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明清)
西安(汉唐)
南京(南朝各代, 那时叫建康或金陵)
杭州(南宋)
洛阳(北朝各代)
沈阳(后金, 清朝入关前)
咸阳（秦）
广州(南粤王)
成都(蜀, 后蜀)
大理(在理国)
银川(史称兴庆府,西夏)
安阳(殷商)
邺(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邺镇，殷商)
中国历史上统一国家或地方政权的首都。又称都、都城、国都、京城。京都既是某一王朝的政治中心,也往往是其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它的设置应该比较稳定。但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向外拓张形势的需要,京都常常从旧都迁往更为合适的新地。在中国历史上,不仅许多政权在自身发展中经历了京都位置的逐步转移，而且从整体看,历代京都还呈现出先以东西向迁移为主,后以南北向交替的位置变换。
京都的迁移还必须考虑各种地理因素：①京都应建立在经济发达、富饶的地区，以维持统治集团的物质需要；②京都应选择全国居中的地理位置，或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以利政令四达，制内御外；③京都应选择凭险可守的自然条件，以使其不为外力摧毁，国家长治久安。历史上任何政权都城位置的选择都不可能完全符合上述三方面条件，而只能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相对有利的地点，所以都城的选定往往反映该时期总的形势。反之，都城一旦确定，也对整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先秦都城
夏代是中国国家形成的标志，也是中国都城出现的开端。传说中的夏都有：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安邑（今山西夏县东北）、斟（今河南登封西北）、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原（今河南济源西北）、老丘（今河南开封东北）、西河（今河南汤阴东北）等地。分布在豫西颍河上游、伊洛盆地、豫北和晋南汾河下游、涑水地区，迁移不定。195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发现两个工程量很大的宫殿建筑基址，以及普通居址遗址、作坊遗址、窖穴和墓葬群，与夏文化时代相当，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座都城。公元前16世纪商汤（即汤）灭夏,始建都于亳（今山东曹县东南）。其先，商人都城已有过八次迁徙,此后又有六迁,为嚣（今河南荥阳东北）、相（今河南内黄东南）、邢（今河南温县东北）、庇（今山东郓城）、奄（今山东曲阜）、殷（今河南安阳）。盘庚迁殷之后，凡二百七十三年，商都未再迁移，直至晚商帝乙二十年（前1065）移处离宫朝歌（今河南淇县）。殷是商代鼎盛时期的国都，为研究中国奴隶社会都城提供了最早而且较为完整的实例。
周代的都城也经历了数次迁移，从黄土高原一步步移到渭河谷地，"作邑于丰" （今陕西西安西南）。周武王继位，以丰京地狭，迁都于沣河东岸的镐（今西安市斗门镇），惟留宗庙于丰京，通称丰镐，"周王居之，诸侯宗之"，故镐京又称宗周。西周王朝以镐京为中心，分封诸侯，发布政令，集各地工匠于此制作，三百年间，是周王朝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都会。武王克商之际，曾"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管、蔡、武庚谋乱，周公东征，为加强对东方诸侯的控制，成王五年营建新邑于洛水北岸，作为东都，称作"洛邑"（今洛阳市王城公园）；并于城东营建军事城堡，监控"顽民"，史称"成周"（今洛阳市东汉魏故城）。洛邑成周因居天下之中，道里均衡，便于四方诸侯入贡。成王自镐京移居此城，迁九鼎以示国家社稷，使洛邑逐渐成为全国经济和礼仪祭祀中心,俨然为西周王朝的陪都。公元前771年，周幽王为犬戎所俘，次年，平王东迁,都于洛邑,称"王城"，改原成周为下都，二城交替为都。周代推行二都制是中国历代建都史上的一大创举，多为后世所效法。
东周列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带来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业的分离，以及人口繁聚，从而促进城市的兴起。周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争霸，列国纷纷筑城设防，营造都邑，形成一批大大小小诸侯国君居处的列国都城。国都的命运同各诸侯国家的命运紧紧相系，所谓"城破国亡"即此含义。列国都城也有一个选址和迁徙的过程，是各诸侯势力消长，争夺更有利于自身发展，欲与外界交往，不安于局促一隅的反映（列国都城见附表）。
早期中国都城大多选择平原内的岗丘或两种地貌景观(山地、平原) 的接触地带，而且依附于一条河流。夏、商、周三代相继，又皆屡次迁都，地望虽难确指，却未曾脱离黄河流域河谷平原地区，就是早期都城位置的选择重视肥沃富庶区域之所致。商代后期长期都殷，两周分别以关中、洛阳盆地为政权中心，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建都史前期以黄河为轴线东西迁摆的格局。
秦至北宋的主要都城 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直至12世纪初赵宋政权南渡的一千三百多年间,统一政权和统治中国北方较大地区的政权,皆以长安、洛阳、开封或邺作为都城；建康只在南北分治对立时期作为中国南方政权的都城；而十六国和五代十国割据政权的都城存在的相对时间均不长。这一时期国都的迁移，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的长安、洛阳、开封、邺间做东西轴向的摆动。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上述地区自然环境和全国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8世纪以前中原地区沃野千里，是全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能为都城提供可靠的经济倚托。一个政权若能有效地掌握这片地区，就足以控制全国。
长安的建都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关中盆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阻三面而守，东出足以制内，有扼拊亢背之势；当来自西北方面的匈奴、突厥和吐蕃先后构成主要威胁时，择都关中还便于抵御外侮，向西北开拓疆土，故西汉、隋唐皆定都长安，于制内御外都屡有建树。关中之不足，在于脱离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黄河下游平原地区，土地有限，物产所出难以满足京师及西北边防用度，惟借运河转漕，劳费不止。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河朔联兵，拒不纳赋，京师所需只得取自千里之外的江淮地区，加之长安屡遭兵燹，破败不堪，作为国都的地位就难维持了。
洛阳，曾为九朝古都。伊洛盆地有关河之固，具备凭险以守的建都条件，土地虽不如关中广袤，却靠近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的黄河下游平原地区，兼有水陆转输之便，少有乏粮之忧。隋唐两代营建洛阳为东都，以居洛为常,被时人戏作"逐粮天子",正是看重洛阳地理适中，便于集聚贡赋。伊洛盆地的优势还不止于形胜、居中，更主要的是有利于南进，凡有南窥江汉，欲吞诸夏之势者（如曹氏、拓跋魏）必都洛阳。但是洛阳偏离西北边防，难于照应，使东汉、西晋对西北的经略总有鞭长未及之感。
邺, 地处公元8世纪以前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山东"——太行山以东黄河下游平原地区的中心，虽然无险可守，却得利于兼备经济优势和水陆交通之便，而为那些控制山东地区却不能掩有整个中国的政权看重，选作首都。自曹操攻灭袁绍、平定北方，离开经营多年的兖州、许昌而都邺，至公元 580年邺城被隋文帝杨坚焚毁，邺作过近一百年北方较大地区政权的首都。若把殷商包括在内，则有三百七十年国都的历史。邺亦曾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南下的跳板，并与洛都腹背相倚，关系颇为特殊。倚邺助洛易图南进，但据邺也能制洛，以洛制邺则难矣。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多有反映。
开封为都始于五代。中晚唐以来，全国经济重心逐渐由黄河下游移向江南，东北契丹的兴起使中原政权的主要边患不再来自西北，依靠江南物资支撑而又漕运不济的关中屡遭战火摧残,日趋衰落,已丧失择都条件。于是，以北控燕赵、南通江淮、舟车辐辏、人庶浩繁为优势的开封遂取代长安、洛阳，成为五代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首都。如果包括金朝末年躲避蒙古压力从中都（今北京市）迁都于此，开封建都历时二百二十一年。开封之兴起主要得利于水陆交通之便，城市盛衰与运河通塞息息相关。开封四野平畴万里，无险可守，除加强城垣防御性建设之外，只好悉举天下之兵宿于畿甸。北宋一代，冗费俱增，国家始终处于积贫积弱之势，与定都开封,不得不依赖"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这一时期，分据一方的地方政权大多以所在州(郡)的治所为国都。如十六国时成汉立国益州，以成都为都城；前凉据有凉州，以姑臧为都。各割据政权一般只设国都而无陪都之制。
南宋至清的主要都城 公元12世纪，金兵南下，开封失守，赵宋政权仓惶南迁。几经奔波,落脚于杭州,升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正式以临安府为南宋都城,但以"行在" 称之（见北宋四京与南宋行在）。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自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迁都原辽南京析津府所在地燕京（今北京），定名中都大兴府。宋金南北对峙，开始了中国历代建都史以都城位置偏于东部近海地区、南北相互演替的时期。
杭州,自吴越钱氏立国定都至南宋灭亡,先后作过两朝二百余年的都城。其建都条件既不因位置居中，也无险要地势可以凭借,而是由于地处"苏湖熟、天下足"的全国经济重心,不愁供给;江南运河的疏凿使杭州襟江带河成为东南交通的枢纽,"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加上将台、凤凰、吴山、万松岭等一连串冈阜，居高临下，提供了营造宫室的理想地址。正是雄厚的经济力量，竟然使择都杭州的南宋偏安了一百多年。
元、明、清三个统一王朝皆定都北京，历时六百年之久。至于南京，虽然邻近富庶的江南地区，又有大江之险为其屏障，足以建都而守其国，然而长江巨防毕竟只能"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适于保东南半壁江山。东晋南朝择都建康故能多延岁月，若图南北一统，则显得难于驾驭。而北京，南抚中原，北连朔漠，地处华北平原同东北地区和蒙古草原交通联系的门户,依山带海,形胜可恃。当统一王朝由北方民族建立或外界威胁主要来自东北方向时，定都北京具有维系祖庭、关系国运的重要意义。因而北京能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维持时间最长的京都。但是北京也有不利的一面，其远离富庶的江南经济区，使元、明、清三代始终为解决都城的供给问题而费尽心力，并因此而产生诸多政治问题。
民国都城
1912 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定都南京，4月迁都北京。1927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又定都南京。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一度迁都洛阳，至同年 11月迁回。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迁都重庆，并定重庆为陪都。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还都南京,至1949年 4月23日南京解放（见民国都城）。
西安(汉唐)
南京(南朝各代, 那时叫建康或金陵)
杭州(南宋)
洛阳(北朝各代)
沈阳(后金, 清朝入关前)
咸阳（秦）
广州(南粤王)
成都(蜀, 后蜀)
大理(在理国)
银川(史称兴庆府,西夏)
安阳(殷商)
邺(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邺镇，殷商)
中国历史上统一国家或地方政权的首都。又称都、都城、国都、京城。京都既是某一王朝的政治中心,也往往是其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它的设置应该比较稳定。但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向外拓张形势的需要,京都常常从旧都迁往更为合适的新地。在中国历史上,不仅许多政权在自身发展中经历了京都位置的逐步转移，而且从整体看,历代京都还呈现出先以东西向迁移为主,后以南北向交替的位置变换。
京都的迁移还必须考虑各种地理因素：①京都应建立在经济发达、富饶的地区，以维持统治集团的物质需要；②京都应选择全国居中的地理位置，或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以利政令四达，制内御外；③京都应选择凭险可守的自然条件，以使其不为外力摧毁，国家长治久安。历史上任何政权都城位置的选择都不可能完全符合上述三方面条件，而只能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相对有利的地点，所以都城的选定往往反映该时期总的形势。反之，都城一旦确定，也对整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先秦都城
夏代是中国国家形成的标志，也是中国都城出现的开端。传说中的夏都有：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安邑（今山西夏县东北）、斟（今河南登封西北）、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原（今河南济源西北）、老丘（今河南开封东北）、西河（今河南汤阴东北）等地。分布在豫西颍河上游、伊洛盆地、豫北和晋南汾河下游、涑水地区，迁移不定。195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发现两个工程量很大的宫殿建筑基址，以及普通居址遗址、作坊遗址、窖穴和墓葬群，与夏文化时代相当，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座都城。公元前16世纪商汤（即汤）灭夏,始建都于亳（今山东曹县东南）。其先，商人都城已有过八次迁徙,此后又有六迁,为嚣（今河南荥阳东北）、相（今河南内黄东南）、邢（今河南温县东北）、庇（今山东郓城）、奄（今山东曲阜）、殷（今河南安阳）。盘庚迁殷之后，凡二百七十三年，商都未再迁移，直至晚商帝乙二十年（前1065）移处离宫朝歌（今河南淇县）。殷是商代鼎盛时期的国都，为研究中国奴隶社会都城提供了最早而且较为完整的实例。
周代的都城也经历了数次迁移，从黄土高原一步步移到渭河谷地，"作邑于丰" （今陕西西安西南）。周武王继位，以丰京地狭，迁都于沣河东岸的镐（今西安市斗门镇），惟留宗庙于丰京，通称丰镐，"周王居之，诸侯宗之"，故镐京又称宗周。西周王朝以镐京为中心，分封诸侯，发布政令，集各地工匠于此制作，三百年间，是周王朝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都会。武王克商之际，曾"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管、蔡、武庚谋乱，周公东征，为加强对东方诸侯的控制，成王五年营建新邑于洛水北岸，作为东都，称作"洛邑"（今洛阳市王城公园）；并于城东营建军事城堡，监控"顽民"，史称"成周"（今洛阳市东汉魏故城）。洛邑成周因居天下之中，道里均衡，便于四方诸侯入贡。成王自镐京移居此城，迁九鼎以示国家社稷，使洛邑逐渐成为全国经济和礼仪祭祀中心,俨然为西周王朝的陪都。公元前771年，周幽王为犬戎所俘，次年，平王东迁,都于洛邑,称"王城"，改原成周为下都，二城交替为都。周代推行二都制是中国历代建都史上的一大创举，多为后世所效法。
东周列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带来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业的分离，以及人口繁聚，从而促进城市的兴起。周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争霸，列国纷纷筑城设防，营造都邑，形成一批大大小小诸侯国君居处的列国都城。国都的命运同各诸侯国家的命运紧紧相系，所谓"城破国亡"即此含义。列国都城也有一个选址和迁徙的过程，是各诸侯势力消长，争夺更有利于自身发展，欲与外界交往，不安于局促一隅的反映（列国都城见附表）。
早期中国都城大多选择平原内的岗丘或两种地貌景观(山地、平原) 的接触地带，而且依附于一条河流。夏、商、周三代相继，又皆屡次迁都，地望虽难确指，却未曾脱离黄河流域河谷平原地区，就是早期都城位置的选择重视肥沃富庶区域之所致。商代后期长期都殷，两周分别以关中、洛阳盆地为政权中心，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建都史前期以黄河为轴线东西迁摆的格局。
秦至北宋的主要都城 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直至12世纪初赵宋政权南渡的一千三百多年间,统一政权和统治中国北方较大地区的政权,皆以长安、洛阳、开封或邺作为都城；建康只在南北分治对立时期作为中国南方政权的都城；而十六国和五代十国割据政权的都城存在的相对时间均不长。这一时期国都的迁移，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的长安、洛阳、开封、邺间做东西轴向的摆动。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上述地区自然环境和全国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8世纪以前中原地区沃野千里，是全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能为都城提供可靠的经济倚托。一个政权若能有效地掌握这片地区，就足以控制全国。
长安的建都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关中盆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阻三面而守，东出足以制内，有扼拊亢背之势；当来自西北方面的匈奴、突厥和吐蕃先后构成主要威胁时，择都关中还便于抵御外侮，向西北开拓疆土，故西汉、隋唐皆定都长安，于制内御外都屡有建树。关中之不足，在于脱离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黄河下游平原地区，土地有限，物产所出难以满足京师及西北边防用度，惟借运河转漕，劳费不止。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河朔联兵，拒不纳赋，京师所需只得取自千里之外的江淮地区，加之长安屡遭兵燹，破败不堪，作为国都的地位就难维持了。
洛阳，曾为九朝古都。伊洛盆地有关河之固，具备凭险以守的建都条件，土地虽不如关中广袤，却靠近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的黄河下游平原地区，兼有水陆转输之便，少有乏粮之忧。隋唐两代营建洛阳为东都，以居洛为常,被时人戏作"逐粮天子",正是看重洛阳地理适中，便于集聚贡赋。伊洛盆地的优势还不止于形胜、居中，更主要的是有利于南进，凡有南窥江汉，欲吞诸夏之势者（如曹氏、拓跋魏）必都洛阳。但是洛阳偏离西北边防，难于照应，使东汉、西晋对西北的经略总有鞭长未及之感。
邺, 地处公元8世纪以前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山东"——太行山以东黄河下游平原地区的中心，虽然无险可守，却得利于兼备经济优势和水陆交通之便，而为那些控制山东地区却不能掩有整个中国的政权看重，选作首都。自曹操攻灭袁绍、平定北方，离开经营多年的兖州、许昌而都邺，至公元 580年邺城被隋文帝杨坚焚毁，邺作过近一百年北方较大地区政权的首都。若把殷商包括在内，则有三百七十年国都的历史。邺亦曾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南下的跳板，并与洛都腹背相倚，关系颇为特殊。倚邺助洛易图南进，但据邺也能制洛，以洛制邺则难矣。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多有反映。
开封为都始于五代。中晚唐以来，全国经济重心逐渐由黄河下游移向江南，东北契丹的兴起使中原政权的主要边患不再来自西北，依靠江南物资支撑而又漕运不济的关中屡遭战火摧残,日趋衰落,已丧失择都条件。于是，以北控燕赵、南通江淮、舟车辐辏、人庶浩繁为优势的开封遂取代长安、洛阳，成为五代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首都。如果包括金朝末年躲避蒙古压力从中都（今北京市）迁都于此，开封建都历时二百二十一年。开封之兴起主要得利于水陆交通之便，城市盛衰与运河通塞息息相关。开封四野平畴万里，无险可守，除加强城垣防御性建设之外，只好悉举天下之兵宿于畿甸。北宋一代，冗费俱增，国家始终处于积贫积弱之势，与定都开封,不得不依赖"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这一时期，分据一方的地方政权大多以所在州(郡)的治所为国都。如十六国时成汉立国益州，以成都为都城；前凉据有凉州，以姑臧为都。各割据政权一般只设国都而无陪都之制。
南宋至清的主要都城 公元12世纪，金兵南下，开封失守，赵宋政权仓惶南迁。几经奔波,落脚于杭州,升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正式以临安府为南宋都城,但以"行在" 称之（见北宋四京与南宋行在）。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自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迁都原辽南京析津府所在地燕京（今北京），定名中都大兴府。宋金南北对峙，开始了中国历代建都史以都城位置偏于东部近海地区、南北相互演替的时期。
杭州,自吴越钱氏立国定都至南宋灭亡,先后作过两朝二百余年的都城。其建都条件既不因位置居中，也无险要地势可以凭借,而是由于地处"苏湖熟、天下足"的全国经济重心,不愁供给;江南运河的疏凿使杭州襟江带河成为东南交通的枢纽,"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加上将台、凤凰、吴山、万松岭等一连串冈阜，居高临下，提供了营造宫室的理想地址。正是雄厚的经济力量，竟然使择都杭州的南宋偏安了一百多年。
元、明、清三个统一王朝皆定都北京，历时六百年之久。至于南京，虽然邻近富庶的江南地区，又有大江之险为其屏障，足以建都而守其国，然而长江巨防毕竟只能"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适于保东南半壁江山。东晋南朝择都建康故能多延岁月，若图南北一统，则显得难于驾驭。而北京，南抚中原，北连朔漠，地处华北平原同东北地区和蒙古草原交通联系的门户,依山带海,形胜可恃。当统一王朝由北方民族建立或外界威胁主要来自东北方向时，定都北京具有维系祖庭、关系国运的重要意义。因而北京能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维持时间最长的京都。但是北京也有不利的一面，其远离富庶的江南经济区，使元、明、清三代始终为解决都城的供给问题而费尽心力，并因此而产生诸多政治问题。
民国都城
1912 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定都南京，4月迁都北京。1927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又定都南京。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一度迁都洛阳，至同年 11月迁回。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迁都重庆，并定重庆为陪都。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还都南京,至1949年 4月23日南京解放（见民国都城）。
香港中评社今天发表丘峦的社评文章《日本为何对台湾政局表示担心》，认为在台湾的县市长选举中，最紧张者不仅是台湾的蓝绿政党和选民，还有日本的方方面面。不用否认，日本对这样的选举结果是失望的，甚至是紧张的，担心的，相信日本有关机构正在进行着紧张的评估。
根据中国评论通讯社的报道，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社评，对未来的日台关系表示担心，为什么要担心呢？社评直言不讳，指马英九主张“一个中国”，“民族意识也很强”，而李登辉、陈水扁向来都保持与日本友好的关系，未来国民党对日动向是否改变，值得观察。
说穿了，日本最担心的是现在正在构建的日台关系受到台湾政局的冲击。日本右翼政客正在拼命调整的日台关系，是不正常的，是与台湾的分离主张合流的，是准备与中日关系分庭抗礼的。这样的日台关系之所以不正常，因为它的目标不正常，意图不正常，是企图利用台湾问题，达到日本的战略目的，维护日本的海洋利益。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正常的日台关系，没有阴谋的话，马英九将来执政，又关日本何事？又有什么可紧张的呢？日本李登辉之友会理事川村纯彦，代表着日本极端思潮。
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日本的右翼政客一定寝食不安，会用舆论来影响政治，会用过激的手段、言论来刺激中日关系。日前日本有个所谓的军事专家川村纯彦在研讨会上就公开叫嚣：台湾县市长选举关系到2008年“大选”，若是国民党势力继续扩张，亲大陆路线不变，台湾有可能变成第二个香港，美日台应该联手同盟，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立场才对。
川村纯彦的话，绝对不是专家的个人之言，其代表着日本的一股极端思潮，与日本目前怦怦跳动的在台湾问题上插手的企图心是合拍的，与日本的台湾政策走向是合拍的。
长期以来，日本深知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所以一直采取谨慎态度，但是从2001年开始，日本开始调整对台策略，为此不惜挑衅中日关系。如在2001年、2004年不顾中国强烈反对，同意李登辉访日，2005年2月，又把台海安全列为与美国的“共同战略目标”。私底下与“台独”组织的密切互动，更是越来越有恃无恐。所以，如果日本评估之后，认为台湾政局发展确实对日本正在实施的对台政策不利，日本会做出什麽动作来？需要中国严密关注，绝对不可以忽视！
今次台湾的选举刚刚结束，日本的媒体、政客及所谓的专家，就公开对台湾局势表示担心，公开以言论挑衅中日关系，公开呼吁政府政策要向更加极端方面推进。这样的担心，是正常的吗？这样的言行，是正常的吗？
对于台湾“三合一”选举中国民党的胜出，《日本经济新闻》5日刊出的文章评论称，此次选举很有可能成为台湾政局的一个崭新转折点。同时，国民党势力的扩大势必会对日台关系造成一定影响。
根据中国评论通讯社的报道，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社评，对未来的日台关系表示担心，为什么要担心呢？社评直言不讳，指马英九主张“一个中国”，“民族意识也很强”，而李登辉、陈水扁向来都保持与日本友好的关系，未来国民党对日动向是否改变，值得观察。
说穿了，日本最担心的是现在正在构建的日台关系受到台湾政局的冲击。日本右翼政客正在拼命调整的日台关系，是不正常的，是与台湾的分离主张合流的，是准备与中日关系分庭抗礼的。这样的日台关系之所以不正常，因为它的目标不正常，意图不正常，是企图利用台湾问题，达到日本的战略目的，维护日本的海洋利益。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正常的日台关系，没有阴谋的话，马英九将来执政，又关日本何事？又有什么可紧张的呢？日本李登辉之友会理事川村纯彦，代表着日本极端思潮。
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日本的右翼政客一定寝食不安，会用舆论来影响政治，会用过激的手段、言论来刺激中日关系。日前日本有个所谓的军事专家川村纯彦在研讨会上就公开叫嚣：台湾县市长选举关系到2008年“大选”，若是国民党势力继续扩张，亲大陆路线不变，台湾有可能变成第二个香港，美日台应该联手同盟，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立场才对。
川村纯彦的话，绝对不是专家的个人之言，其代表着日本的一股极端思潮，与日本目前怦怦跳动的在台湾问题上插手的企图心是合拍的，与日本的台湾政策走向是合拍的。
长期以来，日本深知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所以一直采取谨慎态度，但是从2001年开始，日本开始调整对台策略，为此不惜挑衅中日关系。如在2001年、2004年不顾中国强烈反对，同意李登辉访日，2005年2月，又把台海安全列为与美国的“共同战略目标”。私底下与“台独”组织的密切互动，更是越来越有恃无恐。所以，如果日本评估之后，认为台湾政局发展确实对日本正在实施的对台政策不利，日本会做出什麽动作来？需要中国严密关注，绝对不可以忽视！
今次台湾的选举刚刚结束，日本的媒体、政客及所谓的专家，就公开对台湾局势表示担心，公开以言论挑衅中日关系，公开呼吁政府政策要向更加极端方面推进。这样的担心，是正常的吗？这样的言行，是正常的吗？
对于台湾“三合一”选举中国民党的胜出，《日本经济新闻》5日刊出的文章评论称，此次选举很有可能成为台湾政局的一个崭新转折点。同时，国民党势力的扩大势必会对日台关系造成一定影响。
世人皆谓，美国蠃了冷战而苏联输了冷战，又有人云，德日借美苏争斗之机东山再起是真正的蠃家
以本少之见，真正占了冷战便宜、最後大获全胜的只有中国一家。
苏联就不用提了，其实它原本虚弱，二战後千疮百孔，借冷战大出风头也算划得来（以後再没这机会了）。
美国得不偿失，为了蠃得冷战只好得罪第三世界，种下祸患无穷（瞧，楼塌了吧？）。
德国倒真是比较成功，但前提是就此彻底埋葬日耳曼雄心，以牺牲主权的方式换取欧洲主导权。
日本最白痴，更得罪了象恶少这样的中华青年俊杰，将来不晓得有多少罪要受。
唯我中国，大耍流氓手段，最後通吃天下。
却说1950年，换了红色的中国在世界上什么都不是，一个别人既不接受入伙也懒得把你当对手的小混混（虽然身材庞大，却被所有人当成窝囊废）。中共入南京，苏联大使居然跟着国民党搬到广州去了，倒是美国大使留下来看看，後来也走了。
毛泽东心中气愤难平，写了篇“别了，美国大使”，语调虽然辛辣，却颇有依依不舍的酸意。然而毛并非怨天尤人的平庸之辈，他是个了不起的流氓头子，天下未平，他却已在设想一场更大、更狠、旷古未有的豪赌──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小流氓的成名之路是这样的∶那就是打败一个比较大的流氓，然後再打败更大的。而毛决心打败最大的，并且把所有流氓都拖下水。
这个最大的流氓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
第一，确实够大；
第二，缺乏流氓经验──才会上钩；
第三，不够狠，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美国在最坏的情况下看来也没有侵占中国领土的兴趣──但是日本和俄国就不一样，它们既有野心也有条件也有能力，这两个国家才是中国真正的噩梦。
于是有了朝鲜战争，农民军队的勇敢与地形的特殊（如果朝鲜是个平原国家那我们最好就别去了）帮了我们的忙，而美国既未使用自己最先进的武器──原子弹，也没有对中国本土发动打击，证明它确实不是太狠的流氓，这实在是身为流氓的大忌。
原本打算置身事外的苏联被事实上拖了进来，中国人胜利这笔帐被算到了苏联人头上，结果在欧洲北约华约剑拨弩张，而中国也顺理成章的走入世界舞台的核心，与大流氓苏联为伍。
无论承认与否，在中俄交往数百年的历史中，那是中国最占便宜的一段。从工业到军事到外交，苏联的专家和设备和资金让千疮百孔的中国迅速奠定了现代化发展的基础。
在中苏关系的顶峰，1958年金门炮战期间，赫鲁晓夫曾向美国表示，对中国的核打击将被视为对苏联本土的打击，将遭到苏联的核报复──这样的以家国性命担保感动了不少中国人，其中包括彭德怀元帅，他因此希望中苏结成更牢固的军事联盟，中国安全地躲在苏联的核保护伞下。
但毛泽东却不打算领情，他的理想不是做跟班流氓，而是要做领头流氓，结果彭被轰去种菜了（世人皆以为彭是因为为农民说真话获罪，都对他挺同情），其实在毛的心目中，早在瑞金时便身受苏联教条之苦，被整得够戧，所以一朝翻身，就决心为难苏联这个大流氓。中共党内谁亲苏谁倒霉，早如王明、博古，晚如彭、林。
所以毛领导的中国没什么站得住脚的道理就跟苏联闹翻了，苏联人很伤心，很有点象後来中国人面对越南时的心态∶我们援助了他们那么多，他们怎么还如此忘恩负义？！却不知你这个大流氓已经成了後起之秀的绊脚石了。
唉，说来令人不由叹息。直到那以前，象征着对资本主义反抗的共产运动还如火如荼，在世界不同角落，确实曾有许多优秀的青年曾幻想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人平等，世界即祖国。当英雄切（恶少心中真正的英雄）带领他的游击队在玻利维亚被叛徒出卖时，他们并不知道，大小流氓国家的种种勾当正在毁灭着他们单纯（但不切实际）的希望。
中国的背叛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後一刀，从欧洲到非洲，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一分为二∶亲苏派和亲华派，亲华派往往人数较少，面对围攻，他们真诚地相信中国在路线上的“ 正义”，为那个他们从为到过的国家辩护。考虑到那时中国采取的是批判苏联“修正主义” 的左倾路线，可以想象当那些人最终发现中国与美国搞在了一起时，会有多么伤心。
中苏闹的最凶的时候，苏联曾认真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似的核打击，毛于是让人民狂挖防空洞（那玩意儿肯定会被第一道冲击波震塌，不过後来经过改造倒是成了第三产业的重要创收来源），但其实他在等着轮盘停下来，那一格的字样是∶“美国”。
美国的尼克松总统以反共起家，又特别反中共，所以他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事。如一位评论家所说，“他是第一位可以改善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而又不用担心遭到尼克松这样的右翼政客攻击的总统”，换句话说，他也是个流氓。流氓就不必因为仁义道德之类的P事束手束脚，就可以与其他流氓坦诚相待。所以尼毛就搞到了一起，世界的天平再次倾斜，而这时中国已是重量级的砝码了。
顺便提一句，中美这两个流氓合流之前，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一旦中国遭到核攻击，美国将自动成为中国的盟国，对苏开战。
为什么恶少对老毛充满佩服，因为这家伙实在胆大包天而且智高一筹，他能镇定面对两个超级大流氓轮番的核威胁而不动声色，又让它们轮番来为自己担保，本少这么想的时候都会淌汗──我做不到那数亿同胞的性命做赌注，但谁敢说那不是为了他们的性命呢？
现在说说苏联（俄国），在恶少眼中，这个继承了拜占庭帝国双头鹰标志的帝国有着不可思议的陆上力量。所有阻挡势力无不被其粉碎，其中包括拿破仑和希特勒，作为苏联红军偏师的远东部队在攻打日本帝国精华的关东军时就象碾死一群蟑螂。在毛时代，苏联坦克滚滚而来的噩梦始终缠绕着中国人，那将不同于匈奴或突厥的入侵，而是我们中华帝国的真正末日（幸亏这世界上还有一个美国，这头脑不清醒的年轻流氓，他本可以听任德国人蹂躏欧洲，日本和俄国瓜分中国，然而他却屡屡出手，为自己当然划算，偶尔行侠仗义，可就为身为流氓的自己种下了来日的祸患）。
1975年，随着中南半岛的易帜，苏联的力量发展到了顶峰。中国此刻急不可耐地与欧美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从两翼消耗苏联的力量。毛的继任者邓（他其实是毛思想的忠实继承人）甚至发动了对越南的无理入侵──而仅仅在几年以前，中国还在利用越南消耗美国的实力。
说到这里听得嘘声一片，本少只好稍做解释。关于越南，嗯这个，其实挺可怜的。本来在50年代，越南完全可以统一整个印支三国（历史上曾经如此，三个国家的人民也并不很反对，当时越南刚在奠边府打败法国人），可谁也没想到，在日内瓦会议上，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却坚持印支三国必须各自独立。後来越共只好撤回他们分散在老挝和柬埔寨的部队和干部，其中柬埔寨共产党就此由反越势力把持，是为臭名昭着的红色高棉。
1972年，美国高空侦察的图片显示，中国的工程部队正在老挝境内沿越南平行的方向修筑一条秘密公路。处于惯性的美国人本来想赶紧轰炸，可是动脑子的叁谋人员却对于这条路的战略价值百思不得其解，分析了两个月之後终于得出结论──这条公路在战略上的唯一价值是用来向越南发动进攻！
别忘了，那可是咱们嚷嚷“同志+兄弟”最凶的岁月呀。
越南同志被中国兄弟自相矛盾的举动弄的稀里糊涂，却不知中国古语∶“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自己的流氓事业还未成功，我们怎么能允许自己的後院又出个大流氓？
真够累的，我尽快结束。後来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了，中国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趁机利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发展自己（与50年代苏联援华那一幕何其相似！）而苏联在合围之下最终被拖垮了。
这个时候，西方世界多少有点看出中国的流氓本色，但是已经被这家伙千丝万缕地粘住了，想甩开已经来不及。
而中国，这个从前的小混混、傻大个，如今已然登堂入室，得意洋洋地坐到了流氓席的前排，冷战的最大蠃家非它莫属。许多小混混看到它的背影就瑟瑟发抖，自从苏联解体那天起，中国北方山坳里的许多反坦克炮的工厂就被废弃了，源源不断的战略物资开始向南集中，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1972年，喝了茅台的美国总统在上海的宴会厅里说了真心话，大意是中国和美国迟早会携手统治全世界。先总理周恩来曾透过历史的迷雾忧虑地看到未来的一切，他曾告戒我们以及我们的後代，有一天我们强大时，不要去称霸。
不论如何，恶少眼中的世界，国家不分大小，一律是流氓，我的祖国曾经不知怎样当一个流氓，更不知该如何当好一个流氓，结果被揍得半死。我很欣慰地看到，如今这个流氓正在成长，已经成了大流氓，而且越来越流氓……
以本少之见，真正占了冷战便宜、最後大获全胜的只有中国一家。
苏联就不用提了，其实它原本虚弱，二战後千疮百孔，借冷战大出风头也算划得来（以後再没这机会了）。
美国得不偿失，为了蠃得冷战只好得罪第三世界，种下祸患无穷（瞧，楼塌了吧？）。
德国倒真是比较成功，但前提是就此彻底埋葬日耳曼雄心，以牺牲主权的方式换取欧洲主导权。
日本最白痴，更得罪了象恶少这样的中华青年俊杰，将来不晓得有多少罪要受。
唯我中国，大耍流氓手段，最後通吃天下。
却说1950年，换了红色的中国在世界上什么都不是，一个别人既不接受入伙也懒得把你当对手的小混混（虽然身材庞大，却被所有人当成窝囊废）。中共入南京，苏联大使居然跟着国民党搬到广州去了，倒是美国大使留下来看看，後来也走了。
毛泽东心中气愤难平，写了篇“别了，美国大使”，语调虽然辛辣，却颇有依依不舍的酸意。然而毛并非怨天尤人的平庸之辈，他是个了不起的流氓头子，天下未平，他却已在设想一场更大、更狠、旷古未有的豪赌──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小流氓的成名之路是这样的∶那就是打败一个比较大的流氓，然後再打败更大的。而毛决心打败最大的，并且把所有流氓都拖下水。
这个最大的流氓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
第一，确实够大；
第二，缺乏流氓经验──才会上钩；
第三，不够狠，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美国在最坏的情况下看来也没有侵占中国领土的兴趣──但是日本和俄国就不一样，它们既有野心也有条件也有能力，这两个国家才是中国真正的噩梦。
于是有了朝鲜战争，农民军队的勇敢与地形的特殊（如果朝鲜是个平原国家那我们最好就别去了）帮了我们的忙，而美国既未使用自己最先进的武器──原子弹，也没有对中国本土发动打击，证明它确实不是太狠的流氓，这实在是身为流氓的大忌。
原本打算置身事外的苏联被事实上拖了进来，中国人胜利这笔帐被算到了苏联人头上，结果在欧洲北约华约剑拨弩张，而中国也顺理成章的走入世界舞台的核心，与大流氓苏联为伍。
无论承认与否，在中俄交往数百年的历史中，那是中国最占便宜的一段。从工业到军事到外交，苏联的专家和设备和资金让千疮百孔的中国迅速奠定了现代化发展的基础。
在中苏关系的顶峰，1958年金门炮战期间，赫鲁晓夫曾向美国表示，对中国的核打击将被视为对苏联本土的打击，将遭到苏联的核报复──这样的以家国性命担保感动了不少中国人，其中包括彭德怀元帅，他因此希望中苏结成更牢固的军事联盟，中国安全地躲在苏联的核保护伞下。
但毛泽东却不打算领情，他的理想不是做跟班流氓，而是要做领头流氓，结果彭被轰去种菜了（世人皆以为彭是因为为农民说真话获罪，都对他挺同情），其实在毛的心目中，早在瑞金时便身受苏联教条之苦，被整得够戧，所以一朝翻身，就决心为难苏联这个大流氓。中共党内谁亲苏谁倒霉，早如王明、博古，晚如彭、林。
所以毛领导的中国没什么站得住脚的道理就跟苏联闹翻了，苏联人很伤心，很有点象後来中国人面对越南时的心态∶我们援助了他们那么多，他们怎么还如此忘恩负义？！却不知你这个大流氓已经成了後起之秀的绊脚石了。
唉，说来令人不由叹息。直到那以前，象征着对资本主义反抗的共产运动还如火如荼，在世界不同角落，确实曾有许多优秀的青年曾幻想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人平等，世界即祖国。当英雄切（恶少心中真正的英雄）带领他的游击队在玻利维亚被叛徒出卖时，他们并不知道，大小流氓国家的种种勾当正在毁灭着他们单纯（但不切实际）的希望。
中国的背叛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後一刀，从欧洲到非洲，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一分为二∶亲苏派和亲华派，亲华派往往人数较少，面对围攻，他们真诚地相信中国在路线上的“ 正义”，为那个他们从为到过的国家辩护。考虑到那时中国采取的是批判苏联“修正主义” 的左倾路线，可以想象当那些人最终发现中国与美国搞在了一起时，会有多么伤心。
中苏闹的最凶的时候，苏联曾认真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似的核打击，毛于是让人民狂挖防空洞（那玩意儿肯定会被第一道冲击波震塌，不过後来经过改造倒是成了第三产业的重要创收来源），但其实他在等着轮盘停下来，那一格的字样是∶“美国”。
美国的尼克松总统以反共起家，又特别反中共，所以他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事。如一位评论家所说，“他是第一位可以改善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而又不用担心遭到尼克松这样的右翼政客攻击的总统”，换句话说，他也是个流氓。流氓就不必因为仁义道德之类的P事束手束脚，就可以与其他流氓坦诚相待。所以尼毛就搞到了一起，世界的天平再次倾斜，而这时中国已是重量级的砝码了。
顺便提一句，中美这两个流氓合流之前，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一旦中国遭到核攻击，美国将自动成为中国的盟国，对苏开战。
为什么恶少对老毛充满佩服，因为这家伙实在胆大包天而且智高一筹，他能镇定面对两个超级大流氓轮番的核威胁而不动声色，又让它们轮番来为自己担保，本少这么想的时候都会淌汗──我做不到那数亿同胞的性命做赌注，但谁敢说那不是为了他们的性命呢？
现在说说苏联（俄国），在恶少眼中，这个继承了拜占庭帝国双头鹰标志的帝国有着不可思议的陆上力量。所有阻挡势力无不被其粉碎，其中包括拿破仑和希特勒，作为苏联红军偏师的远东部队在攻打日本帝国精华的关东军时就象碾死一群蟑螂。在毛时代，苏联坦克滚滚而来的噩梦始终缠绕着中国人，那将不同于匈奴或突厥的入侵，而是我们中华帝国的真正末日（幸亏这世界上还有一个美国，这头脑不清醒的年轻流氓，他本可以听任德国人蹂躏欧洲，日本和俄国瓜分中国，然而他却屡屡出手，为自己当然划算，偶尔行侠仗义，可就为身为流氓的自己种下了来日的祸患）。
1975年，随着中南半岛的易帜，苏联的力量发展到了顶峰。中国此刻急不可耐地与欧美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从两翼消耗苏联的力量。毛的继任者邓（他其实是毛思想的忠实继承人）甚至发动了对越南的无理入侵──而仅仅在几年以前，中国还在利用越南消耗美国的实力。
说到这里听得嘘声一片，本少只好稍做解释。关于越南，嗯这个，其实挺可怜的。本来在50年代，越南完全可以统一整个印支三国（历史上曾经如此，三个国家的人民也并不很反对，当时越南刚在奠边府打败法国人），可谁也没想到，在日内瓦会议上，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却坚持印支三国必须各自独立。後来越共只好撤回他们分散在老挝和柬埔寨的部队和干部，其中柬埔寨共产党就此由反越势力把持，是为臭名昭着的红色高棉。
1972年，美国高空侦察的图片显示，中国的工程部队正在老挝境内沿越南平行的方向修筑一条秘密公路。处于惯性的美国人本来想赶紧轰炸，可是动脑子的叁谋人员却对于这条路的战略价值百思不得其解，分析了两个月之後终于得出结论──这条公路在战略上的唯一价值是用来向越南发动进攻！
别忘了，那可是咱们嚷嚷“同志+兄弟”最凶的岁月呀。
越南同志被中国兄弟自相矛盾的举动弄的稀里糊涂，却不知中国古语∶“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自己的流氓事业还未成功，我们怎么能允许自己的後院又出个大流氓？
真够累的，我尽快结束。後来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了，中国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趁机利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发展自己（与50年代苏联援华那一幕何其相似！）而苏联在合围之下最终被拖垮了。
这个时候，西方世界多少有点看出中国的流氓本色，但是已经被这家伙千丝万缕地粘住了，想甩开已经来不及。
而中国，这个从前的小混混、傻大个，如今已然登堂入室，得意洋洋地坐到了流氓席的前排，冷战的最大蠃家非它莫属。许多小混混看到它的背影就瑟瑟发抖，自从苏联解体那天起，中国北方山坳里的许多反坦克炮的工厂就被废弃了，源源不断的战略物资开始向南集中，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1972年，喝了茅台的美国总统在上海的宴会厅里说了真心话，大意是中国和美国迟早会携手统治全世界。先总理周恩来曾透过历史的迷雾忧虑地看到未来的一切，他曾告戒我们以及我们的後代，有一天我们强大时，不要去称霸。
不论如何，恶少眼中的世界，国家不分大小，一律是流氓，我的祖国曾经不知怎样当一个流氓，更不知该如何当好一个流氓，结果被揍得半死。我很欣慰地看到，如今这个流氓正在成长，已经成了大流氓，而且越来越流氓……
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平可顿(James P. Pinkerton)在美国保守主义（American Conservative）杂志2005年11月号发表文章指出，美国需要一种新战略对付中国，一个我们既无法遏制，又打不起的国家。
美国历史就是一部与世界其他大国的对抗史，甚至就是冲突史。19世纪初，年青的美国发现自己面对那个时代的两大强国：英国和法国。我们与两国开战。人人都知道1812年的战争，但可能不记得1798-1800年与法国的那场准战争，那几年美国海军俘获了差不多80艘法国舰只。
20世纪开始，美国与英国法国恢复和平──尽管伦敦直到1869年代还巴不得华盛顿输掉国内战争──但美国很快又开始了热战或冷战，先是与德国，然后对日本，之后对俄国。
现在，进入21世纪，森然隐现的大国是中国和印度。所以，如果前车可鉴──应该是如此──我们前方难免又要与这两个国家碰撞。当然大部分美国人今天只想着穆斯林中东，但我们与伊斯兰的战斗并不能改变“亚洲双雄”对我们的挑战──这两个国家到本世纪中期各自的经济实力就可以等于甚至超过美国。同时，这两个大国之间，以及与次等的核国家如巴基斯坦之间，无疑也会互相争斗。
所以，本世纪美国的大战略应该是双重的：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崛起的大国本质上就是崛起的威胁；第二，应该使这些崛起的大国互相平衡，互相抑制，不与美国直接对抗。为什么？因为美国投入核大战代价太大，除非是事关国家存亡。美国明智的做法是在亚洲退居次要地位，以减少自己参与一个未来不可避免的地区冲突的责任。
我们应该记住拉丁词语“快乐的旁观者(tertium gaudens)”。即是说，没有法律规定我们一定要参加每场战斗，有时做个旁观者更好。但我们现行的政策却认为我们应参与所有潜在的战斗──尽管就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亚洲最好是中国、印度、日本及其他可能的一二只“虎”互相争权夺利，美国坐山观虎斗其乐几何。
今天，美国的政策已使国家危险到在两个不相关的地区近乎与中国摊牌的境地，这两个地区就是北朝鲜和台湾。中国肯定是当今亚洲最有血性的崛起者。美国人应该明白如果我们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一场战争，北京会很乐意与我们干。
但如果我们继续在中东战争消耗我们的资源，暴露我们的军事策略及弱点，则与中国打仗我们未必能赢。因为中国固然犯了很多错误，但如果他们不会从错误中学习，他们也不会是地球上最悠久连续的文明。
较之中国，美国像个少年，相信自己的永存──虽然在这方面古老的中国未必更聪明。的确，中国人为自己古老耐久的文明骄傲，但同时，多数观察家一致认为，中国从15世纪开始，在长达五百年的时期里饱受殖民者的掠夺，中国人对此是怒火中烧的。中国人直到近三十年才开始改变自己境况。
而美国人作为反对北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领军者、台湾的主要保护者和日本的最好的朋友，美国在中国人的心里是一种“沉重”的角色，一种过去由英国及其他殖民者所扮演的角色。同时，高踞世界顶点却无论如何都感受不到安全的美国，会因为感受到中国人的怨恨而憎恨中国人。在世界政治游戏中，怨恨就是备战的序幕，而备战往往就会迈向战争。
的确，尽管我们双手还忙于伊拉克和伊朗，亚洲的战鼓去却在美国擂响。克林顿政府曾将中国贴上“战略伙伴”的标签，在今天看来是幼稚的。布什政府则称中国为“战略竞争者”。作这样的外交名称游戏有必要吗？将一个国家公开地从朋友变成敌人从地缘政治学来说是聪明之举吗？显然，简单地称中国是太平洋彼岸的大国会比上述称法更好。
从2001年海南岛飞机相撞事件起，激进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就与更传统的军事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一致同意将中国视为敌人。9/11之后，班内特(Bill Bennett)告诉CNN，“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善与恶的战斗”，将黎巴嫩、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中国作为美国应该攻打的邪恶国家。中国？难道宾拉登长征去了中国？难道在紫禁城截获了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其后的几年，新保守主义者果然去了自己想去的地方：把中东搅成一团乱麻。有人还急着开辟“第二战场”，如不断寻衅的布特(Max Boot)在其文章“更在何处？(where else?)”中鼓吹实行“内部颠覆”中国的政策，他惟恐不能激怒中国，说，我们的目标就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化”。
人们往往倾向于忽视这种信口开河的政治份量。但在伊拉克自由之战发生以后，谁会怀疑那些吵吵嚷嚷的新保守主义者真有能力将他们好战的口水战转变成真弹实枪的战争？
事实上，对中国的战争的准备──理由是既然相信战争不可避免，为什么不争取稳赢──已经持续在进行。但很少有人注意这种幕后的准备，直到9月8日，警觉的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引人注目的文章《秘密武器：五角大楼内部，一个学者使对华观点定型。白邦瑞先生说，北京视美国为军事敌人；一个乐观主义者转向悲观》
头版的白邦瑞先生就是美国前国防部助理次长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一位从爱中国变成恨中国的学者，他告诉华尔街日报，中国“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挑战。”呵，比我们在1776、1861、1941、1962年面对的挑战还大？白邦瑞坚信不疑地：“北京将美国视作不可避免的敌人，并按此作准备。”
当然，谁说白邦瑞错了？6月，一位叛逃的中国外交官告诉华盛顿时报。北京视美国为“最大的敌人，最主要的战略敌手。”中国官员多年来就威胁要用核武器对付美国：今年7月，中国国防大学校长朱虎成将军告诉金融时报和其他媒体，如果山姆大叔在台湾问题上干预中国，“美国就要准备数百个城市被中国摧毁”。
同样的事实是，美国人也从来没少威胁过要对中国核打击。这就是关键：过去几个世纪，大国都互相威胁，威胁和反威胁的结果往往就升级为战争。
许多美国人，包括一些鹰派人物，肯定已表示反对这种升级。彼得斯（Ralph Peters），一位退休的美军上校，是伊拉克自由之战的坚定支持者，他更广泛的世界事务观点从他的新着的书名《新的荣耀：扩展美国的全球超级地位》就可以知道。但就是彼得斯也不情愿卷入一场跨太平洋的世界大战：“虽然我们总要作与中国冲突的准备，但我们要停止制造冲突。”
美国长期地模拟对中国的战争，中国人似乎也在同样地准备对付美国。近年来，中国的间谍和代理人不仅渗入FBI，而且渗入军事工业联合体，甚至在克林顿的白宫品尝“咖啡”，美国导弹机密也许就是这样流向了北京。近来，中国人又对美国的计算机系统发起几乎是持续不断的黑客攻击。最近我们获悉，中国山东大学的网络黑手破解了“安全散列算法-1”，这是美国军队的基础代码之一。
于是，阴暗的冲突不可避免论就这样慑服了我们所有人。如同一个美国人对这场未来战争之谜所说，“我们抓住了狼的耳朵”，即是说，我们既不能坚持下去，又不能脱手。中国人类似的成语是“骑虎难下”。而且，对太平洋西岸的我们来说，事关荣誉，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保全面子。
最近，九月号的《外交事务》杂志以大量篇幅鼓吹杜希曼(Barbara Tuchman)之类人的中美冲突不可避免论。如崔大伟（David Zweig）和香港大学毕建海的描述中国“全球搜求能源”的文章，说中美直接争夺同一处的石油供应。作者观察道，“既然白宫热衷于单边的干预和国会大声叫嚷中国军事威胁，北京自然会担心美国将竭力阻碍中国购买自然资源。”许多美国人看来也相信这一观点。加州大学的一位能源专家说，他看不到中美在能源方面的不发生对抗的可能。
同一期《外交事务》的另一篇文章，新加坡李光耀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墨布巴尼观察说，“中国的政策制订者越来越相信美国是决心遏制中国的崛起。”墨布巴尼回忆起多数美国人甚至可能不知道的一个事件:1999年美国轰炸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美国官员借口说那是个意外错误，但许多中国人却“相信轰炸是故意的”。
这是中国人的偏执狂吗？或是北京的宣传机构有意唤起反美热？墨布巴尼，作为第三方，对中国人的担心表示理解。“美国比世界任何国家做着更多的动摇中国的事情，”他断言，还以一种遗憾的语气增加了一句，“华盛顿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更不用说执行过，一种美中关系的新的全面的战略。”
所以，是寻求一种不同的──既非鹰派也非鸽派的，而是现实的美中战略的时候了。这种战略应该是在过去大国博弈的历史考验中已经验证过的外交政策。
除了孤立主义，美国过去二百多年来采用的不外是三种外交战略：集体安全，遏制，战争。三种战略都有过成功和失败。第一种战略，集体安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出的，但这位美国第28位总统从来就没有得到参议员和民众对此战略的体现“国际联盟”的支持。
最近，乔治?布什重新拾起了这个主意。实际上，在科威特和后来在巴尔干的联合军事行动是很成功的，但是，美国人从来就不喜欢集体安全的概念，选民们拒绝布什的伴有吓人的黑色直升机轰鸣声的新世界秩序观。
第二种外交政策模式是遏制。早在1807年，杰佛逊总统就在当时只有17个州的共和国提出过禁运法案，试图通过该法案阻止与欧洲的贸易，从经济上遏制欧洲。这个政策打击了美国的繁荣，被证明是新生的美国的灾难。
此后，美国又尝试过不同的禁运和遏制。特别成功的是持续四十年的对苏联的遏制──当然其他因素也起了作用。但作为一项全面的政策，更典型的是美国对古巴的禁运──结果也是深深的失望。美国过去二十年对伊拉克和伊朗的禁运，也是失败的。对伊拉克我们改变了它的政体，伊朗则变得更加反美和一年年走向核武。
第三种外交政策模式就是战争，或战争威胁。美国大部分历史──从无数的印第安战争到2001年阿富汗战争──美国都得以将敌人消灭。这种连续的胜利使美国得到一种天下无敌的感觉。
1992年，当时的国防部部长助理沃尔福兹（Paul Wolfowitz）拟订了一个文件，声称美国在后苏联时期的外交政策目标是保持压倒性的全球支配地位，防止“在一个较大的地区或全球范围内出现任何可能的竞争者”，用中国话说就是将所有可能构成竞争的对手消灭于萌芽状态。
的确，沃尔福兹声称，首要的是消灭任何可能的对手，美国必须全力“防止任何敌对国家支配一个资源足以给养一个全球强国的地区”。
这个野心勃勃的文件在1992年的时代算是很超前的，很快就撤回不交公众讨论。但十年后，沃尔福兹，此时已是国防部副部长，监管了一个类似文件的起草。
这份文件，2002年9月17日经乔治?布什总统签字通过。很多人将会记住在这个星球的前台和在困惑的世界听众面前表演的这篇狂放的唯我论的经典之作。沃尔福兹以Fukuyama式的自信和雄辩说，“事实上，历史已经作出结论，世界只剩下一种单一的国家稳定模式：自由，民主和自由经济。”换言之，就是美国模式。
这种不妨称之为沃尔福兹学说的另一个要点是，五角大楼将强化这种美国秩序。如果这就是单极力矩，如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所命名的，高层的新保守主义者看到了充分利用它的机会：“美国将利用这个机会的力矩将自由之光传遍全球”；其他国家，文件继续说，根本不应该梦想与美国军事竞争。
相反，世界其他国家应该放心地等待山姆大叔来解决问题。但学说的制订者似乎从未想到一个现实问题：如果美国要对所有人行使霸权，它就可能成为所有人的敌人。
这种沃尔福兹学说美国至上主义，被一种反历史的乐观主义吹得膨胀起来。惠灵顿公爵曾说过，大国无小战。这句话用于今天，就是说对多数国家来说，有美国军队的存在就意味着打仗。
霸权的野心在我们的日常思维中埋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把不正常的事情也看成正常。例如，将别人的国家置于自己的军事司令部的辖区，这是不正常的。但五角大楼却偏要这么做。世界的其他地区??五角大楼称之为“行(ROW)”──被分成美军的五个战区司令部的辖区：欧（洲）非（洲）司令部，中东司令部，南美（洲）司令部，北美（洲）司令部。
第五个就是亚（洲）-太（平洋）司令部，简称PACOM。这种划分并不是秘密，地球上是任何居民──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3亿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好奇想知道在美国的世界军事地图上自己国家属于哪里，看一下五角大楼网站就知道了。 对于很少关心军界事务的美国人来说，事情大概历来就是如此，美国司令部系统代表的不过是美国的一点永久的野心罢了。正如历史上的罗马人也曾无法想象自己不能在世界上肆意驰骋??他们同样将地中海直称为“咱们的海（Mare Nostrum）”──今天的美国人也异想天开地认为世界上的每个生活元素都需要美国来监管，现在和永远都是如此。
那些居住在华盛顿的人们听过许多从某个战争演习归来的军事人员的随意的谈话──演习中他们模拟美国军人保卫或解放世界上某个海湾，海峡或海岬。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关系到我们的国家安全。
从左翼的索罗斯(George Soros)到中间派的克林顿，到右翼的布什，都认为美国将管理世界60亿人──他们的政治，贸易区，人权表现及幼鲸的保护。能不这样吗？按照克林顿时代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的恢弘的构想，美国是世界上“不可缺少的国家”。布什更是强调美国的使命就是塑造自由的世纪。
婉转些说，我们已经经受了不少失望了。不仅世界不喜欢布什学说，而且美国人好象也不喜欢这样做。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已经提交过一份有用的解释性文件。11年前，卢特瓦克预言美国会变成一个“不充英雄”的国家，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由小家庭组成的国家，我们再不会愿意将我们相对稀少的孩子送上战场。伊拉克战争支持者减少以及募兵率下降都已在人口统计数据上给出了证明。
但华盛顿并没有理会卢特瓦克所预言的现实的深刻影响。美国的人口变得充当不起英雄，但美国的政策仍然要充英雄，仍在寻求其全球野心。就以我们试图包围中国来说，需要建立从南海群岛到韩国和日本的军事基地；我们在蒙古有军事顾问；美国海军甚至被派往越南访问，海军上将毫不掩饰希望在曾经打败过我们的国家重建军事基地；当然还有太平洋中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台湾。如果这种过度扩张的目标导致一场美国人并不想打的战争，那可真是不幸。
与此对应，中国人已经将那些被美国视为贱民的国家如苏丹和津巴布韦团结成一个混杂但资源丰富的反美战线。而且，2001年6月，中国带头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SCO），包括六个成员国：中国，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后来，SCO又扩大了：印度、巴基斯坦、伊朗成为“观察员”国家。当然，这个雄心勃勃的新欧亚联盟是否有足够的份量还有待观察；迄今为止，美国及其盟国对SCO关于美国军队应该离开阿富汗的决议视而不见。
但莫斯科和北京8月份举行一次有实质意义的联合海陆空军事演习。沿*其共同的Orwel式的战争就是和平的官方宣传传统，中俄两国将他们的军事演习名之曰“和平使命2005”。但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金灿荣（Jin Canrong）告诉半岛电视台，“演习的主要目标是美国”。
那么，中国人准备的是场什么样的战争？卡普兰（Robert Kaplan）似乎相信中国正在建设强大的海军──在2005年6月号的大西洋月刊的封面标题为“我们会怎样与中国打仗”的文章中，Kaplan称我们的海军可以迅速地击溃他们的海军。但也许中国人手中有我们不知道东西？也许所有的中国工程师和科学家，其中许多人进进出出美国，掌握了某种神秘武器？卡普兰可以放心装备精良的美国海军，它永远在准备着作深海的战斗，但中国人也许不会如我们所希望的那么不堪一击？
8月份，时代周刊报道了一波来自中国的针对美国政府计算机系统的黑客攻击，五角大楼将这次*击命名为巨人雨（Titan Rain）。一位国防合同商说，“此次*击持续如此之长，组织如此之好，只能说整个行动是政府主使的。”但这种黑客*击预示着什么？当前水平的黑客入侵被视为间谍类的活动，令人讨厌却可容忍。
但如果中国人成功了，比如瘫痪了我们的GPS系统，那怎么办？或者，如果他们设法删除了北美空间防御司令部（NORAD）的文件？或者，更可怕的，以他们下围棋的方式，利用我们的近乎开放的边境预先在美国国内安置设备，包括核武器？
那怎么办？两个不同的阵营各有答案，他们支配着对中国政策的讨论。
美国历史就是一部与世界其他大国的对抗史，甚至就是冲突史。19世纪初，年青的美国发现自己面对那个时代的两大强国：英国和法国。我们与两国开战。人人都知道1812年的战争，但可能不记得1798-1800年与法国的那场准战争，那几年美国海军俘获了差不多80艘法国舰只。
20世纪开始，美国与英国法国恢复和平──尽管伦敦直到1869年代还巴不得华盛顿输掉国内战争──但美国很快又开始了热战或冷战，先是与德国，然后对日本，之后对俄国。
现在，进入21世纪，森然隐现的大国是中国和印度。所以，如果前车可鉴──应该是如此──我们前方难免又要与这两个国家碰撞。当然大部分美国人今天只想着穆斯林中东，但我们与伊斯兰的战斗并不能改变“亚洲双雄”对我们的挑战──这两个国家到本世纪中期各自的经济实力就可以等于甚至超过美国。同时，这两个大国之间，以及与次等的核国家如巴基斯坦之间，无疑也会互相争斗。
所以，本世纪美国的大战略应该是双重的：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崛起的大国本质上就是崛起的威胁；第二，应该使这些崛起的大国互相平衡，互相抑制，不与美国直接对抗。为什么？因为美国投入核大战代价太大，除非是事关国家存亡。美国明智的做法是在亚洲退居次要地位，以减少自己参与一个未来不可避免的地区冲突的责任。
我们应该记住拉丁词语“快乐的旁观者(tertium gaudens)”。即是说，没有法律规定我们一定要参加每场战斗，有时做个旁观者更好。但我们现行的政策却认为我们应参与所有潜在的战斗──尽管就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亚洲最好是中国、印度、日本及其他可能的一二只“虎”互相争权夺利，美国坐山观虎斗其乐几何。
今天，美国的政策已使国家危险到在两个不相关的地区近乎与中国摊牌的境地，这两个地区就是北朝鲜和台湾。中国肯定是当今亚洲最有血性的崛起者。美国人应该明白如果我们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一场战争，北京会很乐意与我们干。
但如果我们继续在中东战争消耗我们的资源，暴露我们的军事策略及弱点，则与中国打仗我们未必能赢。因为中国固然犯了很多错误，但如果他们不会从错误中学习，他们也不会是地球上最悠久连续的文明。
较之中国，美国像个少年，相信自己的永存──虽然在这方面古老的中国未必更聪明。的确，中国人为自己古老耐久的文明骄傲，但同时，多数观察家一致认为，中国从15世纪开始，在长达五百年的时期里饱受殖民者的掠夺，中国人对此是怒火中烧的。中国人直到近三十年才开始改变自己境况。
而美国人作为反对北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领军者、台湾的主要保护者和日本的最好的朋友，美国在中国人的心里是一种“沉重”的角色，一种过去由英国及其他殖民者所扮演的角色。同时，高踞世界顶点却无论如何都感受不到安全的美国，会因为感受到中国人的怨恨而憎恨中国人。在世界政治游戏中，怨恨就是备战的序幕，而备战往往就会迈向战争。
的确，尽管我们双手还忙于伊拉克和伊朗，亚洲的战鼓去却在美国擂响。克林顿政府曾将中国贴上“战略伙伴”的标签，在今天看来是幼稚的。布什政府则称中国为“战略竞争者”。作这样的外交名称游戏有必要吗？将一个国家公开地从朋友变成敌人从地缘政治学来说是聪明之举吗？显然，简单地称中国是太平洋彼岸的大国会比上述称法更好。
从2001年海南岛飞机相撞事件起，激进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就与更传统的军事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一致同意将中国视为敌人。9/11之后，班内特(Bill Bennett)告诉CNN，“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善与恶的战斗”，将黎巴嫩、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中国作为美国应该攻打的邪恶国家。中国？难道宾拉登长征去了中国？难道在紫禁城截获了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其后的几年，新保守主义者果然去了自己想去的地方：把中东搅成一团乱麻。有人还急着开辟“第二战场”，如不断寻衅的布特(Max Boot)在其文章“更在何处？(where else?)”中鼓吹实行“内部颠覆”中国的政策，他惟恐不能激怒中国，说，我们的目标就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化”。
人们往往倾向于忽视这种信口开河的政治份量。但在伊拉克自由之战发生以后，谁会怀疑那些吵吵嚷嚷的新保守主义者真有能力将他们好战的口水战转变成真弹实枪的战争？
事实上，对中国的战争的准备──理由是既然相信战争不可避免，为什么不争取稳赢──已经持续在进行。但很少有人注意这种幕后的准备，直到9月8日，警觉的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引人注目的文章《秘密武器：五角大楼内部，一个学者使对华观点定型。白邦瑞先生说，北京视美国为军事敌人；一个乐观主义者转向悲观》
头版的白邦瑞先生就是美国前国防部助理次长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一位从爱中国变成恨中国的学者，他告诉华尔街日报，中国“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挑战。”呵，比我们在1776、1861、1941、1962年面对的挑战还大？白邦瑞坚信不疑地：“北京将美国视作不可避免的敌人，并按此作准备。”
当然，谁说白邦瑞错了？6月，一位叛逃的中国外交官告诉华盛顿时报。北京视美国为“最大的敌人，最主要的战略敌手。”中国官员多年来就威胁要用核武器对付美国：今年7月，中国国防大学校长朱虎成将军告诉金融时报和其他媒体，如果山姆大叔在台湾问题上干预中国，“美国就要准备数百个城市被中国摧毁”。
同样的事实是，美国人也从来没少威胁过要对中国核打击。这就是关键：过去几个世纪，大国都互相威胁，威胁和反威胁的结果往往就升级为战争。
许多美国人，包括一些鹰派人物，肯定已表示反对这种升级。彼得斯（Ralph Peters），一位退休的美军上校，是伊拉克自由之战的坚定支持者，他更广泛的世界事务观点从他的新着的书名《新的荣耀：扩展美国的全球超级地位》就可以知道。但就是彼得斯也不情愿卷入一场跨太平洋的世界大战：“虽然我们总要作与中国冲突的准备，但我们要停止制造冲突。”
美国长期地模拟对中国的战争，中国人似乎也在同样地准备对付美国。近年来，中国的间谍和代理人不仅渗入FBI，而且渗入军事工业联合体，甚至在克林顿的白宫品尝“咖啡”，美国导弹机密也许就是这样流向了北京。近来，中国人又对美国的计算机系统发起几乎是持续不断的黑客攻击。最近我们获悉，中国山东大学的网络黑手破解了“安全散列算法-1”，这是美国军队的基础代码之一。
于是，阴暗的冲突不可避免论就这样慑服了我们所有人。如同一个美国人对这场未来战争之谜所说，“我们抓住了狼的耳朵”，即是说，我们既不能坚持下去，又不能脱手。中国人类似的成语是“骑虎难下”。而且，对太平洋西岸的我们来说，事关荣誉，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保全面子。
最近，九月号的《外交事务》杂志以大量篇幅鼓吹杜希曼(Barbara Tuchman)之类人的中美冲突不可避免论。如崔大伟（David Zweig）和香港大学毕建海的描述中国“全球搜求能源”的文章，说中美直接争夺同一处的石油供应。作者观察道，“既然白宫热衷于单边的干预和国会大声叫嚷中国军事威胁，北京自然会担心美国将竭力阻碍中国购买自然资源。”许多美国人看来也相信这一观点。加州大学的一位能源专家说，他看不到中美在能源方面的不发生对抗的可能。
同一期《外交事务》的另一篇文章，新加坡李光耀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墨布巴尼观察说，“中国的政策制订者越来越相信美国是决心遏制中国的崛起。”墨布巴尼回忆起多数美国人甚至可能不知道的一个事件:1999年美国轰炸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美国官员借口说那是个意外错误，但许多中国人却“相信轰炸是故意的”。
这是中国人的偏执狂吗？或是北京的宣传机构有意唤起反美热？墨布巴尼，作为第三方，对中国人的担心表示理解。“美国比世界任何国家做着更多的动摇中国的事情，”他断言，还以一种遗憾的语气增加了一句，“华盛顿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更不用说执行过，一种美中关系的新的全面的战略。”
所以，是寻求一种不同的──既非鹰派也非鸽派的，而是现实的美中战略的时候了。这种战略应该是在过去大国博弈的历史考验中已经验证过的外交政策。
除了孤立主义，美国过去二百多年来采用的不外是三种外交战略：集体安全，遏制，战争。三种战略都有过成功和失败。第一种战略，集体安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出的，但这位美国第28位总统从来就没有得到参议员和民众对此战略的体现“国际联盟”的支持。
最近，乔治?布什重新拾起了这个主意。实际上，在科威特和后来在巴尔干的联合军事行动是很成功的，但是，美国人从来就不喜欢集体安全的概念，选民们拒绝布什的伴有吓人的黑色直升机轰鸣声的新世界秩序观。
第二种外交政策模式是遏制。早在1807年，杰佛逊总统就在当时只有17个州的共和国提出过禁运法案，试图通过该法案阻止与欧洲的贸易，从经济上遏制欧洲。这个政策打击了美国的繁荣，被证明是新生的美国的灾难。
此后，美国又尝试过不同的禁运和遏制。特别成功的是持续四十年的对苏联的遏制──当然其他因素也起了作用。但作为一项全面的政策，更典型的是美国对古巴的禁运──结果也是深深的失望。美国过去二十年对伊拉克和伊朗的禁运，也是失败的。对伊拉克我们改变了它的政体，伊朗则变得更加反美和一年年走向核武。
第三种外交政策模式就是战争，或战争威胁。美国大部分历史──从无数的印第安战争到2001年阿富汗战争──美国都得以将敌人消灭。这种连续的胜利使美国得到一种天下无敌的感觉。
1992年，当时的国防部部长助理沃尔福兹（Paul Wolfowitz）拟订了一个文件，声称美国在后苏联时期的外交政策目标是保持压倒性的全球支配地位，防止“在一个较大的地区或全球范围内出现任何可能的竞争者”，用中国话说就是将所有可能构成竞争的对手消灭于萌芽状态。
的确，沃尔福兹声称，首要的是消灭任何可能的对手，美国必须全力“防止任何敌对国家支配一个资源足以给养一个全球强国的地区”。
这个野心勃勃的文件在1992年的时代算是很超前的，很快就撤回不交公众讨论。但十年后，沃尔福兹，此时已是国防部副部长，监管了一个类似文件的起草。
这份文件，2002年9月17日经乔治?布什总统签字通过。很多人将会记住在这个星球的前台和在困惑的世界听众面前表演的这篇狂放的唯我论的经典之作。沃尔福兹以Fukuyama式的自信和雄辩说，“事实上，历史已经作出结论，世界只剩下一种单一的国家稳定模式：自由，民主和自由经济。”换言之，就是美国模式。
这种不妨称之为沃尔福兹学说的另一个要点是，五角大楼将强化这种美国秩序。如果这就是单极力矩，如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所命名的，高层的新保守主义者看到了充分利用它的机会：“美国将利用这个机会的力矩将自由之光传遍全球”；其他国家，文件继续说，根本不应该梦想与美国军事竞争。
相反，世界其他国家应该放心地等待山姆大叔来解决问题。但学说的制订者似乎从未想到一个现实问题：如果美国要对所有人行使霸权，它就可能成为所有人的敌人。
这种沃尔福兹学说美国至上主义，被一种反历史的乐观主义吹得膨胀起来。惠灵顿公爵曾说过，大国无小战。这句话用于今天，就是说对多数国家来说，有美国军队的存在就意味着打仗。
霸权的野心在我们的日常思维中埋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把不正常的事情也看成正常。例如，将别人的国家置于自己的军事司令部的辖区，这是不正常的。但五角大楼却偏要这么做。世界的其他地区??五角大楼称之为“行(ROW)”──被分成美军的五个战区司令部的辖区：欧（洲）非（洲）司令部，中东司令部，南美（洲）司令部，北美（洲）司令部。
第五个就是亚（洲）-太（平洋）司令部，简称PACOM。这种划分并不是秘密，地球上是任何居民──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3亿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好奇想知道在美国的世界军事地图上自己国家属于哪里，看一下五角大楼网站就知道了。 对于很少关心军界事务的美国人来说，事情大概历来就是如此，美国司令部系统代表的不过是美国的一点永久的野心罢了。正如历史上的罗马人也曾无法想象自己不能在世界上肆意驰骋??他们同样将地中海直称为“咱们的海（Mare Nostrum）”──今天的美国人也异想天开地认为世界上的每个生活元素都需要美国来监管，现在和永远都是如此。
那些居住在华盛顿的人们听过许多从某个战争演习归来的军事人员的随意的谈话──演习中他们模拟美国军人保卫或解放世界上某个海湾，海峡或海岬。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关系到我们的国家安全。
从左翼的索罗斯(George Soros)到中间派的克林顿，到右翼的布什，都认为美国将管理世界60亿人──他们的政治，贸易区，人权表现及幼鲸的保护。能不这样吗？按照克林顿时代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的恢弘的构想，美国是世界上“不可缺少的国家”。布什更是强调美国的使命就是塑造自由的世纪。
婉转些说，我们已经经受了不少失望了。不仅世界不喜欢布什学说，而且美国人好象也不喜欢这样做。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已经提交过一份有用的解释性文件。11年前，卢特瓦克预言美国会变成一个“不充英雄”的国家，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由小家庭组成的国家，我们再不会愿意将我们相对稀少的孩子送上战场。伊拉克战争支持者减少以及募兵率下降都已在人口统计数据上给出了证明。
但华盛顿并没有理会卢特瓦克所预言的现实的深刻影响。美国的人口变得充当不起英雄，但美国的政策仍然要充英雄，仍在寻求其全球野心。就以我们试图包围中国来说，需要建立从南海群岛到韩国和日本的军事基地；我们在蒙古有军事顾问；美国海军甚至被派往越南访问，海军上将毫不掩饰希望在曾经打败过我们的国家重建军事基地；当然还有太平洋中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台湾。如果这种过度扩张的目标导致一场美国人并不想打的战争，那可真是不幸。
与此对应，中国人已经将那些被美国视为贱民的国家如苏丹和津巴布韦团结成一个混杂但资源丰富的反美战线。而且，2001年6月，中国带头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SCO），包括六个成员国：中国，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后来，SCO又扩大了：印度、巴基斯坦、伊朗成为“观察员”国家。当然，这个雄心勃勃的新欧亚联盟是否有足够的份量还有待观察；迄今为止，美国及其盟国对SCO关于美国军队应该离开阿富汗的决议视而不见。
但莫斯科和北京8月份举行一次有实质意义的联合海陆空军事演习。沿*其共同的Orwel式的战争就是和平的官方宣传传统，中俄两国将他们的军事演习名之曰“和平使命2005”。但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金灿荣（Jin Canrong）告诉半岛电视台，“演习的主要目标是美国”。
那么，中国人准备的是场什么样的战争？卡普兰（Robert Kaplan）似乎相信中国正在建设强大的海军──在2005年6月号的大西洋月刊的封面标题为“我们会怎样与中国打仗”的文章中，Kaplan称我们的海军可以迅速地击溃他们的海军。但也许中国人手中有我们不知道东西？也许所有的中国工程师和科学家，其中许多人进进出出美国，掌握了某种神秘武器？卡普兰可以放心装备精良的美国海军，它永远在准备着作深海的战斗，但中国人也许不会如我们所希望的那么不堪一击？
8月份，时代周刊报道了一波来自中国的针对美国政府计算机系统的黑客攻击，五角大楼将这次*击命名为巨人雨（Titan Rain）。一位国防合同商说，“此次*击持续如此之长，组织如此之好，只能说整个行动是政府主使的。”但这种黑客*击预示着什么？当前水平的黑客入侵被视为间谍类的活动，令人讨厌却可容忍。
但如果中国人成功了，比如瘫痪了我们的GPS系统，那怎么办？或者，如果他们设法删除了北美空间防御司令部（NORAD）的文件？或者，更可怕的，以他们下围棋的方式，利用我们的近乎开放的边境预先在美国国内安置设备，包括核武器？
那怎么办？两个不同的阵营各有答案，他们支配着对中国政策的讨论。
1999年3月27日，美国对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进行野蛮轰炸期间，一架当时号称天下无敌的美军F-117隐形攻击机竟然被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南联盟防空军击落。直接指挥击落F-117行动的前南联盟军队指挥官佐坦·丹尼近日首次对美联社透露了6年前隐形战机被击落的情况。
佐坦·丹尼当时是南联盟第250旅第3连的指挥官，导弹连装备有搜控雷达、电视跟踪系统以及4部4联装萨姆-3导弹发射系统。萨姆-3导弹系统是1961年服役的，尽管经过了一些改进
，但被认为不会对美军飞机构成严重的威胁。佐坦的战例是一位具有想像力和精力旺盛的领导人能举得杰出战果的一个范例。尽管他的许多同级和上级指挥官对北约的电子反措施感到无能为力，但他仍认为他可能使自己陈旧的导弹变成致命的武器。他采取的以下措施和他所取得的战果是对那些认为先进技术本身就能在战斗中提供决定性优势的警告。除了击落两架战斗机之外，佐坦的导弹连还迫使数十架战机放弃轰炸任务以躲避它的导弹。
F-117残骸
当年曾是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防空团指挥官的丹尼透露，F-117战机是在美军开始对南联盟轰炸第3天的一个无月漆黑夜晚被发现，并被俄制萨姆-3地空导弹击落的。
丹尼说：“我们只是对上世纪60年代制造的萨姆系列导弹进行了微小升级改进，但恰恰是这种导弹系统探测到了F-117“夜鹰”战机”。他拒绝导弹改进细节，因为导弹制导系统的改进仍然是机密。丹尼只能透露：“改进方面主要涉及电磁波技术”。
已经成为战争英雄的丹尼回忆说：“战争爆发很久以前，我就对隐形战机以及探测它的方式产生浓厚兴趣。”丹尼说：“开战时美国人信心十足。他们认为可以粉碎一切抵抗。实际上，美军表现也很业余。例如，南联盟军队破解了北约通信安全网络，并且能够窃听北约战机飞行员与预警飞机之间的通话。”.丹尼说：“我自己就听过飞行员之间的通话，从中掌握了他们的飞行路线和轰炸计划。”
美军隐形攻击机“克星”：萨姆3型近程空地导弹
F-117是迄今北约承认在那次战争期间被击落的两架北约战机之一。另外一架倒霉的战机是同样被萨姆-3导弹击中的F-16战机。丹尼说，他指挥的贝尔格莱德防空导弹部队击落了这架F-16。
F-117隐形战斗轰炸机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1983开始在美军中秘密执行任务，直到1988年才公开露面。在1988年入侵巴战争中，美军首次将F-117应用于实战，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F-117更是因在开战时突破伊拉克防空系统率先在巴格达投下炸弹成为现代战争中的明星战机。
F-117残骸上的美军标示
美联社报道指出，F-117战机被击落不仅引发了对这种战机性能的广泛怀疑，未来美空军依赖的全套隐形技术也遭到严重挑战。美军事分析家质疑道：“如果隐形战机竟然应付不了南联盟落后的防空体系，它又怎么能在未来战争中对付军事技术更先进的对手呢？”
在整个战争期间，尽管北约完全掌握了制空权，但是从未能够摧毁南联盟的防空系统。南联盟的萨姆导弹始终是北约战机的“噩梦”，迫使北约战机通常在15000英尺高空行动，严重削弱了它们的对地精确打击能力。
目前丹尼在贝尔格莱德以北一个寂静村庄经营面包房。丹尼说，战争结束后，每年3月27日他的战友们都要举行一次聚会。在聚会上他们会享用F-117隐形战机造型蛋糕。
以下是美军分析佐坦·丹尼所取得这一战果的九大原因：
佐坦的导弹连有200人，他熟知他们中的每个人，对他们进行了艰苦的训练，所有的人员都能担负自己的职责。虽然领导能力是关键的，但是团体的努力也是不可缺少的。
佐坦使用的许多有效手段都是美国防空专家能够预料的。但是，由于确信南联盟领导层无能，美军预计不会在空袭时遇到真正抵抗。佐坦明白他的主要敌人是美军哈姆反雷达导弹、电子探测系统和发现他方位的飞机发射的精确制导炸弹。因此佐坦下令全部通讯使用传统的有线电话，绝不使动用手机或无线电台。必要时指挥部派通讯员步行或者乘车传令。当然这样作很麻烦，但是避免了美军电子侦听系统确定他导弹连的具体位置。
美军武器官为F-117隐形攻击机挂载制导炸弹
佐坦的雷达和导弹发射器频繁机动，他的部下总是在寻找新的进驻、机动和撤出阵地。在北约78天的空袭中，他的导弹连的机动距离达到了10万多公里。
南联盟情报机关向北约战轰机起飞的意大利空军基地附近派出了特工以收集情报。佐坦和其他导弹连指挥官能够迅速获知战轰机起飞的时间，飞机机型和数量。
佐坦尽最大努力研究美国的隐形飞机技术和 F-117隐形战斗机。有许多有关这一方面的非保密数据或者猜测。佐坦根据雷达只是很难发现隐形飞机的事实研究出了发现隐形飞机的方法。佐坦想出了让自己的雷达更好地锁定隐形飞机的功能，但是他拒绝公开披露这方面的技术。
南联盟军队还广泛设立了人力观查哨网络，这些观查员能够在轰炸机入境后发出报告并提供飞机的进一步飞行信息。
海外间谍和观察哨使佐尔坦能够将雷达开机时间保持在最短时间内。这使美国压制空防的战斗机很难使用哈姆反雷达导弹。佐坦的雷达从未被哈姆反雷达导弹击中过。
佐坦使用人力观察哨和快速开雷达的战法，对美军的战轰机实施突然的短距离开火。萨姆-3型导弹使用的是地面制导，所以必须在飞机使用电子干扰和机动动作之前突然开火。F-117是在飞行至距导弹连只有13公里的地方被击落的。
佐坦的成功也部分取决于他的敌人的失误。北约指挥官总是让战轰机使用同样的飞行路线，并且没有认真的对像佐尔坦这样的威胁予以足够的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此，永远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相关：美军F-117
F-117机群
F-117是一种单座战斗轰炸机。设计目的是凭隐身性能突破敌火力网，压制敌方防空系统，摧毁严密防守的指挥所、战略要地、重要工业目标，可执行侦察任务。F-117在78年开始研制，1981年6月开始第一次飞行，F-117经长时间的试验和失事坠毁等挫折，最后在83年交付美军使用。生产量为59架，但是训练中坠毁了几架，在南斯拉夫又被击落了一架。
佐坦·丹尼当时是南联盟第250旅第3连的指挥官，导弹连装备有搜控雷达、电视跟踪系统以及4部4联装萨姆-3导弹发射系统。萨姆-3导弹系统是1961年服役的，尽管经过了一些改进
，但被认为不会对美军飞机构成严重的威胁。佐坦的战例是一位具有想像力和精力旺盛的领导人能举得杰出战果的一个范例。尽管他的许多同级和上级指挥官对北约的电子反措施感到无能为力，但他仍认为他可能使自己陈旧的导弹变成致命的武器。他采取的以下措施和他所取得的战果是对那些认为先进技术本身就能在战斗中提供决定性优势的警告。除了击落两架战斗机之外，佐坦的导弹连还迫使数十架战机放弃轰炸任务以躲避它的导弹。
F-117残骸
当年曾是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防空团指挥官的丹尼透露，F-117战机是在美军开始对南联盟轰炸第3天的一个无月漆黑夜晚被发现，并被俄制萨姆-3地空导弹击落的。
丹尼说：“我们只是对上世纪60年代制造的萨姆系列导弹进行了微小升级改进，但恰恰是这种导弹系统探测到了F-117“夜鹰”战机”。他拒绝导弹改进细节，因为导弹制导系统的改进仍然是机密。丹尼只能透露：“改进方面主要涉及电磁波技术”。
已经成为战争英雄的丹尼回忆说：“战争爆发很久以前，我就对隐形战机以及探测它的方式产生浓厚兴趣。”丹尼说：“开战时美国人信心十足。他们认为可以粉碎一切抵抗。实际上，美军表现也很业余。例如，南联盟军队破解了北约通信安全网络，并且能够窃听北约战机飞行员与预警飞机之间的通话。”.丹尼说：“我自己就听过飞行员之间的通话，从中掌握了他们的飞行路线和轰炸计划。”
美军隐形攻击机“克星”：萨姆3型近程空地导弹
F-117是迄今北约承认在那次战争期间被击落的两架北约战机之一。另外一架倒霉的战机是同样被萨姆-3导弹击中的F-16战机。丹尼说，他指挥的贝尔格莱德防空导弹部队击落了这架F-16。
F-117隐形战斗轰炸机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1983开始在美军中秘密执行任务，直到1988年才公开露面。在1988年入侵巴战争中，美军首次将F-117应用于实战，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F-117更是因在开战时突破伊拉克防空系统率先在巴格达投下炸弹成为现代战争中的明星战机。
F-117残骸上的美军标示
美联社报道指出，F-117战机被击落不仅引发了对这种战机性能的广泛怀疑，未来美空军依赖的全套隐形技术也遭到严重挑战。美军事分析家质疑道：“如果隐形战机竟然应付不了南联盟落后的防空体系，它又怎么能在未来战争中对付军事技术更先进的对手呢？”
在整个战争期间，尽管北约完全掌握了制空权，但是从未能够摧毁南联盟的防空系统。南联盟的萨姆导弹始终是北约战机的“噩梦”，迫使北约战机通常在15000英尺高空行动，严重削弱了它们的对地精确打击能力。
目前丹尼在贝尔格莱德以北一个寂静村庄经营面包房。丹尼说，战争结束后，每年3月27日他的战友们都要举行一次聚会。在聚会上他们会享用F-117隐形战机造型蛋糕。
以下是美军分析佐坦·丹尼所取得这一战果的九大原因：
佐坦的导弹连有200人，他熟知他们中的每个人，对他们进行了艰苦的训练，所有的人员都能担负自己的职责。虽然领导能力是关键的，但是团体的努力也是不可缺少的。
佐坦使用的许多有效手段都是美国防空专家能够预料的。但是，由于确信南联盟领导层无能，美军预计不会在空袭时遇到真正抵抗。佐坦明白他的主要敌人是美军哈姆反雷达导弹、电子探测系统和发现他方位的飞机发射的精确制导炸弹。因此佐坦下令全部通讯使用传统的有线电话，绝不使动用手机或无线电台。必要时指挥部派通讯员步行或者乘车传令。当然这样作很麻烦，但是避免了美军电子侦听系统确定他导弹连的具体位置。
美军武器官为F-117隐形攻击机挂载制导炸弹
佐坦的雷达和导弹发射器频繁机动，他的部下总是在寻找新的进驻、机动和撤出阵地。在北约78天的空袭中，他的导弹连的机动距离达到了10万多公里。
南联盟情报机关向北约战轰机起飞的意大利空军基地附近派出了特工以收集情报。佐坦和其他导弹连指挥官能够迅速获知战轰机起飞的时间，飞机机型和数量。
佐坦尽最大努力研究美国的隐形飞机技术和 F-117隐形战斗机。有许多有关这一方面的非保密数据或者猜测。佐坦根据雷达只是很难发现隐形飞机的事实研究出了发现隐形飞机的方法。佐坦想出了让自己的雷达更好地锁定隐形飞机的功能，但是他拒绝公开披露这方面的技术。
南联盟军队还广泛设立了人力观查哨网络，这些观查员能够在轰炸机入境后发出报告并提供飞机的进一步飞行信息。
海外间谍和观察哨使佐尔坦能够将雷达开机时间保持在最短时间内。这使美国压制空防的战斗机很难使用哈姆反雷达导弹。佐坦的雷达从未被哈姆反雷达导弹击中过。
佐坦使用人力观察哨和快速开雷达的战法，对美军的战轰机实施突然的短距离开火。萨姆-3型导弹使用的是地面制导，所以必须在飞机使用电子干扰和机动动作之前突然开火。F-117是在飞行至距导弹连只有13公里的地方被击落的。
佐坦的成功也部分取决于他的敌人的失误。北约指挥官总是让战轰机使用同样的飞行路线，并且没有认真的对像佐尔坦这样的威胁予以足够的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此，永远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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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17机群
F-117是一种单座战斗轰炸机。设计目的是凭隐身性能突破敌火力网，压制敌方防空系统，摧毁严密防守的指挥所、战略要地、重要工业目标，可执行侦察任务。F-117在78年开始研制，1981年6月开始第一次飞行，F-117经长时间的试验和失事坠毁等挫折，最后在83年交付美军使用。生产量为59架，但是训练中坠毁了几架，在南斯拉夫又被击落了一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