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不世出的两大天才诗人。李白号称诗仙，杜甫尊为诗圣，这已经大大超越了对普通诗人的评价，甚而带有某些神化的尊崇了。天才本身或者真的不可以比较，难分轩轾，但是具体到某一些方面，就诗论诗的话，就像刻意去比较关羽和秦琼的武艺，还是可以在某些方面较量长短、一分高下的。郭沫若就做过这样的事情，写过一本刻意“扬李抑杜”的专著《李白与杜甫》，由于文中迎合某一类政治倾向的意味过于明显，现在读起来就颇受非议。李杜之争这个话题本不算新，但是我倒是很想就几个方面，以自己的观点来比较两人的诗歌水平。
李白是我们小时候就非常熟悉，甚至最熟悉的诗人了。收在学校教科书里的《静夜思》、《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等，让我对这位浪漫的诗人从小便充满了崇敬和向往。李白是带着仙风道骨的，贺知章曾称他“谪仙人”。其人格的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独立不拘，不受到任何约束，这是魏晋以来，封建社会中个人觉醒发展至巅峰的产物，也是盛唐精神的产物。李白一生抱负远大，至死都在期待“大鹏飞兮振八裔”，能够扶摇直上，遨游苍穹。李白还喜欢远游，流连山水，如飘蓬般云游四海，自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他的诗歌想象神奇瑰丽，变化无端，结构纵横跳跃，句式长短错落，美不胜收。无论拿他的哪一首著名古诗，或者绝句，都可以感受得到其艺术魅力。
而杜甫的诗，我们幼时接触的少一些，我的记忆，在小学课本里可能只就那一首：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写得的确色彩丰富，一诗四景，意象生动。后来不知在笑话还是故事书里读到过，有人以此诗入菜，尽是些青葱鸡蛋汤之类，倒也令人印象深刻。中学里渐渐接触得多了，一般都是揭露社会、感慨时事、同情劳苦、田园生活之类，当然也有单纯应景抒情的如《春夜喜雨》等。杜甫的诗歌风格比较写实，比较直朴，但是语言经过精心的锤炼，显得十分均衡完美，几乎无懈可击。杜甫生在一个有文学和儒学传统的家庭，是诗人杜审言的孙子，所以自幼习文，深受儒教，形成了他为人为文审慎严谨的习惯。他的诗，讲究情景交融、声律韵美、言之有物。所以他的很多诗歌，是可以当作诗史来阅读的。
李杜二人既然都是诗坛巨擘，自然不免会有人拿两人来互相比较。这种比较历史上一直就在进行着，形成了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李白杜甫并驾齐驱。严羽就认为：“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另一派则认为李高于杜，徐積：“乃知公式真英物，万叠秋山青耸骨。当时杜甫亦能诗，恰如老骥追霜鸦”；第三派以为杜高过李，元稹：“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律，大或千言，次犹数百，……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奧乎！”白居易也有过杜高于李的评述。
这些评价，多少都带着个人的喜好和风格的追求，显得并不十分准确和客观。要做比较，就必须有一些标准。下面我试着在几个方面来做一个简略的比较。
从产量来说，李白的诗今存近一千首，但散失不少，杜甫传世一千四百余首，数量上两人旗鼓相当；从质量，或者更准确地讲——精品率来讲，由于李白的诗多即兴而发，少事雕琢，所以部分诗作显得内容比较松散、题材比较重复，词句声律不够严谨。杜甫的诗歌，除去应酬之作，大部分诗言之有物，也比较经得起捶打推敲。所以王世贞有云：“十首以前，少陵较难入；百首以后，青莲较易厌。”
从内容上讲，李白的一生阅历丰富，交游广阔，涉猎很多，其诗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写景、叙事、抒情、言志、友谊等等。上至宫廷庙堂，下至江湖山川，都有不少诗作。他特别善于把实写虚，把现实化为幻境，有的时候还超脱尘世，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杜甫一生的思想是“致君尧舜上”、“穷年忧黎元”，他的诗歌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计有时事政治诗，批评讽喻诗，军事题材诗，歌咏自然诗，农工百业诗、怀念亲友诗，甚至某些内容无聊的奉和应酬诗，等等。总的来说，李白尚虚，杜甫写实，李白的题材更加丰富，个人色彩和理想主义更浓，杜甫对社会现实的体验更深，涉及面更加丰富，刻画也更加深入。
从文采和意境上来讲，两人各有千秋。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才学甚高。他的诗歌有的语言一眼看去十分平易，但是由于发诸真情，一样能够打动人心，如果他诗兴遄飞，使用激情洋溢的词句，那就更加意境开阔，加上想象雄奇，能够带领读者上天入地，引人入胜。他另外一部分诗的特点是疏旷潇洒、清新飘逸，哪怕随意挥洒都可成诗。杜甫家学渊源，七岁学诗，十五岁扬名，也是少年天才。其诗歌讲求遣词用句，语句常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诗歌的精炼严整，非常人所能及。这样的语言使得杜甫的诗以浑厚而鲜明的意境为主。总的来说，两人的文采实在是伯仲难分、不相上下。
从风格上来讲，李白的诗歌，其个人的风格特点明显，有的雄浑虬劲，有的清新飘逸，有的豪放不羁，有的汪洋恣肆，总之是纵横飘逸，发兴无端；而杜甫的诗歌风格也是多种多样，但是最主要的特征是以沉郁稳健，凝重精美著称，善于用充沛的感情驾驭精炼奇崛的文字。明代田艺蘅《香宇诗谈》说道：“诗类其为人，太白做人飘逸，所以诗飘逸；子美做人沉著，所以诗沉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比如同写友谊，李白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与杜甫的“故凭锦水将双泪，好过瞿塘滟预堆”比较，一个飘逸，一个沉郁，体现出两种风格。
从体裁上讲，李白更擅长乐府古诗、绝句，而且写得极精彩，其乐府诗虽用乐府旧题，却能自出新意，七言绝句更是冠绝唐人。相对来讲他不太喜欢写格律严整的律诗，其律诗数量比较少，但是也有精品。同时，李白也留下了若干词作（早期的词）和散文。而杜甫的作品各体兼工，以律诗、绝句为主，加上一部分排律古诗，他的近体律诗，特别是七律写的尤其出色。此外，杜甫的叙事诗歌摆脱乐府古题的束傅，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比如著名的三吏三别。
从个人魅力上来讲，显然李白的性格更符合中国人的理想。他轻尧舜、笑孔丘、揖天子、交诸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显然是狂傲放旷的典范，他愿意亲近自然，歌咏山川，张扬天性，他还好习剑术，酷爱饮酒，不但好诗，而且任侠，这些都丰富了他的个人魅力。而杜甫身逢乱世，一生仕途多舛，命运飘零，所以写诗的心情比较沉郁，世事阅历的沧桑，让他的锋芒更加内敛，甚至有时候显得曲与奉承。所以尽管学识过人，忧国忧民，杜甫的个性并不像李白那么张扬，显得不如李白那么有吸引力。
李白和杜甫是好友。杜甫有过多首追忆或者敬仰李白的诗作，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谈到李白的诗有15首。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梦李白》，《春日忆李白》。杜甫对李白的敬重和推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杜甫人品性格的诚挚谦和，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李白的过人魅力。
李白是一个潇洒的负剑游子，杜甫则是一个苦吟的草堂诗人。李白近道，杜甫为儒，拿金庸的武侠小说来比较，李白像是飘然出世的令狐冲，杜甫则似执著入世的郭靖。两人都以他们超凡的诗才，撑起了唐诗一片瑰丽的天空。两个人各有所长，又同样伟大。要比较的话，如果不夹杂个人的喜好、体验和人生观，真的是一件难事，但也是一件颇有趣的事。
李白是我们小时候就非常熟悉，甚至最熟悉的诗人了。收在学校教科书里的《静夜思》、《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等，让我对这位浪漫的诗人从小便充满了崇敬和向往。李白是带着仙风道骨的，贺知章曾称他“谪仙人”。其人格的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独立不拘，不受到任何约束，这是魏晋以来，封建社会中个人觉醒发展至巅峰的产物，也是盛唐精神的产物。李白一生抱负远大，至死都在期待“大鹏飞兮振八裔”，能够扶摇直上，遨游苍穹。李白还喜欢远游，流连山水，如飘蓬般云游四海，自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他的诗歌想象神奇瑰丽，变化无端，结构纵横跳跃，句式长短错落，美不胜收。无论拿他的哪一首著名古诗，或者绝句，都可以感受得到其艺术魅力。
而杜甫的诗，我们幼时接触的少一些，我的记忆，在小学课本里可能只就那一首：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写得的确色彩丰富，一诗四景，意象生动。后来不知在笑话还是故事书里读到过，有人以此诗入菜，尽是些青葱鸡蛋汤之类，倒也令人印象深刻。中学里渐渐接触得多了，一般都是揭露社会、感慨时事、同情劳苦、田园生活之类，当然也有单纯应景抒情的如《春夜喜雨》等。杜甫的诗歌风格比较写实，比较直朴，但是语言经过精心的锤炼，显得十分均衡完美，几乎无懈可击。杜甫生在一个有文学和儒学传统的家庭，是诗人杜审言的孙子，所以自幼习文，深受儒教，形成了他为人为文审慎严谨的习惯。他的诗，讲究情景交融、声律韵美、言之有物。所以他的很多诗歌，是可以当作诗史来阅读的。
李杜二人既然都是诗坛巨擘，自然不免会有人拿两人来互相比较。这种比较历史上一直就在进行着，形成了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李白杜甫并驾齐驱。严羽就认为：“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另一派则认为李高于杜，徐積：“乃知公式真英物，万叠秋山青耸骨。当时杜甫亦能诗，恰如老骥追霜鸦”；第三派以为杜高过李，元稹：“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律，大或千言，次犹数百，……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奧乎！”白居易也有过杜高于李的评述。
这些评价，多少都带着个人的喜好和风格的追求，显得并不十分准确和客观。要做比较，就必须有一些标准。下面我试着在几个方面来做一个简略的比较。
从产量来说，李白的诗今存近一千首，但散失不少，杜甫传世一千四百余首，数量上两人旗鼓相当；从质量，或者更准确地讲——精品率来讲，由于李白的诗多即兴而发，少事雕琢，所以部分诗作显得内容比较松散、题材比较重复，词句声律不够严谨。杜甫的诗歌，除去应酬之作，大部分诗言之有物，也比较经得起捶打推敲。所以王世贞有云：“十首以前，少陵较难入；百首以后，青莲较易厌。”
从内容上讲，李白的一生阅历丰富，交游广阔，涉猎很多，其诗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写景、叙事、抒情、言志、友谊等等。上至宫廷庙堂，下至江湖山川，都有不少诗作。他特别善于把实写虚，把现实化为幻境，有的时候还超脱尘世，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杜甫一生的思想是“致君尧舜上”、“穷年忧黎元”，他的诗歌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计有时事政治诗，批评讽喻诗，军事题材诗，歌咏自然诗，农工百业诗、怀念亲友诗，甚至某些内容无聊的奉和应酬诗，等等。总的来说，李白尚虚，杜甫写实，李白的题材更加丰富，个人色彩和理想主义更浓，杜甫对社会现实的体验更深，涉及面更加丰富，刻画也更加深入。
从文采和意境上来讲，两人各有千秋。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才学甚高。他的诗歌有的语言一眼看去十分平易，但是由于发诸真情，一样能够打动人心，如果他诗兴遄飞，使用激情洋溢的词句，那就更加意境开阔，加上想象雄奇，能够带领读者上天入地，引人入胜。他另外一部分诗的特点是疏旷潇洒、清新飘逸，哪怕随意挥洒都可成诗。杜甫家学渊源，七岁学诗，十五岁扬名，也是少年天才。其诗歌讲求遣词用句，语句常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诗歌的精炼严整，非常人所能及。这样的语言使得杜甫的诗以浑厚而鲜明的意境为主。总的来说，两人的文采实在是伯仲难分、不相上下。
从风格上来讲，李白的诗歌，其个人的风格特点明显，有的雄浑虬劲，有的清新飘逸，有的豪放不羁，有的汪洋恣肆，总之是纵横飘逸，发兴无端；而杜甫的诗歌风格也是多种多样，但是最主要的特征是以沉郁稳健，凝重精美著称，善于用充沛的感情驾驭精炼奇崛的文字。明代田艺蘅《香宇诗谈》说道：“诗类其为人，太白做人飘逸，所以诗飘逸；子美做人沉著，所以诗沉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比如同写友谊，李白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与杜甫的“故凭锦水将双泪，好过瞿塘滟预堆”比较，一个飘逸，一个沉郁，体现出两种风格。
从体裁上讲，李白更擅长乐府古诗、绝句，而且写得极精彩，其乐府诗虽用乐府旧题，却能自出新意，七言绝句更是冠绝唐人。相对来讲他不太喜欢写格律严整的律诗，其律诗数量比较少，但是也有精品。同时，李白也留下了若干词作（早期的词）和散文。而杜甫的作品各体兼工，以律诗、绝句为主，加上一部分排律古诗，他的近体律诗，特别是七律写的尤其出色。此外，杜甫的叙事诗歌摆脱乐府古题的束傅，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比如著名的三吏三别。
从个人魅力上来讲，显然李白的性格更符合中国人的理想。他轻尧舜、笑孔丘、揖天子、交诸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显然是狂傲放旷的典范，他愿意亲近自然，歌咏山川，张扬天性，他还好习剑术，酷爱饮酒，不但好诗，而且任侠，这些都丰富了他的个人魅力。而杜甫身逢乱世，一生仕途多舛，命运飘零，所以写诗的心情比较沉郁，世事阅历的沧桑，让他的锋芒更加内敛，甚至有时候显得曲与奉承。所以尽管学识过人，忧国忧民，杜甫的个性并不像李白那么张扬，显得不如李白那么有吸引力。
李白和杜甫是好友。杜甫有过多首追忆或者敬仰李白的诗作，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谈到李白的诗有15首。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梦李白》，《春日忆李白》。杜甫对李白的敬重和推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杜甫人品性格的诚挚谦和，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李白的过人魅力。
李白是一个潇洒的负剑游子，杜甫则是一个苦吟的草堂诗人。李白近道，杜甫为儒，拿金庸的武侠小说来比较，李白像是飘然出世的令狐冲，杜甫则似执著入世的郭靖。两人都以他们超凡的诗才，撑起了唐诗一片瑰丽的天空。两个人各有所长，又同样伟大。要比较的话，如果不夹杂个人的喜好、体验和人生观，真的是一件难事，但也是一件颇有趣的事。
作者：史哲
今年5月13日在乌兹别克斯坦发生激烈的反政府暴乱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被认为一手导演了中亚“颜色革命”的美国对此事的态度遭到了指责，背后的逻辑是“美国应当积极介于并支持反政府武装但却袖手旁观”。原苏联控制区的国家已经或者正在走向“美国化”，像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则干脆就是由美国来建构政治。
然而，历史充满吊诡。美国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主要缔造者，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或多或少地“披了件美国衣裳”；冷战结束后，这些国家或地区在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或更多自身利益的时候，必须面对的问题正是：在战后“去殖民化”之后，如何有效地“去美国化”？
韩国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曾常常被大国的影子遮蔽的国家，它的身影越来越清晰了。
韩国的确不大。表面上，这成为韩国过去常被忽略的一个最直观也看似最合理的解释。所以，即便战后韩国以超越经济学常识的增长速度从一个殖民地国家，以不足1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成长为全球第十大经济体，但在国际关系中却依然很难感受到韩国的分量。朝鲜战争以后，韩国长期蛰伏在美国的荫翳之下，只是偶尔才会含蓄地表露一下自己的个性。然而，这样的形象却似乎在一夜之间被韩国自己颠覆了。
2005年3月22日，卢武铉在韩国陆军第三士官学校发表演讲，“今后我们将在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进程中发挥均衡者作用。”这番讲话前一天，美国国务卿赖斯刚刚结束对韩国的访问。此间舆论认为，卢武铉的讲话意在向美国发出重要信号——昔日“美主韩从”的政治关系将会有所改变。
变化不仅仅只表现在美韩关系上，在日本“争常”的问题上，韩国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反对不仅仅停留在口头，韩国外交通商部部长积极游走于世界，硬是争取到咖啡俱乐部70余个成员国的支持，成为让日本最头痛的一股力量。
这样的韩国一反常态，令整个世界都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不过，只要了解韩国在近现代的发展历程，就不难明白这样自信的韩国是如何脱胎换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饱受屈辱、经过多年卧薪尝胆之后，今天的韩国才真正完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重构。
韩国，高楼与古建筑交映成辉，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韩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缩影
诞生于“恨”的现代民族国家
一般人似乎很难理解韩国对于“驻韩美军”极为矛盾的态度。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曾经说，美国是韩国的解放者和缔造者。韩国民众当然不可能不知道，大韩民国是由美国领导的盟军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拯救”的；他们也同样不可能不知道，在阴云密布的三八线，是美军长期处在与北朝鲜对峙的最前沿。然而，韩国人对美国这位“恩人”却显得不那么领情，至少不像美国的另一位“小伙伴”日本那样俯首贴耳。
朝鲜自开国以来，虽然因为地缘环境的缘故，它不可避免地生存在大国的身影之中，但这个民族却依然长期保持了独立。如果说，近代以前温和而松散的“华夷秩序”尚能让朝鲜保持应有的尊严，那么正是从近代开始，朝鲜民族的性格中被注入了新的元素，那就是“恨”，这种强烈的情感源于饱受侵略、国破家亡的历史记忆。
从韩国人自己对日本殖民侵略的历史印象中，更能够理解这种“恨”有多深。韩国历史学家朴殷植有两本记述这段历史的著作：一名《韩国痛史》，记述了近代日本对朝鲜的侵略；一名《韩国独立运动血史》，记述了朝鲜民族对侵略者的抵抗。一个“痛”字，一个“血”字，丝毫不隐瞒作者作为历史学者的情感。
不仅是反殖民运动时期，即便今天，韩国人对日表达情绪的方式仍显得尤为激烈。每当日韩关系紧张的时候，除了抵制日本产品、游行、焚烧日本国旗之外，韩国上至国会议员，下至普通老太，往往会在日本驻韩使馆门前一字排开，不惜以断指甚至自焚的方式表达愤怒之情。这种极端的抗议只有在韩国民众抒发对日情绪时，才变得屡见不鲜。
然而也必须承认，近代的屈辱彻底激活了韩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也让这个民族更加珍视重新获得的独立，而二战后美国的军事存在客观上让朝鲜的分裂变成一个既成事实，这无疑会强化朝鲜关于大国牺牲品的回忆。不过，日本和美国毕竟是韩国接触最早、最多的外部世界，如果说“去殖民化”让韩国迅速从一个殖民地国家成长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话，那么“去美国化”则将最终帮助韩国完成这一历史性转变。
韩国海监在独岛附近海域巡逻
剪不断、理还乱的美国
美国身上夹杂了韩国太多的爱恨。美国赶走了日本殖民者，却让朝鲜民族失去了自己解决国家前途的最好机会；美国一手奠定了韩国的政治、经济、法律体系，也让韩国长期在国际关系中失去了自我；美国充当着韩国保护者的角色，但美国的军事存在同时挑战着韩国人的自尊，美国驻军类似领事裁判的特权，也极易勾起韩国关于殖民地的痛苦回忆……对于这一切，韩国经常感到无可奈何。但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会流露出来。
军事安保关系长期居于美韩同盟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驻韩美军主力被部署在汉江以北，直接面对朝鲜人民军的代价就是造就了冷战中韩美之间完全不平等、带有极强等级特色的依附关系。美国对韩国扮演着保护者、领导者和施惠者的角色，而韩国则惟美国马首是瞻，完全被美国的影子所遮蔽，在国际关系中基本上丧失了独立性和自主性。韩国历任总统都很少对此提出异议。无论是威权时代的朴正熙，还是民选总统金泳三，甚至学生时代曾要求美军撤出的卢武铉，在任时也对美军撤出汉江以北表示了忧虑。
由于美军承担了对韩国威胁最大的北方的防御任务，使得韩国得以长期保持较低的军费开支，把有限的资金优先投入教育以及国民经济最紧要的部门。从韩国经济起飞前后一直到最近，韩国的军费开支长期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这对于一个处于冷战最前沿，时刻面临战争风险的国家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至今，在分析韩国的经济奇迹时，仍然有许多专家将之归结为美国的栽培，他们总是习惯性地提到韩国的经济起飞源于“朝鲜战争特需”以及“美国对韩国的大量援助”。不过最初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据统计，1962-1992年间，美对韩投资累计21.64亿美元，占韩国所有外国投资的27.58%，美国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成为韩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同时，由于韩国现代化起点低，在产业层次上同美国也形成了“垂直依赖关系”，使得韩国可以充分选择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完成最初的积累。
然而，孩子终究会长大的，当韩国在迈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中慢慢摆脱了呀呀学语的阶段后，就不可避免会展现出自己的个性。韩国开始按照自己对现代国家的理解塑造着自己的国家，那些曾经隐藏在因冷战而扭曲的国家关系中的矛盾，也就逐渐暴露了出来。先是经济上的，后是政治上、外交上的。事实上，自韩国经济起飞以来，韩美之间的矛盾涵盖了贸易赤字、市场保护、朝鲜政策、驻韩美军地位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等诸多方面。在许多问题上，美国的一意孤行，常常让个性越来越鲜明的韩国感到不满。
然而，这些麻烦却是韩国完善国家属性以及确定国家战略所必须面对的。曾经完全倚重美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美国身上的韩国或许没有想到，对美国的依赖最终会成为对韩国最大的考验之一。
韩美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韩国“去美国化”的限度
“去美国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韩国完成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最后一步，它决定着韩国是否能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价值选择，不受干扰地确定自己的国家战略。
“去美国化”并非是要完全摆脱与美国的关系，因为这对于韩国而言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也是极其冒险的。从韩国的角度来看，“去美国化”更多的是意味着韩国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地位，在美国关心的问题上，韩国依然会尽可能提供协助——就像卢武铉不顾国民反对而向伊拉克派出韩国军队那样；但在涉及韩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韩国将争取更大的发言权，甚至是主导权，影响美国的决策——比如说朝鲜核问题，使韩国成为美国真正的“伙伴”。
事实上，韩国角色的调整早在冷战结束前后就已经开始了。韩国经济使韩国很早就能在美国盟友面前抬起头来，韩美协调在越战之后也慢慢浮现，只不过那时的韩国更多的还是被动的转变。而卢武铉政府近来的动作却十分抢眼。除了韩国要当“东北亚均衡者”的说法之外，今年3月，卢武铉曾明确表示，韩国政府不允许驻韩美军在没有韩国同意的情况下卷入东北亚各国间的争端，而且韩国不会在这一问题上妥协。在韩美防卫费用的负担问题上，韩国政府决定只负担6.8亿美元，结果导致驻韩美第八军司令查尔斯·坎贝尔以解雇为美军服务的1000名韩国员工作为报复。而且韩国近来也拒绝了韩美联合司令部拟定的“朝鲜作战计划”，原因是该计划要求韩国在朝鲜发生内乱而非受到进攻的情况下，允许美军行使作战权。
这些举措也许是迄今为止韩国最主动、最大胆的举动，也因此被人解读为“去美国化”的重要步骤。它不但让许多美国鹰派难以接受，也让韩国许多人感到担心。2003年仅仅是美国做出撤军表示，就已经让韩国心有余悸了。而这一次，一旦韩国主动去争取“均衡者”角色，必然会危及韩美关系以及韩美军事同盟，并牵动中韩、日韩关系，从而影响东北亚格局。不过，韩国的行动事实上还是极有分寸的，因为韩国在这方面可操作的空间本就有限。
韩国国家对外战略目前的首要目标仍然是确保生存。对韩国来说，只有周边国家的力量大体平衡，半岛的安全才是有保证的。因此，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就成为维系这种平衡的必要条件，这是韩国居于主流的观点，金大中就曾说过“为了东北亚的稳定与和平，美军驻扎在日本与韩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韩国显然不愿意面对一个缺少了美国而不确定的东亚。因此，韩国过去十多年所实行的“强兵”(也就是自主国防)，“睦邻”(与中、日、俄的全方位外交)，虽然有自主性的考虑，但更多的是在美国之外增加一道“保险阀”。
美国在亚太的核心战略是“保持和增强对亚太的主导权，确保美国主导下的大国均衡”，这与韩国的目标需要可谓不谋而合。而韩国的战略位置及其经济成就，对于美国的战略目标不无裨益。美国国防部1995年的东亚战略报告曾指出，“美韩关系不仅是对条文的一种承诺，这也是我们国家支持和促进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朝鲜威胁不再存在，为地区安全起见，美国也打算同韩国保持强有力的防务联盟”。否则仅朝鲜威胁，布热津斯基博士无论如何不会把韩国视为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5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之一。
战略利益的一致与政策层面的协调是并行不悖的。保持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均衡和区域稳定，是美韩两国今天彼此战略利益的最大共同点。这种共同利益的存在，无疑是美韩关系继续存在并发展的巨大动力。不过，韩国今天所做出任何决策，都不再是“美国命令-韩国执行”，而是韩国在听取美国建议后，充分考虑与斟酌之后的自主行为。
2005年4月17日，韩国总统卢武铉在访问土耳其时发表演讲，表示“韩美关系与从前相比的确有一些变化，这是事实。在调整韩美关系时，韩国的发言权在逐步加强，在探讨业务上也经常说不”。这就是过去十多年中一直在发生的事情，只不过这一次韩国人如此清晰地把它讲了出来。
然而，尽管韩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日益突出，但人们更应该注意到，韩国的个性依然局限于有限的问题上。作为美国在东北亚的盟友，韩国的意见无法左右美国的反恐行动；也很难软化美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立场；在经贸问题上也常常被美国敲打。韩国许多大胆的行动，仍然会谨慎地关注着美国的态度。
然而，对于美国身侧突然冒出的已然个性十足的韩国，除了赞叹，人们还能苛责什么呢？它走过殖民地的痛楚，在短短时间内成就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梦想，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奇迹，在冷战结束后不久就更是自己去打碎了美国曾经对其“卫星国”的角色设计。不要臆测一个理性的国家会有更大胆的行动，因为现在的韩美关系已经是国家间关系的常态。韩国说自己有5000年的历史，然而在过去的5000年中，韩国何曾像今天表现得如此鲜明？
今年5月13日在乌兹别克斯坦发生激烈的反政府暴乱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被认为一手导演了中亚“颜色革命”的美国对此事的态度遭到了指责，背后的逻辑是“美国应当积极介于并支持反政府武装但却袖手旁观”。原苏联控制区的国家已经或者正在走向“美国化”，像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则干脆就是由美国来建构政治。
然而，历史充满吊诡。美国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主要缔造者，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或多或少地“披了件美国衣裳”；冷战结束后，这些国家或地区在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或更多自身利益的时候，必须面对的问题正是：在战后“去殖民化”之后，如何有效地“去美国化”？
韩国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曾常常被大国的影子遮蔽的国家，它的身影越来越清晰了。
韩国的确不大。表面上，这成为韩国过去常被忽略的一个最直观也看似最合理的解释。所以，即便战后韩国以超越经济学常识的增长速度从一个殖民地国家，以不足1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成长为全球第十大经济体，但在国际关系中却依然很难感受到韩国的分量。朝鲜战争以后，韩国长期蛰伏在美国的荫翳之下，只是偶尔才会含蓄地表露一下自己的个性。然而，这样的形象却似乎在一夜之间被韩国自己颠覆了。
2005年3月22日，卢武铉在韩国陆军第三士官学校发表演讲，“今后我们将在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进程中发挥均衡者作用。”这番讲话前一天，美国国务卿赖斯刚刚结束对韩国的访问。此间舆论认为，卢武铉的讲话意在向美国发出重要信号——昔日“美主韩从”的政治关系将会有所改变。
变化不仅仅只表现在美韩关系上，在日本“争常”的问题上，韩国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反对不仅仅停留在口头，韩国外交通商部部长积极游走于世界，硬是争取到咖啡俱乐部70余个成员国的支持，成为让日本最头痛的一股力量。
这样的韩国一反常态，令整个世界都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不过，只要了解韩国在近现代的发展历程，就不难明白这样自信的韩国是如何脱胎换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饱受屈辱、经过多年卧薪尝胆之后，今天的韩国才真正完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重构。
韩国，高楼与古建筑交映成辉，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韩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缩影
诞生于“恨”的现代民族国家
一般人似乎很难理解韩国对于“驻韩美军”极为矛盾的态度。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曾经说，美国是韩国的解放者和缔造者。韩国民众当然不可能不知道，大韩民国是由美国领导的盟军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拯救”的；他们也同样不可能不知道，在阴云密布的三八线，是美军长期处在与北朝鲜对峙的最前沿。然而，韩国人对美国这位“恩人”却显得不那么领情，至少不像美国的另一位“小伙伴”日本那样俯首贴耳。
朝鲜自开国以来，虽然因为地缘环境的缘故，它不可避免地生存在大国的身影之中，但这个民族却依然长期保持了独立。如果说，近代以前温和而松散的“华夷秩序”尚能让朝鲜保持应有的尊严，那么正是从近代开始，朝鲜民族的性格中被注入了新的元素，那就是“恨”，这种强烈的情感源于饱受侵略、国破家亡的历史记忆。
从韩国人自己对日本殖民侵略的历史印象中，更能够理解这种“恨”有多深。韩国历史学家朴殷植有两本记述这段历史的著作：一名《韩国痛史》，记述了近代日本对朝鲜的侵略；一名《韩国独立运动血史》，记述了朝鲜民族对侵略者的抵抗。一个“痛”字，一个“血”字，丝毫不隐瞒作者作为历史学者的情感。
不仅是反殖民运动时期，即便今天，韩国人对日表达情绪的方式仍显得尤为激烈。每当日韩关系紧张的时候，除了抵制日本产品、游行、焚烧日本国旗之外，韩国上至国会议员，下至普通老太，往往会在日本驻韩使馆门前一字排开，不惜以断指甚至自焚的方式表达愤怒之情。这种极端的抗议只有在韩国民众抒发对日情绪时，才变得屡见不鲜。
然而也必须承认，近代的屈辱彻底激活了韩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也让这个民族更加珍视重新获得的独立，而二战后美国的军事存在客观上让朝鲜的分裂变成一个既成事实，这无疑会强化朝鲜关于大国牺牲品的回忆。不过，日本和美国毕竟是韩国接触最早、最多的外部世界，如果说“去殖民化”让韩国迅速从一个殖民地国家成长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话，那么“去美国化”则将最终帮助韩国完成这一历史性转变。
韩国海监在独岛附近海域巡逻
剪不断、理还乱的美国
美国身上夹杂了韩国太多的爱恨。美国赶走了日本殖民者，却让朝鲜民族失去了自己解决国家前途的最好机会；美国一手奠定了韩国的政治、经济、法律体系，也让韩国长期在国际关系中失去了自我；美国充当着韩国保护者的角色，但美国的军事存在同时挑战着韩国人的自尊，美国驻军类似领事裁判的特权，也极易勾起韩国关于殖民地的痛苦回忆……对于这一切，韩国经常感到无可奈何。但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会流露出来。
军事安保关系长期居于美韩同盟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驻韩美军主力被部署在汉江以北，直接面对朝鲜人民军的代价就是造就了冷战中韩美之间完全不平等、带有极强等级特色的依附关系。美国对韩国扮演着保护者、领导者和施惠者的角色，而韩国则惟美国马首是瞻，完全被美国的影子所遮蔽，在国际关系中基本上丧失了独立性和自主性。韩国历任总统都很少对此提出异议。无论是威权时代的朴正熙，还是民选总统金泳三，甚至学生时代曾要求美军撤出的卢武铉，在任时也对美军撤出汉江以北表示了忧虑。
由于美军承担了对韩国威胁最大的北方的防御任务，使得韩国得以长期保持较低的军费开支，把有限的资金优先投入教育以及国民经济最紧要的部门。从韩国经济起飞前后一直到最近，韩国的军费开支长期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这对于一个处于冷战最前沿，时刻面临战争风险的国家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至今，在分析韩国的经济奇迹时，仍然有许多专家将之归结为美国的栽培，他们总是习惯性地提到韩国的经济起飞源于“朝鲜战争特需”以及“美国对韩国的大量援助”。不过最初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据统计，1962-1992年间，美对韩投资累计21.64亿美元，占韩国所有外国投资的27.58%，美国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成为韩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同时，由于韩国现代化起点低，在产业层次上同美国也形成了“垂直依赖关系”，使得韩国可以充分选择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完成最初的积累。
然而，孩子终究会长大的，当韩国在迈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中慢慢摆脱了呀呀学语的阶段后，就不可避免会展现出自己的个性。韩国开始按照自己对现代国家的理解塑造着自己的国家，那些曾经隐藏在因冷战而扭曲的国家关系中的矛盾，也就逐渐暴露了出来。先是经济上的，后是政治上、外交上的。事实上，自韩国经济起飞以来，韩美之间的矛盾涵盖了贸易赤字、市场保护、朝鲜政策、驻韩美军地位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等诸多方面。在许多问题上，美国的一意孤行，常常让个性越来越鲜明的韩国感到不满。
然而，这些麻烦却是韩国完善国家属性以及确定国家战略所必须面对的。曾经完全倚重美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美国身上的韩国或许没有想到，对美国的依赖最终会成为对韩国最大的考验之一。
韩美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韩国“去美国化”的限度
“去美国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韩国完成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最后一步，它决定着韩国是否能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价值选择，不受干扰地确定自己的国家战略。
“去美国化”并非是要完全摆脱与美国的关系，因为这对于韩国而言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也是极其冒险的。从韩国的角度来看，“去美国化”更多的是意味着韩国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地位，在美国关心的问题上，韩国依然会尽可能提供协助——就像卢武铉不顾国民反对而向伊拉克派出韩国军队那样；但在涉及韩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韩国将争取更大的发言权，甚至是主导权，影响美国的决策——比如说朝鲜核问题，使韩国成为美国真正的“伙伴”。
事实上，韩国角色的调整早在冷战结束前后就已经开始了。韩国经济使韩国很早就能在美国盟友面前抬起头来，韩美协调在越战之后也慢慢浮现，只不过那时的韩国更多的还是被动的转变。而卢武铉政府近来的动作却十分抢眼。除了韩国要当“东北亚均衡者”的说法之外，今年3月，卢武铉曾明确表示，韩国政府不允许驻韩美军在没有韩国同意的情况下卷入东北亚各国间的争端，而且韩国不会在这一问题上妥协。在韩美防卫费用的负担问题上，韩国政府决定只负担6.8亿美元，结果导致驻韩美第八军司令查尔斯·坎贝尔以解雇为美军服务的1000名韩国员工作为报复。而且韩国近来也拒绝了韩美联合司令部拟定的“朝鲜作战计划”，原因是该计划要求韩国在朝鲜发生内乱而非受到进攻的情况下，允许美军行使作战权。
这些举措也许是迄今为止韩国最主动、最大胆的举动，也因此被人解读为“去美国化”的重要步骤。它不但让许多美国鹰派难以接受，也让韩国许多人感到担心。2003年仅仅是美国做出撤军表示，就已经让韩国心有余悸了。而这一次，一旦韩国主动去争取“均衡者”角色，必然会危及韩美关系以及韩美军事同盟，并牵动中韩、日韩关系，从而影响东北亚格局。不过，韩国的行动事实上还是极有分寸的，因为韩国在这方面可操作的空间本就有限。
韩国国家对外战略目前的首要目标仍然是确保生存。对韩国来说，只有周边国家的力量大体平衡，半岛的安全才是有保证的。因此，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就成为维系这种平衡的必要条件，这是韩国居于主流的观点，金大中就曾说过“为了东北亚的稳定与和平，美军驻扎在日本与韩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韩国显然不愿意面对一个缺少了美国而不确定的东亚。因此，韩国过去十多年所实行的“强兵”(也就是自主国防)，“睦邻”(与中、日、俄的全方位外交)，虽然有自主性的考虑，但更多的是在美国之外增加一道“保险阀”。
美国在亚太的核心战略是“保持和增强对亚太的主导权，确保美国主导下的大国均衡”，这与韩国的目标需要可谓不谋而合。而韩国的战略位置及其经济成就，对于美国的战略目标不无裨益。美国国防部1995年的东亚战略报告曾指出，“美韩关系不仅是对条文的一种承诺，这也是我们国家支持和促进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朝鲜威胁不再存在，为地区安全起见，美国也打算同韩国保持强有力的防务联盟”。否则仅朝鲜威胁，布热津斯基博士无论如何不会把韩国视为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5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之一。
战略利益的一致与政策层面的协调是并行不悖的。保持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均衡和区域稳定，是美韩两国今天彼此战略利益的最大共同点。这种共同利益的存在，无疑是美韩关系继续存在并发展的巨大动力。不过，韩国今天所做出任何决策，都不再是“美国命令-韩国执行”，而是韩国在听取美国建议后，充分考虑与斟酌之后的自主行为。
2005年4月17日，韩国总统卢武铉在访问土耳其时发表演讲，表示“韩美关系与从前相比的确有一些变化，这是事实。在调整韩美关系时，韩国的发言权在逐步加强，在探讨业务上也经常说不”。这就是过去十多年中一直在发生的事情，只不过这一次韩国人如此清晰地把它讲了出来。
然而，尽管韩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日益突出，但人们更应该注意到，韩国的个性依然局限于有限的问题上。作为美国在东北亚的盟友，韩国的意见无法左右美国的反恐行动；也很难软化美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立场；在经贸问题上也常常被美国敲打。韩国许多大胆的行动，仍然会谨慎地关注着美国的态度。
然而，对于美国身侧突然冒出的已然个性十足的韩国，除了赞叹，人们还能苛责什么呢？它走过殖民地的痛楚，在短短时间内成就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梦想，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奇迹，在冷战结束后不久就更是自己去打碎了美国曾经对其“卫星国”的角色设计。不要臆测一个理性的国家会有更大胆的行动，因为现在的韩美关系已经是国家间关系的常态。韩国说自己有5000年的历史，然而在过去的5000年中，韩国何曾像今天表现得如此鲜明？
中国历史上曾经拥有一个辉煌的黄金时代那就是宋，宋不但在科技、文化、经济、政治、思想等领域有空前的贡献，就是领土上也有杰出、巨大的贡献，而且影响深远，只是后来一些朝代不能保住某些领土，而造成今天的国土现状罢了。宋代的土地远不止某些人所谓“460万平方公里”，那都是偏见和不实的，宋代领土最大的时候应该接近800万平方公里，如果要包括海域的话，应该远远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
1、众所周知的宋代领土部分，包括今天的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山东、四川以及整个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和珠江流域，几乎是中国今天全部的、主要的精华所在地区。
2、除了上述的主要领土外，还有今天的甘肃、宁夏、内蒙、青藏（尤其）、云贵一部分，见北宋仁宗、神宗、钦宗年鉴有关部分。
3、没有整个东北三省是真的，因为与辽的争夺前线就在今天的山海关、北京一带。今天的新疆一带，由于西夏的隔断，通信不便，基本算是丢失了。
4、今天的台湾、海南是在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时人口不多，没有建立府、路级行政建制，但是已经有了县级、州级机构，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共同开拓。
5、 甚至，今天的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等东南半岛上，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属于宋的。尤其南宋时代，由于北方的沦陷，宋加大了今天台湾、海南、东南半岛的开发力度。今天，从泰国、缅甸、柬埔寨等国的民族文化、风俗、古迹来看，宋代政治、文化、军事、服饰的影响是重大、深远的。
6、严格说来南诏、吐蕃也是宋的属国之一——国主级别，历代国主都主动要求受到宋的册封、赏赐和承认。历史上吐蕃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邦国，它从来只承认宋的宗主国地位，一直与西夏等国交恶，甚至，后来的蒙古人也要靠劳师远征、进封喇嘛国师才能获得他们的承认。
7、宋朝是一个重视海外商业和国际贸易的朝代，今天的南海、东海、黄海等海域，早就是宋朝海军纵横的内海，就是今天的日本海域、马来西亚海域、印度洋东部海域、太平洋西部海域等也是涉足频繁，远领先于后来的明朝。“海洋是宋朝的第一生命线”，如果说“蒙古人是世界陆地上第一霸主”的话，那么“那么宋就是世界海洋的第一霸主”，远早于欧洲的荷兰、西班牙和英国，宋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资格、最有条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
1、众所周知的宋代领土部分，包括今天的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山东、四川以及整个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和珠江流域，几乎是中国今天全部的、主要的精华所在地区。
2、除了上述的主要领土外，还有今天的甘肃、宁夏、内蒙、青藏（尤其）、云贵一部分，见北宋仁宗、神宗、钦宗年鉴有关部分。
3、没有整个东北三省是真的，因为与辽的争夺前线就在今天的山海关、北京一带。今天的新疆一带，由于西夏的隔断，通信不便，基本算是丢失了。
4、今天的台湾、海南是在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时人口不多，没有建立府、路级行政建制，但是已经有了县级、州级机构，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共同开拓。
5、 甚至，今天的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等东南半岛上，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属于宋的。尤其南宋时代，由于北方的沦陷，宋加大了今天台湾、海南、东南半岛的开发力度。今天，从泰国、缅甸、柬埔寨等国的民族文化、风俗、古迹来看，宋代政治、文化、军事、服饰的影响是重大、深远的。
6、严格说来南诏、吐蕃也是宋的属国之一——国主级别，历代国主都主动要求受到宋的册封、赏赐和承认。历史上吐蕃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邦国，它从来只承认宋的宗主国地位，一直与西夏等国交恶，甚至，后来的蒙古人也要靠劳师远征、进封喇嘛国师才能获得他们的承认。
7、宋朝是一个重视海外商业和国际贸易的朝代，今天的南海、东海、黄海等海域，早就是宋朝海军纵横的内海，就是今天的日本海域、马来西亚海域、印度洋东部海域、太平洋西部海域等也是涉足频繁，远领先于后来的明朝。“海洋是宋朝的第一生命线”，如果说“蒙古人是世界陆地上第一霸主”的话，那么“那么宋就是世界海洋的第一霸主”，远早于欧洲的荷兰、西班牙和英国，宋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资格、最有条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
公元756年六月十三日，一些大臣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大明宫，准备早朝。尽管昨天人数就已经减少很多，据说十无一二，但总会有人来不是？然而，他们忽然间发现，不但自己的很多同僚没有到，就连宝座上的皇帝都不见踪影，整个朝堂之上空空荡荡，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于是所有到场的人们面面相觑——皇帝去哪了呢？
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刚到大明宫不久之前的几个时辰里，在这个漆黑的黎明，昨天还下诏说要御驾亲征的唐玄宗，带着自己的子孙嫔妃，从皇宫中匆忙的出来，直奔长安城的大门，然后向西逃之夭夭，溜之大吉。
后世有人责怪玄宗没有带上他的大臣一起出逃，但事实上玄宗已是顾不上了，就是自己在宫外一时无法找回来的子孙嫔妃，也都没法带上，何况大臣们呢？
玄宗不是第一个出逃的皇帝，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的这次出逃却是非常有名的。其实面对将要被攻破而且是没有希望再守得住的都城，皇帝的选择无外乎有三，一是顺其自然，二是出逃，三是殉国。做第三种选择的皇帝少之又少，就朱由检勉强算是一个，但他在多次否定了出逃方案之后还是忍不住逃出了紫禁城，只是后来实在逃不出去了；不肯过江东的项羽历来受人尊敬，可惜他又的确没有皇帝的名义。顺其自然的皇帝大多在投降之前反抗一下，当然了谁也不愿意一上来就做俘虏。算算古来投降的皇帝可真不少呢，倒是陈后主很有个性的逃到井中企图逃过一劫，然而当隋兵要向井中扔石头的时候，这个写过“玉树流光照后庭”的南朝最后一位皇帝，也只有大声呼救了。
出逃固然比不上殉国的刚烈，但和坐等比起来毕竟还是“有为”的，虽然两个听来都很让人气馁。比之于出降，出逃有一样好处就是可以保住有生力量。像唐玄宗这次出逃，确实比他在长安城坐等叛军破城要好，否则唐朝皇室全都被杀，那么唐朝就真正的灭亡了。
这么说好像有鼓励“出逃”之嫌。呜呼善哉善哉，如果能不到这种地步，而都像面对突厥大兵压境却胸有成竹的唐太宗那样，又何必讨论取哪种选择呢？如果玄宗后期能不那么昏聩，又何来安史之乱呢？
1、祸起
事情都有起因、经过和结果。这一部分说一说安史之乱的起因及初期阶段。
经过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天宝年间的玄宗一下子松懈了下来。不想，他、唐朝乃至整个天下都为他的松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只用了一年，安禄山就攻到了长安。唐军虽然有反抗，并且安禄山途中也没有特别的顺利，但总体上却是呈现出一面倒的势态。
这就好像一个大汉正往前走着，忽然从天上飞来一个不明物体，重重的砸了一下脑袋。结果大汉被砸晕了，伸出手来胡乱抓了一气，最后仍抵不住头晕目眩，咣当倒地……
开元与天宝，几乎就是唐玄宗奋发有为和怠于朝政的分界。不过也只能说是“几乎”，因为开元后期玄宗就已经有这个苗头了，李林甫开元二十二年列入宰相中一员，似乎是发出了某种信号。这意味着，此前以张说、张九龄为首的文治集团，必须和吏治的李林甫等人合作了。
开元之初的姚崇，偏重于吏治，而自张说开始，偏重于文治，同时文、吏之争就开始隐约存在了。开元后期这次“组阁”，玄宗任命裴耀卿、张九龄和李林甫三人为宰相。从人选上看，还是比较合理的，张九龄是文治，李林甫是吏治，而裴耀卿虽然被看成是张九龄一党，也确实和张九龄更亲近一些，但他并不是每次都支持张九龄的意见，有时也会站在李林甫一边，因此可以充当调和人物。如果这个三人班子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仍然是可以维持开元盛世的。事实上，在他们共处的期间内也确实弄出了一些政绩，比如粮运改革、营田和土地开垦，以及财政制度的合理化、各地按察使的设置等等。然而这个班子又注定长久不了。张九龄为人正直，遇事不管大小都要力争，李林甫则是一位十足的政客，巧伺上意，闹翻是迟早的事。
李林甫是唐朝的远房皇亲，算起来玄宗还得管他叫一声“皇叔”。然而我们这位李皇叔，可不是善主，有人称他为政治流氓，其实看看，倒也不是太过分。大家都知道“笑里藏刀”和“口蜜腹剑”这两个词，太相似了，简直能组成一幅对联，而且巧了，这两个词形容的两个大臣都是唐朝的，一位是“人猫”李义府，一位便是李皇叔。不过大概没人敢给李皇叔胡起外号，因为李林甫之阴鸷，朝中除了玄宗不怕，就连后面“叱咤风云”的安禄山都只怕他一人。大概李林甫是很有演恐怖电影的天分的……
李林甫最终挤走了裴耀卿和张九龄，从此当政。只可惜，李林甫并没有把吏治的劲儿用到治理天下上面，而是全用来算计对手了，他的最终目的只是想要保住他的权势与地位，至于天下怎么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李林甫也是这么和谏官们说的，当然，仅能秉笔的李皇叔可说不出来这么文绉绉的话。想当初他把“杕杜”念成“丈杜”、“弄璋”写成“弄獐”，让文人们很是偷笑了一阵。不过事情总有两方面，阳光和阴影就如同双胞胎，总是一起出现。拿李林甫“仅能秉笔”来说，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李林甫不大可能自己咬文嚼字的去制造文字狱了，所以文人们真该庆祝一下。其实就整个唐朝来讲，文字狱都确实不多，大环境如此，李林甫也无暇去理会这些东西。所以像“词赋属文宗”这种疑似为讽刺的诗句，大概都被当作是“真诚”的恭维了吧——或许李林甫点头微笑的时候，作者王维也正在窃笑。话扯远了，接说着李林甫对谏官的警告，他拿马厩里的马来打比喻，说如果你们不老实，非得和皇帝说点什么，哼哼，那对不起，只好请您走人了。总之他一句话，朝野上下顿时没有人敢再说什么，真的是“天下升平”的盛世景观啊。不错，天下是“升平”，升起来的是表面，而揭开这层表皮，却可以看到里面的肌肉正在慢慢褪色直到老去。这种情况要是放在人脸上的话，比如要是见到某个做过除皱手术的人，她一旦笑起来，看着是很有些让人感觉不适的，简单来说就是皮笑肉不笑。而唐朝现在的这种情况可不单单是“皮笑肉不笑”，是根本笑不起来，不过这要排除宫殿里的欢歌笑语，因为，这正是玄宗沉溺于酒色的开始。
天宝四载，玄宗正式册封杨氏为贵妃，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四大美人之一的杨玉环。她本是寿王李瑁的妻子，但因为长的太漂亮了，所以玄宗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她纳为己妃。唐朝皇帝确实在后宫上比较混乱，比如太宗纳弟媳（杨氏），高宗纳“庶母”（武则天），玄宗则是纳儿媳，也算是继承了自己家族的一个“传统”。后人对此很不齿，认为是乱伦，而唐朝固然不提倡这样，但对于这几次事件，似乎也没起什么太大的风浪。原因是唐确实比后世要开放很多，那么，有没有不敢说的原因呢？肯定有吧，但也不完全是，因为太宗曾想过立杨氏为后，遭到魏征坚决反对；高宗要立武氏为皇后时，也一样有若干反对者，而他们在当初武氏从寺中进宫时却是比较安静的。玄宗做事很秘密、周到，也有个缓冲，他让杨玉环先做了一阵假道姑，然后再接到宫中。但终玄宗一生，虽然很宠爱她，却也不敢立为皇后。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样的话杨贵妃想不做红颜祸水都难。
几十年后，诗人白居易用夸张的笔墨描写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其中写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其实是冤枉了唐玄宗，他并没有像万历皇帝那样真正的不再早朝，哪怕大臣们在宫外跪上十个小时也照样不理不睬。客观的说，玄宗后期确实是疏于过问朝政，但也是逐渐发展的。推测一下，大概是看到朝堂上没什么人提意见(没人敢提)，所以慢慢的放下心来，再加上抵不住享乐的诱惑，于是就……
但也并非真的就没有人提意见了，只不过朝廷上提的话，挡不住李皇叔的加害。倒是宫里有人说了几句真话。谁呢？高力士。有一次玄宗颇有自得的说：“我有近十年没有出长安了，现在天下貌似无事，我干脆把所有事都交给李林甫来处理吧。”高力士一听，这哪能成？于是说：“天子顺动，古制也。税入有常，则人不告劳。今赋粟充漕，臣恐国无旬月蓄；和籴不止，则私藏竭，逐末者众。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权既振，孰敢议者。”通鉴上做了简化：“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不管哪种版本，主要大意是两方面，一是说帝王出巡是古制，玄宗应该去看看皇宫外面的世界，体察一下民情；二是说不可授人以柄。这都是替玄宗考虑，是大大的忠心，但玄宗却不高兴听到这样的话，于是大大的不悦。从此高力士也不敢再多说什么。虽则如此，后来高力士仍然会时而劝劝皇帝，比如玄宗后来又有一次自得的说他“朝事付宰相，边事付边将”，自己在宫里倒也不亦乐乎。没想到高力士又是一盆冷水浇下来，拿云南几次战败来举例，然后提出边将权力太大，一旦有变故，不好制约。玄宗这次虽没发火，却也没听，而他自得的毛病也没改。天宝十三年闹水灾，这时无人敢向玄宗诉说灾情。大概是玄宗觉得这回有把握高力士不会再说出来什么扫兴话了，就问他对此事有什么看法。那能有什么看法呢？高力士回答说：“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你把权力都交给宰相了，而且又赏罚无章，阴阳失度，我还敢说什么？还有什么可说？敢对皇帝说赏罚无章、阴阳失度，高力士也是个胆大的人了。连自己身边的人的话都不听，可想而知，就算是李林甫让那些谏官放马过来向玄宗进谏也实在没关系，反正什么话都只是一阵从他耳边刮过的风罢了。
李林甫后来被杨国忠取代。在李皇叔最后的日子里，也是比较可怜的，有一次有人说他的病只要看到了皇上就会好起来。玄宗本想去看看他，却被人阻止了，因此采取个折衷的办法——玄宗隔着很远拿着一块红色的丝绢向李林甫挥啊挥的，不知李林甫是否这样想过：该不会是招魂呢吧……之所以有人劝阻玄宗，是因为据说见到病重将死的人是一种晦气。康熙皇帝有一次想要去畅春园，可是必经之路上却有自己当时重病的八儿子胤祀(当然那一次八阿哥没死)，所以最后把胤祀挪开了。说句题外话，由于电视剧的影响，胤祀成了一位阴险无比的阴谋家，事实上雍正四年就死去的八阿哥铁定是没法去逼雍正的宫了，而这时主持移走他的人，正是为了讨好康熙的胤禛。亲生儿子尚且如此，何况别人呢？相对而言玄宗就算是厚道之人了。另外，劝阻的原因当中不排除有报复打击李林甫的可能。
新上任的杨国忠，更多的或者说根本的就是靠着他的国舅地位。也许是为了让人更加鄙视杨国忠，《新唐书》中很醒目的写了句杨国忠是“张易之之出也”，而通鉴上则写是“张易之之甥也”。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上写道他认为所谓私生子一说纯属无稽之谈，因此不取。和李林甫的阴鸷相比，杨国忠为人更“和蔼可亲”一些，他虽则轻燥强辩，却没有李林甫能把人看的发怵的本领，但他颐指气使的威风却只在李皇叔之上，不在他之下。这也情有可原，毕竟人家有个妹妹在后宫撑腰嘛。因此自“以天下为己任”的杨国忠做宰相之后，在朝廷中充分发挥了士不为己用即“出”之的劲头，流放了若干不愿阿附于他的官员。无疑对唐朝来说，玄宗这次任用宰相，又是一次灾难性的行为。
李林甫和杨国忠曾经合作过几次，尤其在对唐玄宗第二任太子李亨的陷害上，两人绝对是在一个阵营。只可惜，这两人一个是宗室“皇叔”，一个是外戚国舅，可是合他二人之力，也终于未能把太子扳倒；若是单独作战，那更是没戏了，而让手段比李林甫差一截的杨国忠来干这件事，那更是格外的没戏了。
不错，几次陷害太子李亨都是李林甫策划发动的。第一次是借太子妻兄韦坚来制造事端，结果韦氏全家遭殃，就连太子妃都被迫和太子离婚——这是李亨主动提出来的，反正保住自身要紧，而韦氏则很凄凉的过完了下半生。第二次是借陷害和太子从小一起长大的王忠嗣来打击李亨。从事件本身来说，李林甫借打击韦坚的机会，又一举赶走了宰相李适之以及自己看着不顺眼的几个人，收获可谓不小，若是能再顺手牵羊的推翻太子，那就算是全面胜利了；而从效果上来说，第二次由于本身定的主要目标就是太子，加之李林甫又抓住了皇帝不希望太子诸王与大臣们过于亲近的心理，大肆在这方面上做文章，因此更有效一些。第一次好歹玄宗没有迁怒太子，而第二次果然就不同了，玄宗大怒，差点杀了王忠嗣，可想而知，他心里对李亨也充满着愤怒。人算不如天算，李林甫哪里料到高力士、张垍兄弟以及刚从外面调来的哥舒翰都为太子和王忠嗣求情，最后非但王忠嗣没事(只是被贬而已，相对而言，就算不错了)，就连太子的一根毫毛都没有动的了。“怎么会是这样……”李林甫大概气的要狂抓头发了。虽然他还不知道“无用功”的概念，但两次竹篮打水两场空，实在让人恼火，而且如果这两次都不能搬的动李亨，那以后如何得了，自己又从何下手呢？
结果，至李皇叔死，他都没能再找着机会找找太子的麻烦了。至于杨国忠，更是无用——无上的没用，连一点麻烦都没制造出来，明明后宫中的妹妹可以在皇帝面前大吹枕边风，可就是没用上这个能源。这一点，我们真得说杨贵妃有德了，她也有妒嫉心，但那是对后宫其他妃嫔宫女而言，属于女人的争风吃醋，而在政治上她没有过多参与，基本上没有对李亨构成什么危险。由此不禁想到玄宗早期后宫中的一位“铁腕人物”，武惠妃。要知道，玄宗的第一任太子李瑛，以及他另两个儿子，就是由武惠妃和李林甫联祙陷害致死。只是后来武惠妃死的太早，李林甫抓住的这根稻草过早的凋谢了，否则他们二人在一起搭档，威力是很大的，李亨多半也就危险了。
那么为什么李林甫和杨国忠非要将太子置之死地而后快呢？杨国忠是外戚，一旦太子即位，新一届外戚将代替他现有位置，自己眼前的富贵就无法得保周全了。若将来的皇帝是自己的外甥，那意思就不一样了，虽然自己的妹子现在没能有一个儿子，可这又哪是这么好推断的事情，万一将来自己真从皇帝的小舅子升到皇帝的舅舅，那么所得的功利会比现在更多(其实要真这么想的话那也错了，自古外戚尤其是权重的外戚也很多没有好的下场。但这样的话，也总不能反倒帮助仇家吧，何况毕竟还是自己外甥更亲一些)。李林甫则是由于阿附武惠妃，在李瑛的问题上多少也有些责任，何况在议立新太子时又没揣对皇帝的意思，站错了队伍，那么将来的下场也必是惨淡的。
其实李皇叔多虑了，他最终没能活到太子登基，主要是没想到玄宗居然能活这么久。李隆基的长寿在唐朝皇帝中也可称冠了，李林甫临终时不知后没后悔——“早知道是这样子，当初何必得罪太子……”也许多半不会吧，但不管怎么说，李皇叔死的早是一件幸事。怎么是幸事呢？不用多说，只看杨国忠最后被大卸八块的结局，就可以知道，李林甫死的是时候。
2、从范阳到长安
水是生命之源。因为要参与各种化学反应及身体内的物质运输，因此你可以几天不吃饭，但却不能几天不喝水。
貌似跑题了。好吧，进入正题。
任何文明都以可依靠的水源为摇篮。因此，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以两河流域为依托，印度视恒河为神圣之河，长江、黄河更是中国的母亲河。
汉朝时，大月氏在惨败给匈奴之后，被迫从河西昭武西迁，辗转来到中亚的索格底亚纳(Sogdiana），在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绿洲上，形成了九大城邦，即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九国。进入中原之后，中国人称他们为昭武九姓。而西文则称为“粟特”（Sogdians）。
粟特人信奉祆教，从敦煌的文书典籍中，我们得知每一个粟特聚落中，都会有一个祆庙。而从他们的丧葬习俗来看，虽然受到了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但仍然明显表现出来了祆教的特征。正是由于粟特人有着一种宗教信仰，因此后来在安史之乱中，这种信仰为扩大安禄山在他们民族中的号召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里插一句，祆教的“祆”字，很容易搞混，因为字形相近的一共是三个，祆、袄、祅。第二个字是棉袄的袄，音ao，第三个字则是祅，音yao，只有第一个字才是这个宗教的名称。祆教也称拜火教，也许大家一下子就想起金庸笔下那个“明教”来，事实上明教应是受摩尼教的影响，尊明尊，尚光明，而小说中加进的拜火情结则确实来源于祆教。
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母亲是突厥人阿史德。安禄山本来姓康，后来随继父姓安，都是“九姓胡”。史载，安禄山的母亲“祷子于轧荦山”，后来“以神所命，遂字轧荦山”。后来改叫禄山。
荣新江先生在《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中分析了安禄山在粟特人中的“宗教领袖”地位，他的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纪录片《考古中国》中“发现虞弘墓”一篇即采用荣新江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安禄山的名字“禄山”无疑与轧荦山即“光明之神”有关，他把自己装扮成祆神，取得了自己民族对自己的崇拜与信任，故尔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我很信服这种说法，不过却也稍有疑问，那就是崇尚光明是摩尼教的特点，祆教重点在火而不在日；而祆神据说最初写为天神，天即日，那么安禄山的禄山究竟确切意思是什么呢？是光明之神，还是唐书所写的斗战神者，抑或另有人研究出来的“亚历山大”？不管怎么说，由宗教带来的号召力对安禄山的成功反叛是有一定正面影响的。
安禄山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肥胖的肚子，据说更衣时需有人扶着肚子才能把腰带系上。而且，他的肚子与他的年龄一起增加，“晚益肥”。但圆滚滚的安禄山却可称为一个舞蹈家。当时跳胡旋舞最好的，一是杨贵妃，一是安禄山。佳人翩翩起舞就不说什么了，肯定美不胜收，而安禄山偌大个肚子，能够起舞已经十分了得，居然还旋转如风——不过想想也有道理，他的质量大，转动惯量就大，因此这倒有利于他旋转，前提是，他在舞跳完之前没有因转晕，不至于一头栽倒在地——这还得看他有没有高血压了……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吕布被人蔑称为“三姓家奴”，因为他除了自己的父亲之外，还认了两个干爹。安禄山要严格来算的话，得说是“四姓家奴”了，张守珪认他做养子，后来安禄山拜杨贵妃为养母——那皇帝自然就是养父了。
安禄山很会讨人喜欢，他给皇帝派来的人送重礼，于是传到皇帝耳朵里的关于安禄山的话自然都是好话、夸他的话，而李林甫又不想让像张九龄那样的文士掌权，所以在他的努力下，玄宗后期开始大量任用蕃将，而文士用的就少了。比如我们都知道杜甫进京赶考，结果那次考试一个人都没录取，李林甫向皇帝恭喜说“野无遗贤”。估计玄宗当时真的以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但这实在是个真实的谎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作为蕃将也得到重用，而且在短时间内由平卢兵马使快速升为平卢节度使，不久又兼任范阳节度使。
安禄山的升迁速度之快，实在惊人，几乎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他不可能借助什么家族身分上的根基，更不像杨国忠那样凭借皇亲国戚的身份列入贵族，但这在另一方面却为他的提升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因为对于皇帝、权臣来说，任用一个自己一手提拔的小人物，比任用一个家族显赫、闻名天下的人要保险一些。安禄山的善于讨好别人，不仅为自己打通了通向朝廷的道路，也是他赢得皇帝喜欢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比如，玄宗有一次让他拜见太子，但安禄山见到太子却不肯拜，还问太子是什么官，玄宗给他解释说是将来接替他的人。这句话正是安禄山想要玄宗说出来的，于是向皇帝一拜，说：“我只知有皇帝，不知有太子。”这是极高妙却又极危险的向皇帝表示忠心的方法，因为他把太子都得罪了，就等于是断了自己的后路。只要皇帝不迟钝，就一定会感动。
事实上开始安禄山并没有做什么大的坏事。只是他为了满足玄宗的好大喜功，数次征讨奚、契丹等族，用欺诈手段杀了很多很多的人，算是个战争罪犯，但开边在那个时期又是很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有时即使节度使不想去打也得打，所以崔希逸才会在打败吐蕃之后为失信于人郁郁而终。然而，更多的时候，的确是节度使们主动进攻。除了开边，安禄山倒是做了几件“好事”。比如他有一次揭露了科举录取作弊案，结果玄宗当场就查出状元郎根本不会写字——曳白。气得玄宗立刻就把那些相关人员贬了官。这在天宝年间也算是一件少有的大快人心的事了。还有一次，安禄山向玄宗奏报说他梦见了李靖等人向他讨食，于是玄宗命人为这些人建庙，也算是厚待这些有功之臣了。安禄山多半并没做这个梦，只不过是这么说而已，但当初这些有功于国家的大臣们的后人确实很惨，就拿李靖来说，他的家庙后来成了杨氏的马厩，所以如果真有鬼的话，李靖只怕真会挨饿。无论目的如何，安禄山这样做客观上的作用毕竟是好的。
于是玄宗越发的信任安禄山，封他为东平郡王，给后来唐朝的将帅封王开了一个头。事实上玄宗给唐朝开了好几个弊病的先例，首先就是给宦官过高的地位，这成为唐朝中后期宦官之祸的起源；玄宗时期设节度使，而节度使们后来搞成的藩镇又使唐朝皇帝们大为头疼。但玄宗的这些做法又都貌似有一定的理由，譬如高力士确实是十分忠于玄宗的，而且为人还不坏；而封安禄山为郡王，玄宗好歹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那就是安禄山认杨贵妃为养母，也算是玄宗的半个儿子了。
安禄山潜有异志，最早是王忠嗣提出的，那时还是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正是在安禄山最得宠的时候，也是他“反迹”不明显之时，当然玄宗听不进去。
安禄山有没有异志呢？当然有。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安禄山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这或许就是个信号，安禄山因何要扩大自己的控制地盘？只怕这不是一个简单纯洁的要求，至少说明了安禄山是有扩大自己势利范围的野心。玄宗倒是有求必应，把原先的节度使韩休珉降为左羽林将军，然后将河东拱手送给安禄山。
促成安禄山野心的原因有多个，首先，随着势力的增加，尤其是得到节度河东的权力后，安禄山就是身兼三个节度使了，同时还有若干兼职。职权方面暂且不提，他手中握有三镇的十几万精兵，几乎占了唐朝军队的三分之一，加之不久之前南召的兵败，以及唐朝这时武备上的松弛，安禄山自然而然会产生轻视朝廷之心。而当初不拜太子的事情，安禄山担心会受到太子的报复，毕竟玄宗年事已高，谁也说不好突然间会出怎样的事。另外，安禄山麾下的人也以图谶来劝他起兵叛乱。但安禄山这时还是沉住了气，他的计划是，在玄宗死后夺权。
如果分析一下的话，一旦玄宗驾崩，太子即位，对于北方这么一个不掉的大尾，新皇帝肯定要派人去一趟，其任务至少是监视。那么安禄山大可以夸大其辞，对外宣称新皇帝要加害于他，为求自保，也只有起兵自卫。虽然封建时期怎么起兵反叛都是不对，但总算有个可以引起别人同情的理由。比如唐初秦王李世民就是想要后发制人，等敌人先下手，自己便有了反击的理由。然而时势不同，当时李世民完全处于劣势，一旦敌人先发制人，他根本不可能再有反抗的机会。从后来的玄武门事变来看，即使秦王集团采取了主动，也仍然赢的相当艰难。安禄山的情况却是不同，一是他不在长安之中，而是在外，“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安禄山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是十分安全的；二是他的实力事实上是强于朝廷的，因此他无须害怕朝廷武力上的先发制人。但如果是玄宗要治裁他的话，则有些麻烦，因为名义上他是玄宗的养子，从忠孝两方面他都不该反叛，而且玄宗是当了几十年的皇帝，威信是不好轻易动摇的，但从力量上安禄山绝对是强者。那么安禄山最初不想在玄宗有生之年起兵，有没有一点感恩之心在其中呢？不好说，或许有一点，也只是一点而已，从后面的表现来看，还是很决绝的。只是玄宗没有落在安禄山的手中，我们不知道安禄山会怎样处置这位自己的养父。也许是直接杀掉万事大吉，也许像侯景对梁武帝那样“人道”的杀掉，又或者囚禁。如果是前两种可能的话我们也不觉得奇怪；而第三种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仁”，既然安禄山能想到在玄宗死后找理由起兵，那么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可能。至于太子等人，那就绝对是杀无赦了。
然而，我们知道，安禄山最终还是在玄宗时期就起兵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3、激变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十一月，李林甫去世。
临终前，李林甫拉着杨国忠的手说：“将来代替我当宰相的人一定是你，后事就拜托你了。”杨国忠不知道李林甫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吓了一跳，以为是李林甫试探他，汗流浃面，连说不敢当。其实李林甫这么说倒的确出于真心，因为他眼见就撒手人寰了，而杨国忠又很得玄宗青睐，下一任宰相非他莫属。李林甫是想要杨国忠好好善待他的家人。但杨国忠并不因李林甫之将死其言也善而放过他，就在第二年的春天，杨国忠联合安禄山一起诬告李林甫与阿布思谋反，这导致了横行数载的李林甫集团彻底覆灭，就连未下葬的李林甫本人，都受到了削官的处分，并且由一个大棺材躺到了一个小棺材中，嘴里的玉含及身上的金紫衣服也都不准许再用，只以一个普通百姓的礼节安葬了他。
我们当然对李皇叔不会有太多的同情，毕竟这属于官场上的倾轧而无谁对谁错的问题，或者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想当初他本人制造的冤案比这惨的有的是，而今也轮到他来品尝这个滋味了。但这却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仅有的一次大合作，不久后两人即开始闹矛盾。原因是，安禄山瞧不起杨国忠，对他非常轻蔑。轻蔑到什么程度呢？反正是惹得杨国忠从此就一直说安禄山要谋反。古时谋反乃是十恶之首，因此杨国忠这么说无疑是想置安禄山于死地，可见积怨甚深。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正月，杨国忠向玄宗进言安禄山必定会谋反，让玄宗试着召安禄山入朝，说他肯定不会来。玄宗照办，结果出乎杨国忠的意料，安禄山竟然闻命即至。安禄山很可能是得知了杨国忠的话，另外此时时机尚不成熟，他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加之他本人的阴谋并没有暴露，他也的确没理由害怕，只要乖乖入朝大表一番忠心就可以了。见到玄宗，安禄山十分委屈的说：“臣本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为国忠所疾，臣死无日矣！”这等于是给玄宗打了一针预防针，使他以后不至于轻信别人对他的“诬陷”。果然以后杨国忠再说安禄山的什么话，玄宗全都不听，即使太子李亨也报告说安禄山要谋反，玄宗也仍然无动于衷。这一次进京，安禄山又要求兼任很多官职，玄宗一一满足，临别时还解御衣给安禄山穿上。安禄山怕杨国忠奏请把他留下，所以赶忙回去，一溜烟回到了范阳。
从这以后，朝中凡是有说安禄山要谋反的人，玄宗都把他们绑起来交给安禄山，以示信任。但不能不说这样做是个失策，一来，连与皇帝最亲最近的太子和杨国忠的话皇帝都不听，又何况别人呢？所以大家即使知道安禄山要反叛，也不敢再说出来；二来，当一个一个说自己要谋反的人被捆到眼前，随着数量的增加，安禄山只有更加害怕，绝不会因为玄宗把他们交出来就会放心。皇帝面前有这么多人说自己要谋反，如果不担心害怕才怪。而后，安禄山的行动越来越可疑，可是我们的明皇帝仍然一百个不相信安禄山真会谋反，把用人不疑的劲头发挥到了极致。
但渐渐的也有转变。转变就发生在第二年，即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奏请用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遭到杨国忠和韦见素的联合反对。本来两人约好前赴后继轮番劝阻玄宗，但韦见素说完之后，玄宗发起火来，杨国忠便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就这样玄宗又答应了安禄山的过分要求。可两人还不甘心，合计好之后，第二天又和玄宗提起此事，建议任命安禄山为平章事并且要他入朝，将他的三个节度使的职位分别交给现在的三个副节度使。这次玄宗没有反对，但仍心存疑惑，虽然诏书写好了，但在发出去之前，派宦官辅璆琳去安禄山那里打探情况。辅璆琳接受了安禄山的贿赂，回来说安禄山根本没有反心，于是玄宗又一次错过了机会。杨国忠、韦见素二人的用意，是想以朝廷的力量来牵制安禄山，让他脱离自己的势力。但由于朝廷实力并不强于安禄山，所以玄宗即使真的发下去诏书，只怕也未必达到目的。安禄山自然明白入朝是很危险的，所以很可能就此提前反叛。
七月，又发生了几件事、先是安禄山上表请求进献三千匹马，每匹马配备两个马夫，另外还有蕃将二十二人护送。一旦得到允准，届时将有六千多将士入朝，非同小可，在达奚珣的提醒之下，终于引起玄宗的警觉，驳回了安禄山的请求。差不多同时辅璆琳受贿的事情也被揭发出来，玄宗将他处死。还有，杨国忠一直在搜寻安禄山谋反的证据，又抓了几个安禄山的人，这些皆由长安中的安庆宗派人报告给了安禄山。
一连串的事情引起了安禄山的疑虑，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失势的后果，自然而然会与玄宗产生裂痕，因此这一年玄宗要他入朝，安禄山果然不敢来了。玄宗又派冯神策去对安禄山宣诏，说“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安禄山接到诏书没有拜伏，只是略一欠身，问了一声皇上可安好，然后又阴恻的说：“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推想安禄山的心语大概是这样——长安，我一定会去的，但不再是诸侯对于皇帝的觐见，而是要将皇帝宝座抢到自己的手中。
安禄山已经下定决心要起兵叛乱了。
4、范阳兵来
决心一下，起兵只是时间的问题。
十月，玄宗似乎忘了再召安禄山来朝的事，带着杨贵妃等人再次来到华清宫优哉游哉——然而他此时尚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这里这样欢畅了。
十一月甲子(初九)，安禄山在范阳起兵，率领十五万精兵，号称二十万众，杀奔东都洛阳。“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日行六十里的速度，不是特别的快，却也勉强算是急行军了。
安禄山所采取的策略，也就是他举起的大旗，是说皇帝让他入朝征讨杨国忠，这个理由其实就是“清君侧”，安禄山没有直接打出这个旗号，不知是不是因为对汉文化还不是非常熟悉。最早打出“清君侧”旗号的是汉朝七国之乱中的吴楚，“诛晁错，清君侧”；明朝燕王朱棣靖难之役也是以此为借口。何谓“君侧”呢？就是指皇帝身边的小人，“清君侧”就是替皇帝把这个小人除掉。景帝满足了七王的要求，但晁错的死并没有阻止七国的军队继续做乱；朱棣靖难是靖难，连皇帝都一块清了，那个“侧”字实在是多余；也只有杨国忠，还真是小人一名，但安禄山比他也好不了多少，似乎资格不够。说到底，清君侧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实实在在的目的，是要取得皇位。
久不闻干戈的百姓们忽然听说范阳兵来，仓皇不安，安禄山所过州县，望风而降。就这样安禄山到达了太原，劫走了太原出迎的副留守。太原方面自然会上报，同时受降城也奏报说安禄山谋反。玄宗虽然这一年已有疑心，但仍然不相信安禄山居然说反就反，还以为是他的对手编造的谎言。其实谋反往往是皇帝敏感的事情，即使没有人告状，仍然会担心大臣们动机不纯，更有甚者，风声鹤唳，一有风吹草动便大动干戈，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个。而玄宗在众人相继报告说安禄山谋反之后，仍然有如泰山一般岿然不动，他在这方面的迟钝实令人惊讶。但若以为玄宗不在乎有人谋反那就错了，玄宗对他的兄弟们可没这么信任，虽然玄宗素有友爱兄弟的令名，但他曾下诏不允许诸王与大臣结交，便透露出来这个信息。担心别人谋反只怕是一种变象的不自信，而人一般年龄越老越会出现这种情况，玄宗却是相反，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年轻时即位，是由于有功劳才得立为太子，并非按照立嫡以长的制度，这就有了一定的不合理因素(古时就是立嫡以长，而不支持立嫡以贤，所以凭后者得位的人倒成了不合理)，所以他才会担心有人反对自己，因之也就多加提防。但他后来当了四十多年皇帝，又是天下升平，所以这种自信就加强了，从玄宗一再的自以为是也可以看出来，他的确认为自己是圣明天子，别人没理由反他，又何况他对安禄山这么好，安禄山又怎么会谋反呢？
不知杨国忠等人花了什么样的力气，几天后玄宗终于相信，原来安禄山真的起兵谋反了。于是玄宗找杨国忠商议，杨国忠得意洋洋，意思是：看，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安禄山果然谋反了。他对玄宗说：“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玄宗听了点点头，认可他的这个看法。其他大臣听后则是相顾失色。无疑杨国忠把眼前的形势估计的太乐观了，他没有想到安禄山会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从后面的情形来看，远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因安禄山的行为是谋反而众叛亲离，当然更不会几天就能“传首行在”。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为理由，再加上他十几年在范阳地区的经营，经济、军事实力都非常之强，兵士们令出即行服从调谴，战斗力又强，一路上的顺利无疑又鼓舞了士气，种种情况都有利于安禄山，他此时没有必败的理由。杨国忠没有看到这些，他只想到了唐朝的强大，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因此他才会大胆的逼安禄山谋反，否则如果知道是那样的结果，他也不会做这么蠢的事情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缘于自信，而这种自信又貌似是有理由的，但是却是建立在一个虚像之上——人们都被唐朝此时的虚像所欺骗。物理上，虚像往往比原像要大。本来，唐朝几乎无往不胜的神话，使人们都忘记了经过十几年的挥霍，它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就好像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却几天没有吃饱，根本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因此对南诏的战争中，唐朝冒出了虚汗，与阿拉伯帝中怛罗斯之战也以失败告终。后者情况有些复杂，在说到高仙芝的时候会提一下。那么这时很多人持乐观态度，玄宗本人也是如此，虽然朝中有惊讶失色的大臣，但乐观的看法可以说是有相当市场的，例如封常清就是一位。
辛未，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上问以讨贼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
这一番话使得玄宗听了十二分的舒服，龙颜大悦，几天后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其实是张空头支票，不过这是剥夺安禄山合法地位的表态，是必须的。
二十一日，玄宗回到长安后，做出了一系列相应措施，首先，他立即斩了娶宗室女的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同时把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任命为户部尚书，以郭子仪为新任朔方节度使，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以卫尉卿猗氏张介然为之。以程千里为潞州长史”。第二天，又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征讨安禄山。
十二月初七，玄宗决定要御驾亲征。看来玄宗这次是真的生气了，一把老骨头了还要亲自去战场。玄宗这可不是说说而已，他让朔方、河西、陇右等节度使亲自带领本部军队，二十日内到齐。十六日，下诏要太子监国。杨国忠十分害怕太子会报复他，因此拉着自己的三个姐妹，一起劝阻皇帝不要去出征，更不要太子监国。于是这件事就罢休了。考虑到玄宗当时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就算后来没有人阻止他，也确实不宜上战场去，而且玄宗本人战略方面相对要好于战术方面，留在后方控制大局就可以了，我不认为他亲征就一定会有什么效果，万一到前线再来个胡乱指挥，岂不是添乱？玄宗有亲征的思就已经算是不错了。这件事也不能说是失误，也不必过分责怪杨国忠在这件事上的私心，试想，太子留在后方，如果趁监国之机杀掉杨国忠，也必是小乱一场，如果后方不稳，玄宗在前方也很难安心。当然这也只是可能，如果玄宗亲征的话，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这将是玄宗亲自带军打的第一战，此前没有参考，此后更无印证，完全凭猜测——我多半不看好。
既然如此，那么玄宗等人在长安里能做的事情，也就是等待了。可惜他们没有等来安禄山的首级，也没等来捷报，却不得不去逃难了。可是，责任在谁呢？
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刚到大明宫不久之前的几个时辰里，在这个漆黑的黎明，昨天还下诏说要御驾亲征的唐玄宗，带着自己的子孙嫔妃，从皇宫中匆忙的出来，直奔长安城的大门，然后向西逃之夭夭，溜之大吉。
后世有人责怪玄宗没有带上他的大臣一起出逃，但事实上玄宗已是顾不上了，就是自己在宫外一时无法找回来的子孙嫔妃，也都没法带上，何况大臣们呢？
玄宗不是第一个出逃的皇帝，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的这次出逃却是非常有名的。其实面对将要被攻破而且是没有希望再守得住的都城，皇帝的选择无外乎有三，一是顺其自然，二是出逃，三是殉国。做第三种选择的皇帝少之又少，就朱由检勉强算是一个，但他在多次否定了出逃方案之后还是忍不住逃出了紫禁城，只是后来实在逃不出去了；不肯过江东的项羽历来受人尊敬，可惜他又的确没有皇帝的名义。顺其自然的皇帝大多在投降之前反抗一下，当然了谁也不愿意一上来就做俘虏。算算古来投降的皇帝可真不少呢，倒是陈后主很有个性的逃到井中企图逃过一劫，然而当隋兵要向井中扔石头的时候，这个写过“玉树流光照后庭”的南朝最后一位皇帝，也只有大声呼救了。
出逃固然比不上殉国的刚烈，但和坐等比起来毕竟还是“有为”的，虽然两个听来都很让人气馁。比之于出降，出逃有一样好处就是可以保住有生力量。像唐玄宗这次出逃，确实比他在长安城坐等叛军破城要好，否则唐朝皇室全都被杀，那么唐朝就真正的灭亡了。
这么说好像有鼓励“出逃”之嫌。呜呼善哉善哉，如果能不到这种地步，而都像面对突厥大兵压境却胸有成竹的唐太宗那样，又何必讨论取哪种选择呢？如果玄宗后期能不那么昏聩，又何来安史之乱呢？
1、祸起
事情都有起因、经过和结果。这一部分说一说安史之乱的起因及初期阶段。
经过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天宝年间的玄宗一下子松懈了下来。不想，他、唐朝乃至整个天下都为他的松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只用了一年，安禄山就攻到了长安。唐军虽然有反抗，并且安禄山途中也没有特别的顺利，但总体上却是呈现出一面倒的势态。
这就好像一个大汉正往前走着，忽然从天上飞来一个不明物体，重重的砸了一下脑袋。结果大汉被砸晕了，伸出手来胡乱抓了一气，最后仍抵不住头晕目眩，咣当倒地……
开元与天宝，几乎就是唐玄宗奋发有为和怠于朝政的分界。不过也只能说是“几乎”，因为开元后期玄宗就已经有这个苗头了，李林甫开元二十二年列入宰相中一员，似乎是发出了某种信号。这意味着，此前以张说、张九龄为首的文治集团，必须和吏治的李林甫等人合作了。
开元之初的姚崇，偏重于吏治，而自张说开始，偏重于文治，同时文、吏之争就开始隐约存在了。开元后期这次“组阁”，玄宗任命裴耀卿、张九龄和李林甫三人为宰相。从人选上看，还是比较合理的，张九龄是文治，李林甫是吏治，而裴耀卿虽然被看成是张九龄一党，也确实和张九龄更亲近一些，但他并不是每次都支持张九龄的意见，有时也会站在李林甫一边，因此可以充当调和人物。如果这个三人班子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仍然是可以维持开元盛世的。事实上，在他们共处的期间内也确实弄出了一些政绩，比如粮运改革、营田和土地开垦，以及财政制度的合理化、各地按察使的设置等等。然而这个班子又注定长久不了。张九龄为人正直，遇事不管大小都要力争，李林甫则是一位十足的政客，巧伺上意，闹翻是迟早的事。
李林甫是唐朝的远房皇亲，算起来玄宗还得管他叫一声“皇叔”。然而我们这位李皇叔，可不是善主，有人称他为政治流氓，其实看看，倒也不是太过分。大家都知道“笑里藏刀”和“口蜜腹剑”这两个词，太相似了，简直能组成一幅对联，而且巧了，这两个词形容的两个大臣都是唐朝的，一位是“人猫”李义府，一位便是李皇叔。不过大概没人敢给李皇叔胡起外号，因为李林甫之阴鸷，朝中除了玄宗不怕，就连后面“叱咤风云”的安禄山都只怕他一人。大概李林甫是很有演恐怖电影的天分的……
李林甫最终挤走了裴耀卿和张九龄，从此当政。只可惜，李林甫并没有把吏治的劲儿用到治理天下上面，而是全用来算计对手了，他的最终目的只是想要保住他的权势与地位，至于天下怎么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李林甫也是这么和谏官们说的，当然，仅能秉笔的李皇叔可说不出来这么文绉绉的话。想当初他把“杕杜”念成“丈杜”、“弄璋”写成“弄獐”，让文人们很是偷笑了一阵。不过事情总有两方面，阳光和阴影就如同双胞胎，总是一起出现。拿李林甫“仅能秉笔”来说，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李林甫不大可能自己咬文嚼字的去制造文字狱了，所以文人们真该庆祝一下。其实就整个唐朝来讲，文字狱都确实不多，大环境如此，李林甫也无暇去理会这些东西。所以像“词赋属文宗”这种疑似为讽刺的诗句，大概都被当作是“真诚”的恭维了吧——或许李林甫点头微笑的时候，作者王维也正在窃笑。话扯远了，接说着李林甫对谏官的警告，他拿马厩里的马来打比喻，说如果你们不老实，非得和皇帝说点什么，哼哼，那对不起，只好请您走人了。总之他一句话，朝野上下顿时没有人敢再说什么，真的是“天下升平”的盛世景观啊。不错，天下是“升平”，升起来的是表面，而揭开这层表皮，却可以看到里面的肌肉正在慢慢褪色直到老去。这种情况要是放在人脸上的话，比如要是见到某个做过除皱手术的人，她一旦笑起来，看着是很有些让人感觉不适的，简单来说就是皮笑肉不笑。而唐朝现在的这种情况可不单单是“皮笑肉不笑”，是根本笑不起来，不过这要排除宫殿里的欢歌笑语，因为，这正是玄宗沉溺于酒色的开始。
天宝四载，玄宗正式册封杨氏为贵妃，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四大美人之一的杨玉环。她本是寿王李瑁的妻子，但因为长的太漂亮了，所以玄宗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她纳为己妃。唐朝皇帝确实在后宫上比较混乱，比如太宗纳弟媳（杨氏），高宗纳“庶母”（武则天），玄宗则是纳儿媳，也算是继承了自己家族的一个“传统”。后人对此很不齿，认为是乱伦，而唐朝固然不提倡这样，但对于这几次事件，似乎也没起什么太大的风浪。原因是唐确实比后世要开放很多，那么，有没有不敢说的原因呢？肯定有吧，但也不完全是，因为太宗曾想过立杨氏为后，遭到魏征坚决反对；高宗要立武氏为皇后时，也一样有若干反对者，而他们在当初武氏从寺中进宫时却是比较安静的。玄宗做事很秘密、周到，也有个缓冲，他让杨玉环先做了一阵假道姑，然后再接到宫中。但终玄宗一生，虽然很宠爱她，却也不敢立为皇后。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样的话杨贵妃想不做红颜祸水都难。
几十年后，诗人白居易用夸张的笔墨描写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其中写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其实是冤枉了唐玄宗，他并没有像万历皇帝那样真正的不再早朝，哪怕大臣们在宫外跪上十个小时也照样不理不睬。客观的说，玄宗后期确实是疏于过问朝政，但也是逐渐发展的。推测一下，大概是看到朝堂上没什么人提意见(没人敢提)，所以慢慢的放下心来，再加上抵不住享乐的诱惑，于是就……
但也并非真的就没有人提意见了，只不过朝廷上提的话，挡不住李皇叔的加害。倒是宫里有人说了几句真话。谁呢？高力士。有一次玄宗颇有自得的说：“我有近十年没有出长安了，现在天下貌似无事，我干脆把所有事都交给李林甫来处理吧。”高力士一听，这哪能成？于是说：“天子顺动，古制也。税入有常，则人不告劳。今赋粟充漕，臣恐国无旬月蓄；和籴不止，则私藏竭，逐末者众。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权既振，孰敢议者。”通鉴上做了简化：“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不管哪种版本，主要大意是两方面，一是说帝王出巡是古制，玄宗应该去看看皇宫外面的世界，体察一下民情；二是说不可授人以柄。这都是替玄宗考虑，是大大的忠心，但玄宗却不高兴听到这样的话，于是大大的不悦。从此高力士也不敢再多说什么。虽则如此，后来高力士仍然会时而劝劝皇帝，比如玄宗后来又有一次自得的说他“朝事付宰相，边事付边将”，自己在宫里倒也不亦乐乎。没想到高力士又是一盆冷水浇下来，拿云南几次战败来举例，然后提出边将权力太大，一旦有变故，不好制约。玄宗这次虽没发火，却也没听，而他自得的毛病也没改。天宝十三年闹水灾，这时无人敢向玄宗诉说灾情。大概是玄宗觉得这回有把握高力士不会再说出来什么扫兴话了，就问他对此事有什么看法。那能有什么看法呢？高力士回答说：“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你把权力都交给宰相了，而且又赏罚无章，阴阳失度，我还敢说什么？还有什么可说？敢对皇帝说赏罚无章、阴阳失度，高力士也是个胆大的人了。连自己身边的人的话都不听，可想而知，就算是李林甫让那些谏官放马过来向玄宗进谏也实在没关系，反正什么话都只是一阵从他耳边刮过的风罢了。
李林甫后来被杨国忠取代。在李皇叔最后的日子里，也是比较可怜的，有一次有人说他的病只要看到了皇上就会好起来。玄宗本想去看看他，却被人阻止了，因此采取个折衷的办法——玄宗隔着很远拿着一块红色的丝绢向李林甫挥啊挥的，不知李林甫是否这样想过：该不会是招魂呢吧……之所以有人劝阻玄宗，是因为据说见到病重将死的人是一种晦气。康熙皇帝有一次想要去畅春园，可是必经之路上却有自己当时重病的八儿子胤祀(当然那一次八阿哥没死)，所以最后把胤祀挪开了。说句题外话，由于电视剧的影响，胤祀成了一位阴险无比的阴谋家，事实上雍正四年就死去的八阿哥铁定是没法去逼雍正的宫了，而这时主持移走他的人，正是为了讨好康熙的胤禛。亲生儿子尚且如此，何况别人呢？相对而言玄宗就算是厚道之人了。另外，劝阻的原因当中不排除有报复打击李林甫的可能。
新上任的杨国忠，更多的或者说根本的就是靠着他的国舅地位。也许是为了让人更加鄙视杨国忠，《新唐书》中很醒目的写了句杨国忠是“张易之之出也”，而通鉴上则写是“张易之之甥也”。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上写道他认为所谓私生子一说纯属无稽之谈，因此不取。和李林甫的阴鸷相比，杨国忠为人更“和蔼可亲”一些，他虽则轻燥强辩，却没有李林甫能把人看的发怵的本领，但他颐指气使的威风却只在李皇叔之上，不在他之下。这也情有可原，毕竟人家有个妹妹在后宫撑腰嘛。因此自“以天下为己任”的杨国忠做宰相之后，在朝廷中充分发挥了士不为己用即“出”之的劲头，流放了若干不愿阿附于他的官员。无疑对唐朝来说，玄宗这次任用宰相，又是一次灾难性的行为。
李林甫和杨国忠曾经合作过几次，尤其在对唐玄宗第二任太子李亨的陷害上，两人绝对是在一个阵营。只可惜，这两人一个是宗室“皇叔”，一个是外戚国舅，可是合他二人之力，也终于未能把太子扳倒；若是单独作战，那更是没戏了，而让手段比李林甫差一截的杨国忠来干这件事，那更是格外的没戏了。
不错，几次陷害太子李亨都是李林甫策划发动的。第一次是借太子妻兄韦坚来制造事端，结果韦氏全家遭殃，就连太子妃都被迫和太子离婚——这是李亨主动提出来的，反正保住自身要紧，而韦氏则很凄凉的过完了下半生。第二次是借陷害和太子从小一起长大的王忠嗣来打击李亨。从事件本身来说，李林甫借打击韦坚的机会，又一举赶走了宰相李适之以及自己看着不顺眼的几个人，收获可谓不小，若是能再顺手牵羊的推翻太子，那就算是全面胜利了；而从效果上来说，第二次由于本身定的主要目标就是太子，加之李林甫又抓住了皇帝不希望太子诸王与大臣们过于亲近的心理，大肆在这方面上做文章，因此更有效一些。第一次好歹玄宗没有迁怒太子，而第二次果然就不同了，玄宗大怒，差点杀了王忠嗣，可想而知，他心里对李亨也充满着愤怒。人算不如天算，李林甫哪里料到高力士、张垍兄弟以及刚从外面调来的哥舒翰都为太子和王忠嗣求情，最后非但王忠嗣没事(只是被贬而已，相对而言，就算不错了)，就连太子的一根毫毛都没有动的了。“怎么会是这样……”李林甫大概气的要狂抓头发了。虽然他还不知道“无用功”的概念，但两次竹篮打水两场空，实在让人恼火，而且如果这两次都不能搬的动李亨，那以后如何得了，自己又从何下手呢？
结果，至李皇叔死，他都没能再找着机会找找太子的麻烦了。至于杨国忠，更是无用——无上的没用，连一点麻烦都没制造出来，明明后宫中的妹妹可以在皇帝面前大吹枕边风，可就是没用上这个能源。这一点，我们真得说杨贵妃有德了，她也有妒嫉心，但那是对后宫其他妃嫔宫女而言，属于女人的争风吃醋，而在政治上她没有过多参与，基本上没有对李亨构成什么危险。由此不禁想到玄宗早期后宫中的一位“铁腕人物”，武惠妃。要知道，玄宗的第一任太子李瑛，以及他另两个儿子，就是由武惠妃和李林甫联祙陷害致死。只是后来武惠妃死的太早，李林甫抓住的这根稻草过早的凋谢了，否则他们二人在一起搭档，威力是很大的，李亨多半也就危险了。
那么为什么李林甫和杨国忠非要将太子置之死地而后快呢？杨国忠是外戚，一旦太子即位，新一届外戚将代替他现有位置，自己眼前的富贵就无法得保周全了。若将来的皇帝是自己的外甥，那意思就不一样了，虽然自己的妹子现在没能有一个儿子，可这又哪是这么好推断的事情，万一将来自己真从皇帝的小舅子升到皇帝的舅舅，那么所得的功利会比现在更多(其实要真这么想的话那也错了，自古外戚尤其是权重的外戚也很多没有好的下场。但这样的话，也总不能反倒帮助仇家吧，何况毕竟还是自己外甥更亲一些)。李林甫则是由于阿附武惠妃，在李瑛的问题上多少也有些责任，何况在议立新太子时又没揣对皇帝的意思，站错了队伍，那么将来的下场也必是惨淡的。
其实李皇叔多虑了，他最终没能活到太子登基，主要是没想到玄宗居然能活这么久。李隆基的长寿在唐朝皇帝中也可称冠了，李林甫临终时不知后没后悔——“早知道是这样子，当初何必得罪太子……”也许多半不会吧，但不管怎么说，李皇叔死的早是一件幸事。怎么是幸事呢？不用多说，只看杨国忠最后被大卸八块的结局，就可以知道，李林甫死的是时候。
2、从范阳到长安
水是生命之源。因为要参与各种化学反应及身体内的物质运输，因此你可以几天不吃饭，但却不能几天不喝水。
貌似跑题了。好吧，进入正题。
任何文明都以可依靠的水源为摇篮。因此，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以两河流域为依托，印度视恒河为神圣之河，长江、黄河更是中国的母亲河。
汉朝时，大月氏在惨败给匈奴之后，被迫从河西昭武西迁，辗转来到中亚的索格底亚纳(Sogdiana），在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绿洲上，形成了九大城邦，即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九国。进入中原之后，中国人称他们为昭武九姓。而西文则称为“粟特”（Sogdians）。
粟特人信奉祆教，从敦煌的文书典籍中，我们得知每一个粟特聚落中，都会有一个祆庙。而从他们的丧葬习俗来看，虽然受到了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但仍然明显表现出来了祆教的特征。正是由于粟特人有着一种宗教信仰，因此后来在安史之乱中，这种信仰为扩大安禄山在他们民族中的号召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里插一句，祆教的“祆”字，很容易搞混，因为字形相近的一共是三个，祆、袄、祅。第二个字是棉袄的袄，音ao，第三个字则是祅，音yao，只有第一个字才是这个宗教的名称。祆教也称拜火教，也许大家一下子就想起金庸笔下那个“明教”来，事实上明教应是受摩尼教的影响，尊明尊，尚光明，而小说中加进的拜火情结则确实来源于祆教。
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母亲是突厥人阿史德。安禄山本来姓康，后来随继父姓安，都是“九姓胡”。史载，安禄山的母亲“祷子于轧荦山”，后来“以神所命，遂字轧荦山”。后来改叫禄山。
荣新江先生在《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中分析了安禄山在粟特人中的“宗教领袖”地位，他的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纪录片《考古中国》中“发现虞弘墓”一篇即采用荣新江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安禄山的名字“禄山”无疑与轧荦山即“光明之神”有关，他把自己装扮成祆神，取得了自己民族对自己的崇拜与信任，故尔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我很信服这种说法，不过却也稍有疑问，那就是崇尚光明是摩尼教的特点，祆教重点在火而不在日；而祆神据说最初写为天神，天即日，那么安禄山的禄山究竟确切意思是什么呢？是光明之神，还是唐书所写的斗战神者，抑或另有人研究出来的“亚历山大”？不管怎么说，由宗教带来的号召力对安禄山的成功反叛是有一定正面影响的。
安禄山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肥胖的肚子，据说更衣时需有人扶着肚子才能把腰带系上。而且，他的肚子与他的年龄一起增加，“晚益肥”。但圆滚滚的安禄山却可称为一个舞蹈家。当时跳胡旋舞最好的，一是杨贵妃，一是安禄山。佳人翩翩起舞就不说什么了，肯定美不胜收，而安禄山偌大个肚子，能够起舞已经十分了得，居然还旋转如风——不过想想也有道理，他的质量大，转动惯量就大，因此这倒有利于他旋转，前提是，他在舞跳完之前没有因转晕，不至于一头栽倒在地——这还得看他有没有高血压了……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吕布被人蔑称为“三姓家奴”，因为他除了自己的父亲之外，还认了两个干爹。安禄山要严格来算的话，得说是“四姓家奴”了，张守珪认他做养子，后来安禄山拜杨贵妃为养母——那皇帝自然就是养父了。
安禄山很会讨人喜欢，他给皇帝派来的人送重礼，于是传到皇帝耳朵里的关于安禄山的话自然都是好话、夸他的话，而李林甫又不想让像张九龄那样的文士掌权，所以在他的努力下，玄宗后期开始大量任用蕃将，而文士用的就少了。比如我们都知道杜甫进京赶考，结果那次考试一个人都没录取，李林甫向皇帝恭喜说“野无遗贤”。估计玄宗当时真的以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但这实在是个真实的谎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作为蕃将也得到重用，而且在短时间内由平卢兵马使快速升为平卢节度使，不久又兼任范阳节度使。
安禄山的升迁速度之快，实在惊人，几乎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他不可能借助什么家族身分上的根基，更不像杨国忠那样凭借皇亲国戚的身份列入贵族，但这在另一方面却为他的提升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因为对于皇帝、权臣来说，任用一个自己一手提拔的小人物，比任用一个家族显赫、闻名天下的人要保险一些。安禄山的善于讨好别人，不仅为自己打通了通向朝廷的道路，也是他赢得皇帝喜欢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比如，玄宗有一次让他拜见太子，但安禄山见到太子却不肯拜，还问太子是什么官，玄宗给他解释说是将来接替他的人。这句话正是安禄山想要玄宗说出来的，于是向皇帝一拜，说：“我只知有皇帝，不知有太子。”这是极高妙却又极危险的向皇帝表示忠心的方法，因为他把太子都得罪了，就等于是断了自己的后路。只要皇帝不迟钝，就一定会感动。
事实上开始安禄山并没有做什么大的坏事。只是他为了满足玄宗的好大喜功，数次征讨奚、契丹等族，用欺诈手段杀了很多很多的人，算是个战争罪犯，但开边在那个时期又是很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有时即使节度使不想去打也得打，所以崔希逸才会在打败吐蕃之后为失信于人郁郁而终。然而，更多的时候，的确是节度使们主动进攻。除了开边，安禄山倒是做了几件“好事”。比如他有一次揭露了科举录取作弊案，结果玄宗当场就查出状元郎根本不会写字——曳白。气得玄宗立刻就把那些相关人员贬了官。这在天宝年间也算是一件少有的大快人心的事了。还有一次，安禄山向玄宗奏报说他梦见了李靖等人向他讨食，于是玄宗命人为这些人建庙，也算是厚待这些有功之臣了。安禄山多半并没做这个梦，只不过是这么说而已，但当初这些有功于国家的大臣们的后人确实很惨，就拿李靖来说，他的家庙后来成了杨氏的马厩，所以如果真有鬼的话，李靖只怕真会挨饿。无论目的如何，安禄山这样做客观上的作用毕竟是好的。
于是玄宗越发的信任安禄山，封他为东平郡王，给后来唐朝的将帅封王开了一个头。事实上玄宗给唐朝开了好几个弊病的先例，首先就是给宦官过高的地位，这成为唐朝中后期宦官之祸的起源；玄宗时期设节度使，而节度使们后来搞成的藩镇又使唐朝皇帝们大为头疼。但玄宗的这些做法又都貌似有一定的理由，譬如高力士确实是十分忠于玄宗的，而且为人还不坏；而封安禄山为郡王，玄宗好歹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那就是安禄山认杨贵妃为养母，也算是玄宗的半个儿子了。
安禄山潜有异志，最早是王忠嗣提出的，那时还是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正是在安禄山最得宠的时候，也是他“反迹”不明显之时，当然玄宗听不进去。
安禄山有没有异志呢？当然有。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安禄山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这或许就是个信号，安禄山因何要扩大自己的控制地盘？只怕这不是一个简单纯洁的要求，至少说明了安禄山是有扩大自己势利范围的野心。玄宗倒是有求必应，把原先的节度使韩休珉降为左羽林将军，然后将河东拱手送给安禄山。
促成安禄山野心的原因有多个，首先，随着势力的增加，尤其是得到节度河东的权力后，安禄山就是身兼三个节度使了，同时还有若干兼职。职权方面暂且不提，他手中握有三镇的十几万精兵，几乎占了唐朝军队的三分之一，加之不久之前南召的兵败，以及唐朝这时武备上的松弛，安禄山自然而然会产生轻视朝廷之心。而当初不拜太子的事情，安禄山担心会受到太子的报复，毕竟玄宗年事已高，谁也说不好突然间会出怎样的事。另外，安禄山麾下的人也以图谶来劝他起兵叛乱。但安禄山这时还是沉住了气，他的计划是，在玄宗死后夺权。
如果分析一下的话，一旦玄宗驾崩，太子即位，对于北方这么一个不掉的大尾，新皇帝肯定要派人去一趟，其任务至少是监视。那么安禄山大可以夸大其辞，对外宣称新皇帝要加害于他，为求自保，也只有起兵自卫。虽然封建时期怎么起兵反叛都是不对，但总算有个可以引起别人同情的理由。比如唐初秦王李世民就是想要后发制人，等敌人先下手，自己便有了反击的理由。然而时势不同，当时李世民完全处于劣势，一旦敌人先发制人，他根本不可能再有反抗的机会。从后来的玄武门事变来看，即使秦王集团采取了主动，也仍然赢的相当艰难。安禄山的情况却是不同，一是他不在长安之中，而是在外，“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安禄山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是十分安全的；二是他的实力事实上是强于朝廷的，因此他无须害怕朝廷武力上的先发制人。但如果是玄宗要治裁他的话，则有些麻烦，因为名义上他是玄宗的养子，从忠孝两方面他都不该反叛，而且玄宗是当了几十年的皇帝，威信是不好轻易动摇的，但从力量上安禄山绝对是强者。那么安禄山最初不想在玄宗有生之年起兵，有没有一点感恩之心在其中呢？不好说，或许有一点，也只是一点而已，从后面的表现来看，还是很决绝的。只是玄宗没有落在安禄山的手中，我们不知道安禄山会怎样处置这位自己的养父。也许是直接杀掉万事大吉，也许像侯景对梁武帝那样“人道”的杀掉，又或者囚禁。如果是前两种可能的话我们也不觉得奇怪；而第三种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仁”，既然安禄山能想到在玄宗死后找理由起兵，那么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可能。至于太子等人，那就绝对是杀无赦了。
然而，我们知道，安禄山最终还是在玄宗时期就起兵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3、激变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十一月，李林甫去世。
临终前，李林甫拉着杨国忠的手说：“将来代替我当宰相的人一定是你，后事就拜托你了。”杨国忠不知道李林甫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吓了一跳，以为是李林甫试探他，汗流浃面，连说不敢当。其实李林甫这么说倒的确出于真心，因为他眼见就撒手人寰了，而杨国忠又很得玄宗青睐，下一任宰相非他莫属。李林甫是想要杨国忠好好善待他的家人。但杨国忠并不因李林甫之将死其言也善而放过他，就在第二年的春天，杨国忠联合安禄山一起诬告李林甫与阿布思谋反，这导致了横行数载的李林甫集团彻底覆灭，就连未下葬的李林甫本人，都受到了削官的处分，并且由一个大棺材躺到了一个小棺材中，嘴里的玉含及身上的金紫衣服也都不准许再用，只以一个普通百姓的礼节安葬了他。
我们当然对李皇叔不会有太多的同情，毕竟这属于官场上的倾轧而无谁对谁错的问题，或者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想当初他本人制造的冤案比这惨的有的是，而今也轮到他来品尝这个滋味了。但这却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仅有的一次大合作，不久后两人即开始闹矛盾。原因是，安禄山瞧不起杨国忠，对他非常轻蔑。轻蔑到什么程度呢？反正是惹得杨国忠从此就一直说安禄山要谋反。古时谋反乃是十恶之首，因此杨国忠这么说无疑是想置安禄山于死地，可见积怨甚深。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正月，杨国忠向玄宗进言安禄山必定会谋反，让玄宗试着召安禄山入朝，说他肯定不会来。玄宗照办，结果出乎杨国忠的意料，安禄山竟然闻命即至。安禄山很可能是得知了杨国忠的话，另外此时时机尚不成熟，他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加之他本人的阴谋并没有暴露，他也的确没理由害怕，只要乖乖入朝大表一番忠心就可以了。见到玄宗，安禄山十分委屈的说：“臣本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为国忠所疾，臣死无日矣！”这等于是给玄宗打了一针预防针，使他以后不至于轻信别人对他的“诬陷”。果然以后杨国忠再说安禄山的什么话，玄宗全都不听，即使太子李亨也报告说安禄山要谋反，玄宗也仍然无动于衷。这一次进京，安禄山又要求兼任很多官职，玄宗一一满足，临别时还解御衣给安禄山穿上。安禄山怕杨国忠奏请把他留下，所以赶忙回去，一溜烟回到了范阳。
从这以后，朝中凡是有说安禄山要谋反的人，玄宗都把他们绑起来交给安禄山，以示信任。但不能不说这样做是个失策，一来，连与皇帝最亲最近的太子和杨国忠的话皇帝都不听，又何况别人呢？所以大家即使知道安禄山要反叛，也不敢再说出来；二来，当一个一个说自己要谋反的人被捆到眼前，随着数量的增加，安禄山只有更加害怕，绝不会因为玄宗把他们交出来就会放心。皇帝面前有这么多人说自己要谋反，如果不担心害怕才怪。而后，安禄山的行动越来越可疑，可是我们的明皇帝仍然一百个不相信安禄山真会谋反，把用人不疑的劲头发挥到了极致。
但渐渐的也有转变。转变就发生在第二年，即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奏请用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遭到杨国忠和韦见素的联合反对。本来两人约好前赴后继轮番劝阻玄宗，但韦见素说完之后，玄宗发起火来，杨国忠便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就这样玄宗又答应了安禄山的过分要求。可两人还不甘心，合计好之后，第二天又和玄宗提起此事，建议任命安禄山为平章事并且要他入朝，将他的三个节度使的职位分别交给现在的三个副节度使。这次玄宗没有反对，但仍心存疑惑，虽然诏书写好了，但在发出去之前，派宦官辅璆琳去安禄山那里打探情况。辅璆琳接受了安禄山的贿赂，回来说安禄山根本没有反心，于是玄宗又一次错过了机会。杨国忠、韦见素二人的用意，是想以朝廷的力量来牵制安禄山，让他脱离自己的势力。但由于朝廷实力并不强于安禄山，所以玄宗即使真的发下去诏书，只怕也未必达到目的。安禄山自然明白入朝是很危险的，所以很可能就此提前反叛。
七月，又发生了几件事、先是安禄山上表请求进献三千匹马，每匹马配备两个马夫，另外还有蕃将二十二人护送。一旦得到允准，届时将有六千多将士入朝，非同小可，在达奚珣的提醒之下，终于引起玄宗的警觉，驳回了安禄山的请求。差不多同时辅璆琳受贿的事情也被揭发出来，玄宗将他处死。还有，杨国忠一直在搜寻安禄山谋反的证据，又抓了几个安禄山的人，这些皆由长安中的安庆宗派人报告给了安禄山。
一连串的事情引起了安禄山的疑虑，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失势的后果，自然而然会与玄宗产生裂痕，因此这一年玄宗要他入朝，安禄山果然不敢来了。玄宗又派冯神策去对安禄山宣诏，说“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安禄山接到诏书没有拜伏，只是略一欠身，问了一声皇上可安好，然后又阴恻的说：“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推想安禄山的心语大概是这样——长安，我一定会去的，但不再是诸侯对于皇帝的觐见，而是要将皇帝宝座抢到自己的手中。
安禄山已经下定决心要起兵叛乱了。
4、范阳兵来
决心一下，起兵只是时间的问题。
十月，玄宗似乎忘了再召安禄山来朝的事，带着杨贵妃等人再次来到华清宫优哉游哉——然而他此时尚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这里这样欢畅了。
十一月甲子(初九)，安禄山在范阳起兵，率领十五万精兵，号称二十万众，杀奔东都洛阳。“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日行六十里的速度，不是特别的快，却也勉强算是急行军了。
安禄山所采取的策略，也就是他举起的大旗，是说皇帝让他入朝征讨杨国忠，这个理由其实就是“清君侧”，安禄山没有直接打出这个旗号，不知是不是因为对汉文化还不是非常熟悉。最早打出“清君侧”旗号的是汉朝七国之乱中的吴楚，“诛晁错，清君侧”；明朝燕王朱棣靖难之役也是以此为借口。何谓“君侧”呢？就是指皇帝身边的小人，“清君侧”就是替皇帝把这个小人除掉。景帝满足了七王的要求，但晁错的死并没有阻止七国的军队继续做乱；朱棣靖难是靖难，连皇帝都一块清了，那个“侧”字实在是多余；也只有杨国忠，还真是小人一名，但安禄山比他也好不了多少，似乎资格不够。说到底，清君侧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实实在在的目的，是要取得皇位。
久不闻干戈的百姓们忽然听说范阳兵来，仓皇不安，安禄山所过州县，望风而降。就这样安禄山到达了太原，劫走了太原出迎的副留守。太原方面自然会上报，同时受降城也奏报说安禄山谋反。玄宗虽然这一年已有疑心，但仍然不相信安禄山居然说反就反，还以为是他的对手编造的谎言。其实谋反往往是皇帝敏感的事情，即使没有人告状，仍然会担心大臣们动机不纯，更有甚者，风声鹤唳，一有风吹草动便大动干戈，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个。而玄宗在众人相继报告说安禄山谋反之后，仍然有如泰山一般岿然不动，他在这方面的迟钝实令人惊讶。但若以为玄宗不在乎有人谋反那就错了，玄宗对他的兄弟们可没这么信任，虽然玄宗素有友爱兄弟的令名，但他曾下诏不允许诸王与大臣结交，便透露出来这个信息。担心别人谋反只怕是一种变象的不自信，而人一般年龄越老越会出现这种情况，玄宗却是相反，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年轻时即位，是由于有功劳才得立为太子，并非按照立嫡以长的制度，这就有了一定的不合理因素(古时就是立嫡以长，而不支持立嫡以贤，所以凭后者得位的人倒成了不合理)，所以他才会担心有人反对自己，因之也就多加提防。但他后来当了四十多年皇帝，又是天下升平，所以这种自信就加强了，从玄宗一再的自以为是也可以看出来，他的确认为自己是圣明天子，别人没理由反他，又何况他对安禄山这么好，安禄山又怎么会谋反呢？
不知杨国忠等人花了什么样的力气，几天后玄宗终于相信，原来安禄山真的起兵谋反了。于是玄宗找杨国忠商议，杨国忠得意洋洋，意思是：看，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安禄山果然谋反了。他对玄宗说：“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玄宗听了点点头，认可他的这个看法。其他大臣听后则是相顾失色。无疑杨国忠把眼前的形势估计的太乐观了，他没有想到安禄山会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从后面的情形来看，远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因安禄山的行为是谋反而众叛亲离，当然更不会几天就能“传首行在”。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为理由，再加上他十几年在范阳地区的经营，经济、军事实力都非常之强，兵士们令出即行服从调谴，战斗力又强，一路上的顺利无疑又鼓舞了士气，种种情况都有利于安禄山，他此时没有必败的理由。杨国忠没有看到这些，他只想到了唐朝的强大，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因此他才会大胆的逼安禄山谋反，否则如果知道是那样的结果，他也不会做这么蠢的事情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缘于自信，而这种自信又貌似是有理由的，但是却是建立在一个虚像之上——人们都被唐朝此时的虚像所欺骗。物理上，虚像往往比原像要大。本来，唐朝几乎无往不胜的神话，使人们都忘记了经过十几年的挥霍，它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就好像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却几天没有吃饱，根本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因此对南诏的战争中，唐朝冒出了虚汗，与阿拉伯帝中怛罗斯之战也以失败告终。后者情况有些复杂，在说到高仙芝的时候会提一下。那么这时很多人持乐观态度，玄宗本人也是如此，虽然朝中有惊讶失色的大臣，但乐观的看法可以说是有相当市场的，例如封常清就是一位。
辛未，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上问以讨贼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
这一番话使得玄宗听了十二分的舒服，龙颜大悦，几天后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其实是张空头支票，不过这是剥夺安禄山合法地位的表态，是必须的。
二十一日，玄宗回到长安后，做出了一系列相应措施，首先，他立即斩了娶宗室女的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同时把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任命为户部尚书，以郭子仪为新任朔方节度使，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以卫尉卿猗氏张介然为之。以程千里为潞州长史”。第二天，又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征讨安禄山。
十二月初七，玄宗决定要御驾亲征。看来玄宗这次是真的生气了，一把老骨头了还要亲自去战场。玄宗这可不是说说而已，他让朔方、河西、陇右等节度使亲自带领本部军队，二十日内到齐。十六日，下诏要太子监国。杨国忠十分害怕太子会报复他，因此拉着自己的三个姐妹，一起劝阻皇帝不要去出征，更不要太子监国。于是这件事就罢休了。考虑到玄宗当时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就算后来没有人阻止他，也确实不宜上战场去，而且玄宗本人战略方面相对要好于战术方面，留在后方控制大局就可以了，我不认为他亲征就一定会有什么效果，万一到前线再来个胡乱指挥，岂不是添乱？玄宗有亲征的思就已经算是不错了。这件事也不能说是失误，也不必过分责怪杨国忠在这件事上的私心，试想，太子留在后方，如果趁监国之机杀掉杨国忠，也必是小乱一场，如果后方不稳，玄宗在前方也很难安心。当然这也只是可能，如果玄宗亲征的话，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这将是玄宗亲自带军打的第一战，此前没有参考，此后更无印证，完全凭猜测——我多半不看好。
既然如此，那么玄宗等人在长安里能做的事情，也就是等待了。可惜他们没有等来安禄山的首级，也没等来捷报，却不得不去逃难了。可是，责任在谁呢？
李治
唐高宗李治，一直以来基本上被认作是个无能昏庸之辈。这里想为他正一下名，实际上，李治非但不无能，而且是个非常合格的守成之君。之所以显得无能，一来他的性格的确是比较柔弱，二来，也是因为他夹在了两个太强的人当中——历史上能有几个人可以与唐宗并列？历史上又有几个女皇？
高宗皇位的得来，印证了一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李治曾经有过夺嫡的念头吗？也许梦里有过吧，但醒来之后，自己也好生奇怪，怎么会做出这样的梦？于是擦了擦汗，又躺下了。然而李治何曾知道，他做的这个梦，却是李泰一直日有所思却总是夜中不得的梦：虽然父皇一直摆出偏爱自己的样子，可是就是不行废立之事。要命的是，还有那个魏征，当初父皇没登基时反对父皇，现在又反对我，就连大臣像我行个跪拜之礼都要进谏，真是个老顽固……
明知自己不受喜爱的太子承乾，忍了若干年，终于再也受不了这种心理上带来的恐慌和气恼，加上曾跟随父皇有着深厚经验的老一辈大臣侯君集此时也是失意之中。同是不平人，一下子变得亲密了。贞观十七年，新的太子集团商定，要诈病把太宗骗到东宫，然后再……总之，是要政变了。当然，此事后来以失败告终，不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就不是高宗李治，而是唐某宗李承乾了。李承乾的失败，并不是缺乏自信，而是过于自信了。看到了齐王李祐谋反失败，李承乾洋洋自得的说：“我东宫的西墙，离着大内也就是二十步，这哪里是齐王那小子能比的上的？”可是他太过得意了，虽然知道齐王谋反失败的事，却忘了自己的人也被齐王的事牵连了。最后，恰恰是那个想活命的人利用告密求得了生存。李承乾由此功亏一篑。想象一下吧，如果没有这个人告密，那么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听到太子承乾生病，作为父亲的李世民即使不疼爱他，但好歹也是自己的儿子，于是忧心忡忡的赶往东宫，却没想到年年打雁,今年叫雁啄了眼，这个孩子居然会发动政变……忽然间想起十七年前，自己的父皇大概也是这样的惊诧。只见承乾手下的一员猛将，或是一名亲信，或者就是侯君集，手按在剑鞘上，一脸淫威，说：“魏王李泰谋反，请陛下定夺。”或者：“太子等的不耐烦了，请陛下交出皇位。”或者……总之，是事先准备好的若干种说法，就看当时怎么选取了。其实不管选哪种，李世民心里都一定很清楚事实的真像。这时他的做法，无外乎三种，一种是像李渊那样乖乖投降，日后还可以做个太平的太上皇，或者不知所措，最糟的一种就是强硬到底，“我是皇帝我怕谁”？然后太子承乾不得已，杀之。想想太宗的性格，多半承乾要想得手，只怕真得来硬的才行。当然了，也许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也许即使没有告密的人承乾也不会成功。总之，这件事的确是很不成功，于是继齐王李祐之后，太子承乾成为了第二个给了李世民重重一击的儿子，只是对他的处理还宽大些，毕竟情节严重但并未发生，于是贬为庶人。就这样，太子位子空缺下来了……
权力场上不容许有真空，如果没有意外，这个空间将由李泰来填充。或者说，太宗很多年处心积虑想换一换太子，都没达成目的，这次反倒有了机会。然而李泰却遇到麻烦了，因为长孙无忌不答应，长孙无忌所希望的下一任太子是晋王李治。且不管他支持李治是出于什么目的，但国舅的意见的确很重要，李泰觉得有些不自信了，他担心弟弟李治会对他有危胁，所以开展恐怖主义手段，对李治进行恐吓。李治果然十分恐慌，忧形于色，这是个极好的解忧方法，同时对李泰则是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件事令李世民很担心李泰当了皇帝之后李治的安危，再加上种种原因，李泰终于与太子之位无缘。非但无缘，连本来已有的地位也保不住了，被降为东莱郡王。尽管后来又有几次改封，也只能说是改变一下生活质量而已，而且一直是作为一个政治敏感人物，最后太宗去世时下诏说诸王奔丧，“濮王泰不在来限”，也就是最后都不肯给他机会。
那么随着两个哥哥的倒台，李治成了这次斗争的最大赢家。嫡子之中只剩下他，即使李世民曾想过吴王恪，但这却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吴王恪得不到朝廷中像长孙无忌这样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从贞观十七年当太子开始，至贞观二十三年，李治当太子是相对比较安稳的，加之他一直都很恭敬谨慎，倒也不用怎么担心自己的地位，算是大唐三百年中少有的几个地位稳固的太子——李世民和李隆基都是有比较强硬的手段，李享则当得心惊胆战，连头发都吓白了，只有李治，实在是难得舒服。
太宗死后，二十二岁的李治即位，是为高宗。按说这个年龄不小了，可是太宗死时李治是抱着长孙无忌的脖子大哭，像个无助的孩子。最后把无忌哭的有点烦了，说主上把社稷交给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这也就是舅舅敢这么说。于是止住悲声，火速回到长安，一切安顿的差不多了，然后突然宣布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接着就是顺利即位，可以说，一点障碍都没有。
高宗即位后首要的当然是先任命大臣，长孙无忌不必说了，李世勣——或者确切来说是李勣，李是皇家赐姓，那个“世”字此时则是无论谁都不能再用了，为了避讳嘛。想想李世勣真是可怜，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自主权，本来叫着徐世勣二十年左右好好的，降唐后就受到赐姓这等待遇，这样又叫了二十多年，然后就要把世字去掉，直到死后也不安宁，孙子一造反，又回到徐世勣了，这倒也罢了，只是后世人说书，不喜用名喜用字，害的我以为茂公就是他的名……不过高宗毕竟初登大宝，所用之人也只能是顾命大臣。
李治当太子虽然有点晚，但六年的学习也可谓效果显著，基本上继承了贞观时期的政策，当然这和老一辈的执政人才是分不开的。永徽年间，文治上的事不多说了，基本是国泰民安。可见李治文治上的功夫学的还是可以的，而武略上李治却没有这方面的煅炼机会，另外也没有表现的机会，不一定说他率军打仗就一定失败，只要朝中有能打好的将领并且他不多加干涉，像杨广灭陈那样挂个名也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李治倒还是很有扩展唐版图的雄心，事实上征高丽时他曾想过亲自率大军随后出发，却被武则天劝了回去。太宗时期未解决的高丽、西突厥都是在高宗朝攻下来的，虽然有太宗的准备在前，为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不管怎么说，是高宗打下来的，即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继贞观时期设安西都护府之后，高宗朝又设崑陵、濛池二都护府，徙安西部护府于龟兹。唐代的版图，在高宗时期为最大。有人说，唐代最繁荣的时期，其实不是开元，也不是贞观，而恰恰是在永徽，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说运气好也罢，说是拣便宜也罢，李治其实都是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另外，高宗还完成了一件太宗几次想做没做成的事，就是去泰山封禅。从个人能力等方面来讲，高宗当然不算是出类拔萃的，但从当时国力看，高宗的确应该去封一次，怎么说也比宋真宗的时候强了很多很多呢。
在宗室的问题上，李治也是比较开明的。李治对待李泰，还是满不错的，在贞观二十三年十二月（这时皇帝是李治了，年号一般都是次年修改），“诏濮王泰开府置僚属，车服珍膳，特加优异”，确实像太宗生前所料，“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不过，李承乾没有活到李治当皇帝的时候，于贞观十九年就去逝了，而李泰也在永徽三年死去。李泰和李承乾两人都是死的很早，三十多岁，这样的年龄实在太年轻了。如果不是别人陷害，那么必有原因。推测都差不多是心情郁闷，“若加挫抑，恐有不测之疾”这句话适用还是很有广泛性的。假使当年李渊也像李世民贬李泰这样贬李世民，那么李世民只怕活的时间更短。至于高阳公主和李恪等人的死，一方面是高阳不该谋反，另一方面长孙无忌这时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好的。李治从中受益无疑最大。其实不管李恪有没有罪，李治杀他也在是情理之中。李恪和李泰的意思不一样，李泰已经没有希望了，至少从人望上已经从一个很高的高度重重的跌了一次，再想起来的可能已经不大了。李恪的危胁相对就大的多了，如果说借这一次的事而除去他的话，怎么看怎么划算，这也并非李治“良心大大的坏了”，毕竟为了自己的生存。有了长孙无忌，李治这次省了不少力气。也许这么想把李治想的太有心计了，但李治其实真的不傻。此外，对于宗室中违法的人或行为，李治也加以惩诫。比如李治的叔叔（当然不是同祖母的叔叔了）滕王元婴，劳扰百姓，他就写信告诫他；而元婴与李治的异母兄李恽两人都好聚敛，所以李治有一次赏赐诸王时唯独不赏他们两个，因而使得这两人很是羞愧。这种惩罚是精神上的，但效果却比物质上的更厉害。这很类似于李世民对贪污的长安顺德的手法的，可见李治确实还是有乃父之风的。
问题是李治学到的功夫，慢慢体现出来的，更多却是李世民后期的拒谏饰非。李治有一次说：“杨广因拒谏而致亡国，我时常作为警戒，虚心诚意，要求直言，可是竟然没有人说话，什么缘故？”李世勣回答说：“陛下作为，都尽善尽美，臣属们无从规劝起。”实在很搞笑的一段记录。李世民也是常常提起杨广，李治竟然也常提这位老前辈，不能不说是受了影响。只是和乃父相比不同的是，三十八岁时的李世民还是有很多人给提意见的，而李治三十八岁时就达到“尽善尽美”了。想当初李渊当了皇帝后，就有了听不进话的苗头，李世民到最后也是没人敢再说什么，如果下一代是李承乾，只怕情况更糟，他才二十岁左右就已经很能够堵住大臣们的嘴了，李治好歹还等到了三十多岁。莫非这是遗传？嗯，如果是的话，那么算是一个广义的遗传了，虽然每朝每代皇位不一定是禅让的，可是不听劝的毛病却是一代代的传承了下来。
李治是有缺点，但不能说昏庸，毕竟高宗的政绩还是很值得一提的，无论如何总比后来的唐懿宗强。之所以倍遭谴责，多半是因为他的那位夫人——武则天，生时受她制约，死后大唐江山又险些断送在她手里，因此人们在钦佩武则天却又狠骂她的同时，也骂着李治。因此李治把武则天弄进宫来倍受非议，一方面武则天是太宗的才人，确实于礼不合，另一方面，只怕就难免是后人以结果推原因了。关于第一方面，唐代宫闱之事有时的确比较混乱，有北方少数民族习气的痕迹，比如李世民就曾把齐王妃收入宫中，而后世李隆基是娶了儿媳，李治则是娶了庶母。但是在正妻的问题上却并不乱，并不像突厥那样可以一个可敦经历几个可汗。武则天进宫的阻力没有当皇后时的阻力大，因为皇帝无非是纳一个妾而已，但要是把她立为正妻，便受到了坚决的抵制。因之，武则天立为皇后不见得是长孙无忌他们有什么先见之明，知道她将来会取代李氏做皇帝，而是因为她的身份问题。李世勣在这关头显得软弱，有人说是他圆滑，柏杨先生更是称之为“漂亮的报复”。如果李世勣知道武则天后来做了女皇，只怕也未必会如此表现。李治冲破重重阻拦，终于立武氏为后，这份“魄力”倒也难得，只是如果他用这份魄力来治家平天下就好了……
其实李治是有点怕老婆，但还不至于一开始就把政事交给她。显庆五年，高宗闹眼疾，只好让武后来处理一些事情，委以政事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可是后来，李治的进取心也有所减退，武后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因此终于发展到“二圣”的地步。但这种情形历史上也并非没有过，隋文帝杨坚就是和独孤皇后一起并称“二圣”的。说起来，隋文帝杨坚也是很怕老婆的，有一次就是被皇后气的一个人跑了出去，宁可自己生闷气，也拿她没办法。李治也不是一味的心甘情愿，他想做什么，往往被武后制约，于是“上不胜其忿”。李治也挣扎了一次，找上官仪来起草废后诏书，不知怎么就被武后知道了——左右奔告于后，李治这个皇帝当的也够可怜的，由此可见，武后自然是废不得的。最后此事告吹，但比较令人失望的是，在武则天面前，李治把责任推的一干二净；而上官仪从中得到的最大教训，也许就是“疏不间亲”这句话的确是至理名言，但可惜再无实践的机会，因为这件事就已经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另外，说句不相关的话，上官仪之死从文学史角度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这是强制的收住了江左余风。只是杀他的时候，李治和武则天可都是没想到的。二圣之称，也是在这件事之后，以后更是发展到了“天皇”与“天后”的地步——李治大概是中国唯一的一位“天皇”了。
感觉高宗夫妇总能弄出很多花样来，如上面提到的天皇天后——这种称法中国还真不习惯，因此看电视上两人“天皇”、“天后”的这么称呼，有点滑稽。再比如年号，武则天是年号最多的皇帝，共十七个，李治则是十四个。而李治用了这么多年号，估计和武则天有关，总之是一开始还能坚持几年，越到最后换的越勤，一年一个，直到他去世。这些年号常搞得我晕头转向，其实历史上也不乏爱换年号的皇帝，比如汉武帝，但汉武帝的年号比较有规律，除去建元，后面是“光”字带着另一个字，只要记住那几个字就可以了，“光”字年号各六年，然后虽然用字不大规律了，但保持四年一个年号。高宗武后的年号则是什么规律都没有，要多难记有多难记，相信他们自己也都未必记的清楚。相形而言，还是高祖太宗的时间比较清楚，就一个年号，也许他们懒得再想年号名了，但这既方便了自己更方便了别人。起年号最有学问的当属玄宗，不是说他年号起的有多深刻有多好听，而是说年号起到的作用，开元和天宝基本上（所谓基本上，是说开元末期已经初露端倪）就是变化的转折分界。
时间走到了弘道元年，当了三十四年皇帝的李治去世了。临死之时，李治“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而后来的唐朝则为此而差点付出了三代而亡的代价。
李显,李旦
公元684年，年号的混乱达到了极致，这一年真是大唐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一年。这一年轮流上台了三个执政者，两个皇帝，一个太后；这一年本应该有三个称呼，嗣圣、文明、光宅……最后，人们便取最后一个年号为这一年的标记。问题来了。嗣圣是中宗李显的年号，但是他二月就被废了，随后李旦登基，是为睿宗，改元文明。但是睿宗已经是傀儡皇帝，实质上的执政者是武后。既然如此，武后为什么要于九月改元光宅呢？为了标记什么事呢？九月，徐敬业造反，或许与这次改元透露出来的信息有关，按逻辑当是李旦明确将权力交给太后。然而似乎又不是这样。六年后也就是公元690年，武后称帝，将皇帝改为皇嗣——也就是说，皇帝此前仍是皇帝，当然，是名义上的。可是他自从当皇帝，权力都并不在他的手中，九月的改元真的有些令人费解。同样令人费解的还有史家。既然那六年时间内唐朝还是有名义上的皇帝，但这六年却归属到了武后的名下。与此类似的还有汉的吕后时期，但是形似而神不似。惠帝执政期间，权力主要也是在吕后手中，但是却不曾将这几年说成是吕后某某年。而惠帝死后，汉朝实际上是处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至少是没有一个成年的皇帝，因此吕后控制了政权，这时史书上才记“吕后某某年”。相似吗？可是，这位可怜的皇帝，汉朝从来就没认他是自己的皇帝，因为他来迹可疑，并非是惠帝的亲子。唐睿宗不一样，他不但成年了，而且也是唐代的正统皇帝，即使权力不在他的手中，但名义上仍是皇帝——于是暗笑，难道史家也是如此势力吗？
中宗李显即位之后，将自己的岳父提拔为豫州刺史，此后又想升为侍中，这件事成了他被废的导火线。这件得到了裴炎的反对，中宗一气之下说就是把天下交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然后他为这句不冷静的话付出的代价便是十四年的流放。每当朝廷有使者到来，李显总是吓的要自杀——他有两个榜样在前，这样的担心很正常，但是既然敢自杀的话，死都不怕，又何必怕什么呢？如果不是韦氏劝止，李显真的等不到十四年后做太子了。又过了六年，苦尽甘来的李显终于得以复位，两次登基，前后一共二十年。
中宗在位之时政绩的确是不好，但对外却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是突骑施娑葛在西域作乱，唐出兵征讨，经过两次战斗取得了“贼徒因而退败”的胜利，于是突骑施娑葛被迫投降。二是突厥从河套南下侵扰，中宗派张仁愿征讨，收复了漠南地区，最后又在黄河之北筑了三座受降城，巩固了既得胜利。三是继文成公主之后，金城公主嫁入吐蕃和亲。这几件事中，金城公主的和亲是初中课本上就有的，现在还记得当时书上用黑体字写着：和同为一家。不过金城公主比文成公主可怜多了，她命运多舛，连孩子都曾被人抢过。至于受降城，应该比较有名吧——“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中便写到了受降城。
中宗之所以后世评价不好，是为韦后和安乐公主所累。李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和父亲，想当年艰苦生活中，是韦氏跟着他一起度过的，他怀着这份感恩之心，实践了当初“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御”的承诺。但是他对妻女的放纵，却为国家朝廷带来了灾祸，也使他自己提前去世了若干年。我不认为李显是真的糊涂到了家，他并未答应安乐公主求为皇太女的过分要求，当他微笑着给安乐公主的“诏敕”签字时，可能想到更多的是对妻女的愧疚——他曾让她们受了那么多的苦。但是这本应该非常感人的一家，尤其是这对患难夫妇，最后的结局实在令人心痛。韦后毒死了亲夫，不久和女儿一起被杀，以完全的悲剧告终。
中宗之后，是睿宗。和哥哥相比，睿宗这一生可谓平安多了。他没有过被流放的痛苦，最后也非常识时务的退位做了太上皇。睿宗当政比中宗也强不到哪里去，而且对外上也是比不过中宗的，但是历史的评价似乎睿宗更好一些。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唐代后来的皇帝，都是睿宗这一支的后人。两人相似的地方是，中宗为夫人韦后所制，睿宗却是为妹妹太平公主所制。
不过睿宗在立嗣问题上倒的确是“睿智”的，和他一样睿智的还有他的长子宋王成器。父子二人一起吸取了开国之初那次玄武门之变的教训，非常正确的立李隆基为太子，避免了又一次的太子之争。只是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关系并不像《大明宫词》里演的那样亲密，而是如仇敌一般，太平公主几次想要害李隆基。有一次，李旦召见韦安石，问他是否“朝廷倾心东宫”，这样问等于是有些怀疑李隆基了，幸好韦安石没有被太平收买，不然一旦加以挑拨，也是件麻烦的事。这说明太平公主的离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姚崇和宋璟劝睿宗把宋王及太平公主等人全部弄出长安，为太平公主得知，于是责备李隆基。李隆基此时的表现初看也哆让人失望的，“太子惧，奏元之（姚崇字元之）、璟（宋璟）离间姑、兄，请从极法”。但想想玄宗皇帝好像也不应该是这样的人，这样奏请一来是被迫的，二来或许也出于对他们的保护。比如有一次北齐高洋怀疑他弟弟常山王高演受了大臣王晞的教唆，然后高演就对王晞说：“我明天要做一件事，为了救你，也为了自保，你千万别怪我。”第二天，便把那个人痛打了一顿，结果果然两人平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姚宋真应知足了，至少没挨那顿打。
最后，太平公主弄巧成拙，想用天象加害于太子，但她完全没有猜到睿宗会有的反应——他竟然因此而下决心让位了。和中宗同样二次复位的睿宗，第二次只短短当了两三年皇帝，便光荣的成为太上皇。可以说他的退位，是和立太子时一样的睿智，或许睿宗的庙号就是这么来的。
唐高宗李治，一直以来基本上被认作是个无能昏庸之辈。这里想为他正一下名，实际上，李治非但不无能，而且是个非常合格的守成之君。之所以显得无能，一来他的性格的确是比较柔弱，二来，也是因为他夹在了两个太强的人当中——历史上能有几个人可以与唐宗并列？历史上又有几个女皇？
高宗皇位的得来，印证了一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李治曾经有过夺嫡的念头吗？也许梦里有过吧，但醒来之后，自己也好生奇怪，怎么会做出这样的梦？于是擦了擦汗，又躺下了。然而李治何曾知道，他做的这个梦，却是李泰一直日有所思却总是夜中不得的梦：虽然父皇一直摆出偏爱自己的样子，可是就是不行废立之事。要命的是，还有那个魏征，当初父皇没登基时反对父皇，现在又反对我，就连大臣像我行个跪拜之礼都要进谏，真是个老顽固……
明知自己不受喜爱的太子承乾，忍了若干年，终于再也受不了这种心理上带来的恐慌和气恼，加上曾跟随父皇有着深厚经验的老一辈大臣侯君集此时也是失意之中。同是不平人，一下子变得亲密了。贞观十七年，新的太子集团商定，要诈病把太宗骗到东宫，然后再……总之，是要政变了。当然，此事后来以失败告终，不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就不是高宗李治，而是唐某宗李承乾了。李承乾的失败，并不是缺乏自信，而是过于自信了。看到了齐王李祐谋反失败，李承乾洋洋自得的说：“我东宫的西墙，离着大内也就是二十步，这哪里是齐王那小子能比的上的？”可是他太过得意了，虽然知道齐王谋反失败的事，却忘了自己的人也被齐王的事牵连了。最后，恰恰是那个想活命的人利用告密求得了生存。李承乾由此功亏一篑。想象一下吧，如果没有这个人告密，那么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听到太子承乾生病，作为父亲的李世民即使不疼爱他，但好歹也是自己的儿子，于是忧心忡忡的赶往东宫，却没想到年年打雁,今年叫雁啄了眼，这个孩子居然会发动政变……忽然间想起十七年前，自己的父皇大概也是这样的惊诧。只见承乾手下的一员猛将，或是一名亲信，或者就是侯君集，手按在剑鞘上，一脸淫威，说：“魏王李泰谋反，请陛下定夺。”或者：“太子等的不耐烦了，请陛下交出皇位。”或者……总之，是事先准备好的若干种说法，就看当时怎么选取了。其实不管选哪种，李世民心里都一定很清楚事实的真像。这时他的做法，无外乎三种，一种是像李渊那样乖乖投降，日后还可以做个太平的太上皇，或者不知所措，最糟的一种就是强硬到底，“我是皇帝我怕谁”？然后太子承乾不得已，杀之。想想太宗的性格，多半承乾要想得手，只怕真得来硬的才行。当然了，也许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也许即使没有告密的人承乾也不会成功。总之，这件事的确是很不成功，于是继齐王李祐之后，太子承乾成为了第二个给了李世民重重一击的儿子，只是对他的处理还宽大些，毕竟情节严重但并未发生，于是贬为庶人。就这样，太子位子空缺下来了……
权力场上不容许有真空，如果没有意外，这个空间将由李泰来填充。或者说，太宗很多年处心积虑想换一换太子，都没达成目的，这次反倒有了机会。然而李泰却遇到麻烦了，因为长孙无忌不答应，长孙无忌所希望的下一任太子是晋王李治。且不管他支持李治是出于什么目的，但国舅的意见的确很重要，李泰觉得有些不自信了，他担心弟弟李治会对他有危胁，所以开展恐怖主义手段，对李治进行恐吓。李治果然十分恐慌，忧形于色，这是个极好的解忧方法，同时对李泰则是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件事令李世民很担心李泰当了皇帝之后李治的安危，再加上种种原因，李泰终于与太子之位无缘。非但无缘，连本来已有的地位也保不住了，被降为东莱郡王。尽管后来又有几次改封，也只能说是改变一下生活质量而已，而且一直是作为一个政治敏感人物，最后太宗去世时下诏说诸王奔丧，“濮王泰不在来限”，也就是最后都不肯给他机会。
那么随着两个哥哥的倒台，李治成了这次斗争的最大赢家。嫡子之中只剩下他，即使李世民曾想过吴王恪，但这却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吴王恪得不到朝廷中像长孙无忌这样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从贞观十七年当太子开始，至贞观二十三年，李治当太子是相对比较安稳的，加之他一直都很恭敬谨慎，倒也不用怎么担心自己的地位，算是大唐三百年中少有的几个地位稳固的太子——李世民和李隆基都是有比较强硬的手段，李享则当得心惊胆战，连头发都吓白了，只有李治，实在是难得舒服。
太宗死后，二十二岁的李治即位，是为高宗。按说这个年龄不小了，可是太宗死时李治是抱着长孙无忌的脖子大哭，像个无助的孩子。最后把无忌哭的有点烦了，说主上把社稷交给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这也就是舅舅敢这么说。于是止住悲声，火速回到长安，一切安顿的差不多了，然后突然宣布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接着就是顺利即位，可以说，一点障碍都没有。
高宗即位后首要的当然是先任命大臣，长孙无忌不必说了，李世勣——或者确切来说是李勣，李是皇家赐姓，那个“世”字此时则是无论谁都不能再用了，为了避讳嘛。想想李世勣真是可怜，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自主权，本来叫着徐世勣二十年左右好好的，降唐后就受到赐姓这等待遇，这样又叫了二十多年，然后就要把世字去掉，直到死后也不安宁，孙子一造反，又回到徐世勣了，这倒也罢了，只是后世人说书，不喜用名喜用字，害的我以为茂公就是他的名……不过高宗毕竟初登大宝，所用之人也只能是顾命大臣。
李治当太子虽然有点晚，但六年的学习也可谓效果显著，基本上继承了贞观时期的政策，当然这和老一辈的执政人才是分不开的。永徽年间，文治上的事不多说了，基本是国泰民安。可见李治文治上的功夫学的还是可以的，而武略上李治却没有这方面的煅炼机会，另外也没有表现的机会，不一定说他率军打仗就一定失败，只要朝中有能打好的将领并且他不多加干涉，像杨广灭陈那样挂个名也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李治倒还是很有扩展唐版图的雄心，事实上征高丽时他曾想过亲自率大军随后出发，却被武则天劝了回去。太宗时期未解决的高丽、西突厥都是在高宗朝攻下来的，虽然有太宗的准备在前，为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不管怎么说，是高宗打下来的，即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继贞观时期设安西都护府之后，高宗朝又设崑陵、濛池二都护府，徙安西部护府于龟兹。唐代的版图，在高宗时期为最大。有人说，唐代最繁荣的时期，其实不是开元，也不是贞观，而恰恰是在永徽，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说运气好也罢，说是拣便宜也罢，李治其实都是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另外，高宗还完成了一件太宗几次想做没做成的事，就是去泰山封禅。从个人能力等方面来讲，高宗当然不算是出类拔萃的，但从当时国力看，高宗的确应该去封一次，怎么说也比宋真宗的时候强了很多很多呢。
在宗室的问题上，李治也是比较开明的。李治对待李泰，还是满不错的，在贞观二十三年十二月（这时皇帝是李治了，年号一般都是次年修改），“诏濮王泰开府置僚属，车服珍膳，特加优异”，确实像太宗生前所料，“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不过，李承乾没有活到李治当皇帝的时候，于贞观十九年就去逝了，而李泰也在永徽三年死去。李泰和李承乾两人都是死的很早，三十多岁，这样的年龄实在太年轻了。如果不是别人陷害，那么必有原因。推测都差不多是心情郁闷，“若加挫抑，恐有不测之疾”这句话适用还是很有广泛性的。假使当年李渊也像李世民贬李泰这样贬李世民，那么李世民只怕活的时间更短。至于高阳公主和李恪等人的死，一方面是高阳不该谋反，另一方面长孙无忌这时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好的。李治从中受益无疑最大。其实不管李恪有没有罪，李治杀他也在是情理之中。李恪和李泰的意思不一样，李泰已经没有希望了，至少从人望上已经从一个很高的高度重重的跌了一次，再想起来的可能已经不大了。李恪的危胁相对就大的多了，如果说借这一次的事而除去他的话，怎么看怎么划算，这也并非李治“良心大大的坏了”，毕竟为了自己的生存。有了长孙无忌，李治这次省了不少力气。也许这么想把李治想的太有心计了，但李治其实真的不傻。此外，对于宗室中违法的人或行为，李治也加以惩诫。比如李治的叔叔（当然不是同祖母的叔叔了）滕王元婴，劳扰百姓，他就写信告诫他；而元婴与李治的异母兄李恽两人都好聚敛，所以李治有一次赏赐诸王时唯独不赏他们两个，因而使得这两人很是羞愧。这种惩罚是精神上的，但效果却比物质上的更厉害。这很类似于李世民对贪污的长安顺德的手法的，可见李治确实还是有乃父之风的。
问题是李治学到的功夫，慢慢体现出来的，更多却是李世民后期的拒谏饰非。李治有一次说：“杨广因拒谏而致亡国，我时常作为警戒，虚心诚意，要求直言，可是竟然没有人说话，什么缘故？”李世勣回答说：“陛下作为，都尽善尽美，臣属们无从规劝起。”实在很搞笑的一段记录。李世民也是常常提起杨广，李治竟然也常提这位老前辈，不能不说是受了影响。只是和乃父相比不同的是，三十八岁时的李世民还是有很多人给提意见的，而李治三十八岁时就达到“尽善尽美”了。想当初李渊当了皇帝后，就有了听不进话的苗头，李世民到最后也是没人敢再说什么，如果下一代是李承乾，只怕情况更糟，他才二十岁左右就已经很能够堵住大臣们的嘴了，李治好歹还等到了三十多岁。莫非这是遗传？嗯，如果是的话，那么算是一个广义的遗传了，虽然每朝每代皇位不一定是禅让的，可是不听劝的毛病却是一代代的传承了下来。
李治是有缺点，但不能说昏庸，毕竟高宗的政绩还是很值得一提的，无论如何总比后来的唐懿宗强。之所以倍遭谴责，多半是因为他的那位夫人——武则天，生时受她制约，死后大唐江山又险些断送在她手里，因此人们在钦佩武则天却又狠骂她的同时，也骂着李治。因此李治把武则天弄进宫来倍受非议，一方面武则天是太宗的才人，确实于礼不合，另一方面，只怕就难免是后人以结果推原因了。关于第一方面，唐代宫闱之事有时的确比较混乱，有北方少数民族习气的痕迹，比如李世民就曾把齐王妃收入宫中，而后世李隆基是娶了儿媳，李治则是娶了庶母。但是在正妻的问题上却并不乱，并不像突厥那样可以一个可敦经历几个可汗。武则天进宫的阻力没有当皇后时的阻力大，因为皇帝无非是纳一个妾而已，但要是把她立为正妻，便受到了坚决的抵制。因之，武则天立为皇后不见得是长孙无忌他们有什么先见之明，知道她将来会取代李氏做皇帝，而是因为她的身份问题。李世勣在这关头显得软弱，有人说是他圆滑，柏杨先生更是称之为“漂亮的报复”。如果李世勣知道武则天后来做了女皇，只怕也未必会如此表现。李治冲破重重阻拦，终于立武氏为后，这份“魄力”倒也难得，只是如果他用这份魄力来治家平天下就好了……
其实李治是有点怕老婆，但还不至于一开始就把政事交给她。显庆五年，高宗闹眼疾，只好让武后来处理一些事情，委以政事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可是后来，李治的进取心也有所减退，武后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因此终于发展到“二圣”的地步。但这种情形历史上也并非没有过，隋文帝杨坚就是和独孤皇后一起并称“二圣”的。说起来，隋文帝杨坚也是很怕老婆的，有一次就是被皇后气的一个人跑了出去，宁可自己生闷气，也拿她没办法。李治也不是一味的心甘情愿，他想做什么，往往被武后制约，于是“上不胜其忿”。李治也挣扎了一次，找上官仪来起草废后诏书，不知怎么就被武后知道了——左右奔告于后，李治这个皇帝当的也够可怜的，由此可见，武后自然是废不得的。最后此事告吹，但比较令人失望的是，在武则天面前，李治把责任推的一干二净；而上官仪从中得到的最大教训，也许就是“疏不间亲”这句话的确是至理名言，但可惜再无实践的机会，因为这件事就已经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另外，说句不相关的话，上官仪之死从文学史角度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这是强制的收住了江左余风。只是杀他的时候，李治和武则天可都是没想到的。二圣之称，也是在这件事之后，以后更是发展到了“天皇”与“天后”的地步——李治大概是中国唯一的一位“天皇”了。
感觉高宗夫妇总能弄出很多花样来，如上面提到的天皇天后——这种称法中国还真不习惯，因此看电视上两人“天皇”、“天后”的这么称呼，有点滑稽。再比如年号，武则天是年号最多的皇帝，共十七个，李治则是十四个。而李治用了这么多年号，估计和武则天有关，总之是一开始还能坚持几年，越到最后换的越勤，一年一个，直到他去世。这些年号常搞得我晕头转向，其实历史上也不乏爱换年号的皇帝，比如汉武帝，但汉武帝的年号比较有规律，除去建元，后面是“光”字带着另一个字，只要记住那几个字就可以了，“光”字年号各六年，然后虽然用字不大规律了，但保持四年一个年号。高宗武后的年号则是什么规律都没有，要多难记有多难记，相信他们自己也都未必记的清楚。相形而言，还是高祖太宗的时间比较清楚，就一个年号，也许他们懒得再想年号名了，但这既方便了自己更方便了别人。起年号最有学问的当属玄宗，不是说他年号起的有多深刻有多好听，而是说年号起到的作用，开元和天宝基本上（所谓基本上，是说开元末期已经初露端倪）就是变化的转折分界。
时间走到了弘道元年，当了三十四年皇帝的李治去世了。临死之时，李治“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而后来的唐朝则为此而差点付出了三代而亡的代价。
李显,李旦
公元684年，年号的混乱达到了极致，这一年真是大唐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一年。这一年轮流上台了三个执政者，两个皇帝，一个太后；这一年本应该有三个称呼，嗣圣、文明、光宅……最后，人们便取最后一个年号为这一年的标记。问题来了。嗣圣是中宗李显的年号，但是他二月就被废了，随后李旦登基，是为睿宗，改元文明。但是睿宗已经是傀儡皇帝，实质上的执政者是武后。既然如此，武后为什么要于九月改元光宅呢？为了标记什么事呢？九月，徐敬业造反，或许与这次改元透露出来的信息有关，按逻辑当是李旦明确将权力交给太后。然而似乎又不是这样。六年后也就是公元690年，武后称帝，将皇帝改为皇嗣——也就是说，皇帝此前仍是皇帝，当然，是名义上的。可是他自从当皇帝，权力都并不在他的手中，九月的改元真的有些令人费解。同样令人费解的还有史家。既然那六年时间内唐朝还是有名义上的皇帝，但这六年却归属到了武后的名下。与此类似的还有汉的吕后时期，但是形似而神不似。惠帝执政期间，权力主要也是在吕后手中，但是却不曾将这几年说成是吕后某某年。而惠帝死后，汉朝实际上是处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至少是没有一个成年的皇帝，因此吕后控制了政权，这时史书上才记“吕后某某年”。相似吗？可是，这位可怜的皇帝，汉朝从来就没认他是自己的皇帝，因为他来迹可疑，并非是惠帝的亲子。唐睿宗不一样，他不但成年了，而且也是唐代的正统皇帝，即使权力不在他的手中，但名义上仍是皇帝——于是暗笑，难道史家也是如此势力吗？
中宗李显即位之后，将自己的岳父提拔为豫州刺史，此后又想升为侍中，这件事成了他被废的导火线。这件得到了裴炎的反对，中宗一气之下说就是把天下交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然后他为这句不冷静的话付出的代价便是十四年的流放。每当朝廷有使者到来，李显总是吓的要自杀——他有两个榜样在前，这样的担心很正常，但是既然敢自杀的话，死都不怕，又何必怕什么呢？如果不是韦氏劝止，李显真的等不到十四年后做太子了。又过了六年，苦尽甘来的李显终于得以复位，两次登基，前后一共二十年。
中宗在位之时政绩的确是不好，但对外却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是突骑施娑葛在西域作乱，唐出兵征讨，经过两次战斗取得了“贼徒因而退败”的胜利，于是突骑施娑葛被迫投降。二是突厥从河套南下侵扰，中宗派张仁愿征讨，收复了漠南地区，最后又在黄河之北筑了三座受降城，巩固了既得胜利。三是继文成公主之后，金城公主嫁入吐蕃和亲。这几件事中，金城公主的和亲是初中课本上就有的，现在还记得当时书上用黑体字写着：和同为一家。不过金城公主比文成公主可怜多了，她命运多舛，连孩子都曾被人抢过。至于受降城，应该比较有名吧——“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中便写到了受降城。
中宗之所以后世评价不好，是为韦后和安乐公主所累。李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和父亲，想当年艰苦生活中，是韦氏跟着他一起度过的，他怀着这份感恩之心，实践了当初“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御”的承诺。但是他对妻女的放纵，却为国家朝廷带来了灾祸，也使他自己提前去世了若干年。我不认为李显是真的糊涂到了家，他并未答应安乐公主求为皇太女的过分要求，当他微笑着给安乐公主的“诏敕”签字时，可能想到更多的是对妻女的愧疚——他曾让她们受了那么多的苦。但是这本应该非常感人的一家，尤其是这对患难夫妇，最后的结局实在令人心痛。韦后毒死了亲夫，不久和女儿一起被杀，以完全的悲剧告终。
中宗之后，是睿宗。和哥哥相比，睿宗这一生可谓平安多了。他没有过被流放的痛苦，最后也非常识时务的退位做了太上皇。睿宗当政比中宗也强不到哪里去，而且对外上也是比不过中宗的，但是历史的评价似乎睿宗更好一些。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唐代后来的皇帝，都是睿宗这一支的后人。两人相似的地方是，中宗为夫人韦后所制，睿宗却是为妹妹太平公主所制。
不过睿宗在立嗣问题上倒的确是“睿智”的，和他一样睿智的还有他的长子宋王成器。父子二人一起吸取了开国之初那次玄武门之变的教训，非常正确的立李隆基为太子，避免了又一次的太子之争。只是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关系并不像《大明宫词》里演的那样亲密，而是如仇敌一般，太平公主几次想要害李隆基。有一次，李旦召见韦安石，问他是否“朝廷倾心东宫”，这样问等于是有些怀疑李隆基了，幸好韦安石没有被太平收买，不然一旦加以挑拨，也是件麻烦的事。这说明太平公主的离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姚崇和宋璟劝睿宗把宋王及太平公主等人全部弄出长安，为太平公主得知，于是责备李隆基。李隆基此时的表现初看也哆让人失望的，“太子惧，奏元之（姚崇字元之）、璟（宋璟）离间姑、兄，请从极法”。但想想玄宗皇帝好像也不应该是这样的人，这样奏请一来是被迫的，二来或许也出于对他们的保护。比如有一次北齐高洋怀疑他弟弟常山王高演受了大臣王晞的教唆，然后高演就对王晞说：“我明天要做一件事，为了救你，也为了自保，你千万别怪我。”第二天，便把那个人痛打了一顿，结果果然两人平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姚宋真应知足了，至少没挨那顿打。
最后，太平公主弄巧成拙，想用天象加害于太子，但她完全没有猜到睿宗会有的反应——他竟然因此而下决心让位了。和中宗同样二次复位的睿宗，第二次只短短当了两三年皇帝，便光荣的成为太上皇。可以说他的退位，是和立太子时一样的睿智，或许睿宗的庙号就是这么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