、黄忠诚将军 就能理解了。（兴中 原空军师长 后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李呈瑞 原志愿军68军政委 55年10月24日任海军航空兵政委、罗华生 原铁道公安部队司令员 55年5月任旅顺基地司令员、萧 学林 武装力量监察部海军监察委员 、黄忠诚 中南军区海军西营基地司令员）
七、因身体状况等其他各种原因，没有参加集中授衔而单独补授军衔的上将 王建安、中将 聂鹤亭、少将 周子桢、慕生忠、孙润华、杨大易、曾旭清等将军已在此名单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