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淀区清河镇北，有西三旗、西二旗两个村庄；在昌平区东南部北七家镇，还有东三旗、东二旗两个村。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蓬勃发展和城区的急剧膨胀，这几个村庄已非旧日的乡村面貌，楼房别墅拔地而起，居民小区星罗棋布。因而这几个村庄名称知名度也越来越高，特别是西三旗，在八达岭高速公路的路标中，就赫然见到它的名字。
村庄以“旗”称名，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清代的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上三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下五旗)这八旗军，甚至认为这几个村庄是因为清代的八旗军驻地而形成。其实，西三旗等村庄的形成和得名，与清代八旗军并无关系。
西三旗、西二旗、东三旗、东二旗几个村庄的形成与得名，是明代有部分军队在这一带牧马的结果。明代的军制是在一些要害之地设置卫或所，以尽保家卫国之责。一般地说，一个卫有五千六百人，一个千户所有一千一百二十人，一个百户所有一百一十二人。每个所统领两个总旗，十个小旗。每个小旗有十名兵卒，每个总旗有五十名兵卒。可见，明代军队的编制，最基层单位也称为“旗”，犹如今天的“班”。明代为了抗御蒙古势力卷土重来，在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同时，还在长城沿线设置九个镇，也称“九边”，统领大批卫所官兵保卫边防。为了供给沿边驻军所需的战马，在内地设立了许多牧马草场和马房，抽调部分官兵专门牧马养马，甚至民间也承担繁重的为官府养马的任务。有明一代，北京地区的牧马草场和马房很多，其中在西三旗东边的黄土店就有一处，称为黄土店马房。那时候，在黄土店周围没有几个村庄，到处是青草茂盛的空旷之地，被分派到黄土店马房牧马养马的官军，按照所编的小旗散布其间牧马。西三旗、西二旗、东三旗、东二旗等村庄就是明代牧马的各小旗官军的驻地，后来演变成村落，并以当时小旗的编号和所处方位命名。在今清河镇东边、清河北岸有个村庄名为“马房”，则是明代清河马房的遗存。而在昌平小汤山的南边、温榆河北岸也有一个“马房”村，则是属于小汤山马房的范围了。明代北京地区马房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在北京郊区，因清代八旗军的驻防而形成并得名的村庄是有的，那就是圆明园周围和香山左右。
清初，无论是满洲八旗还是蒙古、汉军八旗官兵，都居住在北京内城。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该四旗称为“左翼”。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该四旗称为“右翼”。当时，分居于北京内城的清八旗官兵，形成明显的但不甚规则的圈层结构，其中满洲八旗分居于皇城四周，为最内一圈层，其外为蒙古八旗，再外为汉军八旗。这种状态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不同族属的官兵信任程度的差异。
康熙年间，清室开始营建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先是在已荒废的明武清侯李伟的清华园基础上兴建起畅春园(在北大校园西边)，作为康熙皇帝和皇太后避暑休闲的场所。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又在畅春园北修建圆明园，并赐予皇四子胤禛。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皇帝驾崩后，雍亲王胤禛继位，建元雍正。此后以至乾隆年间，又大规模地扩建圆明园，并在东侧水磨村增建长春园，又将圆明园东南墙外的以交辉园为主的几家私园归并改造，改名为绮春园。这样一来，由紧相毗联的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就构成有“万园之园”盛誉的优美辉煌的皇家离宫——圆明三园。自雍正以后，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几朝皇帝，每年都要在圆明园居住几个月，并上朝理政，圆明园遂成为紫禁城之外的另一座皇宫。为了护卫圆明园的安全，于雍正二年(1724年)始设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在圆明园周围修建营房八所，每所营房建有官房一千五百余间，并有垣墙围绕，从北京城内的满洲八旗中挑选部分官兵前往驻扎。其中，镶黄旗营房在圆明园后树村西，正白旗营房在树村东，镶白旗营房在长春园东北，正黄旗营房在圆明园西北角外的萧家河村北，正红旗营房在北安河桥西北，镶红旗营房在玉泉山东北，正蓝旗营房在海淀东，镶蓝旗营房在清漪园(颐和园)南蓝靛厂。除正白旗另有一处小营房外，其他各旗都集中驻扎一处。每处营房驻有官兵四五百名，按照军职高低分配住房，多者十三间，少者三两间。清朝灭亡之后，这些圆明园八旗营房都无一例外地演变成村落民居，散布于圆明园遗址周围 ，只有蓝旗营、镶白旗、正黄旗、镶红旗等地名宣示着这些村庄的来历。
乾隆十四年(1749年)，于香山设立一营“特种兵”，专门训练官兵爬云梯、攻城池的技艺战法，名为健锐云梯营。健锐云梯营的官兵都是此前征剿大小金川战役中的精锐之旅，骁勇善战。当时有八旗官兵千余名，分为左右两翼，左翼有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右翼有正黄、正红、镶蓝、镶红四旗。左翼建有四层碉楼十四座，三层碉楼十八座；右翼建有五层碉楼二座，四层碉楼十座，三层碉楼二十四座，供训练官兵爬云梯、登城头的技能使用。健锐云梯八旗官兵后又增加千余名。乾隆十五年(1750年)到香山静宜园时，专门赐健锐云梯营军士饭食，以示犒赏和关怀。后来，乾隆皇帝多次到香山健锐营检阅练兵状况，并大加赞扬。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御制阅武诗》写道：“八旗子弟兵，健锐此居营。聚处无他诱，勤操自致精。一时看斫阵，异日待干城。亦已收明效，西师颇著名。”由此可知，在乾隆平定新疆回部时，健锐云梯营的官兵发挥了威力，“所至奋勇先登，屡奏攻坚陷阵之捷，遂成大功。”(乾隆皇帝语)而香山健锐云梯营八旗的营房就散布在香山东麓。这就是今香山公园前为什么有团城、阅武楼和有镶黄北营、镶黄西营、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等村庄与地名的缘故。
村庄以“旗”称名，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清代的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上三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下五旗)这八旗军，甚至认为这几个村庄是因为清代的八旗军驻地而形成。其实，西三旗等村庄的形成和得名，与清代八旗军并无关系。
西三旗、西二旗、东三旗、东二旗几个村庄的形成与得名，是明代有部分军队在这一带牧马的结果。明代的军制是在一些要害之地设置卫或所，以尽保家卫国之责。一般地说，一个卫有五千六百人，一个千户所有一千一百二十人，一个百户所有一百一十二人。每个所统领两个总旗，十个小旗。每个小旗有十名兵卒，每个总旗有五十名兵卒。可见，明代军队的编制，最基层单位也称为“旗”，犹如今天的“班”。明代为了抗御蒙古势力卷土重来，在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同时，还在长城沿线设置九个镇，也称“九边”，统领大批卫所官兵保卫边防。为了供给沿边驻军所需的战马，在内地设立了许多牧马草场和马房，抽调部分官兵专门牧马养马，甚至民间也承担繁重的为官府养马的任务。有明一代，北京地区的牧马草场和马房很多，其中在西三旗东边的黄土店就有一处，称为黄土店马房。那时候，在黄土店周围没有几个村庄，到处是青草茂盛的空旷之地，被分派到黄土店马房牧马养马的官军，按照所编的小旗散布其间牧马。西三旗、西二旗、东三旗、东二旗等村庄就是明代牧马的各小旗官军的驻地，后来演变成村落，并以当时小旗的编号和所处方位命名。在今清河镇东边、清河北岸有个村庄名为“马房”，则是明代清河马房的遗存。而在昌平小汤山的南边、温榆河北岸也有一个“马房”村，则是属于小汤山马房的范围了。明代北京地区马房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在北京郊区，因清代八旗军的驻防而形成并得名的村庄是有的，那就是圆明园周围和香山左右。
清初，无论是满洲八旗还是蒙古、汉军八旗官兵，都居住在北京内城。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该四旗称为“左翼”。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该四旗称为“右翼”。当时，分居于北京内城的清八旗官兵，形成明显的但不甚规则的圈层结构，其中满洲八旗分居于皇城四周，为最内一圈层，其外为蒙古八旗，再外为汉军八旗。这种状态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不同族属的官兵信任程度的差异。
康熙年间，清室开始营建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先是在已荒废的明武清侯李伟的清华园基础上兴建起畅春园(在北大校园西边)，作为康熙皇帝和皇太后避暑休闲的场所。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又在畅春园北修建圆明园，并赐予皇四子胤禛。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皇帝驾崩后，雍亲王胤禛继位，建元雍正。此后以至乾隆年间，又大规模地扩建圆明园，并在东侧水磨村增建长春园，又将圆明园东南墙外的以交辉园为主的几家私园归并改造，改名为绮春园。这样一来，由紧相毗联的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就构成有“万园之园”盛誉的优美辉煌的皇家离宫——圆明三园。自雍正以后，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几朝皇帝，每年都要在圆明园居住几个月，并上朝理政，圆明园遂成为紫禁城之外的另一座皇宫。为了护卫圆明园的安全，于雍正二年(1724年)始设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在圆明园周围修建营房八所，每所营房建有官房一千五百余间，并有垣墙围绕，从北京城内的满洲八旗中挑选部分官兵前往驻扎。其中，镶黄旗营房在圆明园后树村西，正白旗营房在树村东，镶白旗营房在长春园东北，正黄旗营房在圆明园西北角外的萧家河村北，正红旗营房在北安河桥西北，镶红旗营房在玉泉山东北，正蓝旗营房在海淀东，镶蓝旗营房在清漪园(颐和园)南蓝靛厂。除正白旗另有一处小营房外，其他各旗都集中驻扎一处。每处营房驻有官兵四五百名，按照军职高低分配住房，多者十三间，少者三两间。清朝灭亡之后，这些圆明园八旗营房都无一例外地演变成村落民居，散布于圆明园遗址周围 ，只有蓝旗营、镶白旗、正黄旗、镶红旗等地名宣示着这些村庄的来历。
乾隆十四年(1749年)，于香山设立一营“特种兵”，专门训练官兵爬云梯、攻城池的技艺战法，名为健锐云梯营。健锐云梯营的官兵都是此前征剿大小金川战役中的精锐之旅，骁勇善战。当时有八旗官兵千余名，分为左右两翼，左翼有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右翼有正黄、正红、镶蓝、镶红四旗。左翼建有四层碉楼十四座，三层碉楼十八座；右翼建有五层碉楼二座，四层碉楼十座，三层碉楼二十四座，供训练官兵爬云梯、登城头的技能使用。健锐云梯八旗官兵后又增加千余名。乾隆十五年(1750年)到香山静宜园时，专门赐健锐云梯营军士饭食，以示犒赏和关怀。后来，乾隆皇帝多次到香山健锐营检阅练兵状况，并大加赞扬。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御制阅武诗》写道：“八旗子弟兵，健锐此居营。聚处无他诱，勤操自致精。一时看斫阵，异日待干城。亦已收明效，西师颇著名。”由此可知，在乾隆平定新疆回部时，健锐云梯营的官兵发挥了威力，“所至奋勇先登，屡奏攻坚陷阵之捷，遂成大功。”(乾隆皇帝语)而香山健锐云梯营八旗的营房就散布在香山东麓。这就是今香山公园前为什么有团城、阅武楼和有镶黄北营、镶黄西营、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等村庄与地名的缘故。
1、天下之事，分合交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夏一统，商周继之，春秋战国乱之；秦一统，两汉继之，三国魏晋南北朝乱之；隋一统，大唐继之，五代十国宋辽金乱之；元一统，明清继之，民国乱之。
2、红颜祸水，倾国倾城：
夏亡于妹喜；商亡于妲己；西周亡于褒姒；吴亡于西施；秦以吕易嬴，赵姬之功；晋牛继马后，光姬之力；唐衰于杨玉环；明亡于陈圆圆；清败于太后慈禧。
3、历史有无数的选择，选择在某个人手里：
秦之李斯，助纣为虐，焚书坑儒；汉之王莽，书生治国，一塌糊涂；唐之安禄山，安史之乱，由盛转衰；宋之王安石，变法维新，由治而乱；明之吴三桂，一己之私，引狼入室；清之袁世凯，卖友求荣，反复无常。
4、内忧小人干政，外戚、宦官、后宫；中忧官场腐败，官逼必然民反；外忧民族矛盾，异族虎视耽耽：
历朝历代之灭亡，无不由此三者起。
5、胜者王侯败者贼，历史即是：为胜者歌功颂德、败者落井下石的虚假陈述：
胜即是刘邦，败即是项羽；胜即是李世民，败即是窦建德；胜即是朱元璋，败即是张士诚；胜是一国之君，败是流贼草寇。
6、矫枉总是过正，其实过犹不及：
秦尚法，汉即尚儒；唐重武轻文，宋即重文轻武；唐宋尚诗词，明清即尚八股。
7、越是四分五裂，政治混乱，思想越光辉灿烂；越是大一统，政治稳定，思想越停滞不前：
前者如春秋战国之百家争鸣，魏晋南北朝之三教合融；后者如秦之焚书坑儒，汉之独尊儒术，明之八股，清之文字狱。
8、地域环境左右命运：
中国自古东临太平洋，北接荒芜人烟的西伯利亚，西北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为喜马拉雅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之内生存，养成了国人含蓄内敛、保守中庸、消极忍耐的农耕性格。故历朝政府皆重农抑商，重伦理文采，轻科技实用；如夏政权在陕西、商政权在河南；西周政权在陕西、东周政权在河南；秦、西汉政权在陕西、东汉政权在河南；隋、唐政权在陕西、北宋政权在河南。五千年文明，有四千年历史皆在农耕最发达的中原地区上演，由此可见，中国一直都是以农耕为主的黄色文明。直到异族蒙古入主中原，定都北京，明清政权才随之坐落于此，中国的农耕地位才逐渐为之动摇。
当政权东西对峙时，西强而东弱；南北对峙时，北强而南弱。原因也正是在于西和北更接近于游牧民族，两种文化的交融，自然比东南单纯的农耕文化多了一些强悍。然而，每一次异族依*武力的入侵，又都会被汉文化迅速的同化。
9、朝代之初，君强臣强；朝代之中，君强臣弱，朝代之末，君弱臣强：
如唐之初，君有太宗，臣有房、杜；唐之中，君有玄宗，臣则为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唐末之君不足道也，臣却为虎狼之臣，如朱温之辈。历朝历代，莫不如此，岂有他哉！
10、单以武治，刚且易折；单以文治，软弱可欺；文武结合，刚柔兼济，方能长治久安：
如秦、元所向披靡，却迅速灰飞湮灭，两宋文化鼎盛，却屡被异族欺凌。惟汉、唐重文韬武略，方绵延三四百载，号称盛世，今已不再矣。
夏一统，商周继之，春秋战国乱之；秦一统，两汉继之，三国魏晋南北朝乱之；隋一统，大唐继之，五代十国宋辽金乱之；元一统，明清继之，民国乱之。
2、红颜祸水，倾国倾城：
夏亡于妹喜；商亡于妲己；西周亡于褒姒；吴亡于西施；秦以吕易嬴，赵姬之功；晋牛继马后，光姬之力；唐衰于杨玉环；明亡于陈圆圆；清败于太后慈禧。
3、历史有无数的选择，选择在某个人手里：
秦之李斯，助纣为虐，焚书坑儒；汉之王莽，书生治国，一塌糊涂；唐之安禄山，安史之乱，由盛转衰；宋之王安石，变法维新，由治而乱；明之吴三桂，一己之私，引狼入室；清之袁世凯，卖友求荣，反复无常。
4、内忧小人干政，外戚、宦官、后宫；中忧官场腐败，官逼必然民反；外忧民族矛盾，异族虎视耽耽：
历朝历代之灭亡，无不由此三者起。
5、胜者王侯败者贼，历史即是：为胜者歌功颂德、败者落井下石的虚假陈述：
胜即是刘邦，败即是项羽；胜即是李世民，败即是窦建德；胜即是朱元璋，败即是张士诚；胜是一国之君，败是流贼草寇。
6、矫枉总是过正，其实过犹不及：
秦尚法，汉即尚儒；唐重武轻文，宋即重文轻武；唐宋尚诗词，明清即尚八股。
7、越是四分五裂，政治混乱，思想越光辉灿烂；越是大一统，政治稳定，思想越停滞不前：
前者如春秋战国之百家争鸣，魏晋南北朝之三教合融；后者如秦之焚书坑儒，汉之独尊儒术，明之八股，清之文字狱。
8、地域环境左右命运：
中国自古东临太平洋，北接荒芜人烟的西伯利亚，西北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为喜马拉雅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之内生存，养成了国人含蓄内敛、保守中庸、消极忍耐的农耕性格。故历朝政府皆重农抑商，重伦理文采，轻科技实用；如夏政权在陕西、商政权在河南；西周政权在陕西、东周政权在河南；秦、西汉政权在陕西、东汉政权在河南；隋、唐政权在陕西、北宋政权在河南。五千年文明，有四千年历史皆在农耕最发达的中原地区上演，由此可见，中国一直都是以农耕为主的黄色文明。直到异族蒙古入主中原，定都北京，明清政权才随之坐落于此，中国的农耕地位才逐渐为之动摇。
当政权东西对峙时，西强而东弱；南北对峙时，北强而南弱。原因也正是在于西和北更接近于游牧民族，两种文化的交融，自然比东南单纯的农耕文化多了一些强悍。然而，每一次异族依*武力的入侵，又都会被汉文化迅速的同化。
9、朝代之初，君强臣强；朝代之中，君强臣弱，朝代之末，君弱臣强：
如唐之初，君有太宗，臣有房、杜；唐之中，君有玄宗，臣则为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唐末之君不足道也，臣却为虎狼之臣，如朱温之辈。历朝历代，莫不如此，岂有他哉！
10、单以武治，刚且易折；单以文治，软弱可欺；文武结合，刚柔兼济，方能长治久安：
如秦、元所向披靡，却迅速灰飞湮灭，两宋文化鼎盛，却屡被异族欺凌。惟汉、唐重文韬武略，方绵延三四百载，号称盛世，今已不再矣。
评价明清之际的历史人物，首先必须认识到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成员，而不能站在明朝的立场上，更不能充当明朝的遗老遗少，无视中国历史上以清代明这个历史事实。在此前提下，我们来对清初爱国将领施琅作出评价，就会比较客观，比较实事求是。
众所周知，清代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而施琅正是完成清初统一大业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应当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爱国将领。
施琅（1621—1696年），福建晋江人。初为郑芝龙、郑成功部将，降清后任福建水师提督。他之所以力主收复台湾，目的是为了祖国的统一，认识到只有使“四海归一”，才能使“边民无患”。他多方论证，说服清廷不可放弃台湾，终使清廷下决心在台湾设府建制。施琅为实现统一台湾的理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的爱国思想和行动可以从如下三方面加以评价。
一、统一台湾的思想和践行。
统一台湾是施琅一贯的主张，因为他看到了统一台湾对祖国安危的重要性。从康熙三年（1664年）开始，施琅就建议“当乘其（指台湾郑氏政权）民心未固、军情尚虚”的时刻，进军澎湖、台湾，使“四海归一”。在他因飓风所阻，两次进军澎湖、台湾失败后，仍矢志统一台湾，再次上疏要求征台。施琅反对清政府的迁界禁海政策，指出这一政策不合于“天下一统”，又影响财政收入，应尽快“讨平台湾”，“百姓得享升平，国家获增饷税”。清政府当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将他调入京师为官。在京期间，他一面继续上疏征台，争取康熙帝的支持；一面广交朝中大臣，争取他们对统一台湾事业的理解和支持。
清朝平定三藩之乱以后，福建总督姚启圣上疏力主乘胜收复台湾。康熙采纳大学士明珠的意见，决定先招抚，招抚不成，再用武力。那时郑氏政权已无恢复明室的可能，只想保住在台湾割据的局面。他们在与清朝的谈判中，多次要求“不剃发，执朝鲜事例”，“称臣纳贡”，“世守台湾”，“照琉球、高丽等外国例，称臣进贡”。他们的这种设想，从主观上看，未必意识到要分裂中国，但客观效果则不堪设想。如果清朝同意郑氏政权的要求，台湾这块自古以来的中国领土，就会在那时从祖国分割出去。康熙帝在遣使与郑氏代表谈判中，作出很大让步，即郑氏归顺清朝以后，可以在台湾居住，“保境息民”，但郑氏必须成为清朝臣民，台湾必须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然而，郑氏政权没有同意。不久，郑经病死，郑氏内部彼此争权，政局动荡。姚启圣认为征台的时机已到，就向康熙帝再次奏请进取台湾，并推荐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此奏很快得到康熙同意。
从以上史实不难看出，清朝用施琅征台，已不是民族战争的继续，更不是什么明清两个帝国之间的对抗（那时的明朝早已不存在，就连南明诸政权也早已相继结束），而是清朝要么统一台湾，要么允许台湾从中国领土上分割出去。
施琅上任以后，积极训练水师，督造战船，选拔将领，全心筹措征台计划。他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中旬，率清军大举进攻，二十二日占领澎湖，一部分郑军官兵投降，郑军主帅刘国轩逃往台湾。清军占领澎湖后，郑氏败局已定，但施琅却不忙于进军台湾，而是着眼于做争取郑氏及其军队的工作。他厚待投降和被俘的郑军将士，稳定民心；同时建议朝廷“颁赦招抚”郑氏，以争取和平统一台湾。康熙同意他的招抚政策。施琅在澎湖“抚绥地方，人民乐业，鸡犬不惊”，甚至派人捞救跳水未死的郑军官兵，使得台湾、澎湖军民“莫不感泣，愿内向”。郑克塽、刘国轩见施琅“无屠戮意”，也愿意归顺。施琅不费兵卒地抵达台湾，从此台湾成为清朝疆域的一部分。这是继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使中国疆土再次得以统一的壮举。施琅在清朝统一中国疆域的过程中，立下了丰功伟绩。
二、以国家、百姓为重，不计私仇。
清军攻下澎湖以后，有人向施琅进言：“公与郑氏三世仇，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也，何不急扑灭之以雪前冤？”施琅却说：“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与有？”他还向郑氏手下的人声明，“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对杀他子侄的刘国轩，施琅在俘虏中找到刘的亲信，对他说：“我决不与为仇，他肯降，吾必保奏而之公侯。前此各为其主，忠臣也。彼故无罪，吾必与之结姻亲，以其为好汉也。”甚至还当场“折箭立誓”。刘国轩掌握郑氏军权，他的一举一动足以影响郑氏方面的态度，施琅明白刘国轩在台湾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不计个人家仇，倾心招抚刘国轩。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郑氏降清，刘国轩的确起了重要作用。由于施琅在澎湖击垮了刘军主力，又采取积极招抚的政策，郑氏集团终于认清形势：“揆之天时人事，悉已顺于清朝，若不见机，恐有不测，反为大丈夫之羞。今全举版图，清朝宽恩仁慈，未必深加罪谴。”因此决定降清，促使祖国统一大业实现。施琅到台湾后，果然做到了不计前仇。他见到在关键时刻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而降清的郑克等人时，与之“握手开诚，矢不宿怨”，且认真执行政策，妥善安置郑克塽和刘国轩等将官，“礼待优厚，出郑氏望外”。更值得一提的是，施琅还亲自撰文去郑成功庙致祭，充分肯定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功绩，同时也“微寓其不仇故主之意”，表现他宽阔的胸怀和对郑成功的敬仰。
三、在台湾的弃留之争中，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张绝不能弃而不守。
施琅统一台湾后，清廷内部产生了一场对台湾的弃留之争。许多大臣对台湾的历史、地理缺乏认识，竟然认为台湾是“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加广；裸体纹身之番，不足与共守；日费天府金钱于无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就连一向支持施琅统一台湾的大学士李光地也认为，“台湾隔在大洋以外，声息皆不相通”，可以“空其地任夷人居之”。甚至连康熙也认为“台湾属海外地方，无甚关系”，“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在大臣中主张守而不弃者，居然只有少数人，即如姚启圣和施琅等。施琅是经过对台湾的亲身调查研究而据理力争的。他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从台湾的人口、物产资源说明留守台湾不会增加朝廷的财政负担；从台湾的地理位置说明其战略地位的重要，“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因此，“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更重要的是，他对西方殖民者的情况有所了解，对荷兰殖民者的侵略本性有所认识，认为“红毛”“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也就是说，如果清朝放弃台湾，荷兰殖民者就会卷土重来。为此，施琅强调台湾断断不可放弃，他还提出了在台湾设置官兵等治理台湾的具体建议。由于施琅的上疏具体，有说服力，一些大臣赞同他的建议，促使康熙下决心留守台湾，并于1684年设立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
在闭关锁国、自以为是天朝大国的清初时代，施琅能对西方殖民者有这点初步认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是包括康熙在内的同时代人所不及的。应当说，施琅这一贡献比起他收复台湾来说，在反对西方殖民者的问题上，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评价施琅的功绩时，应当摒弃明朝遗老对他的偏见，用科学的历史观实事求是地来分析施琅的是非功过，看到他在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他和历史上许多爱国将领一样，有着强烈的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优秀品质。
众所周知，清代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而施琅正是完成清初统一大业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应当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爱国将领。
施琅（1621—1696年），福建晋江人。初为郑芝龙、郑成功部将，降清后任福建水师提督。他之所以力主收复台湾，目的是为了祖国的统一，认识到只有使“四海归一”，才能使“边民无患”。他多方论证，说服清廷不可放弃台湾，终使清廷下决心在台湾设府建制。施琅为实现统一台湾的理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的爱国思想和行动可以从如下三方面加以评价。
一、统一台湾的思想和践行。
统一台湾是施琅一贯的主张，因为他看到了统一台湾对祖国安危的重要性。从康熙三年（1664年）开始，施琅就建议“当乘其（指台湾郑氏政权）民心未固、军情尚虚”的时刻，进军澎湖、台湾，使“四海归一”。在他因飓风所阻，两次进军澎湖、台湾失败后，仍矢志统一台湾，再次上疏要求征台。施琅反对清政府的迁界禁海政策，指出这一政策不合于“天下一统”，又影响财政收入，应尽快“讨平台湾”，“百姓得享升平，国家获增饷税”。清政府当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将他调入京师为官。在京期间，他一面继续上疏征台，争取康熙帝的支持；一面广交朝中大臣，争取他们对统一台湾事业的理解和支持。
清朝平定三藩之乱以后，福建总督姚启圣上疏力主乘胜收复台湾。康熙采纳大学士明珠的意见，决定先招抚，招抚不成，再用武力。那时郑氏政权已无恢复明室的可能，只想保住在台湾割据的局面。他们在与清朝的谈判中，多次要求“不剃发，执朝鲜事例”，“称臣纳贡”，“世守台湾”，“照琉球、高丽等外国例，称臣进贡”。他们的这种设想，从主观上看，未必意识到要分裂中国，但客观效果则不堪设想。如果清朝同意郑氏政权的要求，台湾这块自古以来的中国领土，就会在那时从祖国分割出去。康熙帝在遣使与郑氏代表谈判中，作出很大让步，即郑氏归顺清朝以后，可以在台湾居住，“保境息民”，但郑氏必须成为清朝臣民，台湾必须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然而，郑氏政权没有同意。不久，郑经病死，郑氏内部彼此争权，政局动荡。姚启圣认为征台的时机已到，就向康熙帝再次奏请进取台湾，并推荐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此奏很快得到康熙同意。
从以上史实不难看出，清朝用施琅征台，已不是民族战争的继续，更不是什么明清两个帝国之间的对抗（那时的明朝早已不存在，就连南明诸政权也早已相继结束），而是清朝要么统一台湾，要么允许台湾从中国领土上分割出去。
施琅上任以后，积极训练水师，督造战船，选拔将领，全心筹措征台计划。他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中旬，率清军大举进攻，二十二日占领澎湖，一部分郑军官兵投降，郑军主帅刘国轩逃往台湾。清军占领澎湖后，郑氏败局已定，但施琅却不忙于进军台湾，而是着眼于做争取郑氏及其军队的工作。他厚待投降和被俘的郑军将士，稳定民心；同时建议朝廷“颁赦招抚”郑氏，以争取和平统一台湾。康熙同意他的招抚政策。施琅在澎湖“抚绥地方，人民乐业，鸡犬不惊”，甚至派人捞救跳水未死的郑军官兵，使得台湾、澎湖军民“莫不感泣，愿内向”。郑克塽、刘国轩见施琅“无屠戮意”，也愿意归顺。施琅不费兵卒地抵达台湾，从此台湾成为清朝疆域的一部分。这是继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使中国疆土再次得以统一的壮举。施琅在清朝统一中国疆域的过程中，立下了丰功伟绩。
二、以国家、百姓为重，不计私仇。
清军攻下澎湖以后，有人向施琅进言：“公与郑氏三世仇，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也，何不急扑灭之以雪前冤？”施琅却说：“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与有？”他还向郑氏手下的人声明，“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对杀他子侄的刘国轩，施琅在俘虏中找到刘的亲信，对他说：“我决不与为仇，他肯降，吾必保奏而之公侯。前此各为其主，忠臣也。彼故无罪，吾必与之结姻亲，以其为好汉也。”甚至还当场“折箭立誓”。刘国轩掌握郑氏军权，他的一举一动足以影响郑氏方面的态度，施琅明白刘国轩在台湾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不计个人家仇，倾心招抚刘国轩。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郑氏降清，刘国轩的确起了重要作用。由于施琅在澎湖击垮了刘军主力，又采取积极招抚的政策，郑氏集团终于认清形势：“揆之天时人事，悉已顺于清朝，若不见机，恐有不测，反为大丈夫之羞。今全举版图，清朝宽恩仁慈，未必深加罪谴。”因此决定降清，促使祖国统一大业实现。施琅到台湾后，果然做到了不计前仇。他见到在关键时刻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而降清的郑克等人时，与之“握手开诚，矢不宿怨”，且认真执行政策，妥善安置郑克塽和刘国轩等将官，“礼待优厚，出郑氏望外”。更值得一提的是，施琅还亲自撰文去郑成功庙致祭，充分肯定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功绩，同时也“微寓其不仇故主之意”，表现他宽阔的胸怀和对郑成功的敬仰。
三、在台湾的弃留之争中，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张绝不能弃而不守。
施琅统一台湾后，清廷内部产生了一场对台湾的弃留之争。许多大臣对台湾的历史、地理缺乏认识，竟然认为台湾是“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加广；裸体纹身之番，不足与共守；日费天府金钱于无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就连一向支持施琅统一台湾的大学士李光地也认为，“台湾隔在大洋以外，声息皆不相通”，可以“空其地任夷人居之”。甚至连康熙也认为“台湾属海外地方，无甚关系”，“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在大臣中主张守而不弃者，居然只有少数人，即如姚启圣和施琅等。施琅是经过对台湾的亲身调查研究而据理力争的。他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从台湾的人口、物产资源说明留守台湾不会增加朝廷的财政负担；从台湾的地理位置说明其战略地位的重要，“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因此，“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更重要的是，他对西方殖民者的情况有所了解，对荷兰殖民者的侵略本性有所认识，认为“红毛”“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也就是说，如果清朝放弃台湾，荷兰殖民者就会卷土重来。为此，施琅强调台湾断断不可放弃，他还提出了在台湾设置官兵等治理台湾的具体建议。由于施琅的上疏具体，有说服力，一些大臣赞同他的建议，促使康熙下决心留守台湾，并于1684年设立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
在闭关锁国、自以为是天朝大国的清初时代，施琅能对西方殖民者有这点初步认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是包括康熙在内的同时代人所不及的。应当说，施琅这一贡献比起他收复台湾来说，在反对西方殖民者的问题上，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评价施琅的功绩时，应当摒弃明朝遗老对他的偏见，用科学的历史观实事求是地来分析施琅的是非功过，看到他在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他和历史上许多爱国将领一样，有着强烈的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优秀品质。
毒妇一——吕后
汉高祖刘邦和吕雉可谓患难夫妻，但是戚夫人的出现成为吕后幸福生活的严重障碍。有一句话：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戚夫人美貌多姿色，能歌善舞，而且为刘邦生下一个儿子如意。如意聪慧可爱，刘邦疼爱小儿，有了废长立幼之念，令吕雉大为恐慌，幸亏有众大臣的拥戴，吕雉才保住了自己的位子。
刘邦死后，吕雉专权，开始对高祖的宠姬戚夫人大肆报复，砍掉她的手足，挖去她的眼睛，熏聋她的耳朵，还用药物把她变成哑吧，然后将她半死不活地抛入地窖，称为“人彘”。以至于吕雉之子汉惠帝撞见之后，惊吓成病，卧床不起。
这种惨无人道的杀人手段，历史上不止出现一次，但是似乎吕后的手段前古未有。
吕雉掌握权利之后，政治手腕越来越强硬，作风老辣。为了斩草除根，她还将戚夫人之子如意骗入宫中。汉惠帝知道母亲居心叵测，有可能突施毒手。为了保护幼弟，皇帝吃住都同其在一起，寸步不离。但即便是有了兄长的贴身照顾，幼小的如意仍旧逃不出吕稚的魔掌。终于有一天，吕稚趁着惠帝出去狩猎之际，将幼小的如意鸩杀。
毒妇二——昭信
昭信其人，汉景帝之孙广川王刘去的姬妾而已。是否美貌不得而知，但因为生性最残忍毒辣，所以暂列其一。
据史料记载，刘去最先宠爱王昭平、王地余二姬，答应将他们立为王后。可荒淫无度的他后来又喜欢上了另一名女子昭信。王昭平、王地余二姬嫉妒之余便私下合谋，想要加害昭信。事情败露后，刘去便对昭平用刑逼供，鞭笞之下昭平不服，换以铁针针之，昭平勉强招供；于是刘去召集诸位宠姬，令其以剑刺杀地余，令昭信刺杀昭平。又绞杀三名贴身奴婢，并将二人尸体掘出，烧为灰烬。
后来昭信又诬告刘去另一爱姬陶望卿，刘去听信谗言，带着昭信和诸位姬妾到了望卿住处，“裸其身，更击之。令诸姬各持烧铁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椽弋其阴中，割其鼻唇，断其舌……与去共支解，置大镬中，取桃灰毒药并煮之，召诸姬皆临观”，后来昭信又陷害一名姬妾荣爱，“爱恐，自投井，出之未死……去缚系柱，烧刀灼溃两目，生割两股，销铅灌其口中。爱死，支解以棘埋之。”凡是因为受到刘去宠幸而被昭信秘密杀害的女子，就有十四人之多。
如此种种手段真是够残忍了！所以昭信之毒堪为第一！
毒妇三——骊姬
骊姬之毒全在“阴柔”二字，可谓杀人不见血。
春秋时期，晋献公出兵攻打骊戎（古代少数民族名。西戎的一支，姬姓。在今陕西省临潼县的骊山），灭了骊戎之君，将他的女儿骊姬作为俘虏带回国内。
骊姬的美丽，令献公想入非非，不顾占卜人的劝阻坚持将其纳未己有。之后骊姬生下一子，取名叫奚齐。
因为有了儿子，骊姬开始为自己母子的未来权位未雨绸缪，蠢蠢欲动。
首先，她要为儿子扫清踏上国君之位的障碍，除掉最有才华的三个王子：申生、重耳、夷吾。
她唆使献公，让申生率军攻打戎狄，以便伺机抓住把柄，置太子申生于死地，但均未能得逞。接着又诬陷申生在祭祀的肉里下毒，想要害死献公，逼得申生百口莫辩，含恨自杀。申生死后，骊姬又诬陷夷吾是同谋，吓得二公子重耳逃往蒲城，夷吾逃往屈城，加强防备，严阵以待。
献公听说两位公子不辞而别，大发雷霆，更加认定两位公子与太子有谋害骊姬之意，命令发兵攻打蒲城。蒲人之宦者勃鞮得令，敦促重耳快快自杀谢罪。重耳跳墙逃走，宦者追上挥刀斩断了重耳的衣袖。重耳跑到了翟。献公还派人讨伐屈城，但是没能攻下。
献公死了之后，大夫里克、邳郑发动三公子的党羽作乱，先后杀掉奚齐和卓子，夷吾回国即了君位。骊姬掀起的这场轩然大波，才宣告平息。
毒妇四——赵飞燕
赵飞燕之美貌，可谓天下第一，无与伦比，当年能做掌上舞的轻盈女子，虽然是艳丽如花，但内心的狠毒无情也毫不逊色。
赵飞燕被汉成帝召入宫后，很快与妹妹赵合德合力搞垮了皇后许氏，自己取而代之。赵飞燕舞技超群，有出身于烟花巷之说。由于曾为歌妓，所以无生育能力。妹妹同样不能生育，花无百日红，倘若不能生育自己的儿子来稳固地位，那这对她们来说的确太危险了。
由此两人开始时刻注意被皇帝宠幸的宫妃。一些怀孕的宫嫔由此遭到厄运。一位叫曹宫的宫女，“进御”之后生了一男孩，这本是年逾四十而无子的成帝的一大喜事，然而赵氏姐妹闻讯后，胁迫皇帝下令处死曹宫母子，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惨案。一年以后，同样的悲剧又发生在生下皇子的许美人身上。
据说，成帝对于两人的狠毒行径并非不知，但沉迷于温柔乡中的他难以自拔，以至于亲眼看着自己的骨肉被赵飞燕闷死，只有流泪哀叹而已。
历史记载：“掖廷中御幸生子者辄死，又饮药伤坠者无数。”昏了头的皇帝倾心拜倒在赵氏姐妹的石榴裙下，冒着断绝汉朝皇嗣的危险任其杀害自己的骨肉，赵飞燕可谓魅力独绝了！
不知道是毒还是妒，我看也没必要分开，反正不嫉妒的女人很少，嫉妒的女人总是有一点点的‘毒’的，多谢各位支持！
毒妇五——贾南风
恐怕最可恶的女人非晋惠帝皇后贾南风莫属，此人不但狠毒悍嫉，而且丑陋淫荡，无一可取之处。
身为皇后的她连生四女，没有子嗣，宫中被皇帝临幸之女自然都要面临悲惨境地。
她表现的比赵飞燕姐妹更凶残，在得知一官妾怀孕之后，竟然悍然闯入其居所，用卫士所执的大戟，对该女子当胸就是一戟，使其腹破流血而死。
晋武帝畏其如虎，自矜“朕本诸生家，传礼来久”，是最尊崇“礼法”的。但是面对贾南风的横行暴施，只有徒叹奈何。
毒妇六——独孤皇后
隋文帝杨广的皇后独孤氏其实是可以高枕无忧，用不着大开杀戒的，因为她为隋文帝生下五子，而且五位皇子都长大成人，羽翼已丰，不必为失宠而担忧。但是女人的防御性心理状态还是让她下了毒手，担当了毒妇的恶名。
隋文帝曾经迷恋上仁寿宫的一位宫女。该宫女被称为尉迟氏，自然是年轻漂亮，可谓一朵明艳的解语花。我觉得隋文帝与皇后独孤氏婚姻多年，一直未有其他女子前来夺宠，可见二人情比金坚，就连皇帝也时常对夫妻二二人的深厚感情自我夸赞。尉迟氏能够吸引隋文帝，肯定是魅力非常了！
皇后得知以后大怒，马上派人杀死了尉迟氏，气得隋文帝骑马在京城外的山野中狂奔了大半天，直到天黑才沮丧地回宫。
独孤皇后敢如此凶悍的与丈夫对抗，不过是因为文帝夺取天下也有她的一份功劳，可谓理直气壮。
毒妇七——武则天
我相信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女人能够和武则天相比，她才华横溢，在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光芒独特锋利，是令许多雄视天下的将相都黯然失色的璀璨的明星。
她的狠毒是迫于政治目的，当然我所列举的这些女人大都卷入了政治斗争之中，但是武则天是真正有政治才干的一个。她的“狠毒”也表现在很多方面，弑子杀孙她都做到了，这在宫廷斗争当中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情，这里只说她垂帘听政之前的小小序曲罢了。
对于一个曾经被先皇唐太宗李世民御幸过的女子，还能够再被新皇帝李治接入宫中，并非是因为她魅力非常受到了皇帝的厚爱，而是因为当时宫中后妃争宠的形势造成的。
史上的王皇后虽然貌美，但是形体削瘦苗条，这在以丰腴为美的唐代并不占什么优势，而妩媚多才情的萧淑妃仗着皇帝的宠爱早已不把她放在眼里。面对日趋严峻的形势，皇后把希望寄托在了寄居寺庙的武则天的身上，亲自将她接入宫中，作为自己对付萧淑妃的利刃。
当然那个时候她还不叫武则天，而是被唤做媚娘。
刚入宫时，媚娘的确是温顺可爱，处处讨得宫中上下人的喜欢，但是渐渐的，形势发生了转变。媚娘连续生下弘和贤两位皇子，由小小的昭仪青云直上，成为宫中的新势力，这让王皇后大为恐慌，开始悔不当初，转而与萧淑妃合谋对付媚娘。
之后发生了媚娘新生小公主如意暴死的惨剧，令皇帝大为悲痛。接着，有宫人举报，说是王皇后之前曾经前来探视，举止慌张诡秘。
自此，各种不利于皇后的谣言纷飞，于是王皇后开始惶惶不可终日，深怕会被深究治罪。
其实，小公主的死到底是何人所为已经成为千古之谜。有人说是武媚娘为了夺得权位，孤注一掷，亲自下的毒手，也有人说是因为宫中过于封闭，门窗经常紧闭，而且为了驱走冬天的寒意，宫女们常要燃烧大量木炭取暖，造成了婴儿的窒息死亡。
无论是哪一种死因，武媚娘对于女儿的暴亡表现的痛不欲生。在逐步清理掉朝上的敌对势力之后，她开始将矛头指向宫中的女人。
首先是皇后被以在宫中施行巫蛊之术被废，接着是同萧淑妃一起被贬为庶人。罪名是企图用鸩酒毒杀武昭仪。
据说她们被囚禁在一个只露一小孔的黑暗密室中，与外界隔绝。后来唐高宗念着旧情去看过她们一次，看到两个女人限于如此悲惨境地，便动了恻隐之心，假以安慰，说了些将来放二人出去的话。消息迅速传到了媚娘的耳中。于是她俩随后被武媚娘各打一百杖，砍去手足，投入了酒瓮之中。媚娘曾经令人传言：我这是特意满足你们两个人的愿望，让你们品尝到骨酥筋软的滋味。
王皇后面对绝境，反而显得很解脱，说是终于可以放下宫廷的争斗，安静的离去了。而萧淑妃犹在大骂：阿武妖精，乃至于此！日定当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两个女子在酒瓮之中浸泡数天之后，终于悲惨的死去。
淑妃的临终遗言传到武则天耳朵里，不免让她在心底产生罪恶感，心惊肉跳，由此武则天下令宫中不得养猫。武则天怕猫的传说也在民间流传开了。
毒妇八——李皇后
南宋光宗的李皇后同样心狠手辣，为了制止丈夫的花心也是别出心裁，百般恐吓。
一日，光宗洗手时，看到侍奉其浣洗宫女的手特别白皙，十分喜爱，禁不住伸手触摸，啧啧称赞。几天以后，李皇后就派人给光宗送去一个食盒，说是闻听君王喜爱此物，妾特意取下，以奉君上。光宗听了十分欣喜，打开食盒，赫然发现里面盛的竟是那位宫女被砍下来的双手！震惊之余，几乎晕厥。
毒妇九——万贞儿
万贞儿即是民间广为流传的包公戏之中狸猫换太子案的原型。
万氏是山东青州诸城人氏，幼年即被选入宫，充当孙太后（英宗母，宪宗朱见深的祖母）的宫女。长大以后，成为一名司衣女，侍奉当时还是太子的朱见深，耳鬓厮磨，渐渐产生私情。
天顺八年（公元一四六四年），英宗驾崩，太子继位，是为宪宗，时年十八岁，而此时的万贞儿已经三十五岁。虽然年龄差距甚大，但是两人感情甚笃。
万贞儿长得丰满艳丽，据说“秀慧如赵合德，肥美似杨贵妃”。而且为人机警，“每（皇）上出游，必戎服佩刀，侍立左右，（皇）上每顾之，辄为色飞”，很受宠爱。
但是自从皇帝登基以后，两宫太后又为皇帝选纳了几名女子，分别是皇后吴氏，妃子王氏、柏氏，个个年轻貌美，令万贞儿深感嫉妒和仇视。
皇后吴氏，面对万贞儿的目中无人，也想整治一番。一次，万贞儿晋见的时候，傲慢无礼，进退无序，受到皇后训斥，万氏毫不示弱，出言顶撞，皇后大怒，夺过太监手中的棍子对其杖责数下。万氏委屈之余，在皇帝面前借机诉苦撒娇，皇帝一怒之下把吴氏废掉，另立王氏为后。
成化二年（公元一四六六年），万氏生下一子，被封为贵妃。但是孩子不久便夭折，以后也没有生育。
万氏面对宫中的年轻女子常常自危，对其他女子的受宠嫉妒到了疯狂的地步，一发现哪个妃嫔怀孕，就派人以治病为名，使其堕胎。而每当此时，皇帝不但不敢追究，反而对她低声下气，好言相对。
一日，皇帝宠幸了一名姓纪的女子，纪氏由此受孕。万氏命一名宫女前去察看，因为那名宫女很有良心，回报说不过是身体抱病而已，替纪氏隐瞒了过去。
后来，纪氏分娩下一男婴，央求守门太监张敏将其溺死，太监不忍，便私下将婴儿藏入密室抚育，而且废后吴氏也常去探望照顾。
此时皇帝只有一子祐极，年近两岁，刚被立为太子，即被万氏毒杀。面对丧子之痛，皇帝深感苦恼。
一日，皇帝对着镜子哀叹自己年岁已老，却仍旧没有子嗣，太监张敏借机进言，道出实情。皇帝大喜，将纪氏和孩子接入宫中。之后，宫中不但传出妃子怀孕的消息，令万氏痛苦非常。由此，迁怒于纪氏，将其害死。太监张敏深恐莅祸，在跪拜太子祈祷之后，也吞金自杀。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一四八七年），万氏因为一宫女出言讥讽，大怒，用掸子连打宫女数下，气咽痰涌而昏厥，继而身亡，死时五十八岁。皇帝听说万氏已死，良久不语，半天才说了一句：“万长侍走了，我也将不久于人世了！’果然，不久，他也随之死去。
万氏由一名普通的宫女到专宠后宫的皇贵妃，而且，她与皇帝之间的年龄相差十七岁，这样的例子，在明朝是绝无仅有的。
毒妇十——客氏
客氏之毒，在于同明代大宦官魏忠贤相互勾结，淫乱宫廷，为祸朝廷。
客氏本是明熹宗乳母，在同大太监魏忠贤勾结以后，开始掌控宫廷内部势力。面对平日不能相容的宫中女人开始大肆残害。
明光宗选侍赵氏，与客氏素有嫌隙，客氏便矫旨赐其自尽。赵氏临死之前，大哭一场，将光宗所赏赐的珍玩陈列案几之上，拜过之后悬梁自尽。
裕妃张氏言语之间得罪客氏，客氏含恨在心，便在熹宗面前进谗言，说张氏所怀骨血非皇帝亲生。熹宗听信谗言，将张氏打入冷宫。客氏不许膳夫为其提供食物，张氏在冷宫之中被活活饿死，临死之前，竟然爬到屋檐下，喝雨水充饥。
宫中一位冯贵人，素来厌恶客氏卑劣行径，常在皇帝面前痛斥客氏与魏忠贤所为，遭到嫉恨，客氏便以其诽谤圣上为名，逼迫她自尽。
成妃李氏将冯贵人的惨剧告诉熹宗，熹宗竟然毫不悲切，置若罔闻。客氏知道后，又假传圣旨将成妃幽禁。幸亏成妃鉴于张妃之死，内心早有准备，在壁橱内藏了食物，挺过了半月有余，才没有被活活饿死。
张皇后对一手遮天的客氏也是深恶痛绝，经常劝熹宗惩治两人，但熹宗反而由此对皇后十分厌烦。
熹宗偶尔进入坤宁宫探视，恰巧皇后在案上读书，皇帝随口问道：卿读何书？皇后正色答道：史记赵高传！熹宗默然，支吾两句便走开了。
客氏势利滔天，买通了坤宁宫中一名宫女，开始对皇后下手。当时张皇后已经怀孕，腰间疼痛，要求宫女为其捶背，宫女暗中用力，竟然导致皇后小产。随着宫中一个个女人惨遭不幸，昏庸的熹宗绝嗣。
汉高祖刘邦和吕雉可谓患难夫妻，但是戚夫人的出现成为吕后幸福生活的严重障碍。有一句话：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戚夫人美貌多姿色，能歌善舞，而且为刘邦生下一个儿子如意。如意聪慧可爱，刘邦疼爱小儿，有了废长立幼之念，令吕雉大为恐慌，幸亏有众大臣的拥戴，吕雉才保住了自己的位子。
刘邦死后，吕雉专权，开始对高祖的宠姬戚夫人大肆报复，砍掉她的手足，挖去她的眼睛，熏聋她的耳朵，还用药物把她变成哑吧，然后将她半死不活地抛入地窖，称为“人彘”。以至于吕雉之子汉惠帝撞见之后，惊吓成病，卧床不起。
这种惨无人道的杀人手段，历史上不止出现一次，但是似乎吕后的手段前古未有。
吕雉掌握权利之后，政治手腕越来越强硬，作风老辣。为了斩草除根，她还将戚夫人之子如意骗入宫中。汉惠帝知道母亲居心叵测，有可能突施毒手。为了保护幼弟，皇帝吃住都同其在一起，寸步不离。但即便是有了兄长的贴身照顾，幼小的如意仍旧逃不出吕稚的魔掌。终于有一天，吕稚趁着惠帝出去狩猎之际，将幼小的如意鸩杀。
毒妇二——昭信
昭信其人，汉景帝之孙广川王刘去的姬妾而已。是否美貌不得而知，但因为生性最残忍毒辣，所以暂列其一。
据史料记载，刘去最先宠爱王昭平、王地余二姬，答应将他们立为王后。可荒淫无度的他后来又喜欢上了另一名女子昭信。王昭平、王地余二姬嫉妒之余便私下合谋，想要加害昭信。事情败露后，刘去便对昭平用刑逼供，鞭笞之下昭平不服，换以铁针针之，昭平勉强招供；于是刘去召集诸位宠姬，令其以剑刺杀地余，令昭信刺杀昭平。又绞杀三名贴身奴婢，并将二人尸体掘出，烧为灰烬。
后来昭信又诬告刘去另一爱姬陶望卿，刘去听信谗言，带着昭信和诸位姬妾到了望卿住处，“裸其身，更击之。令诸姬各持烧铁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椽弋其阴中，割其鼻唇，断其舌……与去共支解，置大镬中，取桃灰毒药并煮之，召诸姬皆临观”，后来昭信又陷害一名姬妾荣爱，“爱恐，自投井，出之未死……去缚系柱，烧刀灼溃两目，生割两股，销铅灌其口中。爱死，支解以棘埋之。”凡是因为受到刘去宠幸而被昭信秘密杀害的女子，就有十四人之多。
如此种种手段真是够残忍了！所以昭信之毒堪为第一！
毒妇三——骊姬
骊姬之毒全在“阴柔”二字，可谓杀人不见血。
春秋时期，晋献公出兵攻打骊戎（古代少数民族名。西戎的一支，姬姓。在今陕西省临潼县的骊山），灭了骊戎之君，将他的女儿骊姬作为俘虏带回国内。
骊姬的美丽，令献公想入非非，不顾占卜人的劝阻坚持将其纳未己有。之后骊姬生下一子，取名叫奚齐。
因为有了儿子，骊姬开始为自己母子的未来权位未雨绸缪，蠢蠢欲动。
首先，她要为儿子扫清踏上国君之位的障碍，除掉最有才华的三个王子：申生、重耳、夷吾。
她唆使献公，让申生率军攻打戎狄，以便伺机抓住把柄，置太子申生于死地，但均未能得逞。接着又诬陷申生在祭祀的肉里下毒，想要害死献公，逼得申生百口莫辩，含恨自杀。申生死后，骊姬又诬陷夷吾是同谋，吓得二公子重耳逃往蒲城，夷吾逃往屈城，加强防备，严阵以待。
献公听说两位公子不辞而别，大发雷霆，更加认定两位公子与太子有谋害骊姬之意，命令发兵攻打蒲城。蒲人之宦者勃鞮得令，敦促重耳快快自杀谢罪。重耳跳墙逃走，宦者追上挥刀斩断了重耳的衣袖。重耳跑到了翟。献公还派人讨伐屈城，但是没能攻下。
献公死了之后，大夫里克、邳郑发动三公子的党羽作乱，先后杀掉奚齐和卓子，夷吾回国即了君位。骊姬掀起的这场轩然大波，才宣告平息。
毒妇四——赵飞燕
赵飞燕之美貌，可谓天下第一，无与伦比，当年能做掌上舞的轻盈女子，虽然是艳丽如花，但内心的狠毒无情也毫不逊色。
赵飞燕被汉成帝召入宫后，很快与妹妹赵合德合力搞垮了皇后许氏，自己取而代之。赵飞燕舞技超群，有出身于烟花巷之说。由于曾为歌妓，所以无生育能力。妹妹同样不能生育，花无百日红，倘若不能生育自己的儿子来稳固地位，那这对她们来说的确太危险了。
由此两人开始时刻注意被皇帝宠幸的宫妃。一些怀孕的宫嫔由此遭到厄运。一位叫曹宫的宫女，“进御”之后生了一男孩，这本是年逾四十而无子的成帝的一大喜事，然而赵氏姐妹闻讯后，胁迫皇帝下令处死曹宫母子，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惨案。一年以后，同样的悲剧又发生在生下皇子的许美人身上。
据说，成帝对于两人的狠毒行径并非不知，但沉迷于温柔乡中的他难以自拔，以至于亲眼看着自己的骨肉被赵飞燕闷死，只有流泪哀叹而已。
历史记载：“掖廷中御幸生子者辄死，又饮药伤坠者无数。”昏了头的皇帝倾心拜倒在赵氏姐妹的石榴裙下，冒着断绝汉朝皇嗣的危险任其杀害自己的骨肉，赵飞燕可谓魅力独绝了！
不知道是毒还是妒，我看也没必要分开，反正不嫉妒的女人很少，嫉妒的女人总是有一点点的‘毒’的，多谢各位支持！
毒妇五——贾南风
恐怕最可恶的女人非晋惠帝皇后贾南风莫属，此人不但狠毒悍嫉，而且丑陋淫荡，无一可取之处。
身为皇后的她连生四女，没有子嗣，宫中被皇帝临幸之女自然都要面临悲惨境地。
她表现的比赵飞燕姐妹更凶残，在得知一官妾怀孕之后，竟然悍然闯入其居所，用卫士所执的大戟，对该女子当胸就是一戟，使其腹破流血而死。
晋武帝畏其如虎，自矜“朕本诸生家，传礼来久”，是最尊崇“礼法”的。但是面对贾南风的横行暴施，只有徒叹奈何。
毒妇六——独孤皇后
隋文帝杨广的皇后独孤氏其实是可以高枕无忧，用不着大开杀戒的，因为她为隋文帝生下五子，而且五位皇子都长大成人，羽翼已丰，不必为失宠而担忧。但是女人的防御性心理状态还是让她下了毒手，担当了毒妇的恶名。
隋文帝曾经迷恋上仁寿宫的一位宫女。该宫女被称为尉迟氏，自然是年轻漂亮，可谓一朵明艳的解语花。我觉得隋文帝与皇后独孤氏婚姻多年，一直未有其他女子前来夺宠，可见二人情比金坚，就连皇帝也时常对夫妻二二人的深厚感情自我夸赞。尉迟氏能够吸引隋文帝，肯定是魅力非常了！
皇后得知以后大怒，马上派人杀死了尉迟氏，气得隋文帝骑马在京城外的山野中狂奔了大半天，直到天黑才沮丧地回宫。
独孤皇后敢如此凶悍的与丈夫对抗，不过是因为文帝夺取天下也有她的一份功劳，可谓理直气壮。
毒妇七——武则天
我相信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女人能够和武则天相比，她才华横溢，在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光芒独特锋利，是令许多雄视天下的将相都黯然失色的璀璨的明星。
她的狠毒是迫于政治目的，当然我所列举的这些女人大都卷入了政治斗争之中，但是武则天是真正有政治才干的一个。她的“狠毒”也表现在很多方面，弑子杀孙她都做到了，这在宫廷斗争当中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情，这里只说她垂帘听政之前的小小序曲罢了。
对于一个曾经被先皇唐太宗李世民御幸过的女子，还能够再被新皇帝李治接入宫中，并非是因为她魅力非常受到了皇帝的厚爱，而是因为当时宫中后妃争宠的形势造成的。
史上的王皇后虽然貌美，但是形体削瘦苗条，这在以丰腴为美的唐代并不占什么优势，而妩媚多才情的萧淑妃仗着皇帝的宠爱早已不把她放在眼里。面对日趋严峻的形势，皇后把希望寄托在了寄居寺庙的武则天的身上，亲自将她接入宫中，作为自己对付萧淑妃的利刃。
当然那个时候她还不叫武则天，而是被唤做媚娘。
刚入宫时，媚娘的确是温顺可爱，处处讨得宫中上下人的喜欢，但是渐渐的，形势发生了转变。媚娘连续生下弘和贤两位皇子，由小小的昭仪青云直上，成为宫中的新势力，这让王皇后大为恐慌，开始悔不当初，转而与萧淑妃合谋对付媚娘。
之后发生了媚娘新生小公主如意暴死的惨剧，令皇帝大为悲痛。接着，有宫人举报，说是王皇后之前曾经前来探视，举止慌张诡秘。
自此，各种不利于皇后的谣言纷飞，于是王皇后开始惶惶不可终日，深怕会被深究治罪。
其实，小公主的死到底是何人所为已经成为千古之谜。有人说是武媚娘为了夺得权位，孤注一掷，亲自下的毒手，也有人说是因为宫中过于封闭，门窗经常紧闭，而且为了驱走冬天的寒意，宫女们常要燃烧大量木炭取暖，造成了婴儿的窒息死亡。
无论是哪一种死因，武媚娘对于女儿的暴亡表现的痛不欲生。在逐步清理掉朝上的敌对势力之后，她开始将矛头指向宫中的女人。
首先是皇后被以在宫中施行巫蛊之术被废，接着是同萧淑妃一起被贬为庶人。罪名是企图用鸩酒毒杀武昭仪。
据说她们被囚禁在一个只露一小孔的黑暗密室中，与外界隔绝。后来唐高宗念着旧情去看过她们一次，看到两个女人限于如此悲惨境地，便动了恻隐之心，假以安慰，说了些将来放二人出去的话。消息迅速传到了媚娘的耳中。于是她俩随后被武媚娘各打一百杖，砍去手足，投入了酒瓮之中。媚娘曾经令人传言：我这是特意满足你们两个人的愿望，让你们品尝到骨酥筋软的滋味。
王皇后面对绝境，反而显得很解脱，说是终于可以放下宫廷的争斗，安静的离去了。而萧淑妃犹在大骂：阿武妖精，乃至于此！日定当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两个女子在酒瓮之中浸泡数天之后，终于悲惨的死去。
淑妃的临终遗言传到武则天耳朵里，不免让她在心底产生罪恶感，心惊肉跳，由此武则天下令宫中不得养猫。武则天怕猫的传说也在民间流传开了。
毒妇八——李皇后
南宋光宗的李皇后同样心狠手辣，为了制止丈夫的花心也是别出心裁，百般恐吓。
一日，光宗洗手时，看到侍奉其浣洗宫女的手特别白皙，十分喜爱，禁不住伸手触摸，啧啧称赞。几天以后，李皇后就派人给光宗送去一个食盒，说是闻听君王喜爱此物，妾特意取下，以奉君上。光宗听了十分欣喜，打开食盒，赫然发现里面盛的竟是那位宫女被砍下来的双手！震惊之余，几乎晕厥。
毒妇九——万贞儿
万贞儿即是民间广为流传的包公戏之中狸猫换太子案的原型。
万氏是山东青州诸城人氏，幼年即被选入宫，充当孙太后（英宗母，宪宗朱见深的祖母）的宫女。长大以后，成为一名司衣女，侍奉当时还是太子的朱见深，耳鬓厮磨，渐渐产生私情。
天顺八年（公元一四六四年），英宗驾崩，太子继位，是为宪宗，时年十八岁，而此时的万贞儿已经三十五岁。虽然年龄差距甚大，但是两人感情甚笃。
万贞儿长得丰满艳丽，据说“秀慧如赵合德，肥美似杨贵妃”。而且为人机警，“每（皇）上出游，必戎服佩刀，侍立左右，（皇）上每顾之，辄为色飞”，很受宠爱。
但是自从皇帝登基以后，两宫太后又为皇帝选纳了几名女子，分别是皇后吴氏，妃子王氏、柏氏，个个年轻貌美，令万贞儿深感嫉妒和仇视。
皇后吴氏，面对万贞儿的目中无人，也想整治一番。一次，万贞儿晋见的时候，傲慢无礼，进退无序，受到皇后训斥，万氏毫不示弱，出言顶撞，皇后大怒，夺过太监手中的棍子对其杖责数下。万氏委屈之余，在皇帝面前借机诉苦撒娇，皇帝一怒之下把吴氏废掉，另立王氏为后。
成化二年（公元一四六六年），万氏生下一子，被封为贵妃。但是孩子不久便夭折，以后也没有生育。
万氏面对宫中的年轻女子常常自危，对其他女子的受宠嫉妒到了疯狂的地步，一发现哪个妃嫔怀孕，就派人以治病为名，使其堕胎。而每当此时，皇帝不但不敢追究，反而对她低声下气，好言相对。
一日，皇帝宠幸了一名姓纪的女子，纪氏由此受孕。万氏命一名宫女前去察看，因为那名宫女很有良心，回报说不过是身体抱病而已，替纪氏隐瞒了过去。
后来，纪氏分娩下一男婴，央求守门太监张敏将其溺死，太监不忍，便私下将婴儿藏入密室抚育，而且废后吴氏也常去探望照顾。
此时皇帝只有一子祐极，年近两岁，刚被立为太子，即被万氏毒杀。面对丧子之痛，皇帝深感苦恼。
一日，皇帝对着镜子哀叹自己年岁已老，却仍旧没有子嗣，太监张敏借机进言，道出实情。皇帝大喜，将纪氏和孩子接入宫中。之后，宫中不但传出妃子怀孕的消息，令万氏痛苦非常。由此，迁怒于纪氏，将其害死。太监张敏深恐莅祸，在跪拜太子祈祷之后，也吞金自杀。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一四八七年），万氏因为一宫女出言讥讽，大怒，用掸子连打宫女数下，气咽痰涌而昏厥，继而身亡，死时五十八岁。皇帝听说万氏已死，良久不语，半天才说了一句：“万长侍走了，我也将不久于人世了！’果然，不久，他也随之死去。
万氏由一名普通的宫女到专宠后宫的皇贵妃，而且，她与皇帝之间的年龄相差十七岁，这样的例子，在明朝是绝无仅有的。
毒妇十——客氏
客氏之毒，在于同明代大宦官魏忠贤相互勾结，淫乱宫廷，为祸朝廷。
客氏本是明熹宗乳母，在同大太监魏忠贤勾结以后，开始掌控宫廷内部势力。面对平日不能相容的宫中女人开始大肆残害。
明光宗选侍赵氏，与客氏素有嫌隙，客氏便矫旨赐其自尽。赵氏临死之前，大哭一场，将光宗所赏赐的珍玩陈列案几之上，拜过之后悬梁自尽。
裕妃张氏言语之间得罪客氏，客氏含恨在心，便在熹宗面前进谗言，说张氏所怀骨血非皇帝亲生。熹宗听信谗言，将张氏打入冷宫。客氏不许膳夫为其提供食物，张氏在冷宫之中被活活饿死，临死之前，竟然爬到屋檐下，喝雨水充饥。
宫中一位冯贵人，素来厌恶客氏卑劣行径，常在皇帝面前痛斥客氏与魏忠贤所为，遭到嫉恨，客氏便以其诽谤圣上为名，逼迫她自尽。
成妃李氏将冯贵人的惨剧告诉熹宗，熹宗竟然毫不悲切，置若罔闻。客氏知道后，又假传圣旨将成妃幽禁。幸亏成妃鉴于张妃之死，内心早有准备，在壁橱内藏了食物，挺过了半月有余，才没有被活活饿死。
张皇后对一手遮天的客氏也是深恶痛绝，经常劝熹宗惩治两人，但熹宗反而由此对皇后十分厌烦。
熹宗偶尔进入坤宁宫探视，恰巧皇后在案上读书，皇帝随口问道：卿读何书？皇后正色答道：史记赵高传！熹宗默然，支吾两句便走开了。
客氏势利滔天，买通了坤宁宫中一名宫女，开始对皇后下手。当时张皇后已经怀孕，腰间疼痛，要求宫女为其捶背，宫女暗中用力，竟然导致皇后小产。随着宫中一个个女人惨遭不幸，昏庸的熹宗绝嗣。
中国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的年代，对那个年层的"考古发掘"，不光能够发现唐三彩，还能够发现很多深邃的智慧，值得我辈去探讨。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是唐王朝。作为中国人的一员，我也赞成上述观点，只是要进一步对这一观点精确化。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是唐帝国的"贞观王朝"，也就是李世民大帝当政的时期，那是中国人的黄金时代。说贞观王朝是中国最强盛的王朝，没有几个中国人会有异议；但如果问及贞观王朝因何强盛和具体强盛到什么程度，恐怕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人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下面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贞观王朝是李世民大帝建立起来的。李世民是唐帝国实际上的开国皇帝（他的父亲李渊只是名义上的）。在中国所有的开国皇帝中，只有李世民一人受过良好系统的教育，出身也最为高贵。他胸襟开阔，文武全才，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在当政期间创立了盖世绝伦的文治武功。 在中国这个高度集权缺乏民主和人权观念的国家里，最高领导人的素质决定国家的命运。李世民除了具备历史上的英明帝王共有的优势外，下面的几个优势还是李世民独有的。
一、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心和浓厚的危机意识。
责任心是领导人物必须具备的第一要素，没有或缺少责任心的领导纵使才华盖世，也一样会祸国殃民，不是渎职就是滥用职权。中国的很多帝王就是因为缺少责任心，把祖辈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玩垮了或玩丢了，结果使中华民族陷入周而复始的循环性浩劫之中，中华文明也一步步地走下坡路，中国也因此不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由天朝大国沦为二流末国到最不发达国家。李世民的民族责任心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坐上皇帝宝座后，并没有象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权力人物一样自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坐下来好好放松一下，利用手中的职权尽情享受一下荣华富贵的滋味。相反，他比登基前更加勤于政事，一头埋在公务里，每天只睡很少的时间，整天在金殿上和文武大臣讨论国政，裁决案件和办理公事，有时一连几个小时也不肯停下来休息一下，以致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 和那些志得意满的权力人物不同的是：李世民大帝有浓厚的危机意识，他的眼睛看到的不是一个幅员辽阔，兵强马壮的强盛帝国（那时的唐帝国事实如此）；而是一个危机四伏随时可能被又一次民变推翻的新生政权。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刚刚瓦解的曾经强盛无比的隋帝国，不断地琢磨隋王朝灭亡的教训，不时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辙，小心而又勤勉地引导他的帝国走出荆棘，走上繁荣，走向辉煌。在李世民当政的中期，唐帝国已成了当时已知世界无与伦比的超级强国。这时李世民应该满足了，可他一点也没有满足的迹象，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繁华和辉煌，而是帝国漫长而艰巨的未来之路，并为夯实未来的路基继续孜孜不倦地努力。李世民的超强责任心是他高度智慧的集中体现。
二、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执政风范。
中国的历代统Zhi者拥有无穷无尽的小聪明，并以在人前耍小聪明为荣；很少有人想到诚实执政，坦白对人。结果当政者用诡计驭使部属；部属也依样画葫芦用诡计蒙蔽首脑。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做到诚实执政的唯一一人，他在任时对臣僚趟开胸怀，不行欺诈之术；臣僚也尽忠职守，不搞欺瞒哄骗的传统官场*俩。李世民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气整顿吏治，下决心要在官场根治贪污受贿的不治之症。为了侦查那些暗中受贿和将来有可能受贿的烂污官吏，李世民令亲信暗中向各部官员行贿，结果还真查处了几个贪官。李世民在得意之余把他的谋略告诉一位隋朝遗臣，没想到这位大臣当场泼了他一瓢冷水：陛下平时总告戒臣民要诚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却先行欺诈之术，上梁不正下梁歪，臣民会一样用欺诈的手段报答你。李世民认为大臣的话有很深的智慧，欣然接受了这句令普通当权者恼羞成怒的逆耳忠言。还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龄虽不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的男子也要应征入伍。魏征拒绝在诏书上副署（注意这是李世民最为智慧的杰作，他的命令没有分管大臣的签字没有法律效力，没有哪个皇帝会主动限止自己的无限权力，只有李世民例外），李世民解释说："这是*民逃避兵役，故意少报年龄。"魏征回答说："陛下常说我以诚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诈欺；可你却先失去诚信。陛下不以诚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诈欺。"李世民的反应是深以为然并立即收回成命。
三、胸怀宽阔，爱才如命，有海纳百川的容人之量。
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兴旺强盛，除了掌舵人具有超人的素质外，还必须有足够的人才来执行舵手的意志。人才的重要性在今天已成为世人的共识，因为人才决定国家的命运。但并不是所有的当权人物都重视人才的，实际情况是占半数以上的权力人物漠视甚至仇视人才。只有那些胸怀宽阔胆识过人，能够认识到人才的重要并能宽容人才无伤大局的弱点且不害怕人才超越他的出色政治家才能够任人唯才。 李世民的爱才在史书上有不少的记述，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对魏征的信任和重用。魏征是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的旧臣，两兄弟曾经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政治对手。魏征曾不止一次地劝说李建成先发制人杀掉李世民，按理李世民应该对他恨入骨髓了。李世民在这场权力角逐中获胜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李世民会杀掉魏征泄愤或嫁祸于人地把他作为替罪羊杀掉；谁也想不到李世民对魏征的最大惩罚竟然是任命他当帝国宰相，还和他结成儿女亲家。这一戏剧性结局的果实是：魏征为唐帝国的强盛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李世民执掌的贞观王朝可谓人才济济，文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武有李靖、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一大批精英人物围绕李世民组成一个坚强高效的领导核心。可李世民还是感到人才不够用，并一再地命令宰相封彝德荐举人才，在久久没消息后又一再催促他。封彝德委曲万状地说："不是我不努力，实在是今世没有人才。"李世民当即纠正他："君子用人如器，各随所长。自古人君致治，难道能借才异代么？患在自己不能访求，奈何轻量当世？"听了这样的真知灼见，封彝德除了惭愧外还是惭愧。
四、高度超强的自制力，对人性的弱点有深刻的认识，对"好话"保持高度的警惕。
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身上或多或少地都残留一点动物的痕迹；只要是人，无论是伟人还是平民百姓，都有人性的一面和兽性的一面。人类文明的真正内涵就是最大限度地宏杨人性和尽可能地克服兽性。人性的多少和一个人地位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地位极高和极低的人身上兽性的成份容易漫延滋长，前者为了生存而不怿手段；后者会恣情纵欲乱用职权。中国的皇帝因为位高权重的缘故，长期被压抑的兽性有了释放的条件，就会象深秋的野火一样四处漫延，不是自制力极强的人不能阻止其殃及池鱼。 人类的兽性又称之为人性的弱点，最具危害性的表现是滋情纵欲滥用职权和爱听好话。普通人的弱点因为条件的限制，一般不致酿成大的社会危害；皇帝手中拥有生杀大权，其人性的弱点若不加以严格控制的话，即可酿成巨大的社会危害和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历史上的杰出帝王在控制自身的弱点方面作出了很多值得称道的典范，但作得最好且始终如一的还是李世民大帝。 爱听好话几乎是人类的通病，权力人物对好话的偏爱则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纵观历史上的那些亡国之君，只有极少数败在强大的敌人手里，绝大多数是被身边的甜言蜜语打到的。只有那些凤毛麟角的睿智人物才能够不被好话所误导，李世民大帝就是其中一人，他充分意识到绝大多数的好话都是别有用心的，因此对阿谀奉迎之言格外警惕。他常常告诫身边的官员："君主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他的部下一定会谄媚他。结果君主失去国家，部下也不能单独保全。隋王朝的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全他的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一定要直言相告，切莫报喜不报忧。" 大臣王侍中（侍中是门下省首长，级别和宰相相近）晋见李世民，看见已国破家亡的庐江王的漂亮妃子站在皇帝身边，就意味深长地看了该女子两眼。李世民看见他眼里有话，就说："这是庐江王的妃子，庐江王闻她颇有恣色，就杀死了她的丈夫，把她强行占为已有，如此暴虐不仁，怎能不亡！"王侍中问："陛下以为庐江王是对是错？"李世民回答得很干脆："杀人取妻，还有什么是非可言！"王侍中反唇相讥："陛下既然知道庐江王作错了，为何又把他的姬妾据为已有呢，这不是重蹈庐江王的覆辙吗？"这句活得不耐烦的"狂话"竟使李世民大为感动："不是你直言提醒，我险些为恶而不自知了"，当即把该女子送出了宫廷，并对王侍中给予嘉奖。 纪元六二三年，魏征在大殿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指责李世民的一条条过失，一点也不给李世民面子，使李世民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极限。他当即大怒回宫，对前来迎接他的长孙皇后发狠："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庄稼汉！"长孙皇后问庄稼汉是谁，李世民说："当然是魏征，他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长孙皇后也是一位亘古少有的杰出女子，听了此话后立即穿上皇后官服向皇帝郑重参拜："我听说君明则臣直，魏征所以正直，正由于我夫的英明，我怎能不祝贺你呢。"面对这样贤明的妻子，李世民的火气即刻烟消云散。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强盛王朝，强盛的标志不外乎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在深层文明（主要指制度和文化遗产）上作出突出建树的只有贞观王朝。唐帝国的富庶有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为证。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咸海东岸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
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丰硕成果外，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下面几条文明成果使大汉民族成为当时已知世界最最优秀的民族。
一、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是真个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六三０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挺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二、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这使人想起今日美国的绿卡）。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一千二百年后，日本帝国进行了第二次现代化运动，全方位地接受西洋文化，使自己再度平空跃进几百年，并把昔日的老师踩在脚下，在老师的"庭院"里制造了两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本民族并不高明，它只是善于学习而已。这个步子比别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落后但不固执。当外来文明入侵时，它总是虚怀若谷地主动接受比本民族先进的文化，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接受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使自己快速跃进到先进民族的行列。一个民族落后并不可怕，固执才是最可怕的！
三、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贪污。当从英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向他们的亲朋好友陈述这些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其实，贪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不仅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等现代化强国，就连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灭了贪污。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并不是说完全杜绝了贪污现象，而是指贪污行为在整个官场中属极个别的现象，且贪污的数额不大（一年的贪污额一般不会超过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连续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会很快败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严惩。克林顿事件是美国政治上的最大丑闻，可一位中国人说：我国的一个村长也比克林顿要风流好多倍，美国总统真是当得太窝囊了......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Zhi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Zhi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四、分权制度的初步尝试。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已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的智慧和胸襟（美国的开国皇帝华盛顿有点象他的学生）。
五、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回顾贞观王朝的灿烂文明史，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上最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人也曾经是最最优秀的国民！当今天的中国人回首先辈辉煌的过去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死抱着"四大发明"和"文明古国"等早以消逝的光环自欺欺人；还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造自己？重新找回中华民族的理性和自信，还是每个中国人自己来作出决择吧！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贞观王朝是李世民大帝建立起来的。李世民是唐帝国实际上的开国皇帝（他的父亲李渊只是名义上的）。在中国所有的开国皇帝中，只有李世民一人受过良好系统的教育，出身也最为高贵。他胸襟开阔，文武全才，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在当政期间创立了盖世绝伦的文治武功。 在中国这个高度集权缺乏民主和人权观念的国家里，最高领导人的素质决定国家的命运。李世民除了具备历史上的英明帝王共有的优势外，下面的几个优势还是李世民独有的。
一、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心和浓厚的危机意识。
责任心是领导人物必须具备的第一要素，没有或缺少责任心的领导纵使才华盖世，也一样会祸国殃民，不是渎职就是滥用职权。中国的很多帝王就是因为缺少责任心，把祖辈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玩垮了或玩丢了，结果使中华民族陷入周而复始的循环性浩劫之中，中华文明也一步步地走下坡路，中国也因此不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由天朝大国沦为二流末国到最不发达国家。李世民的民族责任心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坐上皇帝宝座后，并没有象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权力人物一样自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坐下来好好放松一下，利用手中的职权尽情享受一下荣华富贵的滋味。相反，他比登基前更加勤于政事，一头埋在公务里，每天只睡很少的时间，整天在金殿上和文武大臣讨论国政，裁决案件和办理公事，有时一连几个小时也不肯停下来休息一下，以致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 和那些志得意满的权力人物不同的是：李世民大帝有浓厚的危机意识，他的眼睛看到的不是一个幅员辽阔，兵强马壮的强盛帝国（那时的唐帝国事实如此）；而是一个危机四伏随时可能被又一次民变推翻的新生政权。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刚刚瓦解的曾经强盛无比的隋帝国，不断地琢磨隋王朝灭亡的教训，不时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辙，小心而又勤勉地引导他的帝国走出荆棘，走上繁荣，走向辉煌。在李世民当政的中期，唐帝国已成了当时已知世界无与伦比的超级强国。这时李世民应该满足了，可他一点也没有满足的迹象，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繁华和辉煌，而是帝国漫长而艰巨的未来之路，并为夯实未来的路基继续孜孜不倦地努力。李世民的超强责任心是他高度智慧的集中体现。
二、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执政风范。
中国的历代统Zhi者拥有无穷无尽的小聪明，并以在人前耍小聪明为荣；很少有人想到诚实执政，坦白对人。结果当政者用诡计驭使部属；部属也依样画葫芦用诡计蒙蔽首脑。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做到诚实执政的唯一一人，他在任时对臣僚趟开胸怀，不行欺诈之术；臣僚也尽忠职守，不搞欺瞒哄骗的传统官场*俩。李世民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气整顿吏治，下决心要在官场根治贪污受贿的不治之症。为了侦查那些暗中受贿和将来有可能受贿的烂污官吏，李世民令亲信暗中向各部官员行贿，结果还真查处了几个贪官。李世民在得意之余把他的谋略告诉一位隋朝遗臣，没想到这位大臣当场泼了他一瓢冷水：陛下平时总告戒臣民要诚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却先行欺诈之术，上梁不正下梁歪，臣民会一样用欺诈的手段报答你。李世民认为大臣的话有很深的智慧，欣然接受了这句令普通当权者恼羞成怒的逆耳忠言。还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龄虽不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的男子也要应征入伍。魏征拒绝在诏书上副署（注意这是李世民最为智慧的杰作，他的命令没有分管大臣的签字没有法律效力，没有哪个皇帝会主动限止自己的无限权力，只有李世民例外），李世民解释说："这是*民逃避兵役，故意少报年龄。"魏征回答说："陛下常说我以诚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诈欺；可你却先失去诚信。陛下不以诚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诈欺。"李世民的反应是深以为然并立即收回成命。
三、胸怀宽阔，爱才如命，有海纳百川的容人之量。
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兴旺强盛，除了掌舵人具有超人的素质外，还必须有足够的人才来执行舵手的意志。人才的重要性在今天已成为世人的共识，因为人才决定国家的命运。但并不是所有的当权人物都重视人才的，实际情况是占半数以上的权力人物漠视甚至仇视人才。只有那些胸怀宽阔胆识过人，能够认识到人才的重要并能宽容人才无伤大局的弱点且不害怕人才超越他的出色政治家才能够任人唯才。 李世民的爱才在史书上有不少的记述，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对魏征的信任和重用。魏征是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的旧臣，两兄弟曾经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政治对手。魏征曾不止一次地劝说李建成先发制人杀掉李世民，按理李世民应该对他恨入骨髓了。李世民在这场权力角逐中获胜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李世民会杀掉魏征泄愤或嫁祸于人地把他作为替罪羊杀掉；谁也想不到李世民对魏征的最大惩罚竟然是任命他当帝国宰相，还和他结成儿女亲家。这一戏剧性结局的果实是：魏征为唐帝国的强盛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李世民执掌的贞观王朝可谓人才济济，文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武有李靖、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一大批精英人物围绕李世民组成一个坚强高效的领导核心。可李世民还是感到人才不够用，并一再地命令宰相封彝德荐举人才，在久久没消息后又一再催促他。封彝德委曲万状地说："不是我不努力，实在是今世没有人才。"李世民当即纠正他："君子用人如器，各随所长。自古人君致治，难道能借才异代么？患在自己不能访求，奈何轻量当世？"听了这样的真知灼见，封彝德除了惭愧外还是惭愧。
四、高度超强的自制力，对人性的弱点有深刻的认识，对"好话"保持高度的警惕。
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身上或多或少地都残留一点动物的痕迹；只要是人，无论是伟人还是平民百姓，都有人性的一面和兽性的一面。人类文明的真正内涵就是最大限度地宏杨人性和尽可能地克服兽性。人性的多少和一个人地位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地位极高和极低的人身上兽性的成份容易漫延滋长，前者为了生存而不怿手段；后者会恣情纵欲乱用职权。中国的皇帝因为位高权重的缘故，长期被压抑的兽性有了释放的条件，就会象深秋的野火一样四处漫延，不是自制力极强的人不能阻止其殃及池鱼。 人类的兽性又称之为人性的弱点，最具危害性的表现是滋情纵欲滥用职权和爱听好话。普通人的弱点因为条件的限制，一般不致酿成大的社会危害；皇帝手中拥有生杀大权，其人性的弱点若不加以严格控制的话，即可酿成巨大的社会危害和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历史上的杰出帝王在控制自身的弱点方面作出了很多值得称道的典范，但作得最好且始终如一的还是李世民大帝。 爱听好话几乎是人类的通病，权力人物对好话的偏爱则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纵观历史上的那些亡国之君，只有极少数败在强大的敌人手里，绝大多数是被身边的甜言蜜语打到的。只有那些凤毛麟角的睿智人物才能够不被好话所误导，李世民大帝就是其中一人，他充分意识到绝大多数的好话都是别有用心的，因此对阿谀奉迎之言格外警惕。他常常告诫身边的官员："君主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他的部下一定会谄媚他。结果君主失去国家，部下也不能单独保全。隋王朝的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全他的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一定要直言相告，切莫报喜不报忧。" 大臣王侍中（侍中是门下省首长，级别和宰相相近）晋见李世民，看见已国破家亡的庐江王的漂亮妃子站在皇帝身边，就意味深长地看了该女子两眼。李世民看见他眼里有话，就说："这是庐江王的妃子，庐江王闻她颇有恣色，就杀死了她的丈夫，把她强行占为已有，如此暴虐不仁，怎能不亡！"王侍中问："陛下以为庐江王是对是错？"李世民回答得很干脆："杀人取妻，还有什么是非可言！"王侍中反唇相讥："陛下既然知道庐江王作错了，为何又把他的姬妾据为已有呢，这不是重蹈庐江王的覆辙吗？"这句活得不耐烦的"狂话"竟使李世民大为感动："不是你直言提醒，我险些为恶而不自知了"，当即把该女子送出了宫廷，并对王侍中给予嘉奖。 纪元六二三年，魏征在大殿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指责李世民的一条条过失，一点也不给李世民面子，使李世民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极限。他当即大怒回宫，对前来迎接他的长孙皇后发狠："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庄稼汉！"长孙皇后问庄稼汉是谁，李世民说："当然是魏征，他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长孙皇后也是一位亘古少有的杰出女子，听了此话后立即穿上皇后官服向皇帝郑重参拜："我听说君明则臣直，魏征所以正直，正由于我夫的英明，我怎能不祝贺你呢。"面对这样贤明的妻子，李世民的火气即刻烟消云散。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强盛王朝，强盛的标志不外乎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在深层文明（主要指制度和文化遗产）上作出突出建树的只有贞观王朝。唐帝国的富庶有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为证。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咸海东岸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
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丰硕成果外，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下面几条文明成果使大汉民族成为当时已知世界最最优秀的民族。
一、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是真个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六三０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挺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二、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这使人想起今日美国的绿卡）。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一千二百年后，日本帝国进行了第二次现代化运动，全方位地接受西洋文化，使自己再度平空跃进几百年，并把昔日的老师踩在脚下，在老师的"庭院"里制造了两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本民族并不高明，它只是善于学习而已。这个步子比别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落后但不固执。当外来文明入侵时，它总是虚怀若谷地主动接受比本民族先进的文化，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接受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使自己快速跃进到先进民族的行列。一个民族落后并不可怕，固执才是最可怕的！
三、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贪污。当从英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向他们的亲朋好友陈述这些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其实，贪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不仅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等现代化强国，就连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灭了贪污。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并不是说完全杜绝了贪污现象，而是指贪污行为在整个官场中属极个别的现象，且贪污的数额不大（一年的贪污额一般不会超过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连续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会很快败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严惩。克林顿事件是美国政治上的最大丑闻，可一位中国人说：我国的一个村长也比克林顿要风流好多倍，美国总统真是当得太窝囊了......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Zhi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Zhi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四、分权制度的初步尝试。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已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的智慧和胸襟（美国的开国皇帝华盛顿有点象他的学生）。
五、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回顾贞观王朝的灿烂文明史，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上最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人也曾经是最最优秀的国民！当今天的中国人回首先辈辉煌的过去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死抱着"四大发明"和"文明古国"等早以消逝的光环自欺欺人；还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造自己？重新找回中华民族的理性和自信，还是每个中国人自己来作出决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