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6年六月十三日，一些大臣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大明宫，准备早朝。尽管昨天人数就已经减少很多，据说十无一二，但总会有人来不是？然而，他们忽然间发现，不但自己的很多同僚没有到，就连宝座上的皇帝都不见踪影，整个朝堂之上空空荡荡，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于是所有到场的人们面面相觑——皇帝去哪了呢？
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刚到大明宫不久之前的几个时辰里，在这个漆黑的黎明，昨天还下诏说要御驾亲征的唐玄宗，带着自己的子孙嫔妃，从皇宫中匆忙的出来，直奔长安城的大门，然后向西逃之夭夭，溜之大吉。
后世有人责怪玄宗没有带上他的大臣一起出逃，但事实上玄宗已是顾不上了，就是自己在宫外一时无法找回来的子孙嫔妃，也都没法带上，何况大臣们呢？
玄宗不是第一个出逃的皇帝，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的这次出逃却是非常有名的。其实面对将要被攻破而且是没有希望再守得住的都城，皇帝的选择无外乎有三，一是顺其自然，二是出逃，三是殉国。做第三种选择的皇帝少之又少，就朱由检勉强算是一个，但他在多次否定了出逃方案之后还是忍不住逃出了紫禁城，只是后来实在逃不出去了；不肯过江东的项羽历来受人尊敬，可惜他又的确没有皇帝的名义。顺其自然的皇帝大多在投降之前反抗一下，当然了谁也不愿意一上来就做俘虏。算算古来投降的皇帝可真不少呢，倒是陈后主很有个性的逃到井中企图逃过一劫，然而当隋兵要向井中扔石头的时候，这个写过“玉树流光照后庭”的南朝最后一位皇帝，也只有大声呼救了。
出逃固然比不上殉国的刚烈，但和坐等比起来毕竟还是“有为”的，虽然两个听来都很让人气馁。比之于出降，出逃有一样好处就是可以保住有生力量。像唐玄宗这次出逃，确实比他在长安城坐等叛军破城要好，否则唐朝皇室全都被杀，那么唐朝就真正的灭亡了。
这么说好像有鼓励“出逃”之嫌。呜呼善哉善哉，如果能不到这种地步，而都像面对突厥大兵压境却胸有成竹的唐太宗那样，又何必讨论取哪种选择呢？如果玄宗后期能不那么昏聩，又何来安史之乱呢？
1、祸起
事情都有起因、经过和结果。这一部分说一说安史之乱的起因及初期阶段。
经过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天宝年间的玄宗一下子松懈了下来。不想，他、唐朝乃至整个天下都为他的松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只用了一年，安禄山就攻到了长安。唐军虽然有反抗，并且安禄山途中也没有特别的顺利，但总体上却是呈现出一面倒的势态。
这就好像一个大汉正往前走着，忽然从天上飞来一个不明物体，重重的砸了一下脑袋。结果大汉被砸晕了，伸出手来胡乱抓了一气，最后仍抵不住头晕目眩，咣当倒地……
开元与天宝，几乎就是唐玄宗奋发有为和怠于朝政的分界。不过也只能说是“几乎”，因为开元后期玄宗就已经有这个苗头了，李林甫开元二十二年列入宰相中一员，似乎是发出了某种信号。这意味着，此前以张说、张九龄为首的文治集团，必须和吏治的李林甫等人合作了。
开元之初的姚崇，偏重于吏治，而自张说开始，偏重于文治，同时文、吏之争就开始隐约存在了。开元后期这次“组阁”，玄宗任命裴耀卿、张九龄和李林甫三人为宰相。从人选上看，还是比较合理的，张九龄是文治，李林甫是吏治，而裴耀卿虽然被看成是张九龄一党，也确实和张九龄更亲近一些，但他并不是每次都支持张九龄的意见，有时也会站在李林甫一边，因此可以充当调和人物。如果这个三人班子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仍然是可以维持开元盛世的。事实上，在他们共处的期间内也确实弄出了一些政绩，比如粮运改革、营田和土地开垦，以及财政制度的合理化、各地按察使的设置等等。然而这个班子又注定长久不了。张九龄为人正直，遇事不管大小都要力争，李林甫则是一位十足的政客，巧伺上意，闹翻是迟早的事。
李林甫是唐朝的远房皇亲，算起来玄宗还得管他叫一声“皇叔”。然而我们这位李皇叔，可不是善主，有人称他为政治流氓，其实看看，倒也不是太过分。大家都知道“笑里藏刀”和“口蜜腹剑”这两个词，太相似了，简直能组成一幅对联，而且巧了，这两个词形容的两个大臣都是唐朝的，一位是“人猫”李义府，一位便是李皇叔。不过大概没人敢给李皇叔胡起外号，因为李林甫之阴鸷，朝中除了玄宗不怕，就连后面“叱咤风云”的安禄山都只怕他一人。大概李林甫是很有演恐怖电影的天分的……
李林甫最终挤走了裴耀卿和张九龄，从此当政。只可惜，李林甫并没有把吏治的劲儿用到治理天下上面，而是全用来算计对手了，他的最终目的只是想要保住他的权势与地位，至于天下怎么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李林甫也是这么和谏官们说的，当然，仅能秉笔的李皇叔可说不出来这么文绉绉的话。想当初他把“杕杜”念成“丈杜”、“弄璋”写成“弄獐”，让文人们很是偷笑了一阵。不过事情总有两方面，阳光和阴影就如同双胞胎，总是一起出现。拿李林甫“仅能秉笔”来说，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李林甫不大可能自己咬文嚼字的去制造文字狱了，所以文人们真该庆祝一下。其实就整个唐朝来讲，文字狱都确实不多，大环境如此，李林甫也无暇去理会这些东西。所以像“词赋属文宗”这种疑似为讽刺的诗句，大概都被当作是“真诚”的恭维了吧——或许李林甫点头微笑的时候，作者王维也正在窃笑。话扯远了，接说着李林甫对谏官的警告，他拿马厩里的马来打比喻，说如果你们不老实，非得和皇帝说点什么，哼哼，那对不起，只好请您走人了。总之他一句话，朝野上下顿时没有人敢再说什么，真的是“天下升平”的盛世景观啊。不错，天下是“升平”，升起来的是表面，而揭开这层表皮，却可以看到里面的肌肉正在慢慢褪色直到老去。这种情况要是放在人脸上的话，比如要是见到某个做过除皱手术的人，她一旦笑起来，看着是很有些让人感觉不适的，简单来说就是皮笑肉不笑。而唐朝现在的这种情况可不单单是“皮笑肉不笑”，是根本笑不起来，不过这要排除宫殿里的欢歌笑语，因为，这正是玄宗沉溺于酒色的开始。
天宝四载，玄宗正式册封杨氏为贵妃，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四大美人之一的杨玉环。她本是寿王李瑁的妻子，但因为长的太漂亮了，所以玄宗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她纳为己妃。唐朝皇帝确实在后宫上比较混乱，比如太宗纳弟媳（杨氏），高宗纳“庶母”（武则天），玄宗则是纳儿媳，也算是继承了自己家族的一个“传统”。后人对此很不齿，认为是乱伦，而唐朝固然不提倡这样，但对于这几次事件，似乎也没起什么太大的风浪。原因是唐确实比后世要开放很多，那么，有没有不敢说的原因呢？肯定有吧，但也不完全是，因为太宗曾想过立杨氏为后，遭到魏征坚决反对；高宗要立武氏为皇后时，也一样有若干反对者，而他们在当初武氏从寺中进宫时却是比较安静的。玄宗做事很秘密、周到，也有个缓冲，他让杨玉环先做了一阵假道姑，然后再接到宫中。但终玄宗一生，虽然很宠爱她，却也不敢立为皇后。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样的话杨贵妃想不做红颜祸水都难。
几十年后，诗人白居易用夸张的笔墨描写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其中写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其实是冤枉了唐玄宗，他并没有像万历皇帝那样真正的不再早朝，哪怕大臣们在宫外跪上十个小时也照样不理不睬。客观的说，玄宗后期确实是疏于过问朝政，但也是逐渐发展的。推测一下，大概是看到朝堂上没什么人提意见(没人敢提)，所以慢慢的放下心来，再加上抵不住享乐的诱惑，于是就……
但也并非真的就没有人提意见了，只不过朝廷上提的话，挡不住李皇叔的加害。倒是宫里有人说了几句真话。谁呢？高力士。有一次玄宗颇有自得的说：“我有近十年没有出长安了，现在天下貌似无事，我干脆把所有事都交给李林甫来处理吧。”高力士一听，这哪能成？于是说：“天子顺动，古制也。税入有常，则人不告劳。今赋粟充漕，臣恐国无旬月蓄；和籴不止，则私藏竭，逐末者众。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权既振，孰敢议者。”通鉴上做了简化：“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不管哪种版本，主要大意是两方面，一是说帝王出巡是古制，玄宗应该去看看皇宫外面的世界，体察一下民情；二是说不可授人以柄。这都是替玄宗考虑，是大大的忠心，但玄宗却不高兴听到这样的话，于是大大的不悦。从此高力士也不敢再多说什么。虽则如此，后来高力士仍然会时而劝劝皇帝，比如玄宗后来又有一次自得的说他“朝事付宰相，边事付边将”，自己在宫里倒也不亦乐乎。没想到高力士又是一盆冷水浇下来，拿云南几次战败来举例，然后提出边将权力太大，一旦有变故，不好制约。玄宗这次虽没发火，却也没听，而他自得的毛病也没改。天宝十三年闹水灾，这时无人敢向玄宗诉说灾情。大概是玄宗觉得这回有把握高力士不会再说出来什么扫兴话了，就问他对此事有什么看法。那能有什么看法呢？高力士回答说：“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你把权力都交给宰相了，而且又赏罚无章，阴阳失度，我还敢说什么？还有什么可说？敢对皇帝说赏罚无章、阴阳失度，高力士也是个胆大的人了。连自己身边的人的话都不听，可想而知，就算是李林甫让那些谏官放马过来向玄宗进谏也实在没关系，反正什么话都只是一阵从他耳边刮过的风罢了。
李林甫后来被杨国忠取代。在李皇叔最后的日子里，也是比较可怜的，有一次有人说他的病只要看到了皇上就会好起来。玄宗本想去看看他，却被人阻止了，因此采取个折衷的办法——玄宗隔着很远拿着一块红色的丝绢向李林甫挥啊挥的，不知李林甫是否这样想过：该不会是招魂呢吧……之所以有人劝阻玄宗，是因为据说见到病重将死的人是一种晦气。康熙皇帝有一次想要去畅春园，可是必经之路上却有自己当时重病的八儿子胤祀(当然那一次八阿哥没死)，所以最后把胤祀挪开了。说句题外话，由于电视剧的影响，胤祀成了一位阴险无比的阴谋家，事实上雍正四年就死去的八阿哥铁定是没法去逼雍正的宫了，而这时主持移走他的人，正是为了讨好康熙的胤禛。亲生儿子尚且如此，何况别人呢？相对而言玄宗就算是厚道之人了。另外，劝阻的原因当中不排除有报复打击李林甫的可能。
新上任的杨国忠，更多的或者说根本的就是靠着他的国舅地位。也许是为了让人更加鄙视杨国忠，《新唐书》中很醒目的写了句杨国忠是“张易之之出也”，而通鉴上则写是“张易之之甥也”。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上写道他认为所谓私生子一说纯属无稽之谈，因此不取。和李林甫的阴鸷相比，杨国忠为人更“和蔼可亲”一些，他虽则轻燥强辩，却没有李林甫能把人看的发怵的本领，但他颐指气使的威风却只在李皇叔之上，不在他之下。这也情有可原，毕竟人家有个妹妹在后宫撑腰嘛。因此自“以天下为己任”的杨国忠做宰相之后，在朝廷中充分发挥了士不为己用即“出”之的劲头，流放了若干不愿阿附于他的官员。无疑对唐朝来说，玄宗这次任用宰相，又是一次灾难性的行为。
李林甫和杨国忠曾经合作过几次，尤其在对唐玄宗第二任太子李亨的陷害上，两人绝对是在一个阵营。只可惜，这两人一个是宗室“皇叔”，一个是外戚国舅，可是合他二人之力，也终于未能把太子扳倒；若是单独作战，那更是没戏了，而让手段比李林甫差一截的杨国忠来干这件事，那更是格外的没戏了。
不错，几次陷害太子李亨都是李林甫策划发动的。第一次是借太子妻兄韦坚来制造事端，结果韦氏全家遭殃，就连太子妃都被迫和太子离婚——这是李亨主动提出来的，反正保住自身要紧，而韦氏则很凄凉的过完了下半生。第二次是借陷害和太子从小一起长大的王忠嗣来打击李亨。从事件本身来说，李林甫借打击韦坚的机会，又一举赶走了宰相李适之以及自己看着不顺眼的几个人，收获可谓不小，若是能再顺手牵羊的推翻太子，那就算是全面胜利了；而从效果上来说，第二次由于本身定的主要目标就是太子，加之李林甫又抓住了皇帝不希望太子诸王与大臣们过于亲近的心理，大肆在这方面上做文章，因此更有效一些。第一次好歹玄宗没有迁怒太子，而第二次果然就不同了，玄宗大怒，差点杀了王忠嗣，可想而知，他心里对李亨也充满着愤怒。人算不如天算，李林甫哪里料到高力士、张垍兄弟以及刚从外面调来的哥舒翰都为太子和王忠嗣求情，最后非但王忠嗣没事(只是被贬而已，相对而言，就算不错了)，就连太子的一根毫毛都没有动的了。“怎么会是这样……”李林甫大概气的要狂抓头发了。虽然他还不知道“无用功”的概念，但两次竹篮打水两场空，实在让人恼火，而且如果这两次都不能搬的动李亨，那以后如何得了，自己又从何下手呢？
结果，至李皇叔死，他都没能再找着机会找找太子的麻烦了。至于杨国忠，更是无用——无上的没用，连一点麻烦都没制造出来，明明后宫中的妹妹可以在皇帝面前大吹枕边风，可就是没用上这个能源。这一点，我们真得说杨贵妃有德了，她也有妒嫉心，但那是对后宫其他妃嫔宫女而言，属于女人的争风吃醋，而在政治上她没有过多参与，基本上没有对李亨构成什么危险。由此不禁想到玄宗早期后宫中的一位“铁腕人物”，武惠妃。要知道，玄宗的第一任太子李瑛，以及他另两个儿子，就是由武惠妃和李林甫联祙陷害致死。只是后来武惠妃死的太早，李林甫抓住的这根稻草过早的凋谢了，否则他们二人在一起搭档，威力是很大的，李亨多半也就危险了。
那么为什么李林甫和杨国忠非要将太子置之死地而后快呢？杨国忠是外戚，一旦太子即位，新一届外戚将代替他现有位置，自己眼前的富贵就无法得保周全了。若将来的皇帝是自己的外甥，那意思就不一样了，虽然自己的妹子现在没能有一个儿子，可这又哪是这么好推断的事情，万一将来自己真从皇帝的小舅子升到皇帝的舅舅，那么所得的功利会比现在更多(其实要真这么想的话那也错了，自古外戚尤其是权重的外戚也很多没有好的下场。但这样的话，也总不能反倒帮助仇家吧，何况毕竟还是自己外甥更亲一些)。李林甫则是由于阿附武惠妃，在李瑛的问题上多少也有些责任，何况在议立新太子时又没揣对皇帝的意思，站错了队伍，那么将来的下场也必是惨淡的。
其实李皇叔多虑了，他最终没能活到太子登基，主要是没想到玄宗居然能活这么久。李隆基的长寿在唐朝皇帝中也可称冠了，李林甫临终时不知后没后悔——“早知道是这样子，当初何必得罪太子……”也许多半不会吧，但不管怎么说，李皇叔死的早是一件幸事。怎么是幸事呢？不用多说，只看杨国忠最后被大卸八块的结局，就可以知道，李林甫死的是时候。
2、从范阳到长安
水是生命之源。因为要参与各种化学反应及身体内的物质运输，因此你可以几天不吃饭，但却不能几天不喝水。
貌似跑题了。好吧，进入正题。
任何文明都以可依靠的水源为摇篮。因此，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以两河流域为依托，印度视恒河为神圣之河，长江、黄河更是中国的母亲河。
汉朝时，大月氏在惨败给匈奴之后，被迫从河西昭武西迁，辗转来到中亚的索格底亚纳(Sogdiana），在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绿洲上，形成了九大城邦，即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九国。进入中原之后，中国人称他们为昭武九姓。而西文则称为“粟特”（Sogdians）。
粟特人信奉祆教，从敦煌的文书典籍中，我们得知每一个粟特聚落中，都会有一个祆庙。而从他们的丧葬习俗来看，虽然受到了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但仍然明显表现出来了祆教的特征。正是由于粟特人有着一种宗教信仰，因此后来在安史之乱中，这种信仰为扩大安禄山在他们民族中的号召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里插一句，祆教的“祆”字，很容易搞混，因为字形相近的一共是三个，祆、袄、祅。第二个字是棉袄的袄，音ao，第三个字则是祅，音yao，只有第一个字才是这个宗教的名称。祆教也称拜火教，也许大家一下子就想起金庸笔下那个“明教”来，事实上明教应是受摩尼教的影响，尊明尊，尚光明，而小说中加进的拜火情结则确实来源于祆教。
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母亲是突厥人阿史德。安禄山本来姓康，后来随继父姓安，都是“九姓胡”。史载，安禄山的母亲“祷子于轧荦山”，后来“以神所命，遂字轧荦山”。后来改叫禄山。
荣新江先生在《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中分析了安禄山在粟特人中的“宗教领袖”地位，他的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纪录片《考古中国》中“发现虞弘墓”一篇即采用荣新江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安禄山的名字“禄山”无疑与轧荦山即“光明之神”有关，他把自己装扮成祆神，取得了自己民族对自己的崇拜与信任，故尔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我很信服这种说法，不过却也稍有疑问，那就是崇尚光明是摩尼教的特点，祆教重点在火而不在日；而祆神据说最初写为天神，天即日，那么安禄山的禄山究竟确切意思是什么呢？是光明之神，还是唐书所写的斗战神者，抑或另有人研究出来的“亚历山大”？不管怎么说，由宗教带来的号召力对安禄山的成功反叛是有一定正面影响的。
安禄山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肥胖的肚子，据说更衣时需有人扶着肚子才能把腰带系上。而且，他的肚子与他的年龄一起增加，“晚益肥”。但圆滚滚的安禄山却可称为一个舞蹈家。当时跳胡旋舞最好的，一是杨贵妃，一是安禄山。佳人翩翩起舞就不说什么了，肯定美不胜收，而安禄山偌大个肚子，能够起舞已经十分了得，居然还旋转如风——不过想想也有道理，他的质量大，转动惯量就大，因此这倒有利于他旋转，前提是，他在舞跳完之前没有因转晕，不至于一头栽倒在地——这还得看他有没有高血压了……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吕布被人蔑称为“三姓家奴”，因为他除了自己的父亲之外，还认了两个干爹。安禄山要严格来算的话，得说是“四姓家奴”了，张守珪认他做养子，后来安禄山拜杨贵妃为养母——那皇帝自然就是养父了。
安禄山很会讨人喜欢，他给皇帝派来的人送重礼，于是传到皇帝耳朵里的关于安禄山的话自然都是好话、夸他的话，而李林甫又不想让像张九龄那样的文士掌权，所以在他的努力下，玄宗后期开始大量任用蕃将，而文士用的就少了。比如我们都知道杜甫进京赶考，结果那次考试一个人都没录取，李林甫向皇帝恭喜说“野无遗贤”。估计玄宗当时真的以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但这实在是个真实的谎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作为蕃将也得到重用，而且在短时间内由平卢兵马使快速升为平卢节度使，不久又兼任范阳节度使。
安禄山的升迁速度之快，实在惊人，几乎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他不可能借助什么家族身分上的根基，更不像杨国忠那样凭借皇亲国戚的身份列入贵族，但这在另一方面却为他的提升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因为对于皇帝、权臣来说，任用一个自己一手提拔的小人物，比任用一个家族显赫、闻名天下的人要保险一些。安禄山的善于讨好别人，不仅为自己打通了通向朝廷的道路，也是他赢得皇帝喜欢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比如，玄宗有一次让他拜见太子，但安禄山见到太子却不肯拜，还问太子是什么官，玄宗给他解释说是将来接替他的人。这句话正是安禄山想要玄宗说出来的，于是向皇帝一拜，说：“我只知有皇帝，不知有太子。”这是极高妙却又极危险的向皇帝表示忠心的方法，因为他把太子都得罪了，就等于是断了自己的后路。只要皇帝不迟钝，就一定会感动。
事实上开始安禄山并没有做什么大的坏事。只是他为了满足玄宗的好大喜功，数次征讨奚、契丹等族，用欺诈手段杀了很多很多的人，算是个战争罪犯，但开边在那个时期又是很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有时即使节度使不想去打也得打，所以崔希逸才会在打败吐蕃之后为失信于人郁郁而终。然而，更多的时候，的确是节度使们主动进攻。除了开边，安禄山倒是做了几件“好事”。比如他有一次揭露了科举录取作弊案，结果玄宗当场就查出状元郎根本不会写字——曳白。气得玄宗立刻就把那些相关人员贬了官。这在天宝年间也算是一件少有的大快人心的事了。还有一次，安禄山向玄宗奏报说他梦见了李靖等人向他讨食，于是玄宗命人为这些人建庙，也算是厚待这些有功之臣了。安禄山多半并没做这个梦，只不过是这么说而已，但当初这些有功于国家的大臣们的后人确实很惨，就拿李靖来说，他的家庙后来成了杨氏的马厩，所以如果真有鬼的话，李靖只怕真会挨饿。无论目的如何，安禄山这样做客观上的作用毕竟是好的。
于是玄宗越发的信任安禄山，封他为东平郡王，给后来唐朝的将帅封王开了一个头。事实上玄宗给唐朝开了好几个弊病的先例，首先就是给宦官过高的地位，这成为唐朝中后期宦官之祸的起源；玄宗时期设节度使，而节度使们后来搞成的藩镇又使唐朝皇帝们大为头疼。但玄宗的这些做法又都貌似有一定的理由，譬如高力士确实是十分忠于玄宗的，而且为人还不坏；而封安禄山为郡王，玄宗好歹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那就是安禄山认杨贵妃为养母，也算是玄宗的半个儿子了。
安禄山潜有异志，最早是王忠嗣提出的，那时还是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正是在安禄山最得宠的时候，也是他“反迹”不明显之时，当然玄宗听不进去。
安禄山有没有异志呢？当然有。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安禄山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这或许就是个信号，安禄山因何要扩大自己的控制地盘？只怕这不是一个简单纯洁的要求，至少说明了安禄山是有扩大自己势利范围的野心。玄宗倒是有求必应，把原先的节度使韩休珉降为左羽林将军，然后将河东拱手送给安禄山。
促成安禄山野心的原因有多个，首先，随着势力的增加，尤其是得到节度河东的权力后，安禄山就是身兼三个节度使了，同时还有若干兼职。职权方面暂且不提，他手中握有三镇的十几万精兵，几乎占了唐朝军队的三分之一，加之不久之前南召的兵败，以及唐朝这时武备上的松弛，安禄山自然而然会产生轻视朝廷之心。而当初不拜太子的事情，安禄山担心会受到太子的报复，毕竟玄宗年事已高，谁也说不好突然间会出怎样的事。另外，安禄山麾下的人也以图谶来劝他起兵叛乱。但安禄山这时还是沉住了气，他的计划是，在玄宗死后夺权。
如果分析一下的话，一旦玄宗驾崩，太子即位，对于北方这么一个不掉的大尾，新皇帝肯定要派人去一趟，其任务至少是监视。那么安禄山大可以夸大其辞，对外宣称新皇帝要加害于他，为求自保，也只有起兵自卫。虽然封建时期怎么起兵反叛都是不对，但总算有个可以引起别人同情的理由。比如唐初秦王李世民就是想要后发制人，等敌人先下手，自己便有了反击的理由。然而时势不同，当时李世民完全处于劣势，一旦敌人先发制人，他根本不可能再有反抗的机会。从后来的玄武门事变来看，即使秦王集团采取了主动，也仍然赢的相当艰难。安禄山的情况却是不同，一是他不在长安之中，而是在外，“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安禄山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是十分安全的；二是他的实力事实上是强于朝廷的，因此他无须害怕朝廷武力上的先发制人。但如果是玄宗要治裁他的话，则有些麻烦，因为名义上他是玄宗的养子，从忠孝两方面他都不该反叛，而且玄宗是当了几十年的皇帝，威信是不好轻易动摇的，但从力量上安禄山绝对是强者。那么安禄山最初不想在玄宗有生之年起兵，有没有一点感恩之心在其中呢？不好说，或许有一点，也只是一点而已，从后面的表现来看，还是很决绝的。只是玄宗没有落在安禄山的手中，我们不知道安禄山会怎样处置这位自己的养父。也许是直接杀掉万事大吉，也许像侯景对梁武帝那样“人道”的杀掉，又或者囚禁。如果是前两种可能的话我们也不觉得奇怪；而第三种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仁”，既然安禄山能想到在玄宗死后找理由起兵，那么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可能。至于太子等人，那就绝对是杀无赦了。
然而，我们知道，安禄山最终还是在玄宗时期就起兵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3、激变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十一月，李林甫去世。
临终前，李林甫拉着杨国忠的手说：“将来代替我当宰相的人一定是你，后事就拜托你了。”杨国忠不知道李林甫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吓了一跳，以为是李林甫试探他，汗流浃面，连说不敢当。其实李林甫这么说倒的确出于真心，因为他眼见就撒手人寰了，而杨国忠又很得玄宗青睐，下一任宰相非他莫属。李林甫是想要杨国忠好好善待他的家人。但杨国忠并不因李林甫之将死其言也善而放过他，就在第二年的春天，杨国忠联合安禄山一起诬告李林甫与阿布思谋反，这导致了横行数载的李林甫集团彻底覆灭，就连未下葬的李林甫本人，都受到了削官的处分，并且由一个大棺材躺到了一个小棺材中，嘴里的玉含及身上的金紫衣服也都不准许再用，只以一个普通百姓的礼节安葬了他。
我们当然对李皇叔不会有太多的同情，毕竟这属于官场上的倾轧而无谁对谁错的问题，或者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想当初他本人制造的冤案比这惨的有的是，而今也轮到他来品尝这个滋味了。但这却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仅有的一次大合作，不久后两人即开始闹矛盾。原因是，安禄山瞧不起杨国忠，对他非常轻蔑。轻蔑到什么程度呢？反正是惹得杨国忠从此就一直说安禄山要谋反。古时谋反乃是十恶之首，因此杨国忠这么说无疑是想置安禄山于死地，可见积怨甚深。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正月，杨国忠向玄宗进言安禄山必定会谋反，让玄宗试着召安禄山入朝，说他肯定不会来。玄宗照办，结果出乎杨国忠的意料，安禄山竟然闻命即至。安禄山很可能是得知了杨国忠的话，另外此时时机尚不成熟，他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加之他本人的阴谋并没有暴露，他也的确没理由害怕，只要乖乖入朝大表一番忠心就可以了。见到玄宗，安禄山十分委屈的说：“臣本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为国忠所疾，臣死无日矣！”这等于是给玄宗打了一针预防针，使他以后不至于轻信别人对他的“诬陷”。果然以后杨国忠再说安禄山的什么话，玄宗全都不听，即使太子李亨也报告说安禄山要谋反，玄宗也仍然无动于衷。这一次进京，安禄山又要求兼任很多官职，玄宗一一满足，临别时还解御衣给安禄山穿上。安禄山怕杨国忠奏请把他留下，所以赶忙回去，一溜烟回到了范阳。
从这以后，朝中凡是有说安禄山要谋反的人，玄宗都把他们绑起来交给安禄山，以示信任。但不能不说这样做是个失策，一来，连与皇帝最亲最近的太子和杨国忠的话皇帝都不听，又何况别人呢？所以大家即使知道安禄山要反叛，也不敢再说出来；二来，当一个一个说自己要谋反的人被捆到眼前，随着数量的增加，安禄山只有更加害怕，绝不会因为玄宗把他们交出来就会放心。皇帝面前有这么多人说自己要谋反，如果不担心害怕才怪。而后，安禄山的行动越来越可疑，可是我们的明皇帝仍然一百个不相信安禄山真会谋反，把用人不疑的劲头发挥到了极致。
但渐渐的也有转变。转变就发生在第二年，即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奏请用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遭到杨国忠和韦见素的联合反对。本来两人约好前赴后继轮番劝阻玄宗，但韦见素说完之后，玄宗发起火来，杨国忠便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就这样玄宗又答应了安禄山的过分要求。可两人还不甘心，合计好之后，第二天又和玄宗提起此事，建议任命安禄山为平章事并且要他入朝，将他的三个节度使的职位分别交给现在的三个副节度使。这次玄宗没有反对，但仍心存疑惑，虽然诏书写好了，但在发出去之前，派宦官辅璆琳去安禄山那里打探情况。辅璆琳接受了安禄山的贿赂，回来说安禄山根本没有反心，于是玄宗又一次错过了机会。杨国忠、韦见素二人的用意，是想以朝廷的力量来牵制安禄山，让他脱离自己的势力。但由于朝廷实力并不强于安禄山，所以玄宗即使真的发下去诏书，只怕也未必达到目的。安禄山自然明白入朝是很危险的，所以很可能就此提前反叛。
七月，又发生了几件事、先是安禄山上表请求进献三千匹马，每匹马配备两个马夫，另外还有蕃将二十二人护送。一旦得到允准，届时将有六千多将士入朝，非同小可，在达奚珣的提醒之下，终于引起玄宗的警觉，驳回了安禄山的请求。差不多同时辅璆琳受贿的事情也被揭发出来，玄宗将他处死。还有，杨国忠一直在搜寻安禄山谋反的证据，又抓了几个安禄山的人，这些皆由长安中的安庆宗派人报告给了安禄山。
一连串的事情引起了安禄山的疑虑，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失势的后果，自然而然会与玄宗产生裂痕，因此这一年玄宗要他入朝，安禄山果然不敢来了。玄宗又派冯神策去对安禄山宣诏，说“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安禄山接到诏书没有拜伏，只是略一欠身，问了一声皇上可安好，然后又阴恻的说：“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推想安禄山的心语大概是这样——长安，我一定会去的，但不再是诸侯对于皇帝的觐见，而是要将皇帝宝座抢到自己的手中。
安禄山已经下定决心要起兵叛乱了。
4、范阳兵来
决心一下，起兵只是时间的问题。
十月，玄宗似乎忘了再召安禄山来朝的事，带着杨贵妃等人再次来到华清宫优哉游哉——然而他此时尚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这里这样欢畅了。
十一月甲子(初九)，安禄山在范阳起兵，率领十五万精兵，号称二十万众，杀奔东都洛阳。“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日行六十里的速度，不是特别的快，却也勉强算是急行军了。
安禄山所采取的策略，也就是他举起的大旗，是说皇帝让他入朝征讨杨国忠，这个理由其实就是“清君侧”，安禄山没有直接打出这个旗号，不知是不是因为对汉文化还不是非常熟悉。最早打出“清君侧”旗号的是汉朝七国之乱中的吴楚，“诛晁错，清君侧”；明朝燕王朱棣靖难之役也是以此为借口。何谓“君侧”呢？就是指皇帝身边的小人，“清君侧”就是替皇帝把这个小人除掉。景帝满足了七王的要求，但晁错的死并没有阻止七国的军队继续做乱；朱棣靖难是靖难，连皇帝都一块清了，那个“侧”字实在是多余；也只有杨国忠，还真是小人一名，但安禄山比他也好不了多少，似乎资格不够。说到底，清君侧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实实在在的目的，是要取得皇位。
久不闻干戈的百姓们忽然听说范阳兵来，仓皇不安，安禄山所过州县，望风而降。就这样安禄山到达了太原，劫走了太原出迎的副留守。太原方面自然会上报，同时受降城也奏报说安禄山谋反。玄宗虽然这一年已有疑心，但仍然不相信安禄山居然说反就反，还以为是他的对手编造的谎言。其实谋反往往是皇帝敏感的事情，即使没有人告状，仍然会担心大臣们动机不纯，更有甚者，风声鹤唳，一有风吹草动便大动干戈，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个。而玄宗在众人相继报告说安禄山谋反之后，仍然有如泰山一般岿然不动，他在这方面的迟钝实令人惊讶。但若以为玄宗不在乎有人谋反那就错了，玄宗对他的兄弟们可没这么信任，虽然玄宗素有友爱兄弟的令名，但他曾下诏不允许诸王与大臣结交，便透露出来这个信息。担心别人谋反只怕是一种变象的不自信，而人一般年龄越老越会出现这种情况，玄宗却是相反，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年轻时即位，是由于有功劳才得立为太子，并非按照立嫡以长的制度，这就有了一定的不合理因素(古时就是立嫡以长，而不支持立嫡以贤，所以凭后者得位的人倒成了不合理)，所以他才会担心有人反对自己，因之也就多加提防。但他后来当了四十多年皇帝，又是天下升平，所以这种自信就加强了，从玄宗一再的自以为是也可以看出来，他的确认为自己是圣明天子，别人没理由反他，又何况他对安禄山这么好，安禄山又怎么会谋反呢？
不知杨国忠等人花了什么样的力气，几天后玄宗终于相信，原来安禄山真的起兵谋反了。于是玄宗找杨国忠商议，杨国忠得意洋洋，意思是：看，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安禄山果然谋反了。他对玄宗说：“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玄宗听了点点头，认可他的这个看法。其他大臣听后则是相顾失色。无疑杨国忠把眼前的形势估计的太乐观了，他没有想到安禄山会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从后面的情形来看，远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因安禄山的行为是谋反而众叛亲离，当然更不会几天就能“传首行在”。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为理由，再加上他十几年在范阳地区的经营，经济、军事实力都非常之强，兵士们令出即行服从调谴，战斗力又强，一路上的顺利无疑又鼓舞了士气，种种情况都有利于安禄山，他此时没有必败的理由。杨国忠没有看到这些，他只想到了唐朝的强大，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因此他才会大胆的逼安禄山谋反，否则如果知道是那样的结果，他也不会做这么蠢的事情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缘于自信，而这种自信又貌似是有理由的，但是却是建立在一个虚像之上——人们都被唐朝此时的虚像所欺骗。物理上，虚像往往比原像要大。本来，唐朝几乎无往不胜的神话，使人们都忘记了经过十几年的挥霍，它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就好像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却几天没有吃饱，根本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因此对南诏的战争中，唐朝冒出了虚汗，与阿拉伯帝中怛罗斯之战也以失败告终。后者情况有些复杂，在说到高仙芝的时候会提一下。那么这时很多人持乐观态度，玄宗本人也是如此，虽然朝中有惊讶失色的大臣，但乐观的看法可以说是有相当市场的，例如封常清就是一位。
辛未，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上问以讨贼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
这一番话使得玄宗听了十二分的舒服，龙颜大悦，几天后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其实是张空头支票，不过这是剥夺安禄山合法地位的表态，是必须的。
二十一日，玄宗回到长安后，做出了一系列相应措施，首先，他立即斩了娶宗室女的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同时把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任命为户部尚书，以郭子仪为新任朔方节度使，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以卫尉卿猗氏张介然为之。以程千里为潞州长史”。第二天，又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征讨安禄山。
十二月初七，玄宗决定要御驾亲征。看来玄宗这次是真的生气了，一把老骨头了还要亲自去战场。玄宗这可不是说说而已，他让朔方、河西、陇右等节度使亲自带领本部军队，二十日内到齐。十六日，下诏要太子监国。杨国忠十分害怕太子会报复他，因此拉着自己的三个姐妹，一起劝阻皇帝不要去出征，更不要太子监国。于是这件事就罢休了。考虑到玄宗当时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就算后来没有人阻止他，也确实不宜上战场去，而且玄宗本人战略方面相对要好于战术方面，留在后方控制大局就可以了，我不认为他亲征就一定会有什么效果，万一到前线再来个胡乱指挥，岂不是添乱？玄宗有亲征的思就已经算是不错了。这件事也不能说是失误，也不必过分责怪杨国忠在这件事上的私心，试想，太子留在后方，如果趁监国之机杀掉杨国忠，也必是小乱一场，如果后方不稳，玄宗在前方也很难安心。当然这也只是可能，如果玄宗亲征的话，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这将是玄宗亲自带军打的第一战，此前没有参考，此后更无印证，完全凭猜测——我多半不看好。
既然如此，那么玄宗等人在长安里能做的事情，也就是等待了。可惜他们没有等来安禄山的首级，也没等来捷报，却不得不去逃难了。可是，责任在谁呢？
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刚到大明宫不久之前的几个时辰里，在这个漆黑的黎明，昨天还下诏说要御驾亲征的唐玄宗，带着自己的子孙嫔妃，从皇宫中匆忙的出来，直奔长安城的大门，然后向西逃之夭夭，溜之大吉。
后世有人责怪玄宗没有带上他的大臣一起出逃，但事实上玄宗已是顾不上了，就是自己在宫外一时无法找回来的子孙嫔妃，也都没法带上，何况大臣们呢？
玄宗不是第一个出逃的皇帝，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的这次出逃却是非常有名的。其实面对将要被攻破而且是没有希望再守得住的都城，皇帝的选择无外乎有三，一是顺其自然，二是出逃，三是殉国。做第三种选择的皇帝少之又少，就朱由检勉强算是一个，但他在多次否定了出逃方案之后还是忍不住逃出了紫禁城，只是后来实在逃不出去了；不肯过江东的项羽历来受人尊敬，可惜他又的确没有皇帝的名义。顺其自然的皇帝大多在投降之前反抗一下，当然了谁也不愿意一上来就做俘虏。算算古来投降的皇帝可真不少呢，倒是陈后主很有个性的逃到井中企图逃过一劫，然而当隋兵要向井中扔石头的时候，这个写过“玉树流光照后庭”的南朝最后一位皇帝，也只有大声呼救了。
出逃固然比不上殉国的刚烈，但和坐等比起来毕竟还是“有为”的，虽然两个听来都很让人气馁。比之于出降，出逃有一样好处就是可以保住有生力量。像唐玄宗这次出逃，确实比他在长安城坐等叛军破城要好，否则唐朝皇室全都被杀，那么唐朝就真正的灭亡了。
这么说好像有鼓励“出逃”之嫌。呜呼善哉善哉，如果能不到这种地步，而都像面对突厥大兵压境却胸有成竹的唐太宗那样，又何必讨论取哪种选择呢？如果玄宗后期能不那么昏聩，又何来安史之乱呢？
1、祸起
事情都有起因、经过和结果。这一部分说一说安史之乱的起因及初期阶段。
经过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天宝年间的玄宗一下子松懈了下来。不想，他、唐朝乃至整个天下都为他的松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只用了一年，安禄山就攻到了长安。唐军虽然有反抗，并且安禄山途中也没有特别的顺利，但总体上却是呈现出一面倒的势态。
这就好像一个大汉正往前走着，忽然从天上飞来一个不明物体，重重的砸了一下脑袋。结果大汉被砸晕了，伸出手来胡乱抓了一气，最后仍抵不住头晕目眩，咣当倒地……
开元与天宝，几乎就是唐玄宗奋发有为和怠于朝政的分界。不过也只能说是“几乎”，因为开元后期玄宗就已经有这个苗头了，李林甫开元二十二年列入宰相中一员，似乎是发出了某种信号。这意味着，此前以张说、张九龄为首的文治集团，必须和吏治的李林甫等人合作了。
开元之初的姚崇，偏重于吏治，而自张说开始，偏重于文治，同时文、吏之争就开始隐约存在了。开元后期这次“组阁”，玄宗任命裴耀卿、张九龄和李林甫三人为宰相。从人选上看，还是比较合理的，张九龄是文治，李林甫是吏治，而裴耀卿虽然被看成是张九龄一党，也确实和张九龄更亲近一些，但他并不是每次都支持张九龄的意见，有时也会站在李林甫一边，因此可以充当调和人物。如果这个三人班子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仍然是可以维持开元盛世的。事实上，在他们共处的期间内也确实弄出了一些政绩，比如粮运改革、营田和土地开垦，以及财政制度的合理化、各地按察使的设置等等。然而这个班子又注定长久不了。张九龄为人正直，遇事不管大小都要力争，李林甫则是一位十足的政客，巧伺上意，闹翻是迟早的事。
李林甫是唐朝的远房皇亲，算起来玄宗还得管他叫一声“皇叔”。然而我们这位李皇叔，可不是善主，有人称他为政治流氓，其实看看，倒也不是太过分。大家都知道“笑里藏刀”和“口蜜腹剑”这两个词，太相似了，简直能组成一幅对联，而且巧了，这两个词形容的两个大臣都是唐朝的，一位是“人猫”李义府，一位便是李皇叔。不过大概没人敢给李皇叔胡起外号，因为李林甫之阴鸷，朝中除了玄宗不怕，就连后面“叱咤风云”的安禄山都只怕他一人。大概李林甫是很有演恐怖电影的天分的……
李林甫最终挤走了裴耀卿和张九龄，从此当政。只可惜，李林甫并没有把吏治的劲儿用到治理天下上面，而是全用来算计对手了，他的最终目的只是想要保住他的权势与地位，至于天下怎么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李林甫也是这么和谏官们说的，当然，仅能秉笔的李皇叔可说不出来这么文绉绉的话。想当初他把“杕杜”念成“丈杜”、“弄璋”写成“弄獐”，让文人们很是偷笑了一阵。不过事情总有两方面，阳光和阴影就如同双胞胎，总是一起出现。拿李林甫“仅能秉笔”来说，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李林甫不大可能自己咬文嚼字的去制造文字狱了，所以文人们真该庆祝一下。其实就整个唐朝来讲，文字狱都确实不多，大环境如此，李林甫也无暇去理会这些东西。所以像“词赋属文宗”这种疑似为讽刺的诗句，大概都被当作是“真诚”的恭维了吧——或许李林甫点头微笑的时候，作者王维也正在窃笑。话扯远了，接说着李林甫对谏官的警告，他拿马厩里的马来打比喻，说如果你们不老实，非得和皇帝说点什么，哼哼，那对不起，只好请您走人了。总之他一句话，朝野上下顿时没有人敢再说什么，真的是“天下升平”的盛世景观啊。不错，天下是“升平”，升起来的是表面，而揭开这层表皮，却可以看到里面的肌肉正在慢慢褪色直到老去。这种情况要是放在人脸上的话，比如要是见到某个做过除皱手术的人，她一旦笑起来，看着是很有些让人感觉不适的，简单来说就是皮笑肉不笑。而唐朝现在的这种情况可不单单是“皮笑肉不笑”，是根本笑不起来，不过这要排除宫殿里的欢歌笑语，因为，这正是玄宗沉溺于酒色的开始。
天宝四载，玄宗正式册封杨氏为贵妃，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四大美人之一的杨玉环。她本是寿王李瑁的妻子，但因为长的太漂亮了，所以玄宗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她纳为己妃。唐朝皇帝确实在后宫上比较混乱，比如太宗纳弟媳（杨氏），高宗纳“庶母”（武则天），玄宗则是纳儿媳，也算是继承了自己家族的一个“传统”。后人对此很不齿，认为是乱伦，而唐朝固然不提倡这样，但对于这几次事件，似乎也没起什么太大的风浪。原因是唐确实比后世要开放很多，那么，有没有不敢说的原因呢？肯定有吧，但也不完全是，因为太宗曾想过立杨氏为后，遭到魏征坚决反对；高宗要立武氏为皇后时，也一样有若干反对者，而他们在当初武氏从寺中进宫时却是比较安静的。玄宗做事很秘密、周到，也有个缓冲，他让杨玉环先做了一阵假道姑，然后再接到宫中。但终玄宗一生，虽然很宠爱她，却也不敢立为皇后。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样的话杨贵妃想不做红颜祸水都难。
几十年后，诗人白居易用夸张的笔墨描写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其中写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其实是冤枉了唐玄宗，他并没有像万历皇帝那样真正的不再早朝，哪怕大臣们在宫外跪上十个小时也照样不理不睬。客观的说，玄宗后期确实是疏于过问朝政，但也是逐渐发展的。推测一下，大概是看到朝堂上没什么人提意见(没人敢提)，所以慢慢的放下心来，再加上抵不住享乐的诱惑，于是就……
但也并非真的就没有人提意见了，只不过朝廷上提的话，挡不住李皇叔的加害。倒是宫里有人说了几句真话。谁呢？高力士。有一次玄宗颇有自得的说：“我有近十年没有出长安了，现在天下貌似无事，我干脆把所有事都交给李林甫来处理吧。”高力士一听，这哪能成？于是说：“天子顺动，古制也。税入有常，则人不告劳。今赋粟充漕，臣恐国无旬月蓄；和籴不止，则私藏竭，逐末者众。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权既振，孰敢议者。”通鉴上做了简化：“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不管哪种版本，主要大意是两方面，一是说帝王出巡是古制，玄宗应该去看看皇宫外面的世界，体察一下民情；二是说不可授人以柄。这都是替玄宗考虑，是大大的忠心，但玄宗却不高兴听到这样的话，于是大大的不悦。从此高力士也不敢再多说什么。虽则如此，后来高力士仍然会时而劝劝皇帝，比如玄宗后来又有一次自得的说他“朝事付宰相，边事付边将”，自己在宫里倒也不亦乐乎。没想到高力士又是一盆冷水浇下来，拿云南几次战败来举例，然后提出边将权力太大，一旦有变故，不好制约。玄宗这次虽没发火，却也没听，而他自得的毛病也没改。天宝十三年闹水灾，这时无人敢向玄宗诉说灾情。大概是玄宗觉得这回有把握高力士不会再说出来什么扫兴话了，就问他对此事有什么看法。那能有什么看法呢？高力士回答说：“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你把权力都交给宰相了，而且又赏罚无章，阴阳失度，我还敢说什么？还有什么可说？敢对皇帝说赏罚无章、阴阳失度，高力士也是个胆大的人了。连自己身边的人的话都不听，可想而知，就算是李林甫让那些谏官放马过来向玄宗进谏也实在没关系，反正什么话都只是一阵从他耳边刮过的风罢了。
李林甫后来被杨国忠取代。在李皇叔最后的日子里，也是比较可怜的，有一次有人说他的病只要看到了皇上就会好起来。玄宗本想去看看他，却被人阻止了，因此采取个折衷的办法——玄宗隔着很远拿着一块红色的丝绢向李林甫挥啊挥的，不知李林甫是否这样想过：该不会是招魂呢吧……之所以有人劝阻玄宗，是因为据说见到病重将死的人是一种晦气。康熙皇帝有一次想要去畅春园，可是必经之路上却有自己当时重病的八儿子胤祀(当然那一次八阿哥没死)，所以最后把胤祀挪开了。说句题外话，由于电视剧的影响，胤祀成了一位阴险无比的阴谋家，事实上雍正四年就死去的八阿哥铁定是没法去逼雍正的宫了，而这时主持移走他的人，正是为了讨好康熙的胤禛。亲生儿子尚且如此，何况别人呢？相对而言玄宗就算是厚道之人了。另外，劝阻的原因当中不排除有报复打击李林甫的可能。
新上任的杨国忠，更多的或者说根本的就是靠着他的国舅地位。也许是为了让人更加鄙视杨国忠，《新唐书》中很醒目的写了句杨国忠是“张易之之出也”，而通鉴上则写是“张易之之甥也”。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上写道他认为所谓私生子一说纯属无稽之谈，因此不取。和李林甫的阴鸷相比，杨国忠为人更“和蔼可亲”一些，他虽则轻燥强辩，却没有李林甫能把人看的发怵的本领，但他颐指气使的威风却只在李皇叔之上，不在他之下。这也情有可原，毕竟人家有个妹妹在后宫撑腰嘛。因此自“以天下为己任”的杨国忠做宰相之后，在朝廷中充分发挥了士不为己用即“出”之的劲头，流放了若干不愿阿附于他的官员。无疑对唐朝来说，玄宗这次任用宰相，又是一次灾难性的行为。
李林甫和杨国忠曾经合作过几次，尤其在对唐玄宗第二任太子李亨的陷害上，两人绝对是在一个阵营。只可惜，这两人一个是宗室“皇叔”，一个是外戚国舅，可是合他二人之力，也终于未能把太子扳倒；若是单独作战，那更是没戏了，而让手段比李林甫差一截的杨国忠来干这件事，那更是格外的没戏了。
不错，几次陷害太子李亨都是李林甫策划发动的。第一次是借太子妻兄韦坚来制造事端，结果韦氏全家遭殃，就连太子妃都被迫和太子离婚——这是李亨主动提出来的，反正保住自身要紧，而韦氏则很凄凉的过完了下半生。第二次是借陷害和太子从小一起长大的王忠嗣来打击李亨。从事件本身来说，李林甫借打击韦坚的机会，又一举赶走了宰相李适之以及自己看着不顺眼的几个人，收获可谓不小，若是能再顺手牵羊的推翻太子，那就算是全面胜利了；而从效果上来说，第二次由于本身定的主要目标就是太子，加之李林甫又抓住了皇帝不希望太子诸王与大臣们过于亲近的心理，大肆在这方面上做文章，因此更有效一些。第一次好歹玄宗没有迁怒太子，而第二次果然就不同了，玄宗大怒，差点杀了王忠嗣，可想而知，他心里对李亨也充满着愤怒。人算不如天算，李林甫哪里料到高力士、张垍兄弟以及刚从外面调来的哥舒翰都为太子和王忠嗣求情，最后非但王忠嗣没事(只是被贬而已，相对而言，就算不错了)，就连太子的一根毫毛都没有动的了。“怎么会是这样……”李林甫大概气的要狂抓头发了。虽然他还不知道“无用功”的概念，但两次竹篮打水两场空，实在让人恼火，而且如果这两次都不能搬的动李亨，那以后如何得了，自己又从何下手呢？
结果，至李皇叔死，他都没能再找着机会找找太子的麻烦了。至于杨国忠，更是无用——无上的没用，连一点麻烦都没制造出来，明明后宫中的妹妹可以在皇帝面前大吹枕边风，可就是没用上这个能源。这一点，我们真得说杨贵妃有德了，她也有妒嫉心，但那是对后宫其他妃嫔宫女而言，属于女人的争风吃醋，而在政治上她没有过多参与，基本上没有对李亨构成什么危险。由此不禁想到玄宗早期后宫中的一位“铁腕人物”，武惠妃。要知道，玄宗的第一任太子李瑛，以及他另两个儿子，就是由武惠妃和李林甫联祙陷害致死。只是后来武惠妃死的太早，李林甫抓住的这根稻草过早的凋谢了，否则他们二人在一起搭档，威力是很大的，李亨多半也就危险了。
那么为什么李林甫和杨国忠非要将太子置之死地而后快呢？杨国忠是外戚，一旦太子即位，新一届外戚将代替他现有位置，自己眼前的富贵就无法得保周全了。若将来的皇帝是自己的外甥，那意思就不一样了，虽然自己的妹子现在没能有一个儿子，可这又哪是这么好推断的事情，万一将来自己真从皇帝的小舅子升到皇帝的舅舅，那么所得的功利会比现在更多(其实要真这么想的话那也错了，自古外戚尤其是权重的外戚也很多没有好的下场。但这样的话，也总不能反倒帮助仇家吧，何况毕竟还是自己外甥更亲一些)。李林甫则是由于阿附武惠妃，在李瑛的问题上多少也有些责任，何况在议立新太子时又没揣对皇帝的意思，站错了队伍，那么将来的下场也必是惨淡的。
其实李皇叔多虑了，他最终没能活到太子登基，主要是没想到玄宗居然能活这么久。李隆基的长寿在唐朝皇帝中也可称冠了，李林甫临终时不知后没后悔——“早知道是这样子，当初何必得罪太子……”也许多半不会吧，但不管怎么说，李皇叔死的早是一件幸事。怎么是幸事呢？不用多说，只看杨国忠最后被大卸八块的结局，就可以知道，李林甫死的是时候。
2、从范阳到长安
水是生命之源。因为要参与各种化学反应及身体内的物质运输，因此你可以几天不吃饭，但却不能几天不喝水。
貌似跑题了。好吧，进入正题。
任何文明都以可依靠的水源为摇篮。因此，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以两河流域为依托，印度视恒河为神圣之河，长江、黄河更是中国的母亲河。
汉朝时，大月氏在惨败给匈奴之后，被迫从河西昭武西迁，辗转来到中亚的索格底亚纳(Sogdiana），在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绿洲上，形成了九大城邦，即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九国。进入中原之后，中国人称他们为昭武九姓。而西文则称为“粟特”（Sogdians）。
粟特人信奉祆教，从敦煌的文书典籍中，我们得知每一个粟特聚落中，都会有一个祆庙。而从他们的丧葬习俗来看，虽然受到了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但仍然明显表现出来了祆教的特征。正是由于粟特人有着一种宗教信仰，因此后来在安史之乱中，这种信仰为扩大安禄山在他们民族中的号召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里插一句，祆教的“祆”字，很容易搞混，因为字形相近的一共是三个，祆、袄、祅。第二个字是棉袄的袄，音ao，第三个字则是祅，音yao，只有第一个字才是这个宗教的名称。祆教也称拜火教，也许大家一下子就想起金庸笔下那个“明教”来，事实上明教应是受摩尼教的影响，尊明尊，尚光明，而小说中加进的拜火情结则确实来源于祆教。
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母亲是突厥人阿史德。安禄山本来姓康，后来随继父姓安，都是“九姓胡”。史载，安禄山的母亲“祷子于轧荦山”，后来“以神所命，遂字轧荦山”。后来改叫禄山。
荣新江先生在《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中分析了安禄山在粟特人中的“宗教领袖”地位，他的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纪录片《考古中国》中“发现虞弘墓”一篇即采用荣新江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安禄山的名字“禄山”无疑与轧荦山即“光明之神”有关，他把自己装扮成祆神，取得了自己民族对自己的崇拜与信任，故尔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我很信服这种说法，不过却也稍有疑问，那就是崇尚光明是摩尼教的特点，祆教重点在火而不在日；而祆神据说最初写为天神，天即日，那么安禄山的禄山究竟确切意思是什么呢？是光明之神，还是唐书所写的斗战神者，抑或另有人研究出来的“亚历山大”？不管怎么说，由宗教带来的号召力对安禄山的成功反叛是有一定正面影响的。
安禄山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肥胖的肚子，据说更衣时需有人扶着肚子才能把腰带系上。而且，他的肚子与他的年龄一起增加，“晚益肥”。但圆滚滚的安禄山却可称为一个舞蹈家。当时跳胡旋舞最好的，一是杨贵妃，一是安禄山。佳人翩翩起舞就不说什么了，肯定美不胜收，而安禄山偌大个肚子，能够起舞已经十分了得，居然还旋转如风——不过想想也有道理，他的质量大，转动惯量就大，因此这倒有利于他旋转，前提是，他在舞跳完之前没有因转晕，不至于一头栽倒在地——这还得看他有没有高血压了……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吕布被人蔑称为“三姓家奴”，因为他除了自己的父亲之外，还认了两个干爹。安禄山要严格来算的话，得说是“四姓家奴”了，张守珪认他做养子，后来安禄山拜杨贵妃为养母——那皇帝自然就是养父了。
安禄山很会讨人喜欢，他给皇帝派来的人送重礼，于是传到皇帝耳朵里的关于安禄山的话自然都是好话、夸他的话，而李林甫又不想让像张九龄那样的文士掌权，所以在他的努力下，玄宗后期开始大量任用蕃将，而文士用的就少了。比如我们都知道杜甫进京赶考，结果那次考试一个人都没录取，李林甫向皇帝恭喜说“野无遗贤”。估计玄宗当时真的以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但这实在是个真实的谎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作为蕃将也得到重用，而且在短时间内由平卢兵马使快速升为平卢节度使，不久又兼任范阳节度使。
安禄山的升迁速度之快，实在惊人，几乎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他不可能借助什么家族身分上的根基，更不像杨国忠那样凭借皇亲国戚的身份列入贵族，但这在另一方面却为他的提升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因为对于皇帝、权臣来说，任用一个自己一手提拔的小人物，比任用一个家族显赫、闻名天下的人要保险一些。安禄山的善于讨好别人，不仅为自己打通了通向朝廷的道路，也是他赢得皇帝喜欢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比如，玄宗有一次让他拜见太子，但安禄山见到太子却不肯拜，还问太子是什么官，玄宗给他解释说是将来接替他的人。这句话正是安禄山想要玄宗说出来的，于是向皇帝一拜，说：“我只知有皇帝，不知有太子。”这是极高妙却又极危险的向皇帝表示忠心的方法，因为他把太子都得罪了，就等于是断了自己的后路。只要皇帝不迟钝，就一定会感动。
事实上开始安禄山并没有做什么大的坏事。只是他为了满足玄宗的好大喜功，数次征讨奚、契丹等族，用欺诈手段杀了很多很多的人，算是个战争罪犯，但开边在那个时期又是很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有时即使节度使不想去打也得打，所以崔希逸才会在打败吐蕃之后为失信于人郁郁而终。然而，更多的时候，的确是节度使们主动进攻。除了开边，安禄山倒是做了几件“好事”。比如他有一次揭露了科举录取作弊案，结果玄宗当场就查出状元郎根本不会写字——曳白。气得玄宗立刻就把那些相关人员贬了官。这在天宝年间也算是一件少有的大快人心的事了。还有一次，安禄山向玄宗奏报说他梦见了李靖等人向他讨食，于是玄宗命人为这些人建庙，也算是厚待这些有功之臣了。安禄山多半并没做这个梦，只不过是这么说而已，但当初这些有功于国家的大臣们的后人确实很惨，就拿李靖来说，他的家庙后来成了杨氏的马厩，所以如果真有鬼的话，李靖只怕真会挨饿。无论目的如何，安禄山这样做客观上的作用毕竟是好的。
于是玄宗越发的信任安禄山，封他为东平郡王，给后来唐朝的将帅封王开了一个头。事实上玄宗给唐朝开了好几个弊病的先例，首先就是给宦官过高的地位，这成为唐朝中后期宦官之祸的起源；玄宗时期设节度使，而节度使们后来搞成的藩镇又使唐朝皇帝们大为头疼。但玄宗的这些做法又都貌似有一定的理由，譬如高力士确实是十分忠于玄宗的，而且为人还不坏；而封安禄山为郡王，玄宗好歹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那就是安禄山认杨贵妃为养母，也算是玄宗的半个儿子了。
安禄山潜有异志，最早是王忠嗣提出的，那时还是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正是在安禄山最得宠的时候，也是他“反迹”不明显之时，当然玄宗听不进去。
安禄山有没有异志呢？当然有。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安禄山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这或许就是个信号，安禄山因何要扩大自己的控制地盘？只怕这不是一个简单纯洁的要求，至少说明了安禄山是有扩大自己势利范围的野心。玄宗倒是有求必应，把原先的节度使韩休珉降为左羽林将军，然后将河东拱手送给安禄山。
促成安禄山野心的原因有多个，首先，随着势力的增加，尤其是得到节度河东的权力后，安禄山就是身兼三个节度使了，同时还有若干兼职。职权方面暂且不提，他手中握有三镇的十几万精兵，几乎占了唐朝军队的三分之一，加之不久之前南召的兵败，以及唐朝这时武备上的松弛，安禄山自然而然会产生轻视朝廷之心。而当初不拜太子的事情，安禄山担心会受到太子的报复，毕竟玄宗年事已高，谁也说不好突然间会出怎样的事。另外，安禄山麾下的人也以图谶来劝他起兵叛乱。但安禄山这时还是沉住了气，他的计划是，在玄宗死后夺权。
如果分析一下的话，一旦玄宗驾崩，太子即位，对于北方这么一个不掉的大尾，新皇帝肯定要派人去一趟，其任务至少是监视。那么安禄山大可以夸大其辞，对外宣称新皇帝要加害于他，为求自保，也只有起兵自卫。虽然封建时期怎么起兵反叛都是不对，但总算有个可以引起别人同情的理由。比如唐初秦王李世民就是想要后发制人，等敌人先下手，自己便有了反击的理由。然而时势不同，当时李世民完全处于劣势，一旦敌人先发制人，他根本不可能再有反抗的机会。从后来的玄武门事变来看，即使秦王集团采取了主动，也仍然赢的相当艰难。安禄山的情况却是不同，一是他不在长安之中，而是在外，“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安禄山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是十分安全的；二是他的实力事实上是强于朝廷的，因此他无须害怕朝廷武力上的先发制人。但如果是玄宗要治裁他的话，则有些麻烦，因为名义上他是玄宗的养子，从忠孝两方面他都不该反叛，而且玄宗是当了几十年的皇帝，威信是不好轻易动摇的，但从力量上安禄山绝对是强者。那么安禄山最初不想在玄宗有生之年起兵，有没有一点感恩之心在其中呢？不好说，或许有一点，也只是一点而已，从后面的表现来看，还是很决绝的。只是玄宗没有落在安禄山的手中，我们不知道安禄山会怎样处置这位自己的养父。也许是直接杀掉万事大吉，也许像侯景对梁武帝那样“人道”的杀掉，又或者囚禁。如果是前两种可能的话我们也不觉得奇怪；而第三种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仁”，既然安禄山能想到在玄宗死后找理由起兵，那么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可能。至于太子等人，那就绝对是杀无赦了。
然而，我们知道，安禄山最终还是在玄宗时期就起兵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3、激变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十一月，李林甫去世。
临终前，李林甫拉着杨国忠的手说：“将来代替我当宰相的人一定是你，后事就拜托你了。”杨国忠不知道李林甫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吓了一跳，以为是李林甫试探他，汗流浃面，连说不敢当。其实李林甫这么说倒的确出于真心，因为他眼见就撒手人寰了，而杨国忠又很得玄宗青睐，下一任宰相非他莫属。李林甫是想要杨国忠好好善待他的家人。但杨国忠并不因李林甫之将死其言也善而放过他，就在第二年的春天，杨国忠联合安禄山一起诬告李林甫与阿布思谋反，这导致了横行数载的李林甫集团彻底覆灭，就连未下葬的李林甫本人，都受到了削官的处分，并且由一个大棺材躺到了一个小棺材中，嘴里的玉含及身上的金紫衣服也都不准许再用，只以一个普通百姓的礼节安葬了他。
我们当然对李皇叔不会有太多的同情，毕竟这属于官场上的倾轧而无谁对谁错的问题，或者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想当初他本人制造的冤案比这惨的有的是，而今也轮到他来品尝这个滋味了。但这却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仅有的一次大合作，不久后两人即开始闹矛盾。原因是，安禄山瞧不起杨国忠，对他非常轻蔑。轻蔑到什么程度呢？反正是惹得杨国忠从此就一直说安禄山要谋反。古时谋反乃是十恶之首，因此杨国忠这么说无疑是想置安禄山于死地，可见积怨甚深。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正月，杨国忠向玄宗进言安禄山必定会谋反，让玄宗试着召安禄山入朝，说他肯定不会来。玄宗照办，结果出乎杨国忠的意料，安禄山竟然闻命即至。安禄山很可能是得知了杨国忠的话，另外此时时机尚不成熟，他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加之他本人的阴谋并没有暴露，他也的确没理由害怕，只要乖乖入朝大表一番忠心就可以了。见到玄宗，安禄山十分委屈的说：“臣本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为国忠所疾，臣死无日矣！”这等于是给玄宗打了一针预防针，使他以后不至于轻信别人对他的“诬陷”。果然以后杨国忠再说安禄山的什么话，玄宗全都不听，即使太子李亨也报告说安禄山要谋反，玄宗也仍然无动于衷。这一次进京，安禄山又要求兼任很多官职，玄宗一一满足，临别时还解御衣给安禄山穿上。安禄山怕杨国忠奏请把他留下，所以赶忙回去，一溜烟回到了范阳。
从这以后，朝中凡是有说安禄山要谋反的人，玄宗都把他们绑起来交给安禄山，以示信任。但不能不说这样做是个失策，一来，连与皇帝最亲最近的太子和杨国忠的话皇帝都不听，又何况别人呢？所以大家即使知道安禄山要反叛，也不敢再说出来；二来，当一个一个说自己要谋反的人被捆到眼前，随着数量的增加，安禄山只有更加害怕，绝不会因为玄宗把他们交出来就会放心。皇帝面前有这么多人说自己要谋反，如果不担心害怕才怪。而后，安禄山的行动越来越可疑，可是我们的明皇帝仍然一百个不相信安禄山真会谋反，把用人不疑的劲头发挥到了极致。
但渐渐的也有转变。转变就发生在第二年，即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奏请用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遭到杨国忠和韦见素的联合反对。本来两人约好前赴后继轮番劝阻玄宗，但韦见素说完之后，玄宗发起火来，杨国忠便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就这样玄宗又答应了安禄山的过分要求。可两人还不甘心，合计好之后，第二天又和玄宗提起此事，建议任命安禄山为平章事并且要他入朝，将他的三个节度使的职位分别交给现在的三个副节度使。这次玄宗没有反对，但仍心存疑惑，虽然诏书写好了，但在发出去之前，派宦官辅璆琳去安禄山那里打探情况。辅璆琳接受了安禄山的贿赂，回来说安禄山根本没有反心，于是玄宗又一次错过了机会。杨国忠、韦见素二人的用意，是想以朝廷的力量来牵制安禄山，让他脱离自己的势力。但由于朝廷实力并不强于安禄山，所以玄宗即使真的发下去诏书，只怕也未必达到目的。安禄山自然明白入朝是很危险的，所以很可能就此提前反叛。
七月，又发生了几件事、先是安禄山上表请求进献三千匹马，每匹马配备两个马夫，另外还有蕃将二十二人护送。一旦得到允准，届时将有六千多将士入朝，非同小可，在达奚珣的提醒之下，终于引起玄宗的警觉，驳回了安禄山的请求。差不多同时辅璆琳受贿的事情也被揭发出来，玄宗将他处死。还有，杨国忠一直在搜寻安禄山谋反的证据，又抓了几个安禄山的人，这些皆由长安中的安庆宗派人报告给了安禄山。
一连串的事情引起了安禄山的疑虑，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失势的后果，自然而然会与玄宗产生裂痕，因此这一年玄宗要他入朝，安禄山果然不敢来了。玄宗又派冯神策去对安禄山宣诏，说“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安禄山接到诏书没有拜伏，只是略一欠身，问了一声皇上可安好，然后又阴恻的说：“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推想安禄山的心语大概是这样——长安，我一定会去的，但不再是诸侯对于皇帝的觐见，而是要将皇帝宝座抢到自己的手中。
安禄山已经下定决心要起兵叛乱了。
4、范阳兵来
决心一下，起兵只是时间的问题。
十月，玄宗似乎忘了再召安禄山来朝的事，带着杨贵妃等人再次来到华清宫优哉游哉——然而他此时尚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这里这样欢畅了。
十一月甲子(初九)，安禄山在范阳起兵，率领十五万精兵，号称二十万众，杀奔东都洛阳。“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日行六十里的速度，不是特别的快，却也勉强算是急行军了。
安禄山所采取的策略，也就是他举起的大旗，是说皇帝让他入朝征讨杨国忠，这个理由其实就是“清君侧”，安禄山没有直接打出这个旗号，不知是不是因为对汉文化还不是非常熟悉。最早打出“清君侧”旗号的是汉朝七国之乱中的吴楚，“诛晁错，清君侧”；明朝燕王朱棣靖难之役也是以此为借口。何谓“君侧”呢？就是指皇帝身边的小人，“清君侧”就是替皇帝把这个小人除掉。景帝满足了七王的要求，但晁错的死并没有阻止七国的军队继续做乱；朱棣靖难是靖难，连皇帝都一块清了，那个“侧”字实在是多余；也只有杨国忠，还真是小人一名，但安禄山比他也好不了多少，似乎资格不够。说到底，清君侧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实实在在的目的，是要取得皇位。
久不闻干戈的百姓们忽然听说范阳兵来，仓皇不安，安禄山所过州县，望风而降。就这样安禄山到达了太原，劫走了太原出迎的副留守。太原方面自然会上报，同时受降城也奏报说安禄山谋反。玄宗虽然这一年已有疑心，但仍然不相信安禄山居然说反就反，还以为是他的对手编造的谎言。其实谋反往往是皇帝敏感的事情，即使没有人告状，仍然会担心大臣们动机不纯，更有甚者，风声鹤唳，一有风吹草动便大动干戈，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个。而玄宗在众人相继报告说安禄山谋反之后，仍然有如泰山一般岿然不动，他在这方面的迟钝实令人惊讶。但若以为玄宗不在乎有人谋反那就错了，玄宗对他的兄弟们可没这么信任，虽然玄宗素有友爱兄弟的令名，但他曾下诏不允许诸王与大臣结交，便透露出来这个信息。担心别人谋反只怕是一种变象的不自信，而人一般年龄越老越会出现这种情况，玄宗却是相反，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年轻时即位，是由于有功劳才得立为太子，并非按照立嫡以长的制度，这就有了一定的不合理因素(古时就是立嫡以长，而不支持立嫡以贤，所以凭后者得位的人倒成了不合理)，所以他才会担心有人反对自己，因之也就多加提防。但他后来当了四十多年皇帝，又是天下升平，所以这种自信就加强了，从玄宗一再的自以为是也可以看出来，他的确认为自己是圣明天子，别人没理由反他，又何况他对安禄山这么好，安禄山又怎么会谋反呢？
不知杨国忠等人花了什么样的力气，几天后玄宗终于相信，原来安禄山真的起兵谋反了。于是玄宗找杨国忠商议，杨国忠得意洋洋，意思是：看，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安禄山果然谋反了。他对玄宗说：“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玄宗听了点点头，认可他的这个看法。其他大臣听后则是相顾失色。无疑杨国忠把眼前的形势估计的太乐观了，他没有想到安禄山会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从后面的情形来看，远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因安禄山的行为是谋反而众叛亲离，当然更不会几天就能“传首行在”。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为理由，再加上他十几年在范阳地区的经营，经济、军事实力都非常之强，兵士们令出即行服从调谴，战斗力又强，一路上的顺利无疑又鼓舞了士气，种种情况都有利于安禄山，他此时没有必败的理由。杨国忠没有看到这些，他只想到了唐朝的强大，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因此他才会大胆的逼安禄山谋反，否则如果知道是那样的结果，他也不会做这么蠢的事情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缘于自信，而这种自信又貌似是有理由的，但是却是建立在一个虚像之上——人们都被唐朝此时的虚像所欺骗。物理上，虚像往往比原像要大。本来，唐朝几乎无往不胜的神话，使人们都忘记了经过十几年的挥霍，它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就好像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却几天没有吃饱，根本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因此对南诏的战争中，唐朝冒出了虚汗，与阿拉伯帝中怛罗斯之战也以失败告终。后者情况有些复杂，在说到高仙芝的时候会提一下。那么这时很多人持乐观态度，玄宗本人也是如此，虽然朝中有惊讶失色的大臣，但乐观的看法可以说是有相当市场的，例如封常清就是一位。
辛未，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上问以讨贼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
这一番话使得玄宗听了十二分的舒服，龙颜大悦，几天后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其实是张空头支票，不过这是剥夺安禄山合法地位的表态，是必须的。
二十一日，玄宗回到长安后，做出了一系列相应措施，首先，他立即斩了娶宗室女的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同时把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任命为户部尚书，以郭子仪为新任朔方节度使，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以卫尉卿猗氏张介然为之。以程千里为潞州长史”。第二天，又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征讨安禄山。
十二月初七，玄宗决定要御驾亲征。看来玄宗这次是真的生气了，一把老骨头了还要亲自去战场。玄宗这可不是说说而已，他让朔方、河西、陇右等节度使亲自带领本部军队，二十日内到齐。十六日，下诏要太子监国。杨国忠十分害怕太子会报复他，因此拉着自己的三个姐妹，一起劝阻皇帝不要去出征，更不要太子监国。于是这件事就罢休了。考虑到玄宗当时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就算后来没有人阻止他，也确实不宜上战场去，而且玄宗本人战略方面相对要好于战术方面，留在后方控制大局就可以了，我不认为他亲征就一定会有什么效果，万一到前线再来个胡乱指挥，岂不是添乱？玄宗有亲征的思就已经算是不错了。这件事也不能说是失误，也不必过分责怪杨国忠在这件事上的私心，试想，太子留在后方，如果趁监国之机杀掉杨国忠，也必是小乱一场，如果后方不稳，玄宗在前方也很难安心。当然这也只是可能，如果玄宗亲征的话，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这将是玄宗亲自带军打的第一战，此前没有参考，此后更无印证，完全凭猜测——我多半不看好。
既然如此，那么玄宗等人在长安里能做的事情，也就是等待了。可惜他们没有等来安禄山的首级，也没等来捷报，却不得不去逃难了。可是，责任在谁呢？
李治
唐高宗李治，一直以来基本上被认作是个无能昏庸之辈。这里想为他正一下名，实际上，李治非但不无能，而且是个非常合格的守成之君。之所以显得无能，一来他的性格的确是比较柔弱，二来，也是因为他夹在了两个太强的人当中——历史上能有几个人可以与唐宗并列？历史上又有几个女皇？
高宗皇位的得来，印证了一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李治曾经有过夺嫡的念头吗？也许梦里有过吧，但醒来之后，自己也好生奇怪，怎么会做出这样的梦？于是擦了擦汗，又躺下了。然而李治何曾知道，他做的这个梦，却是李泰一直日有所思却总是夜中不得的梦：虽然父皇一直摆出偏爱自己的样子，可是就是不行废立之事。要命的是，还有那个魏征，当初父皇没登基时反对父皇，现在又反对我，就连大臣像我行个跪拜之礼都要进谏，真是个老顽固……
明知自己不受喜爱的太子承乾，忍了若干年，终于再也受不了这种心理上带来的恐慌和气恼，加上曾跟随父皇有着深厚经验的老一辈大臣侯君集此时也是失意之中。同是不平人，一下子变得亲密了。贞观十七年，新的太子集团商定，要诈病把太宗骗到东宫，然后再……总之，是要政变了。当然，此事后来以失败告终，不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就不是高宗李治，而是唐某宗李承乾了。李承乾的失败，并不是缺乏自信，而是过于自信了。看到了齐王李祐谋反失败，李承乾洋洋自得的说：“我东宫的西墙，离着大内也就是二十步，这哪里是齐王那小子能比的上的？”可是他太过得意了，虽然知道齐王谋反失败的事，却忘了自己的人也被齐王的事牵连了。最后，恰恰是那个想活命的人利用告密求得了生存。李承乾由此功亏一篑。想象一下吧，如果没有这个人告密，那么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听到太子承乾生病，作为父亲的李世民即使不疼爱他，但好歹也是自己的儿子，于是忧心忡忡的赶往东宫，却没想到年年打雁,今年叫雁啄了眼，这个孩子居然会发动政变……忽然间想起十七年前，自己的父皇大概也是这样的惊诧。只见承乾手下的一员猛将，或是一名亲信，或者就是侯君集，手按在剑鞘上，一脸淫威，说：“魏王李泰谋反，请陛下定夺。”或者：“太子等的不耐烦了，请陛下交出皇位。”或者……总之，是事先准备好的若干种说法，就看当时怎么选取了。其实不管选哪种，李世民心里都一定很清楚事实的真像。这时他的做法，无外乎三种，一种是像李渊那样乖乖投降，日后还可以做个太平的太上皇，或者不知所措，最糟的一种就是强硬到底，“我是皇帝我怕谁”？然后太子承乾不得已，杀之。想想太宗的性格，多半承乾要想得手，只怕真得来硬的才行。当然了，也许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也许即使没有告密的人承乾也不会成功。总之，这件事的确是很不成功，于是继齐王李祐之后，太子承乾成为了第二个给了李世民重重一击的儿子，只是对他的处理还宽大些，毕竟情节严重但并未发生，于是贬为庶人。就这样，太子位子空缺下来了……
权力场上不容许有真空，如果没有意外，这个空间将由李泰来填充。或者说，太宗很多年处心积虑想换一换太子，都没达成目的，这次反倒有了机会。然而李泰却遇到麻烦了，因为长孙无忌不答应，长孙无忌所希望的下一任太子是晋王李治。且不管他支持李治是出于什么目的，但国舅的意见的确很重要，李泰觉得有些不自信了，他担心弟弟李治会对他有危胁，所以开展恐怖主义手段，对李治进行恐吓。李治果然十分恐慌，忧形于色，这是个极好的解忧方法，同时对李泰则是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件事令李世民很担心李泰当了皇帝之后李治的安危，再加上种种原因，李泰终于与太子之位无缘。非但无缘，连本来已有的地位也保不住了，被降为东莱郡王。尽管后来又有几次改封，也只能说是改变一下生活质量而已，而且一直是作为一个政治敏感人物，最后太宗去世时下诏说诸王奔丧，“濮王泰不在来限”，也就是最后都不肯给他机会。
那么随着两个哥哥的倒台，李治成了这次斗争的最大赢家。嫡子之中只剩下他，即使李世民曾想过吴王恪，但这却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吴王恪得不到朝廷中像长孙无忌这样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从贞观十七年当太子开始，至贞观二十三年，李治当太子是相对比较安稳的，加之他一直都很恭敬谨慎，倒也不用怎么担心自己的地位，算是大唐三百年中少有的几个地位稳固的太子——李世民和李隆基都是有比较强硬的手段，李享则当得心惊胆战，连头发都吓白了，只有李治，实在是难得舒服。
太宗死后，二十二岁的李治即位，是为高宗。按说这个年龄不小了，可是太宗死时李治是抱着长孙无忌的脖子大哭，像个无助的孩子。最后把无忌哭的有点烦了，说主上把社稷交给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这也就是舅舅敢这么说。于是止住悲声，火速回到长安，一切安顿的差不多了，然后突然宣布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接着就是顺利即位，可以说，一点障碍都没有。
高宗即位后首要的当然是先任命大臣，长孙无忌不必说了，李世勣——或者确切来说是李勣，李是皇家赐姓，那个“世”字此时则是无论谁都不能再用了，为了避讳嘛。想想李世勣真是可怜，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自主权，本来叫着徐世勣二十年左右好好的，降唐后就受到赐姓这等待遇，这样又叫了二十多年，然后就要把世字去掉，直到死后也不安宁，孙子一造反，又回到徐世勣了，这倒也罢了，只是后世人说书，不喜用名喜用字，害的我以为茂公就是他的名……不过高宗毕竟初登大宝，所用之人也只能是顾命大臣。
李治当太子虽然有点晚，但六年的学习也可谓效果显著，基本上继承了贞观时期的政策，当然这和老一辈的执政人才是分不开的。永徽年间，文治上的事不多说了，基本是国泰民安。可见李治文治上的功夫学的还是可以的，而武略上李治却没有这方面的煅炼机会，另外也没有表现的机会，不一定说他率军打仗就一定失败，只要朝中有能打好的将领并且他不多加干涉，像杨广灭陈那样挂个名也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李治倒还是很有扩展唐版图的雄心，事实上征高丽时他曾想过亲自率大军随后出发，却被武则天劝了回去。太宗时期未解决的高丽、西突厥都是在高宗朝攻下来的，虽然有太宗的准备在前，为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不管怎么说，是高宗打下来的，即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继贞观时期设安西都护府之后，高宗朝又设崑陵、濛池二都护府，徙安西部护府于龟兹。唐代的版图，在高宗时期为最大。有人说，唐代最繁荣的时期，其实不是开元，也不是贞观，而恰恰是在永徽，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说运气好也罢，说是拣便宜也罢，李治其实都是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另外，高宗还完成了一件太宗几次想做没做成的事，就是去泰山封禅。从个人能力等方面来讲，高宗当然不算是出类拔萃的，但从当时国力看，高宗的确应该去封一次，怎么说也比宋真宗的时候强了很多很多呢。
在宗室的问题上，李治也是比较开明的。李治对待李泰，还是满不错的，在贞观二十三年十二月（这时皇帝是李治了，年号一般都是次年修改），“诏濮王泰开府置僚属，车服珍膳，特加优异”，确实像太宗生前所料，“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不过，李承乾没有活到李治当皇帝的时候，于贞观十九年就去逝了，而李泰也在永徽三年死去。李泰和李承乾两人都是死的很早，三十多岁，这样的年龄实在太年轻了。如果不是别人陷害，那么必有原因。推测都差不多是心情郁闷，“若加挫抑，恐有不测之疾”这句话适用还是很有广泛性的。假使当年李渊也像李世民贬李泰这样贬李世民，那么李世民只怕活的时间更短。至于高阳公主和李恪等人的死，一方面是高阳不该谋反，另一方面长孙无忌这时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好的。李治从中受益无疑最大。其实不管李恪有没有罪，李治杀他也在是情理之中。李恪和李泰的意思不一样，李泰已经没有希望了，至少从人望上已经从一个很高的高度重重的跌了一次，再想起来的可能已经不大了。李恪的危胁相对就大的多了，如果说借这一次的事而除去他的话，怎么看怎么划算，这也并非李治“良心大大的坏了”，毕竟为了自己的生存。有了长孙无忌，李治这次省了不少力气。也许这么想把李治想的太有心计了，但李治其实真的不傻。此外，对于宗室中违法的人或行为，李治也加以惩诫。比如李治的叔叔（当然不是同祖母的叔叔了）滕王元婴，劳扰百姓，他就写信告诫他；而元婴与李治的异母兄李恽两人都好聚敛，所以李治有一次赏赐诸王时唯独不赏他们两个，因而使得这两人很是羞愧。这种惩罚是精神上的，但效果却比物质上的更厉害。这很类似于李世民对贪污的长安顺德的手法的，可见李治确实还是有乃父之风的。
问题是李治学到的功夫，慢慢体现出来的，更多却是李世民后期的拒谏饰非。李治有一次说：“杨广因拒谏而致亡国，我时常作为警戒，虚心诚意，要求直言，可是竟然没有人说话，什么缘故？”李世勣回答说：“陛下作为，都尽善尽美，臣属们无从规劝起。”实在很搞笑的一段记录。李世民也是常常提起杨广，李治竟然也常提这位老前辈，不能不说是受了影响。只是和乃父相比不同的是，三十八岁时的李世民还是有很多人给提意见的，而李治三十八岁时就达到“尽善尽美”了。想当初李渊当了皇帝后，就有了听不进话的苗头，李世民到最后也是没人敢再说什么，如果下一代是李承乾，只怕情况更糟，他才二十岁左右就已经很能够堵住大臣们的嘴了，李治好歹还等到了三十多岁。莫非这是遗传？嗯，如果是的话，那么算是一个广义的遗传了，虽然每朝每代皇位不一定是禅让的，可是不听劝的毛病却是一代代的传承了下来。
李治是有缺点，但不能说昏庸，毕竟高宗的政绩还是很值得一提的，无论如何总比后来的唐懿宗强。之所以倍遭谴责，多半是因为他的那位夫人——武则天，生时受她制约，死后大唐江山又险些断送在她手里，因此人们在钦佩武则天却又狠骂她的同时，也骂着李治。因此李治把武则天弄进宫来倍受非议，一方面武则天是太宗的才人，确实于礼不合，另一方面，只怕就难免是后人以结果推原因了。关于第一方面，唐代宫闱之事有时的确比较混乱，有北方少数民族习气的痕迹，比如李世民就曾把齐王妃收入宫中，而后世李隆基是娶了儿媳，李治则是娶了庶母。但是在正妻的问题上却并不乱，并不像突厥那样可以一个可敦经历几个可汗。武则天进宫的阻力没有当皇后时的阻力大，因为皇帝无非是纳一个妾而已，但要是把她立为正妻，便受到了坚决的抵制。因之，武则天立为皇后不见得是长孙无忌他们有什么先见之明，知道她将来会取代李氏做皇帝，而是因为她的身份问题。李世勣在这关头显得软弱，有人说是他圆滑，柏杨先生更是称之为“漂亮的报复”。如果李世勣知道武则天后来做了女皇，只怕也未必会如此表现。李治冲破重重阻拦，终于立武氏为后，这份“魄力”倒也难得，只是如果他用这份魄力来治家平天下就好了……
其实李治是有点怕老婆，但还不至于一开始就把政事交给她。显庆五年，高宗闹眼疾，只好让武后来处理一些事情，委以政事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可是后来，李治的进取心也有所减退，武后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因此终于发展到“二圣”的地步。但这种情形历史上也并非没有过，隋文帝杨坚就是和独孤皇后一起并称“二圣”的。说起来，隋文帝杨坚也是很怕老婆的，有一次就是被皇后气的一个人跑了出去，宁可自己生闷气，也拿她没办法。李治也不是一味的心甘情愿，他想做什么，往往被武后制约，于是“上不胜其忿”。李治也挣扎了一次，找上官仪来起草废后诏书，不知怎么就被武后知道了——左右奔告于后，李治这个皇帝当的也够可怜的，由此可见，武后自然是废不得的。最后此事告吹，但比较令人失望的是，在武则天面前，李治把责任推的一干二净；而上官仪从中得到的最大教训，也许就是“疏不间亲”这句话的确是至理名言，但可惜再无实践的机会，因为这件事就已经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另外，说句不相关的话，上官仪之死从文学史角度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这是强制的收住了江左余风。只是杀他的时候，李治和武则天可都是没想到的。二圣之称，也是在这件事之后，以后更是发展到了“天皇”与“天后”的地步——李治大概是中国唯一的一位“天皇”了。
感觉高宗夫妇总能弄出很多花样来，如上面提到的天皇天后——这种称法中国还真不习惯，因此看电视上两人“天皇”、“天后”的这么称呼，有点滑稽。再比如年号，武则天是年号最多的皇帝，共十七个，李治则是十四个。而李治用了这么多年号，估计和武则天有关，总之是一开始还能坚持几年，越到最后换的越勤，一年一个，直到他去世。这些年号常搞得我晕头转向，其实历史上也不乏爱换年号的皇帝，比如汉武帝，但汉武帝的年号比较有规律，除去建元，后面是“光”字带着另一个字，只要记住那几个字就可以了，“光”字年号各六年，然后虽然用字不大规律了，但保持四年一个年号。高宗武后的年号则是什么规律都没有，要多难记有多难记，相信他们自己也都未必记的清楚。相形而言，还是高祖太宗的时间比较清楚，就一个年号，也许他们懒得再想年号名了，但这既方便了自己更方便了别人。起年号最有学问的当属玄宗，不是说他年号起的有多深刻有多好听，而是说年号起到的作用，开元和天宝基本上（所谓基本上，是说开元末期已经初露端倪）就是变化的转折分界。
时间走到了弘道元年，当了三十四年皇帝的李治去世了。临死之时，李治“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而后来的唐朝则为此而差点付出了三代而亡的代价。
李显,李旦
公元684年，年号的混乱达到了极致，这一年真是大唐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一年。这一年轮流上台了三个执政者，两个皇帝，一个太后；这一年本应该有三个称呼，嗣圣、文明、光宅……最后，人们便取最后一个年号为这一年的标记。问题来了。嗣圣是中宗李显的年号，但是他二月就被废了，随后李旦登基，是为睿宗，改元文明。但是睿宗已经是傀儡皇帝，实质上的执政者是武后。既然如此，武后为什么要于九月改元光宅呢？为了标记什么事呢？九月，徐敬业造反，或许与这次改元透露出来的信息有关，按逻辑当是李旦明确将权力交给太后。然而似乎又不是这样。六年后也就是公元690年，武后称帝，将皇帝改为皇嗣——也就是说，皇帝此前仍是皇帝，当然，是名义上的。可是他自从当皇帝，权力都并不在他的手中，九月的改元真的有些令人费解。同样令人费解的还有史家。既然那六年时间内唐朝还是有名义上的皇帝，但这六年却归属到了武后的名下。与此类似的还有汉的吕后时期，但是形似而神不似。惠帝执政期间，权力主要也是在吕后手中，但是却不曾将这几年说成是吕后某某年。而惠帝死后，汉朝实际上是处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至少是没有一个成年的皇帝，因此吕后控制了政权，这时史书上才记“吕后某某年”。相似吗？可是，这位可怜的皇帝，汉朝从来就没认他是自己的皇帝，因为他来迹可疑，并非是惠帝的亲子。唐睿宗不一样，他不但成年了，而且也是唐代的正统皇帝，即使权力不在他的手中，但名义上仍是皇帝——于是暗笑，难道史家也是如此势力吗？
中宗李显即位之后，将自己的岳父提拔为豫州刺史，此后又想升为侍中，这件事成了他被废的导火线。这件得到了裴炎的反对，中宗一气之下说就是把天下交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然后他为这句不冷静的话付出的代价便是十四年的流放。每当朝廷有使者到来，李显总是吓的要自杀——他有两个榜样在前，这样的担心很正常，但是既然敢自杀的话，死都不怕，又何必怕什么呢？如果不是韦氏劝止，李显真的等不到十四年后做太子了。又过了六年，苦尽甘来的李显终于得以复位，两次登基，前后一共二十年。
中宗在位之时政绩的确是不好，但对外却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是突骑施娑葛在西域作乱，唐出兵征讨，经过两次战斗取得了“贼徒因而退败”的胜利，于是突骑施娑葛被迫投降。二是突厥从河套南下侵扰，中宗派张仁愿征讨，收复了漠南地区，最后又在黄河之北筑了三座受降城，巩固了既得胜利。三是继文成公主之后，金城公主嫁入吐蕃和亲。这几件事中，金城公主的和亲是初中课本上就有的，现在还记得当时书上用黑体字写着：和同为一家。不过金城公主比文成公主可怜多了，她命运多舛，连孩子都曾被人抢过。至于受降城，应该比较有名吧——“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中便写到了受降城。
中宗之所以后世评价不好，是为韦后和安乐公主所累。李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和父亲，想当年艰苦生活中，是韦氏跟着他一起度过的，他怀着这份感恩之心，实践了当初“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御”的承诺。但是他对妻女的放纵，却为国家朝廷带来了灾祸，也使他自己提前去世了若干年。我不认为李显是真的糊涂到了家，他并未答应安乐公主求为皇太女的过分要求，当他微笑着给安乐公主的“诏敕”签字时，可能想到更多的是对妻女的愧疚——他曾让她们受了那么多的苦。但是这本应该非常感人的一家，尤其是这对患难夫妇，最后的结局实在令人心痛。韦后毒死了亲夫，不久和女儿一起被杀，以完全的悲剧告终。
中宗之后，是睿宗。和哥哥相比，睿宗这一生可谓平安多了。他没有过被流放的痛苦，最后也非常识时务的退位做了太上皇。睿宗当政比中宗也强不到哪里去，而且对外上也是比不过中宗的，但是历史的评价似乎睿宗更好一些。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唐代后来的皇帝，都是睿宗这一支的后人。两人相似的地方是，中宗为夫人韦后所制，睿宗却是为妹妹太平公主所制。
不过睿宗在立嗣问题上倒的确是“睿智”的，和他一样睿智的还有他的长子宋王成器。父子二人一起吸取了开国之初那次玄武门之变的教训，非常正确的立李隆基为太子，避免了又一次的太子之争。只是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关系并不像《大明宫词》里演的那样亲密，而是如仇敌一般，太平公主几次想要害李隆基。有一次，李旦召见韦安石，问他是否“朝廷倾心东宫”，这样问等于是有些怀疑李隆基了，幸好韦安石没有被太平收买，不然一旦加以挑拨，也是件麻烦的事。这说明太平公主的离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姚崇和宋璟劝睿宗把宋王及太平公主等人全部弄出长安，为太平公主得知，于是责备李隆基。李隆基此时的表现初看也哆让人失望的，“太子惧，奏元之（姚崇字元之）、璟（宋璟）离间姑、兄，请从极法”。但想想玄宗皇帝好像也不应该是这样的人，这样奏请一来是被迫的，二来或许也出于对他们的保护。比如有一次北齐高洋怀疑他弟弟常山王高演受了大臣王晞的教唆，然后高演就对王晞说：“我明天要做一件事，为了救你，也为了自保，你千万别怪我。”第二天，便把那个人痛打了一顿，结果果然两人平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姚宋真应知足了，至少没挨那顿打。
最后，太平公主弄巧成拙，想用天象加害于太子，但她完全没有猜到睿宗会有的反应——他竟然因此而下决心让位了。和中宗同样二次复位的睿宗，第二次只短短当了两三年皇帝，便光荣的成为太上皇。可以说他的退位，是和立太子时一样的睿智，或许睿宗的庙号就是这么来的。
唐高宗李治，一直以来基本上被认作是个无能昏庸之辈。这里想为他正一下名，实际上，李治非但不无能，而且是个非常合格的守成之君。之所以显得无能，一来他的性格的确是比较柔弱，二来，也是因为他夹在了两个太强的人当中——历史上能有几个人可以与唐宗并列？历史上又有几个女皇？
高宗皇位的得来，印证了一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李治曾经有过夺嫡的念头吗？也许梦里有过吧，但醒来之后，自己也好生奇怪，怎么会做出这样的梦？于是擦了擦汗，又躺下了。然而李治何曾知道，他做的这个梦，却是李泰一直日有所思却总是夜中不得的梦：虽然父皇一直摆出偏爱自己的样子，可是就是不行废立之事。要命的是，还有那个魏征，当初父皇没登基时反对父皇，现在又反对我，就连大臣像我行个跪拜之礼都要进谏，真是个老顽固……
明知自己不受喜爱的太子承乾，忍了若干年，终于再也受不了这种心理上带来的恐慌和气恼，加上曾跟随父皇有着深厚经验的老一辈大臣侯君集此时也是失意之中。同是不平人，一下子变得亲密了。贞观十七年，新的太子集团商定，要诈病把太宗骗到东宫，然后再……总之，是要政变了。当然，此事后来以失败告终，不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就不是高宗李治，而是唐某宗李承乾了。李承乾的失败，并不是缺乏自信，而是过于自信了。看到了齐王李祐谋反失败，李承乾洋洋自得的说：“我东宫的西墙，离着大内也就是二十步，这哪里是齐王那小子能比的上的？”可是他太过得意了，虽然知道齐王谋反失败的事，却忘了自己的人也被齐王的事牵连了。最后，恰恰是那个想活命的人利用告密求得了生存。李承乾由此功亏一篑。想象一下吧，如果没有这个人告密，那么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听到太子承乾生病，作为父亲的李世民即使不疼爱他，但好歹也是自己的儿子，于是忧心忡忡的赶往东宫，却没想到年年打雁,今年叫雁啄了眼，这个孩子居然会发动政变……忽然间想起十七年前，自己的父皇大概也是这样的惊诧。只见承乾手下的一员猛将，或是一名亲信，或者就是侯君集，手按在剑鞘上，一脸淫威，说：“魏王李泰谋反，请陛下定夺。”或者：“太子等的不耐烦了，请陛下交出皇位。”或者……总之，是事先准备好的若干种说法，就看当时怎么选取了。其实不管选哪种，李世民心里都一定很清楚事实的真像。这时他的做法，无外乎三种，一种是像李渊那样乖乖投降，日后还可以做个太平的太上皇，或者不知所措，最糟的一种就是强硬到底，“我是皇帝我怕谁”？然后太子承乾不得已，杀之。想想太宗的性格，多半承乾要想得手，只怕真得来硬的才行。当然了，也许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也许即使没有告密的人承乾也不会成功。总之，这件事的确是很不成功，于是继齐王李祐之后，太子承乾成为了第二个给了李世民重重一击的儿子，只是对他的处理还宽大些，毕竟情节严重但并未发生，于是贬为庶人。就这样，太子位子空缺下来了……
权力场上不容许有真空，如果没有意外，这个空间将由李泰来填充。或者说，太宗很多年处心积虑想换一换太子，都没达成目的，这次反倒有了机会。然而李泰却遇到麻烦了，因为长孙无忌不答应，长孙无忌所希望的下一任太子是晋王李治。且不管他支持李治是出于什么目的，但国舅的意见的确很重要，李泰觉得有些不自信了，他担心弟弟李治会对他有危胁，所以开展恐怖主义手段，对李治进行恐吓。李治果然十分恐慌，忧形于色，这是个极好的解忧方法，同时对李泰则是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件事令李世民很担心李泰当了皇帝之后李治的安危，再加上种种原因，李泰终于与太子之位无缘。非但无缘，连本来已有的地位也保不住了，被降为东莱郡王。尽管后来又有几次改封，也只能说是改变一下生活质量而已，而且一直是作为一个政治敏感人物，最后太宗去世时下诏说诸王奔丧，“濮王泰不在来限”，也就是最后都不肯给他机会。
那么随着两个哥哥的倒台，李治成了这次斗争的最大赢家。嫡子之中只剩下他，即使李世民曾想过吴王恪，但这却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吴王恪得不到朝廷中像长孙无忌这样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从贞观十七年当太子开始，至贞观二十三年，李治当太子是相对比较安稳的，加之他一直都很恭敬谨慎，倒也不用怎么担心自己的地位，算是大唐三百年中少有的几个地位稳固的太子——李世民和李隆基都是有比较强硬的手段，李享则当得心惊胆战，连头发都吓白了，只有李治，实在是难得舒服。
太宗死后，二十二岁的李治即位，是为高宗。按说这个年龄不小了，可是太宗死时李治是抱着长孙无忌的脖子大哭，像个无助的孩子。最后把无忌哭的有点烦了，说主上把社稷交给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这也就是舅舅敢这么说。于是止住悲声，火速回到长安，一切安顿的差不多了，然后突然宣布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接着就是顺利即位，可以说，一点障碍都没有。
高宗即位后首要的当然是先任命大臣，长孙无忌不必说了，李世勣——或者确切来说是李勣，李是皇家赐姓，那个“世”字此时则是无论谁都不能再用了，为了避讳嘛。想想李世勣真是可怜，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自主权，本来叫着徐世勣二十年左右好好的，降唐后就受到赐姓这等待遇，这样又叫了二十多年，然后就要把世字去掉，直到死后也不安宁，孙子一造反，又回到徐世勣了，这倒也罢了，只是后世人说书，不喜用名喜用字，害的我以为茂公就是他的名……不过高宗毕竟初登大宝，所用之人也只能是顾命大臣。
李治当太子虽然有点晚，但六年的学习也可谓效果显著，基本上继承了贞观时期的政策，当然这和老一辈的执政人才是分不开的。永徽年间，文治上的事不多说了，基本是国泰民安。可见李治文治上的功夫学的还是可以的，而武略上李治却没有这方面的煅炼机会，另外也没有表现的机会，不一定说他率军打仗就一定失败，只要朝中有能打好的将领并且他不多加干涉，像杨广灭陈那样挂个名也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李治倒还是很有扩展唐版图的雄心，事实上征高丽时他曾想过亲自率大军随后出发，却被武则天劝了回去。太宗时期未解决的高丽、西突厥都是在高宗朝攻下来的，虽然有太宗的准备在前，为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不管怎么说，是高宗打下来的，即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继贞观时期设安西都护府之后，高宗朝又设崑陵、濛池二都护府，徙安西部护府于龟兹。唐代的版图，在高宗时期为最大。有人说，唐代最繁荣的时期，其实不是开元，也不是贞观，而恰恰是在永徽，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说运气好也罢，说是拣便宜也罢，李治其实都是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另外，高宗还完成了一件太宗几次想做没做成的事，就是去泰山封禅。从个人能力等方面来讲，高宗当然不算是出类拔萃的，但从当时国力看，高宗的确应该去封一次，怎么说也比宋真宗的时候强了很多很多呢。
在宗室的问题上，李治也是比较开明的。李治对待李泰，还是满不错的，在贞观二十三年十二月（这时皇帝是李治了，年号一般都是次年修改），“诏濮王泰开府置僚属，车服珍膳，特加优异”，确实像太宗生前所料，“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不过，李承乾没有活到李治当皇帝的时候，于贞观十九年就去逝了，而李泰也在永徽三年死去。李泰和李承乾两人都是死的很早，三十多岁，这样的年龄实在太年轻了。如果不是别人陷害，那么必有原因。推测都差不多是心情郁闷，“若加挫抑，恐有不测之疾”这句话适用还是很有广泛性的。假使当年李渊也像李世民贬李泰这样贬李世民，那么李世民只怕活的时间更短。至于高阳公主和李恪等人的死，一方面是高阳不该谋反，另一方面长孙无忌这时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好的。李治从中受益无疑最大。其实不管李恪有没有罪，李治杀他也在是情理之中。李恪和李泰的意思不一样，李泰已经没有希望了，至少从人望上已经从一个很高的高度重重的跌了一次，再想起来的可能已经不大了。李恪的危胁相对就大的多了，如果说借这一次的事而除去他的话，怎么看怎么划算，这也并非李治“良心大大的坏了”，毕竟为了自己的生存。有了长孙无忌，李治这次省了不少力气。也许这么想把李治想的太有心计了，但李治其实真的不傻。此外，对于宗室中违法的人或行为，李治也加以惩诫。比如李治的叔叔（当然不是同祖母的叔叔了）滕王元婴，劳扰百姓，他就写信告诫他；而元婴与李治的异母兄李恽两人都好聚敛，所以李治有一次赏赐诸王时唯独不赏他们两个，因而使得这两人很是羞愧。这种惩罚是精神上的，但效果却比物质上的更厉害。这很类似于李世民对贪污的长安顺德的手法的，可见李治确实还是有乃父之风的。
问题是李治学到的功夫，慢慢体现出来的，更多却是李世民后期的拒谏饰非。李治有一次说：“杨广因拒谏而致亡国，我时常作为警戒，虚心诚意，要求直言，可是竟然没有人说话，什么缘故？”李世勣回答说：“陛下作为，都尽善尽美，臣属们无从规劝起。”实在很搞笑的一段记录。李世民也是常常提起杨广，李治竟然也常提这位老前辈，不能不说是受了影响。只是和乃父相比不同的是，三十八岁时的李世民还是有很多人给提意见的，而李治三十八岁时就达到“尽善尽美”了。想当初李渊当了皇帝后，就有了听不进话的苗头，李世民到最后也是没人敢再说什么，如果下一代是李承乾，只怕情况更糟，他才二十岁左右就已经很能够堵住大臣们的嘴了，李治好歹还等到了三十多岁。莫非这是遗传？嗯，如果是的话，那么算是一个广义的遗传了，虽然每朝每代皇位不一定是禅让的，可是不听劝的毛病却是一代代的传承了下来。
李治是有缺点，但不能说昏庸，毕竟高宗的政绩还是很值得一提的，无论如何总比后来的唐懿宗强。之所以倍遭谴责，多半是因为他的那位夫人——武则天，生时受她制约，死后大唐江山又险些断送在她手里，因此人们在钦佩武则天却又狠骂她的同时，也骂着李治。因此李治把武则天弄进宫来倍受非议，一方面武则天是太宗的才人，确实于礼不合，另一方面，只怕就难免是后人以结果推原因了。关于第一方面，唐代宫闱之事有时的确比较混乱，有北方少数民族习气的痕迹，比如李世民就曾把齐王妃收入宫中，而后世李隆基是娶了儿媳，李治则是娶了庶母。但是在正妻的问题上却并不乱，并不像突厥那样可以一个可敦经历几个可汗。武则天进宫的阻力没有当皇后时的阻力大，因为皇帝无非是纳一个妾而已，但要是把她立为正妻，便受到了坚决的抵制。因之，武则天立为皇后不见得是长孙无忌他们有什么先见之明，知道她将来会取代李氏做皇帝，而是因为她的身份问题。李世勣在这关头显得软弱，有人说是他圆滑，柏杨先生更是称之为“漂亮的报复”。如果李世勣知道武则天后来做了女皇，只怕也未必会如此表现。李治冲破重重阻拦，终于立武氏为后，这份“魄力”倒也难得，只是如果他用这份魄力来治家平天下就好了……
其实李治是有点怕老婆，但还不至于一开始就把政事交给她。显庆五年，高宗闹眼疾，只好让武后来处理一些事情，委以政事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可是后来，李治的进取心也有所减退，武后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因此终于发展到“二圣”的地步。但这种情形历史上也并非没有过，隋文帝杨坚就是和独孤皇后一起并称“二圣”的。说起来，隋文帝杨坚也是很怕老婆的，有一次就是被皇后气的一个人跑了出去，宁可自己生闷气，也拿她没办法。李治也不是一味的心甘情愿，他想做什么，往往被武后制约，于是“上不胜其忿”。李治也挣扎了一次，找上官仪来起草废后诏书，不知怎么就被武后知道了——左右奔告于后，李治这个皇帝当的也够可怜的，由此可见，武后自然是废不得的。最后此事告吹，但比较令人失望的是，在武则天面前，李治把责任推的一干二净；而上官仪从中得到的最大教训，也许就是“疏不间亲”这句话的确是至理名言，但可惜再无实践的机会，因为这件事就已经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另外，说句不相关的话，上官仪之死从文学史角度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这是强制的收住了江左余风。只是杀他的时候，李治和武则天可都是没想到的。二圣之称，也是在这件事之后，以后更是发展到了“天皇”与“天后”的地步——李治大概是中国唯一的一位“天皇”了。
感觉高宗夫妇总能弄出很多花样来，如上面提到的天皇天后——这种称法中国还真不习惯，因此看电视上两人“天皇”、“天后”的这么称呼，有点滑稽。再比如年号，武则天是年号最多的皇帝，共十七个，李治则是十四个。而李治用了这么多年号，估计和武则天有关，总之是一开始还能坚持几年，越到最后换的越勤，一年一个，直到他去世。这些年号常搞得我晕头转向，其实历史上也不乏爱换年号的皇帝，比如汉武帝，但汉武帝的年号比较有规律，除去建元，后面是“光”字带着另一个字，只要记住那几个字就可以了，“光”字年号各六年，然后虽然用字不大规律了，但保持四年一个年号。高宗武后的年号则是什么规律都没有，要多难记有多难记，相信他们自己也都未必记的清楚。相形而言，还是高祖太宗的时间比较清楚，就一个年号，也许他们懒得再想年号名了，但这既方便了自己更方便了别人。起年号最有学问的当属玄宗，不是说他年号起的有多深刻有多好听，而是说年号起到的作用，开元和天宝基本上（所谓基本上，是说开元末期已经初露端倪）就是变化的转折分界。
时间走到了弘道元年，当了三十四年皇帝的李治去世了。临死之时，李治“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而后来的唐朝则为此而差点付出了三代而亡的代价。
李显,李旦
公元684年，年号的混乱达到了极致，这一年真是大唐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一年。这一年轮流上台了三个执政者，两个皇帝，一个太后；这一年本应该有三个称呼，嗣圣、文明、光宅……最后，人们便取最后一个年号为这一年的标记。问题来了。嗣圣是中宗李显的年号，但是他二月就被废了，随后李旦登基，是为睿宗，改元文明。但是睿宗已经是傀儡皇帝，实质上的执政者是武后。既然如此，武后为什么要于九月改元光宅呢？为了标记什么事呢？九月，徐敬业造反，或许与这次改元透露出来的信息有关，按逻辑当是李旦明确将权力交给太后。然而似乎又不是这样。六年后也就是公元690年，武后称帝，将皇帝改为皇嗣——也就是说，皇帝此前仍是皇帝，当然，是名义上的。可是他自从当皇帝，权力都并不在他的手中，九月的改元真的有些令人费解。同样令人费解的还有史家。既然那六年时间内唐朝还是有名义上的皇帝，但这六年却归属到了武后的名下。与此类似的还有汉的吕后时期，但是形似而神不似。惠帝执政期间，权力主要也是在吕后手中，但是却不曾将这几年说成是吕后某某年。而惠帝死后，汉朝实际上是处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至少是没有一个成年的皇帝，因此吕后控制了政权，这时史书上才记“吕后某某年”。相似吗？可是，这位可怜的皇帝，汉朝从来就没认他是自己的皇帝，因为他来迹可疑，并非是惠帝的亲子。唐睿宗不一样，他不但成年了，而且也是唐代的正统皇帝，即使权力不在他的手中，但名义上仍是皇帝——于是暗笑，难道史家也是如此势力吗？
中宗李显即位之后，将自己的岳父提拔为豫州刺史，此后又想升为侍中，这件事成了他被废的导火线。这件得到了裴炎的反对，中宗一气之下说就是把天下交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然后他为这句不冷静的话付出的代价便是十四年的流放。每当朝廷有使者到来，李显总是吓的要自杀——他有两个榜样在前，这样的担心很正常，但是既然敢自杀的话，死都不怕，又何必怕什么呢？如果不是韦氏劝止，李显真的等不到十四年后做太子了。又过了六年，苦尽甘来的李显终于得以复位，两次登基，前后一共二十年。
中宗在位之时政绩的确是不好，但对外却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是突骑施娑葛在西域作乱，唐出兵征讨，经过两次战斗取得了“贼徒因而退败”的胜利，于是突骑施娑葛被迫投降。二是突厥从河套南下侵扰，中宗派张仁愿征讨，收复了漠南地区，最后又在黄河之北筑了三座受降城，巩固了既得胜利。三是继文成公主之后，金城公主嫁入吐蕃和亲。这几件事中，金城公主的和亲是初中课本上就有的，现在还记得当时书上用黑体字写着：和同为一家。不过金城公主比文成公主可怜多了，她命运多舛，连孩子都曾被人抢过。至于受降城，应该比较有名吧——“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中便写到了受降城。
中宗之所以后世评价不好，是为韦后和安乐公主所累。李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和父亲，想当年艰苦生活中，是韦氏跟着他一起度过的，他怀着这份感恩之心，实践了当初“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御”的承诺。但是他对妻女的放纵，却为国家朝廷带来了灾祸，也使他自己提前去世了若干年。我不认为李显是真的糊涂到了家，他并未答应安乐公主求为皇太女的过分要求，当他微笑着给安乐公主的“诏敕”签字时，可能想到更多的是对妻女的愧疚——他曾让她们受了那么多的苦。但是这本应该非常感人的一家，尤其是这对患难夫妇，最后的结局实在令人心痛。韦后毒死了亲夫，不久和女儿一起被杀，以完全的悲剧告终。
中宗之后，是睿宗。和哥哥相比，睿宗这一生可谓平安多了。他没有过被流放的痛苦，最后也非常识时务的退位做了太上皇。睿宗当政比中宗也强不到哪里去，而且对外上也是比不过中宗的，但是历史的评价似乎睿宗更好一些。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唐代后来的皇帝，都是睿宗这一支的后人。两人相似的地方是，中宗为夫人韦后所制，睿宗却是为妹妹太平公主所制。
不过睿宗在立嗣问题上倒的确是“睿智”的，和他一样睿智的还有他的长子宋王成器。父子二人一起吸取了开国之初那次玄武门之变的教训，非常正确的立李隆基为太子，避免了又一次的太子之争。只是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关系并不像《大明宫词》里演的那样亲密，而是如仇敌一般，太平公主几次想要害李隆基。有一次，李旦召见韦安石，问他是否“朝廷倾心东宫”，这样问等于是有些怀疑李隆基了，幸好韦安石没有被太平收买，不然一旦加以挑拨，也是件麻烦的事。这说明太平公主的离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姚崇和宋璟劝睿宗把宋王及太平公主等人全部弄出长安，为太平公主得知，于是责备李隆基。李隆基此时的表现初看也哆让人失望的，“太子惧，奏元之（姚崇字元之）、璟（宋璟）离间姑、兄，请从极法”。但想想玄宗皇帝好像也不应该是这样的人，这样奏请一来是被迫的，二来或许也出于对他们的保护。比如有一次北齐高洋怀疑他弟弟常山王高演受了大臣王晞的教唆，然后高演就对王晞说：“我明天要做一件事，为了救你，也为了自保，你千万别怪我。”第二天，便把那个人痛打了一顿，结果果然两人平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姚宋真应知足了，至少没挨那顿打。
最后，太平公主弄巧成拙，想用天象加害于太子，但她完全没有猜到睿宗会有的反应——他竟然因此而下决心让位了。和中宗同样二次复位的睿宗，第二次只短短当了两三年皇帝，便光荣的成为太上皇。可以说他的退位，是和立太子时一样的睿智，或许睿宗的庙号就是这么来的。
唐代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朝代，那个时期的女性在中国历史上是最解放的，体现在各个方面，因之，唐代不但男子英才辈出，而且还出了绝世双“娇”——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和历史上的“千古一后”。
有人曾经评过，说如果对应千古一帝的评选(当然事实上不可能有个全民投票选哪个是千古一帝)，再来个千古一后的评选，那么长孙皇后当选的概率是很大的。纵览中国古代的皇后们，像有名的吕雉、窦太后、卫子夫、贾南风、独孤皇后、长孙皇后、马皇后乃至慈禧太后(皇后是没当成，但太后好歹也是个“后”)……太多了，但真正以贤德著称的却没几个，而且很多当皇后时没什么名气，但当了太后却颐指气使起来。像窦太后，当皇后时倒没见怎么样，而当了太后之后，便有了“资本”，连皇帝也不敢管她。看现在电视上把她渲染的多厉害，可事实上，窦太后也没有什么政治才能，和一个普通的老太太没什么区别，若说心计城府，其实她还不如王娡(也就是汉武帝的母亲)，和吕后更没法比，吕后虽然狠，但是政治才干、手腕都是有的。把窦太后捧起来，纯粹有点偶然。卫子夫可惜最后不得善终。贾南风，一个著名的丑皇后，败家误国，西晋之所以灭亡的比较快，不能不说她出了很大的力。另外，独孤皇后固然有些才干，只是她的善妒却更出名，尤其是她还曾把皇帝杨坚气的独自一个人跑到野外生闷气，大臣们好说歹说才劝回来。马皇后倒是不错，只是她所能起到的作用却着实太微薄了，比方说她曾劝过朱元璋，“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可事实上，朱元璋杀人比谁都多。慈禧就不多说什么了，如果她要是能选为“千古一后”，那真是I服了you……
长孙皇后
古时历史不大注重记录女子的名字，像《汉书》里有很多“姬”也并不是本人真名，当然不排除真有叫“姬”的。但像吕雉、王娡的名字记的这么清楚，毕竟不多。长孙皇后的名字也没有记下来，比较可惜，那么下文为称呼简便，就以姓代名了，称之为“长孙”。
长孙皇后是长孙无忌的妹妹，两兄妹小的时候父亲长孙晟就去世了，于是母亲只好带着孩子回到了哥哥高士廉的家中居住。而长孙晟在世的时候，就基本上把女儿的婚事定了。《新唐书》写他哥哥长孙炽因为知道窦夫人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猜测她一定会生出了不起的孩子，所以劝他弟弟要与李家联姻；《旧唐书》没有这段，而是说高士廉因看到李世民，觉得这个孩子将来会很了不起，于是便把外甥女许配过去了。——只是长孙炽和高士廉既然都看出来李世民将来有出息，但都是把别人的孩子嫁了过去……
长孙嫁给李世民的时候才十三岁，大概也就是初一初二的意思吧，不过当时李世民也不大，是十六岁，最多高一。在现在来说可以算是“早恋”，不过在当时却是很正常的。只是有个问题，李世民的母亲窦夫人去世的时候，他好像也是十六岁。两件事哪个在先已经无法考证了，推测应该婚事在前，否则不符合守孝的规矩。不过这一年李世民可真够忙的，据说雁门那次炀帝被围，十六岁的他就去雁门从军小露了一手……然而这件事的可信度却不高，但作为写小说的素材倒是可以参考。后来长孙有一次归宁，结果舅舅的一个妾居然看到她的门后有匹二丈高的大马，吓的不轻。于是占卦，占出来遇坤之泰，“女处尊位，履中而居顺，后妃象也”。要说准的确够准，不过现代人们对此类事物抱的态度大多是认为迷信，是后人写史时神化的。很多时候是这样，但是也不能一杆子打死，像武德九年那次太白经天，应该是确有发生的，一来天文志上也这么写，二来后来太宗也曾有些埋怨的对奏此事的傅奕说：“你老兄前面奏的这事，差点把我干掉……”长孙所遇到的这件事，可能是真的，反正天下大乱，凡是贵族都可能会遇到几个占卜者说他们是大贵之像，只不过没应验罢了。像李密，他和那个“桃李子”的歌谣可以说贴的最近，但也是大的反王当中最早被拉下来的。
后来到了唐朝时长孙首先是成为了秦王妃，这一时期她的作用主要就是“孝事高祖，谨承诸妃，消释嫌猜”。然而平日这么温柔恭谨的一个女性，玄武门之变时还亲自慰勉众将士。有一说李世民事变时是把她带到了玄武门的，当然这可不是把她当作女将军来用，也很难想象长孙拿着刀剑在众军中挥舞厮杀。不过那种场面一般女子多半是看不到的，一旦看到不知道要怎么大呼小叫——不晓得长孙当时什么反应，但联系她亲自慰勉将士的镇定，应该不会很失态，长孙的确够坚强。从记载来看，秦王府后来遭到冯立等人的围困陷入危机，反倒是在玄武门的李世民相对安全一些，也就是说，看起来危险的地方实际上反而安全。另外，如果事败，也方便两个人一起死——不用我说，估计你也能想起来常听到的一句话：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所谓夫妻情深就是如此。想象一下如果事败，两人双双自尽的情形，可不亚于项羽和虞姬。不过当时乱糟糟的，长孙纵然不会披挂上阵厮杀，但也得穿得利落安全一点，所以多半还是得穿上铠甲，至少是细铠，也就是说，我们亲爱的皇后此时一定是非常英姿飒爽的……
再后来，随着李世民短时间内由秦王到太子再到皇帝，长孙自然也是步步高升，由秦王妃到太子妃再到皇后，终于应了那个“遇坤之泰”的卦。
当政的李世民有些事情想和妻子商量，但长孙主动的放弃了参政的机会。也不用给长孙扣什么封建道德的帽子，把现代的说法扣在古人的身上是不现实的。长孙实际上也并不是真正的什么都不管，像魏征有一次惹得唐太宗生气到恨不得杀了他的地步，要不是长孙皇后“上有贤君，下有贤臣”的这么劝，虽说多半也会自己消气，但还真不会那么快。此外，看到历史上外戚最后多无好的结局，长孙也非常明智的劝自己的哥哥长孙无忌辞职，同时也劝李世民不要给长孙无忌高官。似乎是为了印证长孙皇后的正确，后来长孙无忌最终还是被迫自杀了。不过这与他是外戚的表面现象关系还不大，主要原因是长孙无忌是托孤重臣，难免有些把持朝政，权倾朝野，又与武后不和，这样当然危险了。
长孙皇后是一流贤后，而且也非常有才，写过《女则》。后宫中有了长孙皇后，李世民省了不少的心，而且有时他发火，长孙皇后都能婉转的劝止，于是“宫壶之中，刑无枉滥”。而且，她待人又是非常的仁善，对后宫姐妹颇有照顾，很受爱戴。所谓标准的母仪天下，就是这样了。
只可惜，现在有些人只注意到了她的贤惠，而忽略了皇后与皇帝的爱情，更有甚者，因以前有部电视剧里发展了杨妃这一条线，因此惹得有些不学无术之人真的以为李世民最爱的其实是杨妃，但是查阅历史的话，如果不是生了李恪，那么新旧唐书都懒的写上她一笔。反倒是《资治通鉴》里记载有一次太宗想要立曹王李明的母亲为后，只是因为她过去是齐王妃的身份而罢休。这是见于史册的，另外一位是考古考出来的，即韦贵妃，按后宫等级来说，贵妃是皇后以下最高的，可见也十分得宠。但如果说感情最深厚的，那么非皇后莫属。李世民和长孙的确是患难夫妻，宫廷斗争中是，当了皇帝皇后以后也仍然是，就连生的病都一样，都是“气疾”。大约贞观十年左右，李世民病了一年，长孙皇后随身携带着毒药，准备万一丈夫有个三长两短，自己义不独生。其实殉节这套东西是经过程朱理学之后到明朝到达高峰，唐朝反倒是不怎么讲究这个的，这完全可以说是因为长孙对李世民的爱而致。不过后来李世民的病好了，但一直也病着的长孙却加重了病情，终于于贞观十年去逝。长孙皇后死后，李世民对她十分思念，像以前曾提过立台一事，只是魏征老儿不解风情，硬是逼着太宗把台毁了。
长孙皇后可以说很完美了，几乎找不出来缺点。不过她死后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因争位而罢黜，因此难免有人批评她教子无方。但实际上这也不单纯是教子有方无方的问题，李渊把几个儿子都调教得十分厉害，可是最后仍然避免不了一场争斗。其实长孙生前对孩子们管教还是很严的，太子承乾的乳母说东宫的器物少，要求添置几件，长孙皇后说：“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可见她并未宠着孩子们。另外，长孙在世的时候至少还是相安无事，只是后来孩子们都长大了，必然会有权力方面的争夺，这不可避免，批评长孙教子无方没道理，批评李世民教子无方也不公平。何况，哪个朝代没有争皇位的事呢？
武则天
要说立储更乱的当属李治和武则天了。反正就四个儿子，太子轮流当之后，皇帝也是轮流做，可当来当去，最后皇帝玉玺还是跑到了他们母亲的手中。
武则天的事迹可以说是自力更生艰苦历斗白手起家的典型，她后来的地位权力无疑都靠她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只是有些手段在我们看来，未免有些狠。通鉴里写的清楚，“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为了自己的地位，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得不忍心杀掉。对这件事，为她辩解是没有必要的，以此来批评她也不客观。既然史书上记下了这一笔，要想推翻事情的存在，说什么“这件事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靠的也只能是臆断，再者说，像武则天那样的女子，这样的事情还是可以干的出来的。但她当时处境并不是很安全，而如果她自己尚不得保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即使活下去，只怕结果也未必会好，所以为了更高更稳固的地位，武则天不惜用这种手段嫁祸于人。然而古人都有其局限性，如果换作别人在她那个处境下，只怕也得这么做。回头看看萧淑妃的女儿吧，年龄很大才得出嫁，而且也是将就了事，武则天根本就没打算让她们过好日子——可见当年的仇怨是多么的大。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得势的是王皇后和萧淑妃她们，武则天的孩子们也不会过得十分幸福。
宫廷中就是适者生存的地方，武则天就生存了下去，如果没有狠劲是办不到的。她有一次在太宗面前驯马，就很能体现其性格：如果不能驯服马的话，那么即使再好的马，也是没有用的，干脆就杀。这和朱元璋的“士不为己用则杀”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太宗不喜欢这种性格的人，尤其还是女人，这和长孙皇后的温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可你要说哪个好哪个不好，也不一定，反正可说是两个极端了。也正因此，实际上太宗时期武则天并没有像有些书中写的那样得宠。应该说，李世民自己就是非常刚强(但不残酷，至少他没有杀掉当时在大好形势下还要归隐的王绩)的人，他比较欣赏的是像皇后和徐惠妃那样的温柔女子，倒是李治性格比较温和，而武则天性格则是刚强的，所谓性格互补就是如此。
武则天除却果断，还十分有心计，这就不是一般的厉害了。《红楼梦》里曾有人这样评价王熙凤：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无论哪个朝代出来个厉害的女角，基本上这句话都能适用，但真正能让男人万不及一的，则首推武则天，原因是她还有着有些男子都没有的气度。骆宾王的千古名篇《讨武曌檄》写的很有气势，同时把武则天也贬低到了极点。当面被人这样揭短，尴尬自然是有些了，如果不觉得不好意思的话，那脸皮也是太厚了。于是，一句一句这么念着，一句一句这么尴尬着……突然，结尾了，武则天也许早就盼着快到结尾，但是当她听到“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时，文章的气势与文采令她折服了，霎时欣赏更多于尴尬，因此她问作者是谁，答曰：“骆宾王。”“这是宰相的过错啊……”这篇檄文能流传至今，不能不感谢武则天当时没有禁锢此文，而看过了明清的文字狱后，也不能不令我们佩服她的胸怀。
武则天虽然是个女强人，但也总有女人的一面。现代很多电视剧里只强调了她政治上的一面，却忽略了她作为女人的本性。小时候台湾有部电视剧《一代女皇》，里面潘迎紫演的武则天，前面清丽可爱，后面的打扮却是不敢恭维了，气势是有了，但是也实在很吓人的，潘迎紫那么漂亮的人，居然给画成了那个样子……大陆拍的《武则天》化妆倒是正常了，只是就像上面提到的那样，有失偏颇，但最后有一点挺有意思，就是老了的武则天让上官婉儿穿上她年轻时的衣服，然后突然说：“我年轻的时候比你漂亮多了……”武则天还会这样说？可能你的第一感觉是觉得有些好笑，但这却一下子把武则天拉回到了人间。女人总是希望是自己漂亮的，武则天就是再像个男子，也只是像而已，毕竟她还是女子。武则天年轻时一定十分漂亮，从那画像来看，有点典型唐朝“美人”的意思，但是古时的画像只怕大多数情况下作不得真，别人不说，你去翻翻初中时的历史课本就可以了，看看司马迁是什么样子的，便可以想象古时的画像会有多真实。因此，虽然武则天经过细心打扮之后坐在那里，郑重的等着画师给她画像，可是画师“斜睨”(也许不敢斜睨，但是瞥、瞟等词就更不合适了……)着看了她两眼，依旧按照自己应该画的模样画了起来——我猜那时画像是有个标准的，有一次看某个版本的唐代皇帝画像，里面的人基本上就是两副面孔，一个是李渊式的，一个是李世民式的，不过两式区别也不大，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唐代皇帝都是他们的子孙嘛，为了体现皇帝血统之纯，所以他们必须得长的像祖先，幸好那时人们还不知道人类的祖先究竟是何物。那部《大唐情史》我是没兴趣看的，但看到了一个镜头，恰恰赶上画师为高阳公主画像那点。这里面的高阳太过愤世嫉俗，但这个地方的牢骚发的倒是正确，她说什么忘了，反正就是说画师画的不像。呜呼，这地方有点跑题了，说到哪了？对了，这样的武则天才更真实一些，不过这几个武则天似乎都不是太称人意，反而《大明宫词》里那个配角的武则天受到好评更多，虽然戏说成分大了，但武则天平易了一些，离着人的距离也近了，但依然保持着女政治家的风度，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武则天？
前面说到小公主的事情，而后来，李弘、李贤的死，武则天也都有嫌疑。不过，李贤赋的诗“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搞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报蔓归”，真的起了作用，后两个儿子李显和李旦，最终得以保全。也许，这和他们两个比前两个无能有关，又也许，真的像李淳风劝李世民时说的那样，三十年后，那个老人也许还会有些慈心的。总之，武则天废了中宗李显，又从儿子李旦手中接过象征权力的玉玺，开创了一个女皇时代。
我不愿把周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朝代，因为我太爱唐朝了，不忍心破坏它的完整，我有时甚至有些讨厌武则天，可是想想，也真是无聊呢，自己又不是唐朝的遗老遗少……
当皇帝的时候，武则天已经六十六岁高龄的老人。如果是个男皇帝的话，这个年龄可真是爷爷级的了，像清朝登基年龄最大的是雍正，也只是四十五岁，很多皇帝甚至还没活到这个年龄就死了。道理很简单，武则天是女皇，即使在开放的唐代，这也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跨过很多的障碍，耗去了她太多的青春，终于在垂老之时，迈向了人生的顶峰。
人总有更老的时候，总有死的时候，那么武则天也要面临着立储的问题。究竟是立儿子呢，还是立侄儿呢？这就得感谢狄仁杰了。狄仁杰很清楚的告诉武则天，如果立侄儿，将来姑祖母的后人们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了，那么，只好把她请出宗庙；立儿子的话，那么还可以千秋万岁配食太庙。经过几番劝说，武则天终于决定立儿子李显为太子。最后，让位给李显的武则天令去帝号，仍称自己是则天皇后。死后，仍和自己的丈夫李治合葬，也因此乾陵成了一座埋葬着两位实际独立当政的皇帝的陵墓。山不转水转，自己一辈子想转出这个圈子，可最后却仍无法摆脱自己是李家媳妇的身份，不知武则天那一刻，脸上曾否有过一丝苦笑？
窦夫人
其实，除这双“娇”之外，还有一位“皇后”也比较特殊，就是李渊的夫人窦氏。窦夫人没有等到李家得天下的时候就死了，“太穆皇后”是死后加封的。她是北周公主的女儿，从小就很聪明，所以她的父母不肯把女儿轻易嫁出去，便设一个孔雀的屏风，如果有人三箭内射中孔雀两眼的话，那么便同意婚事。此法其实也有弊端，如果来了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怎么办呢？又或者，公子当中没有人能够有此箭术，也是伤脑筋的一件事。还真是应了“有缘千里来相会”，幸好李渊的箭术还是有准星的……
窦夫人生的几个孩子，的确都很出色，比如平阳公主，也是位女中豪杰，现在山西那里娘子关仍是重要的风景区，据说就是当年平阳公主把守的地方。窦夫人很有才学，她摹仿李渊的笔迹，竟能以假乱真。李世民酷爱书法，其实就是受了母亲的影响。窦夫人也很有见地，她建议丈夫把自己得到的几匹马送给炀帝，可是李渊当时没有听，后来窦夫人去世，李渊为了摆脱自己面临的困境，想起夫人过去的话，便依计行事，结果果然做了将军，由文官而为武将，手中有了兵权，也就是有了发家的资本。于是他哭着对着儿子们说：“要是早听你们母亲的话，我早就当这个官了……”
李渊对窦夫人还算是一往情深，尽管他后来有若干嫔妃，但却不再立后，这不能不说，是与对妻子的怀念有关的。唐代的帝王对自己的正妻都比较重视，遍查唐史，只有穆宗有三位皇后，其他人基本上都控制在一两个之内。即使是玄宗那样宠爱杨氏，也只是立她为贵妃，却自始至终没有立为皇后。这个传统大概和高祖太宗作了好榜样有关，因此有唐一代，虽然宫闱之事比较乱，但皇后还是宁缺勿滥的。
李渊不再立后，或许其中也有政治原因。李渊被几个儿子搞晕了头脑，如果再立后的话，那么新皇后的儿子也要加入争储大军，自己可就真吃不消了。这是皇后不在，如果皇后在的话，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窦夫人生前是最喜欢的是次子世民，四子元吉则是像貌丑陋，窦夫人有点受不了自己居然会有这么难看的孩子，甚至都不肯喂奶给他。窦夫人虽然是位很有见地的女子，但这时却体现出来像春秋时武姜一样的任性。武姜就是因为生长子寤生时难产而厌恶他，偏爱另一个儿子，最终导致兄弟相残。如果再联系同样疼爱次子杨广的独孤皇后在废立太子问题上起到的催化作用，那么，窦夫人将扮演的角色，多半和她们差不多。可是历史往往超出人们的遵循的逻辑，不然又哪里会出现那么多的偶然？李渊能吸取隋文帝的教训而不肯改立太子，那么窦夫人又何尝不会吸取教训反而压制李世民呢？总之，如果窦夫人在的话，那么变数是很大的。
除了李家的媳妇，李家的公主也都比较有意思。前面提过了平阳公主，李渊的女儿其实很多，但嫡出的就这么一个。历史上汉武帝的姐姐也是平阳公主，但比李渊的这个女儿差了很多。李渊其他的女儿，如果不是武德年间生下的小公主，基本上都是李世民的姐姐，而那些小公主，怎么说呢，有的命运有点糟糕，被二哥用去和亲了，而太宗自己的女儿却没有一个嫁到蛮夷之邦的。有时想，难怪太宗对和亲这么开放，因为他从不嫁自己的女儿，有一次有人泄露了公主不是皇帝的女儿，于是太宗大怒，将那人贬官了。像有名的嫁到吐蕃的文成公主，史书写是宗室女，出嫁时由李道宗送去，松赞干布见到他，“执婿礼恭甚”，因此人们多由此认为是李道宗的女儿。不过唐朝的和亲和汉朝前期的和亲是有所不同的，简单来说，汉的和亲是被迫的，而唐的和亲却是主动的，是以武力征服为基础的。还以吐蕃为例，文成公主和亲就是在打败他们之后。小时候不大理解，既然都打败他们了，又何必再派公主去和亲？其实现在也是似是而非懂，据说主要是为了加强巩固关系，这种先打后拉的手段是比单纯的强攻更具效力的。
除了和亲的公主，其他的大多数都基本平安的过着一辈子。对了，想起来李渊有个同母的妹妹，比李渊还长寿，一直活到了永徽年间。皇帝的女儿是公主，皇帝的姐妹是长公主，皇帝的姑母是大长公主，皇帝的姑祖母是……也不知高宗是怎么给她加的封号，好在高宗时间够长，不然到了下一代人都不好称呼她了。
和亲的、平安的都算过来了，如果还要再算的话，那么就该数数不平安的公主了。早夭的公主中，李世民对晋阳公主十分痛惜，她是长孙皇后的女儿，母亲死时年龄太小，很可怜。她本来有望继承父亲的“书法事业”，她临摹的太宗的飞白书竟也能以假乱真。但可惜的是，这位未来的女书家死的时候才十二岁，害得她父亲伤心难过了好多天，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下面，就是非常有名的高阳公主，不想提那个《大唐情史》，把高阳演的太过了，高阳是非常傲气，但不是愤世，她的母亲正史也并未记载下来，应该说电视剧里演的实在是瞎编。她嫁给房遗爱是有些委屈的，为辩机(顺便说一下，这个辩机多半也没有这么复杂的来历)的风度才识迷倒也是正常，不过一旦这种倾心趋向了“形而下”，就不正当了。辩机因此而被腰斩，太宗一气之下，这种酷刑都动用了，可见生的气很大，对着心爱的女儿也发起火来，最后父女关系搞的比较僵，甚至太宗死的时候高阳都没有哭。高宗之时，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因而被赐死。另外，这还连累到了吴王李恪等人，一下子死了好多朝廷亲贵，算是高宗时期比较大的一件事了。高宗的女儿本来就不多，两个是萧淑妃的，而另一个则是集父母之最爱于一身的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是唐代最有权势的公主了，她很像她的母亲，最后又是悲剧收场，这样的人物，如果不拿来做文章实在可惜。前几年的《大明宫词》中，那位集一切美德于一身的太平公主看着实在虚假，真实的她可比这个狠多了，武后中宗时期其实是比较乱的，太平在此时确实对国家的安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很难说她是为了国家，实际上她是有个人野心的。武则天的成功，吹皱了一池春水，像中宗的韦皇后也想做第二个武则天，而她的女儿安乐公主更是梦想着做皇太女……那么，继承了武则天衣钵的太平，有这种想法也就不难理解了。只是没想到，睿宗在这个问题上还算明智(中宗其实也并不十分糊涂，如果他真立安乐为太女的话，也就不会死了)，或者说不明智也不行，因为李隆基是个比太平更厉害的角色。太平公主平生做的最错误的一件事就是派术士对哥哥说：“彗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大家也许还记得以前提到过傅奕曾对李渊说过太白经天的事，李渊差点因此杀了李世民，那么太平公主当是想借此事打击李隆基。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李隆基实在应该感谢自己的好爸爸，连政变的事都省了，直接下定了传位的决心。太平心里一定气恼之极，而且也十分尴尬，可是生米煮成熟饭了，怎么办？如果她要是老老实实的当她的大长公主，至少在睿宗在世的时候，李隆基还不至于对她怎么样。但是谋反，则是谁也帮不了她了。至于那个裹儿安乐公主，则死的非常之惨，她们母女二人志大才疏，另外，她们的错误还在于不该这么早就扔掉了自己的靠山唐中宗。但是韦氏跟着李显，也的确受了不少的苦，只可惜她要求的回报已经超出了她所能得到的范围。
至此，本篇可以结束矣。可惜的是，杨贵妃生活在盛唐，这里就不提了吧。原本是想只写一写题目中的绝代双娇的，结果后来又不由自主的多写了这些人。看起来，本文叫“初唐的女子们”似乎更合适，罢了，就不改了，毕竟还是双娇占了重头戏。总之，没有套上枷索的大唐的女子们，在大唐灿烂的天空下，有的清丽，有的妩媚，有的温柔，有的刚强，偶尔也会露出些许狰狞，但无论是清丽妩媚、温柔刚强，都是丰富多彩，决不会使你有乏味之感。或许，这就是唐朝赋予她们特殊的魅力？
有人曾经评过，说如果对应千古一帝的评选(当然事实上不可能有个全民投票选哪个是千古一帝)，再来个千古一后的评选，那么长孙皇后当选的概率是很大的。纵览中国古代的皇后们，像有名的吕雉、窦太后、卫子夫、贾南风、独孤皇后、长孙皇后、马皇后乃至慈禧太后(皇后是没当成，但太后好歹也是个“后”)……太多了，但真正以贤德著称的却没几个，而且很多当皇后时没什么名气，但当了太后却颐指气使起来。像窦太后，当皇后时倒没见怎么样，而当了太后之后，便有了“资本”，连皇帝也不敢管她。看现在电视上把她渲染的多厉害，可事实上，窦太后也没有什么政治才能，和一个普通的老太太没什么区别，若说心计城府，其实她还不如王娡(也就是汉武帝的母亲)，和吕后更没法比，吕后虽然狠，但是政治才干、手腕都是有的。把窦太后捧起来，纯粹有点偶然。卫子夫可惜最后不得善终。贾南风，一个著名的丑皇后，败家误国，西晋之所以灭亡的比较快，不能不说她出了很大的力。另外，独孤皇后固然有些才干，只是她的善妒却更出名，尤其是她还曾把皇帝杨坚气的独自一个人跑到野外生闷气，大臣们好说歹说才劝回来。马皇后倒是不错，只是她所能起到的作用却着实太微薄了，比方说她曾劝过朱元璋，“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可事实上，朱元璋杀人比谁都多。慈禧就不多说什么了，如果她要是能选为“千古一后”，那真是I服了you……
长孙皇后
古时历史不大注重记录女子的名字，像《汉书》里有很多“姬”也并不是本人真名，当然不排除真有叫“姬”的。但像吕雉、王娡的名字记的这么清楚，毕竟不多。长孙皇后的名字也没有记下来，比较可惜，那么下文为称呼简便，就以姓代名了，称之为“长孙”。
长孙皇后是长孙无忌的妹妹，两兄妹小的时候父亲长孙晟就去世了，于是母亲只好带着孩子回到了哥哥高士廉的家中居住。而长孙晟在世的时候，就基本上把女儿的婚事定了。《新唐书》写他哥哥长孙炽因为知道窦夫人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猜测她一定会生出了不起的孩子，所以劝他弟弟要与李家联姻；《旧唐书》没有这段，而是说高士廉因看到李世民，觉得这个孩子将来会很了不起，于是便把外甥女许配过去了。——只是长孙炽和高士廉既然都看出来李世民将来有出息，但都是把别人的孩子嫁了过去……
长孙嫁给李世民的时候才十三岁，大概也就是初一初二的意思吧，不过当时李世民也不大，是十六岁，最多高一。在现在来说可以算是“早恋”，不过在当时却是很正常的。只是有个问题，李世民的母亲窦夫人去世的时候，他好像也是十六岁。两件事哪个在先已经无法考证了，推测应该婚事在前，否则不符合守孝的规矩。不过这一年李世民可真够忙的，据说雁门那次炀帝被围，十六岁的他就去雁门从军小露了一手……然而这件事的可信度却不高，但作为写小说的素材倒是可以参考。后来长孙有一次归宁，结果舅舅的一个妾居然看到她的门后有匹二丈高的大马，吓的不轻。于是占卦，占出来遇坤之泰，“女处尊位，履中而居顺，后妃象也”。要说准的确够准，不过现代人们对此类事物抱的态度大多是认为迷信，是后人写史时神化的。很多时候是这样，但是也不能一杆子打死，像武德九年那次太白经天，应该是确有发生的，一来天文志上也这么写，二来后来太宗也曾有些埋怨的对奏此事的傅奕说：“你老兄前面奏的这事，差点把我干掉……”长孙所遇到的这件事，可能是真的，反正天下大乱，凡是贵族都可能会遇到几个占卜者说他们是大贵之像，只不过没应验罢了。像李密，他和那个“桃李子”的歌谣可以说贴的最近，但也是大的反王当中最早被拉下来的。
后来到了唐朝时长孙首先是成为了秦王妃，这一时期她的作用主要就是“孝事高祖，谨承诸妃，消释嫌猜”。然而平日这么温柔恭谨的一个女性，玄武门之变时还亲自慰勉众将士。有一说李世民事变时是把她带到了玄武门的，当然这可不是把她当作女将军来用，也很难想象长孙拿着刀剑在众军中挥舞厮杀。不过那种场面一般女子多半是看不到的，一旦看到不知道要怎么大呼小叫——不晓得长孙当时什么反应，但联系她亲自慰勉将士的镇定，应该不会很失态，长孙的确够坚强。从记载来看，秦王府后来遭到冯立等人的围困陷入危机，反倒是在玄武门的李世民相对安全一些，也就是说，看起来危险的地方实际上反而安全。另外，如果事败，也方便两个人一起死——不用我说，估计你也能想起来常听到的一句话：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所谓夫妻情深就是如此。想象一下如果事败，两人双双自尽的情形，可不亚于项羽和虞姬。不过当时乱糟糟的，长孙纵然不会披挂上阵厮杀，但也得穿得利落安全一点，所以多半还是得穿上铠甲，至少是细铠，也就是说，我们亲爱的皇后此时一定是非常英姿飒爽的……
再后来，随着李世民短时间内由秦王到太子再到皇帝，长孙自然也是步步高升，由秦王妃到太子妃再到皇后，终于应了那个“遇坤之泰”的卦。
当政的李世民有些事情想和妻子商量，但长孙主动的放弃了参政的机会。也不用给长孙扣什么封建道德的帽子，把现代的说法扣在古人的身上是不现实的。长孙实际上也并不是真正的什么都不管，像魏征有一次惹得唐太宗生气到恨不得杀了他的地步，要不是长孙皇后“上有贤君，下有贤臣”的这么劝，虽说多半也会自己消气，但还真不会那么快。此外，看到历史上外戚最后多无好的结局，长孙也非常明智的劝自己的哥哥长孙无忌辞职，同时也劝李世民不要给长孙无忌高官。似乎是为了印证长孙皇后的正确，后来长孙无忌最终还是被迫自杀了。不过这与他是外戚的表面现象关系还不大，主要原因是长孙无忌是托孤重臣，难免有些把持朝政，权倾朝野，又与武后不和，这样当然危险了。
长孙皇后是一流贤后，而且也非常有才，写过《女则》。后宫中有了长孙皇后，李世民省了不少的心，而且有时他发火，长孙皇后都能婉转的劝止，于是“宫壶之中，刑无枉滥”。而且，她待人又是非常的仁善，对后宫姐妹颇有照顾，很受爱戴。所谓标准的母仪天下，就是这样了。
只可惜，现在有些人只注意到了她的贤惠，而忽略了皇后与皇帝的爱情，更有甚者，因以前有部电视剧里发展了杨妃这一条线，因此惹得有些不学无术之人真的以为李世民最爱的其实是杨妃，但是查阅历史的话，如果不是生了李恪，那么新旧唐书都懒的写上她一笔。反倒是《资治通鉴》里记载有一次太宗想要立曹王李明的母亲为后，只是因为她过去是齐王妃的身份而罢休。这是见于史册的，另外一位是考古考出来的，即韦贵妃，按后宫等级来说，贵妃是皇后以下最高的，可见也十分得宠。但如果说感情最深厚的，那么非皇后莫属。李世民和长孙的确是患难夫妻，宫廷斗争中是，当了皇帝皇后以后也仍然是，就连生的病都一样，都是“气疾”。大约贞观十年左右，李世民病了一年，长孙皇后随身携带着毒药，准备万一丈夫有个三长两短，自己义不独生。其实殉节这套东西是经过程朱理学之后到明朝到达高峰，唐朝反倒是不怎么讲究这个的，这完全可以说是因为长孙对李世民的爱而致。不过后来李世民的病好了，但一直也病着的长孙却加重了病情，终于于贞观十年去逝。长孙皇后死后，李世民对她十分思念，像以前曾提过立台一事，只是魏征老儿不解风情，硬是逼着太宗把台毁了。
长孙皇后可以说很完美了，几乎找不出来缺点。不过她死后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因争位而罢黜，因此难免有人批评她教子无方。但实际上这也不单纯是教子有方无方的问题，李渊把几个儿子都调教得十分厉害，可是最后仍然避免不了一场争斗。其实长孙生前对孩子们管教还是很严的，太子承乾的乳母说东宫的器物少，要求添置几件，长孙皇后说：“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可见她并未宠着孩子们。另外，长孙在世的时候至少还是相安无事，只是后来孩子们都长大了，必然会有权力方面的争夺，这不可避免，批评长孙教子无方没道理，批评李世民教子无方也不公平。何况，哪个朝代没有争皇位的事呢？
武则天
要说立储更乱的当属李治和武则天了。反正就四个儿子，太子轮流当之后，皇帝也是轮流做，可当来当去，最后皇帝玉玺还是跑到了他们母亲的手中。
武则天的事迹可以说是自力更生艰苦历斗白手起家的典型，她后来的地位权力无疑都靠她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只是有些手段在我们看来，未免有些狠。通鉴里写的清楚，“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为了自己的地位，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得不忍心杀掉。对这件事，为她辩解是没有必要的，以此来批评她也不客观。既然史书上记下了这一笔，要想推翻事情的存在，说什么“这件事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靠的也只能是臆断，再者说，像武则天那样的女子，这样的事情还是可以干的出来的。但她当时处境并不是很安全，而如果她自己尚不得保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即使活下去，只怕结果也未必会好，所以为了更高更稳固的地位，武则天不惜用这种手段嫁祸于人。然而古人都有其局限性，如果换作别人在她那个处境下，只怕也得这么做。回头看看萧淑妃的女儿吧，年龄很大才得出嫁，而且也是将就了事，武则天根本就没打算让她们过好日子——可见当年的仇怨是多么的大。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得势的是王皇后和萧淑妃她们，武则天的孩子们也不会过得十分幸福。
宫廷中就是适者生存的地方，武则天就生存了下去，如果没有狠劲是办不到的。她有一次在太宗面前驯马，就很能体现其性格：如果不能驯服马的话，那么即使再好的马，也是没有用的，干脆就杀。这和朱元璋的“士不为己用则杀”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太宗不喜欢这种性格的人，尤其还是女人，这和长孙皇后的温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可你要说哪个好哪个不好，也不一定，反正可说是两个极端了。也正因此，实际上太宗时期武则天并没有像有些书中写的那样得宠。应该说，李世民自己就是非常刚强(但不残酷，至少他没有杀掉当时在大好形势下还要归隐的王绩)的人，他比较欣赏的是像皇后和徐惠妃那样的温柔女子，倒是李治性格比较温和，而武则天性格则是刚强的，所谓性格互补就是如此。
武则天除却果断，还十分有心计，这就不是一般的厉害了。《红楼梦》里曾有人这样评价王熙凤：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无论哪个朝代出来个厉害的女角，基本上这句话都能适用，但真正能让男人万不及一的，则首推武则天，原因是她还有着有些男子都没有的气度。骆宾王的千古名篇《讨武曌檄》写的很有气势，同时把武则天也贬低到了极点。当面被人这样揭短，尴尬自然是有些了，如果不觉得不好意思的话，那脸皮也是太厚了。于是，一句一句这么念着，一句一句这么尴尬着……突然，结尾了，武则天也许早就盼着快到结尾，但是当她听到“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时，文章的气势与文采令她折服了，霎时欣赏更多于尴尬，因此她问作者是谁，答曰：“骆宾王。”“这是宰相的过错啊……”这篇檄文能流传至今，不能不感谢武则天当时没有禁锢此文，而看过了明清的文字狱后，也不能不令我们佩服她的胸怀。
武则天虽然是个女强人，但也总有女人的一面。现代很多电视剧里只强调了她政治上的一面，却忽略了她作为女人的本性。小时候台湾有部电视剧《一代女皇》，里面潘迎紫演的武则天，前面清丽可爱，后面的打扮却是不敢恭维了，气势是有了，但是也实在很吓人的，潘迎紫那么漂亮的人，居然给画成了那个样子……大陆拍的《武则天》化妆倒是正常了，只是就像上面提到的那样，有失偏颇，但最后有一点挺有意思，就是老了的武则天让上官婉儿穿上她年轻时的衣服，然后突然说：“我年轻的时候比你漂亮多了……”武则天还会这样说？可能你的第一感觉是觉得有些好笑，但这却一下子把武则天拉回到了人间。女人总是希望是自己漂亮的，武则天就是再像个男子，也只是像而已，毕竟她还是女子。武则天年轻时一定十分漂亮，从那画像来看，有点典型唐朝“美人”的意思，但是古时的画像只怕大多数情况下作不得真，别人不说，你去翻翻初中时的历史课本就可以了，看看司马迁是什么样子的，便可以想象古时的画像会有多真实。因此，虽然武则天经过细心打扮之后坐在那里，郑重的等着画师给她画像，可是画师“斜睨”(也许不敢斜睨，但是瞥、瞟等词就更不合适了……)着看了她两眼，依旧按照自己应该画的模样画了起来——我猜那时画像是有个标准的，有一次看某个版本的唐代皇帝画像，里面的人基本上就是两副面孔，一个是李渊式的，一个是李世民式的，不过两式区别也不大，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唐代皇帝都是他们的子孙嘛，为了体现皇帝血统之纯，所以他们必须得长的像祖先，幸好那时人们还不知道人类的祖先究竟是何物。那部《大唐情史》我是没兴趣看的，但看到了一个镜头，恰恰赶上画师为高阳公主画像那点。这里面的高阳太过愤世嫉俗，但这个地方的牢骚发的倒是正确，她说什么忘了，反正就是说画师画的不像。呜呼，这地方有点跑题了，说到哪了？对了，这样的武则天才更真实一些，不过这几个武则天似乎都不是太称人意，反而《大明宫词》里那个配角的武则天受到好评更多，虽然戏说成分大了，但武则天平易了一些，离着人的距离也近了，但依然保持着女政治家的风度，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武则天？
前面说到小公主的事情，而后来，李弘、李贤的死，武则天也都有嫌疑。不过，李贤赋的诗“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搞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报蔓归”，真的起了作用，后两个儿子李显和李旦，最终得以保全。也许，这和他们两个比前两个无能有关，又也许，真的像李淳风劝李世民时说的那样，三十年后，那个老人也许还会有些慈心的。总之，武则天废了中宗李显，又从儿子李旦手中接过象征权力的玉玺，开创了一个女皇时代。
我不愿把周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朝代，因为我太爱唐朝了，不忍心破坏它的完整，我有时甚至有些讨厌武则天，可是想想，也真是无聊呢，自己又不是唐朝的遗老遗少……
当皇帝的时候，武则天已经六十六岁高龄的老人。如果是个男皇帝的话，这个年龄可真是爷爷级的了，像清朝登基年龄最大的是雍正，也只是四十五岁，很多皇帝甚至还没活到这个年龄就死了。道理很简单，武则天是女皇，即使在开放的唐代，这也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跨过很多的障碍，耗去了她太多的青春，终于在垂老之时，迈向了人生的顶峰。
人总有更老的时候，总有死的时候，那么武则天也要面临着立储的问题。究竟是立儿子呢，还是立侄儿呢？这就得感谢狄仁杰了。狄仁杰很清楚的告诉武则天，如果立侄儿，将来姑祖母的后人们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了，那么，只好把她请出宗庙；立儿子的话，那么还可以千秋万岁配食太庙。经过几番劝说，武则天终于决定立儿子李显为太子。最后，让位给李显的武则天令去帝号，仍称自己是则天皇后。死后，仍和自己的丈夫李治合葬，也因此乾陵成了一座埋葬着两位实际独立当政的皇帝的陵墓。山不转水转，自己一辈子想转出这个圈子，可最后却仍无法摆脱自己是李家媳妇的身份，不知武则天那一刻，脸上曾否有过一丝苦笑？
窦夫人
其实，除这双“娇”之外，还有一位“皇后”也比较特殊，就是李渊的夫人窦氏。窦夫人没有等到李家得天下的时候就死了，“太穆皇后”是死后加封的。她是北周公主的女儿，从小就很聪明，所以她的父母不肯把女儿轻易嫁出去，便设一个孔雀的屏风，如果有人三箭内射中孔雀两眼的话，那么便同意婚事。此法其实也有弊端，如果来了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怎么办呢？又或者，公子当中没有人能够有此箭术，也是伤脑筋的一件事。还真是应了“有缘千里来相会”，幸好李渊的箭术还是有准星的……
窦夫人生的几个孩子，的确都很出色，比如平阳公主，也是位女中豪杰，现在山西那里娘子关仍是重要的风景区，据说就是当年平阳公主把守的地方。窦夫人很有才学，她摹仿李渊的笔迹，竟能以假乱真。李世民酷爱书法，其实就是受了母亲的影响。窦夫人也很有见地，她建议丈夫把自己得到的几匹马送给炀帝，可是李渊当时没有听，后来窦夫人去世，李渊为了摆脱自己面临的困境，想起夫人过去的话，便依计行事，结果果然做了将军，由文官而为武将，手中有了兵权，也就是有了发家的资本。于是他哭着对着儿子们说：“要是早听你们母亲的话，我早就当这个官了……”
李渊对窦夫人还算是一往情深，尽管他后来有若干嫔妃，但却不再立后，这不能不说，是与对妻子的怀念有关的。唐代的帝王对自己的正妻都比较重视，遍查唐史，只有穆宗有三位皇后，其他人基本上都控制在一两个之内。即使是玄宗那样宠爱杨氏，也只是立她为贵妃，却自始至终没有立为皇后。这个传统大概和高祖太宗作了好榜样有关，因此有唐一代，虽然宫闱之事比较乱，但皇后还是宁缺勿滥的。
李渊不再立后，或许其中也有政治原因。李渊被几个儿子搞晕了头脑，如果再立后的话，那么新皇后的儿子也要加入争储大军，自己可就真吃不消了。这是皇后不在，如果皇后在的话，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窦夫人生前是最喜欢的是次子世民，四子元吉则是像貌丑陋，窦夫人有点受不了自己居然会有这么难看的孩子，甚至都不肯喂奶给他。窦夫人虽然是位很有见地的女子，但这时却体现出来像春秋时武姜一样的任性。武姜就是因为生长子寤生时难产而厌恶他，偏爱另一个儿子，最终导致兄弟相残。如果再联系同样疼爱次子杨广的独孤皇后在废立太子问题上起到的催化作用，那么，窦夫人将扮演的角色，多半和她们差不多。可是历史往往超出人们的遵循的逻辑，不然又哪里会出现那么多的偶然？李渊能吸取隋文帝的教训而不肯改立太子，那么窦夫人又何尝不会吸取教训反而压制李世民呢？总之，如果窦夫人在的话，那么变数是很大的。
除了李家的媳妇，李家的公主也都比较有意思。前面提过了平阳公主，李渊的女儿其实很多，但嫡出的就这么一个。历史上汉武帝的姐姐也是平阳公主，但比李渊的这个女儿差了很多。李渊其他的女儿，如果不是武德年间生下的小公主，基本上都是李世民的姐姐，而那些小公主，怎么说呢，有的命运有点糟糕，被二哥用去和亲了，而太宗自己的女儿却没有一个嫁到蛮夷之邦的。有时想，难怪太宗对和亲这么开放，因为他从不嫁自己的女儿，有一次有人泄露了公主不是皇帝的女儿，于是太宗大怒，将那人贬官了。像有名的嫁到吐蕃的文成公主，史书写是宗室女，出嫁时由李道宗送去，松赞干布见到他，“执婿礼恭甚”，因此人们多由此认为是李道宗的女儿。不过唐朝的和亲和汉朝前期的和亲是有所不同的，简单来说，汉的和亲是被迫的，而唐的和亲却是主动的，是以武力征服为基础的。还以吐蕃为例，文成公主和亲就是在打败他们之后。小时候不大理解，既然都打败他们了，又何必再派公主去和亲？其实现在也是似是而非懂，据说主要是为了加强巩固关系，这种先打后拉的手段是比单纯的强攻更具效力的。
除了和亲的公主，其他的大多数都基本平安的过着一辈子。对了，想起来李渊有个同母的妹妹，比李渊还长寿，一直活到了永徽年间。皇帝的女儿是公主，皇帝的姐妹是长公主，皇帝的姑母是大长公主，皇帝的姑祖母是……也不知高宗是怎么给她加的封号，好在高宗时间够长，不然到了下一代人都不好称呼她了。
和亲的、平安的都算过来了，如果还要再算的话，那么就该数数不平安的公主了。早夭的公主中，李世民对晋阳公主十分痛惜，她是长孙皇后的女儿，母亲死时年龄太小，很可怜。她本来有望继承父亲的“书法事业”，她临摹的太宗的飞白书竟也能以假乱真。但可惜的是，这位未来的女书家死的时候才十二岁，害得她父亲伤心难过了好多天，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下面，就是非常有名的高阳公主，不想提那个《大唐情史》，把高阳演的太过了，高阳是非常傲气，但不是愤世，她的母亲正史也并未记载下来，应该说电视剧里演的实在是瞎编。她嫁给房遗爱是有些委屈的，为辩机(顺便说一下，这个辩机多半也没有这么复杂的来历)的风度才识迷倒也是正常，不过一旦这种倾心趋向了“形而下”，就不正当了。辩机因此而被腰斩，太宗一气之下，这种酷刑都动用了，可见生的气很大，对着心爱的女儿也发起火来，最后父女关系搞的比较僵，甚至太宗死的时候高阳都没有哭。高宗之时，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因而被赐死。另外，这还连累到了吴王李恪等人，一下子死了好多朝廷亲贵，算是高宗时期比较大的一件事了。高宗的女儿本来就不多，两个是萧淑妃的，而另一个则是集父母之最爱于一身的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是唐代最有权势的公主了，她很像她的母亲，最后又是悲剧收场，这样的人物，如果不拿来做文章实在可惜。前几年的《大明宫词》中，那位集一切美德于一身的太平公主看着实在虚假，真实的她可比这个狠多了，武后中宗时期其实是比较乱的，太平在此时确实对国家的安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很难说她是为了国家，实际上她是有个人野心的。武则天的成功，吹皱了一池春水，像中宗的韦皇后也想做第二个武则天，而她的女儿安乐公主更是梦想着做皇太女……那么，继承了武则天衣钵的太平，有这种想法也就不难理解了。只是没想到，睿宗在这个问题上还算明智(中宗其实也并不十分糊涂，如果他真立安乐为太女的话，也就不会死了)，或者说不明智也不行，因为李隆基是个比太平更厉害的角色。太平公主平生做的最错误的一件事就是派术士对哥哥说：“彗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大家也许还记得以前提到过傅奕曾对李渊说过太白经天的事，李渊差点因此杀了李世民，那么太平公主当是想借此事打击李隆基。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李隆基实在应该感谢自己的好爸爸，连政变的事都省了，直接下定了传位的决心。太平心里一定气恼之极，而且也十分尴尬，可是生米煮成熟饭了，怎么办？如果她要是老老实实的当她的大长公主，至少在睿宗在世的时候，李隆基还不至于对她怎么样。但是谋反，则是谁也帮不了她了。至于那个裹儿安乐公主，则死的非常之惨，她们母女二人志大才疏，另外，她们的错误还在于不该这么早就扔掉了自己的靠山唐中宗。但是韦氏跟着李显，也的确受了不少的苦，只可惜她要求的回报已经超出了她所能得到的范围。
至此，本篇可以结束矣。可惜的是，杨贵妃生活在盛唐，这里就不提了吧。原本是想只写一写题目中的绝代双娇的，结果后来又不由自主的多写了这些人。看起来，本文叫“初唐的女子们”似乎更合适，罢了，就不改了，毕竟还是双娇占了重头戏。总之，没有套上枷索的大唐的女子们，在大唐灿烂的天空下，有的清丽，有的妩媚，有的温柔，有的刚强，偶尔也会露出些许狰狞，但无论是清丽妩媚、温柔刚强，都是丰富多彩，决不会使你有乏味之感。或许，这就是唐朝赋予她们特殊的魅力？
这篇所要写的，就是上篇中所说的新鲜血液。他们大部分都是庶族，而且多为太宗朝的大臣，高祖朝中的大臣们则多为亲贵。这与他们当初的身份地位经历都有关，但无疑李世民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方法使得大唐的政治舞台更加充满了活力。
房玄龄
太宗朝有名的宰相房玄龄，名乔，以字行。从年龄上，他比李世民整大了二十岁，在李世民自己的这拨人中，算是非常非常的长者。其实唐初大臣中，很少有比李世民还小的，即便是后起之秀的褚遂良，也是比李世民大着几岁，一般情况下，大个几岁、十几岁都不算很奇怪。不知他们是否把李世民当作小弟弟来看，不过他们倒真的对他很服帖，像屈突通那样的老将，是比李渊都大的，可是李世民一句话，便乖乖的替李世民去坐镇东都。
当房玄龄杖策谒见当时还是敦煌公的李世民时，不知可曾想到过以后的事。李世民可是有上级的啊，房玄龄却偏偏投奔他，再加上房玄龄那么老实的人，居然在兄弟相争之时出那么大的力，不得不让人有点怀疑他的动机。然而这却是房玄龄年轻时比较反对的事，大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他自己也卷了进来时，是根本不会想到以前的想法了。
当了宰相的房玄龄似乎有些无所作为，可是有句话叫“房谋杜断”，绝不是没来由的。和长孙无忌一样，房玄龄的“谋”在史书上也是不怎么记录的，而且，即便是记了下来，也未必能令人对他增加很多钦佩，所以不记未必是一件坏事。做李世民的谋士挺清闲也挺郁闷，一来人多，二来李世民本身就很有主意和判断力，不必像有些君王那样特别需要倚重别人来出主意，所以房玄龄在战争年代常做的事情就是替李世民回家去向李渊作报告。要是放在通讯那么发达的现代，房玄龄恐怕这时有失业的危险。好在不是总打仗，到了宫廷斗争的时候房玄龄还是很有一套，不然李世民也不会夸他在他当皇帝之前房的功劳最大了。
何以房玄龄当了宰相后显得那么软弱，甚至谨小慎微到了就是一句话也能把他吓的跪在地上请罪的地步。也许和对李世民的了解有关——前面不是提到了吗，房玄龄经常回去向李渊解释，李渊就说：“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但是对君王了解太多有时也不是好事，尤其是君王不愿意别人知道的事，难免会对知道的人有点异样的感觉。还有一点，了解越深，也越清楚的知道其为人。其实李世民还真不是那种过河便拆桥的人，更多时候还是更想保全他们，甚至希望就连他们的后代都能这样一直和平共处下去。但人总是会有自己比较忌讳的事的，而且脾气一上来若说真不想杀人也不是这样。房玄龄之所以谨慎也并非全无道理，所以他不像魏征那样敢于说话。有时同样的话从不同人口中说出来效果不见得会一样，魏征那么说，李世民可以接受，房玄龄说出来，也许李世民就会觉得生气。应该和亲疏程度不同有关，越是亲近的人，越在意他的话，而一个陌生人甚至破口大骂出来，气则气矣，未必会上心。
一提起大唐贤相，人们总是想起房杜、姚宋等等，可是杜如晦死的太早，而房玄龄又好像没干过什么，难免令人嗟叹。可是要从君主驾驭大臣的解度看，房玄龄却是一个“标准”的贤相。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来则能办事，去则无怨言，整个一个没脾气的人。起初李世民还对他说要他多说话多办事，可是后来就不说了，倒是对他发火的次数由少变多，又由多变少——很可能是李世民的自己的脾气也快被他磨没了。虽然把他赶回家若干次，可是宰相还是很乐意由他来当；虽然对他生气若干次，可是信任还是很信任。有人报告说房玄龄要谋反，房玄龄乖乖把人送到李世民那里，也不知心里怕不怕，反正最后除了又挨了一次“批”，什么事都没有——如果那样也叫批的话：“你怎么这么没自信？以后再有说这些话的人，你自己干掉”这种批就是多挨几次也无妨。贞观二十二年，病重的房玄龄于病榻上上表，劝谏朝中没有一个人敢劝谏的征高丽一事，当下李世民便落泪。还是那句话，毕竟是几十年的交情了。
魏征
说起贞观名臣，恐怕在“太宗纳谏、魏征进谏”的知名度下，人们多半第一个会想到魏征。魏征本身是东宫的太子洗马——小时候看到他的这个官职时着实笑了半天，脑海里又想起了孙悟空的弼马温。当然这个官名的意思可不是望文生义理解出来的那样，而是东宫中的一个谏官。不过好像也没看到他谏了什么，就是知道他劝李建成杀了李世民。因此有人以此证明李建成其实不像史书上写的什么声色犬马什么无能……当然史书中是夸大其辞，但这属于小事，想不出来李世民布在东宫的探子还要把这种事报告给他知道，另外，魏征后来当然不可能告诉李世民当初怎么怎么算计他，也不大可能会提到当初劝你哥什么什么事。以前的事，尽量还是提的越少越好。
面对胜利的李世民，魏征的话很值得玩味：“如果你哥要是听了我的话，那么今天这个阶下囚就会是你了。”正常情况下一个忠于故主的人大多会说什么“先太子冤枉啊，你杀了是他大逆不道（庸俗电视剧中庸俗台词，但确是很贴近真实情况）”，魏征此话当然和这个不一样，但也不像软弱投降者那样先痛骂一下故主然后表示效忠新主。他的话其实很中性，没有替自己辩解什么，大家反正都心知肚明，说那废话没用，但这样的话也并不过分激怒李世民——我的确当初谋算过你，可是他不听，没用。这就是魏征的老道了，他可以说在语言艺术上是很高明的。
说进谏，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说的好而且能管用。唐太宗起初用魏征其实就是用来进谏的：既然你摆出一副纳谏的姿态，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李世民其实很有口才，不管雄辩诡辩都很擅长，要是参加辩论会也肯定能拿个最佳辩手，可是即使这样，也经常被这老头气的没话说。比如有一次皇甫德参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可是李世民却曲解为“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最后当然是被魏征给劝住了。而且魏征还说，如果皇上你和大臣辩论辩的太多，那么别人就不敢再跟你说什么了。于是把李世民这条路也堵住，只好由着他们指点江山，挥斥方酋。
但渐渐也有了变化，像李世民那样的皇帝最终不想刚愎自用都很难。于是魏征的进谏也有了变化。所以说，魏征进谏当然还是更多为了国家，但同时他也是很聪明的，他是名臣，而不是忠臣。这是他自己说的，在太宗面前说起的时候，很是让李世民吃了一惊，但接下去魏征说忠臣往往都被皇帝杀了，但皇帝自己也都不得好报，这只是纯粹成就了大臣的名，但于国于君都无好处，不如名臣，既可全身，也可以有利于国君。这话说的不假，不过也从侧面反应了他不想因进谏而无谓牺牲。
魏征提出的问题当然大多数是有用的，可有些事情似乎也管得宽了。长孙皇后去世后，李世民在宫中搭了一个高台，经常登上去远望昭陵（也不知人自己看自己的陵墓是什么感觉，不过他当时是思念亡妻，大概不怎么想到这点吧）。有一次，他错误的把魏征也拉了上来，于是，这也宣告了这个台子被拆掉的结局——李世民要他看昭陵，他却装作没看见，李世民一不留神上了当，用手指给他看，哪知道，魏征竟然说：“啊，昭陵啊，早就看到了，我以为皇上说的是献陵（李渊的陵墓）。”这等于是说李世民只惦记着亡妻，却不想念亡父。这话是很刺耳啊，而且也毫不留情面，李世民当下就落下了眼泪，然后马上拆台——这可以算是魏征拆的台吧。要说皇后对魏征可是有过救命之恩的，可是他却拆皇后的“台”，心里暗暗想到一个词：人走茶凉……当然这件事不是这么曲解，只是觉得，人家夫妻伉俪情深，又是刚去世，思念一下不但正常，而且也难得啊，怎么能这么说人家？也许是吸取了教训，三年后到献陵去拜祭先父的时候，李世民那可是动了真感情，“皇帝至小次，降舆纳履，哭于阙门，西面再拜，恸绝不能兴。礼毕，改服入于寝宫，亲执馔，阅视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床前悲恸。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因此上这件事魏征真的是多虑了。
尉迟敬德
太宗手下最有名的武将莫过于尉迟恭，即尉迟敬德，在演义中并不是第一位的勇将，可是在史书中，却觉得这个第一的称号非他莫属。李玄霸、宇文成都、罗成这些小说中耳熟能详的人，实际上要么死的早，要么就是没有，像秦琼那样的被抬高，简直是件莫然其妙的事，程知节则被写成了一个废物一样的人。实际上，秦琼、程咬金等人应该都差不多，反正也没比过，谁更强些不好说。但是他们表现的机会却是没有尉迟恭的多。
尉迟恭本来是唐的敌人，甚至大唐还因为他牺牲了一个郡王级的烈士李孝基，不过要是没他，李世民就很有可能成为大唐的一个亲王级的烈士了。李渊本应很恼怒他才对，虽然不清楚他是怎么压下火来原谅尉迟恭，但可以猜到，其中李世民起了很大的作用。毕竟还是儿子亲些，所以那个仇也就不报了。
于是尉迟恭又成为秦王卫队的一员大将，属于保镖型将军。由敌人到嫡系，李世民在尉迟敬德的身上下的功夫还是真不小。如果不厚道一点用阴谋的角度来看，这实在是一个经典的“收买”案例。李世民当时拿出的钱虽多，但比不上后来李建成那一车的东西，可问题不在于钱有多少，而在于时机，更在于，李世民并不是纯粹的用钱来收买，他的以国士待之终于使得尉迟恭对他像豫让一样回报智伯。当时尉迟恭没有收，表明他是一个很有骨气的将军，同时也不是可以用钱来收买的小人。平常来说，一般很快的便找着机会报答不大可能，可是不久秦王就有一次遇险，被单雄信追的挺狼狈。自然了，这时便是尉迟恭嘿咻嘿咻的过来把敌人打跑。按说李世民自己也是很英武的，这样子狼狈还是第一次，如果再以阴谋的角度来看，这就像是有意落败，为了给尉迟一个立功的机会，好把那盘金银打发了。自然，也许我们冤枉了李世民，不过即使面对千军万马都不曾失色的秦王，这一次的表现确实有些蹊跷呢。
在诸多将军中，李世民似乎最愿意带着尉迟恭一起闯进沙场，一方面说明尉迟确实非常勇武，另一方面，在诸武将中，尉迟和秦王的关系似乎是最好的了。可能性格上有相通之处吧，因此比较投机。可以说，尉迟是绝对的秦王死党，他可以为了秦王一句赞马的话跑到敌阵中去夺马。只不过面对太子那车金银不大会变通。李世民说把金子收下来然后顺便打听情报固然是妙招，但真要这么做的话，只怕有点解释不清——毕竟尉迟是个武将，哪里有那么多心眼……既然敬酒没吃，后面肯定就是罚酒了。在狱中很是受了些苦，终于在李世民的求情之下出来了。于是出来之后的尉迟恭非常积极的劝李世民下手，并最终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掉了李元吉。
但，在以文治国的贞观年间，尉迟恭却有些有力无处使了，也许也很有失落感。有一次在晏会上居然动手打人，打的还是江夏王李道宗，可以想象，李世民得有多生气。不过还好，闯了这么大的祸也只是批评教育了事，算是警告处分吧。不过李世民居然提起刘邦来，这个是满吓人的——只是他不知道日后还有个名叫朱元璋的小伙子，比刘邦那是狠的多了。那么，话已至此，任谁以后都不能再犯，所以尉迟恭后来安安心心的过起了舒服日子，据说是信起佛来。有一次在电视看到一个节目说是某座寺院，里面还有供奉人尉迟恭的塑像。印象中的尉迟将军黑不溜楸，五大三粗，金刚怒目，威武狰狞……总之，是受了门神画的影响。然而看那塑像，黑确实是黑，但是面目却很周正，虽则刚武，却并不野蛮粗鲁，当时吃惊不小呢。
秦琼,程咬金
忽然想起秦琼来，这本来是唐史中挺平常的一位将军，不知怎么到了演义里就一下子那么威风起来，而且还编出了那么一个不平常的来历，以至于现在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事实上，秦琼的爸爸很多半不是来自于陈朝，而罗艺的妻子姓孟，当然不会是小说中宁夫人的妹妹。选这样一个人来神话，实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但秦琼确实非常骁勇，在美良川，曾大破尉迟恭，也就是“三鞭换两锏”故事的原型。但秦琼比较平和吧，在秦王府中没受到什么迫害，不像尉迟恭、程知节他们又是入狱又是调走。贞观中，秦琼多病，他把原因归于自己当初流了太多的血，这放在今天觉得有些好笑，但古人也许就是这样想的。看《红楼梦》里袭人有一次吐血，就以为自己是个废人了。如果拉他们到现代来献血的话，他们一定吓的够呛。
和秦琼常在一起的还有一位程知节，就是演义里那个草胞程咬金了。小说的力量真是无穷，这本来差不多的两个人（感觉程知节更勇猛一些），结果经过演义的改写，一个成了天神一般，一个则是令人哭笑不得，甚至他敢拿李世民做人质交给尉迟敬德。他和秦琼早年都在来护儿手下为将，后来都在瓦岗，瓦岗失败后也曾短暂的投奔王世充，奈何程知节认为王世充是个老巫婆所以不愿久留，于是两人阵前又一起投奔了唐军，后来又一起成了秦王的护从人员，一起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就是没有在一起死，程知节活到了高宗时期，结果老将军又挂了一次帅，却是失败告终，于是被罢官。尽管后来又封他为岐州刺史，但老迈的将军很有自知之明的主动辞职了。其实程咬金比秦琼更忠于李世民，当李渊要把他调走的时候，他说就是死也不走。秦王就是凭借这些忠心耿耿的属下才取得了政变的胜利，由此可见，李世民得人心的“手段”十分高明。
李靖
李靖李卫公，入则为相，出则为将，在唐初除了李世民之外，没有人可以像他这样文武兼备。
不过从唐朝开始李靖的形象就被歪曲，编出了什么虬髯客和红拂——难道李靖是拐骗妇女的人吗？一经加工，便一发不可收拾，于是本来比李世民大二十五六岁的李靖常被人们认为是和他差不多大，然后又演义出来一个类似于妖道型的军师形象，不过比之于徐茂公还是不错的，徐茂公被编的更像妖道。
其实很希望能看到一场李靖和李世民的交战，不过这是不可能了，因为跑去告密的他困在长安，结果就只能等着得罪了的人发落。可当时李靖身在马邑，怎么能看出来李渊要谋反呢？推测是李渊拉拢过李靖。李渊虽谨慎，但不是没向人说过自己的想法，除去自己的儿子，他和宇文士及就曾畅谈大事，可见，李渊不是一个心眼的死也不说，只要是他认定的人，会透露点东西。而李靖表面上也许答应，至少不会拒绝的太干脆，不然李渊哪能留个后患？然后李靖偷偷跑去要告密。真不知他是出于什么目的，难不成真要保隋？没想到山不转水转，自己转到了长安，李渊也转到了长安。要不是李世民求情，那么今天看到的记载顶多就是“马邑李靖欲往江都告密，滞长安。长安下，斩。”告密的行为李渊当然生气，但事先应该有准备，纸包不住火，总会有人告密的。因此单纯的告密李渊还不至于生那么大的气，当是李靖的背叛使然。李渊在乎的很可能就是李靖对自己的背叛。这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李渊后来一直对李靖不大放心。或许也正因此，李渊才格外对他注意，就连拖延出兵这样的小事都就想到要治他的死罪——李渊自己也知道那不是什么大事，要不然何不正大光明的定罪呢？幸亏李靖及时立了功，也幸亏那个接到李渊密旨的人没有照办，不然现在的记载则是“将军李靖，怯战，不出，斩。”总之武德年间，李靖一直跟着李孝恭，虽然也算是立了功，但总的来讲，还是有些不得志。
有着“崇高”追求的李世民，找到了李靖，可咱们李大将军真是遵纪守法好公民，主动放弃了这样一个立功的机会，硬是没答应。不过李世民后来倒也没计较，反而重用，这可不是一般的大气了。不过心理上的隔阂或许还是难免有一点的，比如刚灭完东突厥回来就是一个下马威，还有对于李靖的辞职，往常李世民都至少是挽留一番，这次则是允许李靖光荣退休了。当然，李靖的地位待遇一直还是很高的。毕竟李世民还没有那么阴鸷。
李靖最为人叫绝的是他的战绩和一部《李卫公问对》。贞观时期李世民不再方便亲自挂帅，也不像李渊那样非自己宗族者不得为帅，他起用的是两个外人，而且还是当初没支持自己的外人。于是李靖终于有了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灭东突厥一役，率三千奇兵攻定襄，又率一万精骑趁颉利不备一举成功，俘虏了当初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唐初对外的几场大仗，李靖多有参与，而且，也可说是常胜将军。另外，《问对》虽然经后人考证说是伪作，但这些却绝对是内部资料。看他们讨论奇正简直就跟讨论哲学一样，大有《老子》的风格。
但人总有老的时候，李靖后来无法再上战场了，但这个资源怎能轻易浪费？于是李靖又收了几个“徒弟”。可没想到，侯君集居然告了一状，说李靖是因为想谋反，所以根本没有把全部知识都传授下来。再问李靖，李靖则说侯君集要谋反所以才贪心的想学全部的东西……有句不雅的话叫“狗咬狗，一嘴毛”，虽然不中听，但倒是满形象的。事实很争气的验证了李靖的正确。不过李道宗也曾提醒李世民侯君集要谋反，看来这位侯将军还真是不小心呢，只是李世民好像没看出来，一直不肯相信。因为当初侯君集很忠心的跟着自己，所以是十分信任，也许在他看来，以前那样的凶险都过来了，现在又有什么理由背叛自己呢？这个不单是对大臣的信任，而且也是一种自信。但李世民没想到他竟然真的谋反了，和当初支持自己一样支持现任太子，为的都是大殿上的那个宝座。因而这份自信和对大臣的信任有所动摇，造成了后来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侯君集真是做了件天大的坏事，连累了自己的同僚啊。
李世勣
和李靖一样，李世勣也是一个在玄武门之变中没有支持李世民的人，也同样在后来受到重用，当然也李世民对他也一样有些不放心。
李世勣就是前文提到的徐茂公。小时候听评书听到这个名字，于是去翻书找，可是怎么都没找到。好容易找着一个字懋公的人，可是居然是姓李。后来才知道人家原来是被赐姓的。有些愤愤，本家一个这样子的名将，居然改姓李了……那么通常是称他为李世勣，虽然犹豫再三，决定本文也统一用“李世勣”，毕竟他活着的时候后半生都是姓这个姓的。
演义里把他写成一个神乎其神的妖道军师，想象一下的话肯定是一派文人气象，但历史上的李世勣十几岁就干起了杀人的营生，后来则成为名将，与文人似乎从来都没怎么挂钩。这倒是个大的趋势，唐初尚武，即使是文人而不会武也会被笑话。
李世勣有过两次全军覆没的惨痛经历，其中一次做了人家的俘虏，当然后来是逃回来了。只是这两次惨败实在有些不幸兼不光彩。尽管如此，仍然不影响他成为唐朝大大的名将。
李世勣在并州类似于流放一样一呆就是十几年，但这可不是流放或者皇帝的疏远，相反正是因为皇帝的信任才会这样，不然在一个地方呆十几年，除非是后来的蕃镇军阀。
为了给太子多找几个托孤的人，李世民便把李世勣调到了中央，就是在培养托孤的骨干力量了，所以着手拉拢他——之所以说是拉拢，是因为李世民最后一次动用心机暴露了他的真实态度。一次李世勣生病，大夫开出“须灰”这种药引。收买人心的机会不是很多，一定要抓住，而且丝毫不能犹豫，如果李世民顾虑剪了胡子之后不好看的话，那么这个机会就错过了。而且还不能用替代物，伪劣假冒的不行，货真价实才能打动人，而且最好还是让他看出来……也不知李世民当初有没有想过这些，不过他行动是很果断的，一看到这个药方，便立即动手剪胡子。还有一次李世勣居然在皇上面前喝醉了酒。不该啊不该，还好酒后的表现不是撒酒风，只是睡个觉而已。于是机会又来了——说句题外话，李世民大概是最会抓住机会的人了，看他收降尉迟恭时就是准确的把握了时机——解下自己的衣服，披在徐的身上。只是李世民要是得知后世另有个叫赵匡胤的小伙子就是因为黄袍加身当了皇帝，不知还会不会这么草率的把自己衣服给别人穿。而第三次，则撕下了罩在人际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利用关系——“如果他不听令，就杀了他”。印象中，唐太宗还真没这么阴沉着说过话。因此，李世勣本来是很值得我们同情的。然而，李世勣的反应也是超常，接到圣旨就立刻走掉了……
李世勣后来在立武后的问题上表现不如其他几位，于是难免遭到后人讥讽，又有人认为是对李世民的报复。李世勣在此事上表现是不尽如人意，但只怕他也不会想到日后会是那样子。而另外几人反对也未必是看到武后将怎么怎么不利于李唐，多半还是因为她身份的关系。这也未必有多高尚。
忽然间想起徐的好兄弟单雄信。事实上单雄信最后死时可不像锁五龙那样的戏里或是演义里那样死的多惊天动地，不但李世民没求他归顺，反而不同意徐为单的求情。不同意把此事归为李世民记仇，因为薛万彻、冯立、魏征、王珪这些当初的敌人他都可以不计前嫌，没理由认为他因为这件事而一定非杀单雄信不可。其实，单雄信轻于去就，翟让死则投李密，李密败则归王世充，王世充降又想求老朋友求情到大唐，的确不是很值得信任的人。因此李世民杀单雄信是可以理解的，不然很可能武德年间看到秦王势弱的单雄信会成为秦王府中第一个叛徒。而李世勣与单雄信的不同是，尽管他在窦建德那里受的待遇十分的好，但他仍绞尽脑汁的想办法回来，而如果是单雄信，还会那样逃回唐朝吗？
李世勣其实是有些别人说的圆滑，但这也可以解释为他不想参与政治斗争。李世勣对名节倒是真的在乎，他的弟弟李感被王世充抓到的时候就拒绝为之招降李世勣，当时他说：“家兄立身，不亏名节……”
最后死的时候李世勣还是很达观的，除了朝廷赐的药，其他的药全都不喝——似有些求死的意思。他不想自己的子孙像房遗爱那样败家，所以定下不肖子孙就要打死的规矩。李世勣说他不需要什么贵重宝物陪葬，只要一件朝服就够了，因为他还可以穿着它去见先帝，可见是十分的忠心了。但是他的孙儿徐敬业正是因为忠于李唐才会使全家遭殃。九泉之下，李世勣也只有摇头叹息了吧。
其实唐初大臣人数众多，很多还没有写，比如武后时期的名相狄仁杰等等，则且很多都很有说说的价值。但限于篇幅，也只能写到这里。
有了唐初大臣们丰富多彩的众生相，唐朝的凌烟阁从来都不会冷清。
房玄龄
太宗朝有名的宰相房玄龄，名乔，以字行。从年龄上，他比李世民整大了二十岁，在李世民自己的这拨人中，算是非常非常的长者。其实唐初大臣中，很少有比李世民还小的，即便是后起之秀的褚遂良，也是比李世民大着几岁，一般情况下，大个几岁、十几岁都不算很奇怪。不知他们是否把李世民当作小弟弟来看，不过他们倒真的对他很服帖，像屈突通那样的老将，是比李渊都大的，可是李世民一句话，便乖乖的替李世民去坐镇东都。
当房玄龄杖策谒见当时还是敦煌公的李世民时，不知可曾想到过以后的事。李世民可是有上级的啊，房玄龄却偏偏投奔他，再加上房玄龄那么老实的人，居然在兄弟相争之时出那么大的力，不得不让人有点怀疑他的动机。然而这却是房玄龄年轻时比较反对的事，大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他自己也卷了进来时，是根本不会想到以前的想法了。
当了宰相的房玄龄似乎有些无所作为，可是有句话叫“房谋杜断”，绝不是没来由的。和长孙无忌一样，房玄龄的“谋”在史书上也是不怎么记录的，而且，即便是记了下来，也未必能令人对他增加很多钦佩，所以不记未必是一件坏事。做李世民的谋士挺清闲也挺郁闷，一来人多，二来李世民本身就很有主意和判断力，不必像有些君王那样特别需要倚重别人来出主意，所以房玄龄在战争年代常做的事情就是替李世民回家去向李渊作报告。要是放在通讯那么发达的现代，房玄龄恐怕这时有失业的危险。好在不是总打仗，到了宫廷斗争的时候房玄龄还是很有一套，不然李世民也不会夸他在他当皇帝之前房的功劳最大了。
何以房玄龄当了宰相后显得那么软弱，甚至谨小慎微到了就是一句话也能把他吓的跪在地上请罪的地步。也许和对李世民的了解有关——前面不是提到了吗，房玄龄经常回去向李渊解释，李渊就说：“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但是对君王了解太多有时也不是好事，尤其是君王不愿意别人知道的事，难免会对知道的人有点异样的感觉。还有一点，了解越深，也越清楚的知道其为人。其实李世民还真不是那种过河便拆桥的人，更多时候还是更想保全他们，甚至希望就连他们的后代都能这样一直和平共处下去。但人总是会有自己比较忌讳的事的，而且脾气一上来若说真不想杀人也不是这样。房玄龄之所以谨慎也并非全无道理，所以他不像魏征那样敢于说话。有时同样的话从不同人口中说出来效果不见得会一样，魏征那么说，李世民可以接受，房玄龄说出来，也许李世民就会觉得生气。应该和亲疏程度不同有关，越是亲近的人，越在意他的话，而一个陌生人甚至破口大骂出来，气则气矣，未必会上心。
一提起大唐贤相，人们总是想起房杜、姚宋等等，可是杜如晦死的太早，而房玄龄又好像没干过什么，难免令人嗟叹。可是要从君主驾驭大臣的解度看，房玄龄却是一个“标准”的贤相。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来则能办事，去则无怨言，整个一个没脾气的人。起初李世民还对他说要他多说话多办事，可是后来就不说了，倒是对他发火的次数由少变多，又由多变少——很可能是李世民的自己的脾气也快被他磨没了。虽然把他赶回家若干次，可是宰相还是很乐意由他来当；虽然对他生气若干次，可是信任还是很信任。有人报告说房玄龄要谋反，房玄龄乖乖把人送到李世民那里，也不知心里怕不怕，反正最后除了又挨了一次“批”，什么事都没有——如果那样也叫批的话：“你怎么这么没自信？以后再有说这些话的人，你自己干掉”这种批就是多挨几次也无妨。贞观二十二年，病重的房玄龄于病榻上上表，劝谏朝中没有一个人敢劝谏的征高丽一事，当下李世民便落泪。还是那句话，毕竟是几十年的交情了。
魏征
说起贞观名臣，恐怕在“太宗纳谏、魏征进谏”的知名度下，人们多半第一个会想到魏征。魏征本身是东宫的太子洗马——小时候看到他的这个官职时着实笑了半天，脑海里又想起了孙悟空的弼马温。当然这个官名的意思可不是望文生义理解出来的那样，而是东宫中的一个谏官。不过好像也没看到他谏了什么，就是知道他劝李建成杀了李世民。因此有人以此证明李建成其实不像史书上写的什么声色犬马什么无能……当然史书中是夸大其辞，但这属于小事，想不出来李世民布在东宫的探子还要把这种事报告给他知道，另外，魏征后来当然不可能告诉李世民当初怎么怎么算计他，也不大可能会提到当初劝你哥什么什么事。以前的事，尽量还是提的越少越好。
面对胜利的李世民，魏征的话很值得玩味：“如果你哥要是听了我的话，那么今天这个阶下囚就会是你了。”正常情况下一个忠于故主的人大多会说什么“先太子冤枉啊，你杀了是他大逆不道（庸俗电视剧中庸俗台词，但确是很贴近真实情况）”，魏征此话当然和这个不一样，但也不像软弱投降者那样先痛骂一下故主然后表示效忠新主。他的话其实很中性，没有替自己辩解什么，大家反正都心知肚明，说那废话没用，但这样的话也并不过分激怒李世民——我的确当初谋算过你，可是他不听，没用。这就是魏征的老道了，他可以说在语言艺术上是很高明的。
说进谏，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说的好而且能管用。唐太宗起初用魏征其实就是用来进谏的：既然你摆出一副纳谏的姿态，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李世民其实很有口才，不管雄辩诡辩都很擅长，要是参加辩论会也肯定能拿个最佳辩手，可是即使这样，也经常被这老头气的没话说。比如有一次皇甫德参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可是李世民却曲解为“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最后当然是被魏征给劝住了。而且魏征还说，如果皇上你和大臣辩论辩的太多，那么别人就不敢再跟你说什么了。于是把李世民这条路也堵住，只好由着他们指点江山，挥斥方酋。
但渐渐也有了变化，像李世民那样的皇帝最终不想刚愎自用都很难。于是魏征的进谏也有了变化。所以说，魏征进谏当然还是更多为了国家，但同时他也是很聪明的，他是名臣，而不是忠臣。这是他自己说的，在太宗面前说起的时候，很是让李世民吃了一惊，但接下去魏征说忠臣往往都被皇帝杀了，但皇帝自己也都不得好报，这只是纯粹成就了大臣的名，但于国于君都无好处，不如名臣，既可全身，也可以有利于国君。这话说的不假，不过也从侧面反应了他不想因进谏而无谓牺牲。
魏征提出的问题当然大多数是有用的，可有些事情似乎也管得宽了。长孙皇后去世后，李世民在宫中搭了一个高台，经常登上去远望昭陵（也不知人自己看自己的陵墓是什么感觉，不过他当时是思念亡妻，大概不怎么想到这点吧）。有一次，他错误的把魏征也拉了上来，于是，这也宣告了这个台子被拆掉的结局——李世民要他看昭陵，他却装作没看见，李世民一不留神上了当，用手指给他看，哪知道，魏征竟然说：“啊，昭陵啊，早就看到了，我以为皇上说的是献陵（李渊的陵墓）。”这等于是说李世民只惦记着亡妻，却不想念亡父。这话是很刺耳啊，而且也毫不留情面，李世民当下就落下了眼泪，然后马上拆台——这可以算是魏征拆的台吧。要说皇后对魏征可是有过救命之恩的，可是他却拆皇后的“台”，心里暗暗想到一个词：人走茶凉……当然这件事不是这么曲解，只是觉得，人家夫妻伉俪情深，又是刚去世，思念一下不但正常，而且也难得啊，怎么能这么说人家？也许是吸取了教训，三年后到献陵去拜祭先父的时候，李世民那可是动了真感情，“皇帝至小次，降舆纳履，哭于阙门，西面再拜，恸绝不能兴。礼毕，改服入于寝宫，亲执馔，阅视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床前悲恸。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因此上这件事魏征真的是多虑了。
尉迟敬德
太宗手下最有名的武将莫过于尉迟恭，即尉迟敬德，在演义中并不是第一位的勇将，可是在史书中，却觉得这个第一的称号非他莫属。李玄霸、宇文成都、罗成这些小说中耳熟能详的人，实际上要么死的早，要么就是没有，像秦琼那样的被抬高，简直是件莫然其妙的事，程知节则被写成了一个废物一样的人。实际上，秦琼、程咬金等人应该都差不多，反正也没比过，谁更强些不好说。但是他们表现的机会却是没有尉迟恭的多。
尉迟恭本来是唐的敌人，甚至大唐还因为他牺牲了一个郡王级的烈士李孝基，不过要是没他，李世民就很有可能成为大唐的一个亲王级的烈士了。李渊本应很恼怒他才对，虽然不清楚他是怎么压下火来原谅尉迟恭，但可以猜到，其中李世民起了很大的作用。毕竟还是儿子亲些，所以那个仇也就不报了。
于是尉迟恭又成为秦王卫队的一员大将，属于保镖型将军。由敌人到嫡系，李世民在尉迟敬德的身上下的功夫还是真不小。如果不厚道一点用阴谋的角度来看，这实在是一个经典的“收买”案例。李世民当时拿出的钱虽多，但比不上后来李建成那一车的东西，可问题不在于钱有多少，而在于时机，更在于，李世民并不是纯粹的用钱来收买，他的以国士待之终于使得尉迟恭对他像豫让一样回报智伯。当时尉迟恭没有收，表明他是一个很有骨气的将军，同时也不是可以用钱来收买的小人。平常来说，一般很快的便找着机会报答不大可能，可是不久秦王就有一次遇险，被单雄信追的挺狼狈。自然了，这时便是尉迟恭嘿咻嘿咻的过来把敌人打跑。按说李世民自己也是很英武的，这样子狼狈还是第一次，如果再以阴谋的角度来看，这就像是有意落败，为了给尉迟一个立功的机会，好把那盘金银打发了。自然，也许我们冤枉了李世民，不过即使面对千军万马都不曾失色的秦王，这一次的表现确实有些蹊跷呢。
在诸多将军中，李世民似乎最愿意带着尉迟恭一起闯进沙场，一方面说明尉迟确实非常勇武，另一方面，在诸武将中，尉迟和秦王的关系似乎是最好的了。可能性格上有相通之处吧，因此比较投机。可以说，尉迟是绝对的秦王死党，他可以为了秦王一句赞马的话跑到敌阵中去夺马。只不过面对太子那车金银不大会变通。李世民说把金子收下来然后顺便打听情报固然是妙招，但真要这么做的话，只怕有点解释不清——毕竟尉迟是个武将，哪里有那么多心眼……既然敬酒没吃，后面肯定就是罚酒了。在狱中很是受了些苦，终于在李世民的求情之下出来了。于是出来之后的尉迟恭非常积极的劝李世民下手，并最终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掉了李元吉。
但，在以文治国的贞观年间，尉迟恭却有些有力无处使了，也许也很有失落感。有一次在晏会上居然动手打人，打的还是江夏王李道宗，可以想象，李世民得有多生气。不过还好，闯了这么大的祸也只是批评教育了事，算是警告处分吧。不过李世民居然提起刘邦来，这个是满吓人的——只是他不知道日后还有个名叫朱元璋的小伙子，比刘邦那是狠的多了。那么，话已至此，任谁以后都不能再犯，所以尉迟恭后来安安心心的过起了舒服日子，据说是信起佛来。有一次在电视看到一个节目说是某座寺院，里面还有供奉人尉迟恭的塑像。印象中的尉迟将军黑不溜楸，五大三粗，金刚怒目，威武狰狞……总之，是受了门神画的影响。然而看那塑像，黑确实是黑，但是面目却很周正，虽则刚武，却并不野蛮粗鲁，当时吃惊不小呢。
秦琼,程咬金
忽然想起秦琼来，这本来是唐史中挺平常的一位将军，不知怎么到了演义里就一下子那么威风起来，而且还编出了那么一个不平常的来历，以至于现在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事实上，秦琼的爸爸很多半不是来自于陈朝，而罗艺的妻子姓孟，当然不会是小说中宁夫人的妹妹。选这样一个人来神话，实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但秦琼确实非常骁勇，在美良川，曾大破尉迟恭，也就是“三鞭换两锏”故事的原型。但秦琼比较平和吧，在秦王府中没受到什么迫害，不像尉迟恭、程知节他们又是入狱又是调走。贞观中，秦琼多病，他把原因归于自己当初流了太多的血，这放在今天觉得有些好笑，但古人也许就是这样想的。看《红楼梦》里袭人有一次吐血，就以为自己是个废人了。如果拉他们到现代来献血的话，他们一定吓的够呛。
和秦琼常在一起的还有一位程知节，就是演义里那个草胞程咬金了。小说的力量真是无穷，这本来差不多的两个人（感觉程知节更勇猛一些），结果经过演义的改写，一个成了天神一般，一个则是令人哭笑不得，甚至他敢拿李世民做人质交给尉迟敬德。他和秦琼早年都在来护儿手下为将，后来都在瓦岗，瓦岗失败后也曾短暂的投奔王世充，奈何程知节认为王世充是个老巫婆所以不愿久留，于是两人阵前又一起投奔了唐军，后来又一起成了秦王的护从人员，一起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就是没有在一起死，程知节活到了高宗时期，结果老将军又挂了一次帅，却是失败告终，于是被罢官。尽管后来又封他为岐州刺史，但老迈的将军很有自知之明的主动辞职了。其实程咬金比秦琼更忠于李世民，当李渊要把他调走的时候，他说就是死也不走。秦王就是凭借这些忠心耿耿的属下才取得了政变的胜利，由此可见，李世民得人心的“手段”十分高明。
李靖
李靖李卫公，入则为相，出则为将，在唐初除了李世民之外，没有人可以像他这样文武兼备。
不过从唐朝开始李靖的形象就被歪曲，编出了什么虬髯客和红拂——难道李靖是拐骗妇女的人吗？一经加工，便一发不可收拾，于是本来比李世民大二十五六岁的李靖常被人们认为是和他差不多大，然后又演义出来一个类似于妖道型的军师形象，不过比之于徐茂公还是不错的，徐茂公被编的更像妖道。
其实很希望能看到一场李靖和李世民的交战，不过这是不可能了，因为跑去告密的他困在长安，结果就只能等着得罪了的人发落。可当时李靖身在马邑，怎么能看出来李渊要谋反呢？推测是李渊拉拢过李靖。李渊虽谨慎，但不是没向人说过自己的想法，除去自己的儿子，他和宇文士及就曾畅谈大事，可见，李渊不是一个心眼的死也不说，只要是他认定的人，会透露点东西。而李靖表面上也许答应，至少不会拒绝的太干脆，不然李渊哪能留个后患？然后李靖偷偷跑去要告密。真不知他是出于什么目的，难不成真要保隋？没想到山不转水转，自己转到了长安，李渊也转到了长安。要不是李世民求情，那么今天看到的记载顶多就是“马邑李靖欲往江都告密，滞长安。长安下，斩。”告密的行为李渊当然生气，但事先应该有准备，纸包不住火，总会有人告密的。因此单纯的告密李渊还不至于生那么大的气，当是李靖的背叛使然。李渊在乎的很可能就是李靖对自己的背叛。这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李渊后来一直对李靖不大放心。或许也正因此，李渊才格外对他注意，就连拖延出兵这样的小事都就想到要治他的死罪——李渊自己也知道那不是什么大事，要不然何不正大光明的定罪呢？幸亏李靖及时立了功，也幸亏那个接到李渊密旨的人没有照办，不然现在的记载则是“将军李靖，怯战，不出，斩。”总之武德年间，李靖一直跟着李孝恭，虽然也算是立了功，但总的来讲，还是有些不得志。
有着“崇高”追求的李世民，找到了李靖，可咱们李大将军真是遵纪守法好公民，主动放弃了这样一个立功的机会，硬是没答应。不过李世民后来倒也没计较，反而重用，这可不是一般的大气了。不过心理上的隔阂或许还是难免有一点的，比如刚灭完东突厥回来就是一个下马威，还有对于李靖的辞职，往常李世民都至少是挽留一番，这次则是允许李靖光荣退休了。当然，李靖的地位待遇一直还是很高的。毕竟李世民还没有那么阴鸷。
李靖最为人叫绝的是他的战绩和一部《李卫公问对》。贞观时期李世民不再方便亲自挂帅，也不像李渊那样非自己宗族者不得为帅，他起用的是两个外人，而且还是当初没支持自己的外人。于是李靖终于有了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灭东突厥一役，率三千奇兵攻定襄，又率一万精骑趁颉利不备一举成功，俘虏了当初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唐初对外的几场大仗，李靖多有参与，而且，也可说是常胜将军。另外，《问对》虽然经后人考证说是伪作，但这些却绝对是内部资料。看他们讨论奇正简直就跟讨论哲学一样，大有《老子》的风格。
但人总有老的时候，李靖后来无法再上战场了，但这个资源怎能轻易浪费？于是李靖又收了几个“徒弟”。可没想到，侯君集居然告了一状，说李靖是因为想谋反，所以根本没有把全部知识都传授下来。再问李靖，李靖则说侯君集要谋反所以才贪心的想学全部的东西……有句不雅的话叫“狗咬狗，一嘴毛”，虽然不中听，但倒是满形象的。事实很争气的验证了李靖的正确。不过李道宗也曾提醒李世民侯君集要谋反，看来这位侯将军还真是不小心呢，只是李世民好像没看出来，一直不肯相信。因为当初侯君集很忠心的跟着自己，所以是十分信任，也许在他看来，以前那样的凶险都过来了，现在又有什么理由背叛自己呢？这个不单是对大臣的信任，而且也是一种自信。但李世民没想到他竟然真的谋反了，和当初支持自己一样支持现任太子，为的都是大殿上的那个宝座。因而这份自信和对大臣的信任有所动摇，造成了后来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侯君集真是做了件天大的坏事，连累了自己的同僚啊。
李世勣
和李靖一样，李世勣也是一个在玄武门之变中没有支持李世民的人，也同样在后来受到重用，当然也李世民对他也一样有些不放心。
李世勣就是前文提到的徐茂公。小时候听评书听到这个名字，于是去翻书找，可是怎么都没找到。好容易找着一个字懋公的人，可是居然是姓李。后来才知道人家原来是被赐姓的。有些愤愤，本家一个这样子的名将，居然改姓李了……那么通常是称他为李世勣，虽然犹豫再三，决定本文也统一用“李世勣”，毕竟他活着的时候后半生都是姓这个姓的。
演义里把他写成一个神乎其神的妖道军师，想象一下的话肯定是一派文人气象，但历史上的李世勣十几岁就干起了杀人的营生，后来则成为名将，与文人似乎从来都没怎么挂钩。这倒是个大的趋势，唐初尚武，即使是文人而不会武也会被笑话。
李世勣有过两次全军覆没的惨痛经历，其中一次做了人家的俘虏，当然后来是逃回来了。只是这两次惨败实在有些不幸兼不光彩。尽管如此，仍然不影响他成为唐朝大大的名将。
李世勣在并州类似于流放一样一呆就是十几年，但这可不是流放或者皇帝的疏远，相反正是因为皇帝的信任才会这样，不然在一个地方呆十几年，除非是后来的蕃镇军阀。
为了给太子多找几个托孤的人，李世民便把李世勣调到了中央，就是在培养托孤的骨干力量了，所以着手拉拢他——之所以说是拉拢，是因为李世民最后一次动用心机暴露了他的真实态度。一次李世勣生病，大夫开出“须灰”这种药引。收买人心的机会不是很多，一定要抓住，而且丝毫不能犹豫，如果李世民顾虑剪了胡子之后不好看的话，那么这个机会就错过了。而且还不能用替代物，伪劣假冒的不行，货真价实才能打动人，而且最好还是让他看出来……也不知李世民当初有没有想过这些，不过他行动是很果断的，一看到这个药方，便立即动手剪胡子。还有一次李世勣居然在皇上面前喝醉了酒。不该啊不该，还好酒后的表现不是撒酒风，只是睡个觉而已。于是机会又来了——说句题外话，李世民大概是最会抓住机会的人了，看他收降尉迟恭时就是准确的把握了时机——解下自己的衣服，披在徐的身上。只是李世民要是得知后世另有个叫赵匡胤的小伙子就是因为黄袍加身当了皇帝，不知还会不会这么草率的把自己衣服给别人穿。而第三次，则撕下了罩在人际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利用关系——“如果他不听令，就杀了他”。印象中，唐太宗还真没这么阴沉着说过话。因此，李世勣本来是很值得我们同情的。然而，李世勣的反应也是超常，接到圣旨就立刻走掉了……
李世勣后来在立武后的问题上表现不如其他几位，于是难免遭到后人讥讽，又有人认为是对李世民的报复。李世勣在此事上表现是不尽如人意，但只怕他也不会想到日后会是那样子。而另外几人反对也未必是看到武后将怎么怎么不利于李唐，多半还是因为她身份的关系。这也未必有多高尚。
忽然间想起徐的好兄弟单雄信。事实上单雄信最后死时可不像锁五龙那样的戏里或是演义里那样死的多惊天动地，不但李世民没求他归顺，反而不同意徐为单的求情。不同意把此事归为李世民记仇，因为薛万彻、冯立、魏征、王珪这些当初的敌人他都可以不计前嫌，没理由认为他因为这件事而一定非杀单雄信不可。其实，单雄信轻于去就，翟让死则投李密，李密败则归王世充，王世充降又想求老朋友求情到大唐，的确不是很值得信任的人。因此李世民杀单雄信是可以理解的，不然很可能武德年间看到秦王势弱的单雄信会成为秦王府中第一个叛徒。而李世勣与单雄信的不同是，尽管他在窦建德那里受的待遇十分的好，但他仍绞尽脑汁的想办法回来，而如果是单雄信，还会那样逃回唐朝吗？
李世勣其实是有些别人说的圆滑，但这也可以解释为他不想参与政治斗争。李世勣对名节倒是真的在乎，他的弟弟李感被王世充抓到的时候就拒绝为之招降李世勣，当时他说：“家兄立身，不亏名节……”
最后死的时候李世勣还是很达观的，除了朝廷赐的药，其他的药全都不喝——似有些求死的意思。他不想自己的子孙像房遗爱那样败家，所以定下不肖子孙就要打死的规矩。李世勣说他不需要什么贵重宝物陪葬，只要一件朝服就够了，因为他还可以穿着它去见先帝，可见是十分的忠心了。但是他的孙儿徐敬业正是因为忠于李唐才会使全家遭殃。九泉之下，李世勣也只有摇头叹息了吧。
其实唐初大臣人数众多，很多还没有写，比如武后时期的名相狄仁杰等等，则且很多都很有说说的价值。但限于篇幅，也只能写到这里。
有了唐初大臣们丰富多彩的众生相，唐朝的凌烟阁从来都不会冷清。
上篇里主要写了很多隋朝旧臣，那么除了他们，还有一些是跟着李氏父子在晋阳起义的功臣，除了刘裴之外，还有温大雅兄弟、唐俭、长孙顺德等等。
温大雅兄弟
温大雅最有名的就是他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现在很多人说“起兵时李渊是多么的勇武，而李世民只是个陪衬”，参考的就是这三卷书。不错，新旧唐书是有溢美李世民之嫌，而起居注则是在溢美李渊。不过起居注还是补充了很多史实的，比如李渊下狱都说过什么话，这些新旧唐书是没有的。温大雅算是秦王党的人了，他曾数陈秘策，只是不知说了些什么，李世民后来就是派他去洛阳的（李世民对洛阳很重视，所以派去洛阳的有好几个，张亮、温大雅、屈突通，不过各人时期不同，任务也有所差别）。温大雅对自己的弟弟很好，他改葬祖父时占卜出来是害兄而福弟，温大雅笑笑说如果弟弟能够安康，那么他就含笑九泉了。结果过了一年多就死了。古时的占卜貌似很准，想想真是有点可怕的神秘感。
温大雅的弟弟温大临，字彦博，基本上和汉朝的陆贾、郦食其做的工作差不多，属于专业外交人才。史书上说他“声韵高朗，响溢殿庭，进止雍容，观者拭目”，比较的引人注目。李渊有一次让李世民去宣诏，宣完之后问旁边的人说：“何如温大临？”史书上说是见重如此，可感觉李渊好像是不大甘心让别人压过自己的孩子呢。不过也不必把他想象的多么英俊潇洒，温大临贞观十一年去世时年纪是六十四岁了，推到武德中怎么也是五十多岁，古人重视的是气质……温大临在突厥比较的不走运，被扣了好几年。但不幸中的万幸是，颉利可汗没有想出什么类似于公羊下崽这样的怪招来为难他，后来贞观二年唐朝又把他弄了回来，所以不至于惨到像苏武那样一辈子全都贡献在外交事业上。不知在阴山脚下的温彦博，有没有迎着朔风颤抖着唱：苏武留胡节不辱……
如果说温大临有一段时间不走运，那么温大有就更不走运了，曾指导过建成、世民西河一战的温大有本来很有前途，只是死的实在太早，武德元年就去世了。
此外还有好多可算是唐朝“嫡系”（一开始就跟着李氏家族）的武将，比如被称作唐的卫青马三宝(当然他和卫青是比不了的)、殷开山、刘弘基、丘行恭等人。不一一细说了，马殷刘三人小说中常作为无能的唐朝老将出现，而洛阳之战中把自己的马让与李世民的丘行恭则有幸被刻在了昭陵六骏中飒露紫的浮雕上——只是他的帽子好怪，当时是在战场上，难道不顶盔贯甲吗？
每个朝代都少不了一大堆的皇亲国戚，李家自家的人自然也有很多。说到李唐宗室，大部分扮演的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中的那个鸡犬，其中记载武德以前事迹的只有三个人，其余的人差不多都是从武德时记录的。估计本来他们之间走亲戚走的并不频繁，但大唐一立国，一下子亲人人数就猛涨了若干倍。李渊倒是很大方，也是为了巩固自己宗室，基本上都封了郡，因此郡王在武德时期很滥。到了贞观时期，李世民自然不用再担心这个，所以除了有功的之外其余的全都降了公。
有三个人比较有意思，就是李孝恭、李神通和李道宗。
李孝恭
李孝恭是李渊的堂侄，武德时为赵郡王，贞观时为河间郡王。大唐开国之初立功最多的，除了李世民，就是他了。如果说李世民一直是在北方对抗劲敌，那么李孝恭则是在清理南方的反王。
实际上李孝恭得以出兵征萧铣，也是自己争取来的，他数次向高祖进言，所以才会让他去。江南由于有李靖在，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得力助手，再加上李孝恭本人的确有才华，而且当时萧铣的实力也并不太强，因此比较顺利的将江陵拿下。
武德六年，辅公祐谋反。在《全唐文》中，一有道李渊的诏书，《讨辅公祐诏》。诏书中很明确的写着让李世民做江州道行军元帅去征讨，但最后出兵的并不是他，而是赵郡王李孝恭。联系当时的时间，太子与秦王争斗之势已形成，那么不得不令人怀疑，之所以没有让李世民出兵，很可能与此有关。不过当时李世民是正在并州防备突厥。但如果此时班师回朝，也是来的及的，毕竟朝廷正式出兵是在几个月后，应该不会很仓促，何况李世民以进军神速著称。莫非李世民此时有意以此要挟？通鉴中有一句话：十月，“秦王世民犹在并州，己未，诏世民引军还。”一个“犹”字不免令人生疑，犹在并州，意思应该是说他仍然停留在并州，这是有主动性的。到了己未日，诏引军还，下诏令他回来，似乎有强制性。联想到此后李世民颇有失宠的趋势，很可能这次触怒了李渊，从此将他搁置。这么解释可能有点抠字眼，而且如果这句话再细细品味又可以解释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意思：直到十月李世民仍被留在并州，己未日才下诏让他回来。这样则李世民留在并州是被迫的了。那么两种解释哪个对？个人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因为这样与若干事联系在一起比较符合逻辑，否则李渊刚下诏让他去讨辅公祐，没有理由不让他回来。自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两个解释都不对……
最终征讨辅公祐的人是李孝恭，这应该也与他身在荆州离的比较近有关。辅公祐势力不强打败不难，倒是出征前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当时李孝恭按例进行战前动员，不想杯中酒忽然间一下子变红了——我辈化学已弃置多年，印象中能一下子变红的最简单的也就是碱遇上酚酞，不过李孝恭弄一堆碱和酚酞放到酒里然后一饮而尽，实在不好想象。总之李孝恭很豪气的把酒喝了，说这是辅公祐授首的象征，所以大家也跟着一起豪气冲天。
征讨辅公祐时，得到了杜伏威的义子阚稜相助。说起来，李孝恭可有点对不住这个阚稜。本来阚稜是跟着李孝恭去平叛的，在两军对垒时出了不少力，他喊了一句“汝不识我邪？何敢来战”，就有好多旧部投降了。然而李孝恭在没收反叛人员财产的时候，不但把杜伏威、王雄涎的没收了，而且阚稜的家产也跟着一起被没收——杜王二人家产当然也不该没收，但一个远在长安，一个早已经就义，而阚稜却是正在军中啊，这就是故意的了。家产被没收，阚稜当然不愿意，这放到谁身上也受不了，也难怪他会发火，可最后李孝恭就是因此以谋反罪名杀了他。也许阚稜当时还在等着封赏，没想到等到的却是被杀这样一个下场。说起来真有些让人齿冷。
李孝恭本身应该不至于此。自然，阚稜的“自恃功高，颇多矜伐”可能也触怒了李孝恭，但他这样对待阚稜，或许是有政治上的因素，于是不禁令人想到当时的宫廷斗争。这样一来就牵扯很多事情了，比如李孝恭的立场如何，以及杜伏威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按说杜伏威在其中应该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毕竟他只是一个投降的反王，理应老老实实的在长安过日子，对兄弟之争不该介入。但我们看到杜伏威后来是毒发身亡，死后又受到李孝恭诬陷，如果解释为李渊为了去掉一个心腹大患的话，那么，数年之后李世民为他平反就不一般了。武德时期李渊冤杀的人不少，但李世民后来平反的一个是刘文静，另一个就是杜伏威，而窦建德、王世充等人都不再提起。一般前一个皇帝制造的冤假错案，后面的皇帝不会平反（毕竟是爸爸嘛，平反就等于说爸爸做错事了），例如后来李世民冤杀了刘洎，高宗时虽然刘的儿子上书要求平反而且李治也知道那是件冤案，但仍然按照原先的判处。李世民为刘文静平反，是与他自身有关的。而杜伏威是在贞观元年平反，比刘文静尚早了两年，一方面说明杜伏威和他应该有些关联，也就是说，杜伏威曾介入了兄弟之争；另一方面，则此事的平反应该不会太驳李渊的面子，毕竟当初诬陷杜伏威的人是李孝恭，或者再深入些，是李建成，都无所谓，因为李建成已经授首，而李孝恭在玄武门之变后的一段时间内正接受审查。为杜伏威平反一事，也许和审查拘押李孝恭有关。既然杜伏威与李世民可能有些关联，而李孝恭则很有可能倾向于李建成（或许此事就是受命于他），那么发生在江淮军中的冤案也就不难理解。杜伏威起义时年方十七岁，比李世民稍大一些，政治上并不老辣，加之入京之后李渊使他的地位在李元吉之上，也就是大唐的第四号人物，这样的一个假象也许蒙蔽了他，使他失去了政治上的警惕。而当时李世民如果想到要拉这样一个友军的话也情有可缘，对于杜伏威来说，如能找到一个可以保全自己的李唐王室的人，也是求之不得。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推断杜伏威应该是不明智的介入了这个斗争，引起了李建成、李元吉的不满——李元吉的不满应很正常，毕竟这样一个外人位在自己之上是很恼火的；李建成则因为杜伏威相助他的对手而恼怒，所以利用江淮叛乱彻底的打倒了杜伏威的势力，从而也打击了李世民。
那李孝恭的立场则是倾向于李建成。除去上面的猜测以外，还有几件事情。一是玄武门之变后，上面提过的李孝恭被拘押，这件事李孝恭传里面没有直写，太宗本纪自然也不会记这不快乐的一笔，按官方的话说还是：太宗“亲重之，宗室莫比也”。但是细看李瑗传的话，则发现有这样一句“且赵郡王前已属吏”。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李瑗是明确写着是太子一党的人物，事变之后很害怕，朝廷这时派人来召他进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的李瑗和王君廓商议时，王君廓说了这样一句，然后后面又为他展望了一下惨淡的将来，于是李瑗下决心造反。李瑗在征萧铣的时候曾和李孝恭在一起过，那么两人政见上应该比较投合（一般应该是这样，李世民、李元吉是例外）。而且这句话本身就露了玄机，无事为什么要拘押？另外，李孝恭是武德时期除了李世民之外功劳最大的人，他也非常之有统率之才，但贞观时期再也没有带兵的机会，而李道宗则作为宗室中的大将时常出征，这不是也透露出一些信息？李孝恭本人“性奢豪”，这样的人一般比较张扬，但贞观中他的表现是“宽恕退让，无矜伐色”，而且他也很担忧自己死后他的儿子们能否守住家业，可以说是相当的谨慎。为什么？因为他和李世民比较疏远，或者曾经得罪过他。虽说李世民不记旧仇，但实际上太宗所用很多仍为秦府旧人，对于他们他可以完全的放心，对于当初的中间派他可以亲任，对于当初的仇人他可以放下旧怨，但不免以心计城府待之。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必苛责。而且就算是太宗完全不计较，但那些人心中也难以安定，像魏征、王珪那样能得到重用的人能有多少。因此李孝恭介入了宫廷斗争而且是站在李建成一方，基本上可以肯定下来。只不过李孝恭比较聪明，在被召入朝中的时候没有抵抗，或者说来不及抵抗——他的目标比李瑗大，李世民应该先想起来的是他，或者直接就是派兵给抓走的。但李世民也没有太为难他，顶多就是剥夺了政治权利，而待遇依然优厚，并且对外仍是一个亲重的表象。对于李孝恭，这已是莫大的安慰了，还能强求什么呢？
李神通
李神通，其实叫李寿，但是史书上没有记载，如果不是考古，谁也不知道神通其实是字。他是被记载武德年间之前做了些什么事的三个人当中的一个，他的儿子李道彦是另一个，其实两人是一回事，都是因为李渊起兵受连累，不得不跑到南山中避祸。山里的逃亡生活还是比较苦的，以至于他的儿子李道彦下山去讨饭——注意，是真正的乞丐那样的讨饭，这对于一个生在贵族家庭里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受罪的。而且讨来饭之后有时他并不吃，而是先济着自己的父亲，实在可以算是李家孝子的代表。当然他们还不是最惨的，李神符也就是李神通的弟弟，即第三个被记载武德之前做了什么事的人（也实在大有商议，只能算是起兵时的表现），在李渊起兵之后被抓了起来投入大狱。他是惨，但是没丢性命，真正在起兵时就牺牲的第一个烈士，就是李渊的亲儿子李智云了，他是李渊庶出的儿子，在李建成、李元吉一起逃走的时候被抛弃然后被官兵抓到杀掉。毕竟起义是要付出代价的。
李神通在山里苦熬了一阵子，后来当李渊的三女儿平阳公主到来之后，李神通就与他们合兵一处，干脆一起造起反来。别看这样，这还是很难得的，毕竟是响应了义兵，所以李神通后来也很以此为荣，要不然李渊为什么在他败给窦建德之后又很信任的让他去讨刘黑闼呢？只是他实在不够争气。武德后期李神通在兄弟之争中是倾向于李世民的，虽然李世民对于他的功业多半不以为然，但好歹有一个宗室的支持者也比没有强。武德九年的中毒事件，就是李神通把李世民扶回了秦王府。
关于李神通，我们也不多评价什么了，李世民曾有一段话，基本上概括了李神通的“功业”：“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馀烬，叔父望风奔北。……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李世民揭穿了李神通举兵的实质其实是为了自保——这种话李渊大概是说不出来的，顶多心照不宣，而像“全军覆没”、“望风奔北”这样的词居然都拿出来了，真不是一般的不留情面。但后面说的倒是实情，李世民后来对李神通及他的儿子还是很不错的。
李道宗
李道宗是李世民的堂弟，先封任城王，后来则为江夏王。他最初时封为略阳郡公，当然靠的是他宗室的身份。武德二年随李世民出征时，李道宗年方十七岁，此前当然不可能建立什么功业。但少年的李道宗首次出战便显示了他的才能。在一次成功却敌之后，李渊说道宗和曹操那个很能打的儿子任城王曹彰差不多，所以也封他为任城王。跟着李世民一起去征讨刘武周、宋金刚的，还有李道玄，他比李道宗还要小两岁，这时年方十五岁。他们虽然不是亲兄弟，但相互之间也得用兄弟来称呼，李世民当时也不过二十岁出头，就带着这两个小弟弟上战场，可见李家确实是以勇武著称的军事贵族。当时征刘武周的还有一个人，李道宗的亲叔叔李孝基，这位就比较惨了，就是不幸被尉迟敬德杀掉的那个烈士，战后他的尸体找不着，只好招魂以葬。不过后来李道玄死于另一个姓刘的反王手中，非常可惜。
李道宗和李道玄都是和李世民一起打仗过来的，比较亲密，而从李世民对他们的态度也基本可以断定他们的倾向性。道玄早死，而道宗在贞观时期还是很受重用的。其实李世民对宗室并不“好”，他没有延续李渊那样的政策把一大家族的人都封为王公，相反在武德九年上台不久，就把除了有功有几个人之外的所有郡王降为了县公。他这样做既精减了政府开支，同时这样做的背后很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李世民自身地位的稳固并不靠着他的这个宗室，而是完全建立在秦府人员的忠心上，而且他很自信能够控制大局，没有李渊那种担心，所以他没必要将宗室武装的很强大。甚至，和李渊的目的“强宗室”相反，李世民就是为了削弱宗室的实力——这是显而易见的，除却节省一大笔开支之外，降封最主要的结果无疑就是这个。为什么要削弱宗室的实力呢？很可能是因为宗室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李世民的执政，也就是说，李世民得到宗室的支持并不很多。目前比较可靠的就是李道宗、李道玄和李神通是秦王一派——不支持自己，李世民很可能不会去计较，但曾支持过自己的人，他都是很知恩图报的。由他对这三个人比较好如此推测应该没错。而李瑗、李艺（虽然罗艺是外人，但赐姓后实际上就属于宗室了）则是因为阿附李建成而死的，还有上面提过的李孝恭。如此看来，当初支持李建成的人应该还有。即使是持中立态度，也是变相的支持当时的李建成。因为李世民的胜利只有以夺得太子或皇帝之位才算成功，如果是原状的话，那等于还是失败了。那么，为什么李世民在宗室得到的支持要少于李建成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年龄结构，李瑗、李孝恭都比李世民大，李孝恭贞观十四年去世是五十岁，九年后五十一岁（按李世民公元599年计算，至649年加一为虚岁）的李世民去世，也就是说李孝恭比李世民大九岁，和李建成的年龄极其相近。而李道宗、李道玄都比李世民小几岁，基本算是一个年龄段。这就是年岁上的代沟问题了，毕竟年龄越相近越合的来嘛。另外李氏家族传统观念似乎比较强，李建成是名正言顺的长子，得到的支持更多是合情理的。而能得到李神通这样一位长辈的支持在李世民来说是比较珍贵的。可惜，李神通功绩不显，李道宗他们则太小，几个人说话份量都不重，不像李孝恭那样说几句话肯定是有作用的。
李道宗在贞观年间是朝中一员不可多得的大将，参与了灭突厥一战。可惜后来他有一次贪污，结果当然是罢免了，不过第二年就恢复了官位。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吐蕃和亲，就是派李道宗送去的。一般派去护送的人员，有时会和“公主”有些关系，一般是父兄。见到松赞干布时，“赞普大喜，见道宗，尽子婿礼”。基于此我们猜测文成主公就是他的女儿。自然可以说因为李道宗代表了皇帝，所以松赞干布对他行子婿礼是应该的。但并不是所有护送人员都受到这样的礼遇，比如后来金城公主和亲时没有这样的记载。李道宗似乎和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关系不好，因此高宗时发生房遗爱的谋反后，李道宗被诬陷与房遗爱很亲密，结果被流放到象州。李道宗死时才五十四岁。其实李道宗是个挺不错的人，可惜最后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而且在现在的评书中，李道宗竟然是以一个奸王爷的形象出现。史载贞观六年有一次晏会，尉迟敬德因为气愤有一个功劳不如他的人坐在了他的上位，大怒道：“汝何功，坐我上！”眼看就要起争端，坐在尉迟敬德下手的李道宗赶快来劝架，结果被尉迟敬德一拳打在了眼上，差点瞎了，相信当时李道宗一定是半只熊猫的形象……事后尉迟恭被教训了一顿，而李道宗则没有非要讨一个说法，当然如果他非要讨个什么说法，也多半是碰一鼻子灰。就是这件事，到了评书小说里，则成了尉迟恭痛打奸王——李道宗真是够冤啊。
李唐后来宗室里还有几位比较有名，只说两个，一个是李思训，是唐朝著名的画家，被奉为北宗画派的领袖；另一个是李林甫，就是唐玄宗时期有名的奸相，不过他不能算在初唐人物里了。
自然，除却宗室，还有外戚、驸马的一大堆。比如平阳公主的驸马柴绍、武德时期的国舅窦轨、窦诞等。本来独孤怀恩可是李渊的表兄弟，但他却谋反而亡身，奈何奈何。
窦威是窦夫人的堂兄，有一次李渊跟他聊天，说到北周有八柱国，窦氏和李氏都在其中，现在自己已经是皇帝了，窦威却是内史令，问他是不是感觉很不平。李渊总爱问别人这个问题，独孤怀恩的谋反就和他问 “姑之子皆已为天子，次应至舅之子乎”有关。窦威的回答很规矩也很狡黠，说他们窦家在汉朝时就两次是外戚(这当然不可信，窦威是鲜卑人，而汉朝时的窦家都是汉族人)，到了南北朝时又有三次，现在家里又出来皇后了，是十分荣幸的事。李渊笑着说你们家世代都是皇亲国戚，“不亦贵乎”？
而初唐最有名的外戚，则非长孙无忌莫属。但是我对凌烟阁上第一功臣国舅长孙无忌却有点无话可说。这个无话可说，倒不是什么佩服的五体投地而无话可说，而是真的没什么感觉，甚至以前对这个人物是有些反感的，原因说来有些荒唐，居然就是因为人家是国舅……说是偏见吧，可很俗很俗的电视中国舅、国丈没有几个是好的，不倚势欺人就算是客气的了。再加上小时候学历史，讲到东汉的衰落时，有一条重要的因素就是外戚和宦官的轮流揽政。所以基本上是条件反射，对国舅这个词没什么好感。然而历史可不是肥皂剧那么简单，国舅当中很多还是有才华的，只不过不同的是，他们比别人有着更多的机会。比如卫青，如果按正常渠道的话，基本上后来挂帅出征是没戏的；就像李广，“良家子”啊，尚且如此，更何况卫青本来的身份只是个奴仆。不过卫青和姐姐卫子夫找对了东家，而李广就只好去哀叹生不逢时。小时候有一次看到长孙无忌主动辞职而李世民怎么也不肯答应的记载，竟有些愤愤。可是后来看唐史时才发现，李世民倒的确是不怎么同意大臣辞职的（李靖的情况有些特殊）。而后来长孙无忌还是一直坚持，因而这件事上倒对他有些好感。
要说长孙无忌才华也是挺出众的，只是要想找到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怕是没有。不错，唐律的确是他主持修改的，可感觉那件事也不是什么特别难办的吧。凌烟阁上的排位李世民倒真有些偏心了。但，长孙无忌未必是没做什么，或许是史书中不敢记载。比如玄武门之变，那时候在李世民面前提这件事还是不大好的。即使是高宗时去世的尉迟敬德，事变中杀死齐王元吉的“功劳”在墓志上都不曾提及。所以，除了看到长孙无忌等人整天劝李世民之外，就真的看不到什么了。
至贞观后期，基本上贞观重臣老的老，死的死，长孙无忌成为举足轻重的大臣，即便是废立太子，如果没有长孙无忌的同意，李世民竟也不敢轻举妄动。于此李世民偶尔也会抱怨一下，比如在长孙反对立吴王恪的时候，李世民一句“你是不是因为这孩子不是你亲外甥才反对啊”是有一些不给他面子的。但抱怨归抱怨，毕竟长孙所代表的陇西贵族是朝廷的一大支柱，还有他也是将来可以贯彻自己政策的大臣，另外，毕竟几十年的交情。
李世民对他十分的倚重，以其为托孤重臣。只是后来长孙无忌真的有点放肆了，连宗室贵族都不放过。比如冤杀吴王恪——这件事令很多人讨厌起长孙来，连毛主席对此都有微词。不过，令我更加同情的并非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展现出来的单单凭着一句“吴王类我”而著名的李恪，而是为大唐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江夏王李道宗。因为有了这些事情使长孙无忌的形象打了折扣。挺为长孙无忌叫屈，这才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唐朝初立之时，自然要有旧臣的拥戴和亲贵的出力，但单是如此，则未免沉闷。下一篇要介绍朝堂之上的新鲜血液——有了他们，唐初的舞台格外绚丽多彩。
温大雅兄弟
温大雅最有名的就是他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现在很多人说“起兵时李渊是多么的勇武，而李世民只是个陪衬”，参考的就是这三卷书。不错，新旧唐书是有溢美李世民之嫌，而起居注则是在溢美李渊。不过起居注还是补充了很多史实的，比如李渊下狱都说过什么话，这些新旧唐书是没有的。温大雅算是秦王党的人了，他曾数陈秘策，只是不知说了些什么，李世民后来就是派他去洛阳的（李世民对洛阳很重视，所以派去洛阳的有好几个，张亮、温大雅、屈突通，不过各人时期不同，任务也有所差别）。温大雅对自己的弟弟很好，他改葬祖父时占卜出来是害兄而福弟，温大雅笑笑说如果弟弟能够安康，那么他就含笑九泉了。结果过了一年多就死了。古时的占卜貌似很准，想想真是有点可怕的神秘感。
温大雅的弟弟温大临，字彦博，基本上和汉朝的陆贾、郦食其做的工作差不多，属于专业外交人才。史书上说他“声韵高朗，响溢殿庭，进止雍容，观者拭目”，比较的引人注目。李渊有一次让李世民去宣诏，宣完之后问旁边的人说：“何如温大临？”史书上说是见重如此，可感觉李渊好像是不大甘心让别人压过自己的孩子呢。不过也不必把他想象的多么英俊潇洒，温大临贞观十一年去世时年纪是六十四岁了，推到武德中怎么也是五十多岁，古人重视的是气质……温大临在突厥比较的不走运，被扣了好几年。但不幸中的万幸是，颉利可汗没有想出什么类似于公羊下崽这样的怪招来为难他，后来贞观二年唐朝又把他弄了回来，所以不至于惨到像苏武那样一辈子全都贡献在外交事业上。不知在阴山脚下的温彦博，有没有迎着朔风颤抖着唱：苏武留胡节不辱……
如果说温大临有一段时间不走运，那么温大有就更不走运了，曾指导过建成、世民西河一战的温大有本来很有前途，只是死的实在太早，武德元年就去世了。
此外还有好多可算是唐朝“嫡系”（一开始就跟着李氏家族）的武将，比如被称作唐的卫青马三宝(当然他和卫青是比不了的)、殷开山、刘弘基、丘行恭等人。不一一细说了，马殷刘三人小说中常作为无能的唐朝老将出现，而洛阳之战中把自己的马让与李世民的丘行恭则有幸被刻在了昭陵六骏中飒露紫的浮雕上——只是他的帽子好怪，当时是在战场上，难道不顶盔贯甲吗？
每个朝代都少不了一大堆的皇亲国戚，李家自家的人自然也有很多。说到李唐宗室，大部分扮演的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中的那个鸡犬，其中记载武德以前事迹的只有三个人，其余的人差不多都是从武德时记录的。估计本来他们之间走亲戚走的并不频繁，但大唐一立国，一下子亲人人数就猛涨了若干倍。李渊倒是很大方，也是为了巩固自己宗室，基本上都封了郡，因此郡王在武德时期很滥。到了贞观时期，李世民自然不用再担心这个，所以除了有功的之外其余的全都降了公。
有三个人比较有意思，就是李孝恭、李神通和李道宗。
李孝恭
李孝恭是李渊的堂侄，武德时为赵郡王，贞观时为河间郡王。大唐开国之初立功最多的，除了李世民，就是他了。如果说李世民一直是在北方对抗劲敌，那么李孝恭则是在清理南方的反王。
实际上李孝恭得以出兵征萧铣，也是自己争取来的，他数次向高祖进言，所以才会让他去。江南由于有李靖在，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得力助手，再加上李孝恭本人的确有才华，而且当时萧铣的实力也并不太强，因此比较顺利的将江陵拿下。
武德六年，辅公祐谋反。在《全唐文》中，一有道李渊的诏书，《讨辅公祐诏》。诏书中很明确的写着让李世民做江州道行军元帅去征讨，但最后出兵的并不是他，而是赵郡王李孝恭。联系当时的时间，太子与秦王争斗之势已形成，那么不得不令人怀疑，之所以没有让李世民出兵，很可能与此有关。不过当时李世民是正在并州防备突厥。但如果此时班师回朝，也是来的及的，毕竟朝廷正式出兵是在几个月后，应该不会很仓促，何况李世民以进军神速著称。莫非李世民此时有意以此要挟？通鉴中有一句话：十月，“秦王世民犹在并州，己未，诏世民引军还。”一个“犹”字不免令人生疑，犹在并州，意思应该是说他仍然停留在并州，这是有主动性的。到了己未日，诏引军还，下诏令他回来，似乎有强制性。联想到此后李世民颇有失宠的趋势，很可能这次触怒了李渊，从此将他搁置。这么解释可能有点抠字眼，而且如果这句话再细细品味又可以解释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意思：直到十月李世民仍被留在并州，己未日才下诏让他回来。这样则李世民留在并州是被迫的了。那么两种解释哪个对？个人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因为这样与若干事联系在一起比较符合逻辑，否则李渊刚下诏让他去讨辅公祐，没有理由不让他回来。自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两个解释都不对……
最终征讨辅公祐的人是李孝恭，这应该也与他身在荆州离的比较近有关。辅公祐势力不强打败不难，倒是出征前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当时李孝恭按例进行战前动员，不想杯中酒忽然间一下子变红了——我辈化学已弃置多年，印象中能一下子变红的最简单的也就是碱遇上酚酞，不过李孝恭弄一堆碱和酚酞放到酒里然后一饮而尽，实在不好想象。总之李孝恭很豪气的把酒喝了，说这是辅公祐授首的象征，所以大家也跟着一起豪气冲天。
征讨辅公祐时，得到了杜伏威的义子阚稜相助。说起来，李孝恭可有点对不住这个阚稜。本来阚稜是跟着李孝恭去平叛的，在两军对垒时出了不少力，他喊了一句“汝不识我邪？何敢来战”，就有好多旧部投降了。然而李孝恭在没收反叛人员财产的时候，不但把杜伏威、王雄涎的没收了，而且阚稜的家产也跟着一起被没收——杜王二人家产当然也不该没收，但一个远在长安，一个早已经就义，而阚稜却是正在军中啊，这就是故意的了。家产被没收，阚稜当然不愿意，这放到谁身上也受不了，也难怪他会发火，可最后李孝恭就是因此以谋反罪名杀了他。也许阚稜当时还在等着封赏，没想到等到的却是被杀这样一个下场。说起来真有些让人齿冷。
李孝恭本身应该不至于此。自然，阚稜的“自恃功高，颇多矜伐”可能也触怒了李孝恭，但他这样对待阚稜，或许是有政治上的因素，于是不禁令人想到当时的宫廷斗争。这样一来就牵扯很多事情了，比如李孝恭的立场如何，以及杜伏威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按说杜伏威在其中应该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毕竟他只是一个投降的反王，理应老老实实的在长安过日子，对兄弟之争不该介入。但我们看到杜伏威后来是毒发身亡，死后又受到李孝恭诬陷，如果解释为李渊为了去掉一个心腹大患的话，那么，数年之后李世民为他平反就不一般了。武德时期李渊冤杀的人不少，但李世民后来平反的一个是刘文静，另一个就是杜伏威，而窦建德、王世充等人都不再提起。一般前一个皇帝制造的冤假错案，后面的皇帝不会平反（毕竟是爸爸嘛，平反就等于说爸爸做错事了），例如后来李世民冤杀了刘洎，高宗时虽然刘的儿子上书要求平反而且李治也知道那是件冤案，但仍然按照原先的判处。李世民为刘文静平反，是与他自身有关的。而杜伏威是在贞观元年平反，比刘文静尚早了两年，一方面说明杜伏威和他应该有些关联，也就是说，杜伏威曾介入了兄弟之争；另一方面，则此事的平反应该不会太驳李渊的面子，毕竟当初诬陷杜伏威的人是李孝恭，或者再深入些，是李建成，都无所谓，因为李建成已经授首，而李孝恭在玄武门之变后的一段时间内正接受审查。为杜伏威平反一事，也许和审查拘押李孝恭有关。既然杜伏威与李世民可能有些关联，而李孝恭则很有可能倾向于李建成（或许此事就是受命于他），那么发生在江淮军中的冤案也就不难理解。杜伏威起义时年方十七岁，比李世民稍大一些，政治上并不老辣，加之入京之后李渊使他的地位在李元吉之上，也就是大唐的第四号人物，这样的一个假象也许蒙蔽了他，使他失去了政治上的警惕。而当时李世民如果想到要拉这样一个友军的话也情有可缘，对于杜伏威来说，如能找到一个可以保全自己的李唐王室的人，也是求之不得。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推断杜伏威应该是不明智的介入了这个斗争，引起了李建成、李元吉的不满——李元吉的不满应很正常，毕竟这样一个外人位在自己之上是很恼火的；李建成则因为杜伏威相助他的对手而恼怒，所以利用江淮叛乱彻底的打倒了杜伏威的势力，从而也打击了李世民。
那李孝恭的立场则是倾向于李建成。除去上面的猜测以外，还有几件事情。一是玄武门之变后，上面提过的李孝恭被拘押，这件事李孝恭传里面没有直写，太宗本纪自然也不会记这不快乐的一笔，按官方的话说还是：太宗“亲重之，宗室莫比也”。但是细看李瑗传的话，则发现有这样一句“且赵郡王前已属吏”。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李瑗是明确写着是太子一党的人物，事变之后很害怕，朝廷这时派人来召他进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的李瑗和王君廓商议时，王君廓说了这样一句，然后后面又为他展望了一下惨淡的将来，于是李瑗下决心造反。李瑗在征萧铣的时候曾和李孝恭在一起过，那么两人政见上应该比较投合（一般应该是这样，李世民、李元吉是例外）。而且这句话本身就露了玄机，无事为什么要拘押？另外，李孝恭是武德时期除了李世民之外功劳最大的人，他也非常之有统率之才，但贞观时期再也没有带兵的机会，而李道宗则作为宗室中的大将时常出征，这不是也透露出一些信息？李孝恭本人“性奢豪”，这样的人一般比较张扬，但贞观中他的表现是“宽恕退让，无矜伐色”，而且他也很担忧自己死后他的儿子们能否守住家业，可以说是相当的谨慎。为什么？因为他和李世民比较疏远，或者曾经得罪过他。虽说李世民不记旧仇，但实际上太宗所用很多仍为秦府旧人，对于他们他可以完全的放心，对于当初的中间派他可以亲任，对于当初的仇人他可以放下旧怨，但不免以心计城府待之。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必苛责。而且就算是太宗完全不计较，但那些人心中也难以安定，像魏征、王珪那样能得到重用的人能有多少。因此李孝恭介入了宫廷斗争而且是站在李建成一方，基本上可以肯定下来。只不过李孝恭比较聪明，在被召入朝中的时候没有抵抗，或者说来不及抵抗——他的目标比李瑗大，李世民应该先想起来的是他，或者直接就是派兵给抓走的。但李世民也没有太为难他，顶多就是剥夺了政治权利，而待遇依然优厚，并且对外仍是一个亲重的表象。对于李孝恭，这已是莫大的安慰了，还能强求什么呢？
李神通
李神通，其实叫李寿，但是史书上没有记载，如果不是考古，谁也不知道神通其实是字。他是被记载武德年间之前做了些什么事的三个人当中的一个，他的儿子李道彦是另一个，其实两人是一回事，都是因为李渊起兵受连累，不得不跑到南山中避祸。山里的逃亡生活还是比较苦的，以至于他的儿子李道彦下山去讨饭——注意，是真正的乞丐那样的讨饭，这对于一个生在贵族家庭里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受罪的。而且讨来饭之后有时他并不吃，而是先济着自己的父亲，实在可以算是李家孝子的代表。当然他们还不是最惨的，李神符也就是李神通的弟弟，即第三个被记载武德之前做了什么事的人（也实在大有商议，只能算是起兵时的表现），在李渊起兵之后被抓了起来投入大狱。他是惨，但是没丢性命，真正在起兵时就牺牲的第一个烈士，就是李渊的亲儿子李智云了，他是李渊庶出的儿子，在李建成、李元吉一起逃走的时候被抛弃然后被官兵抓到杀掉。毕竟起义是要付出代价的。
李神通在山里苦熬了一阵子，后来当李渊的三女儿平阳公主到来之后，李神通就与他们合兵一处，干脆一起造起反来。别看这样，这还是很难得的，毕竟是响应了义兵，所以李神通后来也很以此为荣，要不然李渊为什么在他败给窦建德之后又很信任的让他去讨刘黑闼呢？只是他实在不够争气。武德后期李神通在兄弟之争中是倾向于李世民的，虽然李世民对于他的功业多半不以为然，但好歹有一个宗室的支持者也比没有强。武德九年的中毒事件，就是李神通把李世民扶回了秦王府。
关于李神通，我们也不多评价什么了，李世民曾有一段话，基本上概括了李神通的“功业”：“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馀烬，叔父望风奔北。……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李世民揭穿了李神通举兵的实质其实是为了自保——这种话李渊大概是说不出来的，顶多心照不宣，而像“全军覆没”、“望风奔北”这样的词居然都拿出来了，真不是一般的不留情面。但后面说的倒是实情，李世民后来对李神通及他的儿子还是很不错的。
李道宗
李道宗是李世民的堂弟，先封任城王，后来则为江夏王。他最初时封为略阳郡公，当然靠的是他宗室的身份。武德二年随李世民出征时，李道宗年方十七岁，此前当然不可能建立什么功业。但少年的李道宗首次出战便显示了他的才能。在一次成功却敌之后，李渊说道宗和曹操那个很能打的儿子任城王曹彰差不多，所以也封他为任城王。跟着李世民一起去征讨刘武周、宋金刚的，还有李道玄，他比李道宗还要小两岁，这时年方十五岁。他们虽然不是亲兄弟，但相互之间也得用兄弟来称呼，李世民当时也不过二十岁出头，就带着这两个小弟弟上战场，可见李家确实是以勇武著称的军事贵族。当时征刘武周的还有一个人，李道宗的亲叔叔李孝基，这位就比较惨了，就是不幸被尉迟敬德杀掉的那个烈士，战后他的尸体找不着，只好招魂以葬。不过后来李道玄死于另一个姓刘的反王手中，非常可惜。
李道宗和李道玄都是和李世民一起打仗过来的，比较亲密，而从李世民对他们的态度也基本可以断定他们的倾向性。道玄早死，而道宗在贞观时期还是很受重用的。其实李世民对宗室并不“好”，他没有延续李渊那样的政策把一大家族的人都封为王公，相反在武德九年上台不久，就把除了有功有几个人之外的所有郡王降为了县公。他这样做既精减了政府开支，同时这样做的背后很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李世民自身地位的稳固并不靠着他的这个宗室，而是完全建立在秦府人员的忠心上，而且他很自信能够控制大局，没有李渊那种担心，所以他没必要将宗室武装的很强大。甚至，和李渊的目的“强宗室”相反，李世民就是为了削弱宗室的实力——这是显而易见的，除却节省一大笔开支之外，降封最主要的结果无疑就是这个。为什么要削弱宗室的实力呢？很可能是因为宗室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李世民的执政，也就是说，李世民得到宗室的支持并不很多。目前比较可靠的就是李道宗、李道玄和李神通是秦王一派——不支持自己，李世民很可能不会去计较，但曾支持过自己的人，他都是很知恩图报的。由他对这三个人比较好如此推测应该没错。而李瑗、李艺（虽然罗艺是外人，但赐姓后实际上就属于宗室了）则是因为阿附李建成而死的，还有上面提过的李孝恭。如此看来，当初支持李建成的人应该还有。即使是持中立态度，也是变相的支持当时的李建成。因为李世民的胜利只有以夺得太子或皇帝之位才算成功，如果是原状的话，那等于还是失败了。那么，为什么李世民在宗室得到的支持要少于李建成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年龄结构，李瑗、李孝恭都比李世民大，李孝恭贞观十四年去世是五十岁，九年后五十一岁（按李世民公元599年计算，至649年加一为虚岁）的李世民去世，也就是说李孝恭比李世民大九岁，和李建成的年龄极其相近。而李道宗、李道玄都比李世民小几岁，基本算是一个年龄段。这就是年岁上的代沟问题了，毕竟年龄越相近越合的来嘛。另外李氏家族传统观念似乎比较强，李建成是名正言顺的长子，得到的支持更多是合情理的。而能得到李神通这样一位长辈的支持在李世民来说是比较珍贵的。可惜，李神通功绩不显，李道宗他们则太小，几个人说话份量都不重，不像李孝恭那样说几句话肯定是有作用的。
李道宗在贞观年间是朝中一员不可多得的大将，参与了灭突厥一战。可惜后来他有一次贪污，结果当然是罢免了，不过第二年就恢复了官位。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吐蕃和亲，就是派李道宗送去的。一般派去护送的人员，有时会和“公主”有些关系，一般是父兄。见到松赞干布时，“赞普大喜，见道宗，尽子婿礼”。基于此我们猜测文成主公就是他的女儿。自然可以说因为李道宗代表了皇帝，所以松赞干布对他行子婿礼是应该的。但并不是所有护送人员都受到这样的礼遇，比如后来金城公主和亲时没有这样的记载。李道宗似乎和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关系不好，因此高宗时发生房遗爱的谋反后，李道宗被诬陷与房遗爱很亲密，结果被流放到象州。李道宗死时才五十四岁。其实李道宗是个挺不错的人，可惜最后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而且在现在的评书中，李道宗竟然是以一个奸王爷的形象出现。史载贞观六年有一次晏会，尉迟敬德因为气愤有一个功劳不如他的人坐在了他的上位，大怒道：“汝何功，坐我上！”眼看就要起争端，坐在尉迟敬德下手的李道宗赶快来劝架，结果被尉迟敬德一拳打在了眼上，差点瞎了，相信当时李道宗一定是半只熊猫的形象……事后尉迟恭被教训了一顿，而李道宗则没有非要讨一个说法，当然如果他非要讨个什么说法，也多半是碰一鼻子灰。就是这件事，到了评书小说里，则成了尉迟恭痛打奸王——李道宗真是够冤啊。
李唐后来宗室里还有几位比较有名，只说两个，一个是李思训，是唐朝著名的画家，被奉为北宗画派的领袖；另一个是李林甫，就是唐玄宗时期有名的奸相，不过他不能算在初唐人物里了。
自然，除却宗室，还有外戚、驸马的一大堆。比如平阳公主的驸马柴绍、武德时期的国舅窦轨、窦诞等。本来独孤怀恩可是李渊的表兄弟，但他却谋反而亡身，奈何奈何。
窦威是窦夫人的堂兄，有一次李渊跟他聊天，说到北周有八柱国，窦氏和李氏都在其中，现在自己已经是皇帝了，窦威却是内史令，问他是不是感觉很不平。李渊总爱问别人这个问题，独孤怀恩的谋反就和他问 “姑之子皆已为天子，次应至舅之子乎”有关。窦威的回答很规矩也很狡黠，说他们窦家在汉朝时就两次是外戚(这当然不可信，窦威是鲜卑人，而汉朝时的窦家都是汉族人)，到了南北朝时又有三次，现在家里又出来皇后了，是十分荣幸的事。李渊笑着说你们家世代都是皇亲国戚，“不亦贵乎”？
而初唐最有名的外戚，则非长孙无忌莫属。但是我对凌烟阁上第一功臣国舅长孙无忌却有点无话可说。这个无话可说，倒不是什么佩服的五体投地而无话可说，而是真的没什么感觉，甚至以前对这个人物是有些反感的，原因说来有些荒唐，居然就是因为人家是国舅……说是偏见吧，可很俗很俗的电视中国舅、国丈没有几个是好的，不倚势欺人就算是客气的了。再加上小时候学历史，讲到东汉的衰落时，有一条重要的因素就是外戚和宦官的轮流揽政。所以基本上是条件反射，对国舅这个词没什么好感。然而历史可不是肥皂剧那么简单，国舅当中很多还是有才华的，只不过不同的是，他们比别人有着更多的机会。比如卫青，如果按正常渠道的话，基本上后来挂帅出征是没戏的；就像李广，“良家子”啊，尚且如此，更何况卫青本来的身份只是个奴仆。不过卫青和姐姐卫子夫找对了东家，而李广就只好去哀叹生不逢时。小时候有一次看到长孙无忌主动辞职而李世民怎么也不肯答应的记载，竟有些愤愤。可是后来看唐史时才发现，李世民倒的确是不怎么同意大臣辞职的（李靖的情况有些特殊）。而后来长孙无忌还是一直坚持，因而这件事上倒对他有些好感。
要说长孙无忌才华也是挺出众的，只是要想找到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怕是没有。不错，唐律的确是他主持修改的，可感觉那件事也不是什么特别难办的吧。凌烟阁上的排位李世民倒真有些偏心了。但，长孙无忌未必是没做什么，或许是史书中不敢记载。比如玄武门之变，那时候在李世民面前提这件事还是不大好的。即使是高宗时去世的尉迟敬德，事变中杀死齐王元吉的“功劳”在墓志上都不曾提及。所以，除了看到长孙无忌等人整天劝李世民之外，就真的看不到什么了。
至贞观后期，基本上贞观重臣老的老，死的死，长孙无忌成为举足轻重的大臣，即便是废立太子，如果没有长孙无忌的同意，李世民竟也不敢轻举妄动。于此李世民偶尔也会抱怨一下，比如在长孙反对立吴王恪的时候，李世民一句“你是不是因为这孩子不是你亲外甥才反对啊”是有一些不给他面子的。但抱怨归抱怨，毕竟长孙所代表的陇西贵族是朝廷的一大支柱，还有他也是将来可以贯彻自己政策的大臣，另外，毕竟几十年的交情。
李世民对他十分的倚重，以其为托孤重臣。只是后来长孙无忌真的有点放肆了，连宗室贵族都不放过。比如冤杀吴王恪——这件事令很多人讨厌起长孙来，连毛主席对此都有微词。不过，令我更加同情的并非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展现出来的单单凭着一句“吴王类我”而著名的李恪，而是为大唐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江夏王李道宗。因为有了这些事情使长孙无忌的形象打了折扣。挺为长孙无忌叫屈，这才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唐朝初立之时，自然要有旧臣的拥戴和亲贵的出力，但单是如此，则未免沉闷。下一篇要介绍朝堂之上的新鲜血液——有了他们，唐初的舞台格外绚丽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