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文毅，是一个最早鼓吹“台湾独立”的家伙。美国政府曾动过扶植其执掌台湾大权的脑筋。
由于有美国人撑腰，廖文毅有恃无恐，1950年在日本组建了“台湾民主独立党”，自任主席。1955年，在东京成立了“台湾共和国临时议会”，次年又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自封“大统领”。1959年，廖文毅为扩大影响，又先后访问了瑞士、香港、菲律宾、美国等地。1960年，他在日本横滨组织“台湾独立统一战线”，自任“总裁”。
有幕僚曾向廖文毅献计：“台湾当局”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盘踞台岛，主要原因是因为蒋介石在，倘若蒋介石伸腿咽气，“台湾当局”也就完蛋了。“台湾共和国”必能名正言顺地成立。
廖文毅连称“言之有理”，于是便让幕僚物色刺客，准备暗杀蒋介石。终于有一幕僚物色得一个合适人选，廖决定约见。
千两黄金买刺客
刺客名叫郑松焘，自称是郑成功的后裔。他10余年来一直在东京为日本的达官贵人当保镖。他夸口说：“给我500两黄金，就能买到蒋介石的头。”廖文毅听后笑言：“如能暗杀蒋氏，我付1000两黄金！”1961年10月26日，郑松焘领命从东京飞往台北。
郑松焘到台北后，立刻约见台北市“警察局”刑侦大队刑警岳安和。岳安和和郑松焘是小学、初中、警察学校的同班同学，又是近邻，两人关系相当不错。当晚，郑松焘留岳安和在宾馆餐厅用晚餐。席间，郑松焘说自己最近已经改行当了一家华文报纸的记者，这次到台湾来，主要是探访亲友，顺便想收集一些台湾政要的资料。
这样一连“采访”了三天，郑松焘对蒋介石的有关情况已经烂熟于心。
也是巧，这天的“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说蒋介石将于次日下午2时去“革命实践研究院”作演讲。郑松焘于是决定次日行刺。
由于海关检查的关系，郑松焘入境时不能携带手枪，他事先已经盘算过，想向岳安和借用。
岳安和接到郑松焘的借枪电话后，口头上虽然答应，但心里已经觉得不对头了。岳安和又回忆了郑松焘来台湾后的一些情况，发现他所打听的全是与蒋介石的安全有关的内容，又联想到报上已公布了蒋介石明天下午要去“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的消息，不禁一愣：郑松焘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借手枪，这难道是巧合吗？
岳安和想到这里，坐不住了。行刺“总统”，乃杀头之罪，郑松焘作为凶手固然要受制裁，我岳安和提供情报、武器也逃脱不了干系，怎么办？
岳安和考虑许久，最后决定去向蒋经国举报。蒋经国在官邸小客厅里接见了这位不速之客。岳安和说：“有人要行刺蒋‘总统’！”笑容从蒋经国脸上退去了：“谁？”
“他叫郑松焘，从日本来……”岳安和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
全岛缉捕刺客
蒋经国听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往蒋介石官邸打电话，向官邸侍卫长下命令：“从现在起，按战备措施进行警卫，外人———不论是谁，一律不准进入官邸。”蒋经国布置妥当后，驱车前往蒋介石官邸。
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蒋介石右手握拳往床沿口砸了一下：“这个姓郑的是什么来路？”
“目前还不清楚，等抓住后一审讯自然就清楚了。不过，现在尚不清楚刺客究竟来了多少人，为安全计，建议取消明天下午去‘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安排。”蒋介石点头同意。这时，官邸值勤秘书进来报告，说陈大庆打来电话：郑松焘已经离开宾馆，不知去向。
郑松焘是怎么察觉苗头不对的呢？原来，郑松焘在给岳安和打电话要求借手枪后，出于小心，悄悄叫了辆“的士”来到台北市“警察局”附近，停在暗处观察。郑松焘是刑警出身，知道岳安和如若对自己产生疑意，不会向警察局上司报告，而必定会去哪个特工衙门。果然，只一会儿，郑就看见岳安和驾着摩托车出了警察局大门。他马上让“的士”司机驾车跟踪，一直跟到中正路五号蒋经国官邸门前，于是便明白发生什么事了。郑松焘甚至连宾馆也没回去，随即另雇一辆“的士”，长途行车240公里逃往嘉义市，找到预先联系好的关系，连夜逃离台湾岛，经香港返回日本。
蒋介石要杀鸡儆猴
这时，潜伏在日本的特工将调查到的线索发回台湾：郑松焘是受廖文毅所派遣而赴台湾行刺蒋介石的。廖文毅是此次行动的主谋者。
蒋介石怒不可遏，大声叫道：“他搞‘台湾独立’，我搞他的脑袋，立即派特工去日本，把廖文毅解决！”蒋经国心想：这廖文毅的后台是美国人，如果把廖文毅杀了，无疑是得罪了这股势力。
三天后，蒋经国拿了一份《行动方案》来到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其时蒋介石火气已经消退了，蒋经国便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当时蒋介石是要靠美国撑腰的，对美国人虽有看法，但不敢得罪。蒋经国说：“……但是，廖文毅如果见我们对他如此作为尚无动于衷，不免会小看我们，说不定还会有再派刺客的非份之想。我们要使廖文毅知道：不杀廖文毅，并非缺乏下手之胆之能。因此，要杀个鸡给猴子看，把刺客郑松焘解决掉！”
“对，杀掉郑松焘给廖文毅看看！”蒋介石点头道。于是，蒋经国便把暗杀郑松焘的任务正式下达给“台湾安全主管部门”。“安全部门”派出一支3人行动小组赴日本。
到了东京，3人轮流对郑松焘进行秘密跟踪。3天盯下来，台湾特工弄清了郑松焘的情况。1961年11月29日上午7时30分，郑松焘步出家门，走向索马町地铁站。这时，传来火车的轰鸣声。郑松焘刚要向轨道边的红色警戒线迈步，突然被人推进了轨道。就在这时，火车“隆隆”而来，车轮无情地从他身上碾压而过……
廖文毅放弃“台独”
对郑松焘之死，廖文毅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吓得胆战心惊，惟恐自己成为台湾特工的下一个暗杀目标。此后，廖文毅的“台独”调子越唱越低。
蒋介石闻悉情况后，派人给廖文毅捎话：只要放弃“台独”，欢迎他回台湾。1963年3月，廖文毅在东京宣布“台湾独立统一战线”解散，他本人放弃“台独”，随后便返回台湾。
廖文毅于1986年病卒于台北，终年76岁。
由于有美国人撑腰，廖文毅有恃无恐，1950年在日本组建了“台湾民主独立党”，自任主席。1955年，在东京成立了“台湾共和国临时议会”，次年又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自封“大统领”。1959年，廖文毅为扩大影响，又先后访问了瑞士、香港、菲律宾、美国等地。1960年，他在日本横滨组织“台湾独立统一战线”，自任“总裁”。
有幕僚曾向廖文毅献计：“台湾当局”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盘踞台岛，主要原因是因为蒋介石在，倘若蒋介石伸腿咽气，“台湾当局”也就完蛋了。“台湾共和国”必能名正言顺地成立。
廖文毅连称“言之有理”，于是便让幕僚物色刺客，准备暗杀蒋介石。终于有一幕僚物色得一个合适人选，廖决定约见。
千两黄金买刺客
刺客名叫郑松焘，自称是郑成功的后裔。他10余年来一直在东京为日本的达官贵人当保镖。他夸口说：“给我500两黄金，就能买到蒋介石的头。”廖文毅听后笑言：“如能暗杀蒋氏，我付1000两黄金！”1961年10月26日，郑松焘领命从东京飞往台北。
郑松焘到台北后，立刻约见台北市“警察局”刑侦大队刑警岳安和。岳安和和郑松焘是小学、初中、警察学校的同班同学，又是近邻，两人关系相当不错。当晚，郑松焘留岳安和在宾馆餐厅用晚餐。席间，郑松焘说自己最近已经改行当了一家华文报纸的记者，这次到台湾来，主要是探访亲友，顺便想收集一些台湾政要的资料。
这样一连“采访”了三天，郑松焘对蒋介石的有关情况已经烂熟于心。
也是巧，这天的“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说蒋介石将于次日下午2时去“革命实践研究院”作演讲。郑松焘于是决定次日行刺。
由于海关检查的关系，郑松焘入境时不能携带手枪，他事先已经盘算过，想向岳安和借用。
岳安和接到郑松焘的借枪电话后，口头上虽然答应，但心里已经觉得不对头了。岳安和又回忆了郑松焘来台湾后的一些情况，发现他所打听的全是与蒋介石的安全有关的内容，又联想到报上已公布了蒋介石明天下午要去“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的消息，不禁一愣：郑松焘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借手枪，这难道是巧合吗？
岳安和想到这里，坐不住了。行刺“总统”，乃杀头之罪，郑松焘作为凶手固然要受制裁，我岳安和提供情报、武器也逃脱不了干系，怎么办？
岳安和考虑许久，最后决定去向蒋经国举报。蒋经国在官邸小客厅里接见了这位不速之客。岳安和说：“有人要行刺蒋‘总统’！”笑容从蒋经国脸上退去了：“谁？”
“他叫郑松焘，从日本来……”岳安和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
全岛缉捕刺客
蒋经国听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往蒋介石官邸打电话，向官邸侍卫长下命令：“从现在起，按战备措施进行警卫，外人———不论是谁，一律不准进入官邸。”蒋经国布置妥当后，驱车前往蒋介石官邸。
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蒋介石右手握拳往床沿口砸了一下：“这个姓郑的是什么来路？”
“目前还不清楚，等抓住后一审讯自然就清楚了。不过，现在尚不清楚刺客究竟来了多少人，为安全计，建议取消明天下午去‘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安排。”蒋介石点头同意。这时，官邸值勤秘书进来报告，说陈大庆打来电话：郑松焘已经离开宾馆，不知去向。
郑松焘是怎么察觉苗头不对的呢？原来，郑松焘在给岳安和打电话要求借手枪后，出于小心，悄悄叫了辆“的士”来到台北市“警察局”附近，停在暗处观察。郑松焘是刑警出身，知道岳安和如若对自己产生疑意，不会向警察局上司报告，而必定会去哪个特工衙门。果然，只一会儿，郑就看见岳安和驾着摩托车出了警察局大门。他马上让“的士”司机驾车跟踪，一直跟到中正路五号蒋经国官邸门前，于是便明白发生什么事了。郑松焘甚至连宾馆也没回去，随即另雇一辆“的士”，长途行车240公里逃往嘉义市，找到预先联系好的关系，连夜逃离台湾岛，经香港返回日本。
蒋介石要杀鸡儆猴
这时，潜伏在日本的特工将调查到的线索发回台湾：郑松焘是受廖文毅所派遣而赴台湾行刺蒋介石的。廖文毅是此次行动的主谋者。
蒋介石怒不可遏，大声叫道：“他搞‘台湾独立’，我搞他的脑袋，立即派特工去日本，把廖文毅解决！”蒋经国心想：这廖文毅的后台是美国人，如果把廖文毅杀了，无疑是得罪了这股势力。
三天后，蒋经国拿了一份《行动方案》来到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其时蒋介石火气已经消退了，蒋经国便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当时蒋介石是要靠美国撑腰的，对美国人虽有看法，但不敢得罪。蒋经国说：“……但是，廖文毅如果见我们对他如此作为尚无动于衷，不免会小看我们，说不定还会有再派刺客的非份之想。我们要使廖文毅知道：不杀廖文毅，并非缺乏下手之胆之能。因此，要杀个鸡给猴子看，把刺客郑松焘解决掉！”
“对，杀掉郑松焘给廖文毅看看！”蒋介石点头道。于是，蒋经国便把暗杀郑松焘的任务正式下达给“台湾安全主管部门”。“安全部门”派出一支3人行动小组赴日本。
到了东京，3人轮流对郑松焘进行秘密跟踪。3天盯下来，台湾特工弄清了郑松焘的情况。1961年11月29日上午7时30分，郑松焘步出家门，走向索马町地铁站。这时，传来火车的轰鸣声。郑松焘刚要向轨道边的红色警戒线迈步，突然被人推进了轨道。就在这时，火车“隆隆”而来，车轮无情地从他身上碾压而过……
廖文毅放弃“台独”
对郑松焘之死，廖文毅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吓得胆战心惊，惟恐自己成为台湾特工的下一个暗杀目标。此后，廖文毅的“台独”调子越唱越低。
蒋介石闻悉情况后，派人给廖文毅捎话：只要放弃“台独”，欢迎他回台湾。1963年3月，廖文毅在东京宣布“台湾独立统一战线”解散，他本人放弃“台独”，随后便返回台湾。
廖文毅于1986年病卒于台北，终年76岁。
中国封建政治的根本特征，是它的皇权性和暗箱操作。封建帝皇为了坐稳宝座，消弥任何动摇自己地位的威胁，总是有意识地制造各种政治陷阱，营造使臣下人人自危的氛围，以便于操纵权柄，上下其手。这样一来，那些品质卑劣、心术不正的宵小之徒，便有机会曲意逢迎，兴风作浪，以售其奸了，这时朝廷上下往往充斥猜忌、诬陷的圈套。而这正是封建帝皇所企冀达到的效果。于是乎，竞相告密者有之，卖主求荣者有之，蓄意相诬者亦有之。功臣宿将在这一问题上稍有不慎，便会身陷绝地，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遇厄运。轻则被剥夺权力、废黜官位；重则陷身囹圄，授首刑场，诛灭九族。
“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身处权力顶端的君主，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惯了，最喜欢的就是有人处处曲意逢迎，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让他充分感受君临天下的美妙滋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君主有此嗜好，自然会有奸佞小人瞅准机会，投其所好，缘夤而进，从事政治投机，骗取君主信任。可不是吗，你辛辛苦苦杀敌建功，踏踏实实理政治事，到头来远不如那些奸佞之徒一个谄笑、一记马屁能让坐在金銮宝殿上的君主开心受用；你煞费苦心在君主那里培植起来的一点好感，奸佞之徒轻飘飘一句谗言，就可以让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君子万一惹犯了小人，双方真的针尖对麦芒斗将起来，结局绝大多数可以预料：小人赢而君子输。这也许是中国封建政治机制运作上的一个特点。
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像战国晚期赵国的名将廉颇、李牧，当年曾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为赵国的强盛立下过多么大的功劳，可是让赵王身边的宠臣郭开、韩仓等人一玩手脚，便处处碰壁，大祸临头，一个仓皇逃命，流亡到异国他乡当“寓公”，在百无聊赖中郁郁而终；另一个不幸遇害，抱恨终生。又如燕国名将乐毅，统帅五国联军伐齐，攻克齐国城池70余座，几亡齐国，为燕国一洗昔日遭齐入侵之国耻，功勋盖世。可是让燕惠王身边的小人一挑拨、一捣乱，即刻便有性命之虞，没奈何只好逃亡赵国，其彻底平定齐地的夙愿就此付诸东流。再如唐代名将高仙芝、封常清，在 “安史之乱”爆发后受命扼守潼关，针对叛军兵锋甚锐、来势凶猛的实情，持重待机，坚壁不战。这在当时形势下，应该说是正确的战略部署，如能贯彻，则潼关或许可保，唐明皇或许不必“千乘万骑西南行”，逃往四川做“太上皇”了。可是几个奸佞之徒一搅和，唐明皇居然给高、封二人安上丧师失地、畏葸不战的罪名，残忍杀害，结果造成军心动摇，大势尽去，并逼得继任者哥舒翰为避免蹈高、封两人之覆辙，而投降了贼酋安禄山。潼关终于不守，京城长安终于落入叛军之手，局面糜烂，不可收拾。小人乱政、奸佞受宠的恶果一至于斯!
其他像曹魏名将邓艾之死，是他的同僚、无耻小人钟会陷害的结果。邓艾率敢死将士翻越人迹罕至的崎岖阴平，出奇制胜，兵临成都，立下平蜀第一功。这让身为主帅、却顿兵挫锐于剑阁的钟会感到十分没有面子。这个当年曾经诬陷过大思想家嵇康、使之喋血刑场的恶人，此时妒火中烧，竟给邓艾父子安上“谋反”的罪名，擅加诛杀。所幸的是“天道有常，报应不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钟会自己也没有获得好下场，不久就死于心肠更歹毒的司马昭之手，罪名与邓艾相同，也是“谋反作乱”。而南齐名将、时任南兖州刺史的王敬则之死，则是他的东床快婿、著名诗人谢朓告密邀宠的结果。当时昏庸凶残的齐明帝对功臣王敬则颇有猜忌，王敬则忠而见疑，不免乎牢骚太盛，双方关系由此而日趋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位文才超伦、佳诗如泉的谢朓诗人，为了摆脱干系，从皇帝那里讨一份残羹剩汤，遂不惜出卖亲情，向朝廷告发其岳丈大人“怀有异志”，致使王敬则不明不白做了刀下冤鬼。而谢朓却用岳丈大人的鲜血从朝廷那里换回一顶大大的官帽，被破格提升为尚书吏部郎。这位能写“二百年来无此诗”的大诗人，虽然才华横溢，甚至得到了李白的推崇，但是在人品上却不无污点，同样沾染了中国封建政治的恶习劣行——寡廉鲜耻，损人利己，投机钻营，落井下石。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君子与小人斗法，结果多是小人赢而君子败。因为那些庸庸碌碌的小人，虽无一技之长，却能凭着八面玲珑、摇唇鼓舌而飞黄腾达、左右逢源。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有功劳的不如没功劳的，英雄豪杰、功臣勋将四处碰壁、历尽坎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能之辈、奸佞之徒春风得意、称心如愿，或当大官，或捞大钱，这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色，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悲剧。正因为这个缘故，历代的经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却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的。它们所要向人们提醒的，就是只要会做人，就等于拥有了一切，否则你能力再强，功劳再大，贡献再多，也是白搭。中国封建政治条件下，是君子向小人看齐，而不是小人向君子靠拢。而君子一旦向小人看齐，按照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行动，则不复是君子了。这正是中国封建政治没有希望的缘故。
“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身处权力顶端的君主，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惯了，最喜欢的就是有人处处曲意逢迎，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让他充分感受君临天下的美妙滋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君主有此嗜好，自然会有奸佞小人瞅准机会，投其所好，缘夤而进，从事政治投机，骗取君主信任。可不是吗，你辛辛苦苦杀敌建功，踏踏实实理政治事，到头来远不如那些奸佞之徒一个谄笑、一记马屁能让坐在金銮宝殿上的君主开心受用；你煞费苦心在君主那里培植起来的一点好感，奸佞之徒轻飘飘一句谗言，就可以让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君子万一惹犯了小人，双方真的针尖对麦芒斗将起来，结局绝大多数可以预料：小人赢而君子输。这也许是中国封建政治机制运作上的一个特点。
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像战国晚期赵国的名将廉颇、李牧，当年曾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为赵国的强盛立下过多么大的功劳，可是让赵王身边的宠臣郭开、韩仓等人一玩手脚，便处处碰壁，大祸临头，一个仓皇逃命，流亡到异国他乡当“寓公”，在百无聊赖中郁郁而终；另一个不幸遇害，抱恨终生。又如燕国名将乐毅，统帅五国联军伐齐，攻克齐国城池70余座，几亡齐国，为燕国一洗昔日遭齐入侵之国耻，功勋盖世。可是让燕惠王身边的小人一挑拨、一捣乱，即刻便有性命之虞，没奈何只好逃亡赵国，其彻底平定齐地的夙愿就此付诸东流。再如唐代名将高仙芝、封常清，在 “安史之乱”爆发后受命扼守潼关，针对叛军兵锋甚锐、来势凶猛的实情，持重待机，坚壁不战。这在当时形势下，应该说是正确的战略部署，如能贯彻，则潼关或许可保，唐明皇或许不必“千乘万骑西南行”，逃往四川做“太上皇”了。可是几个奸佞之徒一搅和，唐明皇居然给高、封二人安上丧师失地、畏葸不战的罪名，残忍杀害，结果造成军心动摇，大势尽去，并逼得继任者哥舒翰为避免蹈高、封两人之覆辙，而投降了贼酋安禄山。潼关终于不守，京城长安终于落入叛军之手，局面糜烂，不可收拾。小人乱政、奸佞受宠的恶果一至于斯!
其他像曹魏名将邓艾之死，是他的同僚、无耻小人钟会陷害的结果。邓艾率敢死将士翻越人迹罕至的崎岖阴平，出奇制胜，兵临成都，立下平蜀第一功。这让身为主帅、却顿兵挫锐于剑阁的钟会感到十分没有面子。这个当年曾经诬陷过大思想家嵇康、使之喋血刑场的恶人，此时妒火中烧，竟给邓艾父子安上“谋反”的罪名，擅加诛杀。所幸的是“天道有常，报应不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钟会自己也没有获得好下场，不久就死于心肠更歹毒的司马昭之手，罪名与邓艾相同，也是“谋反作乱”。而南齐名将、时任南兖州刺史的王敬则之死，则是他的东床快婿、著名诗人谢朓告密邀宠的结果。当时昏庸凶残的齐明帝对功臣王敬则颇有猜忌，王敬则忠而见疑，不免乎牢骚太盛，双方关系由此而日趋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位文才超伦、佳诗如泉的谢朓诗人，为了摆脱干系，从皇帝那里讨一份残羹剩汤，遂不惜出卖亲情，向朝廷告发其岳丈大人“怀有异志”，致使王敬则不明不白做了刀下冤鬼。而谢朓却用岳丈大人的鲜血从朝廷那里换回一顶大大的官帽，被破格提升为尚书吏部郎。这位能写“二百年来无此诗”的大诗人，虽然才华横溢，甚至得到了李白的推崇，但是在人品上却不无污点，同样沾染了中国封建政治的恶习劣行——寡廉鲜耻，损人利己，投机钻营，落井下石。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君子与小人斗法，结果多是小人赢而君子败。因为那些庸庸碌碌的小人，虽无一技之长，却能凭着八面玲珑、摇唇鼓舌而飞黄腾达、左右逢源。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有功劳的不如没功劳的，英雄豪杰、功臣勋将四处碰壁、历尽坎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能之辈、奸佞之徒春风得意、称心如愿，或当大官，或捞大钱，这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色，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悲剧。正因为这个缘故，历代的经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却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的。它们所要向人们提醒的，就是只要会做人，就等于拥有了一切，否则你能力再强，功劳再大，贡献再多，也是白搭。中国封建政治条件下，是君子向小人看齐，而不是小人向君子靠拢。而君子一旦向小人看齐，按照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行动，则不复是君子了。这正是中国封建政治没有希望的缘故。
1.抗美援朝，中苏交恶，西方封锁，自然灾害，这是中国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十分危险。
2.中国开展灵活务实的外交战略，逐渐获得了包括印度在内的广大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
3.中国在恢复西藏主权时，与印度红脸。达赖武装叛乱未遂，逃往印度成立流亡政府以图卷土重来。
4.印度单方面确定英殖民统治时期与西藏确定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为中印东部边界，以某一位英国人不知在什么时候的一次考察路线为西部边界。
5.中国自然不能同意，首先，这两条边界比传统边界大大地向中国境内扩展了近10多万平方公里，其次，两个曾经饱受殖民统治之苦的亚洲大国怎么可以依据昔日殖民者所确定的边界。
6.从建国到中印战争爆发10多年时间里，中国多次提出和平谈判以解决边界问题，但都被印度拒绝。
7.西方列强积极支持印度，前后支持超过80亿美元。
8.苏联与中国交恶后转而支持印度，无偿提供印度最先进的战斗机和飞行员培训，甚至在中印开战后将飞机图纸送给了印度。
9.印度为了从国外获得更多的无偿援助，甚至放弃了国家原则立场和尊严，宣布废除不结盟立场，并冒与广大的依斯兰国家为敌的风险，厚颜无耻地向以色列乞讨军事援助。印度希望以色列运送军火的船只不要悬挂以色列国旗，但以色列说不挂国旗，就没有援助。印度最后竟无可奈何地同意挂以色列国旗。其他依斯兰国家对印度这种卑劣下贱的作法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
10.印度全国在利禾鲁政府的宣传下，反华情绪高涨，利禾鲁声称印度可以战胜一切敌人。可他似乎忘记了印度整整被英国统治了200多年，200多年印度没有进行过任何有力的反抗。最后由所谓圣雄甘地领导的不抵抗运动取得独立。其实并不是英国所谓绅士为甘地所感化，而是二战结束?日不落帝国大势已去，本已无力控制印度。从一开始英国就没有同意甘地的独立要求，要不是二战，想独立门儿都没有。圣雄恐怕要改称"圣熊"了。
11.中国军队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便全面攻陷东西两线的印度军队。
12.最解气的是，周恩来向毛主席汇报说西线有一个印度的所谓“捷克”旅来增援，当毛主席得知“捷克”旅是英国人为印度建立的一支有100多年历史并参加过火烧圆明圆，主席拍案而起：“百年耻辱！”随指示一定要尽力全歼。结果该旅无一生还！
13.印度北大门豁然洞开，解放大军屯兵喜玛拉雅南麓，直指印度平原。印度举国惊慌失措，惶惶如有丧国之危。边境一些城市更是开始大规模民众转移，烧毁钱币，炸毁电厂。新德里一片混乱，解放军空降兵将空投新德里并占领印度的传言四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利禾鲁急电美国总统，请求直接军事干预，美国航母编队急忙驶入印度洋，作干预状。
14.就在次时，中国突然宣布九天后将撤回军队至中国认为的传统边界，并再主动后撤20公里。这一消息并没有通过印度的官方正式渠道传达给利禾鲁，因为这种渠道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已不复存在。利禾鲁是通过在小摊子上的报纸上得知此消息的。随后立即召见中国驻印度大使，达成暂时停火协议，并密转周恩来，等等……
2.中国开展灵活务实的外交战略，逐渐获得了包括印度在内的广大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
3.中国在恢复西藏主权时，与印度红脸。达赖武装叛乱未遂，逃往印度成立流亡政府以图卷土重来。
4.印度单方面确定英殖民统治时期与西藏确定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为中印东部边界，以某一位英国人不知在什么时候的一次考察路线为西部边界。
5.中国自然不能同意，首先，这两条边界比传统边界大大地向中国境内扩展了近10多万平方公里，其次，两个曾经饱受殖民统治之苦的亚洲大国怎么可以依据昔日殖民者所确定的边界。
6.从建国到中印战争爆发10多年时间里，中国多次提出和平谈判以解决边界问题，但都被印度拒绝。
7.西方列强积极支持印度，前后支持超过80亿美元。
8.苏联与中国交恶后转而支持印度，无偿提供印度最先进的战斗机和飞行员培训，甚至在中印开战后将飞机图纸送给了印度。
9.印度为了从国外获得更多的无偿援助，甚至放弃了国家原则立场和尊严，宣布废除不结盟立场，并冒与广大的依斯兰国家为敌的风险，厚颜无耻地向以色列乞讨军事援助。印度希望以色列运送军火的船只不要悬挂以色列国旗，但以色列说不挂国旗，就没有援助。印度最后竟无可奈何地同意挂以色列国旗。其他依斯兰国家对印度这种卑劣下贱的作法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
10.印度全国在利禾鲁政府的宣传下，反华情绪高涨，利禾鲁声称印度可以战胜一切敌人。可他似乎忘记了印度整整被英国统治了200多年，200多年印度没有进行过任何有力的反抗。最后由所谓圣雄甘地领导的不抵抗运动取得独立。其实并不是英国所谓绅士为甘地所感化，而是二战结束?日不落帝国大势已去，本已无力控制印度。从一开始英国就没有同意甘地的独立要求，要不是二战，想独立门儿都没有。圣雄恐怕要改称"圣熊"了。
11.中国军队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便全面攻陷东西两线的印度军队。
12.最解气的是，周恩来向毛主席汇报说西线有一个印度的所谓“捷克”旅来增援，当毛主席得知“捷克”旅是英国人为印度建立的一支有100多年历史并参加过火烧圆明圆，主席拍案而起：“百年耻辱！”随指示一定要尽力全歼。结果该旅无一生还！
13.印度北大门豁然洞开，解放大军屯兵喜玛拉雅南麓，直指印度平原。印度举国惊慌失措，惶惶如有丧国之危。边境一些城市更是开始大规模民众转移，烧毁钱币，炸毁电厂。新德里一片混乱，解放军空降兵将空投新德里并占领印度的传言四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利禾鲁急电美国总统，请求直接军事干预，美国航母编队急忙驶入印度洋，作干预状。
14.就在次时，中国突然宣布九天后将撤回军队至中国认为的传统边界，并再主动后撤20公里。这一消息并没有通过印度的官方正式渠道传达给利禾鲁，因为这种渠道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已不复存在。利禾鲁是通过在小摊子上的报纸上得知此消息的。随后立即召见中国驻印度大使，达成暂时停火协议，并密转周恩来，等等……
我国不同朝代都有异族侵略之患，只不过程度大小不同，那么在他们强大之前是否有必要把它掐死在萌芽状态呢
我相信这样一个原则，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没有绝对的公理和正义，永恒不变的只是国家利益。
但并不是所有政治家都能理解并遵循这一原则，甚至包括中国近现代的一些精英领袖们，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犹如孩童般的天真，哥们般的义气，愚夫般的鲁莽。
这一点，他们还不如我们的先祖，强盛隋唐时代的伟大君王，具备高强的洞察力和不懈的斗志。
1
稍懂中国史的人都知道，在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东北的辽河以东和朝鲜北部，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高句丽。这个神密王国，隋唐之前一直占据着中国边陲史的重要部分。可自隋之后，中国中央政权几个英名垂史的皇帝象着了迷一样发疯似地进攻这个王国，历经四代，终于将这个王国最后消灭。
征高句丽之战，历来被史家们咒骂为“不恤民力，劳师远征”，甚至被骂为“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是隋唐封建贵族对弱小国家赤裸裸的侵犯！更多人认为这是“毫无必要的征讨”。
果真如此吗？
翻开隋唐史，征高句丽之战占据着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地位，自隋文帝开始，中国就将征讨高句丽做为国家的一项长远战略任务坚持不懈地执行，尽管多次面临失败，尽管可能导致国破家亡，可一代又一代的隋唐政治精英们始终没有放弃一个战略目标：消灭高句丽。
让我们先看看隋唐时代让全体中国人付出高昂代价的征高句丽之战吧！
公元589年，隋文帝在灭陈统一全国后，就将征高句丽做为一项战略任务提了出来，他在给高句丽的诏书中说：“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公元598年，高句丽王率？？骑兵万余进扰辽西，隋文帝即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周罗喉为水军总管，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丽。汉王杨谅率陆路隋军出山海关，时逢雨季，道路泥泞，粮草供应不上，军中疫病流行，虽勉强进至辽水，已无力战斗；水路隋军由周罗喉率领，自东莱出海，直趋平壤城，在海上遇大风，船多沉没。于是水陆两路被迫退还，死者十之八九。
隋炀帝杨广继位后，更是念念不忘高句丽之患，一直在寻找借口讨伐高句丽。公元611年，隋炀帝以高丽不遵臣礼为由，下诏征讨高丽，命天下兵卒，不论远近，都到涿郡集中。次年正月，全国应征的士卒全部到达涿郡。全军共计113.38万人，号称200万，统由炀帝亲自指挥。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相连长达千里，声势浩大，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三月，隋军进至辽水西岸展开。高句丽兵依辽水据守，数日后隋军浮桥接成，依次渡河，歼灭东岸的高句丽军万余人，乘胜进围辽东城，辽东城久攻不下。六月，隋炀帝亲至辽东城督诸军攻城，同时命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等九军共30.5万人，越过高句丽诸城，向鸭绿水挺进，与水军配合攻打平壤。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采取诱敌深入的计策，边打边退，引诱隋军，致隋军疲于奔命，宇文述见将士疲惫已极，且军中粮尽，平壤城又坚固难拔，遂被迫还师。高句丽军乘其后撤，从四面抄击隋军。宇文述等且战且退，至萨水被高句丽军半渡击之，诸军皆溃，退至辽东城时仅余2700人。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水军经海道入大同江，在距平壤60里处击败高句丽军，乘胜以精甲4万攻城，遇伏大败，还者不过数千人。炀帝第一次征高句丽以惨败告终，上百万人的生命葬送在辽河以东，高句丽得胜后，将数万中国士兵的尸体筑成“京观”，用恐怖的手段来威吓中国人。
公元613、614年，隋炀帝又发动二次攻高句丽之战。皆以失败告终。
隋炀帝狂征高句丽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由于广征丁夫，糜费巨大，加上修运河等工程，严重耽误农事，造成大量壮丁死亡，以致出现“男丁不足，役使妇人”的可怕局面，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山东有一个自称“知世郎”的王薄，利用人民反战的情绪，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鼓动百姓起事造反，天下大乱。
隋实际上间接亡于征高句丽之役。
唐朝的天下是由太宗世民打下来的，作为一代明君，深知隋亡的原因。太宗继位后，接受隋灭的教训，行事处处小心谨慎，终生未犯大错，天下出现少有的治平景象。可唯独在征高句丽一事上，英明的唐太宗却和暴君杨广如出一辙。贞观十九年，太宗以高句丽欺新罗为由，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太子詹事、左卫率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高句丽。唐军渡辽水，在初胜后，却在安市城碰到顽强阻击。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至九月仍未攻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被迫班师，数万将士殒命沙场。
唐太宗并不因此次失败放弃征服高句丽的目标，他多次训命边关进扰高丽。太宗晚年，他命四川等地伐木造船，以备征高句丽之用，结果造成山民暴乱，唐朝动用了数万大军，费了几个月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英明的唐太宗差点走了炀帝杨广的老路。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更是将最后消灭高句丽提上了日程。高宗虽然没有太宗的雄才大略，却是逢上历史的最好机遇。公元666年，高句丽内乱，泉盖苏文死后，世子男生代为莫离支（相当于丞相），但为二弟男建所逼，降于唐。唐高宗借此机会，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句丽。公元668年春夏，各路唐军推进至鸭绿栅，高句丽各城守军或逃或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俘男建，高句丽亡国。
2
读遍这些历史，我总在想一个问题：在六七世纪的东亚政治格局上，相比中国来说，高句丽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小国，它却为何让隋唐的皇帝们如此牵肠挂肚，动员中华之物力，非欲除之而后快？难道隋唐的君主们真的只会欺软怕硬，专打弱小国家？按照很多人的描述，征高句丽只是封建君主们“私欲”膨胀的结果，是对弱小国家的欺侮，如果是这样，有几点是解释不清的：
一是为什么自隋以来，连续几个政治观点、思想作风、行为方式都有很大区别的中国皇帝独独在高句丽一事上观点认同？隋代以前，中国已经历了三百年的分裂动乱，国家刚刚重新统一，中华民族处在伟大复兴的关健时刻。而在这个时候，隋唐君主们都将高句丽做为国家的重大威胁提了出来，前仆后继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征讨，这不值得让人深思吗？风流倜傥、才学过人的隋炀帝任性好斗，为征高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史书上的唐太宗充满理智与自信，满口“君舟民水”，却也不惜冒“水覆”之险亲征高句丽。唐高宗呢，一直是文弱书生，却在征高句丽一事上，象个斗劲十足的公鸡，发誓一定要完成“父志”。
二是征高句丽是不是象一些人描述的那样是欺软怕硬，欺负弱小国家？纵观六七世纪的东亚，象高句丽这样的“弱小”国家并不止一个，朝鲜半岛上还有新罗、百济，东北后有渤海，南有南诏，至于北方和西面诸国，就更多了。可为何隋唐的君主独独盯着高句丽不放，一定要将其置于死地？有人说，高丽和中国接壤，其实不然，新罗统一半岛后，唐朝并未对其采取什么大的军事行动，终唐之世，相安无事。
三是征高句丽之役是不是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毫无意义”，是完全多余的，中国最终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不错，表面上看是得不偿失的。征灭高句丽让六七世纪的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数年轻的生命葬送在沙场，间接死亡的人就更多。灭高句丽后不过十余年，唐军又不得不从朝鲜半岛撤军，领土多让于新罗。征高句丽的实际效果表面上是看不出的。
3
上面三个疑问，归结到最终一个问题，高句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隋唐君主不倦征伐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遗憾的是，大多数史书对于征伐的原因都是从表面上一带而过的，无非就是“不顺天命”、“不臣之礼”等等表面的冠冕之词，没有涉及征伐的深层次原因。但是唐太宗的一席话令人深思，贞观十九年，在出征前，太宗谓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好一个“不遗后世忧也”！太宗这句话勘称经典，道出了征伐高句丽最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史书虽对征高句丽一事起因记载不详，但观察秋毫，主要原因在于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已发展成为东亚一个强大的地区性王国，对中华的复兴构成了最直接最危险的威胁。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对于隋唐，犹如前三世纪迦太基对于罗马，十七世纪满清对于明朝，十九世纪日本对于中国，二虎不可兼存，隋唐要想兴盛，必除高句丽不可。
一、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决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强国，而是已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已具备与中国争夺东亚霸权的潜力。 唐史载：“高丽，本扶余别种也。地东跨海距新罗，南亦跨海距百济，西北度辽水与营州接，北？？。其君居平壤城，亦谓长安城，汉乐浪郡也”。高句丽人本是扶余古人的一支，于秦汉之季建国，建国之初，仅在浑江、鸭绿江中游占据一小片土地，范围和面积还不到今天一地级市大，人口也少得可怜。与其说是建国，不如说还只是一个部落领地。可是高句丽的领导人和其它民族不同，善于经营，长远筹划，能够立足根据地，稳扎稳打，逐步扩大地盘。对于中原王朝，采取表面顺服，暗地积力的策略，如果中国出现内乱，则乘机侵占土地，增强实力。经过500年的不懈努力，至六世纪，高句丽王国经于占领了汉代的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土地，隔辽河与中国相望，并征服了沃沮、夫余、？？等游牧民族，“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领土扩大了十倍，人口也大大增加。高句丽和唐太宗作战时，一次能调动军队十五万，可见其已不是一般的国家，加上六世纪东北地区温暖湿润，适宜耕作，分析其人口应在500万左右，常备军应在50万人左右。六世纪，高句丽已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强国，直接威胁中国的复兴。
二、高句丽的国家结构兼有农耕和游牧两个国家形式，组织严密，国家军事潜力大，兵民不分，战斗力强。根据分析，高句丽主体上应是农耕民族，高句丽人依山筑城，垦田游猎，以农耕为主。但其又带有很强的游牧民族特点，秋冬之季是其狩猎季节，加上不断征服了沃沮、夫余、？？等游牧民族，游牧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样，高句丽在军事上，对农耕民族的筑城攻防和游牧民族的骑射都能吸收其优点，为其国家军力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这就是为什么在隋唐征讨战争中高丽军队进能远攻，退能守城的原因所在。相比较突厥这样纯粹“马背上的国家”，高句丽国家组织稳定，有正常的经济基础，军事潜在威胁也就更大。有了这样强大的国家军事组织，高句丽也就具备了与中原政权相对抗的实力。
三、在意识形态上，高句丽保持着部落的纯朴民风，并未完全接受儒家文化。大家切莫将高丽和后来的朝鲜王国并论。朝鲜王国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古国，而高句丽则不是。史载“高句丽礼灵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国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皆自祭。人喜学，至穷里厮家，亦相矜勉，衢侧悉构严屋，号局堂，子弟未婚者曹处，诵经习射。”可见，高句丽的民风是原始淳朴的，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和中国存在较大差别。儒家文化讲究仁义，接受儒化的国家侵略性和危险性就会减退（除日本变异的儒学外），但高句丽则没有，由于文化上的不相认同，高句丽对中国的威胁也就更大。
四、六七世纪的亚洲国家关系上，高句丽的结盟和征伐已对中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六世纪，高句丽已在东北亚兴起，周围各国纷纷臣服，？？、回纥等善战的游牧民族都已为其所用，就连强大的突厥汗国也已和高句丽结盟，不断侵扰中国的北部边境，相对于国家发展仅是雏形，极不稳定的突厥，高句丽是起主导作用，威胁更大。在朝鲜半鸟上，百济已成为高句丽的盟友，而另一个国家新罗则面临着高句丽、百济和日本三方的威胁，国家时刻都在生死存亡中。这时，高句丽的战略目标是：在朝鲜半岛，制定先消灭新罗，最后消灭百济，统一半岛的计划，不断加强对新罗的攻势，这是高句丽首要的战略计划。在北方，进一步巩固东北亚的根据地，慑服各族，对突厥采取结盟利用战略，分化突厥和中原王朝的关系，挑起战争，以收渔利。对中国，首先积极备战，第二采取表面上绥靖政策，不断进贡予以麻痹，第三挑动中国河北一带的地方势力和军阀们对抗中央（如北齐贵族等），破坏中国的统一，第四不断小股部队侵扰，削弱中国边防。
相对于高句丽来说，早已儒化的新罗国危险性较小，新罗一直也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这一点，隋唐君主们都是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唐太宗听说新罗被高句丽围攻告急时，下定决心要干涉的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隋唐时代对高句丽大加讨伐的真正原因。这只能归纳为一句话：没有征高句丽战争，就不会有中华隋唐的兴盛。隋唐时代百万中华将士的鲜血不会白流。
现在大家都知道强大的罗马帝国是今天西方文明的源头。殊不知在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兴起时，在地中海对岸北非境内，还有一个和罗马同时兴起的王国：迦太基，这个国家同样兴盛强大。面对同时兴起的两个国家，地中海只要一个，虽然残酷但却是现实，于是，按优胜劣汰的原则，罗马和迦太基展开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三次布匿战争。有好几次，迦太基的军队都打到罗马城下，但罗马上下同心，同仇敌忾，最终战胜了迦太基，将迦太基城夷为平地。每当读起这段历史时，我就会想起隋炀帝浩浩荡荡的征高句丽之战，这位才华横溢但冲动不已的君王，面对横尸遍野，天下沸腾，万人骂名，在辽河边恐怕也感慨无人知已了。
一将成功万骨枯，那一国成功呢？恐怕也是万国枯吧？高句丽国的崩溃铸就了隋唐的辉煌。同样，大英帝国的兴盛不也是征讨的结果吗？没有中国四亿两白银的赔款，日本也不会有战胜西方列强称雄亚洲的资本。美国的强盛呢，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掠夺和奴役。整个一部大国的强盛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杀戮史。
这很残忍，但只有强者才能得到尊重，要想得到尊重，必须遵循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法则。
在唐朝进攻高句丽的最后一次战争中，最关键的地方：“高句丽内部有人哗变，打开了城门”否则，中国军队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攻破平壤。（平壤城是按照军事堡垒来建造的）
中国进攻高句丽的目的和这个国家的体制有很大关系。
高句丽实行“全民皆兵”的体制。
高句丽
国土：包含中国现在的辽宁大部、吉林南部、朝鲜半岛北部。
人口：300万。
民族：契丹、靺和、汉、高句丽。其中高句丽人口占全国1/5。
教育：男子从幼年时候接受军事教育。高句丽少年实行文武双修制度。（白天学习军事策略、武艺格斗；晚上学习文化。）
战争导火索：
隋炀帝北巡突厥，高句丽国王因为想保全自己，曾经同时向南方的陈朝和北方的隋朝称臣，在陈朝灭亡后，隋炀帝要求高句丽将王太子献之中国作为人质；同时要求高句丽国王亲自进贡（当时中国国内的大臣认为会借此杀掉高句丽国王）。高句丽甚为惊恐，请罪。
隋炀帝在巡视突厥之时，带去了40万大军。要求高句丽王一起打猎。高句丽国王更加惊恐。
隋炀帝本想借机顺势消灭辽东，但是考虑力量不太把握，以”高句丽王不知礼数“为由发动全国军队远征。
隋炀帝发动全国军队远征，证明他很明智。——他知道高句丽的凶悍！巡游时的40万大军根本不够。
隋炀帝发动对高句丽远征，证明他很昏庸。——高句丽自称中国臣属，可以充分利用之。但是为了消灭高句丽丢掉江山是为不明智之举。
我相信这样一个原则，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没有绝对的公理和正义，永恒不变的只是国家利益。
但并不是所有政治家都能理解并遵循这一原则，甚至包括中国近现代的一些精英领袖们，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犹如孩童般的天真，哥们般的义气，愚夫般的鲁莽。
这一点，他们还不如我们的先祖，强盛隋唐时代的伟大君王，具备高强的洞察力和不懈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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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懂中国史的人都知道，在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东北的辽河以东和朝鲜北部，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高句丽。这个神密王国，隋唐之前一直占据着中国边陲史的重要部分。可自隋之后，中国中央政权几个英名垂史的皇帝象着了迷一样发疯似地进攻这个王国，历经四代，终于将这个王国最后消灭。
征高句丽之战，历来被史家们咒骂为“不恤民力，劳师远征”，甚至被骂为“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是隋唐封建贵族对弱小国家赤裸裸的侵犯！更多人认为这是“毫无必要的征讨”。
果真如此吗？
翻开隋唐史，征高句丽之战占据着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地位，自隋文帝开始，中国就将征讨高句丽做为国家的一项长远战略任务坚持不懈地执行，尽管多次面临失败，尽管可能导致国破家亡，可一代又一代的隋唐政治精英们始终没有放弃一个战略目标：消灭高句丽。
让我们先看看隋唐时代让全体中国人付出高昂代价的征高句丽之战吧！
公元589年，隋文帝在灭陈统一全国后，就将征高句丽做为一项战略任务提了出来，他在给高句丽的诏书中说：“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公元598年，高句丽王率？？骑兵万余进扰辽西，隋文帝即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周罗喉为水军总管，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丽。汉王杨谅率陆路隋军出山海关，时逢雨季，道路泥泞，粮草供应不上，军中疫病流行，虽勉强进至辽水，已无力战斗；水路隋军由周罗喉率领，自东莱出海，直趋平壤城，在海上遇大风，船多沉没。于是水陆两路被迫退还，死者十之八九。
隋炀帝杨广继位后，更是念念不忘高句丽之患，一直在寻找借口讨伐高句丽。公元611年，隋炀帝以高丽不遵臣礼为由，下诏征讨高丽，命天下兵卒，不论远近，都到涿郡集中。次年正月，全国应征的士卒全部到达涿郡。全军共计113.38万人，号称200万，统由炀帝亲自指挥。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相连长达千里，声势浩大，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三月，隋军进至辽水西岸展开。高句丽兵依辽水据守，数日后隋军浮桥接成，依次渡河，歼灭东岸的高句丽军万余人，乘胜进围辽东城，辽东城久攻不下。六月，隋炀帝亲至辽东城督诸军攻城，同时命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等九军共30.5万人，越过高句丽诸城，向鸭绿水挺进，与水军配合攻打平壤。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采取诱敌深入的计策，边打边退，引诱隋军，致隋军疲于奔命，宇文述见将士疲惫已极，且军中粮尽，平壤城又坚固难拔，遂被迫还师。高句丽军乘其后撤，从四面抄击隋军。宇文述等且战且退，至萨水被高句丽军半渡击之，诸军皆溃，退至辽东城时仅余2700人。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水军经海道入大同江，在距平壤60里处击败高句丽军，乘胜以精甲4万攻城，遇伏大败，还者不过数千人。炀帝第一次征高句丽以惨败告终，上百万人的生命葬送在辽河以东，高句丽得胜后，将数万中国士兵的尸体筑成“京观”，用恐怖的手段来威吓中国人。
公元613、614年，隋炀帝又发动二次攻高句丽之战。皆以失败告终。
隋炀帝狂征高句丽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由于广征丁夫，糜费巨大，加上修运河等工程，严重耽误农事，造成大量壮丁死亡，以致出现“男丁不足，役使妇人”的可怕局面，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山东有一个自称“知世郎”的王薄，利用人民反战的情绪，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鼓动百姓起事造反，天下大乱。
隋实际上间接亡于征高句丽之役。
唐朝的天下是由太宗世民打下来的，作为一代明君，深知隋亡的原因。太宗继位后，接受隋灭的教训，行事处处小心谨慎，终生未犯大错，天下出现少有的治平景象。可唯独在征高句丽一事上，英明的唐太宗却和暴君杨广如出一辙。贞观十九年，太宗以高句丽欺新罗为由，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太子詹事、左卫率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高句丽。唐军渡辽水，在初胜后，却在安市城碰到顽强阻击。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至九月仍未攻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被迫班师，数万将士殒命沙场。
唐太宗并不因此次失败放弃征服高句丽的目标，他多次训命边关进扰高丽。太宗晚年，他命四川等地伐木造船，以备征高句丽之用，结果造成山民暴乱，唐朝动用了数万大军，费了几个月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英明的唐太宗差点走了炀帝杨广的老路。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更是将最后消灭高句丽提上了日程。高宗虽然没有太宗的雄才大略，却是逢上历史的最好机遇。公元666年，高句丽内乱，泉盖苏文死后，世子男生代为莫离支（相当于丞相），但为二弟男建所逼，降于唐。唐高宗借此机会，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句丽。公元668年春夏，各路唐军推进至鸭绿栅，高句丽各城守军或逃或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俘男建，高句丽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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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遍这些历史，我总在想一个问题：在六七世纪的东亚政治格局上，相比中国来说，高句丽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小国，它却为何让隋唐的皇帝们如此牵肠挂肚，动员中华之物力，非欲除之而后快？难道隋唐的君主们真的只会欺软怕硬，专打弱小国家？按照很多人的描述，征高句丽只是封建君主们“私欲”膨胀的结果，是对弱小国家的欺侮，如果是这样，有几点是解释不清的：
一是为什么自隋以来，连续几个政治观点、思想作风、行为方式都有很大区别的中国皇帝独独在高句丽一事上观点认同？隋代以前，中国已经历了三百年的分裂动乱，国家刚刚重新统一，中华民族处在伟大复兴的关健时刻。而在这个时候，隋唐君主们都将高句丽做为国家的重大威胁提了出来，前仆后继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征讨，这不值得让人深思吗？风流倜傥、才学过人的隋炀帝任性好斗，为征高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史书上的唐太宗充满理智与自信，满口“君舟民水”，却也不惜冒“水覆”之险亲征高句丽。唐高宗呢，一直是文弱书生，却在征高句丽一事上，象个斗劲十足的公鸡，发誓一定要完成“父志”。
二是征高句丽是不是象一些人描述的那样是欺软怕硬，欺负弱小国家？纵观六七世纪的东亚，象高句丽这样的“弱小”国家并不止一个，朝鲜半岛上还有新罗、百济，东北后有渤海，南有南诏，至于北方和西面诸国，就更多了。可为何隋唐的君主独独盯着高句丽不放，一定要将其置于死地？有人说，高丽和中国接壤，其实不然，新罗统一半岛后，唐朝并未对其采取什么大的军事行动，终唐之世，相安无事。
三是征高句丽之役是不是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毫无意义”，是完全多余的，中国最终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不错，表面上看是得不偿失的。征灭高句丽让六七世纪的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数年轻的生命葬送在沙场，间接死亡的人就更多。灭高句丽后不过十余年，唐军又不得不从朝鲜半岛撤军，领土多让于新罗。征高句丽的实际效果表面上是看不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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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三个疑问，归结到最终一个问题，高句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隋唐君主不倦征伐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遗憾的是，大多数史书对于征伐的原因都是从表面上一带而过的，无非就是“不顺天命”、“不臣之礼”等等表面的冠冕之词，没有涉及征伐的深层次原因。但是唐太宗的一席话令人深思，贞观十九年，在出征前，太宗谓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好一个“不遗后世忧也”！太宗这句话勘称经典，道出了征伐高句丽最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史书虽对征高句丽一事起因记载不详，但观察秋毫，主要原因在于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已发展成为东亚一个强大的地区性王国，对中华的复兴构成了最直接最危险的威胁。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对于隋唐，犹如前三世纪迦太基对于罗马，十七世纪满清对于明朝，十九世纪日本对于中国，二虎不可兼存，隋唐要想兴盛，必除高句丽不可。
一、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决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强国，而是已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已具备与中国争夺东亚霸权的潜力。 唐史载：“高丽，本扶余别种也。地东跨海距新罗，南亦跨海距百济，西北度辽水与营州接，北？？。其君居平壤城，亦谓长安城，汉乐浪郡也”。高句丽人本是扶余古人的一支，于秦汉之季建国，建国之初，仅在浑江、鸭绿江中游占据一小片土地，范围和面积还不到今天一地级市大，人口也少得可怜。与其说是建国，不如说还只是一个部落领地。可是高句丽的领导人和其它民族不同，善于经营，长远筹划，能够立足根据地，稳扎稳打，逐步扩大地盘。对于中原王朝，采取表面顺服，暗地积力的策略，如果中国出现内乱，则乘机侵占土地，增强实力。经过500年的不懈努力，至六世纪，高句丽王国经于占领了汉代的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土地，隔辽河与中国相望，并征服了沃沮、夫余、？？等游牧民族，“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领土扩大了十倍，人口也大大增加。高句丽和唐太宗作战时，一次能调动军队十五万，可见其已不是一般的国家，加上六世纪东北地区温暖湿润，适宜耕作，分析其人口应在500万左右，常备军应在50万人左右。六世纪，高句丽已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强国，直接威胁中国的复兴。
二、高句丽的国家结构兼有农耕和游牧两个国家形式，组织严密，国家军事潜力大，兵民不分，战斗力强。根据分析，高句丽主体上应是农耕民族，高句丽人依山筑城，垦田游猎，以农耕为主。但其又带有很强的游牧民族特点，秋冬之季是其狩猎季节，加上不断征服了沃沮、夫余、？？等游牧民族，游牧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样，高句丽在军事上，对农耕民族的筑城攻防和游牧民族的骑射都能吸收其优点，为其国家军力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这就是为什么在隋唐征讨战争中高丽军队进能远攻，退能守城的原因所在。相比较突厥这样纯粹“马背上的国家”，高句丽国家组织稳定，有正常的经济基础，军事潜在威胁也就更大。有了这样强大的国家军事组织，高句丽也就具备了与中原政权相对抗的实力。
三、在意识形态上，高句丽保持着部落的纯朴民风，并未完全接受儒家文化。大家切莫将高丽和后来的朝鲜王国并论。朝鲜王国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古国，而高句丽则不是。史载“高句丽礼灵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国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皆自祭。人喜学，至穷里厮家，亦相矜勉，衢侧悉构严屋，号局堂，子弟未婚者曹处，诵经习射。”可见，高句丽的民风是原始淳朴的，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和中国存在较大差别。儒家文化讲究仁义，接受儒化的国家侵略性和危险性就会减退（除日本变异的儒学外），但高句丽则没有，由于文化上的不相认同，高句丽对中国的威胁也就更大。
四、六七世纪的亚洲国家关系上，高句丽的结盟和征伐已对中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六世纪，高句丽已在东北亚兴起，周围各国纷纷臣服，？？、回纥等善战的游牧民族都已为其所用，就连强大的突厥汗国也已和高句丽结盟，不断侵扰中国的北部边境，相对于国家发展仅是雏形，极不稳定的突厥，高句丽是起主导作用，威胁更大。在朝鲜半鸟上，百济已成为高句丽的盟友，而另一个国家新罗则面临着高句丽、百济和日本三方的威胁，国家时刻都在生死存亡中。这时，高句丽的战略目标是：在朝鲜半岛，制定先消灭新罗，最后消灭百济，统一半岛的计划，不断加强对新罗的攻势，这是高句丽首要的战略计划。在北方，进一步巩固东北亚的根据地，慑服各族，对突厥采取结盟利用战略，分化突厥和中原王朝的关系，挑起战争，以收渔利。对中国，首先积极备战，第二采取表面上绥靖政策，不断进贡予以麻痹，第三挑动中国河北一带的地方势力和军阀们对抗中央（如北齐贵族等），破坏中国的统一，第四不断小股部队侵扰，削弱中国边防。
相对于高句丽来说，早已儒化的新罗国危险性较小，新罗一直也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这一点，隋唐君主们都是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唐太宗听说新罗被高句丽围攻告急时，下定决心要干涉的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隋唐时代对高句丽大加讨伐的真正原因。这只能归纳为一句话：没有征高句丽战争，就不会有中华隋唐的兴盛。隋唐时代百万中华将士的鲜血不会白流。
现在大家都知道强大的罗马帝国是今天西方文明的源头。殊不知在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兴起时，在地中海对岸北非境内，还有一个和罗马同时兴起的王国：迦太基，这个国家同样兴盛强大。面对同时兴起的两个国家，地中海只要一个，虽然残酷但却是现实，于是，按优胜劣汰的原则，罗马和迦太基展开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三次布匿战争。有好几次，迦太基的军队都打到罗马城下，但罗马上下同心，同仇敌忾，最终战胜了迦太基，将迦太基城夷为平地。每当读起这段历史时，我就会想起隋炀帝浩浩荡荡的征高句丽之战，这位才华横溢但冲动不已的君王，面对横尸遍野，天下沸腾，万人骂名，在辽河边恐怕也感慨无人知已了。
一将成功万骨枯，那一国成功呢？恐怕也是万国枯吧？高句丽国的崩溃铸就了隋唐的辉煌。同样，大英帝国的兴盛不也是征讨的结果吗？没有中国四亿两白银的赔款，日本也不会有战胜西方列强称雄亚洲的资本。美国的强盛呢，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掠夺和奴役。整个一部大国的强盛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杀戮史。
这很残忍，但只有强者才能得到尊重，要想得到尊重，必须遵循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法则。
在唐朝进攻高句丽的最后一次战争中，最关键的地方：“高句丽内部有人哗变，打开了城门”否则，中国军队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攻破平壤。（平壤城是按照军事堡垒来建造的）
中国进攻高句丽的目的和这个国家的体制有很大关系。
高句丽实行“全民皆兵”的体制。
高句丽
国土：包含中国现在的辽宁大部、吉林南部、朝鲜半岛北部。
人口：300万。
民族：契丹、靺和、汉、高句丽。其中高句丽人口占全国1/5。
教育：男子从幼年时候接受军事教育。高句丽少年实行文武双修制度。（白天学习军事策略、武艺格斗；晚上学习文化。）
战争导火索：
隋炀帝北巡突厥，高句丽国王因为想保全自己，曾经同时向南方的陈朝和北方的隋朝称臣，在陈朝灭亡后，隋炀帝要求高句丽将王太子献之中国作为人质；同时要求高句丽国王亲自进贡（当时中国国内的大臣认为会借此杀掉高句丽国王）。高句丽甚为惊恐，请罪。
隋炀帝在巡视突厥之时，带去了40万大军。要求高句丽王一起打猎。高句丽国王更加惊恐。
隋炀帝本想借机顺势消灭辽东，但是考虑力量不太把握，以”高句丽王不知礼数“为由发动全国军队远征。
隋炀帝发动全国军队远征，证明他很明智。——他知道高句丽的凶悍！巡游时的40万大军根本不够。
隋炀帝发动对高句丽远征，证明他很昏庸。——高句丽自称中国臣属，可以充分利用之。但是为了消灭高句丽丢掉江山是为不明智之举。
凌迟也称陵迟，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陵迟原来指山陵的坡度是慢慢降低的，用于死刑名称，则是指处死人时将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痛苦地慢慢死去。
凌迟刑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代，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是最残忍的一种死刑。
这种刑法主要用于处罚那些十恶中的一些犯罪，如谋反、大逆等。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如果打骂父母或公婆、儿子杀父亲、妻子杀丈夫，也是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要处凌迟刑。但后来为了镇压农民反抗，对于不按时交纳赋税的也要处以凌迟刑，这在明太祖时期尤为突出。
凌迟刑的处刑方式很残忍，一般记述是说将人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而历代行刑方法也有区别，一般是切八刀，先切头面，然后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后枭首。但实际上比八刀要多，清朝就有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和一百二十刀的几类。二十四刀是：一、二刀切双眉，三、四刀切双肩，五、六刀切双乳，七、八刀切双手和两肘间，九、十刀切去两肘和两肩之间部分，十一、十二刀切去两腿的肉，十三、十四刀切两腿肚，十五刀刺心脏，十六刀切头，十七、十八刀切双手，十九、二十刀切两腕，二十一、二十二刀切双脚，二十三、二十四刀切两腿。
实际执行时，还有更多的，最多的是明朝作恶多端的太监刘瑾被割了三天，共四千七百刀。凌迟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经沈家本奏请，颁布《大清现行律例》后才下令将凌迟、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具改斩决”。凌迟等酷刑被废除，死刑仍分绞、斩两种，而且各种名目的酷刑并没有禁绝。
凌迟刑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代，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是最残忍的一种死刑。
这种刑法主要用于处罚那些十恶中的一些犯罪，如谋反、大逆等。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如果打骂父母或公婆、儿子杀父亲、妻子杀丈夫，也是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要处凌迟刑。但后来为了镇压农民反抗，对于不按时交纳赋税的也要处以凌迟刑，这在明太祖时期尤为突出。
凌迟刑的处刑方式很残忍，一般记述是说将人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而历代行刑方法也有区别，一般是切八刀，先切头面，然后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后枭首。但实际上比八刀要多，清朝就有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和一百二十刀的几类。二十四刀是：一、二刀切双眉，三、四刀切双肩，五、六刀切双乳，七、八刀切双手和两肘间，九、十刀切去两肘和两肩之间部分，十一、十二刀切去两腿的肉，十三、十四刀切两腿肚，十五刀刺心脏，十六刀切头，十七、十八刀切双手，十九、二十刀切两腕，二十一、二十二刀切双脚，二十三、二十四刀切两腿。
实际执行时，还有更多的，最多的是明朝作恶多端的太监刘瑾被割了三天，共四千七百刀。凌迟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经沈家本奏请，颁布《大清现行律例》后才下令将凌迟、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具改斩决”。凌迟等酷刑被废除，死刑仍分绞、斩两种，而且各种名目的酷刑并没有禁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