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勇
(1912-1983)杨勇，原名杨世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一
杨勇，1912年8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一个农民的家庭。杨勇从童年时代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1926年组织童子军并担任队长，参加对土豪劣绅的斗争。1927年4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马日事变"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0万农军围击长沙的战斗。1930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入伍后，在红五军随营学校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学习。学习期间杨勇担任班长，并被选为党支部青年委员。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红三军团第八军政治部宣传队任分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参加了攻占长沙等战斗。1930年冬，部队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杨勇先后调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一团一连副政委，红二师二团三连政委，红二师安远独立营营长兼政委，红二师第五团政治处主任、红二师政治部政务处长，红三军团第五师十四团政治处主任、党总支书记，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根据地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洵口作战中，获得了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中华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长征途中，杨勇率领十团与兄弟部队一道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完成了掩护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渡过湘江的任务。渡过湘江后，红军部队转向贵州前进，杨勇又率部冲锋陷阵，英勇奋战，大战土城、娄山关、遵义、老鸦山，四渡赤水，不断歼灭敌人，完成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
在红一、四方面军北上途中，杨勇坚持北上，机智勇敢地率领部队掩护中央领导机关迅速脱离险区，走出松潘草地，翻过岷山，胜利到达陕北。
中央红军走出草地后组成陕甘支队，杨勇任第二纵队第十大队政委。1935年11月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1936年1月，杨勇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参加了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同年5月，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又进行西征。10月攻克甘肃会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随即又参加了山城堡战役。1937年1月，杨勇调任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同年3月，率部由陕西三原开赴旬邑练兵。
二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勇任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副团长，随后开赴抗日前线。9月下旬参加了平型关大战。在战斗中，杨勇负伤仍坚持指挥部队直至战斗取得胜利。同年11月，杨勇伤口尚未愈合，便带领部分干部到武乡等地扩军。1938年1月回到部队后任六八六团团长兼政委。2月，日军由太原大举南犯后，杨勇指挥部队在大宁公路一线连续进行了夜袭午城、伏击井沟、激战白儿里等战斗，粉碎了日军西渡黄河威逼西北的狂妄计划。同年11月，杨勇率部随第一一五师师部东进晋东南。
1939年春，杨勇率部在辽县（今左权县）抗击日军的"扫荡"，后到达山东鄄城，随即进行了首歼樊坝伪军的作战。樊坝战斗后，杨勇率六八六团第三营和师直两个连改编为第一一五师独立第一团，留在鲁西开辟抗日根据地。7月，任第一一五师独立旅旅长兼政委。8月，日军进犯梁山，指挥部队歼灭进犯日军600余人。9月后，担负统一领导鲁西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的任务。
1940年4月，杨勇兼任鲁西专署专员。5月，任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次年1月，指挥部队在郓城潘溪渡设伏，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全歼日军的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再创鲁西平原全歼日军的光辉战例。
1941年春，杨勇赴延安，任军事高干队队长。1942年2月，高干队编入中央党校,参加延安整风，任党校一部支部书记。1944年4月，到平原军区任副司令员。
1945年，杨勇指挥各分区部队协同作战，发起南乐、东平、阳谷等战斗，攻克了敌伪盘踞多年的县城。同年8月，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三路大军展开反攻，与宋任穷领导中路军连克延津、阳武、封邱后，与南路军形成包围开封之势。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杨勇提出不打开封以免陷主力于城下的意见，与随后中央的指示不谋而合。是年8月20日，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先后从日寇手里收复了清丰、东平、阳谷、菏泽等县城。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公然挑起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解放区军民被迫进行自卫战争。1945年杨勇率军区主力和第一纵队组成东路军参加平汉战役。同年11月，第一纵队奉命开赴东北后，冀鲁豫军区又组建第七纵队，任司令员。随即率部协同军区部队全力投入肃清根据地残余日伪据点的战斗。
1946年4月，杨勇率第七纵队参加了陇海战役、定陶战役、滑县等战役。歼灭了大量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占领冀鲁豫、打通平汉路的计划。
1947年3月16日，第七纵队与从晋察冀热辽区归建的第一纵队合编为新的第一纵队，杨勇任司令员。同年7月，参加了豫北战役后，率部强渡黄河并组织指挥了郓城战役，仅用一夜时间全歼守国民党军，创造了一个兵团单独攻坚和歼国民党军两个旅的先例。因此，受到军区首长通令嘉奖，荣立大功。同年8月，晋冀豫野战军兵分三路开始千里挺进大别山。杨勇指挥一纵队和中原独立旅为西路，经22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于8月底到达大别山区。同年10月，统一组织和指挥了高山铺战役。此役第一纵队以伤亡9人的代价，歼国民党军5700余人，击落国民党军机一架。
1948年，杨勇率部先后参加了宛东战役、郑州战役、淮海战役，歼灭了大量的敌人。
1949年2月，杨勇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同年4月21日，杨勇指挥五兵团在安庆以西渡江，与兄弟部队一道，突破了国民党军长江防线。随后奉命追歼逃敌。同年9月，奉命向大西南进军，10月底到达邵阳。11月初，挥师贵州，15日五兵团攻占贵阳。同年12月26日，又统一指挥五兵团的两个军和三兵团的三个军，与兄弟部队一起发起成都战役。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敌人迅速土崩瓦解。
四
1950年1月，杨勇就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1950年底，杨勇进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兼高级系主任。1951年4月，调任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同年10月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
1953年4月，杨勇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志愿军司令员职务。在金城反击战中，给予美国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杨勇在朝期间，忠实地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受到金日成和朝鲜人民的赞扬，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10月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次年10月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
"文化大革命"中，杨勇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和迫害，被无休止地揪斗和投入监狱达6年之久。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杨勇重新工作。
1972年5月杨勇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6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区党委第二书记。同年8月，被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5年8月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
1977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调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三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列席常务委员。1978年2月被选为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同年，杨勇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1980年1月任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副秘书长，同年8月任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第二书记。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杨勇于1983年1月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
杨 得 志
(1911-1994)杨得志，原名杨敬堂。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一
杨得志，1911年1月3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南阳桥（今株州）三望村的一个铁匠家庭。幼年跟随父亲学习打铁，11岁离家为人放牛，14岁后随兄杨海堂到江西萍乡安源煤矿挑煤，半年后，返回家乡给一户地主家做长工。1926年夏到衡阳当筑路工。
1928年1月，杨得志与兄长杨海堂等25名筑路工从衡阳板子桥到韩家村参加了前往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师。杨得志被分到师部当通信员，不久后被调到师特务连三排七班当战士。同年3月随队上井冈山参加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战士、班长，参加了井冈山反“围剿”和反“会剿”斗争，随部队转战赣南闽西后，参加了龙岩、水南、文家寺等战斗和进攻长沙战役。
1930年8月，杨得志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部通信警卫排排长兼士兵委员会主席。1931年任红四军十一师师部特务连（后改为炮兵连）连长。1932年初调任红四十五师管理科科长，同年3月调任第九十三团团长。在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中，参加了龙冈、富田、良村、黄陂、漳州、三甲幛、广昌、温坊等战役战斗，因作战勇敢，1933年8月1日荣获中央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第一次颁发的三级红星奖章。
第四次反“围剿”前，第九十三团编为红七师第二十团，杨得志任第二十团团长。第五次反"围剿"受挫后，红军缩编，杨得志改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二营营长。1934年春接任红一团团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杨得志率红一团担任前卫和先遣任务，组织和指挥部队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突破了乌江，为后续部队打开通路。
1935年5月，杨得志组织指挥部队参加四渡赤水河，抢渡金沙江，突然袭占安顺场渡口，歼国民党军一个营，夺获小船一只，随即组织强渡。红一团抽调17名勇士组成突击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在汹涌的波涛中，以仅有的一只小船，在火力掩护下，强渡大渡河，击溃了敌人一个营，占领了对岸渡口，粉碎了蒋介石要把红军变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保证了红军全部胜利渡过天险大渡河，继续北进。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两路军，走过草地，共同北上后，红一团和红三团一部编为一纵队第一大队，杨得志任大队长。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恢复了红一团番号，杨得志仍任团长，随后组织指挥部队参加了直罗镇战役，与兄弟部队一道俘国民党军5000余人，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6页）。
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决定组成抗日先锋军后，红一军团决定组建一个师，恢复红一师番号，杨得志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副师长。随后，协助指挥部队从陕北东渡黄河参加东征战役。东征战役后，杨得志调任红二师师长，率队参加西征甘肃、宁夏，组织指挥了山城堡战役。1937年春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兼第一队队长。
二
抗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谈判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杨得志从抗大提前结业返回部队，任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随即组织指挥部队参加了平型关战役。1938年2月，杨得志率部进入吕梁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副旅长、代理旅长职务。
1939年2月，杨得志奉命率一部东进冀鲁豫边区壮大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活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建了八路军冀鲁豫支队，任支队长。经过几个月的工作，支队发展到1.7万余人，在粉碎日军"扫荡"的同时，还对丁树本、石友三等顽军发动了较大规模的讨伐，将数万顽军消灭、打垮或逐出了冀鲁豫地区。
讨顽战役结束后，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建立了冀鲁豫地区党委、行署和军区。杨得志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八路军第二纵队组建后，任纵队司令员，组织军民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巩固和发展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44年1月，杨得志奉命带领冀鲁豫军区部分部队前往陕北执行保卫延安的任务。部队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任旅长。担负守卫黄河河防，保卫延安、保卫中共中央的任务。
1945年4月，杨得志出席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闭幕后，到中共党校学习。
三
解放战争初期，杨得志返回冀鲁豫军区任第一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上党战役、平汉战役。平汉战役后又率队转战到晋察冀地区。
1946年底，杨得志调任第二纵队司令员，随即组织指挥所部进行张家口、正太、青仓、保北等战役。1947年7月，调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10月，组织指挥部队参加了清风店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主力第三军等部17万余人。
同年11月，在朱德、聂荣臻领导下，杨得志组织指挥部队发起石家庄攻坚战，仅用一周时间，攻克全城，全歼守国民党军2.4万余人，活捉国民党军守防司令、第三十二师师长刘英。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切断了国民党军赖以机动和南北联系的铁路交通线，使平、津、保与太原等地之敌处于分割状态，陷于被动地位，晋察冀和晋察鲁豫解放区则因此完全联成了一片。
1948年杨得志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后改为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率部转战察南、绥东、热西、冀东，同年11月，率部参加了平津战役，攻克新保安、太原等战役。太原解放后，又率部挺进西北，组织指挥所部参与解放兰州、宁夏等战役战斗。1949年9月宁夏解放后，杨得志奉命率部由银川到达西安，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兼陕西军区司令员。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得志任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兼陕西省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抗美援朝期间，杨得志于1951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参与指挥了第五次战役和夏季、秋季防御战役。1952年起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参与指挥秋季反击作战、上甘岭战役和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枚。
1954年回国后，杨得志入军事学院学习，并兼任战役系主任。1955年被任命为济南军区司令员。1958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1967年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6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1年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2年底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1979年1月，杨得志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2月即奔赴云南前线指挥部，指挥部队反击老街、沙巴地区的越军，一举取得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1980年，杨得志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198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
杨得志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七大代表，八大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1966年递补)，是九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委员会常委。杨得志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杨得志于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杨 成 武
(1914- ) 杨成武，又名杨能俊。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一
杨成武，1914年10月8日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张屋铺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里。6岁上学，在村里念私塾，9岁从私塾转到上杭县回龙圩教会小学，后来转入长汀县第一小学，毕业后考进长汀省立第七中学，在这里，开始接触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
土地革命时期，杨成武走上了革命的征途。1929年1月，杨成武参加了闽西古城地方武装暴动。暴动队伍后编为闽西红军第三路军，1930年3月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三纵队。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31年起，杨成武任红四军第十二师秘书、连政委、教导大队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由红十二师政治委员办公厅秘书长改任第十一师三十二团政治委员。在仙人桥战斗中，杨成武所在三十二团在没有团长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缴获了敌人大量武器装备，不仅加强了自己部队的装备，还支援了兄弟部队，对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起到了重要作用，被当时军团政委聂荣臻称为"模范团政治委员"。
长征途中，杨成武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政治委员，和团长耿飚共同率领部队担任前卫任务。为了掩护中央纵队和九军团等部队，防止广东军阀先期占领粤汉线上的乐昌向红军发动袭击和堵截，四团冒着暴雨，踏着泥泞的道路，连夜奔袭，迅速抢占了粤汉路边的制高点九峰山，经过一天激战，完成了掩护任务，粉碎了敌人在湘、粤两侧苦心布置的第三道防线。红四团参加了湘江之战，在界首阻击战中，部队英勇作战，伤亡严重，杨成武在战斗中腿部中弹受伤。1934年底，指挥红四团的勇士，突破乌江天险，粉碎了敌人堵截红军的美梦。
1935年5月，杨成武和团长王开湘率红四团飞夺泸定桥，又一次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力挽狂澜，化险为夷；为了按照军团首长指示的时间到达泸定桥，红四团在山高路险，沿途有敌人拦阻的情况下，创下了一昼夜行军120公里的奇迹；到达泸定桥后，红四团官兵不顾连续行军的疲劳，由22名经过精选的突击队员组成突击队，在队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对岸射来的枪林弹雨，踩着摇晃的铁索，冲过泸定桥，使红军的千军万马从泸定桥上越过了天险大渡河。
1935年9月，红军长征到达天险腊子口。当时，红军左边有杨土司的骑兵，右边有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北上抗日的道路，只有腊子口一条，突破腊子口的重任，又一次落到了担任前卫的红四团的肩上。腊子口绝壁高耸，两山夹峙，正面冲锋道路狭窄，敌人已经组成了严密的火力网，对红军兵力展开十分不利；团政委杨成武、团长王开湘动员全团官兵，集中了全团所有绑腿，拧成几条长绳，由王团长率领迂回部队，从山崖侧面爬上去，迂回到敌人侧背突袭，杨成武在正面指挥部队，加强了正面攻击火力，在红四团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下，终于突破了天险腊子口。腊子口一战，是长征途中少见的硬仗之一，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显示了红军战士智勇双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骨头精神。
1935年11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杨成武率红四团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四团打得非常英勇，全团700多人发扬了四团英勇冲锋的光荣传统，夺取了敌人的重要阵地，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歼灭敌人立下了战功。直罗镇战役胜利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杨成武从红一师抽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二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成武作为"红大"第一期学员提前毕业，奔赴抗日前线。杨成武担任红一师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杨成武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他长期坚持在华北地区进行抗日斗争。在平型关战役中，杨成武率领独立团大胆深入敌后，隐蔽地插到腰站地区，切断了敌公路运输线，阻击了数倍于己的日军援兵，为兄弟部队歼灭平型关日军争取了时间。后来，独立团由1700多人发展到7000多人，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扩编为八路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任师长。其间，他率部收复了涞源、广灵、蔚县等7城。
1939年11月，在黄土岭战斗中，杨成武指挥部队乘夜展开，利用太行山北部群山中一座岬口，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将日军混成第二旅团包围，压缩在一条长约二三里，宽仅百十米的沟里，歼灭日军900多人，缴获200多辆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5门火炮，几百支长短枪及无数弹药，还生俘了十几个日本兵；战斗中，日军统帅阿部规秀中将被击毙。阿部规秀是日军侵华战争以来丧失的一个高级将领，也是中华民族整个抗日战争中击毙的职务最高的一个日军指挥官。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致电，祝贺黄土岭战斗取得的胜利。
抗日战争后期，杨成武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中军区司令员，率领部队参加了抗击日军"五路合击"和百团大战。抗日战争结束后，杨成武率领冀中七、八、九分区的主力和六、十分区一部共11团，组成冀中纵队，杨成武任司令员。
三
解放战争开始时，杨成武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1947年5月，晋察冀野战军建立了新的领导机关，杨得志任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杨成武任第二政委，他们率领野战军纵横华北，艰苦转战，取得了许多振奋人心的胜利。
清风店战役，一举歼国民党军主力部队1.4万多人，连同北线打援共歼国民党军1.8万多人，成为扭转华北战局的一个关键。为尔后的石家庄战役铺平了道路。
石家庄战役中，歼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师、第三军炮兵营、保安第九团、第十团、保警队和还乡团总计2.4万多人。此役的胜利，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对发展经济和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中共中央特电嘉奖，朱总司令称这一战役是"夺取大城市的创例"。在历时25天的张家口战役中，杨成武所在兵团共歼灭敌人6.5万多人，俘敌将级军官13名，而自己伤亡仅2900多人，以小的代价，打了个大歼灭战。此外，还率部参加了平绥战役、保北战役和正太战役，参与指挥了青沧战役等。
1948年11月，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华北主力部队整编为3个兵团，杨成武担任第三兵团司令员，后又担任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在华北解放的过程中，杨成武始终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率领部队进军绥远，解放集宁、包头后，回师参加平津战役。太原战役第二阶段攻打太原城时，杨成武指挥部队，采取先穿插、分割，尔后集中兵力歼敌的战术，圆满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成武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天津警备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
抗美援朝期间，杨成武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入朝后的第一轮作战是反击联合国军试探性进攻和"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作战中，二十兵团不断摸索，总结出了很多战术和指挥上的经验，使第二十兵团在漫长的征战历程中，开始转向现代化条件下的作战。文登川之战是二十兵团在仓猝接防的情况下，以劣势装备粉碎了美军以坦克为支撑，步、坦、空、炮协同的进攻，在二十兵团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月峰山战役中，美军在北汉江以西，连续3天发动了猛烈攻势，二十兵团依托已建立的阵地进行防御，他们的防线始终没有被敌人的坦克、飞机、大炮所突破，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第六十七军3天共歼敌1.7万多人，重创了侵朝美军第七师，创造了朝鲜战场月歼敌最高纪录。杨成武曾荣获两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2年回国后，杨成武先后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京津卫戍区司令员。1955年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5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66年起，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197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福州军区司令员。
杨成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杨成武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奖章。
补充一杨------解放军的后勤鼻祖----杨至成上将简历
(1903-1967) 杨至成，曾用名杨序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一
杨至成，1903年11月出生于贵州省三穗县木界村一较富裕的农民家庭。 小学毕业后，为追求实业救国，考入贵州省甲种农业学校学习养蚕业。养蚕失败后，去重庆参加滇黔联军。1926年春，考入黄埔军校，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3月，随校到武昌，进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科学习。
二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DangerCode;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杨至成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击溃夏斗寅叛变部队的战斗后， 被分配到贺龙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任连队指导员，并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败后， 随被打散的数百名官兵辗转闽、赣、粤、湘，后与朱德部会合， 在朱德的领导下开始了千里转战。
1928年1月，朱德部举行湘南起义后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杨至成任副官长。井冈山会师后任红二十八团四连连长。在反"进剿"战斗中负伤后， 被留下担任井冈山留守处主任，负责管理伤病员的工作。
1929年1月，杨至成随红四军主力开往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战斗中负伤后被调任红四军军部副官长，负责全军的后勤工作。 在长汀组织赶制出4000套军服，使红四军第一次穿上了统一的制式军服，军容一新，军威大振。
1930年，杨至成调任红十二军副军长。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 参与组织红十二军部队大布疑兵，使国民党军误认作红军主力， 完成了调动敌军和疲劳敌军任务，为红军主力运动歼敌，粉碎"围剿"创造了条件。
1932年3月，杨至成任红军政治学校校务部长。不久调任红军总兵站站长，亲自动手建立根据地的"赤色邮政"，使红军总司令部与各军之间、各军之间、 军与师之间建立起有线电话网；红军总司令部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与3个军团，沟通了无线电通讯联系。
1933年1月，杨至成调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在狠抓军工生产的同时，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和各项管理制度，加强了后勤建设， 保障了反“围剿”前线的物资供应。创办了红军供给学校并兼任校长， 为人民军队培养出一大批后勤专业人才和后勤管理干部。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杨至成曾受到"左"倾领导的错误处分， 降为科长后仍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遵义会议后得到平反， 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先遣工作团主任，为解决红军在长征途中的物资供应作出了重大贡献。1935年10月，任中央军委采办处主任，负责解决红军初到陕北时的物资供应的采购任务。1935年11月，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1936年先后参加东征和西征， 负责前方部队的物资供应工作。
三
1937年6月，杨至成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黄河两延(延长、延川)卫戍司令员。同年12月，调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
1938年冬，杨至成因多次负伤和积劳成疾，身体状况极差， 被送到苏联治病休养。病好后进苏联陆军大学（伏龙芝学院），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 军事理论和后勤工作的学习，参观了苏军的步兵、炮兵、空军学校。 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对李德在中国工作期间问题的讨论会， 在会上发言揭发了李德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指挥上的错误。1941年9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曾试图经蒙古回国参加抗战，后因中蒙边境封锁甚严无法通过， 被迫返回苏联，直至抗日战争结束后才回国。
1946年1月回国后，杨至成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委，一面领导后勤工作支援东北解放战争，一面抓紧建设后勤学校和大力开展军工生产。 先后在佳木斯开办了军需学校、汽车学校、医科大学（下设6个分校）和护士学校，调得力干部充任校长，还多次亲自为军需学校讲授后方勤务课。各后勤学校的建立， 为东北民主联军后勤战线培养、输送了大批财会、医务、 汽车驾驶人员和后勤管理干部，极大地加强了后勤力量。同时又先后在佳木斯、哈尔滨、牡丹江、 齐齐哈尔和鸡西等地，建立了各种军事工厂和制药厂数十个， 为东北解放区奠定了初步的物资基础。
1949年夏，杨至成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先后担任华中军区军需生产部部长， 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该委员会的财经委员会委员和轻工业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 领导了武汉后方基地的建立工作，为解放全中国创造了强大的后方力量； 巩固和发展了地方轻工业，为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作出了贡献。
四
新中国成立后，杨至成于1953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12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62 年调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杨至成于1967年2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64岁。
(1912-1983)杨勇，原名杨世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一
杨勇，1912年8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一个农民的家庭。杨勇从童年时代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1926年组织童子军并担任队长，参加对土豪劣绅的斗争。1927年4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马日事变"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0万农军围击长沙的战斗。1930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入伍后，在红五军随营学校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学习。学习期间杨勇担任班长，并被选为党支部青年委员。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红三军团第八军政治部宣传队任分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参加了攻占长沙等战斗。1930年冬，部队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杨勇先后调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一团一连副政委，红二师二团三连政委，红二师安远独立营营长兼政委，红二师第五团政治处主任、红二师政治部政务处长，红三军团第五师十四团政治处主任、党总支书记，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根据地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洵口作战中，获得了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中华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长征途中，杨勇率领十团与兄弟部队一道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完成了掩护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渡过湘江的任务。渡过湘江后，红军部队转向贵州前进，杨勇又率部冲锋陷阵，英勇奋战，大战土城、娄山关、遵义、老鸦山，四渡赤水，不断歼灭敌人，完成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
在红一、四方面军北上途中，杨勇坚持北上，机智勇敢地率领部队掩护中央领导机关迅速脱离险区，走出松潘草地，翻过岷山，胜利到达陕北。
中央红军走出草地后组成陕甘支队，杨勇任第二纵队第十大队政委。1935年11月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1936年1月，杨勇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参加了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同年5月，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又进行西征。10月攻克甘肃会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随即又参加了山城堡战役。1937年1月，杨勇调任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同年3月，率部由陕西三原开赴旬邑练兵。
二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勇任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副团长，随后开赴抗日前线。9月下旬参加了平型关大战。在战斗中，杨勇负伤仍坚持指挥部队直至战斗取得胜利。同年11月，杨勇伤口尚未愈合，便带领部分干部到武乡等地扩军。1938年1月回到部队后任六八六团团长兼政委。2月，日军由太原大举南犯后，杨勇指挥部队在大宁公路一线连续进行了夜袭午城、伏击井沟、激战白儿里等战斗，粉碎了日军西渡黄河威逼西北的狂妄计划。同年11月，杨勇率部随第一一五师师部东进晋东南。
1939年春，杨勇率部在辽县（今左权县）抗击日军的"扫荡"，后到达山东鄄城，随即进行了首歼樊坝伪军的作战。樊坝战斗后，杨勇率六八六团第三营和师直两个连改编为第一一五师独立第一团，留在鲁西开辟抗日根据地。7月，任第一一五师独立旅旅长兼政委。8月，日军进犯梁山，指挥部队歼灭进犯日军600余人。9月后，担负统一领导鲁西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的任务。
1940年4月，杨勇兼任鲁西专署专员。5月，任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次年1月，指挥部队在郓城潘溪渡设伏，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全歼日军的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再创鲁西平原全歼日军的光辉战例。
1941年春，杨勇赴延安，任军事高干队队长。1942年2月，高干队编入中央党校,参加延安整风，任党校一部支部书记。1944年4月，到平原军区任副司令员。
1945年，杨勇指挥各分区部队协同作战，发起南乐、东平、阳谷等战斗，攻克了敌伪盘踞多年的县城。同年8月，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三路大军展开反攻，与宋任穷领导中路军连克延津、阳武、封邱后，与南路军形成包围开封之势。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杨勇提出不打开封以免陷主力于城下的意见，与随后中央的指示不谋而合。是年8月20日，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先后从日寇手里收复了清丰、东平、阳谷、菏泽等县城。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公然挑起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解放区军民被迫进行自卫战争。1945年杨勇率军区主力和第一纵队组成东路军参加平汉战役。同年11月，第一纵队奉命开赴东北后，冀鲁豫军区又组建第七纵队，任司令员。随即率部协同军区部队全力投入肃清根据地残余日伪据点的战斗。
1946年4月，杨勇率第七纵队参加了陇海战役、定陶战役、滑县等战役。歼灭了大量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占领冀鲁豫、打通平汉路的计划。
1947年3月16日，第七纵队与从晋察冀热辽区归建的第一纵队合编为新的第一纵队，杨勇任司令员。同年7月，参加了豫北战役后，率部强渡黄河并组织指挥了郓城战役，仅用一夜时间全歼守国民党军，创造了一个兵团单独攻坚和歼国民党军两个旅的先例。因此，受到军区首长通令嘉奖，荣立大功。同年8月，晋冀豫野战军兵分三路开始千里挺进大别山。杨勇指挥一纵队和中原独立旅为西路，经22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于8月底到达大别山区。同年10月，统一组织和指挥了高山铺战役。此役第一纵队以伤亡9人的代价，歼国民党军5700余人，击落国民党军机一架。
1948年，杨勇率部先后参加了宛东战役、郑州战役、淮海战役，歼灭了大量的敌人。
1949年2月，杨勇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同年4月21日，杨勇指挥五兵团在安庆以西渡江，与兄弟部队一道，突破了国民党军长江防线。随后奉命追歼逃敌。同年9月，奉命向大西南进军，10月底到达邵阳。11月初，挥师贵州，15日五兵团攻占贵阳。同年12月26日，又统一指挥五兵团的两个军和三兵团的三个军，与兄弟部队一起发起成都战役。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敌人迅速土崩瓦解。
四
1950年1月，杨勇就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1950年底，杨勇进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兼高级系主任。1951年4月，调任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同年10月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
1953年4月，杨勇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志愿军司令员职务。在金城反击战中，给予美国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杨勇在朝期间，忠实地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受到金日成和朝鲜人民的赞扬，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10月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次年10月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
"文化大革命"中，杨勇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和迫害，被无休止地揪斗和投入监狱达6年之久。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杨勇重新工作。
1972年5月杨勇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6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区党委第二书记。同年8月，被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5年8月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
1977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调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三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列席常务委员。1978年2月被选为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同年，杨勇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1980年1月任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副秘书长，同年8月任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第二书记。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杨勇于1983年1月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
杨 得 志
(1911-1994)杨得志，原名杨敬堂。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一
杨得志，1911年1月3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南阳桥（今株州）三望村的一个铁匠家庭。幼年跟随父亲学习打铁，11岁离家为人放牛，14岁后随兄杨海堂到江西萍乡安源煤矿挑煤，半年后，返回家乡给一户地主家做长工。1926年夏到衡阳当筑路工。
1928年1月，杨得志与兄长杨海堂等25名筑路工从衡阳板子桥到韩家村参加了前往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师。杨得志被分到师部当通信员，不久后被调到师特务连三排七班当战士。同年3月随队上井冈山参加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战士、班长，参加了井冈山反“围剿”和反“会剿”斗争，随部队转战赣南闽西后，参加了龙岩、水南、文家寺等战斗和进攻长沙战役。
1930年8月，杨得志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部通信警卫排排长兼士兵委员会主席。1931年任红四军十一师师部特务连（后改为炮兵连）连长。1932年初调任红四十五师管理科科长，同年3月调任第九十三团团长。在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中，参加了龙冈、富田、良村、黄陂、漳州、三甲幛、广昌、温坊等战役战斗，因作战勇敢，1933年8月1日荣获中央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第一次颁发的三级红星奖章。
第四次反“围剿”前，第九十三团编为红七师第二十团，杨得志任第二十团团长。第五次反"围剿"受挫后，红军缩编，杨得志改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二营营长。1934年春接任红一团团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杨得志率红一团担任前卫和先遣任务，组织和指挥部队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突破了乌江，为后续部队打开通路。
1935年5月，杨得志组织指挥部队参加四渡赤水河，抢渡金沙江，突然袭占安顺场渡口，歼国民党军一个营，夺获小船一只，随即组织强渡。红一团抽调17名勇士组成突击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在汹涌的波涛中，以仅有的一只小船，在火力掩护下，强渡大渡河，击溃了敌人一个营，占领了对岸渡口，粉碎了蒋介石要把红军变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保证了红军全部胜利渡过天险大渡河，继续北进。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两路军，走过草地，共同北上后，红一团和红三团一部编为一纵队第一大队，杨得志任大队长。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恢复了红一团番号，杨得志仍任团长，随后组织指挥部队参加了直罗镇战役，与兄弟部队一道俘国民党军5000余人，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6页）。
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决定组成抗日先锋军后，红一军团决定组建一个师，恢复红一师番号，杨得志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副师长。随后，协助指挥部队从陕北东渡黄河参加东征战役。东征战役后，杨得志调任红二师师长，率队参加西征甘肃、宁夏，组织指挥了山城堡战役。1937年春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兼第一队队长。
二
抗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谈判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杨得志从抗大提前结业返回部队，任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随即组织指挥部队参加了平型关战役。1938年2月，杨得志率部进入吕梁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副旅长、代理旅长职务。
1939年2月，杨得志奉命率一部东进冀鲁豫边区壮大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活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建了八路军冀鲁豫支队，任支队长。经过几个月的工作，支队发展到1.7万余人，在粉碎日军"扫荡"的同时，还对丁树本、石友三等顽军发动了较大规模的讨伐，将数万顽军消灭、打垮或逐出了冀鲁豫地区。
讨顽战役结束后，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建立了冀鲁豫地区党委、行署和军区。杨得志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八路军第二纵队组建后，任纵队司令员，组织军民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巩固和发展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44年1月，杨得志奉命带领冀鲁豫军区部分部队前往陕北执行保卫延安的任务。部队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任旅长。担负守卫黄河河防，保卫延安、保卫中共中央的任务。
1945年4月，杨得志出席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闭幕后，到中共党校学习。
三
解放战争初期，杨得志返回冀鲁豫军区任第一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上党战役、平汉战役。平汉战役后又率队转战到晋察冀地区。
1946年底，杨得志调任第二纵队司令员，随即组织指挥所部进行张家口、正太、青仓、保北等战役。1947年7月，调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10月，组织指挥部队参加了清风店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主力第三军等部17万余人。
同年11月，在朱德、聂荣臻领导下，杨得志组织指挥部队发起石家庄攻坚战，仅用一周时间，攻克全城，全歼守国民党军2.4万余人，活捉国民党军守防司令、第三十二师师长刘英。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切断了国民党军赖以机动和南北联系的铁路交通线，使平、津、保与太原等地之敌处于分割状态，陷于被动地位，晋察冀和晋察鲁豫解放区则因此完全联成了一片。
1948年杨得志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后改为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率部转战察南、绥东、热西、冀东，同年11月，率部参加了平津战役，攻克新保安、太原等战役。太原解放后，又率部挺进西北，组织指挥所部参与解放兰州、宁夏等战役战斗。1949年9月宁夏解放后，杨得志奉命率部由银川到达西安，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兼陕西军区司令员。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得志任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兼陕西省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抗美援朝期间，杨得志于1951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参与指挥了第五次战役和夏季、秋季防御战役。1952年起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参与指挥秋季反击作战、上甘岭战役和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枚。
1954年回国后，杨得志入军事学院学习，并兼任战役系主任。1955年被任命为济南军区司令员。1958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1967年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6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1年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2年底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1979年1月，杨得志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2月即奔赴云南前线指挥部，指挥部队反击老街、沙巴地区的越军，一举取得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1980年，杨得志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198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
杨得志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七大代表，八大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1966年递补)，是九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委员会常委。杨得志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杨得志于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杨 成 武
(1914- ) 杨成武，又名杨能俊。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一
杨成武，1914年10月8日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张屋铺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里。6岁上学，在村里念私塾，9岁从私塾转到上杭县回龙圩教会小学，后来转入长汀县第一小学，毕业后考进长汀省立第七中学，在这里，开始接触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
土地革命时期，杨成武走上了革命的征途。1929年1月，杨成武参加了闽西古城地方武装暴动。暴动队伍后编为闽西红军第三路军，1930年3月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三纵队。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31年起，杨成武任红四军第十二师秘书、连政委、教导大队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由红十二师政治委员办公厅秘书长改任第十一师三十二团政治委员。在仙人桥战斗中，杨成武所在三十二团在没有团长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缴获了敌人大量武器装备，不仅加强了自己部队的装备，还支援了兄弟部队，对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起到了重要作用，被当时军团政委聂荣臻称为"模范团政治委员"。
长征途中，杨成武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政治委员，和团长耿飚共同率领部队担任前卫任务。为了掩护中央纵队和九军团等部队，防止广东军阀先期占领粤汉线上的乐昌向红军发动袭击和堵截，四团冒着暴雨，踏着泥泞的道路，连夜奔袭，迅速抢占了粤汉路边的制高点九峰山，经过一天激战，完成了掩护任务，粉碎了敌人在湘、粤两侧苦心布置的第三道防线。红四团参加了湘江之战，在界首阻击战中，部队英勇作战，伤亡严重，杨成武在战斗中腿部中弹受伤。1934年底，指挥红四团的勇士，突破乌江天险，粉碎了敌人堵截红军的美梦。
1935年5月，杨成武和团长王开湘率红四团飞夺泸定桥，又一次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力挽狂澜，化险为夷；为了按照军团首长指示的时间到达泸定桥，红四团在山高路险，沿途有敌人拦阻的情况下，创下了一昼夜行军120公里的奇迹；到达泸定桥后，红四团官兵不顾连续行军的疲劳，由22名经过精选的突击队员组成突击队，在队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对岸射来的枪林弹雨，踩着摇晃的铁索，冲过泸定桥，使红军的千军万马从泸定桥上越过了天险大渡河。
1935年9月，红军长征到达天险腊子口。当时，红军左边有杨土司的骑兵，右边有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北上抗日的道路，只有腊子口一条，突破腊子口的重任，又一次落到了担任前卫的红四团的肩上。腊子口绝壁高耸，两山夹峙，正面冲锋道路狭窄，敌人已经组成了严密的火力网，对红军兵力展开十分不利；团政委杨成武、团长王开湘动员全团官兵，集中了全团所有绑腿，拧成几条长绳，由王团长率领迂回部队，从山崖侧面爬上去，迂回到敌人侧背突袭，杨成武在正面指挥部队，加强了正面攻击火力，在红四团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下，终于突破了天险腊子口。腊子口一战，是长征途中少见的硬仗之一，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显示了红军战士智勇双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骨头精神。
1935年11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杨成武率红四团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四团打得非常英勇，全团700多人发扬了四团英勇冲锋的光荣传统，夺取了敌人的重要阵地，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歼灭敌人立下了战功。直罗镇战役胜利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杨成武从红一师抽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二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成武作为"红大"第一期学员提前毕业，奔赴抗日前线。杨成武担任红一师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杨成武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他长期坚持在华北地区进行抗日斗争。在平型关战役中，杨成武率领独立团大胆深入敌后，隐蔽地插到腰站地区，切断了敌公路运输线，阻击了数倍于己的日军援兵，为兄弟部队歼灭平型关日军争取了时间。后来，独立团由1700多人发展到7000多人，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扩编为八路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任师长。其间，他率部收复了涞源、广灵、蔚县等7城。
1939年11月，在黄土岭战斗中，杨成武指挥部队乘夜展开，利用太行山北部群山中一座岬口，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将日军混成第二旅团包围，压缩在一条长约二三里，宽仅百十米的沟里，歼灭日军900多人，缴获200多辆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5门火炮，几百支长短枪及无数弹药，还生俘了十几个日本兵；战斗中，日军统帅阿部规秀中将被击毙。阿部规秀是日军侵华战争以来丧失的一个高级将领，也是中华民族整个抗日战争中击毙的职务最高的一个日军指挥官。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致电，祝贺黄土岭战斗取得的胜利。
抗日战争后期，杨成武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中军区司令员，率领部队参加了抗击日军"五路合击"和百团大战。抗日战争结束后，杨成武率领冀中七、八、九分区的主力和六、十分区一部共11团，组成冀中纵队，杨成武任司令员。
三
解放战争开始时，杨成武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1947年5月，晋察冀野战军建立了新的领导机关，杨得志任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杨成武任第二政委，他们率领野战军纵横华北，艰苦转战，取得了许多振奋人心的胜利。
清风店战役，一举歼国民党军主力部队1.4万多人，连同北线打援共歼国民党军1.8万多人，成为扭转华北战局的一个关键。为尔后的石家庄战役铺平了道路。
石家庄战役中，歼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师、第三军炮兵营、保安第九团、第十团、保警队和还乡团总计2.4万多人。此役的胜利，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对发展经济和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中共中央特电嘉奖，朱总司令称这一战役是"夺取大城市的创例"。在历时25天的张家口战役中，杨成武所在兵团共歼灭敌人6.5万多人，俘敌将级军官13名，而自己伤亡仅2900多人，以小的代价，打了个大歼灭战。此外，还率部参加了平绥战役、保北战役和正太战役，参与指挥了青沧战役等。
1948年11月，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华北主力部队整编为3个兵团，杨成武担任第三兵团司令员，后又担任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在华北解放的过程中，杨成武始终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率领部队进军绥远，解放集宁、包头后，回师参加平津战役。太原战役第二阶段攻打太原城时，杨成武指挥部队，采取先穿插、分割，尔后集中兵力歼敌的战术，圆满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成武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天津警备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
抗美援朝期间，杨成武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入朝后的第一轮作战是反击联合国军试探性进攻和"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作战中，二十兵团不断摸索，总结出了很多战术和指挥上的经验，使第二十兵团在漫长的征战历程中，开始转向现代化条件下的作战。文登川之战是二十兵团在仓猝接防的情况下，以劣势装备粉碎了美军以坦克为支撑，步、坦、空、炮协同的进攻，在二十兵团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月峰山战役中，美军在北汉江以西，连续3天发动了猛烈攻势，二十兵团依托已建立的阵地进行防御，他们的防线始终没有被敌人的坦克、飞机、大炮所突破，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第六十七军3天共歼敌1.7万多人，重创了侵朝美军第七师，创造了朝鲜战场月歼敌最高纪录。杨成武曾荣获两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2年回国后，杨成武先后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京津卫戍区司令员。1955年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5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66年起，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197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福州军区司令员。
杨成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杨成武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奖章。
补充一杨------解放军的后勤鼻祖----杨至成上将简历
(1903-1967) 杨至成，曾用名杨序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一
杨至成，1903年11月出生于贵州省三穗县木界村一较富裕的农民家庭。 小学毕业后，为追求实业救国，考入贵州省甲种农业学校学习养蚕业。养蚕失败后，去重庆参加滇黔联军。1926年春，考入黄埔军校，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3月，随校到武昌，进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科学习。
二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DangerCode;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杨至成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击溃夏斗寅叛变部队的战斗后， 被分配到贺龙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任连队指导员，并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败后， 随被打散的数百名官兵辗转闽、赣、粤、湘，后与朱德部会合， 在朱德的领导下开始了千里转战。
1928年1月，朱德部举行湘南起义后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杨至成任副官长。井冈山会师后任红二十八团四连连长。在反"进剿"战斗中负伤后， 被留下担任井冈山留守处主任，负责管理伤病员的工作。
1929年1月，杨至成随红四军主力开往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战斗中负伤后被调任红四军军部副官长，负责全军的后勤工作。 在长汀组织赶制出4000套军服，使红四军第一次穿上了统一的制式军服，军容一新，军威大振。
1930年，杨至成调任红十二军副军长。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 参与组织红十二军部队大布疑兵，使国民党军误认作红军主力， 完成了调动敌军和疲劳敌军任务，为红军主力运动歼敌，粉碎"围剿"创造了条件。
1932年3月，杨至成任红军政治学校校务部长。不久调任红军总兵站站长，亲自动手建立根据地的"赤色邮政"，使红军总司令部与各军之间、各军之间、 军与师之间建立起有线电话网；红军总司令部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与3个军团，沟通了无线电通讯联系。
1933年1月，杨至成调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在狠抓军工生产的同时，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和各项管理制度，加强了后勤建设， 保障了反“围剿”前线的物资供应。创办了红军供给学校并兼任校长， 为人民军队培养出一大批后勤专业人才和后勤管理干部。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杨至成曾受到"左"倾领导的错误处分， 降为科长后仍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遵义会议后得到平反， 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先遣工作团主任，为解决红军在长征途中的物资供应作出了重大贡献。1935年10月，任中央军委采办处主任，负责解决红军初到陕北时的物资供应的采购任务。1935年11月，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1936年先后参加东征和西征， 负责前方部队的物资供应工作。
三
1937年6月，杨至成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黄河两延(延长、延川)卫戍司令员。同年12月，调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
1938年冬，杨至成因多次负伤和积劳成疾，身体状况极差， 被送到苏联治病休养。病好后进苏联陆军大学（伏龙芝学院），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 军事理论和后勤工作的学习，参观了苏军的步兵、炮兵、空军学校。 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对李德在中国工作期间问题的讨论会， 在会上发言揭发了李德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指挥上的错误。1941年9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曾试图经蒙古回国参加抗战，后因中蒙边境封锁甚严无法通过， 被迫返回苏联，直至抗日战争结束后才回国。
1946年1月回国后，杨至成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委，一面领导后勤工作支援东北解放战争，一面抓紧建设后勤学校和大力开展军工生产。 先后在佳木斯开办了军需学校、汽车学校、医科大学（下设6个分校）和护士学校，调得力干部充任校长，还多次亲自为军需学校讲授后方勤务课。各后勤学校的建立， 为东北民主联军后勤战线培养、输送了大批财会、医务、 汽车驾驶人员和后勤管理干部，极大地加强了后勤力量。同时又先后在佳木斯、哈尔滨、牡丹江、 齐齐哈尔和鸡西等地，建立了各种军事工厂和制药厂数十个， 为东北解放区奠定了初步的物资基础。
1949年夏，杨至成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先后担任华中军区军需生产部部长， 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该委员会的财经委员会委员和轻工业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 领导了武汉后方基地的建立工作，为解放全中国创造了强大的后方力量； 巩固和发展了地方轻工业，为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作出了贡献。
四
新中国成立后，杨至成于1953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12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62 年调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杨至成于1967年2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64岁。
1965年春天，美国约翰逊政府声称“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阴谋在亚洲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世界性的战争。针对这种情况，当年4月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告中国对美国的政策。1966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些政策。
（－）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没有派兵去夏威夷，是美国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省。尽管这样，中国仍然努力通过谈判要求美国从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并且已经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同美国就这个绝不能让步的原则问题谈了十多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以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
（三）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既然一千四百万越南南方人民对付得了二十几万美军，那么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也肯定对付得了一千万美军。美国侵略者不管来多少，必将被消灭在中国。
（四）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美国有些军事家想依靠海空优势轰炸中国，而不打地面战争。这是一厢情愿。战争既然以空战或海战开始，那么，战争如何继续进行，就由不得美国一方作主了。你能从空中来，难道我们不能从陆上去吗？因此，我们说，战争一旦打起来，就再没有什么界限。
（－）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没有派兵去夏威夷，是美国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省。尽管这样，中国仍然努力通过谈判要求美国从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并且已经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同美国就这个绝不能让步的原则问题谈了十多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以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
（三）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既然一千四百万越南南方人民对付得了二十几万美军，那么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也肯定对付得了一千万美军。美国侵略者不管来多少，必将被消灭在中国。
（四）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美国有些军事家想依靠海空优势轰炸中国，而不打地面战争。这是一厢情愿。战争既然以空战或海战开始，那么，战争如何继续进行，就由不得美国一方作主了。你能从空中来，难道我们不能从陆上去吗？因此，我们说，战争一旦打起来，就再没有什么界限。
【内容提要】: 中国的皇帝数不胜数，雄才大略者有之，昏聩无能者有之，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群体，鄙人不才，妄评出下面十大幸运皇帝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10 同治
清朝的皇帝大多多子多孙，譬如康熙35个儿子，25个女儿。乾隆兄弟少了，也是弟兄仨。在很多时候，清朝皇帝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该把皇位传给谁？可偏偏到了咸丰，他一辈子只生了一个儿子，其实咸丰不想让他继位，因为这个唯一儿子的母亲已让他隐隐感到某重不安，可惜人丁稀少呀。历史的残酷就在于同治虽幸运的得了皇位，可最大的幸运者却是他的母亲——慈禧太后。
同治幸运指数：5.5
幸运理由：独生子就是好呀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9 朱元璋
朱元璋的发家也是一个奇迹，这个人阅历十分丰富，入过丐帮，进过佛门，后来又造反当了红巾军，可惜文化程度不高，又心狠手辣，一当皇帝，大肆屠杀功臣名将，将个大明的知名人士杀了个干干净净。要说朱某人也算自己白手起家，血汗打拼的江山，说不上幸运，可为什么那么多叫花子、和尚偏偏就他能当皇帝呢？！
幸运指数：6
幸运理由：和尚皇帝，天下独一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8 乾隆
乾隆的一生，简直可以说幸福死了，大凡当个皇帝，多少都要担点风险，有的是兄弟竞争，有的是权臣逼宫，还有的英年早逝，或者熬到快老死了，才过了把皇帝瘾。乾隆21岁即位，当了60年皇帝，4年太上皇，皇帝中间他的时间最长，本来兄弟三个，老三弘石本来，铆足劲和他竞争，有被雍正给杀了，老五弘昼天生一个玩乐皇子，用鼻子想都轮不到他，于是我们的宝亲王便顺顺当当的做了皇帝，一不小心还治出了个乾隆盛世。
幸运指数：6.5
幸运理由：天下好事都给他一个人了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7 顺治
顺治当皇帝的功臣是多尔滚，传说老多和顺治母亲闹出绯闻后才帮他做了皇帝，本来多哥是蛮有把握自己当皇帝的。顺治一开始的地盘也就是今天的东三省，李自成以为自己做了皇帝，没想到为抢一个陈圆圆，连自己老父亲都不管的吴三桂会倒戈一击，把八旗铁骑引进了关来，顺治也白捡似的得了中原沃土。只可惜这位皇帝对皇位没多大兴趣，一门心思想做和尚。
幸运指数：7
幸运理由：一个女人换了个花花江山，赚吧？！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6 汉文帝
原来是轮不到文帝的，刘邦的儿子们也不少，可惜娶了个厉害老婆—吕氏，刘邦死的早，吕氏便把他的儿子孙子一个一个全给杀了，连她自己的亲生儿子惠帝也给活活气死。文帝的母亲年轻时让算命的给说有太后之命，于是一个小诸侯边乐滋滋的把她娶过去，想当皇帝，可惜命薄，被刘邦给灭了，文帝母亲便跟了刘邦生了文帝，吕氏知道那个算命的传说后，想杀她，文帝母亲带着文帝苦苦哀求，说远离京师，永不回来，终于保了一条命。吕氏最后也把他们娘俩给忘了，等她死后，汉朝的元老们一合计，哎呦，原来这还活着一个呢，赶紧迎过来做皇帝。文帝也争气，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开始了
幸运指数：7.5
幸运理由：是你的就是你的！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5 汉元帝
元帝的成分还是挺高的，他父亲是汉武帝的太子，可惜后来因为叛乱，让武帝给杀了，元帝也在被杀之列，一个宫女悄悄把他给带了出来，这一段绝对惊险刺激。出来后，元帝便安安稳稳的做了个老百姓，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他自己也不知道，风水轮流转，武帝死后，他的接班人27天造恶三千件，宰相霍光几个人一合计，废了！又是那个宫女，把元帝的身份给抖了出来，大家伙一琢磨，接回来，做皇帝！于是元帝便接班了，顺便说一句，元帝的皇后还是他当老百姓时的老婆，人品不错！
幸运指数：8
幸运理由：从平民到皇帝的伟大传奇！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4 刘邦
刘邦年轻时是个无赖，蹭人饭是常事，后来不小心混了个亭长干干，他父亲也经常教训他要像他哥哥一样，置办写产业，光宗耀祖。司马迁在《史记》里也没少记载他的无赖事迹，可就这位无赖，提三尺剑，斩白蛇而举大义，楚汉之争，十战九败，连自己的老爹老婆都让项羽捉了去，天下大事，谁也说不清，垓下一战，逼的心高气傲的项羽乌江自刎。华夏民族自此便姓汉，几百年的汉朝盛世也拉开序幕。刘邦的影响还在于：我们的民族自此叫汉族，文字称汉字，语言叫汉语。
幸运指数：8.5
幸运理由：一个无赖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民族的教父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3 秦始皇
秦始皇的出身是个谜，看看他母亲的表现，你就会相信他其实是吕不韦的儿子，不过他的户口确实在我们邯郸，邯郸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后来的邯郸在中国历史上销声匿迹就得于他的血腥屠城。始皇帝很有创新精神，统一中国后，他创造性的把自己命名为皇帝，他也成了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后来始皇帝想长生不老，派一个叫徐福的人带了五百童男童女到了今天的日本，又传说，徐福得了一本天书，翻译过来后写着一句"秦亡于胡"，于是始皇帝便以为是北方的胡人，修了万里长城。没想到是天书的真正意思是他的二儿子胡亥。
幸运指数：9
幸运理由：中国第一个皇帝，还不够？再加上万里长城！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2 武则天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的女皇帝。原本武媚娘是李世民的人，太宗死后，她没去殉葬，不过出家做了尼姑。幸运的是，她先前就和做太子的高宗擦出了火花。高宗即位后，很快把她接了出来，这小女子很有手段，加上高宗柔弱，没几年，先是昭仪，后成贵妃，最后靠掐死自己的女儿，她如愿以偿的做了皇后。高宗死后，她的儿子做皇帝，可惜母亲太强了，她总觉得儿子们的表现不如意，换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干脆自己做了皇帝。临老时，她想让自己的女儿太平公主接班，可惜唐朝的男人们不干了，她终究是李家的媳妇，死后，和高宗和葬，墓前一块无字碑，这可能是她最好的表达......
幸运指数：9.5
幸运理由：在五千年历史的男权社会中，她确实算的上一个奇迹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1 康熙
康熙皇帝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一代君主，没有他，可能东三省早让俄国老毛子给占了（至今他们仍占着我们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他，蒙古和青海可能早让一个叫葛尔丹的家伙给分裂出去了，没有他，西藏也许现在真的独立了；没有他，台湾可能也不属于中国。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绝世英主，对他，我们只能用大帝，他用无与伦比的文才武略为今世的我们留下一个大大的疆土。然而他的皇位得来并不是因为他的出色，而是仅仅因为他得过天花，他的和尚爸爸怕天花怕的要死，只有他的三儿子玄烨对这种病有终身免疫力，于是为健康计，皇位给了这位后来的千古一帝！
幸运指数：10
幸运理由：一场天花诞生了一位千古一帝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10 同治
清朝的皇帝大多多子多孙，譬如康熙35个儿子，25个女儿。乾隆兄弟少了，也是弟兄仨。在很多时候，清朝皇帝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该把皇位传给谁？可偏偏到了咸丰，他一辈子只生了一个儿子，其实咸丰不想让他继位，因为这个唯一儿子的母亲已让他隐隐感到某重不安，可惜人丁稀少呀。历史的残酷就在于同治虽幸运的得了皇位，可最大的幸运者却是他的母亲——慈禧太后。
同治幸运指数：5.5
幸运理由：独生子就是好呀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9 朱元璋
朱元璋的发家也是一个奇迹，这个人阅历十分丰富，入过丐帮，进过佛门，后来又造反当了红巾军，可惜文化程度不高，又心狠手辣，一当皇帝，大肆屠杀功臣名将，将个大明的知名人士杀了个干干净净。要说朱某人也算自己白手起家，血汗打拼的江山，说不上幸运，可为什么那么多叫花子、和尚偏偏就他能当皇帝呢？！
幸运指数：6
幸运理由：和尚皇帝，天下独一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8 乾隆
乾隆的一生，简直可以说幸福死了，大凡当个皇帝，多少都要担点风险，有的是兄弟竞争，有的是权臣逼宫，还有的英年早逝，或者熬到快老死了，才过了把皇帝瘾。乾隆21岁即位，当了60年皇帝，4年太上皇，皇帝中间他的时间最长，本来兄弟三个，老三弘石本来，铆足劲和他竞争，有被雍正给杀了，老五弘昼天生一个玩乐皇子，用鼻子想都轮不到他，于是我们的宝亲王便顺顺当当的做了皇帝，一不小心还治出了个乾隆盛世。
幸运指数：6.5
幸运理由：天下好事都给他一个人了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7 顺治
顺治当皇帝的功臣是多尔滚，传说老多和顺治母亲闹出绯闻后才帮他做了皇帝，本来多哥是蛮有把握自己当皇帝的。顺治一开始的地盘也就是今天的东三省，李自成以为自己做了皇帝，没想到为抢一个陈圆圆，连自己老父亲都不管的吴三桂会倒戈一击，把八旗铁骑引进了关来，顺治也白捡似的得了中原沃土。只可惜这位皇帝对皇位没多大兴趣，一门心思想做和尚。
幸运指数：7
幸运理由：一个女人换了个花花江山，赚吧？！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6 汉文帝
原来是轮不到文帝的，刘邦的儿子们也不少，可惜娶了个厉害老婆—吕氏，刘邦死的早，吕氏便把他的儿子孙子一个一个全给杀了，连她自己的亲生儿子惠帝也给活活气死。文帝的母亲年轻时让算命的给说有太后之命，于是一个小诸侯边乐滋滋的把她娶过去，想当皇帝，可惜命薄，被刘邦给灭了，文帝母亲便跟了刘邦生了文帝，吕氏知道那个算命的传说后，想杀她，文帝母亲带着文帝苦苦哀求，说远离京师，永不回来，终于保了一条命。吕氏最后也把他们娘俩给忘了，等她死后，汉朝的元老们一合计，哎呦，原来这还活着一个呢，赶紧迎过来做皇帝。文帝也争气，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开始了
幸运指数：7.5
幸运理由：是你的就是你的！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5 汉元帝
元帝的成分还是挺高的，他父亲是汉武帝的太子，可惜后来因为叛乱，让武帝给杀了，元帝也在被杀之列，一个宫女悄悄把他给带了出来，这一段绝对惊险刺激。出来后，元帝便安安稳稳的做了个老百姓，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他自己也不知道，风水轮流转，武帝死后，他的接班人27天造恶三千件，宰相霍光几个人一合计，废了！又是那个宫女，把元帝的身份给抖了出来，大家伙一琢磨，接回来，做皇帝！于是元帝便接班了，顺便说一句，元帝的皇后还是他当老百姓时的老婆，人品不错！
幸运指数：8
幸运理由：从平民到皇帝的伟大传奇！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4 刘邦
刘邦年轻时是个无赖，蹭人饭是常事，后来不小心混了个亭长干干，他父亲也经常教训他要像他哥哥一样，置办写产业，光宗耀祖。司马迁在《史记》里也没少记载他的无赖事迹，可就这位无赖，提三尺剑，斩白蛇而举大义，楚汉之争，十战九败，连自己的老爹老婆都让项羽捉了去，天下大事，谁也说不清，垓下一战，逼的心高气傲的项羽乌江自刎。华夏民族自此便姓汉，几百年的汉朝盛世也拉开序幕。刘邦的影响还在于：我们的民族自此叫汉族，文字称汉字，语言叫汉语。
幸运指数：8.5
幸运理由：一个无赖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民族的教父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3 秦始皇
秦始皇的出身是个谜，看看他母亲的表现，你就会相信他其实是吕不韦的儿子，不过他的户口确实在我们邯郸，邯郸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后来的邯郸在中国历史上销声匿迹就得于他的血腥屠城。始皇帝很有创新精神，统一中国后，他创造性的把自己命名为皇帝，他也成了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后来始皇帝想长生不老，派一个叫徐福的人带了五百童男童女到了今天的日本，又传说，徐福得了一本天书，翻译过来后写着一句"秦亡于胡"，于是始皇帝便以为是北方的胡人，修了万里长城。没想到是天书的真正意思是他的二儿子胡亥。
幸运指数：9
幸运理由：中国第一个皇帝，还不够？再加上万里长城！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2 武则天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的女皇帝。原本武媚娘是李世民的人，太宗死后，她没去殉葬，不过出家做了尼姑。幸运的是，她先前就和做太子的高宗擦出了火花。高宗即位后，很快把她接了出来，这小女子很有手段，加上高宗柔弱，没几年，先是昭仪，后成贵妃，最后靠掐死自己的女儿，她如愿以偿的做了皇后。高宗死后，她的儿子做皇帝，可惜母亲太强了，她总觉得儿子们的表现不如意，换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干脆自己做了皇帝。临老时，她想让自己的女儿太平公主接班，可惜唐朝的男人们不干了，她终究是李家的媳妇，死后，和高宗和葬，墓前一块无字碑，这可能是她最好的表达......
幸运指数：9.5
幸运理由：在五千年历史的男权社会中，她确实算的上一个奇迹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1 康熙
康熙皇帝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一代君主，没有他，可能东三省早让俄国老毛子给占了（至今他们仍占着我们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他，蒙古和青海可能早让一个叫葛尔丹的家伙给分裂出去了，没有他，西藏也许现在真的独立了；没有他，台湾可能也不属于中国。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绝世英主，对他，我们只能用大帝，他用无与伦比的文才武略为今世的我们留下一个大大的疆土。然而他的皇位得来并不是因为他的出色，而是仅仅因为他得过天花，他的和尚爸爸怕天花怕的要死，只有他的三儿子玄烨对这种病有终身免疫力，于是为健康计，皇位给了这位后来的千古一帝！
幸运指数：10
幸运理由：一场天花诞生了一位千古一帝
引言：休养生息政策是西汉初年的国策，这个政策是由刘邦及其群臣所一起制定的，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一下该政策对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总论
经过秦末农民起义以及楚汉战争，到了汉高祖统一天下的时候，社会经济趋于破产。鉴于此，高祖极其群臣制定了休养生息政策，希望借此令社会经济得以恢复。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休养生息政策来源于黄老学说，其实高祖及其群臣中的大部分来自秦末社会的底层，对于当时社会的普遍状况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他们深刻的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以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困苦，因此他们制定了这一政策也就合乎情理了。从秦末的农民战争中，高祖深深的体会到了农民的力量，如果不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统治阶层本身同样没好日子过。因此，汉政府废除了秦朝的一切苛政以及沉重的赋税。汉初的几位皇帝也都十分珍惜民力。在汉朝，秦时对于民力的无限制的运用看不到了。秦朝时，从阿房宫到骊山皇陵、从万里长城到秦直道的建设，无一不要运用大量的青壮年。而且秦朝对匈奴的战争长达20多年，这无数次的大小战争无一不需要大量的青壮年。无数的青壮年死在国家工程的工地上、死在塞外的战场上。这些青壮年的缺失导致了农田荒废，农田荒废又导致了政府财政收入的锐减。一方面政府拼命的花钱（从国家各项工程到战争无一不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基础——农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政府财政收入锐减，用现代的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政府财政赤字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这将导致政府威信受损等等一系列问题。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之下，人民怎能不怨声载道、社会经济怎能不趋于崩溃、秦朝怎能不覆灭？
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恢复社会经济成为了汉政府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由于秦朝采用法家学说治理天下，最后覆灭了（这并非法家学说的错），因此刘邦及其群臣转而投入黄老学说，认为清静无为才应该是治理国家的王道，加上其本身来自社会底层，因此休养生息政策的出炉也就不奇怪了。但是，休养生息政策的施行和政府信奉何种流派的学说并无必然关系，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汉武帝末年因为长期对匈奴作战的原因，全国户数锐减，所以在武帝末年以及昭帝、宣帝年间也都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而且这一政策几乎成了往后历朝历代初定天下时候所采取的国策。可见休养生息政策到了后来已经成为了一个纯粹的经济政策、是国家调整社会经济的一个手段之一。
（二）休养生息政策下的汉初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对于我国古代社会而言，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国家对于农业进行有效的管理是中国历朝历代政府经济职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早在秦国“商鞅变法”时期，当时的秦政府已经着手对于农业进行组织和管理，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我们现在可以接触到的秦时关于农业方面的法律有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一批秦简，里面《田律》、《仓律》等等就是当时秦政府有关于农业方面的法律。汉政府成立初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恢复农业生产。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破产、百业凋敝。作为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情况，但是通过一些史籍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一下汉初社会经济破败到何种程度。西汉初年，全国人口数量由秦始皇时代的约2000万下降到1500－1800万，具史籍记载：西汉初年，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许多村落甚至空无一人。如此巨大的人口缺口加上年年战乱，导致很多良田被荒废。《史记·平淮书》写道：“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四匹同一毛色的马拉的车），而将相或乘牛车”。这种情况表明汉初的经济状况实在到了一个极度危险的状况，连高祖自己想要找四匹同样毛色的马都找不到，朝中王侯将相出门都乘牛车，可以想象在广袤的国土上有多少人民流离失所，风餐露宿了。
因此，高祖及其群臣在休养生息这个大政策的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的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汉书·刑法志》说道：“萧、曹为相，镇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从民之欲而不扰乱”以及“衣食滋殖，刑法用稀”基本就是汉初对于农业生产以及农民的基本政策，当然，这是一个大的框架，一切具体的政策都是在这几条原则之下制定的。这些政策具体归纳起来关于农业的有4条：1、劳力归农，也就是令军人退役回原籍从事农业生产并且国家根据军工大小给予一定的赋税减免或者其他优惠政策；2、轻徭薄役，汉政府鉴于秦朝滥用民力导致的严重后规，因此比较珍惜民力，缩短了人民服役时间，规定全国男子从23岁开始服役，56岁免役，并且可以以钱代役，这比隋朝的租庸调制早了约800年。但是以钱代役在当时而言只是一个影响比较小的政策；3、薄敛赋税，汉初规定田赋为十五税一、到了景帝年间成为定制既三十税一，人头税为每年每人120钱。这里我只是说出和农业生产关联最大的两个税种，其他赋税我会在优厚逐渐提到；鼓励生育，汉政府为了提高全国户数，在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颁布“民产子”诏令，多生孩子可以免除两年赋税，这项政策使得汉初人口得到极大的提高。
（一）总论
经过秦末农民起义以及楚汉战争，到了汉高祖统一天下的时候，社会经济趋于破产。鉴于此，高祖极其群臣制定了休养生息政策，希望借此令社会经济得以恢复。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休养生息政策来源于黄老学说，其实高祖及其群臣中的大部分来自秦末社会的底层，对于当时社会的普遍状况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他们深刻的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以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困苦，因此他们制定了这一政策也就合乎情理了。从秦末的农民战争中，高祖深深的体会到了农民的力量，如果不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统治阶层本身同样没好日子过。因此，汉政府废除了秦朝的一切苛政以及沉重的赋税。汉初的几位皇帝也都十分珍惜民力。在汉朝，秦时对于民力的无限制的运用看不到了。秦朝时，从阿房宫到骊山皇陵、从万里长城到秦直道的建设，无一不要运用大量的青壮年。而且秦朝对匈奴的战争长达20多年，这无数次的大小战争无一不需要大量的青壮年。无数的青壮年死在国家工程的工地上、死在塞外的战场上。这些青壮年的缺失导致了农田荒废，农田荒废又导致了政府财政收入的锐减。一方面政府拼命的花钱（从国家各项工程到战争无一不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基础——农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政府财政收入锐减，用现代的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政府财政赤字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这将导致政府威信受损等等一系列问题。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之下，人民怎能不怨声载道、社会经济怎能不趋于崩溃、秦朝怎能不覆灭？
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恢复社会经济成为了汉政府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由于秦朝采用法家学说治理天下，最后覆灭了（这并非法家学说的错），因此刘邦及其群臣转而投入黄老学说，认为清静无为才应该是治理国家的王道，加上其本身来自社会底层，因此休养生息政策的出炉也就不奇怪了。但是，休养生息政策的施行和政府信奉何种流派的学说并无必然关系，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汉武帝末年因为长期对匈奴作战的原因，全国户数锐减，所以在武帝末年以及昭帝、宣帝年间也都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而且这一政策几乎成了往后历朝历代初定天下时候所采取的国策。可见休养生息政策到了后来已经成为了一个纯粹的经济政策、是国家调整社会经济的一个手段之一。
（二）休养生息政策下的汉初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对于我国古代社会而言，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国家对于农业进行有效的管理是中国历朝历代政府经济职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早在秦国“商鞅变法”时期，当时的秦政府已经着手对于农业进行组织和管理，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我们现在可以接触到的秦时关于农业方面的法律有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一批秦简，里面《田律》、《仓律》等等就是当时秦政府有关于农业方面的法律。汉政府成立初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恢复农业生产。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破产、百业凋敝。作为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情况，但是通过一些史籍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一下汉初社会经济破败到何种程度。西汉初年，全国人口数量由秦始皇时代的约2000万下降到1500－1800万，具史籍记载：西汉初年，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许多村落甚至空无一人。如此巨大的人口缺口加上年年战乱，导致很多良田被荒废。《史记·平淮书》写道：“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四匹同一毛色的马拉的车），而将相或乘牛车”。这种情况表明汉初的经济状况实在到了一个极度危险的状况，连高祖自己想要找四匹同样毛色的马都找不到，朝中王侯将相出门都乘牛车，可以想象在广袤的国土上有多少人民流离失所，风餐露宿了。
因此，高祖及其群臣在休养生息这个大政策的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的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汉书·刑法志》说道：“萧、曹为相，镇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从民之欲而不扰乱”以及“衣食滋殖，刑法用稀”基本就是汉初对于农业生产以及农民的基本政策，当然，这是一个大的框架，一切具体的政策都是在这几条原则之下制定的。这些政策具体归纳起来关于农业的有4条：1、劳力归农，也就是令军人退役回原籍从事农业生产并且国家根据军工大小给予一定的赋税减免或者其他优惠政策；2、轻徭薄役，汉政府鉴于秦朝滥用民力导致的严重后规，因此比较珍惜民力，缩短了人民服役时间，规定全国男子从23岁开始服役，56岁免役，并且可以以钱代役，这比隋朝的租庸调制早了约800年。但是以钱代役在当时而言只是一个影响比较小的政策；3、薄敛赋税，汉初规定田赋为十五税一、到了景帝年间成为定制既三十税一，人头税为每年每人120钱。这里我只是说出和农业生产关联最大的两个税种，其他赋税我会在优厚逐渐提到；鼓励生育，汉政府为了提高全国户数，在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颁布“民产子”诏令，多生孩子可以免除两年赋税，这项政策使得汉初人口得到极大的提高。
我想，我这次又要说些令某类人物不快的话题了。其实，绝对这个命题之前，我的眼前就已经浮现出一些貌似愤慨的目光，似乎我又冒了什么大不韪一样。然而，当我一边看着手头收集的诸般史料，另一边看到此起彼伏的不知所以者们信口开河，就难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了。
毫无疑问，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然而，这个高峰究竟有多高，高峰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是无限风光还是万种荒凉呢？不妨据可见的史书来一探其真相吧。
（一）
在分析经济环境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足以左右它的社会环境。要正确认识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特点，就必须将宋代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不仅瞻前顾后地做纵向分析，更要与同时代的欧洲国家做横向比较，才能得出一个客观公允的认知。
鉴于东西方文化与历史背景的巨大差异，两者的封建制度建立、巩固和具体情况也是大相径庭的。然则，却未尝不能互相引证发明，究其真髓。
众所周知，中国自秦灭六国以来，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王朝就始终占据着历史的主流，尽管在这片土地上还时而有其他政权与之相伴，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央帝国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从汉末至隋唐之间，经历了300余年的南北分裂与动荡，但主流依旧趋于统一。宋朝，这个从唐末50年军阀割据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家，与北方的辽，西北的西夏、西南的吐蕃和大理等国并列而行，其幅员之辽阔，人口之众多，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无人能及的。
与西欧各国相比，宋的最大特点就是鲜明的中央集权色彩，而其具体化的表现就是行政方面的郡县制度。在中央朝廷之下，路、州、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的知事，都是由中央进行统一任免，绝无世袭的可能。这与欧洲的采邑制度是截然不同的。至于两种制度的全面优劣，因为与本文内容无关，因此不做比较。
宋朝吸取唐因长久的藩镇割据而终至灭亡的教训，对地方行政机构的管理十分严格，尤其是刻意弱化“路”一级的权力，不设总长，而是设立了几个平级的称为“监司”的机构分掌权力，即管理民政的安抚司、财政的转运司、司法的提刑司和商业交通的提举常平司。互无统属，各自向朝廷有司负责。各州知事，则直接对朝廷负责。全国的军权和财权由国家统一调派，明文规定：地方财政以州为基本核算单位，每年的赋税除保留本地行政经费之外，余者必须毫无保留的如数上缴。保留下来作为地方经费的那一部分财赋也必须造登帐籍，定期上报朝廷核准。路的转运司虽然拥有居中调配之权，但没有截流储存的权限，亦不得擅自调配超越自身权限数量以上的财赋。在军事上，国家正规军队（北宋称禁军，南宋称御前军）隶属中央，地方无权干涉调动。各路、州、县只有负责治安和杂役的厢军，战斗力极弱，不会对中央政府构成任何威胁。纵观宋朝前后之历代，皆未有如宋这般对地方采取过如此严格而近乎苛刻的控制。宋的一统真是名副其实的一统到底了。而自周以来所存在的“分茅裂土”，封国土，建诸侯的社会政治制度也在此时完全彻底的寿终正寝了，也标志着中国的封建制度与欧洲从根本上分道扬镳了。自秦始皇以来历代君主极力推行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政治改革也是在宋代才宣告完成。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之结论：宋朝是中国政治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
对于宋朝最基本的生产力——农民而言，这种变化所带给他们的角色转换幅度也是相当巨大的。他们现在无需通过中间的封建主而与朝廷发生间接接触，而是一直直接的经济依附，与地主之间也从彻底的从属性质转变为带有契约性质的雇用关系了。从紧密变得松散起来，并受到国家权力的干预和监督。
反观同时期的西欧国家则完全不同，正如西欧历史的发展轨迹与中国的巨大差异一样。从前文看，我们知道，中国的封建制度一个上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欧洲却正相反，罗马帝国在几个世纪内完全统一了西欧，而当其崩溃之后，整个欧洲的西部就彻底分裂开来，形成了许多国家与政权，分裂状况之严重，即使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是难以比拟的。尽管后来英、法、德等国家脱颖而出，渐趋强大，但依旧无法形成象中国这样彻底统一的国家形式，即使是在自己的国内，也是标准的“封”与“建”，自国王以下，次第分封，形成松散的统属关系，上位封建主对下级封建主的要求，除了定期的兵役和贡赋之外，基本上不会干涉其领地内部事务，也不会直接去管理下级属下的臣民。正如一句很有名的话所说的那样，“我的臣子的臣子不是我的臣子”。
现在，返回宋朝的政治与社会，来看看这样一种情况下，作为最基本的国家组成部分和生产力的基本单位农民们受到了怎样一种影响。作为没有封建却依旧保持着绝对强制力的国家，中央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强制关系主要体现在赋税制度的超经济管理。无论是“租调庸”还是两税制，都无法摆脱这种建立于强权基础之上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利弊互现，则往往要视国家统治者的施政态度而定。因此获得最大利益的阶层也从一般地主身上转移到站在社会结果金字塔顶端的“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是通过国家制定的科举考试制度来进行选拔，选拔范围则以普通地主阶层为主。士大夫阶层通过国家强制的手段获取最大的利益，占有大量的财富与土地，主导着社会经济的沉浮起落。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宋朝的经济是国家形式的经济，掌控于一个既得利益阶层的手中。在西方，领主往往代表个人；而在中国的宋朝，士大夫们通过国家机器对农民进行超经济模式的掠夺。之所以称之为掠夺，是因为这种手段已经完全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封建经济模式和税收，其沉重程度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阶级压迫，也正是在宋代完全形成的。
对于宋代的政治而言，它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而不同于欧洲同时期的神权与王权之间的斗争那么激烈。在欧洲，以基督教为代表的神权制度拥有强大的势力，几乎没有哪个国王可以与之相匹敌。教会势力经常介入欧洲诸国的政治生活，并不断与渴望扩大王权的世俗君主们发生冲突。冲突之中，教会往往凭借强大的信仰力量来压迫那些不安分的国王们，甚至不惜组织十字军来讨伐敢于反抗的国王或者以开除教籍的威胁来剥夺国王们的权力。这种激烈的冲突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希二世与三代教皇之间长达几十年的斗争为最高潮。随着这位有“颇具现代意识”（《大英百科全书·德国史》语）的国王精疲力竭地死去后其家族被教会斩尽杀绝的悲剧落幕，欧洲神权对王权的冲突以神权胜利而告终。从此，各位国王心惊胆战地臣服于教会，直至文艺复兴到来之前，没有哪个再敢出头了。同时，教会内部也存在林林总总的派系，不同教会与教派之间也往往会因各种利益而发生冲突，教皇自身的命令也难以在基督教世界内畅通无阻。另一方面，世俗权力者们虽然对教廷不得不唯命是听，却又在内部彼此冲突，国王与领主，领主与下级领主之间也是矛盾丛生，世俗王者的权力也远远不如宋朝统治者那样有效，政令不出国门的情况也是司空见惯的。例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本身并非世袭，而是通过诸侯门在七个选帝侯之间进行推举而产生的，其权威如何，不言自明。而这种情况也正是教皇所乐观的。
相对于背负着沉重十字架的欧洲君主们的而言，宋朝的皇帝们无疑是幸运的。虽然在中国国内也存在佛教与道教，却并非主流，充其量不过是强大的儒教势力的补充部分罢了。而强悍的儒教却早已通过士大夫们的改造而成为皇帝手中的一根缰绳，牢牢地套在全国百姓的脖子上。由于没有宗教势力的掣肘，宋朝的世俗统治者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行动，甚至可以得心应手得将宗教变为维护统治的工具。因此，宋朝的一统模式可以在外部强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依旧保持着对国内的绝对控制，而不会造成垮台的局面。因此，两宋的灭亡也都是因为自身难以抵抗外部巨大压力，而非一场内部的自下而上的“革命”而改朝换代的。
(二)
下面，让我们站在这块名为宋的江心石上，前后瞻望一番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历史长河，从那些起伏错落其他江心石的身上去寻找属于宋朝自身的位置。
出现在我们眼中的第一块江心石，无疑是秦朝——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始作俑者。秦的短暂统一因其自身不顾一切的推行激进改革，而遭到无法适应这种突变的天下人的反对，如午夜昙花，一现之后迅速凋零了。但是，它所创立的封建帝国制度却被汉朝幸运地继承下来。也就是从汉代起，汉族逐渐呈现出南移的趋势。这个趋势是缓慢的，正如中国社会生产力在秦以后的发展速度一样缓慢。真正起到催化剂作用的是西晋末年的少数民族南下，在这个多民族碰撞出来的南北大分裂时期，失去北方政治主导权的汉族被迫大规模南迁，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南方，与当地优越的自然环境相结合，客观上促进了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
这一变化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自纪元4世纪开始，到纪元12世纪宋朝南迁后才宣告完成。东南地区的开发，是全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国农业因此而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从而具备了足以支撑起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进而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东汉至宋的千年之中，“世卿世禄”的制度支配着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从而演变为农民对这些具有稳固社会地位的贵族、官僚们的全面依附。贵族和官僚们则利用这种依附反过来对农民实行强制性经济和超经济剥削。做为贵族官僚阶级的保护者的国家也就制定了与之相应的法律，二者之间形成了更加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隋唐之际才被新兴的地主士大夫阶级和与之共生的科举制度所打破。士大夫阶级的勃兴冲击着世族们的故有政治领地，同时也在瓦解着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依附关系，使之逐渐减弱。但是，隋唐时代，尤其是隋朝的统治基础也并不稳固。短命的隋朝仅仅来得及创造迥异于秦汉的新制度，却在无福消受新制度的情况下轰然落幕，残留下来的果实在唐朝成熟起来并被采撷下来。唐朝在立国后的前一百多年内因之而繁荣起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顶峰阶段。
唐朝的统一形式是相当奇特的。可以说，它是在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下行走着，强大的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博弈、整合贯穿于整个唐朝的历史之中。地方政府的强大为唐帝国对外扩张提供了强劲的原动力，却也隐伏下日后分崩离析的祸根。
“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凡易八姓，纷乱天下五十余年”，宋帝国就是在唐末五代大分裂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吸取了唐朝的教训之后，宋朝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大调整，彻底改变了唐的传统，形成了自己一套军政分治，国家控制的新模式。这是一套矫枉过正式的模式，也是一套极端自私的模式，是以牺牲国家政治活力和经济活力为代价的失败的模式。具体表现为：均田制和与之相互依存的租调庸制度被彻底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土地私有化和两税法；创立自北周时代的府兵制也消亡了，代之以募兵制。地主们身上的桎梏被打破了，突然轻松起来的他们跃上了政治和经济的舞台，以空前的热情推动着经济大幅度发展起来。农民则摆脱了旧时代的束缚，代之以一种新型的契约关系。从表明上看，他们似乎得到了一定的解放，不必承担兵役、劳役，更无需为地主提供无偿劳动，从旧日的农奴角色之中得以解脱，转变为与地主之间是一种简单的土地租赁关系，与国家则是单纯的纳税关系。如果这样去看，似乎宋代社会是相当进步的，甚至更加接近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大约也正是这种表明看法，衍生出一种“中国宋代已经具备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论调。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另一方面的情况，即宋代的禁榷制度。榷，即官方设立的市场。所谓禁榷，则是封建统治者通过超经济的行政强制手段对商品经济的严格制约手段，国家依靠这种手段对商品流通进行垄断式经营，与民间商人争利，从而扩大自己的财政收入渠道。所谓“今谷帛之税，多变而征钱，钱既非民之所自出，不得不逐一切之利以应官司所需。既逐一切之利，则不专于农桑”（《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可见，宋朝的税收与禁榷政策都在无时无刻地对农民勒紧原本已经很紧的绞索。下面，简略地为大家勾勒出这条绞索的大体轮廓。
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无疑来自农业。任何商品和手工业品的原材料的来源也都取自于自然经济的产品。宋代税收的重点在于钱币和纺织品，然而，农民们的直接出产则是各种农产品。由于禁榷制度的存在，农民不可能通过自由出售农产品来获取缴税所需的货币，却又必须在官方规定的时间内及时纳上，因此只得接受官方榷场的价格，以较为低廉的代价出售自己的产品，再将换取的货币用于纳税。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由宋朝官方精心营造的经济循环——官榷低价收购获取了一部分利益，又在争税时拿走另一部分利益，农民自己所能留下的就少之又少了。因此，这才出现了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资料之中记载的财赋“国朝混一之初……两倍唐室”之所得以及“熙丰间……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万”而七倍半于唐。朝廷的税赋大幅度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却比过去更重了。表面上的解放所换来的是更加严重的征敛。同样，农民要得到食盐、茶、矾等这些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禁榷的专卖产品，在过去尚可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等价交换，现在则必须对榷场支付货币才能换得，将最后留下的一点货币也都通过垄断专卖而流入官方的府库之中。
以上这些官方政策，似乎促进了商业繁荣，然而繁荣的仅仅是官方和部分商人，真正的苦难却更加深重地留给了农民们。这种强制剥削的手段，就是宋代虚假商业繁荣的原动力。农民为维持生计，只能“不专于农桑”，却无法获得利益，却又被迫放弃原来的农业，自然经济的基础也在竭泽而鱼的政策下渐渐遭到破坏，这一封建王朝的根本也就渐渐趋于瓦解。而我们又知道，这种官方垄断的商业行为，显然不具备市场经济的属性。
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宋朝的经济是一种国富民穷式的倒金字塔结构呢？流向国家的货币又被怎样运用了呢？好，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之中进行深刻的论述。
（三）
做为国家基本职能之一的财政，是随着国家的诞生而诞生，主导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以及其他分配形式之间的关系与量值的重要手段。然而，在中国古籍之中，并无可以对应国家财政这个近代概念的专门词汇。自先秦以来，较为接近的词汇有“国计”、“岁计”和“财计”等等（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但这些都不足以函盖国家财政的全部领域，它们更接近于国家财政收支及预算。除此之外，在东汉时代出现了另一词汇“食货”，这个词源自《洪范》一书之中提及的“八政”，一曰食、而曰货。食者，户口，又可引入田地制度；货者，钱币，亦关赋税。然其范围则不仅于此，更涉及漕运、征榷、鬻爵、杂税、平准均输、轻重平汆、常平、义仓等等财政外延及其以外的范畴。
鉴于以上缘故，在讨论宋代官方财政制度的时候，就不能囿于古人的模糊观念，而要带入现代经济学的理念来界定该范围。只有这样才能为宋代的国家财政机构和财政收支这两方面内容在两宋时期的演变、发展及其得失做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诠释。
勿庸置疑，宋代的财政机构就像一部自上而下、纷繁庞杂的机器。其中枢是由中央计司（三司和户部）以及司农寺等相关机构组成的，其外延则是漕司等各级地方财政机构。如果要类比于某种机械的话，大约抽水机是最为准确的。被抽来的“水”包括两税、身丁税、杂税、征榷、差役、力役、代役钱、商税、科率、和买、和氽以及国家专卖的茶、盐、酒、矾、舶货、官田、度牒、铸币等等收益。正如汪圣铎先生在《两宋经济史》之中所说的那样，“细致分析，名目繁多，互相交错，情况复杂”。
如此沉重的赋税，自是有其必然性，正所谓世间没有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般，究其原因则依旧要着重于宋代的社会环境和国家政治之上。从前文我们已经知道，随着唐朝中期均田制和府兵制的崩溃，二税法和募兵制成为了国家的基本政策。而宋朝又实行了行政权、军权和财政权的高度集中，这就在财政方面加重了负担。其具体表现则为“三冗”和“三费”的巨大财政支出。
最早指出这一现象的是仁宗朝的名臣宋祁，他在《上三冗三费疏》中指出“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以困天下之财……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民道士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费……一曰道场斋醮，无日不有。二曰京师寺观或多设徒卒，或增置官司，衣粮所给，三倍他处，帷幄谓之供养，田产谓之常住，不徭不役，坐蠹齐民，而又竞饰神祠，争修荷庙。三曰使相节度，不隶藩要，贪取公用，全济私家”（《历代名臣奏议》）。
冗官出现于宋太祖时代，他吸收了前代的教训，严格防止官员们利用权力结党营私，采取了官、职、差三权分离的措施，试图达到分割权力的目的。这一手段无疑是成功的遏制了地方分离势力的出现，但却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造成了大量闲置官员的出现。官，决定待遇而无实权，故而又称“寄职”；职，则是勋位荣职，属于本职之外的加官，因此又称“贴职”；差，才是官员们的实际职务，故称“职事官”；宋朝为笼络地方读书人，不计后果的大肆增加官员数量，从科举和门荫出仕者日渐增多，使得官员数量居高不下，许多有官无差者坐食俸禄，给财政造成了重大的压力。同时，宋代为防止皇族争权而内讧，遂演习中唐的政策，隔绝皇室宗族们出任官员的途径，以虚职加官的方式加以供养，这又为本以庞大臃肿的朝廷增加了新的包袱。“景德、祥符中，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今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选仍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逾一倍多”（包拯《上仁宗乞减冗杂节用度》，《国朝名臣奏议》）。官员增加了，与之俱来的是随从、警卫、属吏以及相应配备的官署、府邸、仪仗、家具、印信和办公费用的相应增加，这些都要从国家财政来支出，则冗官带动起来的就是冗费。
冗兵的出现则完全是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后的衍生物。宋朝贯彻“守内虚外”的政策，使得国家常备军在多数时间内都超过百万之数，以较为平安的英宗治平年间（纪元1064－1067年）为例，其中禁军六十六万，厢军五十万。合计就是一百一十六万。每名士兵的年费又是多杀呢？据蔡襄（《国朝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一蔡襄《上神宗论冗兵》）、陈舜俞（《都官集》卷七《说兵》）、余君卿（《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十八余君卿奏）等人提供的资料，平均每名禁军五十贯，厢军三十贯。那么当时每年的费用就是近五千万贯。这还仅仅是养兵的费用，还不包括军器、马匹、行政的费用。前引李心传对熙宁税收六千万的记载，那么军费所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八十。至于南宋之时，由于物价上涨的因素，每名士兵的实际花费已经超过了百贯了（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王之望奏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乾道内外大军数》）。募兵制的传统是士兵终身制，士兵一旦趋于老弱，就必须增募新兵，老兵不能去而新兵继入，则军队人数必然膨胀，战斗力却并无明显改观。何况朝廷高官亲贵皆需要保护，邮政、防火、榷场以及各种资源专卖均需占用军队来维持治安，而每逢荒旱之年出现的饥民也被朝廷征召入伍，成为分流社会矛盾的一个方向。基于多方原因，使得军队数量有增无减。军队士兵增加了，军官的数量自然是水涨船高。这又促进了冗官现象的加重，双方彼此影响，互为表里，造成严重的恶性循环。
宋朝在军事上无法战胜辽、西夏等周边邻国，只得采取花钱买平安的政策，每年向两国输出大量的财赋。对辽国的称“岁币”，对西夏则称“岁赐”。以庆历二年（1042年）为例，对辽输白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对西夏输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据《宋会要》说，到庆历以后，宋朝在财政方面已呈现入不敷出之势，每年缺口都在三百万缗以上。再加上不事生产却坐受供养的僧道渐多，财源亦现枯竭之兆。而僧道数量大增，正说明农民已经不堪重负，谋求遁入空门以求解脱的行为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那么宋朝的财政总收支究竟有多大呢？据史书记载，基本上维持在一亿以上。纵观宋之前后历代，均不能及。
庞大的财政收支不仅证明其财政负担之重，更造就了管理方面的纷杂不便。由于宋朝采取官差分离和职权分治的政策，无论是征税者还是理财者，都不能完全行使自己的职权，各个职务间往往犬牙交错，混淆杂驳，责任不明，莫衷一是。更由于朝廷对财权的强迫集中，即使地方上一笔小小支出也要逐级上报，造成了大量的账簿表状，大到地方每年的财政收支汇报，小到官署和公建项目的修缮费用，无不以书面形式传递到三司衙门。于是，被称为“繁文”的问题就此凸现出来。属于这一范畴的包括地方奏疏、账表、朝廷法规、诏命等等来往穿梭，数量之多几乎站满了所有官方往来文件的渠道。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典型代表有英宗朝王珪编修的《在京诸司库务条式》一百三十册、神宗熙宁七年（纪元1074年）王安石等人修《三司敕式》四百卷（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和二百五十一）和高宗朝绍兴八年（纪元1138年）秦桧等修《绍兴重修禄秩敕令格及申明看详》八百一十卷等等卷帙浩繁的财政繁文。而一般官府内要处理的各类财政条款则分为：月纳簿、退簿、欠钱簿、纳钱簿、赁簿、宿簿、润官簿、接续簿、欠官物簿、辍借物簿、减价簿、出入物料簿、空闲年月簿、承受宣省簿、架阁文书簿、倒塌物簿、承受公堞检计簿、承受生事簿、居占屋舍簿、寄事历、场子历、亲事官历、卯历、印历、发放历、监修军将转押修屋历、工课历……多达数十种（《宋会要》食货五十五之一十）。无怪乎南宋学者洪迈慨叹说“今之令式文书盈于几阁，为猾吏舞文之具”。不能精简机构，则花费必然增多，即使是文书来往于驿路之间所造成人马消耗，统计起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无论士兵、官员还是皇族，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些，这本是人之长情，无可厚非。但他们本人自然没有以劳动获取报酬的技能和诉求，因此只能指望从朝廷获得更多的恩赏。无论是如何巧立名目的诉求，殊途同归于对财政支出大增的一股推动力。诚然，这种情况在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以宋为最。如果社会结构合理，则可以建立一种内部抑制消化的机制。可是宋朝显然没有建立这种机制的迹象，因而无法遏制诸多不合理的财政需求，使得整个国家与社会在“积贫积弱”的轨道上愈滑愈远，直到化作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期间，自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其中的弊端，例如在仁宗朝任三司使的程琳就预见到后世将因财政无力为继，而被迫以旧税为名加征新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一十四）；另有北宋理财家陈恕（《东原录》）、南宋人吴博古（《咸淳临安志》卷八《诸司诸军审计司》）、章如愚（《群书考索》别集卷一十《财用·利源不可开》）、黄震（《黄氏日抄》卷八十四《书叶制使西涧》）等人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不开源节流，调整国家财政策略，则必陈陈相因，积重难返。然而，清醒者的危言却无法将统治者从“盛世”的美梦之中清醒过来，两宋直到灭亡时，依旧不断增加支出，再通过增税、在货币上动手脚等饮鸩止渴的方式来填补这个永恒的黑洞。因此，我们在下一章的主题内将着于重探讨两宋的赋税和货币政策，看看宋朝是怎样把这两方面搞得一团糟。
毫无疑问，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然而，这个高峰究竟有多高，高峰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是无限风光还是万种荒凉呢？不妨据可见的史书来一探其真相吧。
（一）
在分析经济环境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足以左右它的社会环境。要正确认识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特点，就必须将宋代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不仅瞻前顾后地做纵向分析，更要与同时代的欧洲国家做横向比较，才能得出一个客观公允的认知。
鉴于东西方文化与历史背景的巨大差异，两者的封建制度建立、巩固和具体情况也是大相径庭的。然则，却未尝不能互相引证发明，究其真髓。
众所周知，中国自秦灭六国以来，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王朝就始终占据着历史的主流，尽管在这片土地上还时而有其他政权与之相伴，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央帝国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从汉末至隋唐之间，经历了300余年的南北分裂与动荡，但主流依旧趋于统一。宋朝，这个从唐末50年军阀割据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家，与北方的辽，西北的西夏、西南的吐蕃和大理等国并列而行，其幅员之辽阔，人口之众多，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无人能及的。
与西欧各国相比，宋的最大特点就是鲜明的中央集权色彩，而其具体化的表现就是行政方面的郡县制度。在中央朝廷之下，路、州、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的知事，都是由中央进行统一任免，绝无世袭的可能。这与欧洲的采邑制度是截然不同的。至于两种制度的全面优劣，因为与本文内容无关，因此不做比较。
宋朝吸取唐因长久的藩镇割据而终至灭亡的教训，对地方行政机构的管理十分严格，尤其是刻意弱化“路”一级的权力，不设总长，而是设立了几个平级的称为“监司”的机构分掌权力，即管理民政的安抚司、财政的转运司、司法的提刑司和商业交通的提举常平司。互无统属，各自向朝廷有司负责。各州知事，则直接对朝廷负责。全国的军权和财权由国家统一调派，明文规定：地方财政以州为基本核算单位，每年的赋税除保留本地行政经费之外，余者必须毫无保留的如数上缴。保留下来作为地方经费的那一部分财赋也必须造登帐籍，定期上报朝廷核准。路的转运司虽然拥有居中调配之权，但没有截流储存的权限，亦不得擅自调配超越自身权限数量以上的财赋。在军事上，国家正规军队（北宋称禁军，南宋称御前军）隶属中央，地方无权干涉调动。各路、州、县只有负责治安和杂役的厢军，战斗力极弱，不会对中央政府构成任何威胁。纵观宋朝前后之历代，皆未有如宋这般对地方采取过如此严格而近乎苛刻的控制。宋的一统真是名副其实的一统到底了。而自周以来所存在的“分茅裂土”，封国土，建诸侯的社会政治制度也在此时完全彻底的寿终正寝了，也标志着中国的封建制度与欧洲从根本上分道扬镳了。自秦始皇以来历代君主极力推行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政治改革也是在宋代才宣告完成。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之结论：宋朝是中国政治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
对于宋朝最基本的生产力——农民而言，这种变化所带给他们的角色转换幅度也是相当巨大的。他们现在无需通过中间的封建主而与朝廷发生间接接触，而是一直直接的经济依附，与地主之间也从彻底的从属性质转变为带有契约性质的雇用关系了。从紧密变得松散起来，并受到国家权力的干预和监督。
反观同时期的西欧国家则完全不同，正如西欧历史的发展轨迹与中国的巨大差异一样。从前文看，我们知道，中国的封建制度一个上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欧洲却正相反，罗马帝国在几个世纪内完全统一了西欧，而当其崩溃之后，整个欧洲的西部就彻底分裂开来，形成了许多国家与政权，分裂状况之严重，即使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是难以比拟的。尽管后来英、法、德等国家脱颖而出，渐趋强大，但依旧无法形成象中国这样彻底统一的国家形式，即使是在自己的国内，也是标准的“封”与“建”，自国王以下，次第分封，形成松散的统属关系，上位封建主对下级封建主的要求，除了定期的兵役和贡赋之外，基本上不会干涉其领地内部事务，也不会直接去管理下级属下的臣民。正如一句很有名的话所说的那样，“我的臣子的臣子不是我的臣子”。
现在，返回宋朝的政治与社会，来看看这样一种情况下，作为最基本的国家组成部分和生产力的基本单位农民们受到了怎样一种影响。作为没有封建却依旧保持着绝对强制力的国家，中央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强制关系主要体现在赋税制度的超经济管理。无论是“租调庸”还是两税制，都无法摆脱这种建立于强权基础之上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利弊互现，则往往要视国家统治者的施政态度而定。因此获得最大利益的阶层也从一般地主身上转移到站在社会结果金字塔顶端的“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是通过国家制定的科举考试制度来进行选拔，选拔范围则以普通地主阶层为主。士大夫阶层通过国家强制的手段获取最大的利益，占有大量的财富与土地，主导着社会经济的沉浮起落。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宋朝的经济是国家形式的经济，掌控于一个既得利益阶层的手中。在西方，领主往往代表个人；而在中国的宋朝，士大夫们通过国家机器对农民进行超经济模式的掠夺。之所以称之为掠夺，是因为这种手段已经完全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封建经济模式和税收，其沉重程度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阶级压迫，也正是在宋代完全形成的。
对于宋代的政治而言，它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而不同于欧洲同时期的神权与王权之间的斗争那么激烈。在欧洲，以基督教为代表的神权制度拥有强大的势力，几乎没有哪个国王可以与之相匹敌。教会势力经常介入欧洲诸国的政治生活，并不断与渴望扩大王权的世俗君主们发生冲突。冲突之中，教会往往凭借强大的信仰力量来压迫那些不安分的国王们，甚至不惜组织十字军来讨伐敢于反抗的国王或者以开除教籍的威胁来剥夺国王们的权力。这种激烈的冲突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希二世与三代教皇之间长达几十年的斗争为最高潮。随着这位有“颇具现代意识”（《大英百科全书·德国史》语）的国王精疲力竭地死去后其家族被教会斩尽杀绝的悲剧落幕，欧洲神权对王权的冲突以神权胜利而告终。从此，各位国王心惊胆战地臣服于教会，直至文艺复兴到来之前，没有哪个再敢出头了。同时，教会内部也存在林林总总的派系，不同教会与教派之间也往往会因各种利益而发生冲突，教皇自身的命令也难以在基督教世界内畅通无阻。另一方面，世俗权力者们虽然对教廷不得不唯命是听，却又在内部彼此冲突，国王与领主，领主与下级领主之间也是矛盾丛生，世俗王者的权力也远远不如宋朝统治者那样有效，政令不出国门的情况也是司空见惯的。例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本身并非世袭，而是通过诸侯门在七个选帝侯之间进行推举而产生的，其权威如何，不言自明。而这种情况也正是教皇所乐观的。
相对于背负着沉重十字架的欧洲君主们的而言，宋朝的皇帝们无疑是幸运的。虽然在中国国内也存在佛教与道教，却并非主流，充其量不过是强大的儒教势力的补充部分罢了。而强悍的儒教却早已通过士大夫们的改造而成为皇帝手中的一根缰绳，牢牢地套在全国百姓的脖子上。由于没有宗教势力的掣肘，宋朝的世俗统治者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行动，甚至可以得心应手得将宗教变为维护统治的工具。因此，宋朝的一统模式可以在外部强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依旧保持着对国内的绝对控制，而不会造成垮台的局面。因此，两宋的灭亡也都是因为自身难以抵抗外部巨大压力，而非一场内部的自下而上的“革命”而改朝换代的。
(二)
下面，让我们站在这块名为宋的江心石上，前后瞻望一番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历史长河，从那些起伏错落其他江心石的身上去寻找属于宋朝自身的位置。
出现在我们眼中的第一块江心石，无疑是秦朝——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始作俑者。秦的短暂统一因其自身不顾一切的推行激进改革，而遭到无法适应这种突变的天下人的反对，如午夜昙花，一现之后迅速凋零了。但是，它所创立的封建帝国制度却被汉朝幸运地继承下来。也就是从汉代起，汉族逐渐呈现出南移的趋势。这个趋势是缓慢的，正如中国社会生产力在秦以后的发展速度一样缓慢。真正起到催化剂作用的是西晋末年的少数民族南下，在这个多民族碰撞出来的南北大分裂时期，失去北方政治主导权的汉族被迫大规模南迁，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南方，与当地优越的自然环境相结合，客观上促进了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
这一变化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自纪元4世纪开始，到纪元12世纪宋朝南迁后才宣告完成。东南地区的开发，是全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国农业因此而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从而具备了足以支撑起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进而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东汉至宋的千年之中，“世卿世禄”的制度支配着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从而演变为农民对这些具有稳固社会地位的贵族、官僚们的全面依附。贵族和官僚们则利用这种依附反过来对农民实行强制性经济和超经济剥削。做为贵族官僚阶级的保护者的国家也就制定了与之相应的法律，二者之间形成了更加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隋唐之际才被新兴的地主士大夫阶级和与之共生的科举制度所打破。士大夫阶级的勃兴冲击着世族们的故有政治领地，同时也在瓦解着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依附关系，使之逐渐减弱。但是，隋唐时代，尤其是隋朝的统治基础也并不稳固。短命的隋朝仅仅来得及创造迥异于秦汉的新制度，却在无福消受新制度的情况下轰然落幕，残留下来的果实在唐朝成熟起来并被采撷下来。唐朝在立国后的前一百多年内因之而繁荣起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顶峰阶段。
唐朝的统一形式是相当奇特的。可以说，它是在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下行走着，强大的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博弈、整合贯穿于整个唐朝的历史之中。地方政府的强大为唐帝国对外扩张提供了强劲的原动力，却也隐伏下日后分崩离析的祸根。
“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凡易八姓，纷乱天下五十余年”，宋帝国就是在唐末五代大分裂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吸取了唐朝的教训之后，宋朝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大调整，彻底改变了唐的传统，形成了自己一套军政分治，国家控制的新模式。这是一套矫枉过正式的模式，也是一套极端自私的模式，是以牺牲国家政治活力和经济活力为代价的失败的模式。具体表现为：均田制和与之相互依存的租调庸制度被彻底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土地私有化和两税法；创立自北周时代的府兵制也消亡了，代之以募兵制。地主们身上的桎梏被打破了，突然轻松起来的他们跃上了政治和经济的舞台，以空前的热情推动着经济大幅度发展起来。农民则摆脱了旧时代的束缚，代之以一种新型的契约关系。从表明上看，他们似乎得到了一定的解放，不必承担兵役、劳役，更无需为地主提供无偿劳动，从旧日的农奴角色之中得以解脱，转变为与地主之间是一种简单的土地租赁关系，与国家则是单纯的纳税关系。如果这样去看，似乎宋代社会是相当进步的，甚至更加接近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大约也正是这种表明看法，衍生出一种“中国宋代已经具备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论调。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另一方面的情况，即宋代的禁榷制度。榷，即官方设立的市场。所谓禁榷，则是封建统治者通过超经济的行政强制手段对商品经济的严格制约手段，国家依靠这种手段对商品流通进行垄断式经营，与民间商人争利，从而扩大自己的财政收入渠道。所谓“今谷帛之税，多变而征钱，钱既非民之所自出，不得不逐一切之利以应官司所需。既逐一切之利，则不专于农桑”（《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可见，宋朝的税收与禁榷政策都在无时无刻地对农民勒紧原本已经很紧的绞索。下面，简略地为大家勾勒出这条绞索的大体轮廓。
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无疑来自农业。任何商品和手工业品的原材料的来源也都取自于自然经济的产品。宋代税收的重点在于钱币和纺织品，然而，农民们的直接出产则是各种农产品。由于禁榷制度的存在，农民不可能通过自由出售农产品来获取缴税所需的货币，却又必须在官方规定的时间内及时纳上，因此只得接受官方榷场的价格，以较为低廉的代价出售自己的产品，再将换取的货币用于纳税。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由宋朝官方精心营造的经济循环——官榷低价收购获取了一部分利益，又在争税时拿走另一部分利益，农民自己所能留下的就少之又少了。因此，这才出现了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资料之中记载的财赋“国朝混一之初……两倍唐室”之所得以及“熙丰间……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万”而七倍半于唐。朝廷的税赋大幅度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却比过去更重了。表面上的解放所换来的是更加严重的征敛。同样，农民要得到食盐、茶、矾等这些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禁榷的专卖产品，在过去尚可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等价交换，现在则必须对榷场支付货币才能换得，将最后留下的一点货币也都通过垄断专卖而流入官方的府库之中。
以上这些官方政策，似乎促进了商业繁荣，然而繁荣的仅仅是官方和部分商人，真正的苦难却更加深重地留给了农民们。这种强制剥削的手段，就是宋代虚假商业繁荣的原动力。农民为维持生计，只能“不专于农桑”，却无法获得利益，却又被迫放弃原来的农业，自然经济的基础也在竭泽而鱼的政策下渐渐遭到破坏，这一封建王朝的根本也就渐渐趋于瓦解。而我们又知道，这种官方垄断的商业行为，显然不具备市场经济的属性。
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宋朝的经济是一种国富民穷式的倒金字塔结构呢？流向国家的货币又被怎样运用了呢？好，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之中进行深刻的论述。
（三）
做为国家基本职能之一的财政，是随着国家的诞生而诞生，主导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以及其他分配形式之间的关系与量值的重要手段。然而，在中国古籍之中，并无可以对应国家财政这个近代概念的专门词汇。自先秦以来，较为接近的词汇有“国计”、“岁计”和“财计”等等（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但这些都不足以函盖国家财政的全部领域，它们更接近于国家财政收支及预算。除此之外，在东汉时代出现了另一词汇“食货”，这个词源自《洪范》一书之中提及的“八政”，一曰食、而曰货。食者，户口，又可引入田地制度；货者，钱币，亦关赋税。然其范围则不仅于此，更涉及漕运、征榷、鬻爵、杂税、平准均输、轻重平汆、常平、义仓等等财政外延及其以外的范畴。
鉴于以上缘故，在讨论宋代官方财政制度的时候，就不能囿于古人的模糊观念，而要带入现代经济学的理念来界定该范围。只有这样才能为宋代的国家财政机构和财政收支这两方面内容在两宋时期的演变、发展及其得失做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诠释。
勿庸置疑，宋代的财政机构就像一部自上而下、纷繁庞杂的机器。其中枢是由中央计司（三司和户部）以及司农寺等相关机构组成的，其外延则是漕司等各级地方财政机构。如果要类比于某种机械的话，大约抽水机是最为准确的。被抽来的“水”包括两税、身丁税、杂税、征榷、差役、力役、代役钱、商税、科率、和买、和氽以及国家专卖的茶、盐、酒、矾、舶货、官田、度牒、铸币等等收益。正如汪圣铎先生在《两宋经济史》之中所说的那样，“细致分析，名目繁多，互相交错，情况复杂”。
如此沉重的赋税，自是有其必然性，正所谓世间没有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般，究其原因则依旧要着重于宋代的社会环境和国家政治之上。从前文我们已经知道，随着唐朝中期均田制和府兵制的崩溃，二税法和募兵制成为了国家的基本政策。而宋朝又实行了行政权、军权和财政权的高度集中，这就在财政方面加重了负担。其具体表现则为“三冗”和“三费”的巨大财政支出。
最早指出这一现象的是仁宗朝的名臣宋祁，他在《上三冗三费疏》中指出“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以困天下之财……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民道士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费……一曰道场斋醮，无日不有。二曰京师寺观或多设徒卒，或增置官司，衣粮所给，三倍他处，帷幄谓之供养，田产谓之常住，不徭不役，坐蠹齐民，而又竞饰神祠，争修荷庙。三曰使相节度，不隶藩要，贪取公用，全济私家”（《历代名臣奏议》）。
冗官出现于宋太祖时代，他吸收了前代的教训，严格防止官员们利用权力结党营私，采取了官、职、差三权分离的措施，试图达到分割权力的目的。这一手段无疑是成功的遏制了地方分离势力的出现，但却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造成了大量闲置官员的出现。官，决定待遇而无实权，故而又称“寄职”；职，则是勋位荣职，属于本职之外的加官，因此又称“贴职”；差，才是官员们的实际职务，故称“职事官”；宋朝为笼络地方读书人，不计后果的大肆增加官员数量，从科举和门荫出仕者日渐增多，使得官员数量居高不下，许多有官无差者坐食俸禄，给财政造成了重大的压力。同时，宋代为防止皇族争权而内讧，遂演习中唐的政策，隔绝皇室宗族们出任官员的途径，以虚职加官的方式加以供养，这又为本以庞大臃肿的朝廷增加了新的包袱。“景德、祥符中，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今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选仍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逾一倍多”（包拯《上仁宗乞减冗杂节用度》，《国朝名臣奏议》）。官员增加了，与之俱来的是随从、警卫、属吏以及相应配备的官署、府邸、仪仗、家具、印信和办公费用的相应增加，这些都要从国家财政来支出，则冗官带动起来的就是冗费。
冗兵的出现则完全是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后的衍生物。宋朝贯彻“守内虚外”的政策，使得国家常备军在多数时间内都超过百万之数，以较为平安的英宗治平年间（纪元1064－1067年）为例，其中禁军六十六万，厢军五十万。合计就是一百一十六万。每名士兵的年费又是多杀呢？据蔡襄（《国朝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一蔡襄《上神宗论冗兵》）、陈舜俞（《都官集》卷七《说兵》）、余君卿（《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十八余君卿奏）等人提供的资料，平均每名禁军五十贯，厢军三十贯。那么当时每年的费用就是近五千万贯。这还仅仅是养兵的费用，还不包括军器、马匹、行政的费用。前引李心传对熙宁税收六千万的记载，那么军费所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八十。至于南宋之时，由于物价上涨的因素，每名士兵的实际花费已经超过了百贯了（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王之望奏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乾道内外大军数》）。募兵制的传统是士兵终身制，士兵一旦趋于老弱，就必须增募新兵，老兵不能去而新兵继入，则军队人数必然膨胀，战斗力却并无明显改观。何况朝廷高官亲贵皆需要保护，邮政、防火、榷场以及各种资源专卖均需占用军队来维持治安，而每逢荒旱之年出现的饥民也被朝廷征召入伍，成为分流社会矛盾的一个方向。基于多方原因，使得军队数量有增无减。军队士兵增加了，军官的数量自然是水涨船高。这又促进了冗官现象的加重，双方彼此影响，互为表里，造成严重的恶性循环。
宋朝在军事上无法战胜辽、西夏等周边邻国，只得采取花钱买平安的政策，每年向两国输出大量的财赋。对辽国的称“岁币”，对西夏则称“岁赐”。以庆历二年（1042年）为例，对辽输白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对西夏输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据《宋会要》说，到庆历以后，宋朝在财政方面已呈现入不敷出之势，每年缺口都在三百万缗以上。再加上不事生产却坐受供养的僧道渐多，财源亦现枯竭之兆。而僧道数量大增，正说明农民已经不堪重负，谋求遁入空门以求解脱的行为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那么宋朝的财政总收支究竟有多大呢？据史书记载，基本上维持在一亿以上。纵观宋之前后历代，均不能及。
庞大的财政收支不仅证明其财政负担之重，更造就了管理方面的纷杂不便。由于宋朝采取官差分离和职权分治的政策，无论是征税者还是理财者，都不能完全行使自己的职权，各个职务间往往犬牙交错，混淆杂驳，责任不明，莫衷一是。更由于朝廷对财权的强迫集中，即使地方上一笔小小支出也要逐级上报，造成了大量的账簿表状，大到地方每年的财政收支汇报，小到官署和公建项目的修缮费用，无不以书面形式传递到三司衙门。于是，被称为“繁文”的问题就此凸现出来。属于这一范畴的包括地方奏疏、账表、朝廷法规、诏命等等来往穿梭，数量之多几乎站满了所有官方往来文件的渠道。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典型代表有英宗朝王珪编修的《在京诸司库务条式》一百三十册、神宗熙宁七年（纪元1074年）王安石等人修《三司敕式》四百卷（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和二百五十一）和高宗朝绍兴八年（纪元1138年）秦桧等修《绍兴重修禄秩敕令格及申明看详》八百一十卷等等卷帙浩繁的财政繁文。而一般官府内要处理的各类财政条款则分为：月纳簿、退簿、欠钱簿、纳钱簿、赁簿、宿簿、润官簿、接续簿、欠官物簿、辍借物簿、减价簿、出入物料簿、空闲年月簿、承受宣省簿、架阁文书簿、倒塌物簿、承受公堞检计簿、承受生事簿、居占屋舍簿、寄事历、场子历、亲事官历、卯历、印历、发放历、监修军将转押修屋历、工课历……多达数十种（《宋会要》食货五十五之一十）。无怪乎南宋学者洪迈慨叹说“今之令式文书盈于几阁，为猾吏舞文之具”。不能精简机构，则花费必然增多，即使是文书来往于驿路之间所造成人马消耗，统计起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无论士兵、官员还是皇族，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些，这本是人之长情，无可厚非。但他们本人自然没有以劳动获取报酬的技能和诉求，因此只能指望从朝廷获得更多的恩赏。无论是如何巧立名目的诉求，殊途同归于对财政支出大增的一股推动力。诚然，这种情况在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以宋为最。如果社会结构合理，则可以建立一种内部抑制消化的机制。可是宋朝显然没有建立这种机制的迹象，因而无法遏制诸多不合理的财政需求，使得整个国家与社会在“积贫积弱”的轨道上愈滑愈远，直到化作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期间，自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其中的弊端，例如在仁宗朝任三司使的程琳就预见到后世将因财政无力为继，而被迫以旧税为名加征新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一十四）；另有北宋理财家陈恕（《东原录》）、南宋人吴博古（《咸淳临安志》卷八《诸司诸军审计司》）、章如愚（《群书考索》别集卷一十《财用·利源不可开》）、黄震（《黄氏日抄》卷八十四《书叶制使西涧》）等人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不开源节流，调整国家财政策略，则必陈陈相因，积重难返。然而，清醒者的危言却无法将统治者从“盛世”的美梦之中清醒过来，两宋直到灭亡时，依旧不断增加支出，再通过增税、在货币上动手脚等饮鸩止渴的方式来填补这个永恒的黑洞。因此，我们在下一章的主题内将着于重探讨两宋的赋税和货币政策，看看宋朝是怎样把这两方面搞得一团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