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会见美国士兵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政治主张。为了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在毛泽东与蒋介石国民党43天的谈判中，有41天都住在红岩。毛泽东除了外出访友，了解各界对和平民主的呼声和愿望外，在红岩还广泛会见了中外友好人士，其中有3个来中国服役的美国士兵：爱德华.贝尔、霍华德.海曼、埃德尔曼.杰克，他们有幸得到毛主席的接见。
珍贵的像册回到红岩
20世纪70年代中期，爱德华.贝尔、霍华德.海曼两位美国朋友，率领二战美国退役军人及家属代表团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参观，故地重游。当他们在旧址会客室墙上看见30年前他们与毛主席的合影时，高兴得叫了起来，热泪盈眶。参观结束后，他们将一本珍藏了30年的像册恭恭敬敬地递到了红岩工作人员手中。
像册首页附有200余字的英文前言，简要叙述7个美国军人二战期间曾在中国服役的经历。
末页有8开英文报纸一张，登载7个美国复员军人即将于1976年7月19日重访中国的消息。中为黑白历史照片25张，内有毛泽东1945年在红岩接见3个美国士兵的照片5张；另有美国军人在北京、青岛、上海、昆明等地的珍贵镜头。
1944年至1945年，霍华德·海曼等3个美国士兵在美国驻华第14航空队总部工作。在中国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到过上海、昆明等地，亲眼看到蒋介石政府将大量外援物资不是用来打日本，而是对付战斗在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他们还看到蒋管区到处都是疾病、乞丐、饥饿、卖淫和死亡。但他们从结交的朋友和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舍身忘死，英勇抢救遇难美国飞行员及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英勇情况；解放区人民生活虽然艰苦，但自由平等、当家作主的许多动人事迹。
抗战胜利前夕，3个美国士兵奉命调重庆工作。这时，毛泽东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他们想如果有机会见到毛主席该多好啊！3个美国士兵与曾在昆明西南联大做过地下党工作的李储文认识，于是通过李储文给在南方局做外事工作的龚澎联系，与龚澎在曾家岩50号谈了几小时。不久又再次来到曾家岩，周恩来挤出时间会见他们。几天以后，龚澎转告3位美国士兵说：毛主席很愿意会见他们。
与美军士兵相约再见
9月16日，3位美国士兵步行50余华里来到周公馆时，已是下午3点多了。等候在这里的同志，立刻用汽车将他们送到了红岩嘴13号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毛主席身着白布衬衫，外罩灰色中山服，笑容满面地健步来到3位客人面前，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毛主席看见客人汗流满面，立即把手中的扇子递给他们。看见他们胸前挂有照相机，就诙谐地说：“你们是不是要照相？利用太阳未下山以前，赶快拍照！”
3位年轻的美国士兵赶快请毛主席在办事处楼房西侧的一丛香蕉树前和自己，及办事处的钱之光、乔冠华、龚澎等同志，摄下了一个个珍贵的镜头。
照相以后，毛主席在办事处底楼会客室，同3位美国士兵亲切交谈，龚澎翻译。主席仔细倾听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并坦率诚挚地向他们阐明了我党在当前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
晚上7时，周恩来回到红岩。毛主席、周恩来在办事处二楼的圆桌上请3位美国士兵共进晚餐。毛主席、周恩来先后举杯，感谢3位美国朋友的光临，感谢美国人民对中国的援助。大家互相斟酒、敬菜，祝福、交谈，亲如一家。
席间，3位美国士兵将他们积存的115美元赠给毛主席，表达美国人民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抗战的支持。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深表感谢。
时间已很晚了，3位美国士兵不得不向红岩依依告别。临别时，他们又问毛主席：“我们对中国应如何帮助？”毛主席说：“你们将自己在中国所见到的，听到的一切，回去告诉美国人民。”毛主席还赠给他们一套(十二幅)版画作为留念。毛主席和周恩来亲自送3位客人到办事处大门外，同他们一一握别。毛主席寓意深长地说：“希望有一天，在中国能再见到你们。”
这次会见历时3个小时。3位美国士兵从红岩村回到他们的驻地后，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爱德华·贝尔在日记中生动地记下了这个难忘的日子，他称颂毛主席“非常谦虚，讲起话来声音柔和，从不提高音调，从不激动，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在这样的人面前，我们不由得有卑微之感”。他在日记中记述周恩来“是个五英尺四英寸的壮汉子，我喜欢他那有力的握手。他真诚，英文讲得相当好，穿着举止都很有风度”。“他们都如此真诚、幽默，而且是那样地由衷啊！”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政治主张。为了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在毛泽东与蒋介石国民党43天的谈判中，有41天都住在红岩。毛泽东除了外出访友，了解各界对和平民主的呼声和愿望外，在红岩还广泛会见了中外友好人士，其中有3个来中国服役的美国士兵：爱德华.贝尔、霍华德.海曼、埃德尔曼.杰克，他们有幸得到毛主席的接见。
珍贵的像册回到红岩
20世纪70年代中期，爱德华.贝尔、霍华德.海曼两位美国朋友，率领二战美国退役军人及家属代表团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参观，故地重游。当他们在旧址会客室墙上看见30年前他们与毛主席的合影时，高兴得叫了起来，热泪盈眶。参观结束后，他们将一本珍藏了30年的像册恭恭敬敬地递到了红岩工作人员手中。
像册首页附有200余字的英文前言，简要叙述7个美国军人二战期间曾在中国服役的经历。
末页有8开英文报纸一张，登载7个美国复员军人即将于1976年7月19日重访中国的消息。中为黑白历史照片25张，内有毛泽东1945年在红岩接见3个美国士兵的照片5张；另有美国军人在北京、青岛、上海、昆明等地的珍贵镜头。
1944年至1945年，霍华德·海曼等3个美国士兵在美国驻华第14航空队总部工作。在中国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到过上海、昆明等地，亲眼看到蒋介石政府将大量外援物资不是用来打日本，而是对付战斗在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他们还看到蒋管区到处都是疾病、乞丐、饥饿、卖淫和死亡。但他们从结交的朋友和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舍身忘死，英勇抢救遇难美国飞行员及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英勇情况；解放区人民生活虽然艰苦，但自由平等、当家作主的许多动人事迹。
抗战胜利前夕，3个美国士兵奉命调重庆工作。这时，毛泽东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他们想如果有机会见到毛主席该多好啊！3个美国士兵与曾在昆明西南联大做过地下党工作的李储文认识，于是通过李储文给在南方局做外事工作的龚澎联系，与龚澎在曾家岩50号谈了几小时。不久又再次来到曾家岩，周恩来挤出时间会见他们。几天以后，龚澎转告3位美国士兵说：毛主席很愿意会见他们。
与美军士兵相约再见
9月16日，3位美国士兵步行50余华里来到周公馆时，已是下午3点多了。等候在这里的同志，立刻用汽车将他们送到了红岩嘴13号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毛主席身着白布衬衫，外罩灰色中山服，笑容满面地健步来到3位客人面前，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毛主席看见客人汗流满面，立即把手中的扇子递给他们。看见他们胸前挂有照相机，就诙谐地说：“你们是不是要照相？利用太阳未下山以前，赶快拍照！”
3位年轻的美国士兵赶快请毛主席在办事处楼房西侧的一丛香蕉树前和自己，及办事处的钱之光、乔冠华、龚澎等同志，摄下了一个个珍贵的镜头。
照相以后，毛主席在办事处底楼会客室，同3位美国士兵亲切交谈，龚澎翻译。主席仔细倾听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并坦率诚挚地向他们阐明了我党在当前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
晚上7时，周恩来回到红岩。毛主席、周恩来在办事处二楼的圆桌上请3位美国士兵共进晚餐。毛主席、周恩来先后举杯，感谢3位美国朋友的光临，感谢美国人民对中国的援助。大家互相斟酒、敬菜，祝福、交谈，亲如一家。
席间，3位美国士兵将他们积存的115美元赠给毛主席，表达美国人民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抗战的支持。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深表感谢。
时间已很晚了，3位美国士兵不得不向红岩依依告别。临别时，他们又问毛主席：“我们对中国应如何帮助？”毛主席说：“你们将自己在中国所见到的，听到的一切，回去告诉美国人民。”毛主席还赠给他们一套(十二幅)版画作为留念。毛主席和周恩来亲自送3位客人到办事处大门外，同他们一一握别。毛主席寓意深长地说：“希望有一天，在中国能再见到你们。”
这次会见历时3个小时。3位美国士兵从红岩村回到他们的驻地后，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爱德华·贝尔在日记中生动地记下了这个难忘的日子，他称颂毛主席“非常谦虚，讲起话来声音柔和，从不提高音调，从不激动，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在这样的人面前，我们不由得有卑微之感”。他在日记中记述周恩来“是个五英尺四英寸的壮汉子，我喜欢他那有力的握手。他真诚，英文讲得相当好，穿着举止都很有风度”。“他们都如此真诚、幽默，而且是那样地由衷啊！”
彭德怀：美国空军用于朝鲜的虽不多，目前仍占优势但空军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同时，空军也有它的困难。敌人的坦克和炮兵暂时占优势，这是敌人比我们强的地方。在战术方面我们就比敌人强，坚决勇敢，敢于近战，用炸药，拼刺刀，投手榴弹，这些都是敌人害怕的。我军的政治素质比敌人高。伪军战斗力弱，易打难捉，美军较强，死多活少。……白天我们一般无自由，易遭敌人联合兵种的袭击。……一般在敌正面阵地从战术上分割敌人时，敌人并不害怕，因其白天可恢复原状。敌最害怕的是威胁其战役供应线，渗入（敌）后方，首先打掉其火力阵地和指挥所。我军无空军，必须充分利用夜间进行战斗（手榴弹，白刃战），必须采用长期手段调动敌人，乘其立足未稳，火力未展开时，予以猛攻。敌人以大量飞机，坦克，火炮进攻，我仅持步枪，机枪，迫击炮和少数山炮，并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坚持抵抗，证明敌人攻击精神不强。但由于敌火力猛烈，我伤亡相当大。
聂荣臻：美帝是整个帝国主义的支柱，政治军事都有一套，作战上非常客观，不株守成规，善于变化。五个战役中各有其花样。
美国防部长马歇尔：中国共军是一个幽灵，连个影子也没有。他们的主要秘密 ---实力，位置和意图---保守得非常完善，所以他们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 .....共军没有机械化部队，只好巧妙地实施徒步渗透，迂回包抄行动。敌人的行动比我们的行动意图更隐蔽。
麦克阿瑟：中国军队常常避开大路，利用山岭，丘陵作为接近路，他们总是插入我纵深发起攻击。其步兵手中的武器运用得比我们熟练，充分。敌军惯于在夜间运动和作战。敌人供应良好，步兵训练优良，小型武器和轻便装备充分，但几乎没有起支援作用的空军，而且大炮，高射炮，运输和交通设备等方面都特别缺乏。中国的军事力量缺乏工业基地，甚至连建立，维持和运用普通海军所需要的原料也感缺乏。它无法供应顺利进行地面战斗所必须的装备，如坦克，重炮和在战争中已被使用的其它科学发明。....南朝鲜部队....装备和组织编制仅属一支保安部队，而非战斗部队。他们只有轻武器，没有海军和空军，缺乏坦克，大炮及其它许多军需品。
李奇微论南朝鲜军队：南朝鲜军队缺乏得力的领导。他们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国军队有非常的畏惧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脚踏胶底鞋的中共士兵如果突然出现在南朝鲜军队的阵地上，总是把许多南朝鲜的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他们没有秩序，丢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得离中国军队越远越好。
邓华（志愿军代司令员）：朝鲜战争的基本特点也是敌强我弱，美帝国主义是高度现代化的军队，有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掌握了制空权，制海权，地面部队火力强，运动快。但也有弱点：士气不高怕苦恋家，步兵攻击力不强，怕近夜战，怕切断包围；伪军装备差，经人民军打击后，新兵多，战斗力弱。我军装备虽远不如敌，但与朝鲜人民军一起作战，兵力优势，英勇善战，能克苦耐劳，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朝鲜虽为狭长半岛，便于敌之海空进攻，但因是山地，树木多，稻田多，矿洞也多，亦难发挥其现代装备的作用。五个战役的经验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兵力优势，英勇善战，但装备远不如敌，特别是在敌人制空条件下作战，要大量歼灭敌人是困难的。在不少战斗中由于拂晓未解决战斗，夜间被我们包围的敌人白天便在其空炮坦和外援内突的协同下逃跑了。同时，连续的运动作战，部队得不到休整补充，兵力疲劳；另一方面，虽然敌人兵力不足，士气不高，攻击力不强，但因其有优势的装备和强大的火力，防御力还是强的。同时朝鲜为狭长的半岛，限制了我军的广泛机动而敌凭借其海空优势，给我之侧背以很大的威胁，使我处于战略内线，在这种情况下，迅速结束朝鲜战争是不可能的。
李奇微论美军：（美军）缺乏领导的现象严重，部队不愿放弃某些物质享受，害怕离开为数不多的公路，不愿在没有无线电和电话联络的条件下实施运动，此外，在同敌人（我们的部队不久就在火力上压倒了敌人，并在空域和周围海域占了上风）作战时头脑过于简单。这支部队是这样依赖公路，不重视夺占沿途高地，不熟悉地形和难得利用地形，不愿抛开使部队伤亡惨重的汽车而代之步行，不愿深入山地，丛林到敌人的驻地去作战。
美第八军军长范佛里特：以个人而论，中国士兵是一个顽强的敌人。中国军人在驻北韩两年半中，他们发动许多次进攻，并作长距离推进。中国军队开始进攻时，士兵只奉命向某一个方向一直向前推进。他们没有防弹背心，没有钢盔。他们只穿上军服，戴上军帽，踏着一双帆布鞋。他们携着步枪，腰上皮带配有二百粒子弹。他们所携带的数枚制造粗劣的手榴弹，爆炸力不如美军的一半。粮食是用米和杂粮磨成粉状而成的，装在一条长管形布袋里，必要时可维持十六天。中国军医疗设备简陋，万不能和我们的医疗队，前线救护站，以及完善的后方医院相比拟。他们在基层三人小组中经常单独作战。但是，他们永远是向前作战的，奋不顾身，有时渗透到我们防线后方，令我们束手无策。
美空军当局论中国军队：中国军队主要是亚洲的一支游击军队，他那来自农民的士兵每天只吃很少一点口粮（和西方的标准比）就能作长途行军。受过高度训练的战士在中国的多年内战中已经习惯于夜行军，作战和昼间隐蔽了。中国军队善于偷偷摸摸行动，受过高度训练和生活简朴，因此是联合国军地面和空中部队很难对付的敌手。
志愿军副政委李志民：朝鲜是个三面环海的狭长地带，由于这种地形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象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可以广泛机动。出国初期，由于敌人掌握着制空权，志愿军补给受到严重限制，我们每一个战役都难以维持很长时间。我们如果离开这些客观条件，企图把敌人一口气赶下海去，就会变成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例如第三次战役，敌人防线被攻破后，曾经阴谋诱我南下，以便在我侧后登陆，但是我们并没有局限于“敌人退却必需猛追”的现成军事原则，而是在适当时机断然停止追击，避免处于不利地位，保持了主动。很显然，那种“由北向南，一推就完”的轻敌思想是有害的。虽然客观条件给了我们很大限止，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之上，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以我之长，攻敌之短，去打败敌人。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很多。出国初期，如果我们采取“正面平推”或“正面顶住”的办法，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的威力就可以大大发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但是敌人士气不高是它最大的弱点，它怕打运动战，怕夜战，近战，特别是怕我们迂回断其后路。因此我们采取了“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和“在战役，战术上实行近战，夜战，速决战，实行大胆迂回包围，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原则。这样，就掌握了主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美第八军军长泰勒论中国军队：敌人是非常的狡猾，他们很会运用战术，以来减低我们的火力优势，其方法是在黑暗中接近我们的阵地，然后和我们紧缠在一起，使我们无法要求炮兵射击和空中攻击，否则就有同归于尽的危险。当他们与我们紧缠在一起的时侯，于是又会象鼬鼠一样到处挖地洞，在许多地方掘开许多泥土，使我们根本不知道去哪里寻找他们。因他们有无限的耐心和勤逸，学会用许多道路，小径和各种不同的运输工具，以求在夜里运输补给品，所以尽管我们完全拥有空中优势，仍然无法切断他们的补给。山地在战线的许多部分也限制我们的武器使用自由，它把装甲车和运输车辆的运动限制在狭窄的谷地内，（他们）利用地雷，障碍物，或泛滥的稻田来加以阻止。所以我们的战车往往只能作固定的碉堡用来辅助其它地面武器的火力。我们大部分运输车都呆在后方的集用场上，而且还要有人去维护。敌人长于数量和勇气，在战术方面受过配合地形的良好训练，但其装备却极为原始化，其中大部分都是我们早已送入军事博物馆的古董。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他们越野行军，分成小块，在夜间行动。他们一听见飞机声响，就四处潜伏起来。他们的装备杂乱，有俄式，日式装备，也有美式装备。中国军队的行动，必须有大量的补给。如果要想进一步有所作为的话，就必须作更大的补给。故我们限制他们的补给，是削弱他们最积极的办法。
美国史学家杜普伊：作战中，开始美军离不开道路，而且自身也过于依赖坦克，火炮和飞机的火力支援。而装备轻便的中国军队，却是采用机动作战和奇袭，潜伏等战术，活跃在朝鲜的北部和中部崎岖不平的山区，以弥补其火力不足的弱点。他们在黑夜活动，发起攻击；在白天伪装，隐蔽。中共军队在朝鲜战争中有少量装甲部队，现代化装备处于落后状态。然而他们把主动性和坚强的决心相结合，尽力利用了我们以前并不承认的许多弱点，因而给美军以沉重的打击。
李奇微论中国军队：敌人通常在夜间行军，而且比我们熟悉地形情况。他们习惯于这里的气侯条件和清苦生活，可以自己解决口粮问题。他们利用在这里所能获得的一切运输手段如牛车，骡马甚至骆驼等运送所需要的武器和补给品。这些运输手段不少是中国人从国内带来的。他们利用当地劳工肩扛背驮地运送武器和补给品，甚至有时部队自己也背负这些东西。中国军队在人数上超过我们。我们的兵力不足，无法阻止敌人的夜间攻击。敌人采用了我们所熟悉的而南朝鲜军队却非常不适应的战术：以大量步兵实施夜间进攻，不顾伤亡，一边几乎是在距炮兵弹幕近在咫尺的地方跟进，一边猛投手榴弹。战线上四处响起狂乱的军号声和粗野的吼叫声，敌人的步兵则穿着胶鞋爬上黑暗的山坡，渗入我方阵地。中国人在夜间进攻特别神密莫测，不可思议。中国部队很有效地隐蔽了自己的行动。每个执行任务的士兵都能做到自给自足，携带由大米，豆类和玉米做成的干粮以及足够的轻武器弹药，因而可以坚持四，五天之久。四，五天之后，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他们或者得到补充，或者撤至主要阵地，由新锐部队替换他们。中国人没有留下一点部队运动的痕迹。敌人以东方人特有的顽强精神奋力加固他们在山上的工事。中国人是勇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进攻。
克拉克：中国与北韩军经常乘我们的空中力量在夜间不能支援部队作战时，突然对我们发起进攻。夜战，穿插，迂回以及凶猛的进攻是他们的特色。我同意我们应有多一些的短兵器，如刺刀，手榴弹和来福枪等。
聂荣臻：美帝是整个帝国主义的支柱，政治军事都有一套，作战上非常客观，不株守成规，善于变化。五个战役中各有其花样。
美国防部长马歇尔：中国共军是一个幽灵，连个影子也没有。他们的主要秘密 ---实力，位置和意图---保守得非常完善，所以他们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 .....共军没有机械化部队，只好巧妙地实施徒步渗透，迂回包抄行动。敌人的行动比我们的行动意图更隐蔽。
麦克阿瑟：中国军队常常避开大路，利用山岭，丘陵作为接近路，他们总是插入我纵深发起攻击。其步兵手中的武器运用得比我们熟练，充分。敌军惯于在夜间运动和作战。敌人供应良好，步兵训练优良，小型武器和轻便装备充分，但几乎没有起支援作用的空军，而且大炮，高射炮，运输和交通设备等方面都特别缺乏。中国的军事力量缺乏工业基地，甚至连建立，维持和运用普通海军所需要的原料也感缺乏。它无法供应顺利进行地面战斗所必须的装备，如坦克，重炮和在战争中已被使用的其它科学发明。....南朝鲜部队....装备和组织编制仅属一支保安部队，而非战斗部队。他们只有轻武器，没有海军和空军，缺乏坦克，大炮及其它许多军需品。
李奇微论南朝鲜军队：南朝鲜军队缺乏得力的领导。他们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国军队有非常的畏惧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脚踏胶底鞋的中共士兵如果突然出现在南朝鲜军队的阵地上，总是把许多南朝鲜的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他们没有秩序，丢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得离中国军队越远越好。
邓华（志愿军代司令员）：朝鲜战争的基本特点也是敌强我弱，美帝国主义是高度现代化的军队，有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掌握了制空权，制海权，地面部队火力强，运动快。但也有弱点：士气不高怕苦恋家，步兵攻击力不强，怕近夜战，怕切断包围；伪军装备差，经人民军打击后，新兵多，战斗力弱。我军装备虽远不如敌，但与朝鲜人民军一起作战，兵力优势，英勇善战，能克苦耐劳，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朝鲜虽为狭长半岛，便于敌之海空进攻，但因是山地，树木多，稻田多，矿洞也多，亦难发挥其现代装备的作用。五个战役的经验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兵力优势，英勇善战，但装备远不如敌，特别是在敌人制空条件下作战，要大量歼灭敌人是困难的。在不少战斗中由于拂晓未解决战斗，夜间被我们包围的敌人白天便在其空炮坦和外援内突的协同下逃跑了。同时，连续的运动作战，部队得不到休整补充，兵力疲劳；另一方面，虽然敌人兵力不足，士气不高，攻击力不强，但因其有优势的装备和强大的火力，防御力还是强的。同时朝鲜为狭长的半岛，限制了我军的广泛机动而敌凭借其海空优势，给我之侧背以很大的威胁，使我处于战略内线，在这种情况下，迅速结束朝鲜战争是不可能的。
李奇微论美军：（美军）缺乏领导的现象严重，部队不愿放弃某些物质享受，害怕离开为数不多的公路，不愿在没有无线电和电话联络的条件下实施运动，此外，在同敌人（我们的部队不久就在火力上压倒了敌人，并在空域和周围海域占了上风）作战时头脑过于简单。这支部队是这样依赖公路，不重视夺占沿途高地，不熟悉地形和难得利用地形，不愿抛开使部队伤亡惨重的汽车而代之步行，不愿深入山地，丛林到敌人的驻地去作战。
美第八军军长范佛里特：以个人而论，中国士兵是一个顽强的敌人。中国军人在驻北韩两年半中，他们发动许多次进攻，并作长距离推进。中国军队开始进攻时，士兵只奉命向某一个方向一直向前推进。他们没有防弹背心，没有钢盔。他们只穿上军服，戴上军帽，踏着一双帆布鞋。他们携着步枪，腰上皮带配有二百粒子弹。他们所携带的数枚制造粗劣的手榴弹，爆炸力不如美军的一半。粮食是用米和杂粮磨成粉状而成的，装在一条长管形布袋里，必要时可维持十六天。中国军医疗设备简陋，万不能和我们的医疗队，前线救护站，以及完善的后方医院相比拟。他们在基层三人小组中经常单独作战。但是，他们永远是向前作战的，奋不顾身，有时渗透到我们防线后方，令我们束手无策。
美空军当局论中国军队：中国军队主要是亚洲的一支游击军队，他那来自农民的士兵每天只吃很少一点口粮（和西方的标准比）就能作长途行军。受过高度训练的战士在中国的多年内战中已经习惯于夜行军，作战和昼间隐蔽了。中国军队善于偷偷摸摸行动，受过高度训练和生活简朴，因此是联合国军地面和空中部队很难对付的敌手。
志愿军副政委李志民：朝鲜是个三面环海的狭长地带，由于这种地形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象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可以广泛机动。出国初期，由于敌人掌握着制空权，志愿军补给受到严重限制，我们每一个战役都难以维持很长时间。我们如果离开这些客观条件，企图把敌人一口气赶下海去，就会变成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例如第三次战役，敌人防线被攻破后，曾经阴谋诱我南下，以便在我侧后登陆，但是我们并没有局限于“敌人退却必需猛追”的现成军事原则，而是在适当时机断然停止追击，避免处于不利地位，保持了主动。很显然，那种“由北向南，一推就完”的轻敌思想是有害的。虽然客观条件给了我们很大限止，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之上，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以我之长，攻敌之短，去打败敌人。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很多。出国初期，如果我们采取“正面平推”或“正面顶住”的办法，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的威力就可以大大发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但是敌人士气不高是它最大的弱点，它怕打运动战，怕夜战，近战，特别是怕我们迂回断其后路。因此我们采取了“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和“在战役，战术上实行近战，夜战，速决战，实行大胆迂回包围，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原则。这样，就掌握了主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美第八军军长泰勒论中国军队：敌人是非常的狡猾，他们很会运用战术，以来减低我们的火力优势，其方法是在黑暗中接近我们的阵地，然后和我们紧缠在一起，使我们无法要求炮兵射击和空中攻击，否则就有同归于尽的危险。当他们与我们紧缠在一起的时侯，于是又会象鼬鼠一样到处挖地洞，在许多地方掘开许多泥土，使我们根本不知道去哪里寻找他们。因他们有无限的耐心和勤逸，学会用许多道路，小径和各种不同的运输工具，以求在夜里运输补给品，所以尽管我们完全拥有空中优势，仍然无法切断他们的补给。山地在战线的许多部分也限制我们的武器使用自由，它把装甲车和运输车辆的运动限制在狭窄的谷地内，（他们）利用地雷，障碍物，或泛滥的稻田来加以阻止。所以我们的战车往往只能作固定的碉堡用来辅助其它地面武器的火力。我们大部分运输车都呆在后方的集用场上，而且还要有人去维护。敌人长于数量和勇气，在战术方面受过配合地形的良好训练，但其装备却极为原始化，其中大部分都是我们早已送入军事博物馆的古董。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他们越野行军，分成小块，在夜间行动。他们一听见飞机声响，就四处潜伏起来。他们的装备杂乱，有俄式，日式装备，也有美式装备。中国军队的行动，必须有大量的补给。如果要想进一步有所作为的话，就必须作更大的补给。故我们限制他们的补给，是削弱他们最积极的办法。
美国史学家杜普伊：作战中，开始美军离不开道路，而且自身也过于依赖坦克，火炮和飞机的火力支援。而装备轻便的中国军队，却是采用机动作战和奇袭，潜伏等战术，活跃在朝鲜的北部和中部崎岖不平的山区，以弥补其火力不足的弱点。他们在黑夜活动，发起攻击；在白天伪装，隐蔽。中共军队在朝鲜战争中有少量装甲部队，现代化装备处于落后状态。然而他们把主动性和坚强的决心相结合，尽力利用了我们以前并不承认的许多弱点，因而给美军以沉重的打击。
李奇微论中国军队：敌人通常在夜间行军，而且比我们熟悉地形情况。他们习惯于这里的气侯条件和清苦生活，可以自己解决口粮问题。他们利用在这里所能获得的一切运输手段如牛车，骡马甚至骆驼等运送所需要的武器和补给品。这些运输手段不少是中国人从国内带来的。他们利用当地劳工肩扛背驮地运送武器和补给品，甚至有时部队自己也背负这些东西。中国军队在人数上超过我们。我们的兵力不足，无法阻止敌人的夜间攻击。敌人采用了我们所熟悉的而南朝鲜军队却非常不适应的战术：以大量步兵实施夜间进攻，不顾伤亡，一边几乎是在距炮兵弹幕近在咫尺的地方跟进，一边猛投手榴弹。战线上四处响起狂乱的军号声和粗野的吼叫声，敌人的步兵则穿着胶鞋爬上黑暗的山坡，渗入我方阵地。中国人在夜间进攻特别神密莫测，不可思议。中国部队很有效地隐蔽了自己的行动。每个执行任务的士兵都能做到自给自足，携带由大米，豆类和玉米做成的干粮以及足够的轻武器弹药，因而可以坚持四，五天之久。四，五天之后，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他们或者得到补充，或者撤至主要阵地，由新锐部队替换他们。中国人没有留下一点部队运动的痕迹。敌人以东方人特有的顽强精神奋力加固他们在山上的工事。中国人是勇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进攻。
克拉克：中国与北韩军经常乘我们的空中力量在夜间不能支援部队作战时，突然对我们发起进攻。夜战，穿插，迂回以及凶猛的进攻是他们的特色。我同意我们应有多一些的短兵器，如刺刀，手榴弹和来福枪等。
公元一七二二年,及清康熙六十一年深冬的某日，大清国都北京突然戒严，康熙大帝驾崩，举国震惊。但是继位的不是精通经史的三阿哥，也不是贤名远扬的八阿哥，更不是深受康熙钟爱的大将军十四阿哥，而是素有“冷面王”之称的四阿哥雍正。
雍正在当时的，其实并不是朝野所看好的人选。他曾经在江南扬州“煽动”和引导灾民去吃大户，虽然闹事，但没有变成民乱。同时又在城隍里面大摆鸿门宴，软磨硬逼，硬是掏走了地方官和富商二百多万两银子，完成筹款赈灾的任务；他追讨官员们的国库欠款，逼得老臣上吊，皇子王爷到前门大街变卖家当，令满朝官员惶惶不可终日，最终的结果是不了了之；刑部冤狱案，他隔岸观火，明哲保身，让八阿哥和太子斗得两败俱伤；他妙借年羹尧之手血洗江夏镇，一个活口不留，又借八阿哥之手使得太子再度被废，并且从此再没有反身的机会。
但是，雍正的皇位不是篡来的,也不是野史小说里面所谓描述的改遗诏偷骗来的，更不是毒杀康熙夺来的。恰恰相反，雍正的皇位的确是康熙传授的，是康熙选择了雍正为皇帝继位人。
在雍正当政之初出现的山西诺敏案和科场舞弊案中，雍正毫不留情的杀了一批牵扯进去的朝廷中枢重臣。西北用兵、数省天灾，急需军费和赈灾，雍正下旨抄贪官污吏的家财，得以解决急需。。。。。。等一系列旨在推行新政、抑制官绅敛财，抑制宫廷内部的党争，贯穿了短短十四年的雍正王朝。
细看清历史，可以发现，在雍正时期的法制最严厉，怒斩年羹尧，含泪杀亲子等等。在整个大清王朝，雍正杀的官员是最多的。相比于康熙的仁政，雍正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残暴的君主。
公元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的秋天，大清王朝历史上最有争议的皇帝，最严厉无情的皇帝，也是最勤勉的皇帝心力交瘁，暴猝在自己的御案旁。关于他的死，是清史记载最简单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什么被人毒死的，被人暗杀的等等。
但是，在其死后就开始了六十年的乾隆盛世。所以，可以肯定的说，雍正——大清王朝最有争议的皇帝，他在康熙盛世与乾隆盛世之间起了一个连接和延续的作用。
雍正在当时的，其实并不是朝野所看好的人选。他曾经在江南扬州“煽动”和引导灾民去吃大户，虽然闹事，但没有变成民乱。同时又在城隍里面大摆鸿门宴，软磨硬逼，硬是掏走了地方官和富商二百多万两银子，完成筹款赈灾的任务；他追讨官员们的国库欠款，逼得老臣上吊，皇子王爷到前门大街变卖家当，令满朝官员惶惶不可终日，最终的结果是不了了之；刑部冤狱案，他隔岸观火，明哲保身，让八阿哥和太子斗得两败俱伤；他妙借年羹尧之手血洗江夏镇，一个活口不留，又借八阿哥之手使得太子再度被废，并且从此再没有反身的机会。
但是，雍正的皇位不是篡来的,也不是野史小说里面所谓描述的改遗诏偷骗来的，更不是毒杀康熙夺来的。恰恰相反，雍正的皇位的确是康熙传授的，是康熙选择了雍正为皇帝继位人。
在雍正当政之初出现的山西诺敏案和科场舞弊案中，雍正毫不留情的杀了一批牵扯进去的朝廷中枢重臣。西北用兵、数省天灾，急需军费和赈灾，雍正下旨抄贪官污吏的家财，得以解决急需。。。。。。等一系列旨在推行新政、抑制官绅敛财，抑制宫廷内部的党争，贯穿了短短十四年的雍正王朝。
细看清历史，可以发现，在雍正时期的法制最严厉，怒斩年羹尧，含泪杀亲子等等。在整个大清王朝，雍正杀的官员是最多的。相比于康熙的仁政，雍正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残暴的君主。
公元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的秋天，大清王朝历史上最有争议的皇帝，最严厉无情的皇帝，也是最勤勉的皇帝心力交瘁，暴猝在自己的御案旁。关于他的死，是清史记载最简单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什么被人毒死的，被人暗杀的等等。
但是，在其死后就开始了六十年的乾隆盛世。所以，可以肯定的说，雍正——大清王朝最有争议的皇帝，他在康熙盛世与乾隆盛世之间起了一个连接和延续的作用。
秦朝时的青铜剑
与弓不同，秦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
青铜矛
在今天的陕西咸阳附近，咸阳宫曾是秦帝国的心脏。然而两千多年过去了，咸阳宫变成了黄土堆，秦军这支曾经最强大的军队，却包藏着太多令人费解的谜团，这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秦军强大的根源在哪儿？他靠什么建立了历史奇迹？
1974年，在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发现大量兵器，这些兵器让人们看到了秦军鲜为人知的一面。
在河南省西平县，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古人炼铁的遗迹。2000多年前，这一带是韩国的冶铁中心，铁器生产在当时已有一定规模。令人费解的是，处于同一时期的秦人，似乎没有跟上时代，兵马俑坑中出土的4万件兵器，几乎全由青铜铸成。难道中国秦军是一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吗？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一次著名的谋杀事件。在秦统一中国前一年，强悍的秦军正准备消灭燕国时，一个叫荆轲的使者带着燕国地图来到秦国，献图投降是假，刺杀秦始皇才是真。史记上这样描述：刺客荆轲手持匕首，绕柱奔逃的秦始皇企图拔剑还击，三次拔剑而剑竟然不出。
司马迁解释说，秦始皇的配剑太长了，所以不能及时拔出来。青铜剑一般都是短剑，它无法做长的原因是青铜材料易折断。春秋战国时期，最负盛名的越王勾践剑，全长不过55.6厘米。青铜剑普遍宽而短，60厘米似乎是青铜剑的极限。这种长度的配剑随手就可以抽出，秦始皇怎么可能因为剑太长而拔不出来呢？对于这个解释，历史学家一直很困惑。
1974年，考古人员在兵马俑坑中发现了一把完全不同的青铜剑。令专家吃惊的是，这把剑的长度竟然超过了91厘米！可以推测，当年秦始皇佩带的很可能就是这种加长青铜剑。在刺客紧逼奔跑中，要拔出将近一米的长剑，确实不容易。
专家很迷惑：秦人将剑加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19世纪英国古兵器学者理查伯顿认为，在短兵器格斗中，刺要比砍更有优势，因为它更逼近对手。比对手的剑长出约30厘米的秦剑，在格斗中显然更容易刺到对方，这很可能是秦剑加长的主要原因。但这毕竟是青铜剑，秦人用什么方法让长剑不易折断呢？
在青铜时代，铸剑的关键是在冶炼时向铜里加入多少锡。锡少了，剑太软；锡多了，剑硬，但容易折断。秦剑做的化学定量分析显示：它的铜锡配比让青铜剑的硬度和韧性结合得恰到好处。
在消灭了中原六国之后，如何对付剽悍的匈奴骑兵就摆到了秦始皇面前。
当匈奴骑手高速冲锋时，传统的步兵很难抵挡。从历史记录来看，一种叫弩的远射兵器很可能在当时的战斗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兵马俑坑，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弩的木制部分已经朽烂，但完整的遗迹仍可以复原当初的秦弩。与弓不同，秦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专家估计，这种秦弩的射程应该能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
在弩腐烂后留下的痕迹中，考古人员发现了青铜制作的小机械，这些小小的青铜构件就是弩用来发射的扳机。它的设计得非常精巧，令人不解的是，秦人为什么不把它做得更简单一些呢？
假设一种最简单的方案，制造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但是，射手完全靠手指的力量把勒得很紧的弓弦推出勾牙，就要用很大的力气，在击发瞬间，弩肯定会抖动。今天的射击训练，击发瞬间连呼吸调整不好都有可能影响射击的准确性。
秦军的弩机通过一套灵巧的机械传递，让勾牙在放箭瞬间突然下沉，扣动扳机变得异常轻巧。这恰恰是弩对弓的优势之一，拉弓要用很大的力气，时间越长，越难控制瞄准的稳定。
在兵马俑坑，出土最多的青铜兵器是箭头，而这些箭头几乎都是三棱形的。秦军为什么单单选择这种三棱箭头呢？三棱箭头拥有三个锋利的棱角，在击中目标的瞬间，棱的锋刃处就会形成切割力，箭头就能够穿透铠甲，直达人体。带翼箭头有凶狠的倒刺，但翼面容易受风的影响，使箭头偏离目标。
秦军的这种三棱箭头取消了翼面，应该使射击更加精准。专家对这些箭头进行了仔细分析，当检测数据最终摆到桌面上的时候，研究人员确实感到难以置信。检测结果发现：箭头的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这是一种接近完美的流线型箭头。这种箭头的轮廓线跟子弹的外形几乎一样，子弹的外形是为了减低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我们有理由推测，秦人设计这种三棱形箭头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秦人凭经验接近了现代空气动力学的规律，这种古老的箭头是早期飞行器当中的范本，它和今天的子弹一脉相承。
俑坑中的4万多个三棱箭头，制作极其规整，数以万计的箭头竟是按相同标准铸造的？
秦军使用的弩机，由于制作十分标准，它的部件应该可以互换。在战场上，秦军士兵可以把损坏的弩机中仍旧完好的部件重新拼装使用。但专家推测：秦人的标准化应该还有更重要的目的。秦人很可能将优选兵器的技术标准固定，国家再通过法令将这些技术标准发放到所有兵工厂。
秦军兵器制作相当精致，在青铜剑上有三条90多厘米长的棱线，将细长的剑身分成八个面，手工完成这样的表面加工有很大难度。戈的圆弧部分加工得十分规整，箭头上三个流线型表面也完全对称。
让专家迷惑的是，某些天才工匠制造出几件这样的兵器是可能的，但实际情况是，兵马俑坑中的几万件兵器几乎都是同样质量。怎样才能既保证标准，又大批量生产呢？
研究人员发现，在兵器上刻着一些文字，它们大多是人名，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相邦吕不韦”。吕氏春秋是秦国最重要的一本历史文献，它的编撰者就是吕不韦。吕不韦是当时秦国的丞相，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总理。吕氏春秋上说：物勒工名。意思是，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些看似普通的文字透露的是秦国军事工业的管理机密。吕不韦作为内阁总理，是兵器生产的最高监管人。他的下面是工师，就是各兵工厂的厂长，监制这只戈的厂长叫“蕺”。在厂长的下边是丞，类似车间主任，这位主任的名字叫“义”。而亲手制作这只戈的工匠，叫“成”。专家由此推断：秦国的军工管理制度分为四级，从相帮、工师、丞到一个个工匠，层层负责，任何一个质量问题都可以通过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责任人。
秦国众多的兵工厂能够按照统一标准大批量制作高质量兵器，金字塔式的四级管理制度是根本保证。当世界上大部分地方仍被荒蛮和蒙昧包围时，秦人就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智慧，创造出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兵器制造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