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的皇帝数不胜数，雄才大略者有之，昏聩无能者有之，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群体，鄙人不才，妄评出下面十大幸运皇帝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10 同治
清朝的皇帝大多多子多孙，譬如康熙35个儿子，25个女儿。乾隆兄弟少了，也是弟兄仨。在很多时候，清朝皇帝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该把皇位传给谁？可偏偏到了咸丰，他一辈子只生了一个儿子，其实咸丰不想让他继位，因为这个唯一儿子的母亲已让他隐隐感到某重不安，可惜人丁稀少呀。历史的残酷就在于同治虽幸运的得了皇位，可最大的幸运者却是他的母亲——慈禧太后。
同治幸运指数：5.5
幸运理由：独生子就是好呀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9 朱元璋
朱元璋的发家也是一个奇迹，这个人阅历十分丰富，入过丐帮，进过佛门，后来又造反当了红巾军，可惜文化程度不高，又心狠手辣，一当皇帝，大肆屠杀功臣名将，将个大明的知名人士杀了个干干净净。要说朱某人也算自己白手起家，血汗打拼的江山，说不上幸运，可为什么那么多叫花子、和尚偏偏就他能当皇帝呢？！
幸运指数：6
幸运理由：和尚皇帝，天下独一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8 乾隆
乾隆的一生，简直可以说幸福死了，大凡当个皇帝，多少都要担点风险，有的是兄弟竞争，有的是权臣逼宫，还有的英年早逝，或者熬到快老死了，才过了把皇帝瘾。乾隆21岁即位，当了60年皇帝，4年太上皇，皇帝中间他的时间最长，本来兄弟三个，老三弘石本来，铆足劲和他竞争，有被雍正给杀了，老五弘昼天生一个玩乐皇子，用鼻子想都轮不到他，于是我们的宝亲王便顺顺当当的做了皇帝，一不小心还治出了个乾隆盛世。
幸运指数：6.5
幸运理由：天下好事都给他一个人了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7 顺治
顺治当皇帝的功臣是多尔滚，传说老多和顺治母亲闹出绯闻后才帮他做了皇帝，本来多哥是蛮有把握自己当皇帝的。顺治一开始的地盘也就是今天的东三省，李自成以为自己做了皇帝，没想到为抢一个陈圆圆，连自己老父亲都不管的吴三桂会倒戈一击，把八旗铁骑引进了关来，顺治也白捡似的得了中原沃土。只可惜这位皇帝对皇位没多大兴趣，一门心思想做和尚。
幸运指数：7
幸运理由：一个女人换了个花花江山，赚吧？！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6 汉文帝
原来是轮不到文帝的，刘邦的儿子们也不少，可惜娶了个厉害老婆—吕氏，刘邦死的早，吕氏便把他的儿子孙子一个一个全给杀了，连她自己的亲生儿子惠帝也给活活气死。文帝的母亲年轻时让算命的给说有太后之命，于是一个小诸侯边乐滋滋的把她娶过去，想当皇帝，可惜命薄，被刘邦给灭了，文帝母亲便跟了刘邦生了文帝，吕氏知道那个算命的传说后，想杀她，文帝母亲带着文帝苦苦哀求，说远离京师，永不回来，终于保了一条命。吕氏最后也把他们娘俩给忘了，等她死后，汉朝的元老们一合计，哎呦，原来这还活着一个呢，赶紧迎过来做皇帝。文帝也争气，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开始了
幸运指数：7.5
幸运理由：是你的就是你的！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5 汉元帝
元帝的成分还是挺高的，他父亲是汉武帝的太子，可惜后来因为叛乱，让武帝给杀了，元帝也在被杀之列，一个宫女悄悄把他给带了出来，这一段绝对惊险刺激。出来后，元帝便安安稳稳的做了个老百姓，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他自己也不知道，风水轮流转，武帝死后，他的接班人27天造恶三千件，宰相霍光几个人一合计，废了！又是那个宫女，把元帝的身份给抖了出来，大家伙一琢磨，接回来，做皇帝！于是元帝便接班了，顺便说一句，元帝的皇后还是他当老百姓时的老婆，人品不错！
幸运指数：8
幸运理由：从平民到皇帝的伟大传奇！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4 刘邦
刘邦年轻时是个无赖，蹭人饭是常事，后来不小心混了个亭长干干，他父亲也经常教训他要像他哥哥一样，置办写产业，光宗耀祖。司马迁在《史记》里也没少记载他的无赖事迹，可就这位无赖，提三尺剑，斩白蛇而举大义，楚汉之争，十战九败，连自己的老爹老婆都让项羽捉了去，天下大事，谁也说不清，垓下一战，逼的心高气傲的项羽乌江自刎。华夏民族自此便姓汉，几百年的汉朝盛世也拉开序幕。刘邦的影响还在于：我们的民族自此叫汉族，文字称汉字，语言叫汉语。
幸运指数：8.5
幸运理由：一个无赖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民族的教父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3 秦始皇
秦始皇的出身是个谜，看看他母亲的表现，你就会相信他其实是吕不韦的儿子，不过他的户口确实在我们邯郸，邯郸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后来的邯郸在中国历史上销声匿迹就得于他的血腥屠城。始皇帝很有创新精神，统一中国后，他创造性的把自己命名为皇帝，他也成了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后来始皇帝想长生不老，派一个叫徐福的人带了五百童男童女到了今天的日本，又传说，徐福得了一本天书，翻译过来后写着一句"秦亡于胡"，于是始皇帝便以为是北方的胡人，修了万里长城。没想到是天书的真正意思是他的二儿子胡亥。
幸运指数：9
幸运理由：中国第一个皇帝，还不够？再加上万里长城！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2 武则天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的女皇帝。原本武媚娘是李世民的人，太宗死后，她没去殉葬，不过出家做了尼姑。幸运的是，她先前就和做太子的高宗擦出了火花。高宗即位后，很快把她接了出来，这小女子很有手段，加上高宗柔弱，没几年，先是昭仪，后成贵妃，最后靠掐死自己的女儿，她如愿以偿的做了皇后。高宗死后，她的儿子做皇帝，可惜母亲太强了，她总觉得儿子们的表现不如意，换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干脆自己做了皇帝。临老时，她想让自己的女儿太平公主接班，可惜唐朝的男人们不干了，她终究是李家的媳妇，死后，和高宗和葬，墓前一块无字碑，这可能是她最好的表达......
幸运指数：9.5
幸运理由：在五千年历史的男权社会中，她确实算的上一个奇迹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1 康熙
康熙皇帝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一代君主，没有他，可能东三省早让俄国老毛子给占了（至今他们仍占着我们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他，蒙古和青海可能早让一个叫葛尔丹的家伙给分裂出去了，没有他，西藏也许现在真的独立了；没有他，台湾可能也不属于中国。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绝世英主，对他，我们只能用大帝，他用无与伦比的文才武略为今世的我们留下一个大大的疆土。然而他的皇位得来并不是因为他的出色，而是仅仅因为他得过天花，他的和尚爸爸怕天花怕的要死，只有他的三儿子玄烨对这种病有终身免疫力，于是为健康计，皇位给了这位后来的千古一帝！
幸运指数：10
幸运理由：一场天花诞生了一位千古一帝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10 同治
清朝的皇帝大多多子多孙，譬如康熙35个儿子，25个女儿。乾隆兄弟少了，也是弟兄仨。在很多时候，清朝皇帝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该把皇位传给谁？可偏偏到了咸丰，他一辈子只生了一个儿子，其实咸丰不想让他继位，因为这个唯一儿子的母亲已让他隐隐感到某重不安，可惜人丁稀少呀。历史的残酷就在于同治虽幸运的得了皇位，可最大的幸运者却是他的母亲——慈禧太后。
同治幸运指数：5.5
幸运理由：独生子就是好呀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9 朱元璋
朱元璋的发家也是一个奇迹，这个人阅历十分丰富，入过丐帮，进过佛门，后来又造反当了红巾军，可惜文化程度不高，又心狠手辣，一当皇帝，大肆屠杀功臣名将，将个大明的知名人士杀了个干干净净。要说朱某人也算自己白手起家，血汗打拼的江山，说不上幸运，可为什么那么多叫花子、和尚偏偏就他能当皇帝呢？！
幸运指数：6
幸运理由：和尚皇帝，天下独一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8 乾隆
乾隆的一生，简直可以说幸福死了，大凡当个皇帝，多少都要担点风险，有的是兄弟竞争，有的是权臣逼宫，还有的英年早逝，或者熬到快老死了，才过了把皇帝瘾。乾隆21岁即位，当了60年皇帝，4年太上皇，皇帝中间他的时间最长，本来兄弟三个，老三弘石本来，铆足劲和他竞争，有被雍正给杀了，老五弘昼天生一个玩乐皇子，用鼻子想都轮不到他，于是我们的宝亲王便顺顺当当的做了皇帝，一不小心还治出了个乾隆盛世。
幸运指数：6.5
幸运理由：天下好事都给他一个人了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7 顺治
顺治当皇帝的功臣是多尔滚，传说老多和顺治母亲闹出绯闻后才帮他做了皇帝，本来多哥是蛮有把握自己当皇帝的。顺治一开始的地盘也就是今天的东三省，李自成以为自己做了皇帝，没想到为抢一个陈圆圆，连自己老父亲都不管的吴三桂会倒戈一击，把八旗铁骑引进了关来，顺治也白捡似的得了中原沃土。只可惜这位皇帝对皇位没多大兴趣，一门心思想做和尚。
幸运指数：7
幸运理由：一个女人换了个花花江山，赚吧？！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6 汉文帝
原来是轮不到文帝的，刘邦的儿子们也不少，可惜娶了个厉害老婆—吕氏，刘邦死的早，吕氏便把他的儿子孙子一个一个全给杀了，连她自己的亲生儿子惠帝也给活活气死。文帝的母亲年轻时让算命的给说有太后之命，于是一个小诸侯边乐滋滋的把她娶过去，想当皇帝，可惜命薄，被刘邦给灭了，文帝母亲便跟了刘邦生了文帝，吕氏知道那个算命的传说后，想杀她，文帝母亲带着文帝苦苦哀求，说远离京师，永不回来，终于保了一条命。吕氏最后也把他们娘俩给忘了，等她死后，汉朝的元老们一合计，哎呦，原来这还活着一个呢，赶紧迎过来做皇帝。文帝也争气，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开始了
幸运指数：7.5
幸运理由：是你的就是你的！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5 汉元帝
元帝的成分还是挺高的，他父亲是汉武帝的太子，可惜后来因为叛乱，让武帝给杀了，元帝也在被杀之列，一个宫女悄悄把他给带了出来，这一段绝对惊险刺激。出来后，元帝便安安稳稳的做了个老百姓，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他自己也不知道，风水轮流转，武帝死后，他的接班人27天造恶三千件，宰相霍光几个人一合计，废了！又是那个宫女，把元帝的身份给抖了出来，大家伙一琢磨，接回来，做皇帝！于是元帝便接班了，顺便说一句，元帝的皇后还是他当老百姓时的老婆，人品不错！
幸运指数：8
幸运理由：从平民到皇帝的伟大传奇！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4 刘邦
刘邦年轻时是个无赖，蹭人饭是常事，后来不小心混了个亭长干干，他父亲也经常教训他要像他哥哥一样，置办写产业，光宗耀祖。司马迁在《史记》里也没少记载他的无赖事迹，可就这位无赖，提三尺剑，斩白蛇而举大义，楚汉之争，十战九败，连自己的老爹老婆都让项羽捉了去，天下大事，谁也说不清，垓下一战，逼的心高气傲的项羽乌江自刎。华夏民族自此便姓汉，几百年的汉朝盛世也拉开序幕。刘邦的影响还在于：我们的民族自此叫汉族，文字称汉字，语言叫汉语。
幸运指数：8.5
幸运理由：一个无赖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民族的教父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3 秦始皇
秦始皇的出身是个谜，看看他母亲的表现，你就会相信他其实是吕不韦的儿子，不过他的户口确实在我们邯郸，邯郸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后来的邯郸在中国历史上销声匿迹就得于他的血腥屠城。始皇帝很有创新精神，统一中国后，他创造性的把自己命名为皇帝，他也成了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后来始皇帝想长生不老，派一个叫徐福的人带了五百童男童女到了今天的日本，又传说，徐福得了一本天书，翻译过来后写着一句"秦亡于胡"，于是始皇帝便以为是北方的胡人，修了万里长城。没想到是天书的真正意思是他的二儿子胡亥。
幸运指数：9
幸运理由：中国第一个皇帝，还不够？再加上万里长城！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2 武则天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的女皇帝。原本武媚娘是李世民的人，太宗死后，她没去殉葬，不过出家做了尼姑。幸运的是，她先前就和做太子的高宗擦出了火花。高宗即位后，很快把她接了出来，这小女子很有手段，加上高宗柔弱，没几年，先是昭仪，后成贵妃，最后靠掐死自己的女儿，她如愿以偿的做了皇后。高宗死后，她的儿子做皇帝，可惜母亲太强了，她总觉得儿子们的表现不如意，换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干脆自己做了皇帝。临老时，她想让自己的女儿太平公主接班，可惜唐朝的男人们不干了，她终究是李家的媳妇，死后，和高宗和葬，墓前一块无字碑，这可能是她最好的表达......
幸运指数：9.5
幸运理由：在五千年历史的男权社会中，她确实算的上一个奇迹
十大幸运皇帝之TOP.1 康熙
康熙皇帝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一代君主，没有他，可能东三省早让俄国老毛子给占了（至今他们仍占着我们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他，蒙古和青海可能早让一个叫葛尔丹的家伙给分裂出去了，没有他，西藏也许现在真的独立了；没有他，台湾可能也不属于中国。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绝世英主，对他，我们只能用大帝，他用无与伦比的文才武略为今世的我们留下一个大大的疆土。然而他的皇位得来并不是因为他的出色，而是仅仅因为他得过天花，他的和尚爸爸怕天花怕的要死，只有他的三儿子玄烨对这种病有终身免疫力，于是为健康计，皇位给了这位后来的千古一帝！
幸运指数：10
幸运理由：一场天花诞生了一位千古一帝
引言：休养生息政策是西汉初年的国策，这个政策是由刘邦及其群臣所一起制定的，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一下该政策对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总论
经过秦末农民起义以及楚汉战争，到了汉高祖统一天下的时候，社会经济趋于破产。鉴于此，高祖极其群臣制定了休养生息政策，希望借此令社会经济得以恢复。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休养生息政策来源于黄老学说，其实高祖及其群臣中的大部分来自秦末社会的底层，对于当时社会的普遍状况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他们深刻的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以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困苦，因此他们制定了这一政策也就合乎情理了。从秦末的农民战争中，高祖深深的体会到了农民的力量，如果不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统治阶层本身同样没好日子过。因此，汉政府废除了秦朝的一切苛政以及沉重的赋税。汉初的几位皇帝也都十分珍惜民力。在汉朝，秦时对于民力的无限制的运用看不到了。秦朝时，从阿房宫到骊山皇陵、从万里长城到秦直道的建设，无一不要运用大量的青壮年。而且秦朝对匈奴的战争长达20多年，这无数次的大小战争无一不需要大量的青壮年。无数的青壮年死在国家工程的工地上、死在塞外的战场上。这些青壮年的缺失导致了农田荒废，农田荒废又导致了政府财政收入的锐减。一方面政府拼命的花钱（从国家各项工程到战争无一不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基础——农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政府财政收入锐减，用现代的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政府财政赤字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这将导致政府威信受损等等一系列问题。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之下，人民怎能不怨声载道、社会经济怎能不趋于崩溃、秦朝怎能不覆灭？
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恢复社会经济成为了汉政府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由于秦朝采用法家学说治理天下，最后覆灭了（这并非法家学说的错），因此刘邦及其群臣转而投入黄老学说，认为清静无为才应该是治理国家的王道，加上其本身来自社会底层，因此休养生息政策的出炉也就不奇怪了。但是，休养生息政策的施行和政府信奉何种流派的学说并无必然关系，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汉武帝末年因为长期对匈奴作战的原因，全国户数锐减，所以在武帝末年以及昭帝、宣帝年间也都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而且这一政策几乎成了往后历朝历代初定天下时候所采取的国策。可见休养生息政策到了后来已经成为了一个纯粹的经济政策、是国家调整社会经济的一个手段之一。
（二）休养生息政策下的汉初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对于我国古代社会而言，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国家对于农业进行有效的管理是中国历朝历代政府经济职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早在秦国“商鞅变法”时期，当时的秦政府已经着手对于农业进行组织和管理，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我们现在可以接触到的秦时关于农业方面的法律有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一批秦简，里面《田律》、《仓律》等等就是当时秦政府有关于农业方面的法律。汉政府成立初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恢复农业生产。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破产、百业凋敝。作为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情况，但是通过一些史籍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一下汉初社会经济破败到何种程度。西汉初年，全国人口数量由秦始皇时代的约2000万下降到1500－1800万，具史籍记载：西汉初年，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许多村落甚至空无一人。如此巨大的人口缺口加上年年战乱，导致很多良田被荒废。《史记·平淮书》写道：“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四匹同一毛色的马拉的车），而将相或乘牛车”。这种情况表明汉初的经济状况实在到了一个极度危险的状况，连高祖自己想要找四匹同样毛色的马都找不到，朝中王侯将相出门都乘牛车，可以想象在广袤的国土上有多少人民流离失所，风餐露宿了。
因此，高祖及其群臣在休养生息这个大政策的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的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汉书·刑法志》说道：“萧、曹为相，镇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从民之欲而不扰乱”以及“衣食滋殖，刑法用稀”基本就是汉初对于农业生产以及农民的基本政策，当然，这是一个大的框架，一切具体的政策都是在这几条原则之下制定的。这些政策具体归纳起来关于农业的有4条：1、劳力归农，也就是令军人退役回原籍从事农业生产并且国家根据军工大小给予一定的赋税减免或者其他优惠政策；2、轻徭薄役，汉政府鉴于秦朝滥用民力导致的严重后规，因此比较珍惜民力，缩短了人民服役时间，规定全国男子从23岁开始服役，56岁免役，并且可以以钱代役，这比隋朝的租庸调制早了约800年。但是以钱代役在当时而言只是一个影响比较小的政策；3、薄敛赋税，汉初规定田赋为十五税一、到了景帝年间成为定制既三十税一，人头税为每年每人120钱。这里我只是说出和农业生产关联最大的两个税种，其他赋税我会在优厚逐渐提到；鼓励生育，汉政府为了提高全国户数，在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颁布“民产子”诏令，多生孩子可以免除两年赋税，这项政策使得汉初人口得到极大的提高。
（一）总论
经过秦末农民起义以及楚汉战争，到了汉高祖统一天下的时候，社会经济趋于破产。鉴于此，高祖极其群臣制定了休养生息政策，希望借此令社会经济得以恢复。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休养生息政策来源于黄老学说，其实高祖及其群臣中的大部分来自秦末社会的底层，对于当时社会的普遍状况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他们深刻的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以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困苦，因此他们制定了这一政策也就合乎情理了。从秦末的农民战争中，高祖深深的体会到了农民的力量，如果不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统治阶层本身同样没好日子过。因此，汉政府废除了秦朝的一切苛政以及沉重的赋税。汉初的几位皇帝也都十分珍惜民力。在汉朝，秦时对于民力的无限制的运用看不到了。秦朝时，从阿房宫到骊山皇陵、从万里长城到秦直道的建设，无一不要运用大量的青壮年。而且秦朝对匈奴的战争长达20多年，这无数次的大小战争无一不需要大量的青壮年。无数的青壮年死在国家工程的工地上、死在塞外的战场上。这些青壮年的缺失导致了农田荒废，农田荒废又导致了政府财政收入的锐减。一方面政府拼命的花钱（从国家各项工程到战争无一不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基础——农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政府财政收入锐减，用现代的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政府财政赤字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这将导致政府威信受损等等一系列问题。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之下，人民怎能不怨声载道、社会经济怎能不趋于崩溃、秦朝怎能不覆灭？
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恢复社会经济成为了汉政府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由于秦朝采用法家学说治理天下，最后覆灭了（这并非法家学说的错），因此刘邦及其群臣转而投入黄老学说，认为清静无为才应该是治理国家的王道，加上其本身来自社会底层，因此休养生息政策的出炉也就不奇怪了。但是，休养生息政策的施行和政府信奉何种流派的学说并无必然关系，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汉武帝末年因为长期对匈奴作战的原因，全国户数锐减，所以在武帝末年以及昭帝、宣帝年间也都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而且这一政策几乎成了往后历朝历代初定天下时候所采取的国策。可见休养生息政策到了后来已经成为了一个纯粹的经济政策、是国家调整社会经济的一个手段之一。
（二）休养生息政策下的汉初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对于我国古代社会而言，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国家对于农业进行有效的管理是中国历朝历代政府经济职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早在秦国“商鞅变法”时期，当时的秦政府已经着手对于农业进行组织和管理，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我们现在可以接触到的秦时关于农业方面的法律有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一批秦简，里面《田律》、《仓律》等等就是当时秦政府有关于农业方面的法律。汉政府成立初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恢复农业生产。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破产、百业凋敝。作为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情况，但是通过一些史籍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一下汉初社会经济破败到何种程度。西汉初年，全国人口数量由秦始皇时代的约2000万下降到1500－1800万，具史籍记载：西汉初年，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许多村落甚至空无一人。如此巨大的人口缺口加上年年战乱，导致很多良田被荒废。《史记·平淮书》写道：“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四匹同一毛色的马拉的车），而将相或乘牛车”。这种情况表明汉初的经济状况实在到了一个极度危险的状况，连高祖自己想要找四匹同样毛色的马都找不到，朝中王侯将相出门都乘牛车，可以想象在广袤的国土上有多少人民流离失所，风餐露宿了。
因此，高祖及其群臣在休养生息这个大政策的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的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汉书·刑法志》说道：“萧、曹为相，镇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从民之欲而不扰乱”以及“衣食滋殖，刑法用稀”基本就是汉初对于农业生产以及农民的基本政策，当然，这是一个大的框架，一切具体的政策都是在这几条原则之下制定的。这些政策具体归纳起来关于农业的有4条：1、劳力归农，也就是令军人退役回原籍从事农业生产并且国家根据军工大小给予一定的赋税减免或者其他优惠政策；2、轻徭薄役，汉政府鉴于秦朝滥用民力导致的严重后规，因此比较珍惜民力，缩短了人民服役时间，规定全国男子从23岁开始服役，56岁免役，并且可以以钱代役，这比隋朝的租庸调制早了约800年。但是以钱代役在当时而言只是一个影响比较小的政策；3、薄敛赋税，汉初规定田赋为十五税一、到了景帝年间成为定制既三十税一，人头税为每年每人120钱。这里我只是说出和农业生产关联最大的两个税种，其他赋税我会在优厚逐渐提到；鼓励生育，汉政府为了提高全国户数，在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颁布“民产子”诏令，多生孩子可以免除两年赋税，这项政策使得汉初人口得到极大的提高。
我想，我这次又要说些令某类人物不快的话题了。其实，绝对这个命题之前，我的眼前就已经浮现出一些貌似愤慨的目光，似乎我又冒了什么大不韪一样。然而，当我一边看着手头收集的诸般史料，另一边看到此起彼伏的不知所以者们信口开河，就难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了。
毫无疑问，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然而，这个高峰究竟有多高，高峰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是无限风光还是万种荒凉呢？不妨据可见的史书来一探其真相吧。
（一）
在分析经济环境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足以左右它的社会环境。要正确认识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特点，就必须将宋代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不仅瞻前顾后地做纵向分析，更要与同时代的欧洲国家做横向比较，才能得出一个客观公允的认知。
鉴于东西方文化与历史背景的巨大差异，两者的封建制度建立、巩固和具体情况也是大相径庭的。然则，却未尝不能互相引证发明，究其真髓。
众所周知，中国自秦灭六国以来，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王朝就始终占据着历史的主流，尽管在这片土地上还时而有其他政权与之相伴，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央帝国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从汉末至隋唐之间，经历了300余年的南北分裂与动荡，但主流依旧趋于统一。宋朝，这个从唐末50年军阀割据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家，与北方的辽，西北的西夏、西南的吐蕃和大理等国并列而行，其幅员之辽阔，人口之众多，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无人能及的。
与西欧各国相比，宋的最大特点就是鲜明的中央集权色彩，而其具体化的表现就是行政方面的郡县制度。在中央朝廷之下，路、州、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的知事，都是由中央进行统一任免，绝无世袭的可能。这与欧洲的采邑制度是截然不同的。至于两种制度的全面优劣，因为与本文内容无关，因此不做比较。
宋朝吸取唐因长久的藩镇割据而终至灭亡的教训，对地方行政机构的管理十分严格，尤其是刻意弱化“路”一级的权力，不设总长，而是设立了几个平级的称为“监司”的机构分掌权力，即管理民政的安抚司、财政的转运司、司法的提刑司和商业交通的提举常平司。互无统属，各自向朝廷有司负责。各州知事，则直接对朝廷负责。全国的军权和财权由国家统一调派，明文规定：地方财政以州为基本核算单位，每年的赋税除保留本地行政经费之外，余者必须毫无保留的如数上缴。保留下来作为地方经费的那一部分财赋也必须造登帐籍，定期上报朝廷核准。路的转运司虽然拥有居中调配之权，但没有截流储存的权限，亦不得擅自调配超越自身权限数量以上的财赋。在军事上，国家正规军队（北宋称禁军，南宋称御前军）隶属中央，地方无权干涉调动。各路、州、县只有负责治安和杂役的厢军，战斗力极弱，不会对中央政府构成任何威胁。纵观宋朝前后之历代，皆未有如宋这般对地方采取过如此严格而近乎苛刻的控制。宋的一统真是名副其实的一统到底了。而自周以来所存在的“分茅裂土”，封国土，建诸侯的社会政治制度也在此时完全彻底的寿终正寝了，也标志着中国的封建制度与欧洲从根本上分道扬镳了。自秦始皇以来历代君主极力推行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政治改革也是在宋代才宣告完成。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之结论：宋朝是中国政治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
对于宋朝最基本的生产力——农民而言，这种变化所带给他们的角色转换幅度也是相当巨大的。他们现在无需通过中间的封建主而与朝廷发生间接接触，而是一直直接的经济依附，与地主之间也从彻底的从属性质转变为带有契约性质的雇用关系了。从紧密变得松散起来，并受到国家权力的干预和监督。
反观同时期的西欧国家则完全不同，正如西欧历史的发展轨迹与中国的巨大差异一样。从前文看，我们知道，中国的封建制度一个上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欧洲却正相反，罗马帝国在几个世纪内完全统一了西欧，而当其崩溃之后，整个欧洲的西部就彻底分裂开来，形成了许多国家与政权，分裂状况之严重，即使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是难以比拟的。尽管后来英、法、德等国家脱颖而出，渐趋强大，但依旧无法形成象中国这样彻底统一的国家形式，即使是在自己的国内，也是标准的“封”与“建”，自国王以下，次第分封，形成松散的统属关系，上位封建主对下级封建主的要求，除了定期的兵役和贡赋之外，基本上不会干涉其领地内部事务，也不会直接去管理下级属下的臣民。正如一句很有名的话所说的那样，“我的臣子的臣子不是我的臣子”。
现在，返回宋朝的政治与社会，来看看这样一种情况下，作为最基本的国家组成部分和生产力的基本单位农民们受到了怎样一种影响。作为没有封建却依旧保持着绝对强制力的国家，中央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强制关系主要体现在赋税制度的超经济管理。无论是“租调庸”还是两税制，都无法摆脱这种建立于强权基础之上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利弊互现，则往往要视国家统治者的施政态度而定。因此获得最大利益的阶层也从一般地主身上转移到站在社会结果金字塔顶端的“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是通过国家制定的科举考试制度来进行选拔，选拔范围则以普通地主阶层为主。士大夫阶层通过国家强制的手段获取最大的利益，占有大量的财富与土地，主导着社会经济的沉浮起落。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宋朝的经济是国家形式的经济，掌控于一个既得利益阶层的手中。在西方，领主往往代表个人；而在中国的宋朝，士大夫们通过国家机器对农民进行超经济模式的掠夺。之所以称之为掠夺，是因为这种手段已经完全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封建经济模式和税收，其沉重程度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阶级压迫，也正是在宋代完全形成的。
对于宋代的政治而言，它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而不同于欧洲同时期的神权与王权之间的斗争那么激烈。在欧洲，以基督教为代表的神权制度拥有强大的势力，几乎没有哪个国王可以与之相匹敌。教会势力经常介入欧洲诸国的政治生活，并不断与渴望扩大王权的世俗君主们发生冲突。冲突之中，教会往往凭借强大的信仰力量来压迫那些不安分的国王们，甚至不惜组织十字军来讨伐敢于反抗的国王或者以开除教籍的威胁来剥夺国王们的权力。这种激烈的冲突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希二世与三代教皇之间长达几十年的斗争为最高潮。随着这位有“颇具现代意识”（《大英百科全书·德国史》语）的国王精疲力竭地死去后其家族被教会斩尽杀绝的悲剧落幕，欧洲神权对王权的冲突以神权胜利而告终。从此，各位国王心惊胆战地臣服于教会，直至文艺复兴到来之前，没有哪个再敢出头了。同时，教会内部也存在林林总总的派系，不同教会与教派之间也往往会因各种利益而发生冲突，教皇自身的命令也难以在基督教世界内畅通无阻。另一方面，世俗权力者们虽然对教廷不得不唯命是听，却又在内部彼此冲突，国王与领主，领主与下级领主之间也是矛盾丛生，世俗王者的权力也远远不如宋朝统治者那样有效，政令不出国门的情况也是司空见惯的。例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本身并非世袭，而是通过诸侯门在七个选帝侯之间进行推举而产生的，其权威如何，不言自明。而这种情况也正是教皇所乐观的。
相对于背负着沉重十字架的欧洲君主们的而言，宋朝的皇帝们无疑是幸运的。虽然在中国国内也存在佛教与道教，却并非主流，充其量不过是强大的儒教势力的补充部分罢了。而强悍的儒教却早已通过士大夫们的改造而成为皇帝手中的一根缰绳，牢牢地套在全国百姓的脖子上。由于没有宗教势力的掣肘，宋朝的世俗统治者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行动，甚至可以得心应手得将宗教变为维护统治的工具。因此，宋朝的一统模式可以在外部强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依旧保持着对国内的绝对控制，而不会造成垮台的局面。因此，两宋的灭亡也都是因为自身难以抵抗外部巨大压力，而非一场内部的自下而上的“革命”而改朝换代的。
(二)
下面，让我们站在这块名为宋的江心石上，前后瞻望一番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历史长河，从那些起伏错落其他江心石的身上去寻找属于宋朝自身的位置。
出现在我们眼中的第一块江心石，无疑是秦朝——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始作俑者。秦的短暂统一因其自身不顾一切的推行激进改革，而遭到无法适应这种突变的天下人的反对，如午夜昙花，一现之后迅速凋零了。但是，它所创立的封建帝国制度却被汉朝幸运地继承下来。也就是从汉代起，汉族逐渐呈现出南移的趋势。这个趋势是缓慢的，正如中国社会生产力在秦以后的发展速度一样缓慢。真正起到催化剂作用的是西晋末年的少数民族南下，在这个多民族碰撞出来的南北大分裂时期，失去北方政治主导权的汉族被迫大规模南迁，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南方，与当地优越的自然环境相结合，客观上促进了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
这一变化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自纪元4世纪开始，到纪元12世纪宋朝南迁后才宣告完成。东南地区的开发，是全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国农业因此而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从而具备了足以支撑起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进而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东汉至宋的千年之中，“世卿世禄”的制度支配着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从而演变为农民对这些具有稳固社会地位的贵族、官僚们的全面依附。贵族和官僚们则利用这种依附反过来对农民实行强制性经济和超经济剥削。做为贵族官僚阶级的保护者的国家也就制定了与之相应的法律，二者之间形成了更加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隋唐之际才被新兴的地主士大夫阶级和与之共生的科举制度所打破。士大夫阶级的勃兴冲击着世族们的故有政治领地，同时也在瓦解着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依附关系，使之逐渐减弱。但是，隋唐时代，尤其是隋朝的统治基础也并不稳固。短命的隋朝仅仅来得及创造迥异于秦汉的新制度，却在无福消受新制度的情况下轰然落幕，残留下来的果实在唐朝成熟起来并被采撷下来。唐朝在立国后的前一百多年内因之而繁荣起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顶峰阶段。
唐朝的统一形式是相当奇特的。可以说，它是在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下行走着，强大的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博弈、整合贯穿于整个唐朝的历史之中。地方政府的强大为唐帝国对外扩张提供了强劲的原动力，却也隐伏下日后分崩离析的祸根。
“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凡易八姓，纷乱天下五十余年”，宋帝国就是在唐末五代大分裂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吸取了唐朝的教训之后，宋朝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大调整，彻底改变了唐的传统，形成了自己一套军政分治，国家控制的新模式。这是一套矫枉过正式的模式，也是一套极端自私的模式，是以牺牲国家政治活力和经济活力为代价的失败的模式。具体表现为：均田制和与之相互依存的租调庸制度被彻底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土地私有化和两税法；创立自北周时代的府兵制也消亡了，代之以募兵制。地主们身上的桎梏被打破了，突然轻松起来的他们跃上了政治和经济的舞台，以空前的热情推动着经济大幅度发展起来。农民则摆脱了旧时代的束缚，代之以一种新型的契约关系。从表明上看，他们似乎得到了一定的解放，不必承担兵役、劳役，更无需为地主提供无偿劳动，从旧日的农奴角色之中得以解脱，转变为与地主之间是一种简单的土地租赁关系，与国家则是单纯的纳税关系。如果这样去看，似乎宋代社会是相当进步的，甚至更加接近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大约也正是这种表明看法，衍生出一种“中国宋代已经具备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论调。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另一方面的情况，即宋代的禁榷制度。榷，即官方设立的市场。所谓禁榷，则是封建统治者通过超经济的行政强制手段对商品经济的严格制约手段，国家依靠这种手段对商品流通进行垄断式经营，与民间商人争利，从而扩大自己的财政收入渠道。所谓“今谷帛之税，多变而征钱，钱既非民之所自出，不得不逐一切之利以应官司所需。既逐一切之利，则不专于农桑”（《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可见，宋朝的税收与禁榷政策都在无时无刻地对农民勒紧原本已经很紧的绞索。下面，简略地为大家勾勒出这条绞索的大体轮廓。
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无疑来自农业。任何商品和手工业品的原材料的来源也都取自于自然经济的产品。宋代税收的重点在于钱币和纺织品，然而，农民们的直接出产则是各种农产品。由于禁榷制度的存在，农民不可能通过自由出售农产品来获取缴税所需的货币，却又必须在官方规定的时间内及时纳上，因此只得接受官方榷场的价格，以较为低廉的代价出售自己的产品，再将换取的货币用于纳税。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由宋朝官方精心营造的经济循环——官榷低价收购获取了一部分利益，又在争税时拿走另一部分利益，农民自己所能留下的就少之又少了。因此，这才出现了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资料之中记载的财赋“国朝混一之初……两倍唐室”之所得以及“熙丰间……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万”而七倍半于唐。朝廷的税赋大幅度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却比过去更重了。表面上的解放所换来的是更加严重的征敛。同样，农民要得到食盐、茶、矾等这些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禁榷的专卖产品，在过去尚可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等价交换，现在则必须对榷场支付货币才能换得，将最后留下的一点货币也都通过垄断专卖而流入官方的府库之中。
以上这些官方政策，似乎促进了商业繁荣，然而繁荣的仅仅是官方和部分商人，真正的苦难却更加深重地留给了农民们。这种强制剥削的手段，就是宋代虚假商业繁荣的原动力。农民为维持生计，只能“不专于农桑”，却无法获得利益，却又被迫放弃原来的农业，自然经济的基础也在竭泽而鱼的政策下渐渐遭到破坏，这一封建王朝的根本也就渐渐趋于瓦解。而我们又知道，这种官方垄断的商业行为，显然不具备市场经济的属性。
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宋朝的经济是一种国富民穷式的倒金字塔结构呢？流向国家的货币又被怎样运用了呢？好，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之中进行深刻的论述。
（三）
做为国家基本职能之一的财政，是随着国家的诞生而诞生，主导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以及其他分配形式之间的关系与量值的重要手段。然而，在中国古籍之中，并无可以对应国家财政这个近代概念的专门词汇。自先秦以来，较为接近的词汇有“国计”、“岁计”和“财计”等等（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但这些都不足以函盖国家财政的全部领域，它们更接近于国家财政收支及预算。除此之外，在东汉时代出现了另一词汇“食货”，这个词源自《洪范》一书之中提及的“八政”，一曰食、而曰货。食者，户口，又可引入田地制度；货者，钱币，亦关赋税。然其范围则不仅于此，更涉及漕运、征榷、鬻爵、杂税、平准均输、轻重平汆、常平、义仓等等财政外延及其以外的范畴。
鉴于以上缘故，在讨论宋代官方财政制度的时候，就不能囿于古人的模糊观念，而要带入现代经济学的理念来界定该范围。只有这样才能为宋代的国家财政机构和财政收支这两方面内容在两宋时期的演变、发展及其得失做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诠释。
勿庸置疑，宋代的财政机构就像一部自上而下、纷繁庞杂的机器。其中枢是由中央计司（三司和户部）以及司农寺等相关机构组成的，其外延则是漕司等各级地方财政机构。如果要类比于某种机械的话，大约抽水机是最为准确的。被抽来的“水”包括两税、身丁税、杂税、征榷、差役、力役、代役钱、商税、科率、和买、和氽以及国家专卖的茶、盐、酒、矾、舶货、官田、度牒、铸币等等收益。正如汪圣铎先生在《两宋经济史》之中所说的那样，“细致分析，名目繁多，互相交错，情况复杂”。
如此沉重的赋税，自是有其必然性，正所谓世间没有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般，究其原因则依旧要着重于宋代的社会环境和国家政治之上。从前文我们已经知道，随着唐朝中期均田制和府兵制的崩溃，二税法和募兵制成为了国家的基本政策。而宋朝又实行了行政权、军权和财政权的高度集中，这就在财政方面加重了负担。其具体表现则为“三冗”和“三费”的巨大财政支出。
最早指出这一现象的是仁宗朝的名臣宋祁，他在《上三冗三费疏》中指出“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以困天下之财……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民道士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费……一曰道场斋醮，无日不有。二曰京师寺观或多设徒卒，或增置官司，衣粮所给，三倍他处，帷幄谓之供养，田产谓之常住，不徭不役，坐蠹齐民，而又竞饰神祠，争修荷庙。三曰使相节度，不隶藩要，贪取公用，全济私家”（《历代名臣奏议》）。
冗官出现于宋太祖时代，他吸收了前代的教训，严格防止官员们利用权力结党营私，采取了官、职、差三权分离的措施，试图达到分割权力的目的。这一手段无疑是成功的遏制了地方分离势力的出现，但却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造成了大量闲置官员的出现。官，决定待遇而无实权，故而又称“寄职”；职，则是勋位荣职，属于本职之外的加官，因此又称“贴职”；差，才是官员们的实际职务，故称“职事官”；宋朝为笼络地方读书人，不计后果的大肆增加官员数量，从科举和门荫出仕者日渐增多，使得官员数量居高不下，许多有官无差者坐食俸禄，给财政造成了重大的压力。同时，宋代为防止皇族争权而内讧，遂演习中唐的政策，隔绝皇室宗族们出任官员的途径，以虚职加官的方式加以供养，这又为本以庞大臃肿的朝廷增加了新的包袱。“景德、祥符中，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今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选仍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逾一倍多”（包拯《上仁宗乞减冗杂节用度》，《国朝名臣奏议》）。官员增加了，与之俱来的是随从、警卫、属吏以及相应配备的官署、府邸、仪仗、家具、印信和办公费用的相应增加，这些都要从国家财政来支出，则冗官带动起来的就是冗费。
冗兵的出现则完全是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后的衍生物。宋朝贯彻“守内虚外”的政策，使得国家常备军在多数时间内都超过百万之数，以较为平安的英宗治平年间（纪元1064－1067年）为例，其中禁军六十六万，厢军五十万。合计就是一百一十六万。每名士兵的年费又是多杀呢？据蔡襄（《国朝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一蔡襄《上神宗论冗兵》）、陈舜俞（《都官集》卷七《说兵》）、余君卿（《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十八余君卿奏）等人提供的资料，平均每名禁军五十贯，厢军三十贯。那么当时每年的费用就是近五千万贯。这还仅仅是养兵的费用，还不包括军器、马匹、行政的费用。前引李心传对熙宁税收六千万的记载，那么军费所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八十。至于南宋之时，由于物价上涨的因素，每名士兵的实际花费已经超过了百贯了（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王之望奏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乾道内外大军数》）。募兵制的传统是士兵终身制，士兵一旦趋于老弱，就必须增募新兵，老兵不能去而新兵继入，则军队人数必然膨胀，战斗力却并无明显改观。何况朝廷高官亲贵皆需要保护，邮政、防火、榷场以及各种资源专卖均需占用军队来维持治安，而每逢荒旱之年出现的饥民也被朝廷征召入伍，成为分流社会矛盾的一个方向。基于多方原因，使得军队数量有增无减。军队士兵增加了，军官的数量自然是水涨船高。这又促进了冗官现象的加重，双方彼此影响，互为表里，造成严重的恶性循环。
宋朝在军事上无法战胜辽、西夏等周边邻国，只得采取花钱买平安的政策，每年向两国输出大量的财赋。对辽国的称“岁币”，对西夏则称“岁赐”。以庆历二年（1042年）为例，对辽输白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对西夏输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据《宋会要》说，到庆历以后，宋朝在财政方面已呈现入不敷出之势，每年缺口都在三百万缗以上。再加上不事生产却坐受供养的僧道渐多，财源亦现枯竭之兆。而僧道数量大增，正说明农民已经不堪重负，谋求遁入空门以求解脱的行为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那么宋朝的财政总收支究竟有多大呢？据史书记载，基本上维持在一亿以上。纵观宋之前后历代，均不能及。
庞大的财政收支不仅证明其财政负担之重，更造就了管理方面的纷杂不便。由于宋朝采取官差分离和职权分治的政策，无论是征税者还是理财者，都不能完全行使自己的职权，各个职务间往往犬牙交错，混淆杂驳，责任不明，莫衷一是。更由于朝廷对财权的强迫集中，即使地方上一笔小小支出也要逐级上报，造成了大量的账簿表状，大到地方每年的财政收支汇报，小到官署和公建项目的修缮费用，无不以书面形式传递到三司衙门。于是，被称为“繁文”的问题就此凸现出来。属于这一范畴的包括地方奏疏、账表、朝廷法规、诏命等等来往穿梭，数量之多几乎站满了所有官方往来文件的渠道。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典型代表有英宗朝王珪编修的《在京诸司库务条式》一百三十册、神宗熙宁七年（纪元1074年）王安石等人修《三司敕式》四百卷（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和二百五十一）和高宗朝绍兴八年（纪元1138年）秦桧等修《绍兴重修禄秩敕令格及申明看详》八百一十卷等等卷帙浩繁的财政繁文。而一般官府内要处理的各类财政条款则分为：月纳簿、退簿、欠钱簿、纳钱簿、赁簿、宿簿、润官簿、接续簿、欠官物簿、辍借物簿、减价簿、出入物料簿、空闲年月簿、承受宣省簿、架阁文书簿、倒塌物簿、承受公堞检计簿、承受生事簿、居占屋舍簿、寄事历、场子历、亲事官历、卯历、印历、发放历、监修军将转押修屋历、工课历……多达数十种（《宋会要》食货五十五之一十）。无怪乎南宋学者洪迈慨叹说“今之令式文书盈于几阁，为猾吏舞文之具”。不能精简机构，则花费必然增多，即使是文书来往于驿路之间所造成人马消耗，统计起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无论士兵、官员还是皇族，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些，这本是人之长情，无可厚非。但他们本人自然没有以劳动获取报酬的技能和诉求，因此只能指望从朝廷获得更多的恩赏。无论是如何巧立名目的诉求，殊途同归于对财政支出大增的一股推动力。诚然，这种情况在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以宋为最。如果社会结构合理，则可以建立一种内部抑制消化的机制。可是宋朝显然没有建立这种机制的迹象，因而无法遏制诸多不合理的财政需求，使得整个国家与社会在“积贫积弱”的轨道上愈滑愈远，直到化作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期间，自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其中的弊端，例如在仁宗朝任三司使的程琳就预见到后世将因财政无力为继，而被迫以旧税为名加征新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一十四）；另有北宋理财家陈恕（《东原录》）、南宋人吴博古（《咸淳临安志》卷八《诸司诸军审计司》）、章如愚（《群书考索》别集卷一十《财用·利源不可开》）、黄震（《黄氏日抄》卷八十四《书叶制使西涧》）等人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不开源节流，调整国家财政策略，则必陈陈相因，积重难返。然而，清醒者的危言却无法将统治者从“盛世”的美梦之中清醒过来，两宋直到灭亡时，依旧不断增加支出，再通过增税、在货币上动手脚等饮鸩止渴的方式来填补这个永恒的黑洞。因此，我们在下一章的主题内将着于重探讨两宋的赋税和货币政策，看看宋朝是怎样把这两方面搞得一团糟。
毫无疑问，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然而，这个高峰究竟有多高，高峰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是无限风光还是万种荒凉呢？不妨据可见的史书来一探其真相吧。
（一）
在分析经济环境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足以左右它的社会环境。要正确认识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特点，就必须将宋代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不仅瞻前顾后地做纵向分析，更要与同时代的欧洲国家做横向比较，才能得出一个客观公允的认知。
鉴于东西方文化与历史背景的巨大差异，两者的封建制度建立、巩固和具体情况也是大相径庭的。然则，却未尝不能互相引证发明，究其真髓。
众所周知，中国自秦灭六国以来，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王朝就始终占据着历史的主流，尽管在这片土地上还时而有其他政权与之相伴，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央帝国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从汉末至隋唐之间，经历了300余年的南北分裂与动荡，但主流依旧趋于统一。宋朝，这个从唐末50年军阀割据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家，与北方的辽，西北的西夏、西南的吐蕃和大理等国并列而行，其幅员之辽阔，人口之众多，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无人能及的。
与西欧各国相比，宋的最大特点就是鲜明的中央集权色彩，而其具体化的表现就是行政方面的郡县制度。在中央朝廷之下，路、州、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的知事，都是由中央进行统一任免，绝无世袭的可能。这与欧洲的采邑制度是截然不同的。至于两种制度的全面优劣，因为与本文内容无关，因此不做比较。
宋朝吸取唐因长久的藩镇割据而终至灭亡的教训，对地方行政机构的管理十分严格，尤其是刻意弱化“路”一级的权力，不设总长，而是设立了几个平级的称为“监司”的机构分掌权力，即管理民政的安抚司、财政的转运司、司法的提刑司和商业交通的提举常平司。互无统属，各自向朝廷有司负责。各州知事，则直接对朝廷负责。全国的军权和财权由国家统一调派，明文规定：地方财政以州为基本核算单位，每年的赋税除保留本地行政经费之外，余者必须毫无保留的如数上缴。保留下来作为地方经费的那一部分财赋也必须造登帐籍，定期上报朝廷核准。路的转运司虽然拥有居中调配之权，但没有截流储存的权限，亦不得擅自调配超越自身权限数量以上的财赋。在军事上，国家正规军队（北宋称禁军，南宋称御前军）隶属中央，地方无权干涉调动。各路、州、县只有负责治安和杂役的厢军，战斗力极弱，不会对中央政府构成任何威胁。纵观宋朝前后之历代，皆未有如宋这般对地方采取过如此严格而近乎苛刻的控制。宋的一统真是名副其实的一统到底了。而自周以来所存在的“分茅裂土”，封国土，建诸侯的社会政治制度也在此时完全彻底的寿终正寝了，也标志着中国的封建制度与欧洲从根本上分道扬镳了。自秦始皇以来历代君主极力推行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政治改革也是在宋代才宣告完成。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之结论：宋朝是中国政治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
对于宋朝最基本的生产力——农民而言，这种变化所带给他们的角色转换幅度也是相当巨大的。他们现在无需通过中间的封建主而与朝廷发生间接接触，而是一直直接的经济依附，与地主之间也从彻底的从属性质转变为带有契约性质的雇用关系了。从紧密变得松散起来，并受到国家权力的干预和监督。
反观同时期的西欧国家则完全不同，正如西欧历史的发展轨迹与中国的巨大差异一样。从前文看，我们知道，中国的封建制度一个上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欧洲却正相反，罗马帝国在几个世纪内完全统一了西欧，而当其崩溃之后，整个欧洲的西部就彻底分裂开来，形成了许多国家与政权，分裂状况之严重，即使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是难以比拟的。尽管后来英、法、德等国家脱颖而出，渐趋强大，但依旧无法形成象中国这样彻底统一的国家形式，即使是在自己的国内，也是标准的“封”与“建”，自国王以下，次第分封，形成松散的统属关系，上位封建主对下级封建主的要求，除了定期的兵役和贡赋之外，基本上不会干涉其领地内部事务，也不会直接去管理下级属下的臣民。正如一句很有名的话所说的那样，“我的臣子的臣子不是我的臣子”。
现在，返回宋朝的政治与社会，来看看这样一种情况下，作为最基本的国家组成部分和生产力的基本单位农民们受到了怎样一种影响。作为没有封建却依旧保持着绝对强制力的国家，中央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强制关系主要体现在赋税制度的超经济管理。无论是“租调庸”还是两税制，都无法摆脱这种建立于强权基础之上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利弊互现，则往往要视国家统治者的施政态度而定。因此获得最大利益的阶层也从一般地主身上转移到站在社会结果金字塔顶端的“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是通过国家制定的科举考试制度来进行选拔，选拔范围则以普通地主阶层为主。士大夫阶层通过国家强制的手段获取最大的利益，占有大量的财富与土地，主导着社会经济的沉浮起落。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宋朝的经济是国家形式的经济，掌控于一个既得利益阶层的手中。在西方，领主往往代表个人；而在中国的宋朝，士大夫们通过国家机器对农民进行超经济模式的掠夺。之所以称之为掠夺，是因为这种手段已经完全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封建经济模式和税收，其沉重程度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阶级压迫，也正是在宋代完全形成的。
对于宋代的政治而言，它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而不同于欧洲同时期的神权与王权之间的斗争那么激烈。在欧洲，以基督教为代表的神权制度拥有强大的势力，几乎没有哪个国王可以与之相匹敌。教会势力经常介入欧洲诸国的政治生活，并不断与渴望扩大王权的世俗君主们发生冲突。冲突之中，教会往往凭借强大的信仰力量来压迫那些不安分的国王们，甚至不惜组织十字军来讨伐敢于反抗的国王或者以开除教籍的威胁来剥夺国王们的权力。这种激烈的冲突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希二世与三代教皇之间长达几十年的斗争为最高潮。随着这位有“颇具现代意识”（《大英百科全书·德国史》语）的国王精疲力竭地死去后其家族被教会斩尽杀绝的悲剧落幕，欧洲神权对王权的冲突以神权胜利而告终。从此，各位国王心惊胆战地臣服于教会，直至文艺复兴到来之前，没有哪个再敢出头了。同时，教会内部也存在林林总总的派系，不同教会与教派之间也往往会因各种利益而发生冲突，教皇自身的命令也难以在基督教世界内畅通无阻。另一方面，世俗权力者们虽然对教廷不得不唯命是听，却又在内部彼此冲突，国王与领主，领主与下级领主之间也是矛盾丛生，世俗王者的权力也远远不如宋朝统治者那样有效，政令不出国门的情况也是司空见惯的。例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本身并非世袭，而是通过诸侯门在七个选帝侯之间进行推举而产生的，其权威如何，不言自明。而这种情况也正是教皇所乐观的。
相对于背负着沉重十字架的欧洲君主们的而言，宋朝的皇帝们无疑是幸运的。虽然在中国国内也存在佛教与道教，却并非主流，充其量不过是强大的儒教势力的补充部分罢了。而强悍的儒教却早已通过士大夫们的改造而成为皇帝手中的一根缰绳，牢牢地套在全国百姓的脖子上。由于没有宗教势力的掣肘，宋朝的世俗统治者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行动，甚至可以得心应手得将宗教变为维护统治的工具。因此，宋朝的一统模式可以在外部强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依旧保持着对国内的绝对控制，而不会造成垮台的局面。因此，两宋的灭亡也都是因为自身难以抵抗外部巨大压力，而非一场内部的自下而上的“革命”而改朝换代的。
(二)
下面，让我们站在这块名为宋的江心石上，前后瞻望一番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历史长河，从那些起伏错落其他江心石的身上去寻找属于宋朝自身的位置。
出现在我们眼中的第一块江心石，无疑是秦朝——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始作俑者。秦的短暂统一因其自身不顾一切的推行激进改革，而遭到无法适应这种突变的天下人的反对，如午夜昙花，一现之后迅速凋零了。但是，它所创立的封建帝国制度却被汉朝幸运地继承下来。也就是从汉代起，汉族逐渐呈现出南移的趋势。这个趋势是缓慢的，正如中国社会生产力在秦以后的发展速度一样缓慢。真正起到催化剂作用的是西晋末年的少数民族南下，在这个多民族碰撞出来的南北大分裂时期，失去北方政治主导权的汉族被迫大规模南迁，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南方，与当地优越的自然环境相结合，客观上促进了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
这一变化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自纪元4世纪开始，到纪元12世纪宋朝南迁后才宣告完成。东南地区的开发，是全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国农业因此而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从而具备了足以支撑起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进而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东汉至宋的千年之中，“世卿世禄”的制度支配着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从而演变为农民对这些具有稳固社会地位的贵族、官僚们的全面依附。贵族和官僚们则利用这种依附反过来对农民实行强制性经济和超经济剥削。做为贵族官僚阶级的保护者的国家也就制定了与之相应的法律，二者之间形成了更加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隋唐之际才被新兴的地主士大夫阶级和与之共生的科举制度所打破。士大夫阶级的勃兴冲击着世族们的故有政治领地，同时也在瓦解着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依附关系，使之逐渐减弱。但是，隋唐时代，尤其是隋朝的统治基础也并不稳固。短命的隋朝仅仅来得及创造迥异于秦汉的新制度，却在无福消受新制度的情况下轰然落幕，残留下来的果实在唐朝成熟起来并被采撷下来。唐朝在立国后的前一百多年内因之而繁荣起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顶峰阶段。
唐朝的统一形式是相当奇特的。可以说，它是在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下行走着，强大的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博弈、整合贯穿于整个唐朝的历史之中。地方政府的强大为唐帝国对外扩张提供了强劲的原动力，却也隐伏下日后分崩离析的祸根。
“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凡易八姓，纷乱天下五十余年”，宋帝国就是在唐末五代大分裂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吸取了唐朝的教训之后，宋朝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大调整，彻底改变了唐的传统，形成了自己一套军政分治，国家控制的新模式。这是一套矫枉过正式的模式，也是一套极端自私的模式，是以牺牲国家政治活力和经济活力为代价的失败的模式。具体表现为：均田制和与之相互依存的租调庸制度被彻底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土地私有化和两税法；创立自北周时代的府兵制也消亡了，代之以募兵制。地主们身上的桎梏被打破了，突然轻松起来的他们跃上了政治和经济的舞台，以空前的热情推动着经济大幅度发展起来。农民则摆脱了旧时代的束缚，代之以一种新型的契约关系。从表明上看，他们似乎得到了一定的解放，不必承担兵役、劳役，更无需为地主提供无偿劳动，从旧日的农奴角色之中得以解脱，转变为与地主之间是一种简单的土地租赁关系，与国家则是单纯的纳税关系。如果这样去看，似乎宋代社会是相当进步的，甚至更加接近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大约也正是这种表明看法，衍生出一种“中国宋代已经具备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论调。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另一方面的情况，即宋代的禁榷制度。榷，即官方设立的市场。所谓禁榷，则是封建统治者通过超经济的行政强制手段对商品经济的严格制约手段，国家依靠这种手段对商品流通进行垄断式经营，与民间商人争利，从而扩大自己的财政收入渠道。所谓“今谷帛之税，多变而征钱，钱既非民之所自出，不得不逐一切之利以应官司所需。既逐一切之利，则不专于农桑”（《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可见，宋朝的税收与禁榷政策都在无时无刻地对农民勒紧原本已经很紧的绞索。下面，简略地为大家勾勒出这条绞索的大体轮廓。
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无疑来自农业。任何商品和手工业品的原材料的来源也都取自于自然经济的产品。宋代税收的重点在于钱币和纺织品，然而，农民们的直接出产则是各种农产品。由于禁榷制度的存在，农民不可能通过自由出售农产品来获取缴税所需的货币，却又必须在官方规定的时间内及时纳上，因此只得接受官方榷场的价格，以较为低廉的代价出售自己的产品，再将换取的货币用于纳税。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由宋朝官方精心营造的经济循环——官榷低价收购获取了一部分利益，又在争税时拿走另一部分利益，农民自己所能留下的就少之又少了。因此，这才出现了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资料之中记载的财赋“国朝混一之初……两倍唐室”之所得以及“熙丰间……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万”而七倍半于唐。朝廷的税赋大幅度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却比过去更重了。表面上的解放所换来的是更加严重的征敛。同样，农民要得到食盐、茶、矾等这些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禁榷的专卖产品，在过去尚可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等价交换，现在则必须对榷场支付货币才能换得，将最后留下的一点货币也都通过垄断专卖而流入官方的府库之中。
以上这些官方政策，似乎促进了商业繁荣，然而繁荣的仅仅是官方和部分商人，真正的苦难却更加深重地留给了农民们。这种强制剥削的手段，就是宋代虚假商业繁荣的原动力。农民为维持生计，只能“不专于农桑”，却无法获得利益，却又被迫放弃原来的农业，自然经济的基础也在竭泽而鱼的政策下渐渐遭到破坏，这一封建王朝的根本也就渐渐趋于瓦解。而我们又知道，这种官方垄断的商业行为，显然不具备市场经济的属性。
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宋朝的经济是一种国富民穷式的倒金字塔结构呢？流向国家的货币又被怎样运用了呢？好，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之中进行深刻的论述。
（三）
做为国家基本职能之一的财政，是随着国家的诞生而诞生，主导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以及其他分配形式之间的关系与量值的重要手段。然而，在中国古籍之中，并无可以对应国家财政这个近代概念的专门词汇。自先秦以来，较为接近的词汇有“国计”、“岁计”和“财计”等等（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但这些都不足以函盖国家财政的全部领域，它们更接近于国家财政收支及预算。除此之外，在东汉时代出现了另一词汇“食货”，这个词源自《洪范》一书之中提及的“八政”，一曰食、而曰货。食者，户口，又可引入田地制度；货者，钱币，亦关赋税。然其范围则不仅于此，更涉及漕运、征榷、鬻爵、杂税、平准均输、轻重平汆、常平、义仓等等财政外延及其以外的范畴。
鉴于以上缘故，在讨论宋代官方财政制度的时候，就不能囿于古人的模糊观念，而要带入现代经济学的理念来界定该范围。只有这样才能为宋代的国家财政机构和财政收支这两方面内容在两宋时期的演变、发展及其得失做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诠释。
勿庸置疑，宋代的财政机构就像一部自上而下、纷繁庞杂的机器。其中枢是由中央计司（三司和户部）以及司农寺等相关机构组成的，其外延则是漕司等各级地方财政机构。如果要类比于某种机械的话，大约抽水机是最为准确的。被抽来的“水”包括两税、身丁税、杂税、征榷、差役、力役、代役钱、商税、科率、和买、和氽以及国家专卖的茶、盐、酒、矾、舶货、官田、度牒、铸币等等收益。正如汪圣铎先生在《两宋经济史》之中所说的那样，“细致分析，名目繁多，互相交错，情况复杂”。
如此沉重的赋税，自是有其必然性，正所谓世间没有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般，究其原因则依旧要着重于宋代的社会环境和国家政治之上。从前文我们已经知道，随着唐朝中期均田制和府兵制的崩溃，二税法和募兵制成为了国家的基本政策。而宋朝又实行了行政权、军权和财政权的高度集中，这就在财政方面加重了负担。其具体表现则为“三冗”和“三费”的巨大财政支出。
最早指出这一现象的是仁宗朝的名臣宋祁，他在《上三冗三费疏》中指出“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以困天下之财……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民道士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费……一曰道场斋醮，无日不有。二曰京师寺观或多设徒卒，或增置官司，衣粮所给，三倍他处，帷幄谓之供养，田产谓之常住，不徭不役，坐蠹齐民，而又竞饰神祠，争修荷庙。三曰使相节度，不隶藩要，贪取公用，全济私家”（《历代名臣奏议》）。
冗官出现于宋太祖时代，他吸收了前代的教训，严格防止官员们利用权力结党营私，采取了官、职、差三权分离的措施，试图达到分割权力的目的。这一手段无疑是成功的遏制了地方分离势力的出现，但却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造成了大量闲置官员的出现。官，决定待遇而无实权，故而又称“寄职”；职，则是勋位荣职，属于本职之外的加官，因此又称“贴职”；差，才是官员们的实际职务，故称“职事官”；宋朝为笼络地方读书人，不计后果的大肆增加官员数量，从科举和门荫出仕者日渐增多，使得官员数量居高不下，许多有官无差者坐食俸禄，给财政造成了重大的压力。同时，宋代为防止皇族争权而内讧，遂演习中唐的政策，隔绝皇室宗族们出任官员的途径，以虚职加官的方式加以供养，这又为本以庞大臃肿的朝廷增加了新的包袱。“景德、祥符中，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今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选仍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逾一倍多”（包拯《上仁宗乞减冗杂节用度》，《国朝名臣奏议》）。官员增加了，与之俱来的是随从、警卫、属吏以及相应配备的官署、府邸、仪仗、家具、印信和办公费用的相应增加，这些都要从国家财政来支出，则冗官带动起来的就是冗费。
冗兵的出现则完全是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后的衍生物。宋朝贯彻“守内虚外”的政策，使得国家常备军在多数时间内都超过百万之数，以较为平安的英宗治平年间（纪元1064－1067年）为例，其中禁军六十六万，厢军五十万。合计就是一百一十六万。每名士兵的年费又是多杀呢？据蔡襄（《国朝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一蔡襄《上神宗论冗兵》）、陈舜俞（《都官集》卷七《说兵》）、余君卿（《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十八余君卿奏）等人提供的资料，平均每名禁军五十贯，厢军三十贯。那么当时每年的费用就是近五千万贯。这还仅仅是养兵的费用，还不包括军器、马匹、行政的费用。前引李心传对熙宁税收六千万的记载，那么军费所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八十。至于南宋之时，由于物价上涨的因素，每名士兵的实际花费已经超过了百贯了（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王之望奏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乾道内外大军数》）。募兵制的传统是士兵终身制，士兵一旦趋于老弱，就必须增募新兵，老兵不能去而新兵继入，则军队人数必然膨胀，战斗力却并无明显改观。何况朝廷高官亲贵皆需要保护，邮政、防火、榷场以及各种资源专卖均需占用军队来维持治安，而每逢荒旱之年出现的饥民也被朝廷征召入伍，成为分流社会矛盾的一个方向。基于多方原因，使得军队数量有增无减。军队士兵增加了，军官的数量自然是水涨船高。这又促进了冗官现象的加重，双方彼此影响，互为表里，造成严重的恶性循环。
宋朝在军事上无法战胜辽、西夏等周边邻国，只得采取花钱买平安的政策，每年向两国输出大量的财赋。对辽国的称“岁币”，对西夏则称“岁赐”。以庆历二年（1042年）为例，对辽输白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对西夏输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据《宋会要》说，到庆历以后，宋朝在财政方面已呈现入不敷出之势，每年缺口都在三百万缗以上。再加上不事生产却坐受供养的僧道渐多，财源亦现枯竭之兆。而僧道数量大增，正说明农民已经不堪重负，谋求遁入空门以求解脱的行为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那么宋朝的财政总收支究竟有多大呢？据史书记载，基本上维持在一亿以上。纵观宋之前后历代，均不能及。
庞大的财政收支不仅证明其财政负担之重，更造就了管理方面的纷杂不便。由于宋朝采取官差分离和职权分治的政策，无论是征税者还是理财者，都不能完全行使自己的职权，各个职务间往往犬牙交错，混淆杂驳，责任不明，莫衷一是。更由于朝廷对财权的强迫集中，即使地方上一笔小小支出也要逐级上报，造成了大量的账簿表状，大到地方每年的财政收支汇报，小到官署和公建项目的修缮费用，无不以书面形式传递到三司衙门。于是，被称为“繁文”的问题就此凸现出来。属于这一范畴的包括地方奏疏、账表、朝廷法规、诏命等等来往穿梭，数量之多几乎站满了所有官方往来文件的渠道。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典型代表有英宗朝王珪编修的《在京诸司库务条式》一百三十册、神宗熙宁七年（纪元1074年）王安石等人修《三司敕式》四百卷（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和二百五十一）和高宗朝绍兴八年（纪元1138年）秦桧等修《绍兴重修禄秩敕令格及申明看详》八百一十卷等等卷帙浩繁的财政繁文。而一般官府内要处理的各类财政条款则分为：月纳簿、退簿、欠钱簿、纳钱簿、赁簿、宿簿、润官簿、接续簿、欠官物簿、辍借物簿、减价簿、出入物料簿、空闲年月簿、承受宣省簿、架阁文书簿、倒塌物簿、承受公堞检计簿、承受生事簿、居占屋舍簿、寄事历、场子历、亲事官历、卯历、印历、发放历、监修军将转押修屋历、工课历……多达数十种（《宋会要》食货五十五之一十）。无怪乎南宋学者洪迈慨叹说“今之令式文书盈于几阁，为猾吏舞文之具”。不能精简机构，则花费必然增多，即使是文书来往于驿路之间所造成人马消耗，统计起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无论士兵、官员还是皇族，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些，这本是人之长情，无可厚非。但他们本人自然没有以劳动获取报酬的技能和诉求，因此只能指望从朝廷获得更多的恩赏。无论是如何巧立名目的诉求，殊途同归于对财政支出大增的一股推动力。诚然，这种情况在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以宋为最。如果社会结构合理，则可以建立一种内部抑制消化的机制。可是宋朝显然没有建立这种机制的迹象，因而无法遏制诸多不合理的财政需求，使得整个国家与社会在“积贫积弱”的轨道上愈滑愈远，直到化作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期间，自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其中的弊端，例如在仁宗朝任三司使的程琳就预见到后世将因财政无力为继，而被迫以旧税为名加征新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一十四）；另有北宋理财家陈恕（《东原录》）、南宋人吴博古（《咸淳临安志》卷八《诸司诸军审计司》）、章如愚（《群书考索》别集卷一十《财用·利源不可开》）、黄震（《黄氏日抄》卷八十四《书叶制使西涧》）等人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不开源节流，调整国家财政策略，则必陈陈相因，积重难返。然而，清醒者的危言却无法将统治者从“盛世”的美梦之中清醒过来，两宋直到灭亡时，依旧不断增加支出，再通过增税、在货币上动手脚等饮鸩止渴的方式来填补这个永恒的黑洞。因此，我们在下一章的主题内将着于重探讨两宋的赋税和货币政策，看看宋朝是怎样把这两方面搞得一团糟。
廖文毅，是一个最早鼓吹“台湾独立”的家伙。美国政府曾动过扶植其执掌台湾大权的脑筋。
由于有美国人撑腰，廖文毅有恃无恐，1950年在日本组建了“台湾民主独立党”，自任主席。1955年，在东京成立了“台湾共和国临时议会”，次年又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自封“大统领”。1959年，廖文毅为扩大影响，又先后访问了瑞士、香港、菲律宾、美国等地。1960年，他在日本横滨组织“台湾独立统一战线”，自任“总裁”。
有幕僚曾向廖文毅献计：“台湾当局”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盘踞台岛，主要原因是因为蒋介石在，倘若蒋介石伸腿咽气，“台湾当局”也就完蛋了。“台湾共和国”必能名正言顺地成立。
廖文毅连称“言之有理”，于是便让幕僚物色刺客，准备暗杀蒋介石。终于有一幕僚物色得一个合适人选，廖决定约见。
千两黄金买刺客
刺客名叫郑松焘，自称是郑成功的后裔。他10余年来一直在东京为日本的达官贵人当保镖。他夸口说：“给我500两黄金，就能买到蒋介石的头。”廖文毅听后笑言：“如能暗杀蒋氏，我付1000两黄金！”1961年10月26日，郑松焘领命从东京飞往台北。
郑松焘到台北后，立刻约见台北市“警察局”刑侦大队刑警岳安和。岳安和和郑松焘是小学、初中、警察学校的同班同学，又是近邻，两人关系相当不错。当晚，郑松焘留岳安和在宾馆餐厅用晚餐。席间，郑松焘说自己最近已经改行当了一家华文报纸的记者，这次到台湾来，主要是探访亲友，顺便想收集一些台湾政要的资料。
这样一连“采访”了三天，郑松焘对蒋介石的有关情况已经烂熟于心。
也是巧，这天的“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说蒋介石将于次日下午2时去“革命实践研究院”作演讲。郑松焘于是决定次日行刺。
由于海关检查的关系，郑松焘入境时不能携带手枪，他事先已经盘算过，想向岳安和借用。
岳安和接到郑松焘的借枪电话后，口头上虽然答应，但心里已经觉得不对头了。岳安和又回忆了郑松焘来台湾后的一些情况，发现他所打听的全是与蒋介石的安全有关的内容，又联想到报上已公布了蒋介石明天下午要去“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的消息，不禁一愣：郑松焘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借手枪，这难道是巧合吗？
岳安和想到这里，坐不住了。行刺“总统”，乃杀头之罪，郑松焘作为凶手固然要受制裁，我岳安和提供情报、武器也逃脱不了干系，怎么办？
岳安和考虑许久，最后决定去向蒋经国举报。蒋经国在官邸小客厅里接见了这位不速之客。岳安和说：“有人要行刺蒋‘总统’！”笑容从蒋经国脸上退去了：“谁？”
“他叫郑松焘，从日本来……”岳安和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
全岛缉捕刺客
蒋经国听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往蒋介石官邸打电话，向官邸侍卫长下命令：“从现在起，按战备措施进行警卫，外人———不论是谁，一律不准进入官邸。”蒋经国布置妥当后，驱车前往蒋介石官邸。
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蒋介石右手握拳往床沿口砸了一下：“这个姓郑的是什么来路？”
“目前还不清楚，等抓住后一审讯自然就清楚了。不过，现在尚不清楚刺客究竟来了多少人，为安全计，建议取消明天下午去‘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安排。”蒋介石点头同意。这时，官邸值勤秘书进来报告，说陈大庆打来电话：郑松焘已经离开宾馆，不知去向。
郑松焘是怎么察觉苗头不对的呢？原来，郑松焘在给岳安和打电话要求借手枪后，出于小心，悄悄叫了辆“的士”来到台北市“警察局”附近，停在暗处观察。郑松焘是刑警出身，知道岳安和如若对自己产生疑意，不会向警察局上司报告，而必定会去哪个特工衙门。果然，只一会儿，郑就看见岳安和驾着摩托车出了警察局大门。他马上让“的士”司机驾车跟踪，一直跟到中正路五号蒋经国官邸门前，于是便明白发生什么事了。郑松焘甚至连宾馆也没回去，随即另雇一辆“的士”，长途行车240公里逃往嘉义市，找到预先联系好的关系，连夜逃离台湾岛，经香港返回日本。
蒋介石要杀鸡儆猴
这时，潜伏在日本的特工将调查到的线索发回台湾：郑松焘是受廖文毅所派遣而赴台湾行刺蒋介石的。廖文毅是此次行动的主谋者。
蒋介石怒不可遏，大声叫道：“他搞‘台湾独立’，我搞他的脑袋，立即派特工去日本，把廖文毅解决！”蒋经国心想：这廖文毅的后台是美国人，如果把廖文毅杀了，无疑是得罪了这股势力。
三天后，蒋经国拿了一份《行动方案》来到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其时蒋介石火气已经消退了，蒋经国便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当时蒋介石是要靠美国撑腰的，对美国人虽有看法，但不敢得罪。蒋经国说：“……但是，廖文毅如果见我们对他如此作为尚无动于衷，不免会小看我们，说不定还会有再派刺客的非份之想。我们要使廖文毅知道：不杀廖文毅，并非缺乏下手之胆之能。因此，要杀个鸡给猴子看，把刺客郑松焘解决掉！”
“对，杀掉郑松焘给廖文毅看看！”蒋介石点头道。于是，蒋经国便把暗杀郑松焘的任务正式下达给“台湾安全主管部门”。“安全部门”派出一支3人行动小组赴日本。
到了东京，3人轮流对郑松焘进行秘密跟踪。3天盯下来，台湾特工弄清了郑松焘的情况。1961年11月29日上午7时30分，郑松焘步出家门，走向索马町地铁站。这时，传来火车的轰鸣声。郑松焘刚要向轨道边的红色警戒线迈步，突然被人推进了轨道。就在这时，火车“隆隆”而来，车轮无情地从他身上碾压而过……
廖文毅放弃“台独”
对郑松焘之死，廖文毅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吓得胆战心惊，惟恐自己成为台湾特工的下一个暗杀目标。此后，廖文毅的“台独”调子越唱越低。
蒋介石闻悉情况后，派人给廖文毅捎话：只要放弃“台独”，欢迎他回台湾。1963年3月，廖文毅在东京宣布“台湾独立统一战线”解散，他本人放弃“台独”，随后便返回台湾。
廖文毅于1986年病卒于台北，终年76岁。
由于有美国人撑腰，廖文毅有恃无恐，1950年在日本组建了“台湾民主独立党”，自任主席。1955年，在东京成立了“台湾共和国临时议会”，次年又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自封“大统领”。1959年，廖文毅为扩大影响，又先后访问了瑞士、香港、菲律宾、美国等地。1960年，他在日本横滨组织“台湾独立统一战线”，自任“总裁”。
有幕僚曾向廖文毅献计：“台湾当局”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盘踞台岛，主要原因是因为蒋介石在，倘若蒋介石伸腿咽气，“台湾当局”也就完蛋了。“台湾共和国”必能名正言顺地成立。
廖文毅连称“言之有理”，于是便让幕僚物色刺客，准备暗杀蒋介石。终于有一幕僚物色得一个合适人选，廖决定约见。
千两黄金买刺客
刺客名叫郑松焘，自称是郑成功的后裔。他10余年来一直在东京为日本的达官贵人当保镖。他夸口说：“给我500两黄金，就能买到蒋介石的头。”廖文毅听后笑言：“如能暗杀蒋氏，我付1000两黄金！”1961年10月26日，郑松焘领命从东京飞往台北。
郑松焘到台北后，立刻约见台北市“警察局”刑侦大队刑警岳安和。岳安和和郑松焘是小学、初中、警察学校的同班同学，又是近邻，两人关系相当不错。当晚，郑松焘留岳安和在宾馆餐厅用晚餐。席间，郑松焘说自己最近已经改行当了一家华文报纸的记者，这次到台湾来，主要是探访亲友，顺便想收集一些台湾政要的资料。
这样一连“采访”了三天，郑松焘对蒋介石的有关情况已经烂熟于心。
也是巧，这天的“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说蒋介石将于次日下午2时去“革命实践研究院”作演讲。郑松焘于是决定次日行刺。
由于海关检查的关系，郑松焘入境时不能携带手枪，他事先已经盘算过，想向岳安和借用。
岳安和接到郑松焘的借枪电话后，口头上虽然答应，但心里已经觉得不对头了。岳安和又回忆了郑松焘来台湾后的一些情况，发现他所打听的全是与蒋介石的安全有关的内容，又联想到报上已公布了蒋介石明天下午要去“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的消息，不禁一愣：郑松焘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借手枪，这难道是巧合吗？
岳安和想到这里，坐不住了。行刺“总统”，乃杀头之罪，郑松焘作为凶手固然要受制裁，我岳安和提供情报、武器也逃脱不了干系，怎么办？
岳安和考虑许久，最后决定去向蒋经国举报。蒋经国在官邸小客厅里接见了这位不速之客。岳安和说：“有人要行刺蒋‘总统’！”笑容从蒋经国脸上退去了：“谁？”
“他叫郑松焘，从日本来……”岳安和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
全岛缉捕刺客
蒋经国听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往蒋介石官邸打电话，向官邸侍卫长下命令：“从现在起，按战备措施进行警卫，外人———不论是谁，一律不准进入官邸。”蒋经国布置妥当后，驱车前往蒋介石官邸。
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蒋介石右手握拳往床沿口砸了一下：“这个姓郑的是什么来路？”
“目前还不清楚，等抓住后一审讯自然就清楚了。不过，现在尚不清楚刺客究竟来了多少人，为安全计，建议取消明天下午去‘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安排。”蒋介石点头同意。这时，官邸值勤秘书进来报告，说陈大庆打来电话：郑松焘已经离开宾馆，不知去向。
郑松焘是怎么察觉苗头不对的呢？原来，郑松焘在给岳安和打电话要求借手枪后，出于小心，悄悄叫了辆“的士”来到台北市“警察局”附近，停在暗处观察。郑松焘是刑警出身，知道岳安和如若对自己产生疑意，不会向警察局上司报告，而必定会去哪个特工衙门。果然，只一会儿，郑就看见岳安和驾着摩托车出了警察局大门。他马上让“的士”司机驾车跟踪，一直跟到中正路五号蒋经国官邸门前，于是便明白发生什么事了。郑松焘甚至连宾馆也没回去，随即另雇一辆“的士”，长途行车240公里逃往嘉义市，找到预先联系好的关系，连夜逃离台湾岛，经香港返回日本。
蒋介石要杀鸡儆猴
这时，潜伏在日本的特工将调查到的线索发回台湾：郑松焘是受廖文毅所派遣而赴台湾行刺蒋介石的。廖文毅是此次行动的主谋者。
蒋介石怒不可遏，大声叫道：“他搞‘台湾独立’，我搞他的脑袋，立即派特工去日本，把廖文毅解决！”蒋经国心想：这廖文毅的后台是美国人，如果把廖文毅杀了，无疑是得罪了这股势力。
三天后，蒋经国拿了一份《行动方案》来到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其时蒋介石火气已经消退了，蒋经国便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当时蒋介石是要靠美国撑腰的，对美国人虽有看法，但不敢得罪。蒋经国说：“……但是，廖文毅如果见我们对他如此作为尚无动于衷，不免会小看我们，说不定还会有再派刺客的非份之想。我们要使廖文毅知道：不杀廖文毅，并非缺乏下手之胆之能。因此，要杀个鸡给猴子看，把刺客郑松焘解决掉！”
“对，杀掉郑松焘给廖文毅看看！”蒋介石点头道。于是，蒋经国便把暗杀郑松焘的任务正式下达给“台湾安全主管部门”。“安全部门”派出一支3人行动小组赴日本。
到了东京，3人轮流对郑松焘进行秘密跟踪。3天盯下来，台湾特工弄清了郑松焘的情况。1961年11月29日上午7时30分，郑松焘步出家门，走向索马町地铁站。这时，传来火车的轰鸣声。郑松焘刚要向轨道边的红色警戒线迈步，突然被人推进了轨道。就在这时，火车“隆隆”而来，车轮无情地从他身上碾压而过……
廖文毅放弃“台独”
对郑松焘之死，廖文毅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吓得胆战心惊，惟恐自己成为台湾特工的下一个暗杀目标。此后，廖文毅的“台独”调子越唱越低。
蒋介石闻悉情况后，派人给廖文毅捎话：只要放弃“台独”，欢迎他回台湾。1963年3月，廖文毅在东京宣布“台湾独立统一战线”解散，他本人放弃“台独”，随后便返回台湾。
廖文毅于1986年病卒于台北，终年76岁。
中国封建政治的根本特征，是它的皇权性和暗箱操作。封建帝皇为了坐稳宝座，消弥任何动摇自己地位的威胁，总是有意识地制造各种政治陷阱，营造使臣下人人自危的氛围，以便于操纵权柄，上下其手。这样一来，那些品质卑劣、心术不正的宵小之徒，便有机会曲意逢迎，兴风作浪，以售其奸了，这时朝廷上下往往充斥猜忌、诬陷的圈套。而这正是封建帝皇所企冀达到的效果。于是乎，竞相告密者有之，卖主求荣者有之，蓄意相诬者亦有之。功臣宿将在这一问题上稍有不慎，便会身陷绝地，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遇厄运。轻则被剥夺权力、废黜官位；重则陷身囹圄，授首刑场，诛灭九族。
“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身处权力顶端的君主，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惯了，最喜欢的就是有人处处曲意逢迎，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让他充分感受君临天下的美妙滋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君主有此嗜好，自然会有奸佞小人瞅准机会，投其所好，缘夤而进，从事政治投机，骗取君主信任。可不是吗，你辛辛苦苦杀敌建功，踏踏实实理政治事，到头来远不如那些奸佞之徒一个谄笑、一记马屁能让坐在金銮宝殿上的君主开心受用；你煞费苦心在君主那里培植起来的一点好感，奸佞之徒轻飘飘一句谗言，就可以让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君子万一惹犯了小人，双方真的针尖对麦芒斗将起来，结局绝大多数可以预料：小人赢而君子输。这也许是中国封建政治机制运作上的一个特点。
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像战国晚期赵国的名将廉颇、李牧，当年曾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为赵国的强盛立下过多么大的功劳，可是让赵王身边的宠臣郭开、韩仓等人一玩手脚，便处处碰壁，大祸临头，一个仓皇逃命，流亡到异国他乡当“寓公”，在百无聊赖中郁郁而终；另一个不幸遇害，抱恨终生。又如燕国名将乐毅，统帅五国联军伐齐，攻克齐国城池70余座，几亡齐国，为燕国一洗昔日遭齐入侵之国耻，功勋盖世。可是让燕惠王身边的小人一挑拨、一捣乱，即刻便有性命之虞，没奈何只好逃亡赵国，其彻底平定齐地的夙愿就此付诸东流。再如唐代名将高仙芝、封常清，在 “安史之乱”爆发后受命扼守潼关，针对叛军兵锋甚锐、来势凶猛的实情，持重待机，坚壁不战。这在当时形势下，应该说是正确的战略部署，如能贯彻，则潼关或许可保，唐明皇或许不必“千乘万骑西南行”，逃往四川做“太上皇”了。可是几个奸佞之徒一搅和，唐明皇居然给高、封二人安上丧师失地、畏葸不战的罪名，残忍杀害，结果造成军心动摇，大势尽去，并逼得继任者哥舒翰为避免蹈高、封两人之覆辙，而投降了贼酋安禄山。潼关终于不守，京城长安终于落入叛军之手，局面糜烂，不可收拾。小人乱政、奸佞受宠的恶果一至于斯!
其他像曹魏名将邓艾之死，是他的同僚、无耻小人钟会陷害的结果。邓艾率敢死将士翻越人迹罕至的崎岖阴平，出奇制胜，兵临成都，立下平蜀第一功。这让身为主帅、却顿兵挫锐于剑阁的钟会感到十分没有面子。这个当年曾经诬陷过大思想家嵇康、使之喋血刑场的恶人，此时妒火中烧，竟给邓艾父子安上“谋反”的罪名，擅加诛杀。所幸的是“天道有常，报应不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钟会自己也没有获得好下场，不久就死于心肠更歹毒的司马昭之手，罪名与邓艾相同，也是“谋反作乱”。而南齐名将、时任南兖州刺史的王敬则之死，则是他的东床快婿、著名诗人谢朓告密邀宠的结果。当时昏庸凶残的齐明帝对功臣王敬则颇有猜忌，王敬则忠而见疑，不免乎牢骚太盛，双方关系由此而日趋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位文才超伦、佳诗如泉的谢朓诗人，为了摆脱干系，从皇帝那里讨一份残羹剩汤，遂不惜出卖亲情，向朝廷告发其岳丈大人“怀有异志”，致使王敬则不明不白做了刀下冤鬼。而谢朓却用岳丈大人的鲜血从朝廷那里换回一顶大大的官帽，被破格提升为尚书吏部郎。这位能写“二百年来无此诗”的大诗人，虽然才华横溢，甚至得到了李白的推崇，但是在人品上却不无污点，同样沾染了中国封建政治的恶习劣行——寡廉鲜耻，损人利己，投机钻营，落井下石。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君子与小人斗法，结果多是小人赢而君子败。因为那些庸庸碌碌的小人，虽无一技之长，却能凭着八面玲珑、摇唇鼓舌而飞黄腾达、左右逢源。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有功劳的不如没功劳的，英雄豪杰、功臣勋将四处碰壁、历尽坎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能之辈、奸佞之徒春风得意、称心如愿，或当大官，或捞大钱，这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色，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悲剧。正因为这个缘故，历代的经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却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的。它们所要向人们提醒的，就是只要会做人，就等于拥有了一切，否则你能力再强，功劳再大，贡献再多，也是白搭。中国封建政治条件下，是君子向小人看齐，而不是小人向君子靠拢。而君子一旦向小人看齐，按照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行动，则不复是君子了。这正是中国封建政治没有希望的缘故。
“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身处权力顶端的君主，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惯了，最喜欢的就是有人处处曲意逢迎，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让他充分感受君临天下的美妙滋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君主有此嗜好，自然会有奸佞小人瞅准机会，投其所好，缘夤而进，从事政治投机，骗取君主信任。可不是吗，你辛辛苦苦杀敌建功，踏踏实实理政治事，到头来远不如那些奸佞之徒一个谄笑、一记马屁能让坐在金銮宝殿上的君主开心受用；你煞费苦心在君主那里培植起来的一点好感，奸佞之徒轻飘飘一句谗言，就可以让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君子万一惹犯了小人，双方真的针尖对麦芒斗将起来，结局绝大多数可以预料：小人赢而君子输。这也许是中国封建政治机制运作上的一个特点。
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像战国晚期赵国的名将廉颇、李牧，当年曾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为赵国的强盛立下过多么大的功劳，可是让赵王身边的宠臣郭开、韩仓等人一玩手脚，便处处碰壁，大祸临头，一个仓皇逃命，流亡到异国他乡当“寓公”，在百无聊赖中郁郁而终；另一个不幸遇害，抱恨终生。又如燕国名将乐毅，统帅五国联军伐齐，攻克齐国城池70余座，几亡齐国，为燕国一洗昔日遭齐入侵之国耻，功勋盖世。可是让燕惠王身边的小人一挑拨、一捣乱，即刻便有性命之虞，没奈何只好逃亡赵国，其彻底平定齐地的夙愿就此付诸东流。再如唐代名将高仙芝、封常清，在 “安史之乱”爆发后受命扼守潼关，针对叛军兵锋甚锐、来势凶猛的实情，持重待机，坚壁不战。这在当时形势下，应该说是正确的战略部署，如能贯彻，则潼关或许可保，唐明皇或许不必“千乘万骑西南行”，逃往四川做“太上皇”了。可是几个奸佞之徒一搅和，唐明皇居然给高、封二人安上丧师失地、畏葸不战的罪名，残忍杀害，结果造成军心动摇，大势尽去，并逼得继任者哥舒翰为避免蹈高、封两人之覆辙，而投降了贼酋安禄山。潼关终于不守，京城长安终于落入叛军之手，局面糜烂，不可收拾。小人乱政、奸佞受宠的恶果一至于斯!
其他像曹魏名将邓艾之死，是他的同僚、无耻小人钟会陷害的结果。邓艾率敢死将士翻越人迹罕至的崎岖阴平，出奇制胜，兵临成都，立下平蜀第一功。这让身为主帅、却顿兵挫锐于剑阁的钟会感到十分没有面子。这个当年曾经诬陷过大思想家嵇康、使之喋血刑场的恶人，此时妒火中烧，竟给邓艾父子安上“谋反”的罪名，擅加诛杀。所幸的是“天道有常，报应不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钟会自己也没有获得好下场，不久就死于心肠更歹毒的司马昭之手，罪名与邓艾相同，也是“谋反作乱”。而南齐名将、时任南兖州刺史的王敬则之死，则是他的东床快婿、著名诗人谢朓告密邀宠的结果。当时昏庸凶残的齐明帝对功臣王敬则颇有猜忌，王敬则忠而见疑，不免乎牢骚太盛，双方关系由此而日趋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位文才超伦、佳诗如泉的谢朓诗人，为了摆脱干系，从皇帝那里讨一份残羹剩汤，遂不惜出卖亲情，向朝廷告发其岳丈大人“怀有异志”，致使王敬则不明不白做了刀下冤鬼。而谢朓却用岳丈大人的鲜血从朝廷那里换回一顶大大的官帽，被破格提升为尚书吏部郎。这位能写“二百年来无此诗”的大诗人，虽然才华横溢，甚至得到了李白的推崇，但是在人品上却不无污点，同样沾染了中国封建政治的恶习劣行——寡廉鲜耻，损人利己，投机钻营，落井下石。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君子与小人斗法，结果多是小人赢而君子败。因为那些庸庸碌碌的小人，虽无一技之长，却能凭着八面玲珑、摇唇鼓舌而飞黄腾达、左右逢源。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有功劳的不如没功劳的，英雄豪杰、功臣勋将四处碰壁、历尽坎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能之辈、奸佞之徒春风得意、称心如愿，或当大官，或捞大钱，这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色，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悲剧。正因为这个缘故，历代的经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却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的。它们所要向人们提醒的，就是只要会做人，就等于拥有了一切，否则你能力再强，功劳再大，贡献再多，也是白搭。中国封建政治条件下，是君子向小人看齐，而不是小人向君子靠拢。而君子一旦向小人看齐，按照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行动，则不复是君子了。这正是中国封建政治没有希望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