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始终
1965年，即将戴上克格勃主席乌纱帽的安德罗波夫随苏共代表团访问北京。在周恩来为苏联客人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他们大开眼界：蚕蛹、蛇、乌龟甚至蝗虫都能作为食物。安德罗波夫实在是忍不住了，对一旁的部长会议主席助理悄声细语：“我觉得这像是在警告我们，这些修正主义者将吞下一切。”
读者或许会哑然失笑。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任何不经意的手势、随口说出的话，甚至盘中的菜肴，似乎都具有特殊含义。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流毒，严重影响了两个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苏联分崩离析止，贯穿两国关系的无非是下列问题：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谁是真正的修正主义者？谁会领导全人类步入Communist主义社会？
由于两国间的矛盾和斗争，苏共中央要求克格勃在中国布下一张无处不在的情报网，加强间谍工作。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更是放出话来，最先成功招募到中国间谍的人将获得勋章。
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刺探并揭露北京反对苏联、“破坏国际Communist主义运动的阴谋”成为苏联对外情报部门的任务，因为“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敌视苏联”。
不放过任何情报
遵循苏共中央的指示，上世纪70年代，克格勃发展了苏联情报学说。其中包括：“由于核战争突然爆发的可能性增加，情报部门的主要职责是预防国家遭遇闪电袭击。因此，苏联对外情报机构应当完成如下主要任务：在政治军事领域及时刺探主要帝国主义国家、Mao.ZD集团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阴谋；秘密将一些熟知敌国重要机密的人士、新式武器模型、先进技术等送回苏联。”谈到最后一条，不禁让人忆起在华情报人员曾采取的一次行动，它得到了莫斯科的嘉许，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竟然与“吃”有关。
参与行动的人员回忆：“曾当过特警的中国人向我们透露，他们有一本野外生存教科书，莫斯科要求我们设法搞到它，我们便派间谍潜入一所军营，趁乱将书偷回。此书是内部出版物，上面还有五角星保密符号。我国特种部队也有类似手册，但主要是写如何在地面觅食，而中国人则偏重于地下。这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地面上很可能一无所有，而地下的食物资源相当丰富。书中介绍了不同地形、季节的觅食方法。记得书中有一节专门介绍石髓，它是经过时间和土地综合作用的鸟粪，虽算不上美味，却非常健康。鸟不只生活在深山中，它们随处可见，因此处处都有石髓，此书教人在不同的地方寻找石髓。它是绝好的抗菌物质，能够提高肌体活性。书中还有昆虫篇和草类篇等。蚂蚁一章教人将一根空心木头放在蚁窝旁，点燃一头，蚂蚁们便会倾巢涌入，奔向出口，它们在逃生过程中被烧死，掉入早已备好的杯中，即成美食……”
此书被寄回莫斯科后，据说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有一次，为防偷渡者诈降，克格勃调查人员曾在原始森林中步行了15公里，以寻找偷渡者丢弃的烟头。一名特工回忆道：“这比在干草堆里找绣花针还难。我们找到了许多烟头，可是，谁会在边防部队驻扎区抽烟呢？只有边防军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总算找到了那个中国烟头，因为苏联边防军是不抽中国烟的。另有一次，我们让一名中国偷渡者协助训练，我们跟随他步行了近50公里，一路上他什么都吃：刺猬、蛇、小蠹虫、蘑菇、树根、草……有一次，这个中国人当着我们的面咽下了一条软体爬虫，同行的苏军哨所负责人的喉咙发出奇怪的声音。后来他承认，他是在努力抑制呕吐的冲动。”
中国是“主要敌人”
情报学说出台了，工作也展开了，但中苏关系反而日益恶化。于是，围绕是否将中国“升格”为“头号敌人”的问题，苏共中央展开了讨论。此前，这顶帽子一直是戴在美国头上的。最终，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体制，苏共中央决定仍将它排在美国之后，定义为“主要敌人”。同时，中央决定加强对这个“主要敌人”的情报工作，增加了负责中国事务特工的数量。
1976年，米哈伊尔·图尔恰克成为苏联驻华间谍头目，苏联驻华情报机构步入鼎盛时期，他们向国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安德罗波夫本人也非常重视对华情报工作。他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曾亲自接见过图尔恰克。
多年以后，图尔恰克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次会面。他走进安德罗波夫办公室，后者放下手中的公务，迫不及待地问道：“快坐下，讲讲你对中国的印象，你在那里待了半年啊……”
图尔恰克回答说，他害怕占用总书记的宝贵时间。安德罗波夫笑着说：“开始吧，对于中国而言，花这么多时间是值得的……”他们足足谈了4个小时。图尔恰克写道：“安德罗波夫对我在中国的观感、印象以及如何解开中苏矛盾死结的看法非常感兴趣。”
1991年9月，克格勃负责情报事务的舍巴尔申向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巴卡京递交了一份关于中苏关系的分析材料，文中介绍了北京对俄罗斯所发生事件的看法，并分析了两国关系的未来。这份观点明确、论据翔实的报告却被退了回来。批示是：“主席意见：请将文章写得更精炼一些，把中国写得友好些。他认为，中国会支持苏共，要把这点加进去。”舍巴尔申马上开始张罗此事，寻找中国将支持苏共的有关材料，然而，他们一无所获，只好向巴卡京汇报说，情报部门无法用事实佐证他的观点。
舍巴尔申后来写道：“北京对苏联高层内部争斗的看法相当客观、准确。当然，领导们未必会喜欢，他们希望所有人都拥戴自己，包括外国人……”
1965年，即将戴上克格勃主席乌纱帽的安德罗波夫随苏共代表团访问北京。在周恩来为苏联客人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他们大开眼界：蚕蛹、蛇、乌龟甚至蝗虫都能作为食物。安德罗波夫实在是忍不住了，对一旁的部长会议主席助理悄声细语：“我觉得这像是在警告我们，这些修正主义者将吞下一切。”
读者或许会哑然失笑。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任何不经意的手势、随口说出的话，甚至盘中的菜肴，似乎都具有特殊含义。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流毒，严重影响了两个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苏联分崩离析止，贯穿两国关系的无非是下列问题：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谁是真正的修正主义者？谁会领导全人类步入Communist主义社会？
由于两国间的矛盾和斗争，苏共中央要求克格勃在中国布下一张无处不在的情报网，加强间谍工作。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更是放出话来，最先成功招募到中国间谍的人将获得勋章。
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刺探并揭露北京反对苏联、“破坏国际Communist主义运动的阴谋”成为苏联对外情报部门的任务，因为“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敌视苏联”。
不放过任何情报
遵循苏共中央的指示，上世纪70年代，克格勃发展了苏联情报学说。其中包括：“由于核战争突然爆发的可能性增加，情报部门的主要职责是预防国家遭遇闪电袭击。因此，苏联对外情报机构应当完成如下主要任务：在政治军事领域及时刺探主要帝国主义国家、Mao.ZD集团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阴谋；秘密将一些熟知敌国重要机密的人士、新式武器模型、先进技术等送回苏联。”谈到最后一条，不禁让人忆起在华情报人员曾采取的一次行动，它得到了莫斯科的嘉许，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竟然与“吃”有关。
参与行动的人员回忆：“曾当过特警的中国人向我们透露，他们有一本野外生存教科书，莫斯科要求我们设法搞到它，我们便派间谍潜入一所军营，趁乱将书偷回。此书是内部出版物，上面还有五角星保密符号。我国特种部队也有类似手册，但主要是写如何在地面觅食，而中国人则偏重于地下。这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地面上很可能一无所有，而地下的食物资源相当丰富。书中介绍了不同地形、季节的觅食方法。记得书中有一节专门介绍石髓，它是经过时间和土地综合作用的鸟粪，虽算不上美味，却非常健康。鸟不只生活在深山中，它们随处可见，因此处处都有石髓，此书教人在不同的地方寻找石髓。它是绝好的抗菌物质，能够提高肌体活性。书中还有昆虫篇和草类篇等。蚂蚁一章教人将一根空心木头放在蚁窝旁，点燃一头，蚂蚁们便会倾巢涌入，奔向出口，它们在逃生过程中被烧死，掉入早已备好的杯中，即成美食……”
此书被寄回莫斯科后，据说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有一次，为防偷渡者诈降，克格勃调查人员曾在原始森林中步行了15公里，以寻找偷渡者丢弃的烟头。一名特工回忆道：“这比在干草堆里找绣花针还难。我们找到了许多烟头，可是，谁会在边防部队驻扎区抽烟呢？只有边防军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总算找到了那个中国烟头，因为苏联边防军是不抽中国烟的。另有一次，我们让一名中国偷渡者协助训练，我们跟随他步行了近50公里，一路上他什么都吃：刺猬、蛇、小蠹虫、蘑菇、树根、草……有一次，这个中国人当着我们的面咽下了一条软体爬虫，同行的苏军哨所负责人的喉咙发出奇怪的声音。后来他承认，他是在努力抑制呕吐的冲动。”
中国是“主要敌人”
情报学说出台了，工作也展开了，但中苏关系反而日益恶化。于是，围绕是否将中国“升格”为“头号敌人”的问题，苏共中央展开了讨论。此前，这顶帽子一直是戴在美国头上的。最终，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体制，苏共中央决定仍将它排在美国之后，定义为“主要敌人”。同时，中央决定加强对这个“主要敌人”的情报工作，增加了负责中国事务特工的数量。
1976年，米哈伊尔·图尔恰克成为苏联驻华间谍头目，苏联驻华情报机构步入鼎盛时期，他们向国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安德罗波夫本人也非常重视对华情报工作。他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曾亲自接见过图尔恰克。
多年以后，图尔恰克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次会面。他走进安德罗波夫办公室，后者放下手中的公务，迫不及待地问道：“快坐下，讲讲你对中国的印象，你在那里待了半年啊……”
图尔恰克回答说，他害怕占用总书记的宝贵时间。安德罗波夫笑着说：“开始吧，对于中国而言，花这么多时间是值得的……”他们足足谈了4个小时。图尔恰克写道：“安德罗波夫对我在中国的观感、印象以及如何解开中苏矛盾死结的看法非常感兴趣。”
1991年9月，克格勃负责情报事务的舍巴尔申向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巴卡京递交了一份关于中苏关系的分析材料，文中介绍了北京对俄罗斯所发生事件的看法，并分析了两国关系的未来。这份观点明确、论据翔实的报告却被退了回来。批示是：“主席意见：请将文章写得更精炼一些，把中国写得友好些。他认为，中国会支持苏共，要把这点加进去。”舍巴尔申马上开始张罗此事，寻找中国将支持苏共的有关材料，然而，他们一无所获，只好向巴卡京汇报说，情报部门无法用事实佐证他的观点。
舍巴尔申后来写道：“北京对苏联高层内部争斗的看法相当客观、准确。当然，领导们未必会喜欢，他们希望所有人都拥戴自己，包括外国人……”
二次大战后，根据国际法有资格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战胜国是：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其中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都放弃了战争赔款，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则得到了战争赔款。具体数额是：（均为当时价格）
印度尼西亚：８亿美元
菲律宾： ８亿美元
缅甸： ２亿美元
越南： ３９００万美元
老挝： ２７８万美元
柬埔寨： ４１７万美元
此外，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这四个在法律上本来没有资格获得战争赔款的国家，通过对日“斗争”也得到了赔款。具体数额是：
韩国： ３亿美元
新加坡： ２５００万新加坡元
马来西亚：２５００万马来西亚元
泰国： １５０亿日元
后来，瑞士、西班牙、瑞典、丹麦这四个二次大战时的“中立国”，也向日本提出赔偿战争时所毁坏的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财产，日本也对此作了赔偿。具体数额是：
瑞士： １１亿日元
西班牙：２０亿日元
瑞典： ５亿日元
丹麦： ７亿日元
比较复杂的是蒙古，因为战前日本不承认蒙古是独立于中国的国家，所以日本认为中国放弃赔款就等于蒙古也放弃了赔款。但后来经过交涉，日本同意向蒙古提供５０亿日元的无偿经济援助，作为变相的赔偿。
战后日本支付的战争赔款共计２２·３亿美元，相当于中国１９０１年庚子赔款的１２·６倍（庚子赔款为４亿５千万两白银）。下面就分别介绍一下日本对各国的战争赔款情况。
一、旧金山对日讲和会议及其背景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进驻日本。在怎样处置日本方面盟军制定了三大基本方针：１、日本非军事化；２、在保证日本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范围内进行战争赔款；３、日本在外国的资产交联合国处理。
第１项和第３项的处置都顺利进行，但在日本赔款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难题。按照传统的战争赔款方法，有现金赔款和实物赔款两种。由于日本的国库早在战争中掏空了，所以向日本索要现金根本不现实。然而日本又是自然资源极其贫乏的国家，既没有石油煤炭等能源，也没有铁矿金矿等矿藏，以矿产等自然资源进行赔偿的方式也行不通。剩下的只有用机器设备等实物进行赔偿，可是日本工厂的机器大部份都在美军的战略轰炸中被炸毁，船舶也大部份被美军击沉，可以用于赔偿的实物也少得可怜。
从１９４７年４月开始，盟军陆续从日本拆撤出４００００余台机器，作为“中间赔偿”分给中国（５４·１％），美国（菲律宾的宗主国，１９４６年菲律宾独立后转交菲律宾，１９·０％），英国（缅甸、马来亚、香港的宗主国，１５·４％），荷兰（印度尼西亚的宗主国，１１·５％）。苏联则自行将“满洲国”的一些机器设备拆运回苏联。不过这些机器的价值总共才值４００余万美元（当时价格），作为战争赔偿也太少了一些。然而当时的日本就象输得只剩下最后一条裤衩的赌徒，再敲也敲不出钱来。１９４９年５月，盟军最高司令部决定停止这种从日本拆撤机器的中间赔偿。
由于日本没有自然资源，粮食也不能自给，必须向国外购买粮食和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加之当时盟军的抑制日本政策，使日本的经济极度萧条，没有钱向国外购买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迫使美国不得不每年拨出数亿美元的经费来为日本购买粮食和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因为作为日本占领国的美国有义务保证日本国民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由于日本人口多（当时近一亿人，大约为美国人口的一半），特别是缺乏自然资源，什么都要靠进口，所以维持日本国民的最低水准生活也要很大的开支，到１９５０年，美国已为日本补贴了２０余亿美元，已成为美国财政的一大负担。
当时有人开玩笑说：日本才赔了美国几百万美元，美国反倒贴了日本几十亿美元，美国是战胜国向战败国“赔款”。此时，美国人意识到抑制日本的政策对于美国来说是得不偿失，有必要扶持日本在经济上独立来减轻美国的财政负担。另外东亚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１９４９年新中国的建国并与苏联建立了同盟关系，１９５０年北朝鲜发起了朝鲜战争，日本的三面已都被别的阵营所包围，使日本在地理位置上成为桥头堡。因此美国感到在政治上也有必要扶持日本来遏制东亚的别的势力。
在此情况下，美国转变了抑制日本的政策，开始积极扶持日本。扶持日本的第一步就是要使日本重新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１９５１年９月，在美国的主持下，在旧金山召开了由５２国参加的对日讲和会议。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由于抗议美国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会议，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另外旧金山对日和会也邀请印度、南斯拉夫等国参加，但这些国家没有派代表参加。
中国和韩国也要求出席旧金山对日和会，但没有被邀请。韩国被拒绝参加的理由是：韩国在二次大战时是日本的殖民地，韩国人在二次大战时是日本侵略的协力者或“帮凶”，因此韩国不是战胜国无权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也无权得到战争赔款。
由于当时中国有两个政府，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所以邀请哪个政府代表中国参加对日讲和会议成为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苏联和英国主张由受战争损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代表参加旧金山和会，苏联和英国反对邀请台湾政府的理由和韩国一样：台湾在二次大战时也是日本侵略的协力者，因此台湾不是战争被害国，台湾人也无权得到战争赔款。然而美国却坚持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才是可以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主张邀请台湾政府。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只好达成既不邀请北京政府，也不邀请台湾政府的妥协案，所以北京政府和台湾政府都没有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
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中明确规定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但日本在旧金山和会上只是宣布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并没有象英国归还香港那样把台湾的主权交还中国，因为北京政府和台湾政府都声称自己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所以无法确认交还主权的对象。但由于日本已宣布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在国际法上台湾就成为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这就意味着台湾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国家。中国大陆在法律上并不拥有对台湾主权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说法也起源于此。
在旧金山和会上，美国代表说：参加会议的各战胜国都有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但由于日本的资源和经济现状，我们不得不面对日本无力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这一事实。如果对日本要求过份的战争赔款，将会导致日本经济无法自立。这不但不利于整个世界经济，也要增加美国的经济负担。因此美国建议各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予以宽大的处理。在美国的说服下，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都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但东南亚几个新独立的国家则强烈要求日本对他们进行战争赔款。这几个国家是印度尼西亚（１９４９年从荷兰独立）、菲律宾（１９４６年从美国独立）、缅甸（１９４８年从英国独立）、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均在１９５０年从法国独立）。
菲律宾代表开价最高，声称菲律宾是太平洋战争的主战场之一，菲律宾受到了巨大损失，要求日本赔偿１００亿美元。但缅甸代表却持同情日本的立场，反对菲律宾的巨额赔款要求。缅甸代表说：缅甸在二战时的损失比菲律宾还大，然而缅甸却反对向日本索要超过日本支付能力的战争赔款，缅甸只提出２亿美元的赔款要求。由于东南亚各国在赔款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旧金山和会最后规定日本有向这些国家赔偿的义务，但具体的赔偿额由日本在会后分别与各个国家进行单独交涉。旧金山和会还特别规定日本在进行战争赔偿时，原则上不支付现金，而是用生产物和劳役的方式支付。这对于日本是非常有利的。若不是美国替日本挡住，日本这样的无条件投降战败国将不得不赔偿上百年也还不完的天文数字战争赔款。由于美国的尽力帮助，日本在旧金山讲和会议上得到了异常宽大的处理，这是日本能够实现经济起飞的基本前提。后来日本在国际政治上紧跟美国，某种程度上也是表示对当年美国宽大的感谢。
二、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问题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当即发表了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的著名讲话。蒋介石虽然没有提到战争赔款一事，但确定了中国对日本宽大处理的方针。１９４９年菲律宾派特使访问蒋介石，商讨共同对日索取赔款之事。蒋介石却说：“要对这次战争负责任的是日本军阀，而不是日本人民。要求日本人民负担战争赔偿的作法是不公平的”。这初步表明蒋介石有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意思。１９４６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的损失是：军人死伤３２１万，财产损失１３３亿美元。
日本在旧金山讲和会议以后，在究竟与哪个中国政府打交道问题上踌躇不定。北京和台北也私下活动，劝说日本和自己谈判将可以获得更宽大的处理。但美国却要求日本和台湾的国府谈判，在美国的督促下，日本和台湾国府在１９５２年２月开始谈判，４月２８日结束，签订了“华日和平条约”。在华日和平条约中表明中华民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权力。
台湾的国府之所以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其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对日政策；第二是国府退居台湾后国际地位大大降低，希望以放弃战争赔款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台湾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第三是大中华思想的影响，别的大国都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中国人也应该有个大国的样子，不应该象小国那样斤斤计较战争赔款。现在有一些文章说台湾的国府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放弃战争赔款，这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当然向日本索取几百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战争赔款美国当然不会同意，不过向印尼、菲律宾那样索取１０亿美元左右的战争赔款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不过日本人还是比较感激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不时有人撰文对蒋介石表示感谢。
在１９５８年以前，日本政府基本上对大陆和台湾政府保持等距离关系。１９５８年大陆炮击金门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转向反共，当时的岸信介首相公开声称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并表明日美安全条约的防御范围包括金门、马祖在内。不过当时日本政府对中国大陆实行“政经分离”的政策，与大陆的经济和民间交流仍然比较活跃。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７日，大陆的机械工程学会翻译周鸿庆在访问东京期间，提出要前往中华民国大使馆政治避难。台湾要求日本允许周鸿庆前往台湾，但日本政府在北京的压力下，１９６４年１月将周鸿庆送还大陆。这一行为激怒了台湾，蒋介石当即召回驻日大使，并声称要与日本断交。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派出前首相吉田茂为特使访问台湾，特别说明日本将在道义上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并对与大陆的经济交往持慎重的态度，补救了紧张的台日关系。
“华日和平条约”签订后，日本和台湾保持了比较密切的经济关系，特别是日本企业对台湾的直接投资，是对台湾投资最多的国家。１９６５年美国停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后，日本开始向台湾提供日元贷款，对台湾的经济有一定的帮助。但１９７２年日本和中国大陆建交后，台湾谴责日本“背信弃义”，宣布同日本断交，并掀起了抵制日货的反日活动。在一段时间内，日本与台湾的贸易曾大幅度下降。
在台日断交后，日本与台湾的交往只限于民间的经济交往。由于台湾和日本具有领土小、人口多、资源缺乏的共同特徵，所以台湾采取了从日本进口机器设备，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制成工业品向美国出口的经济战略，取得了成功。同时日本对台湾进行了比较积极的技术转让，特别是在电子和精密机械领域，将一些一般不对外转让的先进技术转让给台湾的企业，对台湾企业的技术进步起到不小的作用。台湾和日本的大企业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比较密切，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间的非正式交往也十分频繁。
中国大陆由于一建国就宣布向苏联“一边倒”，所以和作为美国保护国的日本之间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联系。１９５１年１月，北京政府新公布的抗战期间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数目为：人员损失１０００万人，经济损失５００亿美元，比以前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损失数字大大前进了一步（现在这个数字已达到：人员损失３５００万人，经济损失６０００亿美元）。旧金山讲和会议和台日间的“华日和平条约”鉴定后，北京政府声明中国保留要求日本赔款的权力，当时北京政府要求的赔款额是５００亿美元，相当于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对日本战争赔款的４７０倍（甲午战争的赔款为２亿３千万两白银）。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周恩来会见日本自民党顾问时，仍然强调中国保留对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权力。但是中国和苏联恶交后，大陆在国际上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大陆的周边苏联，台湾，印度，日本都是北京政府的敌人。在此情况下，北京政府感到有必要缓和与日本的关系，团结更多的力量来对付最大的敌人苏联。１９６５年５月，廖承志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不准备靠他国的战争赔款来建设国家，而且要求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为前人支付战争赔款是不合理的”。这暗示着北京政府准备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１９７１年美国越过日本直接和北京接触，使日本人大吃一惊。１９７２年，中日两国开始商讨国交正常化的问题。在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由于北京已准备放弃战争赔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谈判比较顺利。唯一引起争执的是中方在共同声明中说：“中国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权力”，但日方提出异议：“在日本和台湾中华民国政府鉴定的日华和平条约中，中华民国政府已代表中国放弃了要求日本赔款的权力，所以在法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能再次放弃已经被放弃的权力”。后来在共同声明中，中方把放弃战争赔款的“权力”改为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这暗示着北京政府承认台湾国府鉴定的华日和平条约具有法律效力。
１９７２年中日恢复国交后，开始商讨签订“中日和平条约”。但由于中方坚持写入针对苏联的“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使“中日和平条约”的签订拖延了不少时间，最后终于在１９７８年８月正式签订了“中日和平条约”。由于日本和美国的特殊关系，中国不可能要求日本在政治上支持中国的立场，于是中国对日关系的重点放在了经济上。１９７８年，华国锋提出了建设十大钢铁基地、十大石油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的激进重工业发展计划。由于中国缺乏资金，开始向日本大规模借款，因为当时其它国家都无意向中国提供巨额借款。
１９７８年中国向日本提出５５亿美元的巨额借款要求，日本政府最后同意向中国借款３９００亿日元（折合１８亿美元）。后来日本政府又在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８年，三次向中国提供了巨额政府贷款，共计２００００亿日元。到１９９７年底，已交付中国１４０００亿日元，而中国到１９７７年底的偿还额仅为２００亿日元。日元贷款的特点是：数额大，利息低（年息３％左右），偿还期限长（偿还期限３０年），是一种少有的优惠借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日本人把这种以特别优惠的条件向中国提供巨额借款，看作是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报答和对过去侵略行为的赎罪。
１９９０年开始，日本的对外援助金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经济援助国。１９９７年日本的人均对外援助额为７４·４美元，比美国（２３·２美元）、英国（５７·３美元）、德国（７２·２美元）都要多。此外美国经济援助的重点是以色列、埃及、土尔其、南非等战略国家，英国经济援助的重点是英联邦国家，德国经济援助的重点是东欧国家，而日本经济援助的重点则是中国。从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最大的援助国一直是中国，每年向中国提供５亿多美元的经济援助（包括有偿和无偿的援助）。日本人非常不满中国政府有意识地控制日本对中国经济援助和政府借款的报导，不让中国人民知道日本对中国进行的经济援助的真相。比如北京的地铁二期工程是由日本援助修建的，日本大使馆采访了１０００多名乘坐地铁的北京市民，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此事。
因此不少日本的政治家对日本政府的援助中国政策提出了激烈批评，指出现在日本是花巨款来买回中国人的敌意，要求今后用让中国老百姓知道的形式来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还有人声称象中国这样自尊心非常强烈的民族，在接受别人经济援助时并不感到高兴，甚至有可能反而感到耻辱。因此建议日本政府改变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政策。
总而言之，中国的台湾政府和北京政府都自愿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对此日本人是比较感激的。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和政府贷款，也是希望以此来表示对以前侵略行为的“赎罪”。当然中国人对日本的历史仇恨不可能简单地用金钱来买回，中日间的关系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走出历史的阴影。
三、对其它国家的赔款
１、对缅甸的赔款
缅甸在二次大战中，曾经两次成为战场，受到了巨大的损害。第一次是在中日战争中，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缅甸，成为美英援助蒋介石的中介地，中缅公路也成为“援蒋之路”。为了切断援蒋之路，日军发动了中缅公路战役，切断了中缅公路。缅甸的守军英印联军在撤退时，采用了焦土战术，将铁道、矿山、桥梁、港口等全部炸毁，对缅甸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第二次是１９４３年２月日军再次发动占领全缅甸的缅甸战役，１９４３年５月占领全缅甸。此后美英中联军□开始发动对日反击战，日军在撤退时再次对可利用的铁道、矿山、桥梁、港口进行了破坏，对缅甸经济又造成了新的打击。
立志缅甸独立的革命家昂山，在日本组织和训练了缅甸独立义勇军，１９４３年２月参加了日军的缅甸战役，然后在日军的支持下宣布缅甸从英国独立。不过昂山在利用日本人取得独立后，开始１８０度大转弯，开始加入美英盟军的一方。美英中联军开始对日反击战后，昂山的部队转而加入反攻日军的行列。日本战败后，缅甸的昂山声称１９４３年宣布的缅甸独立有效，英国政府也承认了昂山政权，１９４８年１月缅甸联邦正式独立。也是由于缅甸的独立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所以缅甸在旧金山对日讲和会议上，对日本持同情的态度。在菲律宾等国对日本提出巨额赔款要求时，缅甸代表坚决反对，指出应该在日本的赔偿能力范围内索取赔偿。缅甸只提出了２亿美元的赔偿，并且缅甸还提出反对美军在日本保留驻军的提案。由于缅甸对日本的同情态度，使日本和缅甸关于赔偿问题的谈判比较顺利，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两国达成了关于赔款的协议。日本赔偿缅甸战争损失２亿美元，分１０年付清。但后来由于日本对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赔款均为８亿美元，缅甸感到吃了亏，要求日本再对缅甸增补一些赔款。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于１９６３年３月再次向缅甸提供１亿５千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和３千万美元的借款，作为变相的增补赔偿。
２、对印度尼西亚的赔款
在二次大战前，中东和中国的大油田尚未发现，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亚洲唯一的石油生产国是荷兰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１９４１年７月美国和荷兰联合对日本实行了石油禁运，由于当时日本９８％的石油要靠从美国进口，对日本禁运石油也可以说是把日本置于了死地。当时日本的石油储备只够用１年，１年后石油用光，飞机军舰等都将成为废铁。
在此情况下，东条英机等军政首脑认为如果日本不对美开战，１年后石油用光就不战自败。当然日本人自己也很清楚对美开战取胜的可能性很小，当时的情况对于日本来说是“战要败，不战也要败”。在是否对美开战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一个奇妙的结论：“如果对美开战，即使不幸战败，大和民族的精神尚存，以后日本还能再次站起来。如果不战而取得屈辱的和平，大和民族的精神就将失去，日本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堕落成为三流国家”。最后日本军政首脑得出了“即使战败的可能性很大也要开战”的结论，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开始对美开宣战。
日军一开始就直奔产石油的印尼，试图获得石油资源。而美军的最初战场也是印尼，试图保住印尼的石油困死日本。因此印尼成为太平洋战场的重点，美日双方的激烈战斗给印尼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日本投降两天后的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７日，印尼人在获得投降日军的武器装备后，宣布脱离宗主国荷兰独立。战后宗主国荷兰返回印尼，和印尼独立武装进行了４年的战争，最后荷兰被迫承认印尼独立，印尼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７日正式宣布独立。战后印尼政府向日本提出了高额的战争赔款，经过多次的讨价还价，１９５８年１月两国达成了关于赔款的协议。日本向印尼提供纯赔款２·２亿美元，分１２年付清，同时日本将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８年对印尼出口商品所得的１·８亿美元交付印尼；另外日本在２０年之内再向印尼提供４亿美元借款。日本对印尼的赔款共计８亿美元。
３、对菲律宾的赔款
在二次大战前，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日本对美开战以后，对驻扎菲律宾的美军发起了进攻，占领了菲律宾。日本投降后，美国允许菲律宾于１９４６年独立。独立后的菲律宾以日本在二战时对菲律宾造成了巨大人员经济损失为由，向日本提出了１００亿美元的巨额赔款。最初日本政府只同意向菲律宾提供２·５亿美元的赔款，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对菲律宾的赔款谈判成为日本赔款谈判中最艰难的谈判。由于日本和菲律宾都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对赔款的问题进行了调停。在美国的调停下，双方终于在１９５６年达成协议。协议规定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纯赔款５·５亿，分１０年付清；另外在２０年内向菲律宾提供２·５亿美元的借款。日本对菲律宾的赔款共计８亿美元。然而日本的战争赔款，被当时的菲律宾马克斯总统夫妇当作私人或家族的财产私吞和挥霍掉了，真正受到战争损害的菲律宾人民并没有拿到本该赔给他们的战争赔款。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对战争赔款之意义的讽刺。
４、对越南、老挝、柬埔寨的赔款
越南、老挝、柬埔寨组成的印度支那，原是中国的保护国，１８９３年沦为法国的殖民地。１９３９年二次大战爆发后，１９４０年６月法国向德国投降。作为德国的同盟国日本，向法国投降政府提出让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切断美英援蒋的道路。在德国的压力下，法国投降政府于１９４０年８月同意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日本成为印度支那的实际控制者。在战况对日本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日本军队忽然于１９４５年１月宣布打倒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政府，让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独立。
１９４５年７月的波兹坦会议上，确认中国和英国共同占领印度支那，北１６度线作为中国和英国的占领区的分界线。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０余万中国军队进入北纬１６度线以北的印度支那。可是日本扶持起来的印度支那独立部队却反对外国军队进入印支，１９４６年７月中国和英国军队撤出印支，将印支交还给原来的宗主国法国。印支独立部队反对宗主国法国的返回，开始与法国军队展开游击站。１９５０年２月，法国被迫承认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独立。
由于日军进入印支三国是通过法国政府允许和平进入的，所以没有给印度支那造成较大的损害，因此赔偿额也比较少。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５９年日本份别和越南（南越）、老挝、柬埔寨三国政府达成协议，分别赔偿越南：３９００万美元；老挝：２７８万美元；柬埔寨：４１７万美元。
５、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赔款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英国殖民地时代统称马来亚，１９５１年９月旧金山对日讲和会议时，马来亚仍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英国在旧金山对日和会上放弃日本的赔款，也就意味着代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殖民地也放弃日本的赔款，因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独立后，在法律上已没有资格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新加坡是海外华侨聚集的地方，新加坡的华侨们在中日战争中曾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战。因此１９４２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曾大肆搜捕华侨中的抗日分子，即所谓“华侨大检证”。此外，日军在占领期间发起了强迫华侨捐款的“献金”运动，要求华侨们捐款５０００万元（英国当时发行的马来亚货币单位）。１９６２年，新加坡机场附近的建设工地中，从地下挖掘出６００多具人骨，据说这是日军占领新加坡时屠杀华侨的遗体。因此在新加坡掀起了向日本讨还“血债”的运动。
日本以英国已放弃赔偿为由，声称新加坡根据国际法无权再向日本索取赔款。然而新加坡方面却说：“赔款不应该仅仅考虑法律，更要考虑到道义，新加坡在道义上有权向日本追讨‘血债’”。１９６２年８月，约有１０万新加坡华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日本对血债进行赔偿。两国间关系一时间十分紧张。后来新加坡方面撤回了赔偿血债的要求，但要求日本赔偿当年的５０００万元献金。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１日，两国达成了“日本国和新加坡共和国９月２１日协定”。一般的国际协定都要说明是关于什么问题的协定，之所以会有“９月２１日协定”这样奇怪名字的协定，主要是日本政府害怕提到赔偿的字样会遭到国内反对党的攻击。
在“９月２１日协定”中，日方同意提供５０００万元的无偿援助作为赔偿当年的强征捐款。但强征捐款是在当时的马来亚境内进行的，所以赔款应该分给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一半，最后新马两国各得到２５００万元的赔款。马来西亚本来没有向日本要求赔款，但在新加坡的斗争下，也得到了一笔“意外的收获”。
６、对韩国的赔款
韩国在二次大战时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无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但是韩国人提出要求日本赔偿殖民地时代的韩国人被强征的财产、有价证券等。由于战后的一段时间里日韩之间没有外交关系，１９６１年两国开始商讨关系正常化的时候，日本的赔偿问题成为了焦点问题。
日本提出英法等国的殖民地独立时，都没有向原宗主国要求赔偿的先例。但韩国仍然要求日本进行赔偿。因为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国，所以美国在此问题上进行了调停。当时韩国的经济很遭，基本上依靠美国的扶持，从二战结束到１９６１年为止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援助已达３１亿美元。美国为了减轻援助韩国的经济负担，开始支持韩国的对日索赔。韩国最初向日本提出了８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而日本只同意赔偿５千万美元，双方在讨价还价后，最后于１９６５年达成协议，日本向韩国赔偿３亿美元，分１０年付清。另外在２０年内向韩国提供２亿美元的贷款。从１９６０年代后期韩国的经济开始起飞，１９６５年韩国的人均国民产值仅为１０５美元，低于当时中国的水平，而１９９５年猛增为１１０００美元，约为中国的１５倍。
７．对泰国的赔款
在二次大战前，亚洲只有三个独立的国家：中国、日本和泰国。泰国之所以没有成为殖民地，是由于泰国人非常巧妙地利用各列强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强国的夹缝中求生存。后人评价亚洲三国未沦为殖民地的原因是：“中国太大，日本太强，泰国太巧”。
在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泰国一直宣称严守中立。虽然泰国表面上中立，但实际上是亲日的。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泰国和日本签约了“日泰同盟条约”。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５日，泰国在日本之后也向美英宣战。后来日本由于战费不足，与泰国政府签订了向泰国借款的协定，作为报酬，日本将占领的英国殖民地的缅甸、马来亚的一部份割让给泰国。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泰国政府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６日宣布：“泰国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５日的对美英宣战宣言无效”。这种自己否认过去三年多的战争行为，自打嘴巴式的“宣战无效”宣言，在世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这也充份体现出泰国人在外交上的巧妙。幸好美国承认了泰国的“宣战无效”宣言，泰国因此没有被划入战败国。为了和日本“划清界限”，泰国政府于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１日宣布废除一切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条约。
可是１９５５年泰国又开始要求日本政府归还日本在二次大战期间对泰国的借款，日方说泰国在１９４５年已经宣布废除一切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条约，当然也包括当时日本政府和泰国签订的借款条约。而泰方则声称借款条约不在废除之列，要求日本偿还借款１３５０亿日元，日方则说当时有凭据的借款只有５４亿日元。最后双方在１９５５年８月达成协议，日本向泰国偿还借款５４亿日元，无偿经济援助９６亿日元，共１５０亿日元作为变相的战争赔款。
从日本战后的战争赔款情况可以看出，大国和小国对于战争赔款的态度和气量是不同的。按照国际法，只有与战败国进行过交战的战胜国才有资格获得战争赔款。从严格的法律角度来讲，只有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有资格索取战争赔款，而这些国家全都放弃了战争赔款。相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在二战时是殖民地而不是独立国家，这些国家的军队更没有和日本军队进行过交战，所以索取战争赔款有一些勉强。泰国、韩国等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更是牵强。这些以不充份的理由向日本索要战争赔款的小国，和那些堂堂放弃巨额战争赔款的大国，在气概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印度尼西亚：８亿美元
菲律宾： ８亿美元
缅甸： ２亿美元
越南： ３９００万美元
老挝： ２７８万美元
柬埔寨： ４１７万美元
此外，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这四个在法律上本来没有资格获得战争赔款的国家，通过对日“斗争”也得到了赔款。具体数额是：
韩国： ３亿美元
新加坡： ２５００万新加坡元
马来西亚：２５００万马来西亚元
泰国： １５０亿日元
后来，瑞士、西班牙、瑞典、丹麦这四个二次大战时的“中立国”，也向日本提出赔偿战争时所毁坏的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财产，日本也对此作了赔偿。具体数额是：
瑞士： １１亿日元
西班牙：２０亿日元
瑞典： ５亿日元
丹麦： ７亿日元
比较复杂的是蒙古，因为战前日本不承认蒙古是独立于中国的国家，所以日本认为中国放弃赔款就等于蒙古也放弃了赔款。但后来经过交涉，日本同意向蒙古提供５０亿日元的无偿经济援助，作为变相的赔偿。
战后日本支付的战争赔款共计２２·３亿美元，相当于中国１９０１年庚子赔款的１２·６倍（庚子赔款为４亿５千万两白银）。下面就分别介绍一下日本对各国的战争赔款情况。
一、旧金山对日讲和会议及其背景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进驻日本。在怎样处置日本方面盟军制定了三大基本方针：１、日本非军事化；２、在保证日本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范围内进行战争赔款；３、日本在外国的资产交联合国处理。
第１项和第３项的处置都顺利进行，但在日本赔款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难题。按照传统的战争赔款方法，有现金赔款和实物赔款两种。由于日本的国库早在战争中掏空了，所以向日本索要现金根本不现实。然而日本又是自然资源极其贫乏的国家，既没有石油煤炭等能源，也没有铁矿金矿等矿藏，以矿产等自然资源进行赔偿的方式也行不通。剩下的只有用机器设备等实物进行赔偿，可是日本工厂的机器大部份都在美军的战略轰炸中被炸毁，船舶也大部份被美军击沉，可以用于赔偿的实物也少得可怜。
从１９４７年４月开始，盟军陆续从日本拆撤出４００００余台机器，作为“中间赔偿”分给中国（５４·１％），美国（菲律宾的宗主国，１９４６年菲律宾独立后转交菲律宾，１９·０％），英国（缅甸、马来亚、香港的宗主国，１５·４％），荷兰（印度尼西亚的宗主国，１１·５％）。苏联则自行将“满洲国”的一些机器设备拆运回苏联。不过这些机器的价值总共才值４００余万美元（当时价格），作为战争赔偿也太少了一些。然而当时的日本就象输得只剩下最后一条裤衩的赌徒，再敲也敲不出钱来。１９４９年５月，盟军最高司令部决定停止这种从日本拆撤机器的中间赔偿。
由于日本没有自然资源，粮食也不能自给，必须向国外购买粮食和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加之当时盟军的抑制日本政策，使日本的经济极度萧条，没有钱向国外购买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迫使美国不得不每年拨出数亿美元的经费来为日本购买粮食和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因为作为日本占领国的美国有义务保证日本国民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由于日本人口多（当时近一亿人，大约为美国人口的一半），特别是缺乏自然资源，什么都要靠进口，所以维持日本国民的最低水准生活也要很大的开支，到１９５０年，美国已为日本补贴了２０余亿美元，已成为美国财政的一大负担。
当时有人开玩笑说：日本才赔了美国几百万美元，美国反倒贴了日本几十亿美元，美国是战胜国向战败国“赔款”。此时，美国人意识到抑制日本的政策对于美国来说是得不偿失，有必要扶持日本在经济上独立来减轻美国的财政负担。另外东亚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１９４９年新中国的建国并与苏联建立了同盟关系，１９５０年北朝鲜发起了朝鲜战争，日本的三面已都被别的阵营所包围，使日本在地理位置上成为桥头堡。因此美国感到在政治上也有必要扶持日本来遏制东亚的别的势力。
在此情况下，美国转变了抑制日本的政策，开始积极扶持日本。扶持日本的第一步就是要使日本重新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１９５１年９月，在美国的主持下，在旧金山召开了由５２国参加的对日讲和会议。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由于抗议美国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会议，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另外旧金山对日和会也邀请印度、南斯拉夫等国参加，但这些国家没有派代表参加。
中国和韩国也要求出席旧金山对日和会，但没有被邀请。韩国被拒绝参加的理由是：韩国在二次大战时是日本的殖民地，韩国人在二次大战时是日本侵略的协力者或“帮凶”，因此韩国不是战胜国无权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也无权得到战争赔款。
由于当时中国有两个政府，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所以邀请哪个政府代表中国参加对日讲和会议成为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苏联和英国主张由受战争损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代表参加旧金山和会，苏联和英国反对邀请台湾政府的理由和韩国一样：台湾在二次大战时也是日本侵略的协力者，因此台湾不是战争被害国，台湾人也无权得到战争赔款。然而美国却坚持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才是可以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主张邀请台湾政府。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只好达成既不邀请北京政府，也不邀请台湾政府的妥协案，所以北京政府和台湾政府都没有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
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中明确规定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但日本在旧金山和会上只是宣布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并没有象英国归还香港那样把台湾的主权交还中国，因为北京政府和台湾政府都声称自己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所以无法确认交还主权的对象。但由于日本已宣布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在国际法上台湾就成为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这就意味着台湾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国家。中国大陆在法律上并不拥有对台湾主权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说法也起源于此。
在旧金山和会上，美国代表说：参加会议的各战胜国都有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但由于日本的资源和经济现状，我们不得不面对日本无力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这一事实。如果对日本要求过份的战争赔款，将会导致日本经济无法自立。这不但不利于整个世界经济，也要增加美国的经济负担。因此美国建议各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予以宽大的处理。在美国的说服下，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都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但东南亚几个新独立的国家则强烈要求日本对他们进行战争赔款。这几个国家是印度尼西亚（１９４９年从荷兰独立）、菲律宾（１９４６年从美国独立）、缅甸（１９４８年从英国独立）、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均在１９５０年从法国独立）。
菲律宾代表开价最高，声称菲律宾是太平洋战争的主战场之一，菲律宾受到了巨大损失，要求日本赔偿１００亿美元。但缅甸代表却持同情日本的立场，反对菲律宾的巨额赔款要求。缅甸代表说：缅甸在二战时的损失比菲律宾还大，然而缅甸却反对向日本索要超过日本支付能力的战争赔款，缅甸只提出２亿美元的赔款要求。由于东南亚各国在赔款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旧金山和会最后规定日本有向这些国家赔偿的义务，但具体的赔偿额由日本在会后分别与各个国家进行单独交涉。旧金山和会还特别规定日本在进行战争赔偿时，原则上不支付现金，而是用生产物和劳役的方式支付。这对于日本是非常有利的。若不是美国替日本挡住，日本这样的无条件投降战败国将不得不赔偿上百年也还不完的天文数字战争赔款。由于美国的尽力帮助，日本在旧金山讲和会议上得到了异常宽大的处理，这是日本能够实现经济起飞的基本前提。后来日本在国际政治上紧跟美国，某种程度上也是表示对当年美国宽大的感谢。
二、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问题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当即发表了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的著名讲话。蒋介石虽然没有提到战争赔款一事，但确定了中国对日本宽大处理的方针。１９４９年菲律宾派特使访问蒋介石，商讨共同对日索取赔款之事。蒋介石却说：“要对这次战争负责任的是日本军阀，而不是日本人民。要求日本人民负担战争赔偿的作法是不公平的”。这初步表明蒋介石有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意思。１９４６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的损失是：军人死伤３２１万，财产损失１３３亿美元。
日本在旧金山讲和会议以后，在究竟与哪个中国政府打交道问题上踌躇不定。北京和台北也私下活动，劝说日本和自己谈判将可以获得更宽大的处理。但美国却要求日本和台湾的国府谈判，在美国的督促下，日本和台湾国府在１９５２年２月开始谈判，４月２８日结束，签订了“华日和平条约”。在华日和平条约中表明中华民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权力。
台湾的国府之所以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其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对日政策；第二是国府退居台湾后国际地位大大降低，希望以放弃战争赔款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台湾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第三是大中华思想的影响，别的大国都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中国人也应该有个大国的样子，不应该象小国那样斤斤计较战争赔款。现在有一些文章说台湾的国府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放弃战争赔款，这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当然向日本索取几百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战争赔款美国当然不会同意，不过向印尼、菲律宾那样索取１０亿美元左右的战争赔款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不过日本人还是比较感激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不时有人撰文对蒋介石表示感谢。
在１９５８年以前，日本政府基本上对大陆和台湾政府保持等距离关系。１９５８年大陆炮击金门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转向反共，当时的岸信介首相公开声称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并表明日美安全条约的防御范围包括金门、马祖在内。不过当时日本政府对中国大陆实行“政经分离”的政策，与大陆的经济和民间交流仍然比较活跃。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７日，大陆的机械工程学会翻译周鸿庆在访问东京期间，提出要前往中华民国大使馆政治避难。台湾要求日本允许周鸿庆前往台湾，但日本政府在北京的压力下，１９６４年１月将周鸿庆送还大陆。这一行为激怒了台湾，蒋介石当即召回驻日大使，并声称要与日本断交。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派出前首相吉田茂为特使访问台湾，特别说明日本将在道义上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并对与大陆的经济交往持慎重的态度，补救了紧张的台日关系。
“华日和平条约”签订后，日本和台湾保持了比较密切的经济关系，特别是日本企业对台湾的直接投资，是对台湾投资最多的国家。１９６５年美国停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后，日本开始向台湾提供日元贷款，对台湾的经济有一定的帮助。但１９７２年日本和中国大陆建交后，台湾谴责日本“背信弃义”，宣布同日本断交，并掀起了抵制日货的反日活动。在一段时间内，日本与台湾的贸易曾大幅度下降。
在台日断交后，日本与台湾的交往只限于民间的经济交往。由于台湾和日本具有领土小、人口多、资源缺乏的共同特徵，所以台湾采取了从日本进口机器设备，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制成工业品向美国出口的经济战略，取得了成功。同时日本对台湾进行了比较积极的技术转让，特别是在电子和精密机械领域，将一些一般不对外转让的先进技术转让给台湾的企业，对台湾企业的技术进步起到不小的作用。台湾和日本的大企业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比较密切，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间的非正式交往也十分频繁。
中国大陆由于一建国就宣布向苏联“一边倒”，所以和作为美国保护国的日本之间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联系。１９５１年１月，北京政府新公布的抗战期间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数目为：人员损失１０００万人，经济损失５００亿美元，比以前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损失数字大大前进了一步（现在这个数字已达到：人员损失３５００万人，经济损失６０００亿美元）。旧金山讲和会议和台日间的“华日和平条约”鉴定后，北京政府声明中国保留要求日本赔款的权力，当时北京政府要求的赔款额是５００亿美元，相当于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对日本战争赔款的４７０倍（甲午战争的赔款为２亿３千万两白银）。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周恩来会见日本自民党顾问时，仍然强调中国保留对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权力。但是中国和苏联恶交后，大陆在国际上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大陆的周边苏联，台湾，印度，日本都是北京政府的敌人。在此情况下，北京政府感到有必要缓和与日本的关系，团结更多的力量来对付最大的敌人苏联。１９６５年５月，廖承志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不准备靠他国的战争赔款来建设国家，而且要求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为前人支付战争赔款是不合理的”。这暗示着北京政府准备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１９７１年美国越过日本直接和北京接触，使日本人大吃一惊。１９７２年，中日两国开始商讨国交正常化的问题。在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由于北京已准备放弃战争赔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谈判比较顺利。唯一引起争执的是中方在共同声明中说：“中国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权力”，但日方提出异议：“在日本和台湾中华民国政府鉴定的日华和平条约中，中华民国政府已代表中国放弃了要求日本赔款的权力，所以在法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能再次放弃已经被放弃的权力”。后来在共同声明中，中方把放弃战争赔款的“权力”改为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这暗示着北京政府承认台湾国府鉴定的华日和平条约具有法律效力。
１９７２年中日恢复国交后，开始商讨签订“中日和平条约”。但由于中方坚持写入针对苏联的“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使“中日和平条约”的签订拖延了不少时间，最后终于在１９７８年８月正式签订了“中日和平条约”。由于日本和美国的特殊关系，中国不可能要求日本在政治上支持中国的立场，于是中国对日关系的重点放在了经济上。１９７８年，华国锋提出了建设十大钢铁基地、十大石油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的激进重工业发展计划。由于中国缺乏资金，开始向日本大规模借款，因为当时其它国家都无意向中国提供巨额借款。
１９７８年中国向日本提出５５亿美元的巨额借款要求，日本政府最后同意向中国借款３９００亿日元（折合１８亿美元）。后来日本政府又在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８年，三次向中国提供了巨额政府贷款，共计２００００亿日元。到１９９７年底，已交付中国１４０００亿日元，而中国到１９７７年底的偿还额仅为２００亿日元。日元贷款的特点是：数额大，利息低（年息３％左右），偿还期限长（偿还期限３０年），是一种少有的优惠借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日本人把这种以特别优惠的条件向中国提供巨额借款，看作是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报答和对过去侵略行为的赎罪。
１９９０年开始，日本的对外援助金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经济援助国。１９９７年日本的人均对外援助额为７４·４美元，比美国（２３·２美元）、英国（５７·３美元）、德国（７２·２美元）都要多。此外美国经济援助的重点是以色列、埃及、土尔其、南非等战略国家，英国经济援助的重点是英联邦国家，德国经济援助的重点是东欧国家，而日本经济援助的重点则是中国。从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最大的援助国一直是中国，每年向中国提供５亿多美元的经济援助（包括有偿和无偿的援助）。日本人非常不满中国政府有意识地控制日本对中国经济援助和政府借款的报导，不让中国人民知道日本对中国进行的经济援助的真相。比如北京的地铁二期工程是由日本援助修建的，日本大使馆采访了１０００多名乘坐地铁的北京市民，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此事。
因此不少日本的政治家对日本政府的援助中国政策提出了激烈批评，指出现在日本是花巨款来买回中国人的敌意，要求今后用让中国老百姓知道的形式来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还有人声称象中国这样自尊心非常强烈的民族，在接受别人经济援助时并不感到高兴，甚至有可能反而感到耻辱。因此建议日本政府改变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政策。
总而言之，中国的台湾政府和北京政府都自愿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对此日本人是比较感激的。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和政府贷款，也是希望以此来表示对以前侵略行为的“赎罪”。当然中国人对日本的历史仇恨不可能简单地用金钱来买回，中日间的关系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走出历史的阴影。
三、对其它国家的赔款
１、对缅甸的赔款
缅甸在二次大战中，曾经两次成为战场，受到了巨大的损害。第一次是在中日战争中，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缅甸，成为美英援助蒋介石的中介地，中缅公路也成为“援蒋之路”。为了切断援蒋之路，日军发动了中缅公路战役，切断了中缅公路。缅甸的守军英印联军在撤退时，采用了焦土战术，将铁道、矿山、桥梁、港口等全部炸毁，对缅甸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第二次是１９４３年２月日军再次发动占领全缅甸的缅甸战役，１９４３年５月占领全缅甸。此后美英中联军□开始发动对日反击战，日军在撤退时再次对可利用的铁道、矿山、桥梁、港口进行了破坏，对缅甸经济又造成了新的打击。
立志缅甸独立的革命家昂山，在日本组织和训练了缅甸独立义勇军，１９４３年２月参加了日军的缅甸战役，然后在日军的支持下宣布缅甸从英国独立。不过昂山在利用日本人取得独立后，开始１８０度大转弯，开始加入美英盟军的一方。美英中联军开始对日反击战后，昂山的部队转而加入反攻日军的行列。日本战败后，缅甸的昂山声称１９４３年宣布的缅甸独立有效，英国政府也承认了昂山政权，１９４８年１月缅甸联邦正式独立。也是由于缅甸的独立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所以缅甸在旧金山对日讲和会议上，对日本持同情的态度。在菲律宾等国对日本提出巨额赔款要求时，缅甸代表坚决反对，指出应该在日本的赔偿能力范围内索取赔偿。缅甸只提出了２亿美元的赔偿，并且缅甸还提出反对美军在日本保留驻军的提案。由于缅甸对日本的同情态度，使日本和缅甸关于赔偿问题的谈判比较顺利，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两国达成了关于赔款的协议。日本赔偿缅甸战争损失２亿美元，分１０年付清。但后来由于日本对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赔款均为８亿美元，缅甸感到吃了亏，要求日本再对缅甸增补一些赔款。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于１９６３年３月再次向缅甸提供１亿５千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和３千万美元的借款，作为变相的增补赔偿。
２、对印度尼西亚的赔款
在二次大战前，中东和中国的大油田尚未发现，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亚洲唯一的石油生产国是荷兰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１９４１年７月美国和荷兰联合对日本实行了石油禁运，由于当时日本９８％的石油要靠从美国进口，对日本禁运石油也可以说是把日本置于了死地。当时日本的石油储备只够用１年，１年后石油用光，飞机军舰等都将成为废铁。
在此情况下，东条英机等军政首脑认为如果日本不对美开战，１年后石油用光就不战自败。当然日本人自己也很清楚对美开战取胜的可能性很小，当时的情况对于日本来说是“战要败，不战也要败”。在是否对美开战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一个奇妙的结论：“如果对美开战，即使不幸战败，大和民族的精神尚存，以后日本还能再次站起来。如果不战而取得屈辱的和平，大和民族的精神就将失去，日本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堕落成为三流国家”。最后日本军政首脑得出了“即使战败的可能性很大也要开战”的结论，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开始对美开宣战。
日军一开始就直奔产石油的印尼，试图获得石油资源。而美军的最初战场也是印尼，试图保住印尼的石油困死日本。因此印尼成为太平洋战场的重点，美日双方的激烈战斗给印尼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日本投降两天后的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７日，印尼人在获得投降日军的武器装备后，宣布脱离宗主国荷兰独立。战后宗主国荷兰返回印尼，和印尼独立武装进行了４年的战争，最后荷兰被迫承认印尼独立，印尼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７日正式宣布独立。战后印尼政府向日本提出了高额的战争赔款，经过多次的讨价还价，１９５８年１月两国达成了关于赔款的协议。日本向印尼提供纯赔款２·２亿美元，分１２年付清，同时日本将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８年对印尼出口商品所得的１·８亿美元交付印尼；另外日本在２０年之内再向印尼提供４亿美元借款。日本对印尼的赔款共计８亿美元。
３、对菲律宾的赔款
在二次大战前，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日本对美开战以后，对驻扎菲律宾的美军发起了进攻，占领了菲律宾。日本投降后，美国允许菲律宾于１９４６年独立。独立后的菲律宾以日本在二战时对菲律宾造成了巨大人员经济损失为由，向日本提出了１００亿美元的巨额赔款。最初日本政府只同意向菲律宾提供２·５亿美元的赔款，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对菲律宾的赔款谈判成为日本赔款谈判中最艰难的谈判。由于日本和菲律宾都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对赔款的问题进行了调停。在美国的调停下，双方终于在１９５６年达成协议。协议规定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纯赔款５·５亿，分１０年付清；另外在２０年内向菲律宾提供２·５亿美元的借款。日本对菲律宾的赔款共计８亿美元。然而日本的战争赔款，被当时的菲律宾马克斯总统夫妇当作私人或家族的财产私吞和挥霍掉了，真正受到战争损害的菲律宾人民并没有拿到本该赔给他们的战争赔款。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对战争赔款之意义的讽刺。
４、对越南、老挝、柬埔寨的赔款
越南、老挝、柬埔寨组成的印度支那，原是中国的保护国，１８９３年沦为法国的殖民地。１９３９年二次大战爆发后，１９４０年６月法国向德国投降。作为德国的同盟国日本，向法国投降政府提出让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切断美英援蒋的道路。在德国的压力下，法国投降政府于１９４０年８月同意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日本成为印度支那的实际控制者。在战况对日本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日本军队忽然于１９４５年１月宣布打倒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政府，让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独立。
１９４５年７月的波兹坦会议上，确认中国和英国共同占领印度支那，北１６度线作为中国和英国的占领区的分界线。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０余万中国军队进入北纬１６度线以北的印度支那。可是日本扶持起来的印度支那独立部队却反对外国军队进入印支，１９４６年７月中国和英国军队撤出印支，将印支交还给原来的宗主国法国。印支独立部队反对宗主国法国的返回，开始与法国军队展开游击站。１９５０年２月，法国被迫承认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独立。
由于日军进入印支三国是通过法国政府允许和平进入的，所以没有给印度支那造成较大的损害，因此赔偿额也比较少。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５９年日本份别和越南（南越）、老挝、柬埔寨三国政府达成协议，分别赔偿越南：３９００万美元；老挝：２７８万美元；柬埔寨：４１７万美元。
５、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赔款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英国殖民地时代统称马来亚，１９５１年９月旧金山对日讲和会议时，马来亚仍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英国在旧金山对日和会上放弃日本的赔款，也就意味着代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殖民地也放弃日本的赔款，因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独立后，在法律上已没有资格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新加坡是海外华侨聚集的地方，新加坡的华侨们在中日战争中曾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战。因此１９４２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曾大肆搜捕华侨中的抗日分子，即所谓“华侨大检证”。此外，日军在占领期间发起了强迫华侨捐款的“献金”运动，要求华侨们捐款５０００万元（英国当时发行的马来亚货币单位）。１９６２年，新加坡机场附近的建设工地中，从地下挖掘出６００多具人骨，据说这是日军占领新加坡时屠杀华侨的遗体。因此在新加坡掀起了向日本讨还“血债”的运动。
日本以英国已放弃赔偿为由，声称新加坡根据国际法无权再向日本索取赔款。然而新加坡方面却说：“赔款不应该仅仅考虑法律，更要考虑到道义，新加坡在道义上有权向日本追讨‘血债’”。１９６２年８月，约有１０万新加坡华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日本对血债进行赔偿。两国间关系一时间十分紧张。后来新加坡方面撤回了赔偿血债的要求，但要求日本赔偿当年的５０００万元献金。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１日，两国达成了“日本国和新加坡共和国９月２１日协定”。一般的国际协定都要说明是关于什么问题的协定，之所以会有“９月２１日协定”这样奇怪名字的协定，主要是日本政府害怕提到赔偿的字样会遭到国内反对党的攻击。
在“９月２１日协定”中，日方同意提供５０００万元的无偿援助作为赔偿当年的强征捐款。但强征捐款是在当时的马来亚境内进行的，所以赔款应该分给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一半，最后新马两国各得到２５００万元的赔款。马来西亚本来没有向日本要求赔款，但在新加坡的斗争下，也得到了一笔“意外的收获”。
６、对韩国的赔款
韩国在二次大战时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无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但是韩国人提出要求日本赔偿殖民地时代的韩国人被强征的财产、有价证券等。由于战后的一段时间里日韩之间没有外交关系，１９６１年两国开始商讨关系正常化的时候，日本的赔偿问题成为了焦点问题。
日本提出英法等国的殖民地独立时，都没有向原宗主国要求赔偿的先例。但韩国仍然要求日本进行赔偿。因为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国，所以美国在此问题上进行了调停。当时韩国的经济很遭，基本上依靠美国的扶持，从二战结束到１９６１年为止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援助已达３１亿美元。美国为了减轻援助韩国的经济负担，开始支持韩国的对日索赔。韩国最初向日本提出了８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而日本只同意赔偿５千万美元，双方在讨价还价后，最后于１９６５年达成协议，日本向韩国赔偿３亿美元，分１０年付清。另外在２０年内向韩国提供２亿美元的贷款。从１９６０年代后期韩国的经济开始起飞，１９６５年韩国的人均国民产值仅为１０５美元，低于当时中国的水平，而１９９５年猛增为１１０００美元，约为中国的１５倍。
７．对泰国的赔款
在二次大战前，亚洲只有三个独立的国家：中国、日本和泰国。泰国之所以没有成为殖民地，是由于泰国人非常巧妙地利用各列强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强国的夹缝中求生存。后人评价亚洲三国未沦为殖民地的原因是：“中国太大，日本太强，泰国太巧”。
在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泰国一直宣称严守中立。虽然泰国表面上中立，但实际上是亲日的。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泰国和日本签约了“日泰同盟条约”。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５日，泰国在日本之后也向美英宣战。后来日本由于战费不足，与泰国政府签订了向泰国借款的协定，作为报酬，日本将占领的英国殖民地的缅甸、马来亚的一部份割让给泰国。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泰国政府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６日宣布：“泰国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５日的对美英宣战宣言无效”。这种自己否认过去三年多的战争行为，自打嘴巴式的“宣战无效”宣言，在世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这也充份体现出泰国人在外交上的巧妙。幸好美国承认了泰国的“宣战无效”宣言，泰国因此没有被划入战败国。为了和日本“划清界限”，泰国政府于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１日宣布废除一切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条约。
可是１９５５年泰国又开始要求日本政府归还日本在二次大战期间对泰国的借款，日方说泰国在１９４５年已经宣布废除一切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条约，当然也包括当时日本政府和泰国签订的借款条约。而泰方则声称借款条约不在废除之列，要求日本偿还借款１３５０亿日元，日方则说当时有凭据的借款只有５４亿日元。最后双方在１９５５年８月达成协议，日本向泰国偿还借款５４亿日元，无偿经济援助９６亿日元，共１５０亿日元作为变相的战争赔款。
从日本战后的战争赔款情况可以看出，大国和小国对于战争赔款的态度和气量是不同的。按照国际法，只有与战败国进行过交战的战胜国才有资格获得战争赔款。从严格的法律角度来讲，只有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有资格索取战争赔款，而这些国家全都放弃了战争赔款。相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在二战时是殖民地而不是独立国家，这些国家的军队更没有和日本军队进行过交战，所以索取战争赔款有一些勉强。泰国、韩国等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更是牵强。这些以不充份的理由向日本索要战争赔款的小国，和那些堂堂放弃巨额战争赔款的大国，在气概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分封地方首领世袭管职，以统 治当地人民的一种特殊政治制度。
隋唐时期，封建中央王朝在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竭糜州郡，实行羁縻制度：即在各族首领所辖领域的基础上，飞设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其首领为都昔、刺 史，皆世袭(《新唐书卷四十三》)"，"树其酋长，使自镇抚，以达其以夷治夷"的目的。
土家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始于五代(初为竭糜制度)，发展于宋，完备于元、明(由 褐糜制度发展成为土司制度)，终止于清，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宋、 元、明、清各代，时达八百余年。溪州之役，彭士愁在军事上失利，被迫与楚签订盟约，虽然表示臣服于楚，但其政 治地位和管辖地域却得到楚的确认。马希范仍授彭士愁为溪州刺史，继续管辖溪、锦、 奖诸州。彭氏与马楚讲和盟约，结束了双方之间的混战局面，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秩序得 以相对稳定。盟约规定，溪州虽受楚辑攘，但不向王朝缴纳赋税，不提供兵源，与楚不 互相掠夺土地和人口，不阻扰交通，不强迫买卖货物等，实际上马楚承认了溪州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自治条件。
土司的疆城，五代时置二十州，包括沉、酉流域的南、北两江。宋初无变化，至淳 化以后，南江诸地各自向朝廷入贡，只北江(今永顺、保靖、龙山、古文、花垣等地步 保其原地。元代对西南各部族的大姓，因其请而以土司之职。明袭元制，凡结族来附 者，均以原官，并加以重用，土司便成为统治王朝倚重的疆吏，甚至同于藩国。明代， 土司与朝廷的关系甚为密切，土司制度更为完备。
历代封建王朝，给溪州彭氏土司集团及所属州、洞，分别给予刺史、宣慰使、宣抚 使、土知州、土巡检等大小不同的土官官职。各司还有同知、副使、敛事、经历等人 员。历代王朝对土司的职位，准其世代承袭，父死子袭，无子弟袭，侄赤可袭，其承袭 有长幼之分，不得擅越。明政府规定土司的承袭、升降、裁革和机构的置废，都必须听 命于朝廷。各级大小土司以中央王朝为靠山，接受封号谐命，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便于在各自的管辖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也乐于接受这种形式。
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在经济上表现为"纳贡"与"回赐"。向中央王朝纳贡， 唐代有贡"溪布"、"水银"的记载。宋、元、明以后日益扩大，计有虎皮、府脐、犀 角、竹鸡、锦鸡、土绸、溪布、水银、黄蜡、丹砂、珍贵药材、名马、大捕竹等。每次纳贡均得到皇帝相应的一些"回赐"。
土司必须服从封建王朝的征调。土司所领之兵，原来只有守土之责，"无事则荷末 而耕，有事则修矛以战，军无远戍之劳，官无养兵之费"。随着土司制度的完备及与申 央王朝关系的密切，在明代，土兵成为朝廷的主要兵源之一，朝廷每次征战，土兵几乎 无役不从。
土司在其辖区内具有无上权威，为名符其实的"土皇帝"，自设总理、家政、舍巴、土知州、土中军等。自宋代开始，所辖最小行政单位为洞。洞与洞之间有固定地段，一 般以山坡河流为界，颇与今日的区、社相似。洞下为旗，旗是土司政权兵民合一的组织，有事则调集为军，以备战斗，无事则散处为民，以习耕凿。永顺司所屏的三州六长 官司，其下有五十八旗。
土司统治等级森严，用等级确定权力和地位，主仆之分十分严格。土地按等级分配，土司占有肥田沃土，舍巳头人可分平地。土民只能在山坡上开一块"份地"。在住房上，土司《纺柱雕梁，砖瓦鳞砌"，舍已头人"许竖梁柱，周以板壁"，土民则"叉木架屋，编竹为墙"，皆不准盖瓦，如有盖瓦者，即"治以潜越"之罪，俗云:"只准 家政骑马，不许百姓盖瓦。"讨土司出巡时，仪卫颇盛，土民见之皆夹道拜伏，否则以 谴责诛杀勿论也。》土司自称化日本爵"，土民称其为"爵爷"、"都爷"，土司居住的衙署自称为化金挛宝殿"，其宿舍称"婪宫"，其妻要有《三宫六院"，其墓葬地称 "紫金山"，其花园称"御花园"，其宗柯称"太庙"。各级土司过着奢侈豪华的糜烂生活。每逢岁时会节及舍已下乡，"具令民间妇女摆 项歌舞佰筋。"土司修有热洞，凉洞，为保暖避暑之所。其中设有林泉、花园、钓鱼台等，专供游玩。
残酷的刑法，是土司对土民实行野蛮残酷统治的重要手段。土司操有杀伐之权，其刑法有断首、宫刑、断指、割耳·挖眼、杖责等。土人有罪，小则知州长官治之，大则 土司自理。
土司的残酷统治，给土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土民生活的困苦，连封建王朝也不得不承认。
隋唐时期，封建中央王朝在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竭糜州郡，实行羁縻制度：即在各族首领所辖领域的基础上，飞设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其首领为都昔、刺 史，皆世袭(《新唐书卷四十三》)"，"树其酋长，使自镇抚，以达其以夷治夷"的目的。
土家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始于五代(初为竭糜制度)，发展于宋，完备于元、明(由 褐糜制度发展成为土司制度)，终止于清，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宋、 元、明、清各代，时达八百余年。溪州之役，彭士愁在军事上失利，被迫与楚签订盟约，虽然表示臣服于楚，但其政 治地位和管辖地域却得到楚的确认。马希范仍授彭士愁为溪州刺史，继续管辖溪、锦、 奖诸州。彭氏与马楚讲和盟约，结束了双方之间的混战局面，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秩序得 以相对稳定。盟约规定，溪州虽受楚辑攘，但不向王朝缴纳赋税，不提供兵源，与楚不 互相掠夺土地和人口，不阻扰交通，不强迫买卖货物等，实际上马楚承认了溪州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自治条件。
土司的疆城，五代时置二十州，包括沉、酉流域的南、北两江。宋初无变化，至淳 化以后，南江诸地各自向朝廷入贡，只北江(今永顺、保靖、龙山、古文、花垣等地步 保其原地。元代对西南各部族的大姓，因其请而以土司之职。明袭元制，凡结族来附 者，均以原官，并加以重用，土司便成为统治王朝倚重的疆吏，甚至同于藩国。明代， 土司与朝廷的关系甚为密切，土司制度更为完备。
历代封建王朝，给溪州彭氏土司集团及所属州、洞，分别给予刺史、宣慰使、宣抚 使、土知州、土巡检等大小不同的土官官职。各司还有同知、副使、敛事、经历等人 员。历代王朝对土司的职位，准其世代承袭，父死子袭，无子弟袭，侄赤可袭，其承袭 有长幼之分，不得擅越。明政府规定土司的承袭、升降、裁革和机构的置废，都必须听 命于朝廷。各级大小土司以中央王朝为靠山，接受封号谐命，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便于在各自的管辖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也乐于接受这种形式。
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在经济上表现为"纳贡"与"回赐"。向中央王朝纳贡， 唐代有贡"溪布"、"水银"的记载。宋、元、明以后日益扩大，计有虎皮、府脐、犀 角、竹鸡、锦鸡、土绸、溪布、水银、黄蜡、丹砂、珍贵药材、名马、大捕竹等。每次纳贡均得到皇帝相应的一些"回赐"。
土司必须服从封建王朝的征调。土司所领之兵，原来只有守土之责，"无事则荷末 而耕，有事则修矛以战，军无远戍之劳，官无养兵之费"。随着土司制度的完备及与申 央王朝关系的密切，在明代，土兵成为朝廷的主要兵源之一，朝廷每次征战，土兵几乎 无役不从。
土司在其辖区内具有无上权威，为名符其实的"土皇帝"，自设总理、家政、舍巴、土知州、土中军等。自宋代开始，所辖最小行政单位为洞。洞与洞之间有固定地段，一 般以山坡河流为界，颇与今日的区、社相似。洞下为旗，旗是土司政权兵民合一的组织，有事则调集为军，以备战斗，无事则散处为民，以习耕凿。永顺司所屏的三州六长 官司，其下有五十八旗。
土司统治等级森严，用等级确定权力和地位，主仆之分十分严格。土地按等级分配，土司占有肥田沃土，舍巳头人可分平地。土民只能在山坡上开一块"份地"。在住房上，土司《纺柱雕梁，砖瓦鳞砌"，舍已头人"许竖梁柱，周以板壁"，土民则"叉木架屋，编竹为墙"，皆不准盖瓦，如有盖瓦者，即"治以潜越"之罪，俗云:"只准 家政骑马，不许百姓盖瓦。"讨土司出巡时，仪卫颇盛，土民见之皆夹道拜伏，否则以 谴责诛杀勿论也。》土司自称化日本爵"，土民称其为"爵爷"、"都爷"，土司居住的衙署自称为化金挛宝殿"，其宿舍称"婪宫"，其妻要有《三宫六院"，其墓葬地称 "紫金山"，其花园称"御花园"，其宗柯称"太庙"。各级土司过着奢侈豪华的糜烂生活。每逢岁时会节及舍已下乡，"具令民间妇女摆 项歌舞佰筋。"土司修有热洞，凉洞，为保暖避暑之所。其中设有林泉、花园、钓鱼台等，专供游玩。
残酷的刑法，是土司对土民实行野蛮残酷统治的重要手段。土司操有杀伐之权，其刑法有断首、宫刑、断指、割耳·挖眼、杖责等。土人有罪，小则知州长官治之，大则 土司自理。
土司的残酷统治，给土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土民生活的困苦，连封建王朝也不得不承认。
唐初，印度半岛最强大的中天竺统一了北印度，建立了摩揭陀帝国，并很快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
公元647年，唐命王玄策为正使，与副使蒋师仁出使印度。但此时中天竺发生了政变，纂位的新王阿罗顺那听说大唐使节入境，竟派了二千兵将伏击。王玄策从骑多死难，玄策被擒扣押。后来，王玄策寻机逃脱。他策马自印度大陆北上，渡过甘第斯河和辛都斯坦平原，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目标，一路来到了尼泊尔王国。在这里，王玄策与尼泊尔王谈判，以迎娶文成公主而与唐具友好关系的吐蕃的王中之王的名义，向尼泊尔借得七千骑兵。玄策大怒之余，继续檄召临近唐各部军府节度使及近处各大唐藩属国，又集兵马万余，自为总管，蒋师仁为先锋，直扑天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闻悉后也发兵一千二百人助玄策。
在北天竺茶博和罗城外，王玄策一仗击溃天竺数万象军。天竺王大惊，守城不出。玄策一心报仇，拿出唐军攻城的各种伎俩，云梯，抛石车，火攻，狠攻月余。648年，茶博和罗城兵溃城破，玄策一路追来，斩杀天竺兵将三千，天竺兵将落水溺毙者万余，被俘万余，阿罗顺那逃回中天竺。
王玄策乘势攻入中天竺，发誓要尽灭天竺。而天竺兵将与唐军（算是外籍军团）一接仗便溃不成军。阿罗顺那弃国投奔东天竺，求助东天竺王尸鸠摩援兵，接着再收集散兵残将准备反攻唐军。玄策，师仁欺天竺人不通兵法，只知蛮斗，设分兵伏杀计引阿罗顺那上钩，一举全歼阿罗顺那残部，活捉了阿罗顺那，余众尽坑杀。最后，阿罗顺那妻子拥兵数万据守的朝乾托卫城也被师仁攻破，远近城邑望风而降，中天竺灭亡。
由于东天竺援兵阿罗顺那，王玄策准备顺势再亡东天竺，尸鸠摩吓得魂飞魄散，忙送牛马万头，弓刀缨络财宝若干，向唐师谢罪，以示臣服大唐，玄策方才罢兵回朝述职，同时将阿罗顺那披枷带锁押回长安。太宗皇帝大喜，下诏封赏玄策，授散朝大夫。
高宗显庆三年（658年），王玄策再次出使印度，行程主要是去各大寺庙参拜，礼佛而归，中华的谦让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佩服。由于在中国境内他并没有做过什么，因此也没有什么特别提拔和任命。再加上当时大唐开边将星如云，玄策“不务正业”的功绩（尤是对唐本无意征伐的国家）也不那么显眼。在从印度回来后，也只是辛苦了就结束，算是有点可怜。玄策晚年写过回忆录《中天竺行记》，但不为世人重视，后来也失传了。
公元647年，唐命王玄策为正使，与副使蒋师仁出使印度。但此时中天竺发生了政变，纂位的新王阿罗顺那听说大唐使节入境，竟派了二千兵将伏击。王玄策从骑多死难，玄策被擒扣押。后来，王玄策寻机逃脱。他策马自印度大陆北上，渡过甘第斯河和辛都斯坦平原，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目标，一路来到了尼泊尔王国。在这里，王玄策与尼泊尔王谈判，以迎娶文成公主而与唐具友好关系的吐蕃的王中之王的名义，向尼泊尔借得七千骑兵。玄策大怒之余，继续檄召临近唐各部军府节度使及近处各大唐藩属国，又集兵马万余，自为总管，蒋师仁为先锋，直扑天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闻悉后也发兵一千二百人助玄策。
在北天竺茶博和罗城外，王玄策一仗击溃天竺数万象军。天竺王大惊，守城不出。玄策一心报仇，拿出唐军攻城的各种伎俩，云梯，抛石车，火攻，狠攻月余。648年，茶博和罗城兵溃城破，玄策一路追来，斩杀天竺兵将三千，天竺兵将落水溺毙者万余，被俘万余，阿罗顺那逃回中天竺。
王玄策乘势攻入中天竺，发誓要尽灭天竺。而天竺兵将与唐军（算是外籍军团）一接仗便溃不成军。阿罗顺那弃国投奔东天竺，求助东天竺王尸鸠摩援兵，接着再收集散兵残将准备反攻唐军。玄策，师仁欺天竺人不通兵法，只知蛮斗，设分兵伏杀计引阿罗顺那上钩，一举全歼阿罗顺那残部，活捉了阿罗顺那，余众尽坑杀。最后，阿罗顺那妻子拥兵数万据守的朝乾托卫城也被师仁攻破，远近城邑望风而降，中天竺灭亡。
由于东天竺援兵阿罗顺那，王玄策准备顺势再亡东天竺，尸鸠摩吓得魂飞魄散，忙送牛马万头，弓刀缨络财宝若干，向唐师谢罪，以示臣服大唐，玄策方才罢兵回朝述职，同时将阿罗顺那披枷带锁押回长安。太宗皇帝大喜，下诏封赏玄策，授散朝大夫。
高宗显庆三年（658年），王玄策再次出使印度，行程主要是去各大寺庙参拜，礼佛而归，中华的谦让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佩服。由于在中国境内他并没有做过什么，因此也没有什么特别提拔和任命。再加上当时大唐开边将星如云，玄策“不务正业”的功绩（尤是对唐本无意征伐的国家）也不那么显眼。在从印度回来后，也只是辛苦了就结束，算是有点可怜。玄策晚年写过回忆录《中天竺行记》，但不为世人重视，后来也失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