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1日，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由国家主席杨尚昆颁布。 1988年9月5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同年9月2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条例中包括了士兵军衔制的内容。至此，一个完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军衔制度诞生了。
军官衔级设置
军官军衔设三等11级： 将官：一级上将、上将、中将、少将； 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军官按专业区分为两大类： 1、军事、政治、后勤军官：少尉至上将。 2、专业技术军官：少尉至中将。 军官军衔的称谓，海军、空军和专业技术军官在军衔前冠以“海军”、“空军”、“专业技术”，如：海军少尉、空军上校、专业技术少将等。陆军、政治、后勤军官直接称呼军衔。 军官衔级的设置，是军衔制的核心。新军衔制接近英、美为代表的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传统军衔制，在军衔级数上是11级。不同的是，这些国家大都有准将一级，而我国在相应位置上是大校。这主要是考虑到我军师职军官较多，如授少将或准将会造成将官过多，授上校又不能与团级军官拉开档次。
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
新军衔制没有象1955年军衔制那样对每一具体的军官职务编制军衔，而是规定了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就是从军委主席到正排职军官每一职务等级从编制上规定的军衔等级。军事、政治、后勤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
职务等级 编制军衔 基准军衔
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 上将——中将 上将
大军区级正职 上将——少将 中将
大军区级副职 中将——大校 中将
正军职 中将——大校 少将
副军职 少将——上校 少将
师职 少将——上校 大校
副师职（正旅职） 大校——中校 上校
正团职（副旅职） 上校——中校 上校
副团职 中校——少校 中校
正营职 中校——少校 少校
副营职 少校——上尉 上尉
正连职 上尉——中尉 上尉
副连职 上尉——中尉 中尉
正排职 中尉——少尉 少尉
专业技术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等级：中将——少校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等级：上校——上尉
初级专业技术等级职务：少校——少尉
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编制军衔为：
上将——中将，基准上将。 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的职务编制军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决定。
士兵军衔等级我军士兵军衔设三等7级：
士官：军士长、专业军士。
军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列兵。
军士长：授予经过军事院校培训，被任命担任基层行政或专业技术领导职务的士兵。
专业军士：授予服役满五年以上，自愿继续服现役，经批准担任专业技术工作职务的士兵。
上士：授予服现役第四年的班长，第五年的副班长。
中士：授予服现役第三年的班长，第四年的副班长，第五年的下士。
下士：授予服现役第二年的副班长，第三年的上等兵。
上等兵：授予服现役第二年的列兵。
列兵：授予服现役第一年的士兵，即新兵。
军官衔级设置
军官军衔设三等11级： 将官：一级上将、上将、中将、少将； 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军官按专业区分为两大类： 1、军事、政治、后勤军官：少尉至上将。 2、专业技术军官：少尉至中将。 军官军衔的称谓，海军、空军和专业技术军官在军衔前冠以“海军”、“空军”、“专业技术”，如：海军少尉、空军上校、专业技术少将等。陆军、政治、后勤军官直接称呼军衔。 军官衔级的设置，是军衔制的核心。新军衔制接近英、美为代表的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传统军衔制，在军衔级数上是11级。不同的是，这些国家大都有准将一级，而我国在相应位置上是大校。这主要是考虑到我军师职军官较多，如授少将或准将会造成将官过多，授上校又不能与团级军官拉开档次。
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
新军衔制没有象1955年军衔制那样对每一具体的军官职务编制军衔，而是规定了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就是从军委主席到正排职军官每一职务等级从编制上规定的军衔等级。军事、政治、后勤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
职务等级 编制军衔 基准军衔
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 上将——中将 上将
大军区级正职 上将——少将 中将
大军区级副职 中将——大校 中将
正军职 中将——大校 少将
副军职 少将——上校 少将
师职 少将——上校 大校
副师职（正旅职） 大校——中校 上校
正团职（副旅职） 上校——中校 上校
副团职 中校——少校 中校
正营职 中校——少校 少校
副营职 少校——上尉 上尉
正连职 上尉——中尉 上尉
副连职 上尉——中尉 中尉
正排职 中尉——少尉 少尉
专业技术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等级：中将——少校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等级：上校——上尉
初级专业技术等级职务：少校——少尉
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编制军衔为：
上将——中将，基准上将。 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的职务编制军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决定。
士兵军衔等级我军士兵军衔设三等7级：
士官：军士长、专业军士。
军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列兵。
军士长：授予经过军事院校培训，被任命担任基层行政或专业技术领导职务的士兵。
专业军士：授予服役满五年以上，自愿继续服现役，经批准担任专业技术工作职务的士兵。
上士：授予服现役第四年的班长，第五年的副班长。
中士：授予服现役第三年的班长，第四年的副班长，第五年的下士。
下士：授予服现役第二年的副班长，第三年的上等兵。
上等兵：授予服现役第二年的列兵。
列兵：授予服现役第一年的士兵，即新兵。
1975年是多事之秋，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上台。大陆如何了解和看待蒋经国？如何把握好两岸关系？这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绝不可掉以轻心。应该说，周恩来对蒋介石接班人蒋经国的了解，远不如对他老子蒋介石看得“入木三分”，而对自称是蒋经国“嫡系”的蔡省三就更知之甚少了。
周恩来：“托、托、托”
罗青长说，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至今已有２0多年了，但他的丰功伟绩与不凡风采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他在病重的最后一年，直至临终前仍惦念着祖国的统一大业。每每想起这些，我就心里特别难受，它不断地鞭策我加紧进行对台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方针，特别是1974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长沙再次重申：“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为此，１９７５年３月２０日，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共同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实施意见》，其中第6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也向世人公开宣布，获释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这一重大新闻，立即引起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内国际舆论一片震动。
3月2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等受重病中的周恩来的委托，在北京饭店宴会大厅，接见并宴请全体获特赦释放人员。
一些在台湾有亲属的获释人员，因担心回台湾会受到歧视或陷害、报复，所以大部分释放人员没有回台湾。只有王秉钺、陈士章、蔡省三、周养浩、王云沛、段克文、杨南屯、赵一雪、张铁石、张海商等10人提出回台湾，并被立即批准。
蔡省三等10人一直滞留香港达140多天。其间，台湾当局一次次地不批准他们入台。先是张铁石因感到回台无望而被迫自缢身亡；后有赵一雪、杨南屯、张海商重返大陆；而王秉钺、段克文、陈士章、周养浩则相继远赴美国，除段克文接受“国际救总”救助，其余都住在留美的儿女家。留在香港的只有蔡省三和王云沛，王云沛于晚些时候病故香港。这样，留居香港的只有蔡省三了。
据蔡省三介绍，他在香港到港英移民局办理了8次延期居住手续，仍无台湾当局允许其入境的消息。他决计以“中间派”身份长期居留香港。一方面，以写作为生；另一方面，寻找机会主动从事对台湾方面的沟通工作。
在此期间，蔡省三的行迹及其在香港多次发表的言论，不但引起了台湾当局对他的警惕，也引起了重病中的周恩来的注意。
1975年是多事之秋，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上台。大陆如何了解和看待蒋经国？如何把握好两岸关系？这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绝不可掉以轻心。应该说，周恩来对蒋介石接班人蒋经国的了解，远不如对他老子蒋介石看得“入木三分”，而对自称是蒋经国“嫡系”的蔡省三就更知之甚少了。
蔡省三自从决定长期留居香港，便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1９７５年冬，经蔡省三申请，并得到中央统战部的帮忙，其已离婚、失散的妻子曹云霞被找到，并来到香港与他团聚。妻子靠从江西农村一位长者那里学来的医术在香港开了一家诊所；蔡省三则为谋生而从事写作。他每天为香港《新报》特辟的《蔡省三专栏》写时事评述，每天800字左右，开了香港报业的先河。《蔡省三专栏》每天同时在香港、台北、美国三藩市和澳大利亚等四个地方见报。期间，蔡省三还同妻子先后用本名或笔名出版了《蒋经国与苏联》、《中共释俘的来龙去脉》、《赣南忆旧录》、《蒋经国系史话》等等。
蔡省三的文章，病危中的周恩来不可能都能读到，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１９７５年９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新华社大本《内部参考》连载4期），病危中的周恩来每期必读。文中，蔡省三凭着对蒋经国先生的了解和理解，判断蒋经国上台后“三不会”：
（1）不会出卖台湾，向外国卖身求荣；
（2）不会投降大陆；
（3）不会把台湾搞乱，而能有一番作为。
蔡省三在香港发表的一些言论，引起了病痛中的周恩来的极大兴趣。
罗青长说，１９７５年9月4日，病重中的周恩来总理看了蔡省三的访谈内容很重视，他用颤抖的手在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９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批示：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
罗青长最后一次见总理
罗青长说，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０日早晨，危在旦夕的周恩来迫切提出要见我，因为当时我兼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但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无理拒绝。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急了，“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邓小平坚定地说。
我赶到医院时，总理正陷于昏迷状态。我在外面等着，眼泪直往心里流，为总理的生命担心；为总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操心国家大事，关心台湾问题的解决而心痛。
一直等到中午，总理苏醒过来，我在总理病床前坐下。看得出，总理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凝聚起体内的最后一点精力，顽强地支撑着，听我汇报台湾的有关情况。总理在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
经医生抢救，周恩来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我歉意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１０分钟再谈。”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脸去，泪如雨下。这就是我们的总理，就是病到这种程度，还一心想着工作，他的心里只装着祖国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我守候在周总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1点多钟，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终生的诀别。敬爱的好总理为人民耗尽最后的一分光、最后的一分热，为革命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今天再讲这段往事时，仍然止不住地要流泪。总理一直亲自领导对台工作；亲自领导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还亲自处理具体的涉台事务。
我常常听总理谈起张学良。总理肯定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挽救国家民族的一大危机”、“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新中国成立前，只要一有机会，周总理就向社会呼吁，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
建国后，周总理一直念念不忘在台湾的张学良。1961年在西安事娈25周年纪念会上，政协副主席高崇民作诗怀念张学良将军，有两句话是“座中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东南。”周总理当场说：“‘憔悴’两字太消极，不符合张将军的性格，应改为‘一人奋斗在东南’。”
我想起总理多次要办公室通知政协及有关部门照顾张学良的亲朋及故旧。许多事常常是总理亲自处理。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也是我军的一名战将，他1933年入党，解放后担任海军副参谋长。当他被派往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深造时，苏联人不理解为何中共中央派一个大军阀的儿子来学习，不肯接受。周总理亲自向苏方作解释工作，张学思才被允入学。“文革”期间张学思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病重身危。周总理得知后，亲自批示要医院尽力抢救。但由于林彪集团的肆虐，张学思被迫害至死。又是周总理几次指示海军要查清迫害张学思的问题。
1974年，周总理亲自批示要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要见报。周总理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为被禁多年的张学铭平反，推动查清张学思被迫害一案，更重要的是告慰在台湾的张学良。
总理经常说，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每当我想起总理在重病中写下的“托、托、托”，我就禁不住地感到痛心和难过。眼前总是浮现出总理关心台湾问题的那双明眸，好像总理在责备我没做好工作。台湾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我心里总感到愧疚，对不起总理生前的最后嘱托。总理生前没能看到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他是死不瞑目啊！
总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挂念着台湾问题。他还嘱告叶剑英等人，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并要求丧事从简，遗体解剖，不留骨灰。
伤心最是一月八
周恩来的逝世对罗青长来说是最难过，最痛苦的，至今回忆还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他满怀深情地说：
1976年1月8日，一个极平常的日子却因为一位伟人的去世而平添了几分凄凉悲壮，增加了无限的哀思愁绪。每逢这个日子我就会回想起当年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氛围，就会感受到当年那万人空巷送总理的感人场面，就会追忆起当年我手捧着总理的骨灰掺和着悲伤的泪水缓缓地、缓缓地将它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每逢这个日子，我的心就会颤抖，泪眼中浮现出那难忘的往事。
1976年1月8日凌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一个不祥的念头在我脑海中掠过，莫非是……我不敢去想，也不愿意去证实那我们亿万人民最不情愿面对的事实，尚未听清对方的通报，泪水已模糊了我的双眼。此后几天，我和我的家人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我自30年代起即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40年的风风雨雨，40年的谆谆教诲，40年的关怀庇护，而今一朝失去，悲痛之情难以言表，往事历历在目。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帮”的怂恿和操纵下,一小撮坏分子大搞打砸抢,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残害革命干部,甚至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也受到严重威胁。我实在想不通,跑去请示周总理。当时,总理正忙于辅佐毛主席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艰巨任务,同时担负着内政外交的浩繁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我从夜里7点钟一直等到次日清晨7点钟,周总理才在百忙中抽空见了我一面。他听完我的汇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心中无他,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揭发。”三句话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周总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崇高品格和光明正大的磊落襟怀。这三句话,使我的心胸豁然开朗。在那非凡的岁月里,正是这三句话,使我和一些同志经受住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
我记得，林彪、“四人帮”为了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道路,极力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在那种极端复杂困难的环境里,周总理一方面要保证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一方面又要花大力气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确实很难啊!但是,周总理为了党的事业,无私无畏,旗帜鲜明地为广大干部说话,为广大干部伸张正义。他曾经对我讲过:“对干部就是要挺身而出,该保就是要保。要一分为二,要功过分明。”总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凡是周总理力所能及的事,他都为干部们想到了、做到了；凡是周总理鞭长莫及、爱莫能助的事,他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给那些处于逆境的干部送去党的温暖,鼓舞他们的斗争勇气。傅崇碧同志曾十分激动地跟我谈起,在他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被投入冤狱前,周总理一再叮咛他,要经受住考验,好好读书,注意身体,将来工作总是有的；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他的人身安全,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周总理不仅关心党内同志，他还十分关心诸如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李宗仁、章士钊等党外人士，关心他们的生活，也关心他们的学习、进步和健康,嘱咐我们要多方照顾。1974年,周总理自己已经身患重病,当他得知傅作义先生病重时，仍要我陪同前往医院探望。总理向傅作义先生亲切问候后,拉着他的手说：“傅作义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劳的。”当时已在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先生,听了这诚挚而温暖的评价,心情十分激动。他虽然已经不能讲话,但他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表示深切的欣慰。
我记得，周总理对我个人的关怀与教诲更是一言难尽。他不仅在革命道路上引导我前进，而且在政治上、生活上对我严格要求，并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这种阶级之情、师长之谊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当一小撮坏人对我实行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时，周总理多次出面干预。特别是1969年,有人纠合一伙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冤案,诬陷罗瑞卿同志和当时已故的李克农同志以及我们一些同志为“反革命阴谋集团”，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私设专案审查,使我积愤成疾,又不能得到应有的治疗。这时，周总理将外出巡视,临上飞机前,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派随从医生赶到医院，代表他老人家看望我，并向医院传达了他的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为我积极治疗。这样,我的疾病及时得到治疗。1972年,我因病要动手术。周总理不仅请邓大姐前来看望，而且派他的保健医生和医院主治大夫共同研究了医疗方案。动手术时，周总理和叶副主席商量，委派了一位领导同志临场观察。在周总理和叶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手术顺利成功。
送总理最后一程
罗青长说，当时党中央已任命我为周总理治丧办公室副主任，我必须强忍着悲伤为敬爱的总理送好最后一程。
那时，仍然是“四人帮”当道，他们肆意横虐，提出种种限制，刁难人民群众悼念自己的好总理。罗瑞卿大将在总理生前关怀下，从监狱里刚出来，正在福建就医。“四人帮”以京外人员不得进京为由，不允许他回京吊唁。他得知我在治丧办公室，便给我打电话请我帮忙。我回答他说：“你是中央军委的顾问，当然是京内的人，可以回来。”李鹏同志当时在水电部工作，他的父亲李硕勋烈士是总理的老战友，李硕勋牺牲后，李鹏母子受到总理多方面的关怀照顾，可是他们也被剥夺了与总理告别的权利。李鹏同志找到我，我当即安排他们母子与总理见最后一面。李鹏同志的母亲赵君陶大姐看到总理憔悴的遗容，当场晕倒过去。长期担任总理警卫任务的龙飞虎同志（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慕丰韵同志（原公安部局长）一个“下放”在陕北榆林，一个尚未“解放”，我设法通知他们，并安排他们向自己最敬爱的首长致以最后的敬意。当时找我的人很多，有我认识的，也有素昧平生的，我都尽量给予安排。其中感人最深的是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他给总理理了20余年的发，两人感情至深。总理病重期间，朱师傅多次恳求去给总理理一次发，总理怕朱师傅看到自己的病容难过，宁肯自己的胡须长得很长，也谢绝了朱师傅的好意。如今，谁也无法再阻止这位老人的请求，他饱含着热泪，小心翼翼地为总理理完了最后一次发。事后他告诉我，为了表达对总理崇高的敬意和永志的怀念，他悄悄地将总理的头发屑保存了起来。这就是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和一个平民百姓之间感人至深的生死之交。周总理无私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人民，甚至连自己的骨灰都毫无保留地归还给了养育他的土地，但是，人民留住了他。
1976年1月11日下午，根据周总理生前的遗愿，他的遗体将送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火化。这对全国人民来说，不啻又是一声晴天霹雳。连日来，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往治丧办公室，人民群众强烈要求保留住总理的遗体，以便今后瞻仰。我的办公室里也电话声不断，许多老同志抽泣着希望不要让总理离开我们。我把他们的请求转告给了邓颖超大姐，邓大姐说，“感谢大家的好意，但烧骨灰、撒骨灰是恩来生前和我约定的，这也是一场革命，希望你们理解、支持。”她嘱咐我和统战部副部长李金德同志主管好火化事宜。我随即请来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冯晋臣同志，叮嘱他万无一失。下午3时许，总理的灵车缓缓地离开北京医院，驶向长安街。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人们扶老携幼，冒着凛冽的寒风，自发地伫立在道路的两旁，秩序井然，象往日迎候着总理的来，今日又迎送着总理的去。灵车所过，哭声四起，撕心裂肺，人们翘首仰望，希望再看一眼自己的好总理，希望自己的好总理再看一眼他心悬不下的人民。灵车最后驶入八宝山，总理的遗体静卧在鲜红的党旗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邓大姐向她的亲人、战友作最后的告别，人们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任其宣泄，一下子扑向总理的棺椁，嚎啕大哭，希望唤醒总理，希望留住总理。最后的告别终于不可避免了，在人们的哭唤声中，身穿崭新制服的殡仪工人恋恋不舍地将总理的遗体送入粉刷一新的火葬炉，熊熊的烈火燃起，总理在烈火中得到了永生。
1976年1月12日至14日，总理的骨灰安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供各界人士吊唁。14日晚，在蒙蒙的夜色中，邓大姐在总理生前党支部成员的陪伴下，将总理的骨灰盒移往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时存放。邓大姐不愧是周总理相濡以沫的知己，她知道总理走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台湾问题，她想让总理再在这里歇歇脚。我自1952年起即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长期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分管对台工作。我知道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就是在周总理的亲自提议下设置的，厅内的一切摆设都是按照他的安排摆放的。总理为设立台湾厅曾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我具体管理台湾厅从立项到建设的全过程。那时，林彪想要搞个什么他个人的纪念馆，总理力主要建台湾厅，并得到中央的同意。我记得台湾厅的好多石头、砖块都是从台湾运过来的。台湾厅挂什么画，也是总理经过考虑精心挑选的。厅中悬挂的一幅郑成功画像，是总理吩咐我到故宫博物院，向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同志调来的，总理同时嘱咐我复制一幅，通过关系赠送给蒋介石父子，暗示蒋氏父子不要卖国。由此可见，总理用心之良苦。还有台湾厅的说明词也是总理亲自拟妥改定的。
1975年1月15日，全国下半旗向周总理志哀。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四人帮”千方百计地阻挠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悼词，叶帅和先念等同志据理力争，才使小平同志得以代表党和人民向他的亲密战友致以最后的敬意。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同志光辉的一生，他眼含热泪，情真意切，全场一片呜咽之声。我的老伴杜希健同志当场哭晕过去，从此她的身体便每况愈下。
不留骨灰，心系台湾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就在这一天，邓颖超同志向党中央提出了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总理留下了对他的骨灰处理的遗嘱，也体现了他对台湾问题的关心。邓大姐（邓颖超）根据总理“不留骨灰”的遗嘱，尽快作了处理。
1976年1月12日，邓大姐对总理生前的两位警卫高振普和张树迎说：“恩来同志（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就不称呼总理了）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你们俩跟随恩来同志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由你们2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们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
邓大姐说到这里嗓子哽咽了，她强忍着眼泪，克制住自已的感情，继续对他们说：“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高兴。高兴的是，恩来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可以办成，就要成为现实了。咱们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还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我岁数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办，你们二人是党支部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们俩会很好地做好这一工作的。”
听了邓大姐的一番话，我们更加理解邓大姐此刻的心情。总理去世后的这几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非常悲痛，人们冲破各种戒律，用各种方式悼念总理，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为了给人们以安慰，给广大群众更多的悼念机会，高振普向邓大姐提出，是否可以把总理的骨灰多保留几天，然后再撒。邓大姐摆了摆手说：“我的请求，中央已批准，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我再向你们俩说一遍，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邓大姐让她的秘书赵炜和高振普、张树迎去找一找，哪个地方可以撒，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但当时天气寒冷，很多地方都结了冰，没有选中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并规定了投撒的时间、地点。
罗青长说，晚7时半左右，邓大姐带着我和总理生前的工作人员缓步走入大会堂西大厅，总理的骨灰盒已安放在那里。我们随邓大姐向总理的遗像默哀，然后总理生前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同志打开骨灰盒，邓大姐双手抚摸着骨灰，双眼含满了泪水，她喃喃自语，像是在向总理倾吐着心曲：“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要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恸哭失声。原来，总理生前早已和邓大姐有约定，死后骨灰不保留，撒向祖国的大地。邓大姐将总理的遗愿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党中央决定由我和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代表中央治丧办公室，由张树迎、高振普代表总理生前党支部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使命。我们一行人穿过大会堂地下室，护送着总理的骨灰，离开了他生前熬过无数不眠之夜的地方，邓大姐的车紧随其后。大约晚8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登上飞机。这是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2型农用飞机。巨大的马达轰鸣声掩盖不住送行人的哭泣声，飞机缓缓升起，在深沉的夜幕下，透过朦胧的泪眼，仍然能看见邓大姐久久地、久久地挥动着双手，向他的亲人、战友做最后的告别……总理骨灰撒放的地点，是邓大姐根据总理生前的遗愿，与中央有关领导反复商量后确定的，极具象征意义。第一个地点是长城，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周总理曾提议将长城作为我国的国徽和国歌歌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激励民心、凝聚民心；第二个地点是北京密云水库，这是总理多次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劳动人民一起劳动的地方，在这里他与人民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这里也倾注着他对首都建设的心血和对首都人民的关爱；第三个地点是天津海河，这是总理参加革命的发祥地，他在这里认定了自己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他也是在这里播下了爱的种子；第四个地点是黄河入海口（原垦利县，现在的滨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为中华民族哺育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最后又无私地融入浩瀚的大海。总理正是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人类。总理也要从这里走向他魂牵梦萦的台湾岛，去看看那里的台湾朋友……我们眼含着泪水，按照预定的地点将总理的骨灰撒出，那晶莹洁白的骨灰在风中飘啊、飘啊，他是多么眷恋着他的祖国、眷恋着他的人民、眷恋着他的未竟之业……
在山东滨州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了最后一包骨灰。整个过程经历了近4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有停留，没有惊动任何人，更没有搞什么仪式，完成了总理生前的遗愿和邓大姐的重托。
周恩来：“托、托、托”
罗青长说，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至今已有２0多年了，但他的丰功伟绩与不凡风采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他在病重的最后一年，直至临终前仍惦念着祖国的统一大业。每每想起这些，我就心里特别难受，它不断地鞭策我加紧进行对台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方针，特别是1974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长沙再次重申：“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为此，１９７５年３月２０日，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共同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实施意见》，其中第6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也向世人公开宣布，获释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这一重大新闻，立即引起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内国际舆论一片震动。
3月2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等受重病中的周恩来的委托，在北京饭店宴会大厅，接见并宴请全体获特赦释放人员。
一些在台湾有亲属的获释人员，因担心回台湾会受到歧视或陷害、报复，所以大部分释放人员没有回台湾。只有王秉钺、陈士章、蔡省三、周养浩、王云沛、段克文、杨南屯、赵一雪、张铁石、张海商等10人提出回台湾，并被立即批准。
蔡省三等10人一直滞留香港达140多天。其间，台湾当局一次次地不批准他们入台。先是张铁石因感到回台无望而被迫自缢身亡；后有赵一雪、杨南屯、张海商重返大陆；而王秉钺、段克文、陈士章、周养浩则相继远赴美国，除段克文接受“国际救总”救助，其余都住在留美的儿女家。留在香港的只有蔡省三和王云沛，王云沛于晚些时候病故香港。这样，留居香港的只有蔡省三了。
据蔡省三介绍，他在香港到港英移民局办理了8次延期居住手续，仍无台湾当局允许其入境的消息。他决计以“中间派”身份长期居留香港。一方面，以写作为生；另一方面，寻找机会主动从事对台湾方面的沟通工作。
在此期间，蔡省三的行迹及其在香港多次发表的言论，不但引起了台湾当局对他的警惕，也引起了重病中的周恩来的注意。
1975年是多事之秋，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上台。大陆如何了解和看待蒋经国？如何把握好两岸关系？这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绝不可掉以轻心。应该说，周恩来对蒋介石接班人蒋经国的了解，远不如对他老子蒋介石看得“入木三分”，而对自称是蒋经国“嫡系”的蔡省三就更知之甚少了。
蔡省三自从决定长期留居香港，便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1９７５年冬，经蔡省三申请，并得到中央统战部的帮忙，其已离婚、失散的妻子曹云霞被找到，并来到香港与他团聚。妻子靠从江西农村一位长者那里学来的医术在香港开了一家诊所；蔡省三则为谋生而从事写作。他每天为香港《新报》特辟的《蔡省三专栏》写时事评述，每天800字左右，开了香港报业的先河。《蔡省三专栏》每天同时在香港、台北、美国三藩市和澳大利亚等四个地方见报。期间，蔡省三还同妻子先后用本名或笔名出版了《蒋经国与苏联》、《中共释俘的来龙去脉》、《赣南忆旧录》、《蒋经国系史话》等等。
蔡省三的文章，病危中的周恩来不可能都能读到，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１９７５年９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新华社大本《内部参考》连载4期），病危中的周恩来每期必读。文中，蔡省三凭着对蒋经国先生的了解和理解，判断蒋经国上台后“三不会”：
（1）不会出卖台湾，向外国卖身求荣；
（2）不会投降大陆；
（3）不会把台湾搞乱，而能有一番作为。
蔡省三在香港发表的一些言论，引起了病痛中的周恩来的极大兴趣。
罗青长说，１９７５年9月4日，病重中的周恩来总理看了蔡省三的访谈内容很重视，他用颤抖的手在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９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批示：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
罗青长最后一次见总理
罗青长说，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０日早晨，危在旦夕的周恩来迫切提出要见我，因为当时我兼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但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无理拒绝。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急了，“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邓小平坚定地说。
我赶到医院时，总理正陷于昏迷状态。我在外面等着，眼泪直往心里流，为总理的生命担心；为总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操心国家大事，关心台湾问题的解决而心痛。
一直等到中午，总理苏醒过来，我在总理病床前坐下。看得出，总理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凝聚起体内的最后一点精力，顽强地支撑着，听我汇报台湾的有关情况。总理在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
经医生抢救，周恩来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我歉意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１０分钟再谈。”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脸去，泪如雨下。这就是我们的总理，就是病到这种程度，还一心想着工作，他的心里只装着祖国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我守候在周总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1点多钟，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终生的诀别。敬爱的好总理为人民耗尽最后的一分光、最后的一分热，为革命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今天再讲这段往事时，仍然止不住地要流泪。总理一直亲自领导对台工作；亲自领导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还亲自处理具体的涉台事务。
我常常听总理谈起张学良。总理肯定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挽救国家民族的一大危机”、“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新中国成立前，只要一有机会，周总理就向社会呼吁，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
建国后，周总理一直念念不忘在台湾的张学良。1961年在西安事娈25周年纪念会上，政协副主席高崇民作诗怀念张学良将军，有两句话是“座中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东南。”周总理当场说：“‘憔悴’两字太消极，不符合张将军的性格，应改为‘一人奋斗在东南’。”
我想起总理多次要办公室通知政协及有关部门照顾张学良的亲朋及故旧。许多事常常是总理亲自处理。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也是我军的一名战将，他1933年入党，解放后担任海军副参谋长。当他被派往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深造时，苏联人不理解为何中共中央派一个大军阀的儿子来学习，不肯接受。周总理亲自向苏方作解释工作，张学思才被允入学。“文革”期间张学思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病重身危。周总理得知后，亲自批示要医院尽力抢救。但由于林彪集团的肆虐，张学思被迫害至死。又是周总理几次指示海军要查清迫害张学思的问题。
1974年，周总理亲自批示要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要见报。周总理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为被禁多年的张学铭平反，推动查清张学思被迫害一案，更重要的是告慰在台湾的张学良。
总理经常说，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每当我想起总理在重病中写下的“托、托、托”，我就禁不住地感到痛心和难过。眼前总是浮现出总理关心台湾问题的那双明眸，好像总理在责备我没做好工作。台湾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我心里总感到愧疚，对不起总理生前的最后嘱托。总理生前没能看到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他是死不瞑目啊！
总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挂念着台湾问题。他还嘱告叶剑英等人，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并要求丧事从简，遗体解剖，不留骨灰。
伤心最是一月八
周恩来的逝世对罗青长来说是最难过，最痛苦的，至今回忆还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他满怀深情地说：
1976年1月8日，一个极平常的日子却因为一位伟人的去世而平添了几分凄凉悲壮，增加了无限的哀思愁绪。每逢这个日子我就会回想起当年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氛围，就会感受到当年那万人空巷送总理的感人场面，就会追忆起当年我手捧着总理的骨灰掺和着悲伤的泪水缓缓地、缓缓地将它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每逢这个日子，我的心就会颤抖，泪眼中浮现出那难忘的往事。
1976年1月8日凌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一个不祥的念头在我脑海中掠过，莫非是……我不敢去想，也不愿意去证实那我们亿万人民最不情愿面对的事实，尚未听清对方的通报，泪水已模糊了我的双眼。此后几天，我和我的家人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我自30年代起即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40年的风风雨雨，40年的谆谆教诲，40年的关怀庇护，而今一朝失去，悲痛之情难以言表，往事历历在目。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帮”的怂恿和操纵下,一小撮坏分子大搞打砸抢,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残害革命干部,甚至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也受到严重威胁。我实在想不通,跑去请示周总理。当时,总理正忙于辅佐毛主席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艰巨任务,同时担负着内政外交的浩繁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我从夜里7点钟一直等到次日清晨7点钟,周总理才在百忙中抽空见了我一面。他听完我的汇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心中无他,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揭发。”三句话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周总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崇高品格和光明正大的磊落襟怀。这三句话,使我的心胸豁然开朗。在那非凡的岁月里,正是这三句话,使我和一些同志经受住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
我记得，林彪、“四人帮”为了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道路,极力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在那种极端复杂困难的环境里,周总理一方面要保证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一方面又要花大力气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确实很难啊!但是,周总理为了党的事业,无私无畏,旗帜鲜明地为广大干部说话,为广大干部伸张正义。他曾经对我讲过:“对干部就是要挺身而出,该保就是要保。要一分为二,要功过分明。”总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凡是周总理力所能及的事,他都为干部们想到了、做到了；凡是周总理鞭长莫及、爱莫能助的事,他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给那些处于逆境的干部送去党的温暖,鼓舞他们的斗争勇气。傅崇碧同志曾十分激动地跟我谈起,在他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被投入冤狱前,周总理一再叮咛他,要经受住考验,好好读书,注意身体,将来工作总是有的；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他的人身安全,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周总理不仅关心党内同志，他还十分关心诸如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李宗仁、章士钊等党外人士，关心他们的生活，也关心他们的学习、进步和健康,嘱咐我们要多方照顾。1974年,周总理自己已经身患重病,当他得知傅作义先生病重时，仍要我陪同前往医院探望。总理向傅作义先生亲切问候后,拉着他的手说：“傅作义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劳的。”当时已在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先生,听了这诚挚而温暖的评价,心情十分激动。他虽然已经不能讲话,但他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表示深切的欣慰。
我记得，周总理对我个人的关怀与教诲更是一言难尽。他不仅在革命道路上引导我前进，而且在政治上、生活上对我严格要求，并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这种阶级之情、师长之谊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当一小撮坏人对我实行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时，周总理多次出面干预。特别是1969年,有人纠合一伙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冤案,诬陷罗瑞卿同志和当时已故的李克农同志以及我们一些同志为“反革命阴谋集团”，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私设专案审查,使我积愤成疾,又不能得到应有的治疗。这时，周总理将外出巡视,临上飞机前,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派随从医生赶到医院，代表他老人家看望我，并向医院传达了他的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为我积极治疗。这样,我的疾病及时得到治疗。1972年,我因病要动手术。周总理不仅请邓大姐前来看望，而且派他的保健医生和医院主治大夫共同研究了医疗方案。动手术时，周总理和叶副主席商量，委派了一位领导同志临场观察。在周总理和叶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手术顺利成功。
送总理最后一程
罗青长说，当时党中央已任命我为周总理治丧办公室副主任，我必须强忍着悲伤为敬爱的总理送好最后一程。
那时，仍然是“四人帮”当道，他们肆意横虐，提出种种限制，刁难人民群众悼念自己的好总理。罗瑞卿大将在总理生前关怀下，从监狱里刚出来，正在福建就医。“四人帮”以京外人员不得进京为由，不允许他回京吊唁。他得知我在治丧办公室，便给我打电话请我帮忙。我回答他说：“你是中央军委的顾问，当然是京内的人，可以回来。”李鹏同志当时在水电部工作，他的父亲李硕勋烈士是总理的老战友，李硕勋牺牲后，李鹏母子受到总理多方面的关怀照顾，可是他们也被剥夺了与总理告别的权利。李鹏同志找到我，我当即安排他们母子与总理见最后一面。李鹏同志的母亲赵君陶大姐看到总理憔悴的遗容，当场晕倒过去。长期担任总理警卫任务的龙飞虎同志（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慕丰韵同志（原公安部局长）一个“下放”在陕北榆林，一个尚未“解放”，我设法通知他们，并安排他们向自己最敬爱的首长致以最后的敬意。当时找我的人很多，有我认识的，也有素昧平生的，我都尽量给予安排。其中感人最深的是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他给总理理了20余年的发，两人感情至深。总理病重期间，朱师傅多次恳求去给总理理一次发，总理怕朱师傅看到自己的病容难过，宁肯自己的胡须长得很长，也谢绝了朱师傅的好意。如今，谁也无法再阻止这位老人的请求，他饱含着热泪，小心翼翼地为总理理完了最后一次发。事后他告诉我，为了表达对总理崇高的敬意和永志的怀念，他悄悄地将总理的头发屑保存了起来。这就是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和一个平民百姓之间感人至深的生死之交。周总理无私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人民，甚至连自己的骨灰都毫无保留地归还给了养育他的土地，但是，人民留住了他。
1976年1月11日下午，根据周总理生前的遗愿，他的遗体将送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火化。这对全国人民来说，不啻又是一声晴天霹雳。连日来，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往治丧办公室，人民群众强烈要求保留住总理的遗体，以便今后瞻仰。我的办公室里也电话声不断，许多老同志抽泣着希望不要让总理离开我们。我把他们的请求转告给了邓颖超大姐，邓大姐说，“感谢大家的好意，但烧骨灰、撒骨灰是恩来生前和我约定的，这也是一场革命，希望你们理解、支持。”她嘱咐我和统战部副部长李金德同志主管好火化事宜。我随即请来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冯晋臣同志，叮嘱他万无一失。下午3时许，总理的灵车缓缓地离开北京医院，驶向长安街。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人们扶老携幼，冒着凛冽的寒风，自发地伫立在道路的两旁，秩序井然，象往日迎候着总理的来，今日又迎送着总理的去。灵车所过，哭声四起，撕心裂肺，人们翘首仰望，希望再看一眼自己的好总理，希望自己的好总理再看一眼他心悬不下的人民。灵车最后驶入八宝山，总理的遗体静卧在鲜红的党旗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邓大姐向她的亲人、战友作最后的告别，人们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任其宣泄，一下子扑向总理的棺椁，嚎啕大哭，希望唤醒总理，希望留住总理。最后的告别终于不可避免了，在人们的哭唤声中，身穿崭新制服的殡仪工人恋恋不舍地将总理的遗体送入粉刷一新的火葬炉，熊熊的烈火燃起，总理在烈火中得到了永生。
1976年1月12日至14日，总理的骨灰安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供各界人士吊唁。14日晚，在蒙蒙的夜色中，邓大姐在总理生前党支部成员的陪伴下，将总理的骨灰盒移往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时存放。邓大姐不愧是周总理相濡以沫的知己，她知道总理走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台湾问题，她想让总理再在这里歇歇脚。我自1952年起即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长期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分管对台工作。我知道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就是在周总理的亲自提议下设置的，厅内的一切摆设都是按照他的安排摆放的。总理为设立台湾厅曾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我具体管理台湾厅从立项到建设的全过程。那时，林彪想要搞个什么他个人的纪念馆，总理力主要建台湾厅，并得到中央的同意。我记得台湾厅的好多石头、砖块都是从台湾运过来的。台湾厅挂什么画，也是总理经过考虑精心挑选的。厅中悬挂的一幅郑成功画像，是总理吩咐我到故宫博物院，向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同志调来的，总理同时嘱咐我复制一幅，通过关系赠送给蒋介石父子，暗示蒋氏父子不要卖国。由此可见，总理用心之良苦。还有台湾厅的说明词也是总理亲自拟妥改定的。
1975年1月15日，全国下半旗向周总理志哀。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四人帮”千方百计地阻挠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悼词，叶帅和先念等同志据理力争，才使小平同志得以代表党和人民向他的亲密战友致以最后的敬意。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同志光辉的一生，他眼含热泪，情真意切，全场一片呜咽之声。我的老伴杜希健同志当场哭晕过去，从此她的身体便每况愈下。
不留骨灰，心系台湾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就在这一天，邓颖超同志向党中央提出了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总理留下了对他的骨灰处理的遗嘱，也体现了他对台湾问题的关心。邓大姐（邓颖超）根据总理“不留骨灰”的遗嘱，尽快作了处理。
1976年1月12日，邓大姐对总理生前的两位警卫高振普和张树迎说：“恩来同志（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就不称呼总理了）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你们俩跟随恩来同志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由你们2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们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
邓大姐说到这里嗓子哽咽了，她强忍着眼泪，克制住自已的感情，继续对他们说：“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高兴。高兴的是，恩来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可以办成，就要成为现实了。咱们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还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我岁数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办，你们二人是党支部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们俩会很好地做好这一工作的。”
听了邓大姐的一番话，我们更加理解邓大姐此刻的心情。总理去世后的这几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非常悲痛，人们冲破各种戒律，用各种方式悼念总理，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为了给人们以安慰，给广大群众更多的悼念机会，高振普向邓大姐提出，是否可以把总理的骨灰多保留几天，然后再撒。邓大姐摆了摆手说：“我的请求，中央已批准，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我再向你们俩说一遍，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邓大姐让她的秘书赵炜和高振普、张树迎去找一找，哪个地方可以撒，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但当时天气寒冷，很多地方都结了冰，没有选中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并规定了投撒的时间、地点。
罗青长说，晚7时半左右，邓大姐带着我和总理生前的工作人员缓步走入大会堂西大厅，总理的骨灰盒已安放在那里。我们随邓大姐向总理的遗像默哀，然后总理生前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同志打开骨灰盒，邓大姐双手抚摸着骨灰，双眼含满了泪水，她喃喃自语，像是在向总理倾吐着心曲：“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要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恸哭失声。原来，总理生前早已和邓大姐有约定，死后骨灰不保留，撒向祖国的大地。邓大姐将总理的遗愿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党中央决定由我和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代表中央治丧办公室，由张树迎、高振普代表总理生前党支部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使命。我们一行人穿过大会堂地下室，护送着总理的骨灰，离开了他生前熬过无数不眠之夜的地方，邓大姐的车紧随其后。大约晚8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登上飞机。这是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2型农用飞机。巨大的马达轰鸣声掩盖不住送行人的哭泣声，飞机缓缓升起，在深沉的夜幕下，透过朦胧的泪眼，仍然能看见邓大姐久久地、久久地挥动着双手，向他的亲人、战友做最后的告别……总理骨灰撒放的地点，是邓大姐根据总理生前的遗愿，与中央有关领导反复商量后确定的，极具象征意义。第一个地点是长城，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周总理曾提议将长城作为我国的国徽和国歌歌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激励民心、凝聚民心；第二个地点是北京密云水库，这是总理多次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劳动人民一起劳动的地方，在这里他与人民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这里也倾注着他对首都建设的心血和对首都人民的关爱；第三个地点是天津海河，这是总理参加革命的发祥地，他在这里认定了自己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他也是在这里播下了爱的种子；第四个地点是黄河入海口（原垦利县，现在的滨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为中华民族哺育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最后又无私地融入浩瀚的大海。总理正是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人类。总理也要从这里走向他魂牵梦萦的台湾岛，去看看那里的台湾朋友……我们眼含着泪水，按照预定的地点将总理的骨灰撒出，那晶莹洁白的骨灰在风中飘啊、飘啊，他是多么眷恋着他的祖国、眷恋着他的人民、眷恋着他的未竟之业……
在山东滨州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了最后一包骨灰。整个过程经历了近4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有停留，没有惊动任何人，更没有搞什么仪式，完成了总理生前的遗愿和邓大姐的重托。
1945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达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的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动下流；随着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
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达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
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达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
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史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
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说时态度非常倨傲，露骨地表现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
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他乾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
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
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
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
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份；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
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
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
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局总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五年以后就会起来。』
我说：『给美国人管，五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
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五年。』
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截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史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用尽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接下去，他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我就反间他：『是不是美国?』他回答说：『当然!』
心里暗暗地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达协定，给他这许多便宜和好处；而在斯大林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的敌人!
最后，经过许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条约」终于签订了。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史大林总算是同意了。斯大林说过：『条约是靠不住的。』我们绝不以人废言，只要自己能发愤图强，有了力量，反共抗俄能够胜利，外蒙古还不是仍旧可以归还到我国的版图吗?而且，「中苏友好条约」，经俄帝澈底破坏之后，我们已经明白宣布其「无效」；依理依法，外蒙古仍然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份。
我还记得，在签订友好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上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划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二十海里的距离，在这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照国际法的观点，公海范围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离开陆地有一定的距离；俄方此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钟，还没有解决。
我很不耐烦的说：『你要划线，你划你的，我是不能划的。』
他说：『不划这个线，条约就订不成!』
我说：『订不成，我不能负责；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
他说：『我是有根据的。』
我说：『你有什么根据?』
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借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是划了一条黑线的。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要划这一条线。』
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的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承认为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
他有点着急说：『你不能侮辱我们的苏联政府!』
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是同沙皇政府一样吗?』
他说：『你不要吵闹，你的火气太大。』
我说：『你要订约可以，但无论如何这一条线是不能划下的!』
经过一番力争之后，这一张地图，虽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条线始终没有划出。由这件事看来，我们完全了解，斯大林原来就是沙皇的再世。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的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动下流；随着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
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达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
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达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
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史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
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说时态度非常倨傲，露骨地表现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
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他乾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
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
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
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
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份；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
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
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
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局总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五年以后就会起来。』
我说：『给美国人管，五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
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五年。』
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截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史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用尽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接下去，他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我就反间他：『是不是美国?』他回答说：『当然!』
心里暗暗地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达协定，给他这许多便宜和好处；而在斯大林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的敌人!
最后，经过许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条约」终于签订了。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史大林总算是同意了。斯大林说过：『条约是靠不住的。』我们绝不以人废言，只要自己能发愤图强，有了力量，反共抗俄能够胜利，外蒙古还不是仍旧可以归还到我国的版图吗?而且，「中苏友好条约」，经俄帝澈底破坏之后，我们已经明白宣布其「无效」；依理依法，外蒙古仍然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份。
我还记得，在签订友好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上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划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二十海里的距离，在这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照国际法的观点，公海范围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离开陆地有一定的距离；俄方此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钟，还没有解决。
我很不耐烦的说：『你要划线，你划你的，我是不能划的。』
他说：『不划这个线，条约就订不成!』
我说：『订不成，我不能负责；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
他说：『我是有根据的。』
我说：『你有什么根据?』
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借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是划了一条黑线的。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要划这一条线。』
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的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承认为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
他有点着急说：『你不能侮辱我们的苏联政府!』
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是同沙皇政府一样吗?』
他说：『你不要吵闹，你的火气太大。』
我说：『你要订约可以，但无论如何这一条线是不能划下的!』
经过一番力争之后，这一张地图，虽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条线始终没有划出。由这件事看来，我们完全了解，斯大林原来就是沙皇的再世。
先秦时期
牧野之战 姜尚、周武王 不足10万——17万，一说70万 全军覆没
柏举之战 孙伍、伍员、磕闾 3万——20万 千里破楚，五战入郢
阴晋之战 吴起 5万——50万 大败秦军
伊阙之战 白起 12万——24万 全歼
即墨之战 田单 不详 将燕军逐出齐国
鄗代之战 廉颇、乐乘 20万——60万 大败燕军
秦汉时期
巨鹿之战 项羽 2万——40万 歼灭
彭城之战 项羽 3万——56万 歼20万
井陉之战 韩信 3万——20万 灭赵，俘赵王歇
潍水之战 韩信 数万——20万 灭齐，
昆阳之战 刘秀 不足2万——42万 王邑仅率数千人逃回洛阳
祝阿、临淄之战 耿弇 数万——20多万 灭张步，平齐
赤亭之战 虞诩 3千——数万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兖州之战 曹操 数万——数10万 迫降30万
官渡之战 曹操 2万——10余万 歼7万余人
赤壁之战 周瑜 5万——20余万 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
合肥之战 张辽 7千——10万 大败吴军
凉州之战 马隆 3500——数万 平定凉州
前秦灭前燕之战 王猛 6万——30万 歼敌近20万
淝水之战 谢玄 8万——97万 苻坚至洛阳，仅剩10余万
沙苑之战 宇文泰 数万——20万 伏击战，歼8万余人
玉壁之战 韦孝宽 不详——15万左右 城邑保卫战，歼7万余人
金乡之战 于仲文 8千——10万 全歼敌军
隋唐五代时期
浅水原之战 李世民 不详——10余万 消灭薛仁杲
虎牢之战 李世民 3500——10余万 全歼窦建德
唐平萧铣之战 李靖 不详——40余万 平萧铣
碛口 李靖 3千——不详 歼数万
蔡州之战 李愬 9千——不详 平淮西叛军
奉天、灵台之战 郭子仪 不详——30余万(一说数十万) 歼敌近10万
太原之战 李光弼 不满万人——10万 城邑保卫战，歼敌7万余人
雍丘之战 张巡 3千——数万 城邑保卫战，不详
睢阳之战 张巡 6800——13万 城邑保卫战，歼12万人
嘉山之战 郭子仪、李光弼 不详——5万余 歼敌4万
象牙潭之战 周本 7千——数万 俘5千
六合之战 赵匡胤 2千——2万 歼5千
宋辽金夏蒙元时期
西夏、吐蕃攻宋之战 刘舜卿 不详——20多万 击退夏蕃联军
达鲁古城之战 完颜阿骨打 不详——27万 大败辽军
护步达冈之战 完颜阿骨打 2万——70万 大败辽军主力
和尚原之战 吴玠、吴璘 数千——10余万 俘万余，大败金军
顺昌之战 刘锜 1.8万——10余万 城邑保卫战，大败金军
郾城之战 岳飞 数千——1.5 大败金军精锐
陈家岛海战 李宝 3千——10万 海战，全歼金军
采石之战 虞允文 1.8万——17万 水战，大败金军
海州之战 魏胜 不详——30万 大败金军
六合之战 毕再遇 不详——10万 城邑保卫战，大败金军
庐州之战 杜杲 不详——号80万 城邑保卫战，大败金军
边堡寨之战 成吉思汗 不详——30万 大败金军
纳忽山、不黑都儿麻之战 成吉思汗 4万——8万 全歼
迦勒迦河之战 哲别、速不台 不足3万——8万 全歼
赛约河之战 拔都、速不台 不足5万——10万 全歼
鄂州之战 伯颜 20万——60万 大败宋军
丁家洲之战 伯颜 10万——13万 大败宋军精锐
厓山海战 张弘范、李恒 数万——20万 海战，全歼
虎啸山之战 张庭瑞、焦德裕 5千——数万 大败宋军
鄱阳湖之战 朱元璋 20万——60万 水战，全歼
明清时期
白沟河之战 朱棣 1O余万——60万 死伤10多万
上峰岭之战 戚继光 1500——2千 歼敌倭寇300余人
台州之战 戚继光 不详 9战9捷
浑河之战 努尔哈赤 4人——800 奇迹
萨尔浒之战 努尔哈赤 4.5万——约11万 歼敌约5万人
宁远之战 袁崇焕 不满2万—13万(或五六万，或10余万)
贵阳之战 王三善 2万——10万 扭转了平叛战局
清征达瓦齐之战 阿五锡、巴图济尔噶勒 22——2千余人 奇迹
浑河之战 长龄 4万——10多万 收复南疆西四城
近代、现代时期
南京之战 徐绍桢 约万人——约2万人 攻坚战
第一次反围剿 毛泽东、朱德 约4万——约10余万 歼1.2万
第二次反围剿 毛泽东、朱德 3万——20万 歼3万
第三次反围剿 毛泽东、朱德 3万余人——30万 歼3万
第四次反围剿 朱德、周恩来 约7万——近40万 歼万余人
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 徐向前 近3万——不详 歼6万余人
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 徐向前 近8万——20万 歼8万人
黄桥战役 粟裕 7千——1.5万余人 歼敌1.1万余人
苏中战役 粟裕 3万余人——12万 歼敌53700人
鲁南战役 粟裕 不详 歼敌53530人
莱芜战役 粟裕 不详 歼敌56800人
孟良崮战役 粟裕 不详——约45万人 歼敌32680人
晋中战役 徐向前 6万余人——约13万人 歼敌100370人
豫东战役 粟裕 不详 歼敌93970人
淮海战役 粟裕、刘伯承 60万——80万 歼敌555570人
九连山战斗 不详 不详 5战5捷，歼6个连又1个排
以上这些战役，还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像伊阙之战、巨鹿之战、虎牢之战、纳忽山和不黑都儿麻之战、迦勒迦河之战、赛约河之战、黄桥战役为全歼敌军的歼灭战。用少数兵力去围歼多数敌军，指挥员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像白起、成吉思汗、粟裕都是善于打歼灭的人（我个人认为他们三人是中国战争史上最善于打歼灭战的统帅），项羽则是以勇猛闻名的，李世民则是以疲敌取胜的。这种战役以蒙古时期最多，这也充分体现了其军事思想。
像即墨之战、赤亭之战、玉壁之战、太原之战、雍丘之战、睢阳之战、顺昌之战、六合之战、庐州之战、宁远之战为城邑防御战。这种战役对指挥员的要求有两条：一是沉着，二是智谋超群。此外，军民同仇敌忾也是非常重要的。像韦孝宽守玉壁歼敌7万、李光弼以不满万人守太原歼敌7万、张巡以3千守雍丘屡败叛军，以6800人守睢阳则歼敌12万，虽然最后寡不敌众，睢阳被攻占，张巡被杀，但这并不能否认张巡的军事才能。这样的战役，看后会给人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
像台州之战、萨尔浒之战、第一——第四次反围剿、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苏中战役、晋中战役、淮海战役、九连山战斗为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役。这样的战役，也是解放军最拿手的。值得一提的是九连山战斗，此战虽小，却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像鄗代之战、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为集中兵力，围歼敌军一部的战役。这种战役也是解放军的拿手本领。
此外，柏举之战、井陉之战、潍水之战、祝阿、临淄之战、唐平萧铣之战为连续灵活用兵的战役；夷陵之战、浅水原之战、嘉山之战为后发制人，疲敌制胜的战役；赤壁之战、陈家岛海战、采石之战、厓山海战、鄱阳湖之战为海战和水战；其他的战役也各有各的特点，像彭城之战、浑河之战、清征达瓦齐之战都是靠勇猛精神获胜的，特别是后两个战役，只能用奇迹来形容，此外刘裕曾一个追几千人满山跑，也同样是奇迹。
牧野之战 姜尚、周武王 不足10万——17万，一说70万 全军覆没
柏举之战 孙伍、伍员、磕闾 3万——20万 千里破楚，五战入郢
阴晋之战 吴起 5万——50万 大败秦军
伊阙之战 白起 12万——24万 全歼
即墨之战 田单 不详 将燕军逐出齐国
鄗代之战 廉颇、乐乘 20万——60万 大败燕军
秦汉时期
巨鹿之战 项羽 2万——40万 歼灭
彭城之战 项羽 3万——56万 歼20万
井陉之战 韩信 3万——20万 灭赵，俘赵王歇
潍水之战 韩信 数万——20万 灭齐，
昆阳之战 刘秀 不足2万——42万 王邑仅率数千人逃回洛阳
祝阿、临淄之战 耿弇 数万——20多万 灭张步，平齐
赤亭之战 虞诩 3千——数万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兖州之战 曹操 数万——数10万 迫降30万
官渡之战 曹操 2万——10余万 歼7万余人
赤壁之战 周瑜 5万——20余万 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
合肥之战 张辽 7千——10万 大败吴军
凉州之战 马隆 3500——数万 平定凉州
前秦灭前燕之战 王猛 6万——30万 歼敌近20万
淝水之战 谢玄 8万——97万 苻坚至洛阳，仅剩10余万
沙苑之战 宇文泰 数万——20万 伏击战，歼8万余人
玉壁之战 韦孝宽 不详——15万左右 城邑保卫战，歼7万余人
金乡之战 于仲文 8千——10万 全歼敌军
隋唐五代时期
浅水原之战 李世民 不详——10余万 消灭薛仁杲
虎牢之战 李世民 3500——10余万 全歼窦建德
唐平萧铣之战 李靖 不详——40余万 平萧铣
碛口 李靖 3千——不详 歼数万
蔡州之战 李愬 9千——不详 平淮西叛军
奉天、灵台之战 郭子仪 不详——30余万(一说数十万) 歼敌近10万
太原之战 李光弼 不满万人——10万 城邑保卫战，歼敌7万余人
雍丘之战 张巡 3千——数万 城邑保卫战，不详
睢阳之战 张巡 6800——13万 城邑保卫战，歼12万人
嘉山之战 郭子仪、李光弼 不详——5万余 歼敌4万
象牙潭之战 周本 7千——数万 俘5千
六合之战 赵匡胤 2千——2万 歼5千
宋辽金夏蒙元时期
西夏、吐蕃攻宋之战 刘舜卿 不详——20多万 击退夏蕃联军
达鲁古城之战 完颜阿骨打 不详——27万 大败辽军
护步达冈之战 完颜阿骨打 2万——70万 大败辽军主力
和尚原之战 吴玠、吴璘 数千——10余万 俘万余，大败金军
顺昌之战 刘锜 1.8万——10余万 城邑保卫战，大败金军
郾城之战 岳飞 数千——1.5 大败金军精锐
陈家岛海战 李宝 3千——10万 海战，全歼金军
采石之战 虞允文 1.8万——17万 水战，大败金军
海州之战 魏胜 不详——30万 大败金军
六合之战 毕再遇 不详——10万 城邑保卫战，大败金军
庐州之战 杜杲 不详——号80万 城邑保卫战，大败金军
边堡寨之战 成吉思汗 不详——30万 大败金军
纳忽山、不黑都儿麻之战 成吉思汗 4万——8万 全歼
迦勒迦河之战 哲别、速不台 不足3万——8万 全歼
赛约河之战 拔都、速不台 不足5万——10万 全歼
鄂州之战 伯颜 20万——60万 大败宋军
丁家洲之战 伯颜 10万——13万 大败宋军精锐
厓山海战 张弘范、李恒 数万——20万 海战，全歼
虎啸山之战 张庭瑞、焦德裕 5千——数万 大败宋军
鄱阳湖之战 朱元璋 20万——60万 水战，全歼
明清时期
白沟河之战 朱棣 1O余万——60万 死伤10多万
上峰岭之战 戚继光 1500——2千 歼敌倭寇300余人
台州之战 戚继光 不详 9战9捷
浑河之战 努尔哈赤 4人——800 奇迹
萨尔浒之战 努尔哈赤 4.5万——约11万 歼敌约5万人
宁远之战 袁崇焕 不满2万—13万(或五六万，或10余万)
贵阳之战 王三善 2万——10万 扭转了平叛战局
清征达瓦齐之战 阿五锡、巴图济尔噶勒 22——2千余人 奇迹
浑河之战 长龄 4万——10多万 收复南疆西四城
近代、现代时期
南京之战 徐绍桢 约万人——约2万人 攻坚战
第一次反围剿 毛泽东、朱德 约4万——约10余万 歼1.2万
第二次反围剿 毛泽东、朱德 3万——20万 歼3万
第三次反围剿 毛泽东、朱德 3万余人——30万 歼3万
第四次反围剿 朱德、周恩来 约7万——近40万 歼万余人
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 徐向前 近3万——不详 歼6万余人
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 徐向前 近8万——20万 歼8万人
黄桥战役 粟裕 7千——1.5万余人 歼敌1.1万余人
苏中战役 粟裕 3万余人——12万 歼敌53700人
鲁南战役 粟裕 不详 歼敌53530人
莱芜战役 粟裕 不详 歼敌56800人
孟良崮战役 粟裕 不详——约45万人 歼敌32680人
晋中战役 徐向前 6万余人——约13万人 歼敌100370人
豫东战役 粟裕 不详 歼敌93970人
淮海战役 粟裕、刘伯承 60万——80万 歼敌555570人
九连山战斗 不详 不详 5战5捷，歼6个连又1个排
以上这些战役，还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像伊阙之战、巨鹿之战、虎牢之战、纳忽山和不黑都儿麻之战、迦勒迦河之战、赛约河之战、黄桥战役为全歼敌军的歼灭战。用少数兵力去围歼多数敌军，指挥员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像白起、成吉思汗、粟裕都是善于打歼灭的人（我个人认为他们三人是中国战争史上最善于打歼灭战的统帅），项羽则是以勇猛闻名的，李世民则是以疲敌取胜的。这种战役以蒙古时期最多，这也充分体现了其军事思想。
像即墨之战、赤亭之战、玉壁之战、太原之战、雍丘之战、睢阳之战、顺昌之战、六合之战、庐州之战、宁远之战为城邑防御战。这种战役对指挥员的要求有两条：一是沉着，二是智谋超群。此外，军民同仇敌忾也是非常重要的。像韦孝宽守玉壁歼敌7万、李光弼以不满万人守太原歼敌7万、张巡以3千守雍丘屡败叛军，以6800人守睢阳则歼敌12万，虽然最后寡不敌众，睢阳被攻占，张巡被杀，但这并不能否认张巡的军事才能。这样的战役，看后会给人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
像台州之战、萨尔浒之战、第一——第四次反围剿、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苏中战役、晋中战役、淮海战役、九连山战斗为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役。这样的战役，也是解放军最拿手的。值得一提的是九连山战斗，此战虽小，却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像鄗代之战、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为集中兵力，围歼敌军一部的战役。这种战役也是解放军的拿手本领。
此外，柏举之战、井陉之战、潍水之战、祝阿、临淄之战、唐平萧铣之战为连续灵活用兵的战役；夷陵之战、浅水原之战、嘉山之战为后发制人，疲敌制胜的战役；赤壁之战、陈家岛海战、采石之战、厓山海战、鄱阳湖之战为海战和水战；其他的战役也各有各的特点，像彭城之战、浑河之战、清征达瓦齐之战都是靠勇猛精神获胜的，特别是后两个战役，只能用奇迹来形容，此外刘裕曾一个追几千人满山跑，也同样是奇迹。
作者:佚名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岳飞是一面爱国主义的旗帜，世代景仰；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岳飞又是一座精忠报国的丰碑，四海传颂……800多年过去了，岳飞之死引来了无数的争议，十二月，又逢这位民族英雄忌日，仍有人在缅怀，仍有人在反思。
楔 子
公元1127年，即北宋靖康二年，南宋建炎元年。
这一年，北宋帝国覆灭，南宋帝国在风雨飘摇中宣告诞生。
中国人陷入长达10余年的兵凶战危、血雨腥风之中。
先是头年底，帝国首都汴京(又称汴梁，即今日开封)沦陷敌手；进入正月，金国骑兵将首都的金银宝货、文玩古物、仪仗图籍搜罗一空；二月，金人立原来的帝国宰相张邦昌为大楚皇帝；三四月间，当了1年多太上皇的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大儿子、只当了1年多皇帝的宋钦宗赵桓，全部成为大金骑兵俘虏，被掳掠到了金国。一同被掠去的还有在汴京的皇家宗室、妃嫔宫女、文武百官、工匠艺伎等14000多人。北宋帝国就此灭亡。
这是中国人从未遭遇过的耻辱。
从此，“靖康之耻”刀子般刻进了中国的记忆。
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侥幸脱身，旋即逃往南京，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当年五月一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称帝，建立南宋帝国，改年号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当时赵构刚满21岁。他成了大宋帝国的第十位皇帝，也是南宋的第一位皇帝，史称宋高宗。
文韬武略属岳飞
公元1127年，岳飞24岁，时任东京留守司七品统制。用现代语言描述，大约相当于帝国首都留守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部队的团职军官。15年后，公元1142年初，岳飞被杀死在帝国临时首都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时年39岁。死前，他刚刚被解除帝国最大一支部队的统帅职务不久，时任枢密副使。
说岳飞必须死，并不意味着赵构与秦桧合谋冤杀岳飞是可以原谅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寒心的一桩罪行。
岳飞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他的故事，成为后代中国许多民间传奇中经久不衰的主题。惟一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武士，大概只有一位三国时代的关羽。如果说在武艺高强、忠肝义胆上两人不相上下的话，在文化素养上，岳飞可能就要高出一筹了。今天杭州西湖边上的岳王庙里，那一幅“还我河山”，据说就是出自岳飞的手笔。那四个字所表现出来的气势、功底和代表的意思，让人觉得只有岳飞才配得上写它。而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词，人们也普遍愿意相信是岳飞所填。800年后，在面临国破家亡的岁月里，许多中国青年就是吟唱着这首词，走上抗击日寇的战场的。直到今天，它仍然会在许多场合，让那些具有正直信念的人们热泪盈眶、热血沸腾。
据说，有一本以岳飞的名义撰写的军事著作，名叫《武穆遗书》，是一本可以让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事圣经。在中国的传奇文学中，为了得到这本书，江湖上的各种人物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争斗，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最后，终于由代表正义的一方得到了它，并通过学习它，将邪恶势力一网打尽。
与此相关，中国人以很高的频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在长达4000年的漫长岁月里，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套实现它的机制。于是，这个民族中那些最优秀的人物，便常常面临极端悲惨的命运。
后来居上埋怨敌
在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里，岳飞出身农家，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他比张俊小17岁，比刘光世和韩世忠小14岁。1129年，就是建炎三年，平定护卫亲军叛乱时，韩世忠与张俊已经官拜节度使，岳飞则是正七品的东京留守司统制。而且，张俊还曾经是岳飞的老领导，多次重用、提拔、奖励过岳飞。刘光世则是将门之后，其家世背景、资历和经历都是岳飞所不能比拟的。
到绍兴六年，即公元1137年时，8年左右时间，岳飞已经官拜太尉，担任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太尉是宋代武将的最高头衔，宣抚使则是仅次于宰相的执政级实职差事，一般情况下，要由现任执政官充当。至此，岳飞成为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并驾齐驱的高官。
而且，由于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岳飞艺高胆大敢打会拼，且治军严谨身先士卒，富有军事洞察力，从而数次创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例。因此，他的声望后来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几位。
这一切，大约使上述几位的心头相当不舒服。
为此，岳飞曾经给他们写了数十封信，殷勤致意，联络感情，均没有得到响应。平定杨幺之后，岳飞特别将缴获的大型战船配备好全套人员和装备，赠送给韩世忠和张俊。韩世忠毕竟是一个坦荡磊落的人，他相当高兴，与岳飞尽释前嫌。而张俊则认为岳飞是在向自己炫耀，反而更加嫌恶起来。
假如用今天人的语言形容，很有可能人们会说岳飞是个性情中人。若用民间的说法形容，大概会说他相当“一根筋儿”。
莽撞进言触龙颜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如今已经演变成为中国人政治智慧的一部分。解除节度使的行政权、财权与兵权，使之成为一种崇高的荣誉和待遇，是赵匡胤一项意义深远的设计。为了从体制上限制军人武夫有可能造成的危害，使兵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宋朝开国之初就确立了枢密院——三衙——皇帝的统兵体制。
大约就在公元1137年，有一天，岳飞与皇帝赵构谈话。君臣二人十分投机。可能是谈得兴起，岳飞突然相当莽撞地提出，希望皇帝早日解决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此言一出，谈话的气氛立即急转直下。尽管当时正值岳飞的声望如日中天、最受信任最受宠爱之际，赵构仍然丝毫也不假以辞色地呵斥道：“你虽然出于忠心，但是，手握重兵在外，这种事情不是你所应当干预的。”岳飞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十分尴尬。
几年前，在金兵的追杀下，赵构由于惊怖导致阳痿，并丧失了生殖能力，如今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医治。他刚刚30出头，毕竟还存着很大的希望。前些时候，他又遭遇了一个更加惨痛的事件，惟一的儿子，因为宫女不小心踢翻一个铜鼎，而被惊吓抽搐致死。这两件最深的隐痛，如今被岳飞的一句话都给钩了起来，其心情之灰恶恼怒可以想见。
问题的严重还不仅仅在于岳飞哪壶不开提哪壶。最要命的是，岳飞触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讳：手握重兵的武将对皇位继承感兴趣。我们知道，皇权继承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绝对核心的敏感问题，为此所导致的皇家骨肉相残比比皆是，为此形成臣僚或飞黄腾达或家破人亡的故事也史不绝书。人们历来特别容易把这个问题和那些手握重权、重兵的文臣武将们的政治野心联系起来。
谁知，后来，岳飞在一封密奏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希望皇帝尽快确定过继皇子的继承名分。这就表明他并不是谈得高兴一时口滑所致。
事实上，这件事情确实是岳飞的一块心病。当时，金国人扣住宋徽宗宋钦宗不放，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原因。赵构称帝以后，金人就曾经考虑将宋徽宗放回去，用以削弱赵构的影响。后来一直存在着一种可能，就是金人以武力扶植一个宋钦宗嫡系的傀儡皇帝，这位傀儡皇帝具有赵宋帝国先天的大宗正统地位，将使南宋政权相当难堪、被动，甚至对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可能形成挑战。当时，部分地为了对抗这种可能，赵构从太祖赵匡胤一系挑选了两位皇室子孙，过继到自己名下，但还没有确定究竟由哪一位继承皇位。岳飞的提议，从抗金斗争的现实出发，显然是好意。但是，这种好意是否能被皇帝愉快地接受，却大成疑问。
陷入险恶旋涡
岳飞的做法，显然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这位天才的军事统帅，富有军事上的洞察力，在政治上却表现出了十足的幼稚。
事实上，当皇帝想要岳飞死时，岳飞到底是不是想要谋反之类的争论就已经变得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岳飞必须死。诚如宰相秦桧所说，这些罪名是否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乃上意也”——这是皇帝的意思。
在秦桧们提供给皇帝的岳飞罪证里，有几条相当骇人听闻。
其一，他们告诉皇帝，淮西战败之后，岳飞曾经当众骂道：国家了不得了，皇帝又不修德。这句话，今天听不出什么了不得的意思，然而，放在当时，已经足可以让一个人家破人亡了。
其二，朱仙镇班师之后，岳飞和他的主要助手张宪，曾经当着不少人的面，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岳飞问张宪：天下事该怎么办？
张宪回答说：就看您想怎么办。
其三，据说，岳飞曾经说，自己与太祖赵匡胤都是30岁左右就当上了节度使。
当时，这样三句话连起来，的确可以要了岳飞的命了。至于说这些话的前因后果，上下联系，则没有人愿意考证。至少，第三句就有问题。岳飞是32岁做的节度使，他当时的原话是：32岁建节，自古少有。这顶多是一句飘飘然的自鸣得意而已，居然被演变成了胸怀异志的弥天大罪。
绍兴十一年十月，岳飞被正式逮捕入狱。岳飞拒绝自救。他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能往哪里逃呢？”
宋太祖赵匡胤曾经立过一个誓约，禁止杀大臣和上书言事的人。因此，有宋一代的确很少杀大臣。一般来说，流放到岭南炎荒之地，就是今天的广东、海南地区，已经算是最重的惩罚了。没想到，一件“莫须有”的罪名，竟然愣是被秦桧及其属下们问成了“大逆不道”之罪。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皇帝批准赐岳飞死，并将判徒刑2年的岳云，亲手改判为处死。
史书记载说，判决公布后，“天下冤之”，众多士民为之泪下。
据说，行刑当日，即宋高宗绍兴十一年，阴历大年除夕，杭州城凄风苦雨，整日不绝。
尾 声
岳飞死后，南宋帝国在东南一隅继续存在了138年。
在它强制完成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全面恢复以文制武国策之后，帝国曾经两次主动发起北伐，均以惨败告终。从此，收复中原失地变成一个遥远的梦想，和当年的燕云恢复一样，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朝代宿愿。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岳飞是一面爱国主义的旗帜，世代景仰；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岳飞又是一座精忠报国的丰碑，四海传颂……800多年过去了，岳飞之死引来了无数的争议，十二月，又逢这位民族英雄忌日，仍有人在缅怀，仍有人在反思。
楔 子
公元1127年，即北宋靖康二年，南宋建炎元年。
这一年，北宋帝国覆灭，南宋帝国在风雨飘摇中宣告诞生。
中国人陷入长达10余年的兵凶战危、血雨腥风之中。
先是头年底，帝国首都汴京(又称汴梁，即今日开封)沦陷敌手；进入正月，金国骑兵将首都的金银宝货、文玩古物、仪仗图籍搜罗一空；二月，金人立原来的帝国宰相张邦昌为大楚皇帝；三四月间，当了1年多太上皇的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大儿子、只当了1年多皇帝的宋钦宗赵桓，全部成为大金骑兵俘虏，被掳掠到了金国。一同被掠去的还有在汴京的皇家宗室、妃嫔宫女、文武百官、工匠艺伎等14000多人。北宋帝国就此灭亡。
这是中国人从未遭遇过的耻辱。
从此，“靖康之耻”刀子般刻进了中国的记忆。
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侥幸脱身，旋即逃往南京，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当年五月一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称帝，建立南宋帝国，改年号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当时赵构刚满21岁。他成了大宋帝国的第十位皇帝，也是南宋的第一位皇帝，史称宋高宗。
文韬武略属岳飞
公元1127年，岳飞24岁，时任东京留守司七品统制。用现代语言描述，大约相当于帝国首都留守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部队的团职军官。15年后，公元1142年初，岳飞被杀死在帝国临时首都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时年39岁。死前，他刚刚被解除帝国最大一支部队的统帅职务不久，时任枢密副使。
说岳飞必须死，并不意味着赵构与秦桧合谋冤杀岳飞是可以原谅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寒心的一桩罪行。
岳飞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他的故事，成为后代中国许多民间传奇中经久不衰的主题。惟一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武士，大概只有一位三国时代的关羽。如果说在武艺高强、忠肝义胆上两人不相上下的话，在文化素养上，岳飞可能就要高出一筹了。今天杭州西湖边上的岳王庙里，那一幅“还我河山”，据说就是出自岳飞的手笔。那四个字所表现出来的气势、功底和代表的意思，让人觉得只有岳飞才配得上写它。而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词，人们也普遍愿意相信是岳飞所填。800年后，在面临国破家亡的岁月里，许多中国青年就是吟唱着这首词，走上抗击日寇的战场的。直到今天，它仍然会在许多场合，让那些具有正直信念的人们热泪盈眶、热血沸腾。
据说，有一本以岳飞的名义撰写的军事著作，名叫《武穆遗书》，是一本可以让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事圣经。在中国的传奇文学中，为了得到这本书，江湖上的各种人物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争斗，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最后，终于由代表正义的一方得到了它，并通过学习它，将邪恶势力一网打尽。
与此相关，中国人以很高的频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在长达4000年的漫长岁月里，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套实现它的机制。于是，这个民族中那些最优秀的人物，便常常面临极端悲惨的命运。
后来居上埋怨敌
在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里，岳飞出身农家，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他比张俊小17岁，比刘光世和韩世忠小14岁。1129年，就是建炎三年，平定护卫亲军叛乱时，韩世忠与张俊已经官拜节度使，岳飞则是正七品的东京留守司统制。而且，张俊还曾经是岳飞的老领导，多次重用、提拔、奖励过岳飞。刘光世则是将门之后，其家世背景、资历和经历都是岳飞所不能比拟的。
到绍兴六年，即公元1137年时，8年左右时间，岳飞已经官拜太尉，担任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太尉是宋代武将的最高头衔，宣抚使则是仅次于宰相的执政级实职差事，一般情况下，要由现任执政官充当。至此，岳飞成为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并驾齐驱的高官。
而且，由于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岳飞艺高胆大敢打会拼，且治军严谨身先士卒，富有军事洞察力，从而数次创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例。因此，他的声望后来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几位。
这一切，大约使上述几位的心头相当不舒服。
为此，岳飞曾经给他们写了数十封信，殷勤致意，联络感情，均没有得到响应。平定杨幺之后，岳飞特别将缴获的大型战船配备好全套人员和装备，赠送给韩世忠和张俊。韩世忠毕竟是一个坦荡磊落的人，他相当高兴，与岳飞尽释前嫌。而张俊则认为岳飞是在向自己炫耀，反而更加嫌恶起来。
假如用今天人的语言形容，很有可能人们会说岳飞是个性情中人。若用民间的说法形容，大概会说他相当“一根筋儿”。
莽撞进言触龙颜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如今已经演变成为中国人政治智慧的一部分。解除节度使的行政权、财权与兵权，使之成为一种崇高的荣誉和待遇，是赵匡胤一项意义深远的设计。为了从体制上限制军人武夫有可能造成的危害，使兵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宋朝开国之初就确立了枢密院——三衙——皇帝的统兵体制。
大约就在公元1137年，有一天，岳飞与皇帝赵构谈话。君臣二人十分投机。可能是谈得兴起，岳飞突然相当莽撞地提出，希望皇帝早日解决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此言一出，谈话的气氛立即急转直下。尽管当时正值岳飞的声望如日中天、最受信任最受宠爱之际，赵构仍然丝毫也不假以辞色地呵斥道：“你虽然出于忠心，但是，手握重兵在外，这种事情不是你所应当干预的。”岳飞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十分尴尬。
几年前，在金兵的追杀下，赵构由于惊怖导致阳痿，并丧失了生殖能力，如今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医治。他刚刚30出头，毕竟还存着很大的希望。前些时候，他又遭遇了一个更加惨痛的事件，惟一的儿子，因为宫女不小心踢翻一个铜鼎，而被惊吓抽搐致死。这两件最深的隐痛，如今被岳飞的一句话都给钩了起来，其心情之灰恶恼怒可以想见。
问题的严重还不仅仅在于岳飞哪壶不开提哪壶。最要命的是，岳飞触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讳：手握重兵的武将对皇位继承感兴趣。我们知道，皇权继承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绝对核心的敏感问题，为此所导致的皇家骨肉相残比比皆是，为此形成臣僚或飞黄腾达或家破人亡的故事也史不绝书。人们历来特别容易把这个问题和那些手握重权、重兵的文臣武将们的政治野心联系起来。
谁知，后来，岳飞在一封密奏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希望皇帝尽快确定过继皇子的继承名分。这就表明他并不是谈得高兴一时口滑所致。
事实上，这件事情确实是岳飞的一块心病。当时，金国人扣住宋徽宗宋钦宗不放，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原因。赵构称帝以后，金人就曾经考虑将宋徽宗放回去，用以削弱赵构的影响。后来一直存在着一种可能，就是金人以武力扶植一个宋钦宗嫡系的傀儡皇帝，这位傀儡皇帝具有赵宋帝国先天的大宗正统地位，将使南宋政权相当难堪、被动，甚至对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可能形成挑战。当时，部分地为了对抗这种可能，赵构从太祖赵匡胤一系挑选了两位皇室子孙，过继到自己名下，但还没有确定究竟由哪一位继承皇位。岳飞的提议，从抗金斗争的现实出发，显然是好意。但是，这种好意是否能被皇帝愉快地接受，却大成疑问。
陷入险恶旋涡
岳飞的做法，显然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这位天才的军事统帅，富有军事上的洞察力，在政治上却表现出了十足的幼稚。
事实上，当皇帝想要岳飞死时，岳飞到底是不是想要谋反之类的争论就已经变得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岳飞必须死。诚如宰相秦桧所说，这些罪名是否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乃上意也”——这是皇帝的意思。
在秦桧们提供给皇帝的岳飞罪证里，有几条相当骇人听闻。
其一，他们告诉皇帝，淮西战败之后，岳飞曾经当众骂道：国家了不得了，皇帝又不修德。这句话，今天听不出什么了不得的意思，然而，放在当时，已经足可以让一个人家破人亡了。
其二，朱仙镇班师之后，岳飞和他的主要助手张宪，曾经当着不少人的面，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岳飞问张宪：天下事该怎么办？
张宪回答说：就看您想怎么办。
其三，据说，岳飞曾经说，自己与太祖赵匡胤都是30岁左右就当上了节度使。
当时，这样三句话连起来，的确可以要了岳飞的命了。至于说这些话的前因后果，上下联系，则没有人愿意考证。至少，第三句就有问题。岳飞是32岁做的节度使，他当时的原话是：32岁建节，自古少有。这顶多是一句飘飘然的自鸣得意而已，居然被演变成了胸怀异志的弥天大罪。
绍兴十一年十月，岳飞被正式逮捕入狱。岳飞拒绝自救。他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能往哪里逃呢？”
宋太祖赵匡胤曾经立过一个誓约，禁止杀大臣和上书言事的人。因此，有宋一代的确很少杀大臣。一般来说，流放到岭南炎荒之地，就是今天的广东、海南地区，已经算是最重的惩罚了。没想到，一件“莫须有”的罪名，竟然愣是被秦桧及其属下们问成了“大逆不道”之罪。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皇帝批准赐岳飞死，并将判徒刑2年的岳云，亲手改判为处死。
史书记载说，判决公布后，“天下冤之”，众多士民为之泪下。
据说，行刑当日，即宋高宗绍兴十一年，阴历大年除夕，杭州城凄风苦雨，整日不绝。
尾 声
岳飞死后，南宋帝国在东南一隅继续存在了138年。
在它强制完成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全面恢复以文制武国策之后，帝国曾经两次主动发起北伐，均以惨败告终。从此，收复中原失地变成一个遥远的梦想，和当年的燕云恢复一样，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朝代宿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