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够对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几分钦佩与自豪，对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小日本的所谓日本战国文化多几分冷静比较，这就是笔者最大的初衷了。
序言
悠悠五千年华夏，兵家文化博大而精深，岂料到了如今，竟然还敌不过欧洲中世纪、日本战国之类雕虫小技脍炙网民，真乃奇耻大辱也！本文撰写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纵谈的形式，展现华夏先进的军事文化，用铁的事实证明华夏兵家的伟大
！
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绝非易事。由于我国史学者的失职，可以寻找到的相关资料大多是古籍只言片语的照搬、五花八门兵器的罗列、或者考古文物的介绍，以如此凌乱的咨料，想撰写高质量的纵谈实在是颇费思量的事情。为此，笔者不但要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甚至还要从许多不相关的资料中搜集有用信息，经过分析、归纳、到撰写成文，断断续续历时近2个月，着实大费了一番周章。欣慰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纵谈终于是完成了。虽然还有诸如火器、杂兵器、野战战术之类内容暂时未能涉及，但笔者可以自信的说，这已经是至今为止网络上介绍最为系统、最有参考价值、也最言简意赅的关于中国古代兵器的普及读本了。即使图书中也难有匹敌者！呵呵，这可不是自卖自夸，而是由于查阅了大量资料，加上笔者认真的研究分析，实在没理由达不到这种程度。好了，再自吹自擂下去要挨臭鸡蛋了。笔者最后再多一句嘴，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够对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几分钦佩与自豪，对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小日本的所谓日本战国文化多几分冷静比较，这就是笔者最大的初衷了。
第一章 刀与剑
深思的是，历史会如此迂回。剑并非中原发明，刀才是正宗原产，然而从东周到西汉初，刀却一度被废弃了，而长刀则消沉得更久。商代铜刀长度很短，长者也只与罗马短剑相当，充其量算把西瓜刀。也许正因短刀重量较沉，灵活性反而比不上短剑，西周才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废刀用剑了。短刀第二次出现已经是时隔8、 900年的西汉了。西汉是铁的时代，蓬勃兴起的炼钢业将汉军队铸成为那个时代罕见的钢铁雄师。钢铁提供了兵器更为坚韧的骨骼，催生出长达 1米的环首刀。在尚无马鞍和马蹬的骑兵眼中，那粗犷有余细致不足的直窄刀身蕴含了前所未见的凌厉杀气，厚实的刀背将轻易承受住猛烈挥砍的应力，使他们化身为扑袭的猎鹰。
环首刀彻底取代长剑是在东汉末年，在那之后它将作为一个经典和传奇横跨过 300年时光直达隋唐。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短刀在东晋就出现了分裂，导致两种刀式的并行发展，一种是直窄样式，另一种是近代常见的宽体样式。但古人对事物的革新总是异常谨慎，就如同他们腰里别着剑鞘千余年，才在波斯双环的影响下，用绳将刀剑挂在腰际，宽体刀还要再承 受几百年的寂寞。对环首刀的改进就是增加护手，并取消了刀柄端的圆环，这个转变自魏晋始至唐成熟，但这已经使环首刀再无法称为环首了。改进后的刀分为叁种，其中的战刀称作横刀。尽管环首刀日后将在中国完全绝迹，但‘唐样大刀’却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日本太刀，并于明代重返故里。
大动乱的年代到来了，那称得上帝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充斥着嗜杀成性的暴君，战乱迭起刺激了武器技术的发展。攘平动乱的宋朝既是刀复归的时代，也是刀发扬的时代，短刀改变了，长刀东山再起。直窄刀身有联为一体的刀脊，令同样宽度的刀身能承受更大应力，从而斩甲断骨，但却缺乏使刀刃开膛破腹的流畅弧线。弧曲刀身恰好相反，柔韧有余而刚硬不足。但这只是欧洲和西亚的难题，中国用坚重的宽体刀将两者合而为一，这完美的结合将只有日本太刀的灵活锋锐可以打破。太刀说来就来了，高碳钢精锻而成的微弧刀身异常迅猛，令人与兵器皆数粗制滥造的明军大为惶恐。师夷长技不敢当，因为明军缺乏倭寇的野蛮，但对兵器样式的学习倒显得相当诚恳。于是明军的短刀序列成了一水日式，从 1米长的单手刀，到 2米长的双手刀，连骑兵也未能脱离此列。可惜武备无力阻止明廷的政治腐败和人心叛离，而清廷的迂腐又最终断送了华夏基业。当欧洲枪炮在中国土地炸响时，无论精致的武官刀，还是宽大的士兵刀，唯一的用处就只剩下宣誓了。
短刀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但目的只是为了缴获枪炮，当然或许骑兵还继续使
用过一段，总之刀衰落了。
剑有叁个要素，一是长度，二是灵活性，叁是结构强度。长度利于先发制人和扩大防护，灵活性利于攻守应变，结构强度则决定剑的弯折。短剑灵活有余而长度不足，因此在步兵大量出现树立了剑之地位的春秋战国之交，剑的长度也在逐步延长。延长的办法是改进剑身剖面，或许还会将背和刃分用含锡不同的铜水浇铸，这些办法都有助于提高剑身强度，使剑更为修长。于是战国便有了 6、70厘米长的铜剑，而在登峰造极的西汉，这项纪录更突破了 1.1米。造型平直而精致的剑是中国武学的标志之一，但实际上这个标志却只风光了不到1000年，倍受推崇的时光则更短。随着剑的不断延长，问题出现了，固然长度能增强剑的攻击优势，但却降低了原先近距离击刺的功能，反而更多的需要使用劈砍，而日益成长的骑兵更是迫切需求专业的劈砍兵器。于是环首刀应运而生，厚实的刀背比剑更不易弯折，同时制造工艺更简单。至于击刺功能，与短刀手默契配合的长矛手将成为唯一的专业者。剑曾将刀置于末路，但当技术更为提高后，刀又反过来要置剑于绝境了。剑失去了实用功能，越来越归于装饰，向着高雅轻巧过渡，进入隋唐以后，就连官员也很少佩剑了。不过当装饰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审美的需求就会掩盖掉功能的缺陷，宋代武官玩物一般的短剑就是证明，更不要提近代乃至当代那些装饰华丽的匕首剑了。
当如今的人们津津乐道那些或纤细柔软、或棱角方钝的武术剑时，可曾想到剑的悲哀呢？
在刀剑间恩怨终结的同时，长刀也再度登场了。因为长刀的衰落比短刀晚几百年，所以出现晚上几百年，从同甘共苦的原则算起来倒也公平。原始长刀除了刃平些、体窄些外，与斧钺实在看不出多少差别，但再次复兴的长刀，却是得益于宽体短刀的发展，这点从东晋时期出现了可装长柄的宽体短刀可以看出。不过宽体长刀的正式出现可没那麽早，东晋的偶然创新也许仅是骑战时代的激情爆发，就像南北朝个别长达 1.6米的环首刀不代表其常规长度一样。长刀复兴后最早出现的是拥有两刃的陌刀，这种刀至今虽未见实物，不过从其宋代继承者掉刀那里，还是依稀可辨其叁尖两刃的特征的。陌刀堪称刀之极长，因为过长意味着攻击缓慢和不便挥舞， 2米以上 3米以下是正常，而陌刀已达 3米。陌刀曾在唐军中叱□一时，陌刀队列阵于前横向密进，大刀纷落敌阵，每击都讨得数人毙伤，所向无前。但也许是作为砍击兵器双刃的作用不大，陌刀在唐之后就不见记载了，取之占主导地位的是宽体长刀。
与宋代人文发达和军事软弱相比照，长刀的装饰也是偏于华丽失之实际，但这并不能埋没宋代长刀的历史地位。宋代为长刀创立了‘刀八色’，如今仍耳熟能详的偃月刀、眉尖刀、凤嘴刀、戟刀等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以至明清两代除分别立钩镰刀和长杆镰刀似的割刀外，竟很难再有新样式。
长刀应该比短刀更早衰落，随着清帝国的崩溃，新式军队也许仍装备短刀，笨重的长刀却绝不会再用了。
第二章 戈与矛
早期的戈简单说就是歪头矛。之所以盛行戈而不是矛或长刀，是因为当时盛行车战，而车战的近战是在战车交错时展开的，用矛的话很难借助战车的冲力，同时也难以在交错的瞬间击中目标，沉甸甸的长刀则不但比戈笨重，而且更容易磨损失效。于是善于啄杀的戈就成了当然的主力。
春秋战国之交，战争规模日益升级，类似欧洲中世纪的战争游戏变成了人民战争。一待翻山越岭的步兵使战场不再局限于平原，铜弩机的使用令弩手升级为射马杀人的好手，战术谋略极大丰富，战车的末日也就来到了。但老派‘骑士’的虚荣心此时尚未完全熄灭，于是战车有了更多的战马、更厚更多的盾甲、连两侧轴头都装了驱杀步兵的扁矛，戈也发生了变化，头部变成弧形，内刃加长像镰刀，外刃增强了推的杀伤力，用推来对付步兵的围攻。可惜这一切还是无济于事，战车的终结到来于西汉初年。戈有些很不好的缺点，比如头部易脱落、因挥击而攻击缓慢等。所以后来戈通用的装头方法只有绑缚，看起来简陋，但是便于重新捆紧。不过挥击缓慢是没治了，而且杆部由于抗力方向问题还更易折断，推又不如刺灵巧锋利，到头来唯一不可取代的价值还是啄。因此随着战车的衰落，步兵摆脱了最大的侧面威胁，其存在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矛的地位不逊于戈，战车上往往也会装备 1 - 2支长矛以备不时之需，但矛却始终不能取代戈的地位，反而是戟填补了空白。戟的出现始于商代，早期的戟等同于加了矛尖的戈，不过并没在战斗中显示出明显优势，因此没能得到重视。到了秦汉，也许是战法思想不能一下子适应失去戈的转变，戟就突然成了宠儿。但戟也存在缺点。比如容易被搅缠，汉代有种叫钩镶的带钩小盾就是专用来搅缠戟的，然后再跳上前去给持戟人一刀。另外骑兵冲锋对戟的推钩功能也不太依赖，刺的同时又推是多此一举，钩固然有用，但也带来了戈的老毛病─头部易脱落。因此到了东汉，长戟的戟枝就越来越向前了，说白了就是像叉了，经过魏晋更干脆把戟废了，转而全力发展矛。
这时候就该矛唱独角戏了，长刀的出现还要再过几百年，大斧则只是辅助兵器，所以矛在当时的长兵器序列里可谓一枝独秀。矛又叫槊，又分为马槊和步槊，兴起于汉末，估计那些叁国名将绝大部分都是一手持槊、一手持短刀作战的。南北朝是槊的鼎盛时期，因为此时中原骑战鼎盛，而身披两裆铠的重装骑兵正是以槊和弓箭为主力武器。步槊的使用较简单，因为步兵偏重的是配合，步槊只是步兵小组武器序列中的一种罢了，用途在于较安全的刺倒敌人，掩护短刀手作战。因此对持步槊者的要求是身高力大，武艺是否高强，并非考察的关键。马槊的使用较复杂，因为槊不同于欧式长矛，后者单手持用只用于冲锋，前者则双手持用既冲锋又近战。当骑兵冲入敌阵后会展开冲荡，此时攻防的方向和范围都远多于步兵，而且是在奔驰颠簸的马背上，加之槊长达 4米的惯性，毫无疑问，不经过一定的严格训练很容易破绽百出。
唐代以后矛多称枪，宋代是枪的黄金时代，种类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许是对骑兵正面突破的依赖降低的缘故，马枪的长度略有缩短，使其更灵活，同时制作更精良。宋代马枪头部一般都有刺和钩的双重用途，枪后有可插入地的铁镦，杆上还有牛皮编成的提绳，看起来实在很体贴。
进入明代，冷兵器的地位下降了，枪的种类也就简化了，清代骑射起家，对冷兵器情有独钟，于是枪的种类再次丰富，甚至出现了近 5米长的钉枪，已达中国长兵器长度禁忌的极限，真不知打算做什麽用。矛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红缨枪的广为人知，甚至令其一度成为当代孩子的玩具。可惜玩具的命运与其祖先当初一样，随着欧洲枪炮的隆作，华夏无敌的美梦幻灭了，随着玩具枪的出现，孩子王的地位也不再青睐拥有红缨枪的孩子了。
第叁章 弓与弩
论及弓弩就不能不提箭，弓弩是力量的来源，箭则是力量的载体，载体的性能对力量的发挥有相当影响。设计成熟的箭，通常分为箭头、箭杆和箭羽叁部分，箭头是战斗部，箭杆是平衡部，箭羽则是调节部。
轻而韧的竹、木始终是箭杆的首选材料。而使飞行和下落遵循正确角度，从而飞得更远，攻击更加有效的箭羽，则以雕翎为上品，雁鹅羽为最差，并在东周时期就能根据箭杆的浮水状态，决定其安装长度了。
商代的铜箭头已颇阴毒，凸脊、叁角形扁翼，当箭头刺入身体后，两翼的倒刺会牢牢钩住合拢的伤口难以拔出，血槽就像吸血蝠般抽出敌人的血液。时至战国，新兴的叁棱翼样式更使箭即便拔出伤口也更难愈合，并且相应的血槽增至六个。秦代箭头则提高了致人中毒的铅含量，同时与某些秦剑一样，飞越时代的表面氧化铬技术也使某些箭头历久常锋。
但铜材较难得，秦代已经尝试用铁制作箭头铤部，而随着西汉炼钢业的发达，全铁制的箭头也问世了。早期铁箭头采用铸造，显然是舍不得铜箭头样式的惨毒，不过随即就发觉其锋利尚不及后者，于是只得改用锻制。锻制的缺点是浇铸而成的复杂造型必须舍弃，改为如铁剑的四棱剑身那般易于打造，但优点更为显着，锻制将使其比前辈坚韧得多。铜箭退出舞台，其开始与结束都在东汉。第一种锻制铁箭树立了宋代以前铁箭的基本特征─扁平四棱形，这是利于锻制的样式。从魏晋到隋唐，铁箭的分类很简单，发展路线也就是使箭头更硬更长，足以穿透日益精良的铁甲，撕裂敌人的肌肉和骨骼。
对铁箭种类的细化又是始于宋代，这真是个颇有意思的时代，军政软弱的同时，军事技术却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宋代有值得钦佩的耐性对每种武器精雕细琢，而箭的样式也因之精细化，像铁脊箭、锥箭等，造型都已脱离扁平四棱形的单调，变得更为专业。南宋拉开了火器时代的帷幕，对金、元的连绵战争迅速使火器走向成熟，成为主宰战场命运的力量。不过在火器的射速和命中率还只适合火力覆盖的情况下，箭之序列的壮大会持续到明代，并继续创立出更多令人目眩的种类和造型。
射是周代时的‘六艺’之一，也是古代最强大的攻击手段之一。早时的贵族，如果家中生下男孩，都要向天地四方射出六箭，以示男子所要征服的世界，足见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东周时期复合技术的普及大大增加了弓身可储存的势能，使人在生理结构容许的拉程内，能将更多力量转化给弓身，射出更快更远之箭。古人超常的膂力令人惊诧，精锐射手竟能拉开70公斤的强弓，估计有效射程应在50-70米之间，最远射程更是数倍之多。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始于商代的扳指的功 。扳指这项不起眼的发明，却令拉动强弓硬弩得以可行，避免因疼痛降低射速，甚至割伤手指。扳指对射手的意义如此重大，以至骑射起家的清朝王公贵族们，竟最终使其异化成为一种首饰。弓是以轻便、快速为特点的，这令其在清中期前始终占据着骑兵远射兵器序列的主力地位，而当火器的发展淘汰了强弩时，弓也仍能扬己所长与火器平分秋色了400年。
弩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得益于复合弓和铜弩机的发明，否则凭其较短的拉程，是无法与弓的杀伤力较长短的。强弩的特点是又远又准，有时间从容瞄准，但上弦比较费力耗时。根据这些特点，强弩通常被用于防御和伏击，射击的连续性则依靠几组射手的轮番。不过也有特例，比如唐代骑兵的车轮讨敌战术。战国时强弩成了战车的心腹大患，远程打击的强大杀伤力令战车坚固的盾甲也黯然失色。但强并不是当时弩的唯一发展方向，足够轻巧的弩在简化射击步骤以提高射速方面另有优势，于是出现了带有箭匣和活动臂的迷你连弩，这可视为诸葛弩的前身。
西汉对强弩的发展影响深远。不但在秦代增大望山的基础上，又添刻度，使弩拥有了稳定的弹道参照，且随着铜弩廓取代木弩廓，弩身对拉力的承受力也大大增强了。划船器般上弦的腰引弩最高拉力可达 370公斤，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有效射程超过 500米，可惜由于实用性不如臂张和踏张，汉代以后就很少使用了。到了叁国时期，诸葛亮为了对抗魏国的强大骑兵，便制成了俗称诸葛弩的元戎，元戎之名得自春秋时一种主将战车，后代指将军之意。元戎最诱人之处在于机巧而非实用，虽昙花一现，但拉臂上弦便能快射10支毒箭的巧妙设计，却成了被当代人津津乐道的古代传奇。
剽悍的草原之风，终于为南北朝召唤出巨大的强弩之王─床弩。这种弩战国亦出现过，当时称为‘连弩’，应是取多张弩联合一体之意，可惜后代一度失传。此时的床弩用多头牛力绞轴上弦，威力已大大强于战国人力绞轴的连弩，发射以皮或铁叶为羽的巨大标枪，主要用于攻守城时撞毁楼台、攻城器、城墙等，其宋代极者的最远射程超过 1.5公里，是古代世界射程最远的冷兵器。
赋予床弩以机动性的是唐代，用牛牵拉的车弩不但大大提高了部署灵活性和生存机会，更锦上添花的将绞绳与车轴钩连，行进就可上弦，大为提高了效率。车弩装置 1张拉力 860公斤的巨弩，有 7个发射槽，最远射程超过 1公里，中间槽所用的箭有 1米多长。
弩在宋代得到大发展，偏重步兵的宋庭将其视作对抗北方骑兵民族的利器。弩手多用踏张弩，采用叁组轮射的迭射法，而‘神臂弓’的发明，使宋军的有效射程可至 370米。床弩则从两弩至四弩，从小型至巨型，种类繁多，两床和叁床弓还能在弦上绑一个装有数十支普通箭的铁兜子，使床弩拥有了杀伤人马的功能。也许是善于骑射的元朝过于武断，竟干净利落的手起刀落，将弩留在了前朝，于是弩从宋代的极盛一跌而至元代的极衰，随着火器的继续发展，也就再没机会翻身了。
第四章 甲与盾
铜与皮的关系是这样的，在厚度从薄到厚的转变中，硬度优势也从皮向铜过渡，加之铜在重量方面的劣势，其在青铜鼎盛的同时，却难以取代皮甲成为主流就不难理解了。至于胄，即头盔最初为何要用铜，恐怕原因还在于头部的性命悠关，以至并不显着的防护提高，也显得值得保留了。这点可从东周时反而多用皮胄看出。
春秋战国之交，皮甲胄的发展达到鼎盛，影响深远的札甲成为非常成熟的甲式。札甲由表面涂漆的皮片编缀而成，身甲甲片为大块长方形，袖甲甲片较小，从下到上层层反压，以便臂部活动。
到了秦代，札甲的长方形甲片已经日趋细小，从而更贴身和灵活，同时编缀技术也出现了阴线和阳线的区分。阴线和阳线并非术语，只是就表面特征而言。阳线在东周札甲的胸部以下和袖部已经使用，适用于臂、腰之类需要活动的部位，特征是甲片间有一段段较长的纵向绳段。阴线则是随着札甲胸背部制作的更为细出现的，特征是甲片表面只露出几个极短 的绳段，甲片间上下左右完全固定，适用于胸、背之类不需活动的部位。
至此，甲片叠压、阴线和阳线的规范就基本形成了，此后中国甲会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
进入炼钢业蓬蓬勃勃的西汉，铁甲胄逐渐取代了皮甲胄的往日地位，同时铁甲分化为精致的鱼鳞甲和普通札甲。鱼鳞甲是札甲登峰造极的结果，整套甲所用甲片可超过2200片，甲片叠压密似鱼鳞，考虑到当时的炼钢水平，毫无疑问只有显赫之人才能穿用。实际上，西汉鱼鳞甲即使与后世铁甲比较，也堪称精品了，因为在都懂炼钢的前提下，铁甲质量高低的决定力量只在于人工。鱼鳞甲历代从未普及过，或粗些或细些的札甲一直是士卒抵御冷兵器的标准甲。
魏晋南北朝是甲式发展的重要过渡，接踵出现的筒袖铠、两当铠、明光铠，在汉与隋唐仿佛毫不相干的甲式间补充了舒缓的乐章。战乱的激励令铁甲质量有了近乎神奇的提高，传说诸葛亮筒袖铠竟能抵御拉力近 670公斤的强弩射击，真不知何人能开动此弩，既无人能开又何必指标定这麽高。传说可以商榷，但其中至少体现了当时对铁甲质量的重视。
骑战鼎盛的南北朝，箭与骑兵甲在彼此赶超，作为箭之人质的战马也不得不披上了沉重的具装铠，从而导致了中国重骑兵先于欧洲 900年诞生。春秋战国之交战车马装备的皮甲胄也许可算最早的马甲胄，但直到东汉末年马甲胄的设计也尚未齐备，只有具装铠才称得上完整的马甲胄。如果说具装铠还有华而不实的内容，也许就是马臀上高昂的寄生了，它似乎只适宜在出征或凯旋时显示一下人马的昂扬斗志。
隋唐最着名的甲是明光铠，其身甲由 4块底板组成，胸背各 2块，每块上有一面大圆护，从明光之名推测，圆护应由质量较高的钢铁制成，而底板大概是皮甲。尽管这种设计有图省事的嫌疑，但隋唐明光铠一改之前历代偷工减料的陋习，将护臂和延长的护腿纳入甲式基本要素，对后世却有重要影响。
进入晚唐明光铠衰落了，整体化的身甲被札甲取代，经过五代的战乱，到宋代再次形成了成熟的制式。宋代甲胄通常只分成胄、护臂和身甲叁部分，身甲为山字形，融合了身甲和护腿，在肩背腰部绑紧。甲按材料分为铁、皮、纸叁等。纸甲的发明源自唐末，宋明两代成为军队的标准甲式之一，曾有一次定制 3万套的记载。其大概可算世界最早的凯夫拉装甲了，而且从用厚皱褶纸制成推测，应还利用了结构力学以增强防护。从被用于南方的记载来看，纸甲似乎有一定的防潮湿能力。而其中的优良者在轻便之余还兼备“劲矢不能洞”的坚固，也就难怪会有地方官申请拿 100套铁甲交换50套优质纸甲的记载了。历史到十四世纪开始转折，此时的欧洲可重达30公斤的大白盔甲逐渐兴起，而在中国，明代在将铁甲胄重量冲至28.5公斤的历史新高后，正因火器的发展而向轻便过渡。甲胄向坚实迈进的方向早该过时，即便是大马士革钢制成的大白盔甲，也会被拉力40公斤以上弓弩射出的钢箭在 100米之外轻易洞穿。中国的甲胄发展由于人民战争而较之欧洲更为实事求是，对冷兵器的超常规防护，往往仅用多套几件甲了事，而这种务实精神到了火器时代，将毅然令重甲退出历史舞台。明代是轻重甲地位交替的年代，清代则是轻甲发扬光大的年代。叁国时由西域传入可防远箭的锁子甲，始于明代沾湿可御远枪的绵甲，都成为此时的主力甲式。头顶高缨尖胄、外套嵌满铁钉的宽大绵甲、内穿铁环连缀之网甲的八旗铁骑是清庭武功的象征。甲胄的衰落是势所必然，在枪炮威力大幅提升的排挤下，当连轻甲也变成累赘的时候，新式军服看起来就不是那麽软弱了。
盾的用途是将杀伤力加以消耗或偏导，以及作为助攻武器。由于重量问题，历代盾牌都以藤、木或皮盾为主，由于木、皮盾表面需要涂漆以防潮腐，便连带产生了精美的盾面图案。西汉以前盾的样式都接近长方形，分为步用和车用，步盾长大利于防箭和维持阵列，车盾短窄利于车上使用。防护最大的威胁是刺，刺的力量足以在攻击点上聚集起高达数百公斤的压力，是刀剑劈砍无法企及的。因此时至战国，用于近战的双弧形方盾就盛行起来，纵中线凸起的形状，有利于分解刺的力量。
随着骑兵的兴起，西汉出现了椭圆形盾牌，骑兵可以单手举着抵御攻击。这种样式在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遗弃，又被宋代捡起后，就变成了绑在骑兵左小臂上用来防箭的圆形旁牌。与此同时，步盾经过汉魏的发展，东晋南北朝开始盛行一种很长的六边形盾，这是双弧形方盾的改进版，整个盾面纵向内弯，就像一片叶子。作战时不仅可以手持，还能将底部尖角插在地上，用棍支起。而这种样式在去掉底部尖角后，就成了宋代的步兵旁牌。盾牌介绍到宋代，就缺乏了往下的趣味，剩下的发展无非是略微改变形状，已经没有了进步的意味。如果为了有个舒缓些的收笔一定要继续，或许就只有火牌值得一提了。严格来说火牌称不上盾的进步，而只是将火器配备于盾牌的尝试，但换个角度考虑，那跟随火牌徐徐推进的步兵小组，猛然间火器齐发，随即一拥而上制服敌人，场面倒颇有些当代防暴警察的感觉。
第五章 车与舟
战车是夏代发明的。构成战车的主要材料是木，因为木上涂有以防潮蛀的漆，所以战车大都呈现棕黑色。尽管历代的制式略有相异，但结构都大体分为车厢、车轮、底盘和马具四部分。
车厢是一个能容纳 1名御者和 2名战斗员，呈叁角形站立的作战平台。由底盘支撑，深度 0.8 - 1米，宽度 1.3 - 1.6米，口开在厢后。除了战国时有些在后半部安装了铜甲片外，通常无装甲。由于车厢树立在高大的车轮之上，便赋予了车兵突出的高度，步兵顶多及腹、骑兵至多齐胸的对比，使其拥有凌驾于两者的攻防优势。车轮大体分为毂、辐和辋。东周前轮径 1.3 - 1.4米，之后为加强转弯时的横向稳定性，缩小至1.24米左右。毂是车轮中心的圆木，包括两侧用以分担压力的毂饰，总长可达数十厘米，由是战车又称‘长毂’。毂中心有用以穿轴的圆孔，西周时涂油，战国时又加装铁圈，都为降低磨损。辐即辐条，连接毂和辋，能调动近半个车轮的同类对辋所受压力予以支撑，较轻便又坚固，出于强化目的，车轮的辐条数从商代至战国持续增加。辋就是轮圈，分为双层，每层由两个半圈经铜片箍合而成，轨宽在西周时缩窄至成熟。
底盘包括辕和轴。长杆状的辕嵌在车厢与轴之间，垂直于轴，并在前部与马具连接。轴是固定式的，这也许是图省事，又似乎意在利用孤立双轮的办法增强转弯性能，总之轴不连接车轮，而是穿过毂，并用铜销对两者位置关系加以卡定。穿毂部位在西周时涂油，战国时又包裹铁圈，都为降低磨损。轴两端有青铜轴头饰，既起到保护轴头的作用，春秋后还演变为驱杀步兵的扁矛，但其无法像地中海战车上的同族般旋转绞杀，只能作为撞角。
马具包括衡和轭。衡是垂直于辕的长杆，连接着辕和两副轭，悬于中间两匹马的背部。轭负责固定中间两匹马，并传递其拉力。从马具的作用判断，所谓四马战车，似乎只是在两马战车上附加两匹马而已，而这两匹马，仅是简单的用绳索与相邻内侧马头颈相系、并将胸部的皮绳直接系到轴上，并不能充分发挥力量。
战车的做工以西周为承前启后，为后代树立了参考榜样。其时造车规范严格，仅车轮就要经过以规测轮圆、以矩、悬绳和水浮测辐槽间距、辐条正直和材质均匀、以黍米比较两毂容量、以秤比较两轮重量等一系列检测，质量之高可见一斑。说完战车本身，再来看战车赖以作战的武力与动力，即人与马。提到人，战车可算中国古代最具阶级色彩的兵器了。在从夏到西周的漫长岁月中，高大雄伟的战车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只有贵族才有资格驾驶。这固然可以解释为阶级专政，但车战所需的精湛技艺，唯有财大气粗的贵族有机会到学校学习，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随后的春秋，某些国人借着加入武士阶层，终于得以专心训练并登上了战车，但宗族地位更低的庶民和奴隶，却依然无缘。直到战车临近淘汰的战国，伴随宗族的彻底解体，门槛才获得了短暂的开放。
关于战车战斗员的配备，流行的说法是 2人分持弓箭和戈矛，显然过于理想主义了，似乎皆配备弓箭戈矛更为正确。车兵的训练很严格，其中尤以驾驶战车的御艺和远距杀敌的射艺倍受推崇。进入西周后，随着战车的精良和车战规模的升级，战术更趋复杂，从而促使要求更甚，产生了五驭五射的规范。
所谓五驭是对御艺的五项检验。即无论车速快慢，车铃要节奏分明；走在河边弯曲小路，车不能落水；通过有国君标志的地方，要从容致敬；在蜿蜒的道路上，要使四马合作默契，车身转弯流畅；田猎中能将鸟兽驱赶到车左面，供左侧战斗员射猎。这些看似孤立的要求，蕴含着配合、交锋等驾车技巧。而因应战术与御艺的互相促进，此时发号施令的车长也不再由左侧战斗员出任，御者集决策与控制于一身，使战车便于应付战场变化。
所谓五射则是对射艺的五项检验。包括拉弓满到前手食指前只露出箭头；双臂舒展到与箭平行，稳定到可以放置水杯；弓身弯曲好似一口井；后手夹四支箭，依次连续射出；射出的箭不走抛物线，从下巴底下直穿敌人咽喉。这些要求针对的可不是弓兵，而是站在奔驰颠簸战车上的车兵。尽管不同记载对检验方法的描述有出入，但仅从上面一种描述中，已足见当时箭术之高超。虽然五御五射已很严格，不过要求并未就此满足。时至战国，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和兵源的扩大，对车兵还有了明确的体质要求。凡荣登战车者，必须年龄40以下、身高1.73以上、且能追逐奔马。精锐的甲士得来不易，其生命安全自然受到格外重视。因此无论是起初贵族自费的行为，还是后来演变为国家配发的标准，甲士始终拥有全军最精良的盔甲，尤其是不便躲闪的御者，秦代时更连双臂都包裹个严实。除盔甲外，战斗员还配备一种先秦特有的、便于战车上使用的小方盾。不过牺牲在所难免，为了保证甲士死伤战车不致瘫痪，西周后有了傍车而行的预备甲士，西周时为每车 7人。该说马了。秦俑和唐叁彩都堪称世界艺术珍品，但其中迥然不同的战马形象却反映了中国战马的发展轨迹。与秦汉后在内外杂交下培育起来的硕壮唐马相比，土生土长的先秦战马委实其貌不扬，矮小粗糙得令人沮丧。可叹中国虽为世界马种发源地之一，本土及周边马种却先天不足，纵有吃苦耐劳的品性，却失之速力。试想如若盛产宝马良驹，那麽凭着历代坚持不懈的马政，何愁不能拥有傲视天下的滚滚铁蹄呢？
先秦战马主要分为中原原产马和西北秦马两支。前者虽然日后为极富耐力的蒙古马淘汰，但从春秋卫文公时期，仅卫国就有体高1.38米以上的母马3000匹的记载中，依然能略窥其当年风光。后者是历代西北战马的重要血统之一，也是如今中国叁大名马之一─河曲马的前身，在战国晚期的强秦，其战马体高均在1.33米以上。这些记载中的战马，固然与动辄 1.5米左右、速力兼备的地中海战马根本没得比，但对只产小型马的中国而言，却堪称先秦时代劳动与技术的结晶。
供战马披挂的甲胄出现于春秋，这是中国最早的马甲，材料是表面涂漆的皮片，绘有精美繁冗的花纹。威武的花纹除了能振奋军心，有时也是一种武器，据传晋楚城濮之战中，晋军将虎皮蒙在马背上，竟吓坏了对方战马。可惜古人并不像今人那麽重视迷彩，这种战例也便寥寥可数。
战车给人的表面印象是速与力的强大结合、是奔驰的堡垒，不过一旦考虑到其虽经历了夏商的独立成军、西周和春秋的车步混编、战国的复归往古等变迁，却始终恪守着步兵领队的角色，实际的机动性就大大值得怀疑了。
春秋是车战的鼎盛时期，也是车步混编的高峰，西周时每辆战车步兵15人的编制，在春秋中期以后，已经发展为60人甚至更多，部署于战车的前锋和左右翼，有如此庞大的直属步兵拖累，即便是更为灵活的骑兵，恐怕也无法指望有游击疆场的自如了。两军在主将战车的肃杀战鼓中缓慢接近，当近至只有数百米的时候，前锋一分，战车全线杀出，步兵紧随其后，轮碾声、蹄踏声、战旗猎猎、战鼓隆隆、马嘶人喧霎时混为烈岚，破空箭雨下的人仰车翻之后，两股宽大的洪流猛烈碰撞在一起，突刺、拦啄、闪避将血肉与沙尘搅拌─以上描述大约应是当时的战场写照。战车主战的局面，时至战国有了变化。也许正为对抗战车，战国强弩机构虽较简陋，凶猛却不逊于历代，据记载韩国强弩可至 600步，估计有效射程不下 260米。弩外弓内的箭阵成了对抗车阵的利器，在强弩威力的笼罩下，皮甲的防护顿显寒酸，使战车的性价比面临严重威胁，加之许多不便战车行驶的地域也成为了战场，战车的主战地位开始没落了。
不过战车的衰落并非是急转直下，战车虽已失去主战地位，但作为步兵冲锋的强力铁拳，作为骑兵队的指挥中枢，依然具有实用价值。这个没落的过程一直持续到西汉，直至汉匈战争促使骑兵异军突起抛弃战车的跟随，而中原随着内战的终结也婉拒了战车的协助，才黯然退出了纵横驰骋2000年的历史舞台。
战车衰落的同时，战船却在崛起，巧合的是，也基本发展了2000年，并且创造了远为前者辉煌得多的历史。船最初只用来运送部队和物资，专事战斗的船只，则要推延至春秋末期，随着南方诸国建立水军，才步入历史。兵非杂不利，先秦战船也有大中小的区别，虽然各国船型名目有所差异，但总体来说大者用于正攻和指挥、中者用于游击、小者用于侦察。战船中以‘大翼’最巨，长可至24米，船体狭长适合快航，配有战斗员41人，桨手50人。
汉代是中国船舶发展的关键时期，战船在规模、分工和船舶技术方面都有长足发展。当时的水军称为‘楼船士’，西汉武帝时期，其规模已经发展到与车骑步并列的程度，有发动20余万进攻南越的记载，战船之多自不待言。战船分工也较先秦更细致，大至楼船，小至艇，多达 8种，其中的蒙冲和斗舰因着名的赤壁之战而脍炙人口。伴随分工细化而来的是对每种功能的挖掘。以楼船为例，船楼已从其前身大翼的 2层增为 3层，进一步提高了攻击力和侦察力。再以斗舰为例，特点是船壳用多重木板加固以利冲撞，且四面竖立着防御矢石的挡板。汉代船舶技术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的骄傲，西汉的橹和钉，东汉的舵和中国式硬帆，都是其成果中的最辉煌者。橹变桨的前后划水为左右拨水，能够连续做有用功，推进效率大大优于桨，是现代螺旋推进器的前身。舵弥补了舵桨控制航向的笨拙，十二世纪传入欧洲后，为诞生于惊涛骇浪中的大航海时代创造了条件。钉和中国式硬帆虽称不上世界发明，但钉能使船舶更坚固，从而造得更大，而硬帆的操作灵活、航行平稳、对帆布质量的较低要求、以及升降的快捷，则使其成为世界最优秀帆种之一。
进入西晋，大型战船得到了突出发展。据记载晋灭吴时使用了一种叫做‘连舫’的多体战船，长宽各达 180米，承载2000余人，上设木城，四门皆可驰马来往。如果这还只能算浮舟而非战船，那麽时至隋代，隋将杨素灭陈时动用的‘五牙’楼船，就是无可置疑的巨舰了。‘五牙’楼船高达30米，有船楼 5层，拥有 800人的海量吞吐，四面甲板还备有 6架长达15米的新式武器─拍竿。拍竿相当于利用了杠杆原理的巨型长锤，靠下落能量砸击靠近的敌船，是中国古代战船上最大的武器。经过魏晋南北朝乱世的积累，唐代造船技术已经相当精良，船身普遍使用铁钉钉合，石灰桐油添塞船缝，结构十分坚固和严密。此外，唐代还发明了轮桨、水密隔舱和水罗盘。轮桨的样子很像水车，安装在船舷两侧，每对为 1车，以轴相连，水手踩动轴上的踏板，轴转带动轮桨划水，是螺旋桨出现前最高效的推进方式。水密隔舱技术，则利用彼此隔绝的船舱，使漏水的舱室不至轻易危及整条船的安全，这项技术至今仍是船舶不可或缺的。
与船舶技术的成熟相比照，唐代的战船序列却颇为保守，内河战船种类比前代没有任何增加，只是出现了一种叫做海鹘的战船。这是中国第一种外海战船，据传船身前倾，两侧安有多对用于增强稳定的浮板，形态酷似俯冲的海鸟。从南宋秦世辅创制的海鹘战舰，长31米，宽 5.5米，有10橹，仅能容水手42人，战士 108人的记载推断，唐代海鹘应该只会更小。外海战船的出现显示了逐渐萌动的海防问题，而事实上，这个问题到了明代，还将格外严峻起来。
南宋战船中最具个性的是各式各样的异形船，其不拘一格的奇思妙想，使残酷的战争由然而生出些玩味。如张贵所制的无底船，船后部中间无底，加以伪装，敌军不知情下跳上，就会落水被歼。如冯湛所制之船，平底可以涉浅，战船盖可以迎敌，海船头尾可以破浪。又如马定远的‘马船’，女墙轮桨都可以拆卸，既可运输又可作战。除了异形船，南宋车船发展更是蓬勃，不仅官军大量装备车船，连起义军也不例外，甚至体形亦不逊于官军。如杨麽起义军在洞庭湖水战中使用的车船，采用楼船船型，长达 110米，可容纳千余人，上设高楼和拍竿，有轮桨22 -24车，轮桨外侧装有裙板。
至于外海战船，则按照长江南北海域划分为两类。长江以北多淤沙浅滩，缺乏良港，使用平底方头的沙船，长江以南使用吃水较深，利于破浪的尖头尖底船。后者以福建所造的‘福船’为最好。此外，战船的武器序列此时增添了宋军的招牌武器─投石机。只可惜好景不长，明初时随着战船用冲撞取代了拍竿，用火铳和推力火箭淘汰了弓弩，百无聊赖的它便被一并淘汰了。
外海战船第一次大规模参战是在元代，帝国在东征日本的行动中调集了 900艘海船，其中 1/3是中小型战船。遗憾的是天公不做美，一场台风使东征变成了壮观的海难事故。明代初期是中国外海战船发展的巅峰，但在气度非凡的郑和远洋船队最后一次巡视了帝国威名所至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外海舰队物极必反般的一蹶不振。当然这个一蹶不振并非指战船种类不再发展，而是指中国水军从此将告别巨舰和远洋，回到一个很低的起点，与落后的倭寇水军纠缠不清，干等着欧洲炮舰迎头赶上。
在倭患频生的明代中后期，外海战船的体形非但始终没有超过南宋海鹘战舰的水平，反而在朝廷的扶持不利下落入了小艇战略的怪圈。如当时的戚继光舰队，就由大福船、海沧船和苍船组成，相对倭船而言的‘大’福船负责冲击，较小的海沧船负责歼敌，最小的苍船负责追击。这个怪圈既然阻挠了巨舰的发展，也就抑制了舰炮的发展，进而彻底打消了欧洲铁甲帆船那样的坚船利炮在中国出现的可能。
在这个没落的时代，唯一有些精彩的战船，也许就只剩下联环舟和子母舟了。前者通长12米，两头高高翘起，占全长 1/3的前段装载着炸药，一旦撞上敌船，前段就借着碰撞与后段脱钩，并牢牢钉在敌船上，后段士兵随即点燃导火线，然后安全驶离。后者则通长11米，母舟等同于自杀炮台，后段腹内藏有子舟，当火炮轰开敌船时，母舟也会在猛烈的后坐力下破裂，子舟里的士兵则可全身而退。如果说南宋异形战船偏重诡诈，上述两款异形战船就唯有用犀利来评价了。
介绍到明末，剩下的历史不说也罢，清代严守着明末战船的水平，直到鸦片战争后才猛醒，继而又在甲午战争中彻底绝望，只剩下无可挽回的悔恨与悲叹。中国最终没能成为海洋国家，尽管在从汉到明初的1500年中，其商队的航迹曾经遍布西太平洋、印度洋、直至波斯湾的蔚蓝海洋，长度远远超过繁荣的地中海贸易线，尽管其航海技术远播海内，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文明推动力，尽管其曾拥有世界首屈一指的优良战船，尽管。。。一切已成云烟，但每每遥想却依然倍感自豪。
第六章 攻与守
古代战争分为四类，即战、御、攻、守。战指野战进攻，御指野战防御，攻与守，则专指城池争夺中的攻城与守城。
最早的城防设施出现在距今5000 -7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但正如村落称不上城市，其设施也只是一两道壕沟，略为反映了当时部落定居时间延长，所带来的更高防御要求罢了。
到了距今4000 -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定居下来的父系氏族们便开始修筑城墙了。早期的城墙很简陋，如河南安阳后屯遗址中墙宽仅 2 - 4米的低矮夯土墙，内蒙古包头东郊阿善遗址中残墙较高处仅有 1.7米的石墙等。因为太矮小了，这些城墙甚至连地基也不需要。不过千万不要轻视它们，应付当时与其叫战争，不若称为械斗的争斗，这已经足够了。龙山文化中晚期，也就是五帝时代，随着部落的兴盛，真正意义的城池开始出现了。作为其中代表的平凉台古城，形状已经采用了正方形，说明城市布局有了统一的规划，城墙总长 740米，墙高 6米左右，根部厚13米，顶部宽达 8 -10米，可容纳大部队的调动和战斗。此墙的修筑采用了先进的板筑法，即先夯筑陡直内墙，两侧再以护城坡加固，此法可在增加高度的同时，抑制坡度的同步增长，使城墙较为陡直难攻。而随着这类较高大城墙的出现，为避免因土质问题造成塌陷，地基就成了工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公元前21世纪末，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夏，建立了。但帝国的建立并未促进夏代城防设施的发展，平凉台古城的防御水平终其历史也未被超越。直到商代初期，墙根厚度20米左右，高度达到10米左右的城墙，才在夏代以来面积急剧膨胀的城市四周耸立了起来。此时的城墙不但更为高大，而且做工也更细致。护城坡经过铲削平整后，会铺上防雨水冲刷的碎石。内墙夯层间设有夯窝，使夯层嵌接，城墙更加牢固。可惜的是，除了平稳的沿着高大细致发展外，从商到西周，城防技术并无新的内容。这或许是由于当时的防御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进攻手段的发展吧？攻的软弱自然无法激励守的进步。
直到春秋时期，随着车辆制造技术的进步，攻城技术才终于进入大发展时期。春秋发明的临车、冲车、愤□、修橹和抛石机，第一次将守城方笼罩在重型装备威胁之下。临车上悬吊的箭屋，伸入空中可达10米以上，能居高临下射击守城方。冲车将一捆大木装在车架上，专门撞击城门。愤□顶部蒙以生牛皮，可推至护城壕甚至城脚，进行填埋或挖掘作业。修橹与愤□相似，但职责在于掩护部队接近城下。至于抛石车，更是一种由人力拉放，可将石块抛向目标的先进武器，不过当时威力的不大，石块重不过几公斤，能飞 300米左右，砸人欠准，轰城嫌轻，倒是更适合抛射熏烧功能的烟火弹或阻滞功能的蒺藜。抛石车后世曾一度失传，但再次复出竟掀起了一场攻守变革，这将在后面细说。重型攻城器的涌现，带来了战术的大大丰富。原先单纯的人海战术，已转变为愤□特种作业、临车和抛石机火力压制、修橹重甲掩护、冲车攻敌软肋、单兵钩索攀城的联合作战。等到战国时期，云梯、水淹和地道出现，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战术就算基本齐备了。
面临攻城技术的突飞猛进，一向慵懒的城守技术此时也不敢再怠慢了。由于采用悬板夯筑法，城墙已不再需要护城坡，因此愈加陡直。而女墙、角楼、悬门、瓮城、单层城楼和吊桥等新式工事也一一登场了。女墙可以隐蔽守军行动，遮挡临车攻击。角楼建在城角，用以抵御可能遭受的两面夹攻。悬门吊于城门洞中部，待敌军破门后紧急落下，可将其一分为二各个击破。瓮城是主城城门外的半座小城，墙与主城等高，瓮城城门偏设，使主城守军也能射杀到攻门敌军，而一旦敌军破门进入瓮城，更会陷入四面居高临下的夹击。城门之上建单层城楼，是城门争夺日趋激烈的表现。桥身能被提离地面的吊桥则已被用于一些纯军事功能的城池。除上述之外，在吴越水乡，随同跨河而建的水城的出现，供船舶往来的水门也诞生了。
春秋攻守技术的飞跃，还只是战国鏖战的序曲。除了南宋，在中国攻与守的历史中，再没有比战国更辉煌的时期了。此间产生的完整攻守法则，令秦汉隋唐军事家们的思索无出其右。
战国城防层次分明，阵地从城外15公里便铺展开来，由外向内划分为荒芜圈、警戒圈和城防圈。
距城15公里范围内是荒芜圈，实行坚壁清野，能撤进城的全部运走，如果必要，还会将带不走的付之一炬，并向水井投毒。
离城 5公里处，就进入了警戒圈。延警戒圈边缘，每隔一定间隔，在制高点上设 3人侦察哨一座，形成一道警戒线。侦察哨之后，每隔 1.5公里设一联络哨，保持侦察哨与城池间的联络。白天的联络信号是，发现敌军举一帜，接近警戒线举两帜，进入举叁帜，向城市而来举四帜，接近城郊举五帜。晚间则以火代帜。此外，各要道和关卡，还要设置 3人一组的机动小队，负责侦察和反间谍。这道叁位一体的警戒圈，会在敌军进至城郊，即将围城时撤回。
城上远射兵器射之所及便是城防圈的边缘，在此范围内的城外地物一律铲平，以扫清射角和视线。
在距墙根10米外是护城壕。壕内有水就在水面下10厘米交错埋插长短不一的竹刺。城门外的护城壕上会架设转关桥，这种桥只有一根梁，梁的两端伸出支于壕沿的横木，当敌人行至桥上时，拉动机关使横木缩回，桥面便会翻转，令敌坠入壕内。
在护城壕后，有时会附加一道木篱或夯土的矮墙，称为‘冯垣’，后面部署士兵，待敌军进入护城壕范围，配合城上守军，以武器杀伤或柴草熏烧之。再向内，是宽 2.5米的拒马带，主要用于阻碍敌军云梯接近。在守军出入的地段，拒马会浅埋成易于移动的状态，并在城顶加以标志。最后，在距墙 2.5米以内，是 5行高出地面 0.5米的交错尖木桩，兼有阻碍敌人攀城和刺死坠落之敌的功能。
接下去才是城墙，这是攻入城池的最后屏障。当时城墙的高度已由春秋的10 -12米，增至不逊后世的15米以上。
墙顶宽度足有 7 -10米，守军可在上面自如的机动和战斗。延墙两侧有厚 1米、高 0.6 - 1.4米的女墙，其中外侧女墙较高，开有外宽内窄的射击孔。除了城角建有永久性的角楼外，战时还要延墙添置大量临时楼台。每隔60米，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 1米的观察楼。每隔 180米，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 3米、用以消灭城下死角和夹击城下敌军的木楼。同样，每隔180米，还竖有一堵 3米高尖木桩连成的横墙，平时开小门供穿行，敌军登城后封闭作为路障。最后每隔 360米，再建一座突出内侧女墙 4.6米的木楼，以备攻击入城之敌。
墙根厚达20米，甚至40米，即使城基被挖空，也不至因失去重心坍塌，而只会下沉。每隔约 200米，由内向外挖掘，接近外侧 5 - 6寸时停止，即形成一道暗门，留作突击杀出之用。暗门内侧还备有带风箱的窑灶、柴草和障碍车，以备敌军发现，从中杀入时，加以烟熏和堵塞通道。
城楼之下，城门洞内外侧都设城门，门洞中部还有辘轳升降的悬门。叁道门都设有活动射孔。为了防御火攻，除了在城楼中预备水罐水盆及长柄麻袋外，还用间隔16厘米、突出 2 - 3厘米、交错排列的圆头木桩在门外侧钉上厚泥，这种方法直到宋代才被铁皮包裹法淘汰。
与城外的步步设防相比，城内却是一幅畅通景象。城楼两侧和城角的宽大登城道，连接着延墙铺设的环城路。环城路与各要道相连，构成城内四通八达的网路。不过城内也并非长驱直入之地，必要时，环城路之后会修筑一道称为‘傅堞’的夯土矮墙，墙前再挖一道深 3.5米，宽 3米的壕沟，内塞柴草。一旦敌军入城，即引燃柴草形成火墙，并据墙与城墙友军夹击之于环城路上。
当时守城的通常密度是，正规兵每1.84米 1人，征集的百姓每 2.3米1人。占征集百姓25 %的成年男子担任兵员，占50 %的成年女子负责工程作业和运输战材，剩下的老弱担任后勤杂务。武器配发则按照，每50 -90米设抛石车一座，每20米存放修补城墙工事的柴捆20捆，每45米设置锅灶、水瓮及沙土，每 4米存放弩、戟、连梃、斧、椎各 1，及一些石块和蒺藜等的原则。人员或武器不足时举旗为号，苍鹰表示需要敢死队支援，双兔表示需要大队人马支援，狗表示需要补充远射兵器，羽表示需要补充格斗兵器，赤表示需要火战器材，白表示需要滚石等等。
除了上面提到的标准装备外，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式装备。如悬脾、累答和火擂木。悬脾中藏有士兵，顺着城墙吊放，从侧面刺杀爬城敌军。累答就是粗麻绳编成的软幕，涂泥浆的悬挂在墙前充当廉价的盾牌，不涂泥浆的可以点燃后覆盖城下敌军。火擂木是在两轮中间捆扎一束柴草，点燃后顺城坡滚下砸烧敌军。而随着弩用于军事，城头也出现了其后很长一段时期绝迹了的床弩，及永远绝迹了的转射机。前者在当时需10人操纵，有 2副绞盘供上弦， 1副供顺绳拉回射出的巨箭，既能发射 2.3米长的巨箭，也可一次装填60支普通箭，相对南北朝之后的同类，这样的床弩还是略显弱些。后者是固定在木架上的弩，虽然固定依然可朝任何方向射击，功能类似地中海叙拉古的弓式弩炮，从由 2人操纵判断，似乎也是绞盘上弦，可惜后来彻底失传了。
针对如此森严的防御，攻方除又发明了带有轮子的壕桥，用以缩短打通护城壕的时间外，更总结出强攻、压制、地道和水淹四类战术，予以对抗。
强攻是或用冲撞、焚烧等办法破坏城门，或遣单兵蜂拥而上攻占城墙、抑或借夜幕派单兵接近城池，而后对城墙展开强攻。此战术中前两种情况最怕守方拼死抵挡，连射带刺、连砸带呛、连烧带浇，一通猛打下来，必然损失惨重。后一种情况最怕守军点燃火炬伸出墙外，用眩目火光封闭城头情况，使攻城者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压制是利用临车或土台对城墙进行居高临下的火力压制，适于骚扰守军或掩护强攻。此战术最怕以高制高，如果城墙上增建 8米高的木城，使总高度超过25米，不但临车达不到，就是堆积土台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到时候木城外侧悬挂累答，城上设置床弩和抛石车，制高点必稳操在手。
地道是挖掘通向城墙的地洞，并用木桩支撑，然后或发动突袭攻入城内，或烧毁木桩使城墙塌陷。此战术也有所惧，一方面头顶的护城河会增加挖掘难度，另一方面一旦守军观察到城外的异常，就会在城墙内侧的相关地段每10米埋设一口大瓮监听地下，而后派出作业组向城外挖掘，每掘进2米，下降0.7米，直挖至墙外，随后横向掘进至地道侧面，设置风箱和隔板后，突然撞开相隔土层灌入浓烟，并通过隔板的活动小孔压制反抗，则计划必败。
水淹适用于临近河流的城池，堵塞河道引水淹城，令守城方不攻自溃。此战法要严防守军突袭堤坝，并且注意驻扎地点，否则搞不好自家反会陷入汪洋，晋阳之战中的赵襄子军，就是通过反灌智伯军转败为胜的。
可见，尽管攻城技术在进步，但在守城技术的对抗下，攻还是远远难于守的。不过这种不平等很可理解，守方是将长期积累的人力化为城墙保存着，攻方是一次出动所有人力，两者战场上的不平等，实际正体现了投入力量的平等。在战国时期，攻防双方的兵力可以悬殊到这样的程度，假如攻方以10万之众围攻，按《墨子》中的论证，守方只需将4000余人，按每 2米 9人的密度部署，即可在最大不过 920米的主攻方向上挫敌锐气。丰富的攻守技术虽助秦统一六国，但到了堪称帝国盛世的汉代，其发展却几乎陷入了停滞，直到进入魏晋，才再次启动。
首先登场的是马面。陡直的城墙虽不利敌军攀爬，但同时也会增加城下死角的范围，尽管战国时就用突出外侧城墙的木楼和竖立尖木桩带加以弥补，不过针对此问题的永久性墙台还是出现了。马面突出城墙外侧，与城墙合为一体，上设供士兵休息的战棚，战棚四周有木桩围护。与各种城防新技术一样，马面用于战事较多的边防应该更早些，但被帝国腹地首次采用，则是在曹魏洛阳城的重建中。
其次登场的是南北朝时的夏统万城。所以将统万城作为技术介绍，是因其除了有又长又多的马面外，还有多种先进之处，以至后世“深可为法”也。统万城墙身由‘叁合土’夯筑而成，这种组成为石灰、沙粒和粘土的混凝土，至今仍为建筑良材，苍白色的墙体经过“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这般严酷的工程验收，以至“紧密如石，凿之则火出”。角楼被强化为巨型建筑，结构有些像如今的航空塔，但有多层，外面蒙以生牛皮，当时的皇帝赫连勃勃曾颂赞其“高隅隐日，崇墉际云”。马面内建仓库，既利于迅速补充军需，也开创了明代在城墙内侧修筑藏兵洞的先河。
最后登场的则是唐代的多项新发展。
工事方面的发展大多是基于战国已有技术的加强，像傅堞演变而来的重城，即城中之城，冯垣演变而来的碉堡式工事─羊马城，以及为对抗床弩攻击而在城门、城角、直至整堵墙表面砌砖的砖城等，只有弩台是个例外。弩台为方形，根部边长14米，高15米，顶部边长 7米，四周围有夯土墙。台底开门，守军可通过天井的绳梯爬上台顶。台顶架有毡帐，内藏 5名弩手及各种军需。将弩台在距城墙 150米之外，间隔 150米设置一圈，就形成了城墙与弩台、弩台与邻台互相支援的交叉火力网。
装备方面也有不少发展。战国时的累答，已经改为荆条编制或用布缝制，火擂木则改为韦草灌油蜡制成，形状如同燕尾，称为‘燕尾炬’，抛石机也增加了转向功能。此外，还有新出现的铁鸱角、叉竿和钩竿。‘鸱’是鹞子之意，铁鸱角自然就是铁鹰爪了，专门从城上抛下钩砸敌军。叉竿的效果相当残忍，顺云梯向下推，用横刃切断敌人手足。钩竿可以钩住云梯向外推，使敌军上下不能，眼睁睁被一一干掉。
如果说春秋攻城技术的发展，是基于攻城手段的贫乏，战国攻城技术的发展，是基于攻城谋略的贫乏，那麽到了魏晋隋唐，在城防日趋森严的情况下，攻城技术自然就要向强化威力的方向发展。时至唐代，床弩和抛石车不但从失落的历史中重获新生，其威力亦不可与往日并论，唐初李世民围攻洛阳时，动用的床弩由 8张弩连成，所用之箭粗如车条，箭镞大如巨斧，抛石车所用的石块，已重达30公斤。
再次提到抛石车，就需要细说一下了。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抛射石弹的大型人力远射兵器，春秋时期已开始使用，隋唐以后成为攻守城的重
要兵器。但宋代较隋唐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不仅用于攻守城，而且用于野战，不仅抛射石弹，而且抛射燃烧或爆炸弹。
宋代抛石车按组成杠杆的杆数划分轻重级别，几杆就称为几‘梢’。重型的五梢和七梢，需要 150到 250人拉绳，抛射 4、50公斤的石弹，多用于守城。中型抛石车有的装有四轮，可供野战使用。而最轻型的只需 2人拉放，石弹仅0.25公斤重，甚至可用泥弹代替，虽然简陋，但击中人也会致残，击中要害也能致命。
到南宋末年，蒙古攻占襄阳中，就首次使用半自动投射的襄阳炮了。这种抛石车在杠杆后端挂有一块巨大的铁块或石块，平时用铁钩钩住杠杆，放时只要把铁钩扯开，重物下坠，就能抛出石弹。由于人力需求较少，此炮比旧式前辈威力大得多，射程也更远，攻襄阳时，曾抛射近90公斤的石弹，将地面砸出 2米多深的弹坑。
虽然相比欧洲中世纪巨型投石车动辄数百公斤的石弹，抛石车的威力小得多，但弧线很大的弹道却使两者的战术功能很相似。
一场由抛石车导致的攻守变革终于在北宋末年爆发了。这场变革的发生应该感谢地处帝国之北的金国，正是这个塞外藩邦，凭借草原民族的骠悍气魄，极大的促进了抛石车的应用，使万炮齐鸣于中原大地。
据记载，金军在灭亡北宋的汴京之战中，一夜之间架设抛石车5000余座，以汴京长达50里的外墙，每里还要分得 100座。金军为了搜集足够的石弹，将汴京附近的石制品洗劫一空。攻城时，先将护城河填平，而后万炮齐发，再辅以大量强弩，一举击溃守城部队的部署，进而出动与城墙等高、可容纳80人的巨型攻城车─对楼展开登城战。量变到质变，大量抛石车的运用促发了全新战术的诞生，其流星雨般猛烈的打击令戒备森严的城防完全无法招架。
针对这种新战术，提出系统城防思想的是南宋初年一位叫做陈规的杰出文官。此人极富谋略，发明过竹竿火枪，更指挥过大量保卫战，也亲身体会到抛石车集群轰击对攻防双方的巨大影响。尤其是金军对德安发动的9次进攻，每次都动用了抛石车，最后一次竟连续轰击14昼夜，可以想象那是何等的惨烈场面。然而其凭借着过人的谋略，屡屡在各城挫败为数众多的金军，奠定了其作为那个时代城防第一人的历史地位。其所撰写的《守城录》，至今仍是中国古代最着名的兵书之一。
陈规的城防思想涉及工事设计与防御战术两方面。
其理想中的城池应具备如下改进。
护城壕之后，距城墙 6 - 9米外，是一道高 4米，根厚 3米的羊马墙，墙上设有叁个一组的‘品’字形射击孔。羊马墙后有一道壕沟。之后又是一道墙。形成两壕叁墙的障碍带。
城墙宽顶缩窄至 5 - 6米，以降低被石弹击中的机会。用较能承受石弹轰击的平头墙取代有齿垛的女墙，墙上交错开设两排孔口，供射击和刺杀之用。在马面上修筑平头墙，以取代经不起石弹攻击的战棚。
城角由从前较易被石弹轰塌的直角城角，改为半圆形，并且废除容易成为轰击目标的角楼。
御敌性能较弱的单层城楼被双层城楼取代，下层近战，上层射箭。
性价比较低的瓮城也被废除，改为在城门外15米和城门内 6米各筑一道根厚 5米的10米高墙，墙宽以遮住城门两头 6 - 9米使城外无法侦察城门情况为宜。敌军攻门时以外墙与城门之间木寨据守，并从城头攻击其侧，敌军破门入城后，则在内墙与城门间的夹道展开两面夹击，同时从城头攻击其侧。
而防御战术方面，其除了倡导守中有攻的防御和灵活周密的部署外，更提出了以炮对炮的理论。
所谓以炮对炮，就是以射程 5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指挥点和抛石车阵地，以射程 4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工程作业部队阵地，最后以射程3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的前线攻城器阵地。同时，为了防止遭到反击，以及减轻运送石弹的困难，抛石车不设置在城头，而是隐藏在城墙内侧，由城头上的指挥员指挥射击。
遗憾的是，陈规的城防思想由于南宋的黯弱，未能得到充分实施，以至到了南宋末年元军入侵时，抛石车集群轰击仍旧屡试不爽。如攻打京师的龙德宫城时，元军仅攻打一个城角就设置13梢抛石车 100余座，昼夜连发，几天之内石弹就堆起城墙高度。本朝况且如此，至于后代，就更置若罔闻了。
经过短暂的元代，就又不得不谈到明清了。这两个朝代实在很不提气，一个是武备弛废，另一个连欧洲送上门的新式武器都不屑一顾，脑子彻底坏掉了。至于为什麽会坏掉，就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了。
不过相比之下，明代还稍微强一点儿。首先火枪和火炮都是那个时代发展起来的，虽然自己并没好好利用，但客观上无疑是对攻守技术的极大贡献。另外，还发明了瓮城箭楼、多重瓮城和藏兵洞。箭楼又叫‘万人敌’，代表之一就是前门楼子，一层层射击孔密密麻麻，确实雄伟。多重瓮城是种想把攻方烦死的设计，一个门接一个门，要想攻到底，还真不如跳墙呢！藏兵洞设在城墙内侧，用砖石加固，既提供了预备兵力的就近安置，又能作为掩蔽和休息的场所。
而清代，由于最有成就的海防要塞不归这里谈，值得一提的也就是太平军的爆破战术了。必须承认太平军攻城很有一套，专门找了数千矿工挖地道，等到接近城墙时，就把用棉被、布袋、甚至棺材装着的火药安好，拖出一条2、3公里长的引信，远远引爆。霎时间闷声巨响，城墙坍塌，太平军便趁乱杀进城中。为了掩人耳目，太平军起初把入口选择在城外的空房子里，后来清军学精了，他们又改在隐蔽地形后面挖，而且还擂鼓掩盖地下的挖掘声。以至清军唯有无可奈何的称其为“至为险毒”，又评价太平军“掀翻巨城，如揭纸片”。
后记
与中国古人相比，欧洲古人似乎更爱走极端，比如希腊的重装步兵、亚历山大的长矛方阵、罗马的龟甲阵、中古骑士的冲锋等。这也许与欧洲一直没有打破社会成员的严格等级，进入人民战争阶段有关。所以欧洲战争在火药时代前一直停留在了中国春秋之前的水平，作秀成分远多于实事求是，战死沙场也成了一种特权和荣誉，武士道泛滥。
这种战争虽然充满理想和浪漫，显得格外高尚和美丽，却如同温室里的花朵劲不起自然检验，在异民族的打击下往往顿显其迂腐本质。亚历山大如果能来到中国，一定会发觉他引以为傲的诱敌和中央突破战术，早在他诞生前就随着《孙膑兵法》为人广知，而他武王伐纣水平的单调又庞大缓慢的长矛方阵，也会在中国车、骑、步兵的机动夹击下被撕裂并屠杀，就如同旨高气昂的中古骑士，却被简陋的蒙古轻骑像傻瓜一样捉弄。也许只有罗马的战术思想可与中国有一比，因为两者都是在残酷的对外作战中积累起来的，是实用主义的。
正因为欧洲战术思想的严重落后，他们在进入人民战争时代后，才不得不立刻放下架子，去尊奉中国的兵家智慧！
当亚历山大接管波斯价值 400亿美元黄金的时候，也许仅仅意识到征服者的光耀，而丝毫未考虑如何使这战利品真正属于他的帝国。亚历山大是梦想家，挥舞宝剑追随阿喀琉斯品质的伟大征服者，但他不是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扩张中度过，用他的个人魅力耗尽希腊的进取精神，却完全无暇顾及巩固帝国的基础。亚历山大似野火，一路烧去，湮没入历史长河。
再看看欧洲的启蒙者─古希腊的所谓文明吧，一面高谈阔论哲学科学，一面又连同族都要逢城必屠。在他们眼中，敌国不过是黄金和土地，敌人不过是尸体和奴隶。斯巴达虽属弹丸之地，可对希洛人的奴役比之元朝犹有过之。
这就是古希腊的所谓文明，缺了他的思辨精神地球不会停转。文艺复兴只是借壳上市，如同中国两千年来言必孔孟，却各持己见一样。古希腊自己却在保守排外中互相杀戮数百年，最终沦为罗马能说会道的奴隶。
然而罗马又何尝不是如此？中世纪又何尝不是如此？大航海时代又何尝。。。欧洲征服者们的眼中无一例外盛满了黄金和土地、尸体和奴隶。
与欧洲征服者们的野心勃勃相比，中国兵家更多了许多冷静，他们在沉思战争的是与非，那种对政治的关注、对人心的追求，对将帅的苛责，对士卒的怀柔，真正使战争具备救世与治世的意义。
战争不应仅仅为了掠夺，战争应该具有更进步的意义，唯有中国兵家有能力化害为利。中国历史就是分合的历史，每一次统一都使民族越发伟大，秦统一六国孕育了强汉，隋统一南北孕育了盛唐，汉化的忽必烈之元孕育了幅员辽阔的明清，这才是中国兵家的风范！
序言
悠悠五千年华夏，兵家文化博大而精深，岂料到了如今，竟然还敌不过欧洲中世纪、日本战国之类雕虫小技脍炙网民，真乃奇耻大辱也！本文撰写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纵谈的形式，展现华夏先进的军事文化，用铁的事实证明华夏兵家的伟大
！
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绝非易事。由于我国史学者的失职，可以寻找到的相关资料大多是古籍只言片语的照搬、五花八门兵器的罗列、或者考古文物的介绍，以如此凌乱的咨料，想撰写高质量的纵谈实在是颇费思量的事情。为此，笔者不但要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甚至还要从许多不相关的资料中搜集有用信息，经过分析、归纳、到撰写成文，断断续续历时近2个月，着实大费了一番周章。欣慰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纵谈终于是完成了。虽然还有诸如火器、杂兵器、野战战术之类内容暂时未能涉及，但笔者可以自信的说，这已经是至今为止网络上介绍最为系统、最有参考价值、也最言简意赅的关于中国古代兵器的普及读本了。即使图书中也难有匹敌者！呵呵，这可不是自卖自夸，而是由于查阅了大量资料，加上笔者认真的研究分析，实在没理由达不到这种程度。好了，再自吹自擂下去要挨臭鸡蛋了。笔者最后再多一句嘴，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够对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几分钦佩与自豪，对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小日本的所谓日本战国文化多几分冷静比较，这就是笔者最大的初衷了。
第一章 刀与剑
深思的是，历史会如此迂回。剑并非中原发明，刀才是正宗原产，然而从东周到西汉初，刀却一度被废弃了，而长刀则消沉得更久。商代铜刀长度很短，长者也只与罗马短剑相当，充其量算把西瓜刀。也许正因短刀重量较沉，灵活性反而比不上短剑，西周才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废刀用剑了。短刀第二次出现已经是时隔8、 900年的西汉了。西汉是铁的时代，蓬勃兴起的炼钢业将汉军队铸成为那个时代罕见的钢铁雄师。钢铁提供了兵器更为坚韧的骨骼，催生出长达 1米的环首刀。在尚无马鞍和马蹬的骑兵眼中，那粗犷有余细致不足的直窄刀身蕴含了前所未见的凌厉杀气，厚实的刀背将轻易承受住猛烈挥砍的应力，使他们化身为扑袭的猎鹰。
环首刀彻底取代长剑是在东汉末年，在那之后它将作为一个经典和传奇横跨过 300年时光直达隋唐。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短刀在东晋就出现了分裂，导致两种刀式的并行发展，一种是直窄样式，另一种是近代常见的宽体样式。但古人对事物的革新总是异常谨慎，就如同他们腰里别着剑鞘千余年，才在波斯双环的影响下，用绳将刀剑挂在腰际，宽体刀还要再承 受几百年的寂寞。对环首刀的改进就是增加护手，并取消了刀柄端的圆环，这个转变自魏晋始至唐成熟，但这已经使环首刀再无法称为环首了。改进后的刀分为叁种，其中的战刀称作横刀。尽管环首刀日后将在中国完全绝迹，但‘唐样大刀’却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日本太刀，并于明代重返故里。
大动乱的年代到来了，那称得上帝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充斥着嗜杀成性的暴君，战乱迭起刺激了武器技术的发展。攘平动乱的宋朝既是刀复归的时代，也是刀发扬的时代，短刀改变了，长刀东山再起。直窄刀身有联为一体的刀脊，令同样宽度的刀身能承受更大应力，从而斩甲断骨，但却缺乏使刀刃开膛破腹的流畅弧线。弧曲刀身恰好相反，柔韧有余而刚硬不足。但这只是欧洲和西亚的难题，中国用坚重的宽体刀将两者合而为一，这完美的结合将只有日本太刀的灵活锋锐可以打破。太刀说来就来了，高碳钢精锻而成的微弧刀身异常迅猛，令人与兵器皆数粗制滥造的明军大为惶恐。师夷长技不敢当，因为明军缺乏倭寇的野蛮，但对兵器样式的学习倒显得相当诚恳。于是明军的短刀序列成了一水日式，从 1米长的单手刀，到 2米长的双手刀，连骑兵也未能脱离此列。可惜武备无力阻止明廷的政治腐败和人心叛离，而清廷的迂腐又最终断送了华夏基业。当欧洲枪炮在中国土地炸响时，无论精致的武官刀，还是宽大的士兵刀，唯一的用处就只剩下宣誓了。
短刀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但目的只是为了缴获枪炮，当然或许骑兵还继续使
用过一段，总之刀衰落了。
剑有叁个要素，一是长度，二是灵活性，叁是结构强度。长度利于先发制人和扩大防护，灵活性利于攻守应变，结构强度则决定剑的弯折。短剑灵活有余而长度不足，因此在步兵大量出现树立了剑之地位的春秋战国之交，剑的长度也在逐步延长。延长的办法是改进剑身剖面，或许还会将背和刃分用含锡不同的铜水浇铸，这些办法都有助于提高剑身强度，使剑更为修长。于是战国便有了 6、70厘米长的铜剑，而在登峰造极的西汉，这项纪录更突破了 1.1米。造型平直而精致的剑是中国武学的标志之一，但实际上这个标志却只风光了不到1000年，倍受推崇的时光则更短。随着剑的不断延长，问题出现了，固然长度能增强剑的攻击优势，但却降低了原先近距离击刺的功能，反而更多的需要使用劈砍，而日益成长的骑兵更是迫切需求专业的劈砍兵器。于是环首刀应运而生，厚实的刀背比剑更不易弯折，同时制造工艺更简单。至于击刺功能，与短刀手默契配合的长矛手将成为唯一的专业者。剑曾将刀置于末路，但当技术更为提高后，刀又反过来要置剑于绝境了。剑失去了实用功能，越来越归于装饰，向着高雅轻巧过渡，进入隋唐以后，就连官员也很少佩剑了。不过当装饰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审美的需求就会掩盖掉功能的缺陷，宋代武官玩物一般的短剑就是证明，更不要提近代乃至当代那些装饰华丽的匕首剑了。
当如今的人们津津乐道那些或纤细柔软、或棱角方钝的武术剑时，可曾想到剑的悲哀呢？
在刀剑间恩怨终结的同时，长刀也再度登场了。因为长刀的衰落比短刀晚几百年，所以出现晚上几百年，从同甘共苦的原则算起来倒也公平。原始长刀除了刃平些、体窄些外，与斧钺实在看不出多少差别，但再次复兴的长刀，却是得益于宽体短刀的发展，这点从东晋时期出现了可装长柄的宽体短刀可以看出。不过宽体长刀的正式出现可没那麽早，东晋的偶然创新也许仅是骑战时代的激情爆发，就像南北朝个别长达 1.6米的环首刀不代表其常规长度一样。长刀复兴后最早出现的是拥有两刃的陌刀，这种刀至今虽未见实物，不过从其宋代继承者掉刀那里，还是依稀可辨其叁尖两刃的特征的。陌刀堪称刀之极长，因为过长意味着攻击缓慢和不便挥舞， 2米以上 3米以下是正常，而陌刀已达 3米。陌刀曾在唐军中叱□一时，陌刀队列阵于前横向密进，大刀纷落敌阵，每击都讨得数人毙伤，所向无前。但也许是作为砍击兵器双刃的作用不大，陌刀在唐之后就不见记载了，取之占主导地位的是宽体长刀。
与宋代人文发达和军事软弱相比照，长刀的装饰也是偏于华丽失之实际，但这并不能埋没宋代长刀的历史地位。宋代为长刀创立了‘刀八色’，如今仍耳熟能详的偃月刀、眉尖刀、凤嘴刀、戟刀等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以至明清两代除分别立钩镰刀和长杆镰刀似的割刀外，竟很难再有新样式。
长刀应该比短刀更早衰落，随着清帝国的崩溃，新式军队也许仍装备短刀，笨重的长刀却绝不会再用了。
第二章 戈与矛
早期的戈简单说就是歪头矛。之所以盛行戈而不是矛或长刀，是因为当时盛行车战，而车战的近战是在战车交错时展开的，用矛的话很难借助战车的冲力，同时也难以在交错的瞬间击中目标，沉甸甸的长刀则不但比戈笨重，而且更容易磨损失效。于是善于啄杀的戈就成了当然的主力。
春秋战国之交，战争规模日益升级，类似欧洲中世纪的战争游戏变成了人民战争。一待翻山越岭的步兵使战场不再局限于平原，铜弩机的使用令弩手升级为射马杀人的好手，战术谋略极大丰富，战车的末日也就来到了。但老派‘骑士’的虚荣心此时尚未完全熄灭，于是战车有了更多的战马、更厚更多的盾甲、连两侧轴头都装了驱杀步兵的扁矛，戈也发生了变化，头部变成弧形，内刃加长像镰刀，外刃增强了推的杀伤力，用推来对付步兵的围攻。可惜这一切还是无济于事，战车的终结到来于西汉初年。戈有些很不好的缺点，比如头部易脱落、因挥击而攻击缓慢等。所以后来戈通用的装头方法只有绑缚，看起来简陋，但是便于重新捆紧。不过挥击缓慢是没治了，而且杆部由于抗力方向问题还更易折断，推又不如刺灵巧锋利，到头来唯一不可取代的价值还是啄。因此随着战车的衰落，步兵摆脱了最大的侧面威胁，其存在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矛的地位不逊于戈，战车上往往也会装备 1 - 2支长矛以备不时之需，但矛却始终不能取代戈的地位，反而是戟填补了空白。戟的出现始于商代，早期的戟等同于加了矛尖的戈，不过并没在战斗中显示出明显优势，因此没能得到重视。到了秦汉，也许是战法思想不能一下子适应失去戈的转变，戟就突然成了宠儿。但戟也存在缺点。比如容易被搅缠，汉代有种叫钩镶的带钩小盾就是专用来搅缠戟的，然后再跳上前去给持戟人一刀。另外骑兵冲锋对戟的推钩功能也不太依赖，刺的同时又推是多此一举，钩固然有用，但也带来了戈的老毛病─头部易脱落。因此到了东汉，长戟的戟枝就越来越向前了，说白了就是像叉了，经过魏晋更干脆把戟废了，转而全力发展矛。
这时候就该矛唱独角戏了，长刀的出现还要再过几百年，大斧则只是辅助兵器，所以矛在当时的长兵器序列里可谓一枝独秀。矛又叫槊，又分为马槊和步槊，兴起于汉末，估计那些叁国名将绝大部分都是一手持槊、一手持短刀作战的。南北朝是槊的鼎盛时期，因为此时中原骑战鼎盛，而身披两裆铠的重装骑兵正是以槊和弓箭为主力武器。步槊的使用较简单，因为步兵偏重的是配合，步槊只是步兵小组武器序列中的一种罢了，用途在于较安全的刺倒敌人，掩护短刀手作战。因此对持步槊者的要求是身高力大，武艺是否高强，并非考察的关键。马槊的使用较复杂，因为槊不同于欧式长矛，后者单手持用只用于冲锋，前者则双手持用既冲锋又近战。当骑兵冲入敌阵后会展开冲荡，此时攻防的方向和范围都远多于步兵，而且是在奔驰颠簸的马背上，加之槊长达 4米的惯性，毫无疑问，不经过一定的严格训练很容易破绽百出。
唐代以后矛多称枪，宋代是枪的黄金时代，种类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许是对骑兵正面突破的依赖降低的缘故，马枪的长度略有缩短，使其更灵活，同时制作更精良。宋代马枪头部一般都有刺和钩的双重用途，枪后有可插入地的铁镦，杆上还有牛皮编成的提绳，看起来实在很体贴。
进入明代，冷兵器的地位下降了，枪的种类也就简化了，清代骑射起家，对冷兵器情有独钟，于是枪的种类再次丰富，甚至出现了近 5米长的钉枪，已达中国长兵器长度禁忌的极限，真不知打算做什麽用。矛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红缨枪的广为人知，甚至令其一度成为当代孩子的玩具。可惜玩具的命运与其祖先当初一样，随着欧洲枪炮的隆作，华夏无敌的美梦幻灭了，随着玩具枪的出现，孩子王的地位也不再青睐拥有红缨枪的孩子了。
第叁章 弓与弩
论及弓弩就不能不提箭，弓弩是力量的来源，箭则是力量的载体，载体的性能对力量的发挥有相当影响。设计成熟的箭，通常分为箭头、箭杆和箭羽叁部分，箭头是战斗部，箭杆是平衡部，箭羽则是调节部。
轻而韧的竹、木始终是箭杆的首选材料。而使飞行和下落遵循正确角度，从而飞得更远，攻击更加有效的箭羽，则以雕翎为上品，雁鹅羽为最差，并在东周时期就能根据箭杆的浮水状态，决定其安装长度了。
商代的铜箭头已颇阴毒，凸脊、叁角形扁翼，当箭头刺入身体后，两翼的倒刺会牢牢钩住合拢的伤口难以拔出，血槽就像吸血蝠般抽出敌人的血液。时至战国，新兴的叁棱翼样式更使箭即便拔出伤口也更难愈合，并且相应的血槽增至六个。秦代箭头则提高了致人中毒的铅含量，同时与某些秦剑一样，飞越时代的表面氧化铬技术也使某些箭头历久常锋。
但铜材较难得，秦代已经尝试用铁制作箭头铤部，而随着西汉炼钢业的发达，全铁制的箭头也问世了。早期铁箭头采用铸造，显然是舍不得铜箭头样式的惨毒，不过随即就发觉其锋利尚不及后者，于是只得改用锻制。锻制的缺点是浇铸而成的复杂造型必须舍弃，改为如铁剑的四棱剑身那般易于打造，但优点更为显着，锻制将使其比前辈坚韧得多。铜箭退出舞台，其开始与结束都在东汉。第一种锻制铁箭树立了宋代以前铁箭的基本特征─扁平四棱形，这是利于锻制的样式。从魏晋到隋唐，铁箭的分类很简单，发展路线也就是使箭头更硬更长，足以穿透日益精良的铁甲，撕裂敌人的肌肉和骨骼。
对铁箭种类的细化又是始于宋代，这真是个颇有意思的时代，军政软弱的同时，军事技术却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宋代有值得钦佩的耐性对每种武器精雕细琢，而箭的样式也因之精细化，像铁脊箭、锥箭等，造型都已脱离扁平四棱形的单调，变得更为专业。南宋拉开了火器时代的帷幕，对金、元的连绵战争迅速使火器走向成熟，成为主宰战场命运的力量。不过在火器的射速和命中率还只适合火力覆盖的情况下，箭之序列的壮大会持续到明代，并继续创立出更多令人目眩的种类和造型。
射是周代时的‘六艺’之一，也是古代最强大的攻击手段之一。早时的贵族，如果家中生下男孩，都要向天地四方射出六箭，以示男子所要征服的世界，足见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东周时期复合技术的普及大大增加了弓身可储存的势能，使人在生理结构容许的拉程内，能将更多力量转化给弓身，射出更快更远之箭。古人超常的膂力令人惊诧，精锐射手竟能拉开70公斤的强弓，估计有效射程应在50-70米之间，最远射程更是数倍之多。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始于商代的扳指的功 。扳指这项不起眼的发明，却令拉动强弓硬弩得以可行，避免因疼痛降低射速，甚至割伤手指。扳指对射手的意义如此重大，以至骑射起家的清朝王公贵族们，竟最终使其异化成为一种首饰。弓是以轻便、快速为特点的，这令其在清中期前始终占据着骑兵远射兵器序列的主力地位，而当火器的发展淘汰了强弩时，弓也仍能扬己所长与火器平分秋色了400年。
弩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得益于复合弓和铜弩机的发明，否则凭其较短的拉程，是无法与弓的杀伤力较长短的。强弩的特点是又远又准，有时间从容瞄准，但上弦比较费力耗时。根据这些特点，强弩通常被用于防御和伏击，射击的连续性则依靠几组射手的轮番。不过也有特例，比如唐代骑兵的车轮讨敌战术。战国时强弩成了战车的心腹大患，远程打击的强大杀伤力令战车坚固的盾甲也黯然失色。但强并不是当时弩的唯一发展方向，足够轻巧的弩在简化射击步骤以提高射速方面另有优势，于是出现了带有箭匣和活动臂的迷你连弩，这可视为诸葛弩的前身。
西汉对强弩的发展影响深远。不但在秦代增大望山的基础上，又添刻度，使弩拥有了稳定的弹道参照，且随着铜弩廓取代木弩廓，弩身对拉力的承受力也大大增强了。划船器般上弦的腰引弩最高拉力可达 370公斤，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有效射程超过 500米，可惜由于实用性不如臂张和踏张，汉代以后就很少使用了。到了叁国时期，诸葛亮为了对抗魏国的强大骑兵，便制成了俗称诸葛弩的元戎，元戎之名得自春秋时一种主将战车，后代指将军之意。元戎最诱人之处在于机巧而非实用，虽昙花一现，但拉臂上弦便能快射10支毒箭的巧妙设计，却成了被当代人津津乐道的古代传奇。
剽悍的草原之风，终于为南北朝召唤出巨大的强弩之王─床弩。这种弩战国亦出现过，当时称为‘连弩’，应是取多张弩联合一体之意，可惜后代一度失传。此时的床弩用多头牛力绞轴上弦，威力已大大强于战国人力绞轴的连弩，发射以皮或铁叶为羽的巨大标枪，主要用于攻守城时撞毁楼台、攻城器、城墙等，其宋代极者的最远射程超过 1.5公里，是古代世界射程最远的冷兵器。
赋予床弩以机动性的是唐代，用牛牵拉的车弩不但大大提高了部署灵活性和生存机会，更锦上添花的将绞绳与车轴钩连，行进就可上弦，大为提高了效率。车弩装置 1张拉力 860公斤的巨弩，有 7个发射槽，最远射程超过 1公里，中间槽所用的箭有 1米多长。
弩在宋代得到大发展，偏重步兵的宋庭将其视作对抗北方骑兵民族的利器。弩手多用踏张弩，采用叁组轮射的迭射法，而‘神臂弓’的发明，使宋军的有效射程可至 370米。床弩则从两弩至四弩，从小型至巨型，种类繁多，两床和叁床弓还能在弦上绑一个装有数十支普通箭的铁兜子，使床弩拥有了杀伤人马的功能。也许是善于骑射的元朝过于武断，竟干净利落的手起刀落，将弩留在了前朝，于是弩从宋代的极盛一跌而至元代的极衰，随着火器的继续发展，也就再没机会翻身了。
第四章 甲与盾
铜与皮的关系是这样的，在厚度从薄到厚的转变中，硬度优势也从皮向铜过渡，加之铜在重量方面的劣势，其在青铜鼎盛的同时，却难以取代皮甲成为主流就不难理解了。至于胄，即头盔最初为何要用铜，恐怕原因还在于头部的性命悠关，以至并不显着的防护提高，也显得值得保留了。这点可从东周时反而多用皮胄看出。
春秋战国之交，皮甲胄的发展达到鼎盛，影响深远的札甲成为非常成熟的甲式。札甲由表面涂漆的皮片编缀而成，身甲甲片为大块长方形，袖甲甲片较小，从下到上层层反压，以便臂部活动。
到了秦代，札甲的长方形甲片已经日趋细小，从而更贴身和灵活，同时编缀技术也出现了阴线和阳线的区分。阴线和阳线并非术语，只是就表面特征而言。阳线在东周札甲的胸部以下和袖部已经使用，适用于臂、腰之类需要活动的部位，特征是甲片间有一段段较长的纵向绳段。阴线则是随着札甲胸背部制作的更为细出现的，特征是甲片表面只露出几个极短 的绳段，甲片间上下左右完全固定，适用于胸、背之类不需活动的部位。
至此，甲片叠压、阴线和阳线的规范就基本形成了，此后中国甲会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
进入炼钢业蓬蓬勃勃的西汉，铁甲胄逐渐取代了皮甲胄的往日地位，同时铁甲分化为精致的鱼鳞甲和普通札甲。鱼鳞甲是札甲登峰造极的结果，整套甲所用甲片可超过2200片，甲片叠压密似鱼鳞，考虑到当时的炼钢水平，毫无疑问只有显赫之人才能穿用。实际上，西汉鱼鳞甲即使与后世铁甲比较，也堪称精品了，因为在都懂炼钢的前提下，铁甲质量高低的决定力量只在于人工。鱼鳞甲历代从未普及过，或粗些或细些的札甲一直是士卒抵御冷兵器的标准甲。
魏晋南北朝是甲式发展的重要过渡，接踵出现的筒袖铠、两当铠、明光铠，在汉与隋唐仿佛毫不相干的甲式间补充了舒缓的乐章。战乱的激励令铁甲质量有了近乎神奇的提高，传说诸葛亮筒袖铠竟能抵御拉力近 670公斤的强弩射击，真不知何人能开动此弩，既无人能开又何必指标定这麽高。传说可以商榷，但其中至少体现了当时对铁甲质量的重视。
骑战鼎盛的南北朝，箭与骑兵甲在彼此赶超，作为箭之人质的战马也不得不披上了沉重的具装铠，从而导致了中国重骑兵先于欧洲 900年诞生。春秋战国之交战车马装备的皮甲胄也许可算最早的马甲胄，但直到东汉末年马甲胄的设计也尚未齐备，只有具装铠才称得上完整的马甲胄。如果说具装铠还有华而不实的内容，也许就是马臀上高昂的寄生了，它似乎只适宜在出征或凯旋时显示一下人马的昂扬斗志。
隋唐最着名的甲是明光铠，其身甲由 4块底板组成，胸背各 2块，每块上有一面大圆护，从明光之名推测，圆护应由质量较高的钢铁制成，而底板大概是皮甲。尽管这种设计有图省事的嫌疑，但隋唐明光铠一改之前历代偷工减料的陋习，将护臂和延长的护腿纳入甲式基本要素，对后世却有重要影响。
进入晚唐明光铠衰落了，整体化的身甲被札甲取代，经过五代的战乱，到宋代再次形成了成熟的制式。宋代甲胄通常只分成胄、护臂和身甲叁部分，身甲为山字形，融合了身甲和护腿，在肩背腰部绑紧。甲按材料分为铁、皮、纸叁等。纸甲的发明源自唐末，宋明两代成为军队的标准甲式之一，曾有一次定制 3万套的记载。其大概可算世界最早的凯夫拉装甲了，而且从用厚皱褶纸制成推测，应还利用了结构力学以增强防护。从被用于南方的记载来看，纸甲似乎有一定的防潮湿能力。而其中的优良者在轻便之余还兼备“劲矢不能洞”的坚固，也就难怪会有地方官申请拿 100套铁甲交换50套优质纸甲的记载了。历史到十四世纪开始转折，此时的欧洲可重达30公斤的大白盔甲逐渐兴起，而在中国，明代在将铁甲胄重量冲至28.5公斤的历史新高后，正因火器的发展而向轻便过渡。甲胄向坚实迈进的方向早该过时，即便是大马士革钢制成的大白盔甲，也会被拉力40公斤以上弓弩射出的钢箭在 100米之外轻易洞穿。中国的甲胄发展由于人民战争而较之欧洲更为实事求是，对冷兵器的超常规防护，往往仅用多套几件甲了事，而这种务实精神到了火器时代，将毅然令重甲退出历史舞台。明代是轻重甲地位交替的年代，清代则是轻甲发扬光大的年代。叁国时由西域传入可防远箭的锁子甲，始于明代沾湿可御远枪的绵甲，都成为此时的主力甲式。头顶高缨尖胄、外套嵌满铁钉的宽大绵甲、内穿铁环连缀之网甲的八旗铁骑是清庭武功的象征。甲胄的衰落是势所必然，在枪炮威力大幅提升的排挤下，当连轻甲也变成累赘的时候，新式军服看起来就不是那麽软弱了。
盾的用途是将杀伤力加以消耗或偏导，以及作为助攻武器。由于重量问题，历代盾牌都以藤、木或皮盾为主，由于木、皮盾表面需要涂漆以防潮腐，便连带产生了精美的盾面图案。西汉以前盾的样式都接近长方形，分为步用和车用，步盾长大利于防箭和维持阵列，车盾短窄利于车上使用。防护最大的威胁是刺，刺的力量足以在攻击点上聚集起高达数百公斤的压力，是刀剑劈砍无法企及的。因此时至战国，用于近战的双弧形方盾就盛行起来，纵中线凸起的形状，有利于分解刺的力量。
随着骑兵的兴起，西汉出现了椭圆形盾牌，骑兵可以单手举着抵御攻击。这种样式在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遗弃，又被宋代捡起后，就变成了绑在骑兵左小臂上用来防箭的圆形旁牌。与此同时，步盾经过汉魏的发展，东晋南北朝开始盛行一种很长的六边形盾，这是双弧形方盾的改进版，整个盾面纵向内弯，就像一片叶子。作战时不仅可以手持，还能将底部尖角插在地上，用棍支起。而这种样式在去掉底部尖角后，就成了宋代的步兵旁牌。盾牌介绍到宋代，就缺乏了往下的趣味，剩下的发展无非是略微改变形状，已经没有了进步的意味。如果为了有个舒缓些的收笔一定要继续，或许就只有火牌值得一提了。严格来说火牌称不上盾的进步，而只是将火器配备于盾牌的尝试，但换个角度考虑，那跟随火牌徐徐推进的步兵小组，猛然间火器齐发，随即一拥而上制服敌人，场面倒颇有些当代防暴警察的感觉。
第五章 车与舟
战车是夏代发明的。构成战车的主要材料是木，因为木上涂有以防潮蛀的漆，所以战车大都呈现棕黑色。尽管历代的制式略有相异，但结构都大体分为车厢、车轮、底盘和马具四部分。
车厢是一个能容纳 1名御者和 2名战斗员，呈叁角形站立的作战平台。由底盘支撑，深度 0.8 - 1米，宽度 1.3 - 1.6米，口开在厢后。除了战国时有些在后半部安装了铜甲片外，通常无装甲。由于车厢树立在高大的车轮之上，便赋予了车兵突出的高度，步兵顶多及腹、骑兵至多齐胸的对比，使其拥有凌驾于两者的攻防优势。车轮大体分为毂、辐和辋。东周前轮径 1.3 - 1.4米，之后为加强转弯时的横向稳定性，缩小至1.24米左右。毂是车轮中心的圆木，包括两侧用以分担压力的毂饰，总长可达数十厘米，由是战车又称‘长毂’。毂中心有用以穿轴的圆孔，西周时涂油，战国时又加装铁圈，都为降低磨损。辐即辐条，连接毂和辋，能调动近半个车轮的同类对辋所受压力予以支撑，较轻便又坚固，出于强化目的，车轮的辐条数从商代至战国持续增加。辋就是轮圈，分为双层，每层由两个半圈经铜片箍合而成，轨宽在西周时缩窄至成熟。
底盘包括辕和轴。长杆状的辕嵌在车厢与轴之间，垂直于轴，并在前部与马具连接。轴是固定式的，这也许是图省事，又似乎意在利用孤立双轮的办法增强转弯性能，总之轴不连接车轮，而是穿过毂，并用铜销对两者位置关系加以卡定。穿毂部位在西周时涂油，战国时又包裹铁圈，都为降低磨损。轴两端有青铜轴头饰，既起到保护轴头的作用，春秋后还演变为驱杀步兵的扁矛，但其无法像地中海战车上的同族般旋转绞杀，只能作为撞角。
马具包括衡和轭。衡是垂直于辕的长杆，连接着辕和两副轭，悬于中间两匹马的背部。轭负责固定中间两匹马，并传递其拉力。从马具的作用判断，所谓四马战车，似乎只是在两马战车上附加两匹马而已，而这两匹马，仅是简单的用绳索与相邻内侧马头颈相系、并将胸部的皮绳直接系到轴上，并不能充分发挥力量。
战车的做工以西周为承前启后，为后代树立了参考榜样。其时造车规范严格，仅车轮就要经过以规测轮圆、以矩、悬绳和水浮测辐槽间距、辐条正直和材质均匀、以黍米比较两毂容量、以秤比较两轮重量等一系列检测，质量之高可见一斑。说完战车本身，再来看战车赖以作战的武力与动力，即人与马。提到人，战车可算中国古代最具阶级色彩的兵器了。在从夏到西周的漫长岁月中，高大雄伟的战车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只有贵族才有资格驾驶。这固然可以解释为阶级专政，但车战所需的精湛技艺，唯有财大气粗的贵族有机会到学校学习，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随后的春秋，某些国人借着加入武士阶层，终于得以专心训练并登上了战车，但宗族地位更低的庶民和奴隶，却依然无缘。直到战车临近淘汰的战国，伴随宗族的彻底解体，门槛才获得了短暂的开放。
关于战车战斗员的配备，流行的说法是 2人分持弓箭和戈矛，显然过于理想主义了，似乎皆配备弓箭戈矛更为正确。车兵的训练很严格，其中尤以驾驶战车的御艺和远距杀敌的射艺倍受推崇。进入西周后，随着战车的精良和车战规模的升级，战术更趋复杂，从而促使要求更甚，产生了五驭五射的规范。
所谓五驭是对御艺的五项检验。即无论车速快慢，车铃要节奏分明；走在河边弯曲小路，车不能落水；通过有国君标志的地方，要从容致敬；在蜿蜒的道路上，要使四马合作默契，车身转弯流畅；田猎中能将鸟兽驱赶到车左面，供左侧战斗员射猎。这些看似孤立的要求，蕴含着配合、交锋等驾车技巧。而因应战术与御艺的互相促进，此时发号施令的车长也不再由左侧战斗员出任，御者集决策与控制于一身，使战车便于应付战场变化。
所谓五射则是对射艺的五项检验。包括拉弓满到前手食指前只露出箭头；双臂舒展到与箭平行，稳定到可以放置水杯；弓身弯曲好似一口井；后手夹四支箭，依次连续射出；射出的箭不走抛物线，从下巴底下直穿敌人咽喉。这些要求针对的可不是弓兵，而是站在奔驰颠簸战车上的车兵。尽管不同记载对检验方法的描述有出入，但仅从上面一种描述中，已足见当时箭术之高超。虽然五御五射已很严格，不过要求并未就此满足。时至战国，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和兵源的扩大，对车兵还有了明确的体质要求。凡荣登战车者，必须年龄40以下、身高1.73以上、且能追逐奔马。精锐的甲士得来不易，其生命安全自然受到格外重视。因此无论是起初贵族自费的行为，还是后来演变为国家配发的标准，甲士始终拥有全军最精良的盔甲，尤其是不便躲闪的御者，秦代时更连双臂都包裹个严实。除盔甲外，战斗员还配备一种先秦特有的、便于战车上使用的小方盾。不过牺牲在所难免，为了保证甲士死伤战车不致瘫痪，西周后有了傍车而行的预备甲士，西周时为每车 7人。该说马了。秦俑和唐叁彩都堪称世界艺术珍品，但其中迥然不同的战马形象却反映了中国战马的发展轨迹。与秦汉后在内外杂交下培育起来的硕壮唐马相比，土生土长的先秦战马委实其貌不扬，矮小粗糙得令人沮丧。可叹中国虽为世界马种发源地之一，本土及周边马种却先天不足，纵有吃苦耐劳的品性，却失之速力。试想如若盛产宝马良驹，那麽凭着历代坚持不懈的马政，何愁不能拥有傲视天下的滚滚铁蹄呢？
先秦战马主要分为中原原产马和西北秦马两支。前者虽然日后为极富耐力的蒙古马淘汰，但从春秋卫文公时期，仅卫国就有体高1.38米以上的母马3000匹的记载中，依然能略窥其当年风光。后者是历代西北战马的重要血统之一，也是如今中国叁大名马之一─河曲马的前身，在战国晚期的强秦，其战马体高均在1.33米以上。这些记载中的战马，固然与动辄 1.5米左右、速力兼备的地中海战马根本没得比，但对只产小型马的中国而言，却堪称先秦时代劳动与技术的结晶。
供战马披挂的甲胄出现于春秋，这是中国最早的马甲，材料是表面涂漆的皮片，绘有精美繁冗的花纹。威武的花纹除了能振奋军心，有时也是一种武器，据传晋楚城濮之战中，晋军将虎皮蒙在马背上，竟吓坏了对方战马。可惜古人并不像今人那麽重视迷彩，这种战例也便寥寥可数。
战车给人的表面印象是速与力的强大结合、是奔驰的堡垒，不过一旦考虑到其虽经历了夏商的独立成军、西周和春秋的车步混编、战国的复归往古等变迁，却始终恪守着步兵领队的角色，实际的机动性就大大值得怀疑了。
春秋是车战的鼎盛时期，也是车步混编的高峰，西周时每辆战车步兵15人的编制，在春秋中期以后，已经发展为60人甚至更多，部署于战车的前锋和左右翼，有如此庞大的直属步兵拖累，即便是更为灵活的骑兵，恐怕也无法指望有游击疆场的自如了。两军在主将战车的肃杀战鼓中缓慢接近，当近至只有数百米的时候，前锋一分，战车全线杀出，步兵紧随其后，轮碾声、蹄踏声、战旗猎猎、战鼓隆隆、马嘶人喧霎时混为烈岚，破空箭雨下的人仰车翻之后，两股宽大的洪流猛烈碰撞在一起，突刺、拦啄、闪避将血肉与沙尘搅拌─以上描述大约应是当时的战场写照。战车主战的局面，时至战国有了变化。也许正为对抗战车，战国强弩机构虽较简陋，凶猛却不逊于历代，据记载韩国强弩可至 600步，估计有效射程不下 260米。弩外弓内的箭阵成了对抗车阵的利器，在强弩威力的笼罩下，皮甲的防护顿显寒酸，使战车的性价比面临严重威胁，加之许多不便战车行驶的地域也成为了战场，战车的主战地位开始没落了。
不过战车的衰落并非是急转直下，战车虽已失去主战地位，但作为步兵冲锋的强力铁拳，作为骑兵队的指挥中枢，依然具有实用价值。这个没落的过程一直持续到西汉，直至汉匈战争促使骑兵异军突起抛弃战车的跟随，而中原随着内战的终结也婉拒了战车的协助，才黯然退出了纵横驰骋2000年的历史舞台。
战车衰落的同时，战船却在崛起，巧合的是，也基本发展了2000年，并且创造了远为前者辉煌得多的历史。船最初只用来运送部队和物资，专事战斗的船只，则要推延至春秋末期，随着南方诸国建立水军，才步入历史。兵非杂不利，先秦战船也有大中小的区别，虽然各国船型名目有所差异，但总体来说大者用于正攻和指挥、中者用于游击、小者用于侦察。战船中以‘大翼’最巨，长可至24米，船体狭长适合快航，配有战斗员41人，桨手50人。
汉代是中国船舶发展的关键时期，战船在规模、分工和船舶技术方面都有长足发展。当时的水军称为‘楼船士’，西汉武帝时期，其规模已经发展到与车骑步并列的程度，有发动20余万进攻南越的记载，战船之多自不待言。战船分工也较先秦更细致，大至楼船，小至艇，多达 8种，其中的蒙冲和斗舰因着名的赤壁之战而脍炙人口。伴随分工细化而来的是对每种功能的挖掘。以楼船为例，船楼已从其前身大翼的 2层增为 3层，进一步提高了攻击力和侦察力。再以斗舰为例，特点是船壳用多重木板加固以利冲撞，且四面竖立着防御矢石的挡板。汉代船舶技术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的骄傲，西汉的橹和钉，东汉的舵和中国式硬帆，都是其成果中的最辉煌者。橹变桨的前后划水为左右拨水，能够连续做有用功，推进效率大大优于桨，是现代螺旋推进器的前身。舵弥补了舵桨控制航向的笨拙，十二世纪传入欧洲后，为诞生于惊涛骇浪中的大航海时代创造了条件。钉和中国式硬帆虽称不上世界发明，但钉能使船舶更坚固，从而造得更大，而硬帆的操作灵活、航行平稳、对帆布质量的较低要求、以及升降的快捷，则使其成为世界最优秀帆种之一。
进入西晋，大型战船得到了突出发展。据记载晋灭吴时使用了一种叫做‘连舫’的多体战船，长宽各达 180米，承载2000余人，上设木城，四门皆可驰马来往。如果这还只能算浮舟而非战船，那麽时至隋代，隋将杨素灭陈时动用的‘五牙’楼船，就是无可置疑的巨舰了。‘五牙’楼船高达30米，有船楼 5层，拥有 800人的海量吞吐，四面甲板还备有 6架长达15米的新式武器─拍竿。拍竿相当于利用了杠杆原理的巨型长锤，靠下落能量砸击靠近的敌船，是中国古代战船上最大的武器。经过魏晋南北朝乱世的积累，唐代造船技术已经相当精良，船身普遍使用铁钉钉合，石灰桐油添塞船缝，结构十分坚固和严密。此外，唐代还发明了轮桨、水密隔舱和水罗盘。轮桨的样子很像水车，安装在船舷两侧，每对为 1车，以轴相连，水手踩动轴上的踏板，轴转带动轮桨划水，是螺旋桨出现前最高效的推进方式。水密隔舱技术，则利用彼此隔绝的船舱，使漏水的舱室不至轻易危及整条船的安全，这项技术至今仍是船舶不可或缺的。
与船舶技术的成熟相比照，唐代的战船序列却颇为保守，内河战船种类比前代没有任何增加，只是出现了一种叫做海鹘的战船。这是中国第一种外海战船，据传船身前倾，两侧安有多对用于增强稳定的浮板，形态酷似俯冲的海鸟。从南宋秦世辅创制的海鹘战舰，长31米，宽 5.5米，有10橹，仅能容水手42人，战士 108人的记载推断，唐代海鹘应该只会更小。外海战船的出现显示了逐渐萌动的海防问题，而事实上，这个问题到了明代，还将格外严峻起来。
南宋战船中最具个性的是各式各样的异形船，其不拘一格的奇思妙想，使残酷的战争由然而生出些玩味。如张贵所制的无底船，船后部中间无底，加以伪装，敌军不知情下跳上，就会落水被歼。如冯湛所制之船，平底可以涉浅，战船盖可以迎敌，海船头尾可以破浪。又如马定远的‘马船’，女墙轮桨都可以拆卸，既可运输又可作战。除了异形船，南宋车船发展更是蓬勃，不仅官军大量装备车船，连起义军也不例外，甚至体形亦不逊于官军。如杨麽起义军在洞庭湖水战中使用的车船，采用楼船船型，长达 110米，可容纳千余人，上设高楼和拍竿，有轮桨22 -24车，轮桨外侧装有裙板。
至于外海战船，则按照长江南北海域划分为两类。长江以北多淤沙浅滩，缺乏良港，使用平底方头的沙船，长江以南使用吃水较深，利于破浪的尖头尖底船。后者以福建所造的‘福船’为最好。此外，战船的武器序列此时增添了宋军的招牌武器─投石机。只可惜好景不长，明初时随着战船用冲撞取代了拍竿，用火铳和推力火箭淘汰了弓弩，百无聊赖的它便被一并淘汰了。
外海战船第一次大规模参战是在元代，帝国在东征日本的行动中调集了 900艘海船，其中 1/3是中小型战船。遗憾的是天公不做美，一场台风使东征变成了壮观的海难事故。明代初期是中国外海战船发展的巅峰，但在气度非凡的郑和远洋船队最后一次巡视了帝国威名所至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外海舰队物极必反般的一蹶不振。当然这个一蹶不振并非指战船种类不再发展，而是指中国水军从此将告别巨舰和远洋，回到一个很低的起点，与落后的倭寇水军纠缠不清，干等着欧洲炮舰迎头赶上。
在倭患频生的明代中后期，外海战船的体形非但始终没有超过南宋海鹘战舰的水平，反而在朝廷的扶持不利下落入了小艇战略的怪圈。如当时的戚继光舰队，就由大福船、海沧船和苍船组成，相对倭船而言的‘大’福船负责冲击，较小的海沧船负责歼敌，最小的苍船负责追击。这个怪圈既然阻挠了巨舰的发展，也就抑制了舰炮的发展，进而彻底打消了欧洲铁甲帆船那样的坚船利炮在中国出现的可能。
在这个没落的时代，唯一有些精彩的战船，也许就只剩下联环舟和子母舟了。前者通长12米，两头高高翘起，占全长 1/3的前段装载着炸药，一旦撞上敌船，前段就借着碰撞与后段脱钩，并牢牢钉在敌船上，后段士兵随即点燃导火线，然后安全驶离。后者则通长11米，母舟等同于自杀炮台，后段腹内藏有子舟，当火炮轰开敌船时，母舟也会在猛烈的后坐力下破裂，子舟里的士兵则可全身而退。如果说南宋异形战船偏重诡诈，上述两款异形战船就唯有用犀利来评价了。
介绍到明末，剩下的历史不说也罢，清代严守着明末战船的水平，直到鸦片战争后才猛醒，继而又在甲午战争中彻底绝望，只剩下无可挽回的悔恨与悲叹。中国最终没能成为海洋国家，尽管在从汉到明初的1500年中，其商队的航迹曾经遍布西太平洋、印度洋、直至波斯湾的蔚蓝海洋，长度远远超过繁荣的地中海贸易线，尽管其航海技术远播海内，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文明推动力，尽管其曾拥有世界首屈一指的优良战船，尽管。。。一切已成云烟，但每每遥想却依然倍感自豪。
第六章 攻与守
古代战争分为四类，即战、御、攻、守。战指野战进攻，御指野战防御，攻与守，则专指城池争夺中的攻城与守城。
最早的城防设施出现在距今5000 -7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但正如村落称不上城市，其设施也只是一两道壕沟，略为反映了当时部落定居时间延长，所带来的更高防御要求罢了。
到了距今4000 -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定居下来的父系氏族们便开始修筑城墙了。早期的城墙很简陋，如河南安阳后屯遗址中墙宽仅 2 - 4米的低矮夯土墙，内蒙古包头东郊阿善遗址中残墙较高处仅有 1.7米的石墙等。因为太矮小了，这些城墙甚至连地基也不需要。不过千万不要轻视它们，应付当时与其叫战争，不若称为械斗的争斗，这已经足够了。龙山文化中晚期，也就是五帝时代，随着部落的兴盛，真正意义的城池开始出现了。作为其中代表的平凉台古城，形状已经采用了正方形，说明城市布局有了统一的规划，城墙总长 740米，墙高 6米左右，根部厚13米，顶部宽达 8 -10米，可容纳大部队的调动和战斗。此墙的修筑采用了先进的板筑法，即先夯筑陡直内墙，两侧再以护城坡加固，此法可在增加高度的同时，抑制坡度的同步增长，使城墙较为陡直难攻。而随着这类较高大城墙的出现，为避免因土质问题造成塌陷，地基就成了工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公元前21世纪末，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夏，建立了。但帝国的建立并未促进夏代城防设施的发展，平凉台古城的防御水平终其历史也未被超越。直到商代初期，墙根厚度20米左右，高度达到10米左右的城墙，才在夏代以来面积急剧膨胀的城市四周耸立了起来。此时的城墙不但更为高大，而且做工也更细致。护城坡经过铲削平整后，会铺上防雨水冲刷的碎石。内墙夯层间设有夯窝，使夯层嵌接，城墙更加牢固。可惜的是，除了平稳的沿着高大细致发展外，从商到西周，城防技术并无新的内容。这或许是由于当时的防御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进攻手段的发展吧？攻的软弱自然无法激励守的进步。
直到春秋时期，随着车辆制造技术的进步，攻城技术才终于进入大发展时期。春秋发明的临车、冲车、愤□、修橹和抛石机，第一次将守城方笼罩在重型装备威胁之下。临车上悬吊的箭屋，伸入空中可达10米以上，能居高临下射击守城方。冲车将一捆大木装在车架上，专门撞击城门。愤□顶部蒙以生牛皮，可推至护城壕甚至城脚，进行填埋或挖掘作业。修橹与愤□相似，但职责在于掩护部队接近城下。至于抛石车，更是一种由人力拉放，可将石块抛向目标的先进武器，不过当时威力的不大，石块重不过几公斤，能飞 300米左右，砸人欠准，轰城嫌轻，倒是更适合抛射熏烧功能的烟火弹或阻滞功能的蒺藜。抛石车后世曾一度失传，但再次复出竟掀起了一场攻守变革，这将在后面细说。重型攻城器的涌现，带来了战术的大大丰富。原先单纯的人海战术，已转变为愤□特种作业、临车和抛石机火力压制、修橹重甲掩护、冲车攻敌软肋、单兵钩索攀城的联合作战。等到战国时期，云梯、水淹和地道出现，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战术就算基本齐备了。
面临攻城技术的突飞猛进，一向慵懒的城守技术此时也不敢再怠慢了。由于采用悬板夯筑法，城墙已不再需要护城坡，因此愈加陡直。而女墙、角楼、悬门、瓮城、单层城楼和吊桥等新式工事也一一登场了。女墙可以隐蔽守军行动，遮挡临车攻击。角楼建在城角，用以抵御可能遭受的两面夹攻。悬门吊于城门洞中部，待敌军破门后紧急落下，可将其一分为二各个击破。瓮城是主城城门外的半座小城，墙与主城等高，瓮城城门偏设，使主城守军也能射杀到攻门敌军，而一旦敌军破门进入瓮城，更会陷入四面居高临下的夹击。城门之上建单层城楼，是城门争夺日趋激烈的表现。桥身能被提离地面的吊桥则已被用于一些纯军事功能的城池。除上述之外，在吴越水乡，随同跨河而建的水城的出现，供船舶往来的水门也诞生了。
春秋攻守技术的飞跃，还只是战国鏖战的序曲。除了南宋，在中国攻与守的历史中，再没有比战国更辉煌的时期了。此间产生的完整攻守法则，令秦汉隋唐军事家们的思索无出其右。
战国城防层次分明，阵地从城外15公里便铺展开来，由外向内划分为荒芜圈、警戒圈和城防圈。
距城15公里范围内是荒芜圈，实行坚壁清野，能撤进城的全部运走，如果必要，还会将带不走的付之一炬，并向水井投毒。
离城 5公里处，就进入了警戒圈。延警戒圈边缘，每隔一定间隔，在制高点上设 3人侦察哨一座，形成一道警戒线。侦察哨之后，每隔 1.5公里设一联络哨，保持侦察哨与城池间的联络。白天的联络信号是，发现敌军举一帜，接近警戒线举两帜，进入举叁帜，向城市而来举四帜，接近城郊举五帜。晚间则以火代帜。此外，各要道和关卡，还要设置 3人一组的机动小队，负责侦察和反间谍。这道叁位一体的警戒圈，会在敌军进至城郊，即将围城时撤回。
城上远射兵器射之所及便是城防圈的边缘，在此范围内的城外地物一律铲平，以扫清射角和视线。
在距墙根10米外是护城壕。壕内有水就在水面下10厘米交错埋插长短不一的竹刺。城门外的护城壕上会架设转关桥，这种桥只有一根梁，梁的两端伸出支于壕沿的横木，当敌人行至桥上时，拉动机关使横木缩回，桥面便会翻转，令敌坠入壕内。
在护城壕后，有时会附加一道木篱或夯土的矮墙，称为‘冯垣’，后面部署士兵，待敌军进入护城壕范围，配合城上守军，以武器杀伤或柴草熏烧之。再向内，是宽 2.5米的拒马带，主要用于阻碍敌军云梯接近。在守军出入的地段，拒马会浅埋成易于移动的状态，并在城顶加以标志。最后，在距墙 2.5米以内，是 5行高出地面 0.5米的交错尖木桩，兼有阻碍敌人攀城和刺死坠落之敌的功能。
接下去才是城墙，这是攻入城池的最后屏障。当时城墙的高度已由春秋的10 -12米，增至不逊后世的15米以上。
墙顶宽度足有 7 -10米，守军可在上面自如的机动和战斗。延墙两侧有厚 1米、高 0.6 - 1.4米的女墙，其中外侧女墙较高，开有外宽内窄的射击孔。除了城角建有永久性的角楼外，战时还要延墙添置大量临时楼台。每隔60米，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 1米的观察楼。每隔 180米，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 3米、用以消灭城下死角和夹击城下敌军的木楼。同样，每隔180米，还竖有一堵 3米高尖木桩连成的横墙，平时开小门供穿行，敌军登城后封闭作为路障。最后每隔 360米，再建一座突出内侧女墙 4.6米的木楼，以备攻击入城之敌。
墙根厚达20米，甚至40米，即使城基被挖空，也不至因失去重心坍塌，而只会下沉。每隔约 200米，由内向外挖掘，接近外侧 5 - 6寸时停止，即形成一道暗门，留作突击杀出之用。暗门内侧还备有带风箱的窑灶、柴草和障碍车，以备敌军发现，从中杀入时，加以烟熏和堵塞通道。
城楼之下，城门洞内外侧都设城门，门洞中部还有辘轳升降的悬门。叁道门都设有活动射孔。为了防御火攻，除了在城楼中预备水罐水盆及长柄麻袋外，还用间隔16厘米、突出 2 - 3厘米、交错排列的圆头木桩在门外侧钉上厚泥，这种方法直到宋代才被铁皮包裹法淘汰。
与城外的步步设防相比，城内却是一幅畅通景象。城楼两侧和城角的宽大登城道，连接着延墙铺设的环城路。环城路与各要道相连，构成城内四通八达的网路。不过城内也并非长驱直入之地，必要时，环城路之后会修筑一道称为‘傅堞’的夯土矮墙，墙前再挖一道深 3.5米，宽 3米的壕沟，内塞柴草。一旦敌军入城，即引燃柴草形成火墙，并据墙与城墙友军夹击之于环城路上。
当时守城的通常密度是，正规兵每1.84米 1人，征集的百姓每 2.3米1人。占征集百姓25 %的成年男子担任兵员，占50 %的成年女子负责工程作业和运输战材，剩下的老弱担任后勤杂务。武器配发则按照，每50 -90米设抛石车一座，每20米存放修补城墙工事的柴捆20捆，每45米设置锅灶、水瓮及沙土，每 4米存放弩、戟、连梃、斧、椎各 1，及一些石块和蒺藜等的原则。人员或武器不足时举旗为号，苍鹰表示需要敢死队支援，双兔表示需要大队人马支援，狗表示需要补充远射兵器，羽表示需要补充格斗兵器，赤表示需要火战器材，白表示需要滚石等等。
除了上面提到的标准装备外，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式装备。如悬脾、累答和火擂木。悬脾中藏有士兵，顺着城墙吊放，从侧面刺杀爬城敌军。累答就是粗麻绳编成的软幕，涂泥浆的悬挂在墙前充当廉价的盾牌，不涂泥浆的可以点燃后覆盖城下敌军。火擂木是在两轮中间捆扎一束柴草，点燃后顺城坡滚下砸烧敌军。而随着弩用于军事，城头也出现了其后很长一段时期绝迹了的床弩，及永远绝迹了的转射机。前者在当时需10人操纵，有 2副绞盘供上弦， 1副供顺绳拉回射出的巨箭，既能发射 2.3米长的巨箭，也可一次装填60支普通箭，相对南北朝之后的同类，这样的床弩还是略显弱些。后者是固定在木架上的弩，虽然固定依然可朝任何方向射击，功能类似地中海叙拉古的弓式弩炮，从由 2人操纵判断，似乎也是绞盘上弦，可惜后来彻底失传了。
针对如此森严的防御，攻方除又发明了带有轮子的壕桥，用以缩短打通护城壕的时间外，更总结出强攻、压制、地道和水淹四类战术，予以对抗。
强攻是或用冲撞、焚烧等办法破坏城门，或遣单兵蜂拥而上攻占城墙、抑或借夜幕派单兵接近城池，而后对城墙展开强攻。此战术中前两种情况最怕守方拼死抵挡，连射带刺、连砸带呛、连烧带浇，一通猛打下来，必然损失惨重。后一种情况最怕守军点燃火炬伸出墙外，用眩目火光封闭城头情况，使攻城者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压制是利用临车或土台对城墙进行居高临下的火力压制，适于骚扰守军或掩护强攻。此战术最怕以高制高，如果城墙上增建 8米高的木城，使总高度超过25米，不但临车达不到，就是堆积土台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到时候木城外侧悬挂累答，城上设置床弩和抛石车，制高点必稳操在手。
地道是挖掘通向城墙的地洞，并用木桩支撑，然后或发动突袭攻入城内，或烧毁木桩使城墙塌陷。此战术也有所惧，一方面头顶的护城河会增加挖掘难度，另一方面一旦守军观察到城外的异常，就会在城墙内侧的相关地段每10米埋设一口大瓮监听地下，而后派出作业组向城外挖掘，每掘进2米，下降0.7米，直挖至墙外，随后横向掘进至地道侧面，设置风箱和隔板后，突然撞开相隔土层灌入浓烟，并通过隔板的活动小孔压制反抗，则计划必败。
水淹适用于临近河流的城池，堵塞河道引水淹城，令守城方不攻自溃。此战法要严防守军突袭堤坝，并且注意驻扎地点，否则搞不好自家反会陷入汪洋，晋阳之战中的赵襄子军，就是通过反灌智伯军转败为胜的。
可见，尽管攻城技术在进步，但在守城技术的对抗下，攻还是远远难于守的。不过这种不平等很可理解，守方是将长期积累的人力化为城墙保存着，攻方是一次出动所有人力，两者战场上的不平等，实际正体现了投入力量的平等。在战国时期，攻防双方的兵力可以悬殊到这样的程度，假如攻方以10万之众围攻，按《墨子》中的论证，守方只需将4000余人，按每 2米 9人的密度部署，即可在最大不过 920米的主攻方向上挫敌锐气。丰富的攻守技术虽助秦统一六国，但到了堪称帝国盛世的汉代，其发展却几乎陷入了停滞，直到进入魏晋，才再次启动。
首先登场的是马面。陡直的城墙虽不利敌军攀爬，但同时也会增加城下死角的范围，尽管战国时就用突出外侧城墙的木楼和竖立尖木桩带加以弥补，不过针对此问题的永久性墙台还是出现了。马面突出城墙外侧，与城墙合为一体，上设供士兵休息的战棚，战棚四周有木桩围护。与各种城防新技术一样，马面用于战事较多的边防应该更早些，但被帝国腹地首次采用，则是在曹魏洛阳城的重建中。
其次登场的是南北朝时的夏统万城。所以将统万城作为技术介绍，是因其除了有又长又多的马面外，还有多种先进之处，以至后世“深可为法”也。统万城墙身由‘叁合土’夯筑而成，这种组成为石灰、沙粒和粘土的混凝土，至今仍为建筑良材，苍白色的墙体经过“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这般严酷的工程验收，以至“紧密如石，凿之则火出”。角楼被强化为巨型建筑，结构有些像如今的航空塔，但有多层，外面蒙以生牛皮，当时的皇帝赫连勃勃曾颂赞其“高隅隐日，崇墉际云”。马面内建仓库，既利于迅速补充军需，也开创了明代在城墙内侧修筑藏兵洞的先河。
最后登场的则是唐代的多项新发展。
工事方面的发展大多是基于战国已有技术的加强，像傅堞演变而来的重城，即城中之城，冯垣演变而来的碉堡式工事─羊马城，以及为对抗床弩攻击而在城门、城角、直至整堵墙表面砌砖的砖城等，只有弩台是个例外。弩台为方形，根部边长14米，高15米，顶部边长 7米，四周围有夯土墙。台底开门，守军可通过天井的绳梯爬上台顶。台顶架有毡帐，内藏 5名弩手及各种军需。将弩台在距城墙 150米之外，间隔 150米设置一圈，就形成了城墙与弩台、弩台与邻台互相支援的交叉火力网。
装备方面也有不少发展。战国时的累答，已经改为荆条编制或用布缝制，火擂木则改为韦草灌油蜡制成，形状如同燕尾，称为‘燕尾炬’，抛石机也增加了转向功能。此外，还有新出现的铁鸱角、叉竿和钩竿。‘鸱’是鹞子之意，铁鸱角自然就是铁鹰爪了，专门从城上抛下钩砸敌军。叉竿的效果相当残忍，顺云梯向下推，用横刃切断敌人手足。钩竿可以钩住云梯向外推，使敌军上下不能，眼睁睁被一一干掉。
如果说春秋攻城技术的发展，是基于攻城手段的贫乏，战国攻城技术的发展，是基于攻城谋略的贫乏，那麽到了魏晋隋唐，在城防日趋森严的情况下，攻城技术自然就要向强化威力的方向发展。时至唐代，床弩和抛石车不但从失落的历史中重获新生，其威力亦不可与往日并论，唐初李世民围攻洛阳时，动用的床弩由 8张弩连成，所用之箭粗如车条，箭镞大如巨斧，抛石车所用的石块，已重达30公斤。
再次提到抛石车，就需要细说一下了。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抛射石弹的大型人力远射兵器，春秋时期已开始使用，隋唐以后成为攻守城的重
要兵器。但宋代较隋唐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不仅用于攻守城，而且用于野战，不仅抛射石弹，而且抛射燃烧或爆炸弹。
宋代抛石车按组成杠杆的杆数划分轻重级别，几杆就称为几‘梢’。重型的五梢和七梢，需要 150到 250人拉绳，抛射 4、50公斤的石弹，多用于守城。中型抛石车有的装有四轮，可供野战使用。而最轻型的只需 2人拉放，石弹仅0.25公斤重，甚至可用泥弹代替，虽然简陋，但击中人也会致残，击中要害也能致命。
到南宋末年，蒙古攻占襄阳中，就首次使用半自动投射的襄阳炮了。这种抛石车在杠杆后端挂有一块巨大的铁块或石块，平时用铁钩钩住杠杆，放时只要把铁钩扯开，重物下坠，就能抛出石弹。由于人力需求较少，此炮比旧式前辈威力大得多，射程也更远，攻襄阳时，曾抛射近90公斤的石弹，将地面砸出 2米多深的弹坑。
虽然相比欧洲中世纪巨型投石车动辄数百公斤的石弹，抛石车的威力小得多，但弧线很大的弹道却使两者的战术功能很相似。
一场由抛石车导致的攻守变革终于在北宋末年爆发了。这场变革的发生应该感谢地处帝国之北的金国，正是这个塞外藩邦，凭借草原民族的骠悍气魄，极大的促进了抛石车的应用，使万炮齐鸣于中原大地。
据记载，金军在灭亡北宋的汴京之战中，一夜之间架设抛石车5000余座，以汴京长达50里的外墙，每里还要分得 100座。金军为了搜集足够的石弹，将汴京附近的石制品洗劫一空。攻城时，先将护城河填平，而后万炮齐发，再辅以大量强弩，一举击溃守城部队的部署，进而出动与城墙等高、可容纳80人的巨型攻城车─对楼展开登城战。量变到质变，大量抛石车的运用促发了全新战术的诞生，其流星雨般猛烈的打击令戒备森严的城防完全无法招架。
针对这种新战术，提出系统城防思想的是南宋初年一位叫做陈规的杰出文官。此人极富谋略，发明过竹竿火枪，更指挥过大量保卫战，也亲身体会到抛石车集群轰击对攻防双方的巨大影响。尤其是金军对德安发动的9次进攻，每次都动用了抛石车，最后一次竟连续轰击14昼夜，可以想象那是何等的惨烈场面。然而其凭借着过人的谋略，屡屡在各城挫败为数众多的金军，奠定了其作为那个时代城防第一人的历史地位。其所撰写的《守城录》，至今仍是中国古代最着名的兵书之一。
陈规的城防思想涉及工事设计与防御战术两方面。
其理想中的城池应具备如下改进。
护城壕之后，距城墙 6 - 9米外，是一道高 4米，根厚 3米的羊马墙，墙上设有叁个一组的‘品’字形射击孔。羊马墙后有一道壕沟。之后又是一道墙。形成两壕叁墙的障碍带。
城墙宽顶缩窄至 5 - 6米，以降低被石弹击中的机会。用较能承受石弹轰击的平头墙取代有齿垛的女墙，墙上交错开设两排孔口，供射击和刺杀之用。在马面上修筑平头墙，以取代经不起石弹攻击的战棚。
城角由从前较易被石弹轰塌的直角城角，改为半圆形，并且废除容易成为轰击目标的角楼。
御敌性能较弱的单层城楼被双层城楼取代，下层近战，上层射箭。
性价比较低的瓮城也被废除，改为在城门外15米和城门内 6米各筑一道根厚 5米的10米高墙，墙宽以遮住城门两头 6 - 9米使城外无法侦察城门情况为宜。敌军攻门时以外墙与城门之间木寨据守，并从城头攻击其侧，敌军破门入城后，则在内墙与城门间的夹道展开两面夹击，同时从城头攻击其侧。
而防御战术方面，其除了倡导守中有攻的防御和灵活周密的部署外，更提出了以炮对炮的理论。
所谓以炮对炮，就是以射程 5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指挥点和抛石车阵地，以射程 4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工程作业部队阵地，最后以射程3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的前线攻城器阵地。同时，为了防止遭到反击，以及减轻运送石弹的困难，抛石车不设置在城头，而是隐藏在城墙内侧，由城头上的指挥员指挥射击。
遗憾的是，陈规的城防思想由于南宋的黯弱，未能得到充分实施，以至到了南宋末年元军入侵时，抛石车集群轰击仍旧屡试不爽。如攻打京师的龙德宫城时，元军仅攻打一个城角就设置13梢抛石车 100余座，昼夜连发，几天之内石弹就堆起城墙高度。本朝况且如此，至于后代，就更置若罔闻了。
经过短暂的元代，就又不得不谈到明清了。这两个朝代实在很不提气，一个是武备弛废，另一个连欧洲送上门的新式武器都不屑一顾，脑子彻底坏掉了。至于为什麽会坏掉，就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了。
不过相比之下，明代还稍微强一点儿。首先火枪和火炮都是那个时代发展起来的，虽然自己并没好好利用，但客观上无疑是对攻守技术的极大贡献。另外，还发明了瓮城箭楼、多重瓮城和藏兵洞。箭楼又叫‘万人敌’，代表之一就是前门楼子，一层层射击孔密密麻麻，确实雄伟。多重瓮城是种想把攻方烦死的设计，一个门接一个门，要想攻到底，还真不如跳墙呢！藏兵洞设在城墙内侧，用砖石加固，既提供了预备兵力的就近安置，又能作为掩蔽和休息的场所。
而清代，由于最有成就的海防要塞不归这里谈，值得一提的也就是太平军的爆破战术了。必须承认太平军攻城很有一套，专门找了数千矿工挖地道，等到接近城墙时，就把用棉被、布袋、甚至棺材装着的火药安好，拖出一条2、3公里长的引信，远远引爆。霎时间闷声巨响，城墙坍塌，太平军便趁乱杀进城中。为了掩人耳目，太平军起初把入口选择在城外的空房子里，后来清军学精了，他们又改在隐蔽地形后面挖，而且还擂鼓掩盖地下的挖掘声。以至清军唯有无可奈何的称其为“至为险毒”，又评价太平军“掀翻巨城，如揭纸片”。
后记
与中国古人相比，欧洲古人似乎更爱走极端，比如希腊的重装步兵、亚历山大的长矛方阵、罗马的龟甲阵、中古骑士的冲锋等。这也许与欧洲一直没有打破社会成员的严格等级，进入人民战争阶段有关。所以欧洲战争在火药时代前一直停留在了中国春秋之前的水平，作秀成分远多于实事求是，战死沙场也成了一种特权和荣誉，武士道泛滥。
这种战争虽然充满理想和浪漫，显得格外高尚和美丽，却如同温室里的花朵劲不起自然检验，在异民族的打击下往往顿显其迂腐本质。亚历山大如果能来到中国，一定会发觉他引以为傲的诱敌和中央突破战术，早在他诞生前就随着《孙膑兵法》为人广知，而他武王伐纣水平的单调又庞大缓慢的长矛方阵，也会在中国车、骑、步兵的机动夹击下被撕裂并屠杀，就如同旨高气昂的中古骑士，却被简陋的蒙古轻骑像傻瓜一样捉弄。也许只有罗马的战术思想可与中国有一比，因为两者都是在残酷的对外作战中积累起来的，是实用主义的。
正因为欧洲战术思想的严重落后，他们在进入人民战争时代后，才不得不立刻放下架子，去尊奉中国的兵家智慧！
当亚历山大接管波斯价值 400亿美元黄金的时候，也许仅仅意识到征服者的光耀，而丝毫未考虑如何使这战利品真正属于他的帝国。亚历山大是梦想家，挥舞宝剑追随阿喀琉斯品质的伟大征服者，但他不是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扩张中度过，用他的个人魅力耗尽希腊的进取精神，却完全无暇顾及巩固帝国的基础。亚历山大似野火，一路烧去，湮没入历史长河。
再看看欧洲的启蒙者─古希腊的所谓文明吧，一面高谈阔论哲学科学，一面又连同族都要逢城必屠。在他们眼中，敌国不过是黄金和土地，敌人不过是尸体和奴隶。斯巴达虽属弹丸之地，可对希洛人的奴役比之元朝犹有过之。
这就是古希腊的所谓文明，缺了他的思辨精神地球不会停转。文艺复兴只是借壳上市，如同中国两千年来言必孔孟，却各持己见一样。古希腊自己却在保守排外中互相杀戮数百年，最终沦为罗马能说会道的奴隶。
然而罗马又何尝不是如此？中世纪又何尝不是如此？大航海时代又何尝。。。欧洲征服者们的眼中无一例外盛满了黄金和土地、尸体和奴隶。
与欧洲征服者们的野心勃勃相比，中国兵家更多了许多冷静，他们在沉思战争的是与非，那种对政治的关注、对人心的追求，对将帅的苛责，对士卒的怀柔，真正使战争具备救世与治世的意义。
战争不应仅仅为了掠夺，战争应该具有更进步的意义，唯有中国兵家有能力化害为利。中国历史就是分合的历史，每一次统一都使民族越发伟大，秦统一六国孕育了强汉，隋统一南北孕育了盛唐，汉化的忽必烈之元孕育了幅员辽阔的明清，这才是中国兵家的风范！
成吉思汗是个有雄图大略的人，他想统治全中国。在西征的时候，他又向南边攻打金朝。
本来，成吉思汗被金封为百夫长，但他从没有真正听过金朝的命令，相反，因为蒙古人长期受到金朝的欺侮，成吉思汗一直想找机会攻打金朝。
公元1208年，完颜永济当了金朝皇帝，第二年，他派使臣去见成吉思汗，宣布新皇帝即位，要成吉思汗跪拜。成吉思汗问：“谁当了金朝皇帝？”金使说：“卫绍王完颜永济。”成吉思汗听了，朝南边吐了一口唾沫，说：“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的，完颜永济这种平庸懦弱的人也配做吗？怎么能给他下拜呢？”说完，跨上马就往北方去了。完颜永济非常生气，准备在成吉思汗下次送贡品时杀掉他，成吉思汗知道后，马上与金朝断绝关系，准备跟金打仗。
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出兵攻打金国，几年之中，蒙古军队先后攻占了河北、山西、辽西、辽东的大多数州、县，掠走了许多人口、牲畜和财物。公元1215年二月，蒙古军队攻占了金朝首都中都(现在的北京市)。公元1217年，为了攻打西辽和花刺子模，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国王，专门攻打金朝。成吉思汗在西征结束以后，又要攻打金朝。但是打金朝就得首先攻打西夏，成吉思汗西征时要求西夏派兵，可是西夏不但不派兵，而且还与金结成联盟，与蒙古作对。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亲自率十万大军进攻西夏，成吉思汗派使者去见西夏国王赵德旺，要他投降。赵德旺吓得直哆嗦，连话都不敢说。西夏大将阿沙敢钵非常生气，说：“要打仗，我在贺兰山下等着；要金银财宝嘛，请他来问问我的宝刀答应不答应！”成吉思汗派兵前进，阿沙敢钵果然在贺兰山下等着蒙古兵的到来呢。两军大战一场，结果蒙古兵取得了胜利，并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灵州。在灵州，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西夏军队英勇抵抗，杀死了许多蒙古兵，但他们还是打不过蒙古骑兵，大部分被蒙古兵杀死。从此，西夏国再也没有什么力量。
公元1227年正月，蒙古军队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兴府(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六月，成吉思汗到六盘山去避暑。正在这时候，中兴府发生了强烈地震，房屋倒塌，瘟疫流行。粮食也没有了，西夏国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西夏新国王赵日见不得不向成吉思汗投降，但是要求推迟一个月时间，他说：“为了准备贡品和安置灾民，请给我一个月时间，到时候，我亲自拜见你。”
就在西夏投降后，成吉思汗病倒在六盘山，一来是因为当时天气特别热，二来是因为成吉思汗年纪大了，体力不如从前，经不起连年作战的劳累。成吉思汗眼看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眼看就活不了几天了，就开始考虑两件大事：一是把帝位传给谁；二是教他们如何治理国家，完成自己的事业。于是他把窝阔台、拖雷和其他儿子们叫到自己的身边，对他们说：“我眼看就要死了。你们当中要有一个人来继承我的汗位，保护我们的国家，完成我的事业，你们一定要互相谦让，如果你们人人想当大汗，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好。”
窝阔台他们听说，就跪在地上说：“我们愿听父王的话，父王吩咐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本来，成吉思汗被金封为百夫长，但他从没有真正听过金朝的命令，相反，因为蒙古人长期受到金朝的欺侮，成吉思汗一直想找机会攻打金朝。
公元1208年，完颜永济当了金朝皇帝，第二年，他派使臣去见成吉思汗，宣布新皇帝即位，要成吉思汗跪拜。成吉思汗问：“谁当了金朝皇帝？”金使说：“卫绍王完颜永济。”成吉思汗听了，朝南边吐了一口唾沫，说：“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的，完颜永济这种平庸懦弱的人也配做吗？怎么能给他下拜呢？”说完，跨上马就往北方去了。完颜永济非常生气，准备在成吉思汗下次送贡品时杀掉他，成吉思汗知道后，马上与金朝断绝关系，准备跟金打仗。
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出兵攻打金国，几年之中，蒙古军队先后攻占了河北、山西、辽西、辽东的大多数州、县，掠走了许多人口、牲畜和财物。公元1215年二月，蒙古军队攻占了金朝首都中都(现在的北京市)。公元1217年，为了攻打西辽和花刺子模，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国王，专门攻打金朝。成吉思汗在西征结束以后，又要攻打金朝。但是打金朝就得首先攻打西夏，成吉思汗西征时要求西夏派兵，可是西夏不但不派兵，而且还与金结成联盟，与蒙古作对。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亲自率十万大军进攻西夏，成吉思汗派使者去见西夏国王赵德旺，要他投降。赵德旺吓得直哆嗦，连话都不敢说。西夏大将阿沙敢钵非常生气，说：“要打仗，我在贺兰山下等着；要金银财宝嘛，请他来问问我的宝刀答应不答应！”成吉思汗派兵前进，阿沙敢钵果然在贺兰山下等着蒙古兵的到来呢。两军大战一场，结果蒙古兵取得了胜利，并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灵州。在灵州，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西夏军队英勇抵抗，杀死了许多蒙古兵，但他们还是打不过蒙古骑兵，大部分被蒙古兵杀死。从此，西夏国再也没有什么力量。
公元1227年正月，蒙古军队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兴府(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六月，成吉思汗到六盘山去避暑。正在这时候，中兴府发生了强烈地震，房屋倒塌，瘟疫流行。粮食也没有了，西夏国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西夏新国王赵日见不得不向成吉思汗投降，但是要求推迟一个月时间，他说：“为了准备贡品和安置灾民，请给我一个月时间，到时候，我亲自拜见你。”
就在西夏投降后，成吉思汗病倒在六盘山，一来是因为当时天气特别热，二来是因为成吉思汗年纪大了，体力不如从前，经不起连年作战的劳累。成吉思汗眼看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眼看就活不了几天了，就开始考虑两件大事：一是把帝位传给谁；二是教他们如何治理国家，完成自己的事业。于是他把窝阔台、拖雷和其他儿子们叫到自己的身边，对他们说：“我眼看就要死了。你们当中要有一个人来继承我的汗位，保护我们的国家，完成我的事业，你们一定要互相谦让，如果你们人人想当大汗，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好。”
窝阔台他们听说，就跪在地上说：“我们愿听父王的话，父王吩咐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因为中国曾经被满清这个只知道“弓马娴熟”的民族统治了二百七十年，所以后代的中国人都产生了一种误会，以为发明了火药的中国，竟然把本应成为先进武器的发明，白白浪费在无义的娱乐上。其实不然，清朝以前的蒙元和明朝两代，都十分重视火器的发展与装备，我不是要故意贬低满清，仅仅是想阐述一下中国在火器方面曾有过的辉煌。
火枪最早出现在中国，这一点是勿庸自疑的。中国的早期火枪，在10世纪的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后经元、明两代发展，至明末本应有所大成，怎奈…………在中国广泛使用火铳后，阿拉伯人在14世纪初，制成了木质管形射击火器“马达发”。而欧洲14世纪中叶，意大利制成金属管形射击武器“火门枪”，以后又发明了火绳枪。要说明的是，欧洲的火枪是自己独立发展起来的，在17世纪的时候，反而对中国的火枪技术有所影响。
宋朝出现的“突火枪”杀伤力不大，射程仅仅5―10m，在当时多说是吓唬人用。但元朝建立后，重视发展新型火器，至元十六年(1279)，集中各地工匠于大都(今北京市)，研制新式兵器，重新调整火药的配方，使同样体积的火药，效能提高了约三倍。元朝至顺三年(1332)，铸造了铸有铭文最早的铜火铳，长1尺1寸，重28斤。同时还制造出了早期的手铳，但威力小、射程低，基本上没有使用价值，给军官们作为玩物到更合适一些。
元末战争时期，火炮在战争中被大量的使用，据《明史》记载，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张士诚被明军围困在平江城(今江苏苏州)，大将徐达“领四十八卫将士围城，每一卫置襄阳炮架五座，七梢炮架五十余座，大小将军筒五十余座，四十八营寨列于城之周遭，张士诚欲遁不得飞渡，铣炮之声昼夜不绝……”。由此看来，当时的战斗景象是何等的壮观，火铳和火炮的数量亦已经达到相当的数量。金属火器的出现，开创了古代武器的先河，它以使用寿命长，发射威力大，运用范围广等多种优点，成为以后历代的重要兵器，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应用。
到了明朝，由于封建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兵器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主要冷兵器有长柄刀、枪、短柄长刀、腰刀及各种杂式兵器如？钯、马叉、狼筅等等。除了继承传统的兵器品种外，火器的发展到明朝达到鼎盛时期，明末的兵书如《兵录》、《神器谱》、《武备志》、《西法神机》、《火攻挚要》、《筹海图编》、《军器图说》、《火龙神器阵法》等更是详细地记录了明军装备火器的制法、图谱以及火器部队的编制和战法。此外诞生了数位知名的火器(包括理论)专家如赵世祯、毕懋康、胡宗宪、茅元仪、孙元化和明末清初的天才武器发明家戴梓；十分重视火器运用的军事将领如戚继光、孙承宗、袁崇焕等。
明军真正意义上的火器发展是从抗击倭寇时开始的。因此必需先了解一下日本“？？”的来历，以及欧洲的火器发展经过。
15世纪初期，西欧的工匠们将原先的“火门枪”的木制握柄被重新设计过，射击时能够倚靠在士兵的肩膀上，而不再是架在支架或者地上，自此步枪的定义被正式确定为：单兵肩射的长管枪械。15世纪中期，又创制了新式火枪――火绳枪，用火绳点火，并在火枪上加装了能够控制点火的机械装置――扳机，使火枪射速更快，射程更远。这种新式的扳机击发式火绳枪的口径一般为15～20毫米，管径比一般为40到45，而最大射程一般为60～80米(杀人距离)，它在1543年传入了日本。
日本制成火绳枪经历了三个阶段：元至元十一年(倭文永十一年、公元1274)到至元十七年(1281)蒙(元)、倭战争时期，倭军从作战中见到了蒙古(元)军使用的铁火炮，从此得知世界上已经有了一种新式兵器―火器，这是倭国初知火器的阶段；尔后在天朝大明成化二年(1466年)，(中国的)琉球人到倭国时传入了明铜火铳(原始手铳)；大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南夷”(葡萄牙)商船被台风带到了萨摩以南的种子岛，葡萄牙商人带有欧洲火绳枪，大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工匠八板清定仿制出了倭国最早的火枪――种子岛铳，这就是给倭国历史带来巨大变化的“？？传来”――火枪在倭语中写作“？？”。
大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倭国江州的国友锻冶，组织了高明的工匠，仿制成适合倭兵使用的火绳枪，并且制成了闭锁螺栓，较好地解决了枪尾的闭气问题，提高了火绳枪的威力，较葡萄牙人制造的火绳枪更为先进。这种“？？”的口径与欧洲火绳枪相同，但射程提高到100米，射速每分钟5发。不久国友锻冶进行批量生产，售出数百支成品，有些海盗及走私商人等乘机购买，持为劫掠凶器，我国闽浙沿海多受其害。当时正值戚继光抗倭，戚继光对火绳枪的威力评价很高，认为这是杀敌最有效的兵器，并对火器的战术使用作了很深的研究，发展出车营、三才阵等适合发扬火器威力的部队编制和战法。
大明正德七年(1512)，明军平定南海之役，缴获三艘海盗舰船，得到了“佛郎机”火器。“神机营”的武器专家改进了缴获的火器，创制出佛郎机铳，又称为“神机炮”，并批量生产，使中国的火器跨跃了一大步。但佛郎机铳是大口径火枪(炮)，需三人同时操作一门。九年后，大明嘉靖元年(1521)，明军在广东新会西草湾之战中，又从缴获的两艘葡萄牙舰船中得到欧洲火绳枪称“西洋番铳”，但那时葡萄牙人所用的火绳枪，大抵还是初创时期的制品，未引起明军高层的足够重视，直到不断掳掠沿海的倭寇用上了火绳枪，明朝军队才开始批量装备以之对抗。
大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军在收复被倭寇及葡萄牙人侵占的双屿(今浙江鄞县东南)战斗中，俘获了一些善于制造铁炮的日本人及铁炮。由马宪、李槐等人，学习了制造火绳枪的方法，并在其基础上，加以研究改进。于大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造出了“比西番尤为精绝”的中国第一批火绳枪，而且手笔极大，一上来就是一万挺，由此可见，当时明朝政府对军队装备火器的重视程度。如果不是明朝末期，政治上实在极度腐败，外加连摊上三个“倒霉”皇帝，满清焉有入主中原之理！
中国把创制成功的火绳枪，称之为“鸟铳”，《武备志》说：“后手不弃把，点火则不动，故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又因其所安装的弯形枪托形似鸟喙而被称为“鸟嘴铳”，也有人称其为鸟枪，成为当时明军战斗中的“利器”。明军装备的鸟铳射程可达 120米，枪管用熟铁制作，底部有火孔与火药池（放引火药）相连，池上覆盖有铜盖，可以遮挡风雨，搠杖（通条）插在枪管下的木托上，用于填送弹药，枪管底部用螺栓封固，便于取开擦洗枪管。
大约在同时，鲁密国(今土耳其)派遣使者朵思麻到中国进贡火绳枪，中国古代著名火器专家赵世祯，生长于海滨，少经倭患，深知增强国防力量、改善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决心研制出精良的火器装备官军，卫国保民，于大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给皇帝呈上了《用兵八害》的条陈，建议制造鲁密国进贡的番鸟铳，经兵部议交京营试制。赵世祯唯恐京营“制造打放两不如法”，就登门求教朵思麻，详细讲解了制造和使用方法，并自己出资(赵世祯时任从七品衔的中书舍人)召集工匠进行试制，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创制了比鸟嘴铳射程更远的火绳枪，称之为“鲁密铳”。这种铳加长了枪管(4尺5寸)，重量略大于鸟铳(6―8斤)，射程远(150 米)，威力大，在结构上更优于鸟嘴铳。故《武备志》说：“鸟铣：唯鲁密铳最远最毒”。同时还研制出当时最新式的火器“掣电铳”和“迅雷铳”，前者兼具西洋铳和佛郎机的优点，后者并有鸟铳和三眼铳的长处。万历三十年六月，赵士祯研制的火器通过兵部、工部、刑部等部门官员的试验。会审报告建议皇帝将赵世祯“所制车铳式样随发京营，依法成造，责令官员加以教演，传示各边，以究其防边制虏之用”。
对比15―16世纪欧洲各国装备的火绳枪，在上构造和明军的火绳枪基本一致，技术参数也大致相仿，但明军的鸟铳比这些枪都要轻便。西班牙的重型火绳枪――穆什克特枪，口径在23毫米以下，重8-10公斤，弹丸重50克，射程250 米，可以保证射穿任何的铠甲，虽然明军的鸟铳威力比不上这种枪，但比起机动性和轻便性却是穆什克特枪远远不及的。
15世纪初期，欧洲战场上出现了炮身和药室一体的青铜炮，不久又出现了轮式火炮，采用颗粒火药，法国于15世纪中期首先铸造铁炮，并很快使这一技术传遍欧洲；公元16世纪前后德国纽伦堡地区生产出一种直线式线膛的火绳枪――“毛瑟枪”，由于“膛线”一词的英文译音是“来复”，所以线膛枪也称“来复枪”，这种带有膛线的来复枪射击精度大大超过了滑膛枪。
从17世纪起，欧洲枪炮制造技术发展迅速，法国人发明了具有防风防雨性能的燧发枪，它的出现标志着纯机械式点火时代技术的结束。燧发枪的基本结构如同打火枪，即利用击锤上的燧石撞击产生火花，引燃火药。以其射速快、重量轻、射程远等多种优越性，逐渐将火绳枪废弃；瑞典人则划时代地把弹丸和发射药装在同一个纸筒内，装填时将纸筒撕破(咬破)，把发射药和弹丸一块装入枪膛中去，既简化了装填过程，又保证了发射药的定量装填，它预示了一种新型的定装枪弹的出现；1776年，英国人又将直线形膛线改成螺旋形，发射时火药气体使铅丸膨胀而嵌入膛线以发生旋转，发射的弹头出膛后高速旋转前进，增加了子弹的稳定性，提高了射击精度，增大了射程，到达了200米之多！！！
由于这些欧洲先进火器优于中国火器，明政府在自己研究不出来的情况下，就毫不犹豫的花钱从葡萄牙铸炮专家伯多禄·波加罗在澳门兴建的铸炮厂引进火器技术，进行大量仿制，并用于实战，在实战中取得巨大收益，进而批量装备军队。《中国军事史·兵器卷》记载明朝后期明军的火炮用精铁铸造，在技术上接近西方的水平，数量则稳居世界第一，野炮的最大射程可达到10里，舰炮也达到 4里以上，开始采用了爆炸弹丸、分装弹药、后膛装填、有射表、瞄准具等等，种类上覆盖大中小口径，平射炮、曲射炮、臼炮……
明军主力火炮“红夷炮”，号称“净重三千斤，射程十里，每发可毙敌千人”，当时倭国和后金的大炮射程才一里(500 米)。后金头子努尔哈赤就是被袁督师的红夷大炮炸毙的，据说临死前对明军的大炮耿耿于怀，说：“我二十五岁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想不到死在明军的大炮之下。”努尔哈赤死前命令后人好好学习明军火器，到了进攻扬州时清军也是用大汉奸吴三桂的大炮轰塌了城墙才攻下了城池。
火枪已经是明军步兵的主要装备。每名火枪手配备火药罐 2个，一个装发射药，―个装引火药，携带铅弹 300发。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发射药已经使用粒状火药，而不是以前的粉末状火药，其成分比例为硝1两(占75.75%)，硫磺1钱4分(占10.6%)，柳炭1钱8分(占13.65%)已经基本达到黑火药的最佳配比了(硝75%，硫磺10%，炭15%)。由于发射速度较慢，为弥补这一缺点，通常在战术上采用三排轮放法，即一排装铳，一排进铳，一排放铳，第一排发射完毕后，退至第三排装铳，第二排进至第一排位置放铳，如此轮流发射。同时期欧洲的火器技术虽然高度发展，但是冷兵器仍在作战中占很大比例，主要包括长矛、长戟、长弓、短剑等。
直到明朝灭亡前，明朝的军事机构也在不遗余力地开品种颇多，形式复杂的管形火器(火枪、火炮)。如崇祯八年(1635)，南京户部右侍郎毕懋康著的《军器图说》中，记载有“自生火铳”，就是一种燧发枪，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燧发枪；京军三大营的标准装备――线膛枪(直线膛)，葡萄牙人于1637年向明政府进献了线膛枪，神机营火器专家用后称赞该枪射程远，精度高，装填方便，上表请示大量仿制并装备京军三大营；大汉奸吴三桂作大明山海关守将时，曾制作过大口径铁芯铜炮，集铁坚、铜韧于一身，提高了大炮的使用性能，这可以说是当时不小的创举，这炮至今有一门陈放在沈阳的辽宁省博物馆。说明几十年间明朝火器技术发展之快，但可惜国家将亡，没有批量装备。另外喷射火器(古代火箭)制造也相当精良，样式、品种达几十种之多；爆炸性火器也相当发达，具体有两大类：一类就是地雷，品种繁多，有石头雷、陶瓷雷、生铁雷等数十种；另一类就是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龙王炮和混江龙等兵器。根据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和使用“两雷”的国家。
我国在17世纪中期的明末清初时代，火器的发展程度并不很落后于西方世界，军队的火器装备比例基本上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清军除了初期为了和明军争夺政权，而大力发展和明军一样的火器外，其他的时候，清军简直就是一无是处。满清建国后，军事装备专家仍对火器有相当改良和实验，例如满清政府曾先后开发过三种主要形式的燧发枪，即转轮式、弹簧式和撞击式，只是这些燧发枪做出来不是用来装备军队，而是用做宫廷狩猎时使用的禽枪。乾隆年间还制作过镶骨燧发枪，和同时代欧洲装备的制式步枪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但此枪的作用依然是狩猎用的玩具――世界最先进的武器居然派上这种用处，可见鞑子还是无法和先进的人类相提并论的。
更可气的是，康熙年间的超天才武器发明家戴梓发明出“连珠铳”，一次可连续发射28发铅弹，威力极大，在当时可谓妙绝古今，冠绝中西，比欧洲发明的机关枪早两百多年。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他发明的威远将军炮类似现代的榴弹炮，射程远、火力猛、威力大。但鞑子酋长(恕我用此侮辱性字眼)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这种白痴的念头，愚蠢地将戴梓充军关外，中国的火器发展乃告停顿，终于被欧洲所抛下。康熙还算有点良心，将“戴梓”之名刻在“威远将军”的炮筒上，以示尊重。
1757年满清政府自欺欺人地发布禁止外国人在华携带火器的布告，几乎是明白的告诉人家――鞑子对火器恐惧。这种恐惧一直延续到1842年英国的远征军司令濮鼎查让中国军官在火炮面前惊得目瞪口呆，四千远征军竟击败了满清二万正规军。1860年英法联军扫荡圆明园时发现，当年英国使团赠送给鞑子酋长乾隆的火炮仍保持完好的状态，随时可以发射，不过好像在华丽的“夏宫”它们只是摆设品。1900年鞑子那群不忘“骑射乃满州根本”的八旗兵在八国联军新式的“连环火枪”(机枪)前被打得尸积如山，而被鞑子们扼杀了探索精神和民族优越感的的中国人却在颠狂的信奉着“神功护体，刀枪不入”。
看到这里，是不是有种悲哀！综观明代火器发展史，所有现代陆军的兵器，编制都能在那里找到雏形或对应的东西：地雷、水雷、火箭炮、铁丝网、机枪、装甲师、等等。至于要问为什么如此精良的明军会败在刚脱离蛮人行列的后金手中，就无须我多说啦，已有很多人写专著论述明朝的败亡。与明末官场的极度腐败相比，满清从开始到灭亡都散发着两个字――愚昧！这种愚昧和普通的因无知而产生的愚昧不同，就像中国人永远都注重“面子”一样……
火枪最早出现在中国，这一点是勿庸自疑的。中国的早期火枪，在10世纪的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后经元、明两代发展，至明末本应有所大成，怎奈…………在中国广泛使用火铳后，阿拉伯人在14世纪初，制成了木质管形射击火器“马达发”。而欧洲14世纪中叶，意大利制成金属管形射击武器“火门枪”，以后又发明了火绳枪。要说明的是，欧洲的火枪是自己独立发展起来的，在17世纪的时候，反而对中国的火枪技术有所影响。
宋朝出现的“突火枪”杀伤力不大，射程仅仅5―10m，在当时多说是吓唬人用。但元朝建立后，重视发展新型火器，至元十六年(1279)，集中各地工匠于大都(今北京市)，研制新式兵器，重新调整火药的配方，使同样体积的火药，效能提高了约三倍。元朝至顺三年(1332)，铸造了铸有铭文最早的铜火铳，长1尺1寸，重28斤。同时还制造出了早期的手铳，但威力小、射程低，基本上没有使用价值，给军官们作为玩物到更合适一些。
元末战争时期，火炮在战争中被大量的使用，据《明史》记载，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张士诚被明军围困在平江城(今江苏苏州)，大将徐达“领四十八卫将士围城，每一卫置襄阳炮架五座，七梢炮架五十余座，大小将军筒五十余座，四十八营寨列于城之周遭，张士诚欲遁不得飞渡，铣炮之声昼夜不绝……”。由此看来，当时的战斗景象是何等的壮观，火铳和火炮的数量亦已经达到相当的数量。金属火器的出现，开创了古代武器的先河，它以使用寿命长，发射威力大，运用范围广等多种优点，成为以后历代的重要兵器，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应用。
到了明朝，由于封建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兵器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主要冷兵器有长柄刀、枪、短柄长刀、腰刀及各种杂式兵器如？钯、马叉、狼筅等等。除了继承传统的兵器品种外，火器的发展到明朝达到鼎盛时期，明末的兵书如《兵录》、《神器谱》、《武备志》、《西法神机》、《火攻挚要》、《筹海图编》、《军器图说》、《火龙神器阵法》等更是详细地记录了明军装备火器的制法、图谱以及火器部队的编制和战法。此外诞生了数位知名的火器(包括理论)专家如赵世祯、毕懋康、胡宗宪、茅元仪、孙元化和明末清初的天才武器发明家戴梓；十分重视火器运用的军事将领如戚继光、孙承宗、袁崇焕等。
明军真正意义上的火器发展是从抗击倭寇时开始的。因此必需先了解一下日本“？？”的来历，以及欧洲的火器发展经过。
15世纪初期，西欧的工匠们将原先的“火门枪”的木制握柄被重新设计过，射击时能够倚靠在士兵的肩膀上，而不再是架在支架或者地上，自此步枪的定义被正式确定为：单兵肩射的长管枪械。15世纪中期，又创制了新式火枪――火绳枪，用火绳点火，并在火枪上加装了能够控制点火的机械装置――扳机，使火枪射速更快，射程更远。这种新式的扳机击发式火绳枪的口径一般为15～20毫米，管径比一般为40到45，而最大射程一般为60～80米(杀人距离)，它在1543年传入了日本。
日本制成火绳枪经历了三个阶段：元至元十一年(倭文永十一年、公元1274)到至元十七年(1281)蒙(元)、倭战争时期，倭军从作战中见到了蒙古(元)军使用的铁火炮，从此得知世界上已经有了一种新式兵器―火器，这是倭国初知火器的阶段；尔后在天朝大明成化二年(1466年)，(中国的)琉球人到倭国时传入了明铜火铳(原始手铳)；大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南夷”(葡萄牙)商船被台风带到了萨摩以南的种子岛，葡萄牙商人带有欧洲火绳枪，大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工匠八板清定仿制出了倭国最早的火枪――种子岛铳，这就是给倭国历史带来巨大变化的“？？传来”――火枪在倭语中写作“？？”。
大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倭国江州的国友锻冶，组织了高明的工匠，仿制成适合倭兵使用的火绳枪，并且制成了闭锁螺栓，较好地解决了枪尾的闭气问题，提高了火绳枪的威力，较葡萄牙人制造的火绳枪更为先进。这种“？？”的口径与欧洲火绳枪相同，但射程提高到100米，射速每分钟5发。不久国友锻冶进行批量生产，售出数百支成品，有些海盗及走私商人等乘机购买，持为劫掠凶器，我国闽浙沿海多受其害。当时正值戚继光抗倭，戚继光对火绳枪的威力评价很高，认为这是杀敌最有效的兵器，并对火器的战术使用作了很深的研究，发展出车营、三才阵等适合发扬火器威力的部队编制和战法。
大明正德七年(1512)，明军平定南海之役，缴获三艘海盗舰船，得到了“佛郎机”火器。“神机营”的武器专家改进了缴获的火器，创制出佛郎机铳，又称为“神机炮”，并批量生产，使中国的火器跨跃了一大步。但佛郎机铳是大口径火枪(炮)，需三人同时操作一门。九年后，大明嘉靖元年(1521)，明军在广东新会西草湾之战中，又从缴获的两艘葡萄牙舰船中得到欧洲火绳枪称“西洋番铳”，但那时葡萄牙人所用的火绳枪，大抵还是初创时期的制品，未引起明军高层的足够重视，直到不断掳掠沿海的倭寇用上了火绳枪，明朝军队才开始批量装备以之对抗。
大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军在收复被倭寇及葡萄牙人侵占的双屿(今浙江鄞县东南)战斗中，俘获了一些善于制造铁炮的日本人及铁炮。由马宪、李槐等人，学习了制造火绳枪的方法，并在其基础上，加以研究改进。于大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造出了“比西番尤为精绝”的中国第一批火绳枪，而且手笔极大，一上来就是一万挺，由此可见，当时明朝政府对军队装备火器的重视程度。如果不是明朝末期，政治上实在极度腐败，外加连摊上三个“倒霉”皇帝，满清焉有入主中原之理！
中国把创制成功的火绳枪，称之为“鸟铳”，《武备志》说：“后手不弃把，点火则不动，故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又因其所安装的弯形枪托形似鸟喙而被称为“鸟嘴铳”，也有人称其为鸟枪，成为当时明军战斗中的“利器”。明军装备的鸟铳射程可达 120米，枪管用熟铁制作，底部有火孔与火药池（放引火药）相连，池上覆盖有铜盖，可以遮挡风雨，搠杖（通条）插在枪管下的木托上，用于填送弹药，枪管底部用螺栓封固，便于取开擦洗枪管。
大约在同时，鲁密国(今土耳其)派遣使者朵思麻到中国进贡火绳枪，中国古代著名火器专家赵世祯，生长于海滨，少经倭患，深知增强国防力量、改善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决心研制出精良的火器装备官军，卫国保民，于大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给皇帝呈上了《用兵八害》的条陈，建议制造鲁密国进贡的番鸟铳，经兵部议交京营试制。赵世祯唯恐京营“制造打放两不如法”，就登门求教朵思麻，详细讲解了制造和使用方法，并自己出资(赵世祯时任从七品衔的中书舍人)召集工匠进行试制，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创制了比鸟嘴铳射程更远的火绳枪，称之为“鲁密铳”。这种铳加长了枪管(4尺5寸)，重量略大于鸟铳(6―8斤)，射程远(150 米)，威力大，在结构上更优于鸟嘴铳。故《武备志》说：“鸟铣：唯鲁密铳最远最毒”。同时还研制出当时最新式的火器“掣电铳”和“迅雷铳”，前者兼具西洋铳和佛郎机的优点，后者并有鸟铳和三眼铳的长处。万历三十年六月，赵士祯研制的火器通过兵部、工部、刑部等部门官员的试验。会审报告建议皇帝将赵世祯“所制车铳式样随发京营，依法成造，责令官员加以教演，传示各边，以究其防边制虏之用”。
对比15―16世纪欧洲各国装备的火绳枪，在上构造和明军的火绳枪基本一致，技术参数也大致相仿，但明军的鸟铳比这些枪都要轻便。西班牙的重型火绳枪――穆什克特枪，口径在23毫米以下，重8-10公斤，弹丸重50克，射程250 米，可以保证射穿任何的铠甲，虽然明军的鸟铳威力比不上这种枪，但比起机动性和轻便性却是穆什克特枪远远不及的。
15世纪初期，欧洲战场上出现了炮身和药室一体的青铜炮，不久又出现了轮式火炮，采用颗粒火药，法国于15世纪中期首先铸造铁炮，并很快使这一技术传遍欧洲；公元16世纪前后德国纽伦堡地区生产出一种直线式线膛的火绳枪――“毛瑟枪”，由于“膛线”一词的英文译音是“来复”，所以线膛枪也称“来复枪”，这种带有膛线的来复枪射击精度大大超过了滑膛枪。
从17世纪起，欧洲枪炮制造技术发展迅速，法国人发明了具有防风防雨性能的燧发枪，它的出现标志着纯机械式点火时代技术的结束。燧发枪的基本结构如同打火枪，即利用击锤上的燧石撞击产生火花，引燃火药。以其射速快、重量轻、射程远等多种优越性，逐渐将火绳枪废弃；瑞典人则划时代地把弹丸和发射药装在同一个纸筒内，装填时将纸筒撕破(咬破)，把发射药和弹丸一块装入枪膛中去，既简化了装填过程，又保证了发射药的定量装填，它预示了一种新型的定装枪弹的出现；1776年，英国人又将直线形膛线改成螺旋形，发射时火药气体使铅丸膨胀而嵌入膛线以发生旋转，发射的弹头出膛后高速旋转前进，增加了子弹的稳定性，提高了射击精度，增大了射程，到达了200米之多！！！
由于这些欧洲先进火器优于中国火器，明政府在自己研究不出来的情况下，就毫不犹豫的花钱从葡萄牙铸炮专家伯多禄·波加罗在澳门兴建的铸炮厂引进火器技术，进行大量仿制，并用于实战，在实战中取得巨大收益，进而批量装备军队。《中国军事史·兵器卷》记载明朝后期明军的火炮用精铁铸造，在技术上接近西方的水平，数量则稳居世界第一，野炮的最大射程可达到10里，舰炮也达到 4里以上，开始采用了爆炸弹丸、分装弹药、后膛装填、有射表、瞄准具等等，种类上覆盖大中小口径，平射炮、曲射炮、臼炮……
明军主力火炮“红夷炮”，号称“净重三千斤，射程十里，每发可毙敌千人”，当时倭国和后金的大炮射程才一里(500 米)。后金头子努尔哈赤就是被袁督师的红夷大炮炸毙的，据说临死前对明军的大炮耿耿于怀，说：“我二十五岁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想不到死在明军的大炮之下。”努尔哈赤死前命令后人好好学习明军火器，到了进攻扬州时清军也是用大汉奸吴三桂的大炮轰塌了城墙才攻下了城池。
火枪已经是明军步兵的主要装备。每名火枪手配备火药罐 2个，一个装发射药，―个装引火药，携带铅弹 300发。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发射药已经使用粒状火药，而不是以前的粉末状火药，其成分比例为硝1两(占75.75%)，硫磺1钱4分(占10.6%)，柳炭1钱8分(占13.65%)已经基本达到黑火药的最佳配比了(硝75%，硫磺10%，炭15%)。由于发射速度较慢，为弥补这一缺点，通常在战术上采用三排轮放法，即一排装铳，一排进铳，一排放铳，第一排发射完毕后，退至第三排装铳，第二排进至第一排位置放铳，如此轮流发射。同时期欧洲的火器技术虽然高度发展，但是冷兵器仍在作战中占很大比例，主要包括长矛、长戟、长弓、短剑等。
直到明朝灭亡前，明朝的军事机构也在不遗余力地开品种颇多，形式复杂的管形火器(火枪、火炮)。如崇祯八年(1635)，南京户部右侍郎毕懋康著的《军器图说》中，记载有“自生火铳”，就是一种燧发枪，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燧发枪；京军三大营的标准装备――线膛枪(直线膛)，葡萄牙人于1637年向明政府进献了线膛枪，神机营火器专家用后称赞该枪射程远，精度高，装填方便，上表请示大量仿制并装备京军三大营；大汉奸吴三桂作大明山海关守将时，曾制作过大口径铁芯铜炮，集铁坚、铜韧于一身，提高了大炮的使用性能，这可以说是当时不小的创举，这炮至今有一门陈放在沈阳的辽宁省博物馆。说明几十年间明朝火器技术发展之快，但可惜国家将亡，没有批量装备。另外喷射火器(古代火箭)制造也相当精良，样式、品种达几十种之多；爆炸性火器也相当发达，具体有两大类：一类就是地雷，品种繁多，有石头雷、陶瓷雷、生铁雷等数十种；另一类就是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龙王炮和混江龙等兵器。根据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和使用“两雷”的国家。
我国在17世纪中期的明末清初时代，火器的发展程度并不很落后于西方世界，军队的火器装备比例基本上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清军除了初期为了和明军争夺政权，而大力发展和明军一样的火器外，其他的时候，清军简直就是一无是处。满清建国后，军事装备专家仍对火器有相当改良和实验，例如满清政府曾先后开发过三种主要形式的燧发枪，即转轮式、弹簧式和撞击式，只是这些燧发枪做出来不是用来装备军队，而是用做宫廷狩猎时使用的禽枪。乾隆年间还制作过镶骨燧发枪，和同时代欧洲装备的制式步枪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但此枪的作用依然是狩猎用的玩具――世界最先进的武器居然派上这种用处，可见鞑子还是无法和先进的人类相提并论的。
更可气的是，康熙年间的超天才武器发明家戴梓发明出“连珠铳”，一次可连续发射28发铅弹，威力极大，在当时可谓妙绝古今，冠绝中西，比欧洲发明的机关枪早两百多年。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他发明的威远将军炮类似现代的榴弹炮，射程远、火力猛、威力大。但鞑子酋长(恕我用此侮辱性字眼)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这种白痴的念头，愚蠢地将戴梓充军关外，中国的火器发展乃告停顿，终于被欧洲所抛下。康熙还算有点良心，将“戴梓”之名刻在“威远将军”的炮筒上，以示尊重。
1757年满清政府自欺欺人地发布禁止外国人在华携带火器的布告，几乎是明白的告诉人家――鞑子对火器恐惧。这种恐惧一直延续到1842年英国的远征军司令濮鼎查让中国军官在火炮面前惊得目瞪口呆，四千远征军竟击败了满清二万正规军。1860年英法联军扫荡圆明园时发现，当年英国使团赠送给鞑子酋长乾隆的火炮仍保持完好的状态，随时可以发射，不过好像在华丽的“夏宫”它们只是摆设品。1900年鞑子那群不忘“骑射乃满州根本”的八旗兵在八国联军新式的“连环火枪”(机枪)前被打得尸积如山，而被鞑子们扼杀了探索精神和民族优越感的的中国人却在颠狂的信奉着“神功护体，刀枪不入”。
看到这里，是不是有种悲哀！综观明代火器发展史，所有现代陆军的兵器，编制都能在那里找到雏形或对应的东西：地雷、水雷、火箭炮、铁丝网、机枪、装甲师、等等。至于要问为什么如此精良的明军会败在刚脱离蛮人行列的后金手中，就无须我多说啦，已有很多人写专著论述明朝的败亡。与明末官场的极度腐败相比，满清从开始到灭亡都散发着两个字――愚昧！这种愚昧和普通的因无知而产生的愚昧不同，就像中国人永远都注重“面子”一样……
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携蒋经国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机直抵台湾。至此，号称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特别是在美国，一场政治风暴随之而起，从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至各大媒体，都在质问“国民党是怎样倒下去的”？本来，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权，是明白无误的，是从未动摇的。单从1945年到1948年，美国援助国民党540余架飞机，69个师的武器装备，希望国民党能够长期统治中国，以维护美国在中国以至在远东的利益。不料只经过了三年的战争，国民党竟兵败如山倒，不得不离开大陆，退守台湾一隅。在这种形势下，以麦卡锡为首的右翼势力，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质询，并掀起了反共浪潮。首先受到攻击的是被称为“三个出卖了中国的约翰”，即范宣德、戴维思、谢伟志。接着是对传媒界、文化界、影视界的许多正直人士，由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审查，有的被称为“共产党同路人”，有的被定为“共产党间谍”。再接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听证会上，麦卡锡等人直接指责华莱士、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史迪威等人为“亲共分子”。在这种纷纷扰扰中，国务院发表了《对华关系白皮书》，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含糊其辞。但《纽约时报》评论说：“白皮书向人们透漏的信息是，中国并不是被某个阴谋集团出卖的，而是国民党自己倒下去的。”
在台湾，蒋介石对自己的失败，更如骨鲠在喉，箭穿于心。离开大陆前，蒋经国慨叹道：“大好河出，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到台湾后，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那么，蒋介石的败退，到底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呢？光慨叹是不行的，面对着撤退到台湾的文武百官、残兵败将，蒋介石不能不有所交代。
早在两年以前，蒋介石说：“自从戡乱以来，我个人每经一次战役，对于这次战役的成败利钝，无不加以详细的研究和检讨，而且每一天、每一时刻，我都在研究我们国军所遭受牺牲的原因。”但据蒋经国叙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他说：“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引退，离开南京。回到溪口故乡之后，父亲便开始埋头研究战争失败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势和改造革命队伍的方案。”这样，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
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蒋介石的这种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党政军学，无一幸免。说“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似已稍有过分，而国民怎么就“不成其为国民”了呢？国民党以“国民”为号，国民政府以“国民”为纪，如果“国民不成其为国民”，那么这个党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又成了什么呢？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
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过去在大陆，国民党是不能被批评的，因批评国民党而被逮捕、囚禁、暗杀的，不计其数，甚至连国民党内元老级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济深、邓演达等也在所难免。到台湾后，蒋介石自己批评起来了，虽然只是泛论，没有具体指出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残民害民的中统、军统特务，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上层官吏，但能指出国民党的腐朽，甚至认为“早就应该消灭淘汰”，也算是一点进步。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
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过去，对国军也是不可以批评的。早在1946年，蒋介石说：“共党在国内外大肆虚伪的宣传，说本党如何专制，政府如何腐败，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们国民革命军如何扰民，甚至说我们军官人人都营私舞弊。”到了台湾，他大讲特讲“军不成其为军”的种种表现，这至少证明过去人民对国民党部队的厌恶，并非“虚伪的宣传”。
在指责国军的作战不力时，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他说：“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蒋介石历来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对那些临战而未“成仁”的将领特别愤恨，即使是嫡系亲信，亦不肯有所宽宥。以汤恩伯为例，他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在国民党败退前夕，他不仅向蒋介石密告了自己的恩师陈仪，而且帮蒋介石秘密运走了国库所有的黄金、白银与外汇，最后将华东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带去台湾。所以蒋经国曾称汤恩伯为“国之干城”，说：“父亲引退之后交我们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定海的飞机场建筑起来。到了淞沪弃守，汤恩伯将军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飞的空军的掩护，才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而成为现在保卫台湾和将来反攻大陆的一支重要兵力。假使这一支部队在上海就牺牲了，对于我们重建武力将增加很多困难；乃至我们能否安然度过三十九年(指1950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时期，也许都成了问题。”蒋经国在这篇文章里着重描述了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爱护和倚重，但蒋介石本人并不如是观。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病逝，蒋介石发表演说道：“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的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当时在上海撤退的时候，未能为主义为革命捐躯殉职，却在五年以后的今日病死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千秋历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机会。”真是天威难测，连自己的儿子也摸不准。
又次，蒋介石把在大陆的失败还归咎于知识分子。
他说：“我们在大陆的失败的最大的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作了共党的外围，成为敌人的工具。”他说：“一般知识阶级随风逐浪，道听途说，以共党所好好之，以共党所恶恶之，以共党之是为是，以共党之非为非，就是这样断送了我们的大陆。”他说：“一些自命为自由民主主义的人们，直接间接帮助共党，在政府区域内开展反内战运动。政府为剿匪的动员，特别是征兵征粮，到处遭受这一运动的阻碍。这些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饰其投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阵营因而动摇，而士气民心亦为之颓丧。”这里所指的是1947年在国统区开展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一运动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因而蒋介石每提到这一运动，就发出切齿之声。
蒋介石在大骂一通大陆的知识分子以后，话头一转，指向了台湾。“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反动分子，像过去大陆的所谓民主人士，假借其民主自由的口号，来摇惑人心，扰乱社会，企图混水摸鱼，投机取巧，以遂其卑鄙无耻、卖国害民的目的。”此处所说的“反动分子”，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殷海光是台湾大学教授，曾给美国一刊物写过一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的本质。雷震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只是与知识分子交往较多。大陆解放前夕，他与胡适、傅斯年、王世杰等在上海搞了个“民主抗共”方案，还发表了个“上海宣言”，得到蒋介石的赞许。但胡适非常乖巧，只写了封《致润之先生(毛泽东)》的信，要求中共放弃武力，与国民党一起“民主建国”，接着便到美国任国民党大使去了。雷震不知自敛，到台湾后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民主政治，甚至还想组建一个新党。蒋介石不断以大陆知识分子为例，教训这些“反动分子”，后来忍无可忍，把雷震逮捕下狱。
此外，对于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还认为是由于美国支持不力。
他说：“美国人对我们训政的必要，没有深刻的认识，加上共产党穿凿附会，恶意宣传，因此在美国人头脑中间，造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是独裁的政治，国民党是独裁的政党。”在大陆时，蒋介石对美国使团人员虽多有不满，但不敢恶语相向。到了台湾以后，越想越气，便经常开骂。如称史迪威“不自量力”，“余为总司令，史迪威只系余任命之参谋长，有何权力未经余之批准，即建议将武器分给共产党？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乃余之责任，彼绝对不能过问。”称赫尔利为“无知之辈”，“赫尔利对中国一无所知，彼从延安带来之协定草案，表面上都是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最喜欢听的名词，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战略。故余对其‘联合政府’的提议加以拒绝。”在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曾要求美国出兵援助，被杜鲁门严词拒绝。到台湾后，他不敢指名骂杜鲁门，只是大骂“国际姑息分子”。他说：“铲除共产党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业，但由于国际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视，养虎贻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当时来中国的美国使团，大多数人对中国确实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比较，作出自己的结论。许多美方人员经过比较，特别是通过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一、“中共虽代表少数，但颇强。”二、“中共扩张其地区，系人民之拥护。”三、“中共占领区人民之生活，较国统区为优。”四、“中共之征兵与税收，亦较国统区公平。”五、“中共受进步之中产阶级拥护，有越封锁线而逃入共区者。”六、“中共之现行制度，较国民党民主。”七、“中国之小政党愿托附中共，可以得到保护。”八、“国共两党应有政治上之协定，组成各党派联合政府。”这些观点，当然也影响了美国的某些决策。但从根本上来讲，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是从不“姑息”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国“姑息”下发展壮大的。当蒋介石大骂“国际姑息分子”时，杜鲁门没有还骂。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其《口述自传》中说：“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三十亿五千万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三十万共军，共产党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蒋介石在检讨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也表现了自责的精神。如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的演讲中说：“在今日纪念国父八十六诞辰的时候，不仅主义未行，历史垂绝，就是整个的革命基础，都将要在我们手里毁灭了。不知道大家对此一残酷的现实，曾经检讨过没有?在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功夫。”
但是，蒋介石的“反省忏悔”，常常把责己与责人、自责与自负混淆在一起。他说：“我们过去之所以失败，我固然要自愧领导无力，督率不严，应该负重大的责任，但你们大家过去不争气，不努力，尤其在同志之间，离心离德，自私自利，不肯协力互助，团结奋斗，而对于领袖的命令阳奉阴违，不能彻底实行，对于领袖的信任，表里不一，几乎无足轻重，这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亦就是我们革命的致命伤。”绕来绕去，“致命伤”还是在“你们大家”。
他还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不在于历次的战役，而在于两度的和谈。
三十五年(指1946年)的和谈，抵消了国军在东北、在华北以及在苏北的战果。三十八年(指1949年)的和谈，断送了北平和天津，敞开了长江的门户，瓦解了西北和西南的战局。”蒋介石的这一观点，曾经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述。第一次和谈，是蒋氏亲自参与的，故只能指桑骂槐地指责赫尔利、马歇尔等人。第二次和谈，是他被迫“引退”之后进行的，这恰恰成了他洗刷自己、抬高自己的借口。是故当他“复行视事”后的第一篇演讲中就说：“余自去年一月下野后，到年底为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全部沦陷，……这次下野时间最长，国家的损失最大，而本党的失败也最惨。”他说：“倘若去年年初，我不下野，无论如何想不到大陆各省会在一年之内断送干净。我下野的后果，终竟如此，殊为痛心。”蒋经国对此说得更为明白：“民国三十八年，许多人受到敌人的恶毒宣传，对我的父亲发生了误会和怀疑，一般准备投匪的动摇分子，甚至诬蔑他为‘和谈的障碍’。市虎伤人，甚于蛇蝎。我的父亲迫不得已，只好引退明志。结果，中枢无人主持，民心士气涣散，为匪所乘，驯致整个大陆沉沦。”其结论是“由此可以看到一个民族领袖的威信，对于国家安危和民族的兴衰的关系是如何的重大。”
蒋介石对国民党失败的检讨，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意义。比如他认为“当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因而他亲自指导蒋经国制订了“国民党改造方案”，并于1952年在台湾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1954年实行了土改。这是国民党在大陆从未做到的。其原因固然由于当时在大陆的执政者绝大多数系大地主家庭，在平均地权问题上不可能采取果断措施。到台湾进行土改，既不涉及自身利益，又无亲友阻挠，故得施行其道。但就领导中枢来说，不能不承认是蒋介石“亡羊补牢”的结果。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蒋介石的检讨，只是一种愤怒的宣泄，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自我洗刷与自我标榜，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和历史的总结。这种检讨并不能真正回答他们父子提出的“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国民党的改造问题，而只能误导国民党由错误走向错误。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并不是局部的、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失败，也不仅是军事上战役上的失败，而是全面的彻底的失败。这种失败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只有冷静地对待历史，冷静地对待现实，并以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态度，来判断是非曲直，才有可能得出经验教训，明白致败之由。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推翻满清封建皇朝后，相继建立的两个革命政党。两党的理想、宗旨虽有不同，但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大目标上是一致的。这两个党的相携与相悖、合作与分裂，对中国前途具有重大的影响。蒋介石的根本错误，就在于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把共产党看作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毛泽东说：“任何主义和政党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任何人的信仰，绝不是可以强制或取消的，古往今来为信仰而杀身成仁的，不可胜数。任何有社会基础和群众拥护的组织，绝不是可以强制解散和消灭的，古往今来多少革命团体在万重压迫和极端镇压下，依然存在和发展。”然而蒋介石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共产党是完全能够消灭的，是必须加以消灭的。在“清党”时他说：“中国只能有国民党，不能有共产党。……是故与共党势不两立，义无反顾。”在“围剿”时他说：“中正将出发鄂赣，督率围剿‘赤匪’。必能于最短期间清除‘匪祸’，奠安国族。”在“戡乱”时他说：“无论从国内国外哪一方面情形来观察，共党绝无不消灭之理。”他甚至宣布说：“共党一日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叛乱一日未平，则中正之职责一日未了。”这显然是以反共为其终身事业了。
国共两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促进了北伐，第二次合作促进了全面抗战。这都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两党采取的重大举措。如果说在北伐时期，共产党力量尚不够强大(当时国民党员有50万人，共产党只有5万人)，蒋介石可以欺之以方，欺之以弱的话；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已是一个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拥有纪律严明、勇敢善战的部队，在对敌斗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因而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政党。但是蒋介石无视于此，他仍坚持所谓“中国只能有国民党，不能有共产党”的观念，大谈什么“共党无不消灭之理”。因而在战后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情况下，不顾广大人民希望和平，希望能够得到休养生息的要求，撕毁了《双十协定》，悍然发动了内战。
蒋介石的这一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使美国特使马歇尔、大使司徒雷登感到惴惴不安。马歇尔的看法是：“共产党之军队及民政力量，已大至不容忽视的程度，纵使采取最残暴之方法予以毁灭，亦非纯赖军事行动所可奏效。”而蒋介石告诉马歇尔：“余相信共产党军队能于八个月至十个月期间内，全部被歼。”司徒雷登的看法是：“中国政府在目前，系以军事上之冒险行为，以应政治调整之需要。内战之延续将使国家经济日益枯竭，并使任何恢复发展经济之企图成为笑谈。”而蒋介石告诉司徒雷登：“共军将于八月底或九月初被完全消灭，或被驱入深远之区域内。”蒋介石好像是有意给美国佬露一手。
此时的蒋介石真是气壮如牛。他宣称：“天下无不可打破的计划，无不可制服的武器，无不可消灭的敌人。我平生治军作战，我的心目中就没有敌人。”他说：“无论什么人，都不配作我们革命军人的敌人。我们不作革命军人则已，作了革命军人，唯一的任务就是消灭敌人，不许敌人存在。”他说：“共军无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空虚到了极点，他尽管自我宣传，说有多少兵力，有怎样坚强的民众组织，其实完全是虚声恫吓。”他说：“敌军都是乌合之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只是虚伪欺骗，夸大宣传，玩弄些小花样，以眩惑耳目。”自负与轻敌，乃兵家之大忌。撇开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不谈，单从军事观点来讲，这种狂妄自大、唯我独尊的心态，已显示了对形势判断的根本错误。而蒋介石正是在这种自我迷信的神话中，开始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面进攻。
内战初期，解放军战略防卫，国军颇占优势，曾取得所谓“三大胜利”。一是逼迫江苏的新四军转退到山东，这使蒋介石大喜。他说：“现在第一收复区的敌人已失败北上，但一定还有不少余孽，潜伏地方。我们高级将领必须除恶务尽，不使遗留一个种子。”二是在华北攻占了张家口，这使蒋介石喜上加喜，立即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登上了“总统”的宝座，更严辞拒绝了各方面有关和谈之要求。三是在西北攻占了延安，这使蒋介石大喜过望，举行了盛大的祝捷会，并亲率文武僚属前往视察。但是以后的情况就不妙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卫转入战略反攻，接着便是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双方集结兵力125万(蒋军55万，解放军70万)，经过52天激烈战斗，蒋军损兵折将，退出东北。平律战役，双方集结兵力167万(蒋军57万，解放军100余万)，经过58天战斗，攻克天津，解放北平。淮海战投，双方集结兵力140万(蒋军80万，解放军60万)，经过65天鏖战，蒋军全线崩溃，南京政府也就岌岌可危了。
战争形势的逆转，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在战争进行的第一年，他就感到有点奇怪：“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敌军不如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切军需补给，我们也比敌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中。就实力而言，我们一定有十分把握，能将共匪消灭。可是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我们尚未把敌人消灭，这真是我们革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战争进行到第二年，蒋介石更有点惶惶然：“过去两年的戡乱，我们全体官兵牺牲奋斗，固然有若干成就。但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的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这是我们革命历史最大的污点，更是我个人最大的耻辱。”
战争进行到第三年，蒋介石已是焦头烂额，信心尽丧。他哀叹自己“忧患艰危，忍辱茹辛，在内奸外敌重重包围夹击之下，几乎无幸存之理。”不过他还是“幸存”了。他于1949年元旦发表文告，宣布“引退”，把烂摊子丢给了李宗仁。
蒋介石虽然“引退”，但是他的自大狂并未收敛，反共的豪言壮语并未消歇。就在解放军挥师渡江、攻占南京时，蒋介石对顾祝同、汤恩伯等人训示道：“渡江是军事发展的最高峰，同时就是共产党暴露的最大弱点，换言之，也就是他失败的开始。因为他已蹈日本军阀南侵陷入泥淖的覆辙，犯了日本军阀一样的错误。他这个大错的铸成，就是他自取灭亡的基因，亦就是我们最后胜利的把握。”此时此地，就是他的心腹爱将，恐怕也不会相信这种梦幻呓语了。
就这样，蒋介石以他的顽固的反共态度，把曾经是中国第一大政党的国民党，带上了穷途末路；把曾经在抗日战争中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数百万大军，引向毁灭的深渊。作为始作俑者，他有无愧疚呢？没有。当淮海战役正在激烈进行时，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杜聿明部今晨似已大半被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念不已。然每念及不愧不怍、不忧不惧之箴言，则又天君泰然矣。”数十万大军饥寒交迫，死伤遍野，而其最高统帅竟能无愧无怍，“天君泰然”，这种态度已由冷静到了冷酷的程度。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他的“天君”肯定不怎么“泰然”，但其“不愧不怍”的态度依然故我。以这种态度进行的反省、检讨、总结等，还能有什么正确的历史经验与理性思维呢？不过，当他在指责“国民不成其为国民”时，说他的反共主张“未能取信于国人”，这倒是一句大实话。民心向背，连古代一些稍有远见的帝王，也常引为警惕。而自诩为现代政治家军事家的蒋介石，竟弃民意于不顾，冒天下之大不韪，后果应该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特别是在美国，一场政治风暴随之而起，从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至各大媒体，都在质问“国民党是怎样倒下去的”？本来，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权，是明白无误的，是从未动摇的。单从1945年到1948年，美国援助国民党540余架飞机，69个师的武器装备，希望国民党能够长期统治中国，以维护美国在中国以至在远东的利益。不料只经过了三年的战争，国民党竟兵败如山倒，不得不离开大陆，退守台湾一隅。在这种形势下，以麦卡锡为首的右翼势力，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质询，并掀起了反共浪潮。首先受到攻击的是被称为“三个出卖了中国的约翰”，即范宣德、戴维思、谢伟志。接着是对传媒界、文化界、影视界的许多正直人士，由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审查，有的被称为“共产党同路人”，有的被定为“共产党间谍”。再接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听证会上，麦卡锡等人直接指责华莱士、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史迪威等人为“亲共分子”。在这种纷纷扰扰中，国务院发表了《对华关系白皮书》，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含糊其辞。但《纽约时报》评论说：“白皮书向人们透漏的信息是，中国并不是被某个阴谋集团出卖的，而是国民党自己倒下去的。”
在台湾，蒋介石对自己的失败，更如骨鲠在喉，箭穿于心。离开大陆前，蒋经国慨叹道：“大好河出，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到台湾后，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那么，蒋介石的败退，到底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呢？光慨叹是不行的，面对着撤退到台湾的文武百官、残兵败将，蒋介石不能不有所交代。
早在两年以前，蒋介石说：“自从戡乱以来，我个人每经一次战役，对于这次战役的成败利钝，无不加以详细的研究和检讨，而且每一天、每一时刻，我都在研究我们国军所遭受牺牲的原因。”但据蒋经国叙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他说：“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引退，离开南京。回到溪口故乡之后，父亲便开始埋头研究战争失败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势和改造革命队伍的方案。”这样，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
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蒋介石的这种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党政军学，无一幸免。说“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似已稍有过分，而国民怎么就“不成其为国民”了呢？国民党以“国民”为号，国民政府以“国民”为纪，如果“国民不成其为国民”，那么这个党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又成了什么呢？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
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过去在大陆，国民党是不能被批评的，因批评国民党而被逮捕、囚禁、暗杀的，不计其数，甚至连国民党内元老级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济深、邓演达等也在所难免。到台湾后，蒋介石自己批评起来了，虽然只是泛论，没有具体指出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残民害民的中统、军统特务，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上层官吏，但能指出国民党的腐朽，甚至认为“早就应该消灭淘汰”，也算是一点进步。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
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过去，对国军也是不可以批评的。早在1946年，蒋介石说：“共党在国内外大肆虚伪的宣传，说本党如何专制，政府如何腐败，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们国民革命军如何扰民，甚至说我们军官人人都营私舞弊。”到了台湾，他大讲特讲“军不成其为军”的种种表现，这至少证明过去人民对国民党部队的厌恶，并非“虚伪的宣传”。
在指责国军的作战不力时，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他说：“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蒋介石历来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对那些临战而未“成仁”的将领特别愤恨，即使是嫡系亲信，亦不肯有所宽宥。以汤恩伯为例，他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在国民党败退前夕，他不仅向蒋介石密告了自己的恩师陈仪，而且帮蒋介石秘密运走了国库所有的黄金、白银与外汇，最后将华东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带去台湾。所以蒋经国曾称汤恩伯为“国之干城”，说：“父亲引退之后交我们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定海的飞机场建筑起来。到了淞沪弃守，汤恩伯将军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飞的空军的掩护，才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而成为现在保卫台湾和将来反攻大陆的一支重要兵力。假使这一支部队在上海就牺牲了，对于我们重建武力将增加很多困难；乃至我们能否安然度过三十九年(指1950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时期，也许都成了问题。”蒋经国在这篇文章里着重描述了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爱护和倚重，但蒋介石本人并不如是观。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病逝，蒋介石发表演说道：“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的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当时在上海撤退的时候，未能为主义为革命捐躯殉职，却在五年以后的今日病死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千秋历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机会。”真是天威难测，连自己的儿子也摸不准。
又次，蒋介石把在大陆的失败还归咎于知识分子。
他说：“我们在大陆的失败的最大的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作了共党的外围，成为敌人的工具。”他说：“一般知识阶级随风逐浪，道听途说，以共党所好好之，以共党所恶恶之，以共党之是为是，以共党之非为非，就是这样断送了我们的大陆。”他说：“一些自命为自由民主主义的人们，直接间接帮助共党，在政府区域内开展反内战运动。政府为剿匪的动员，特别是征兵征粮，到处遭受这一运动的阻碍。这些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饰其投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阵营因而动摇，而士气民心亦为之颓丧。”这里所指的是1947年在国统区开展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一运动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因而蒋介石每提到这一运动，就发出切齿之声。
蒋介石在大骂一通大陆的知识分子以后，话头一转，指向了台湾。“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反动分子，像过去大陆的所谓民主人士，假借其民主自由的口号，来摇惑人心，扰乱社会，企图混水摸鱼，投机取巧，以遂其卑鄙无耻、卖国害民的目的。”此处所说的“反动分子”，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殷海光是台湾大学教授，曾给美国一刊物写过一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的本质。雷震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只是与知识分子交往较多。大陆解放前夕，他与胡适、傅斯年、王世杰等在上海搞了个“民主抗共”方案，还发表了个“上海宣言”，得到蒋介石的赞许。但胡适非常乖巧，只写了封《致润之先生(毛泽东)》的信，要求中共放弃武力，与国民党一起“民主建国”，接着便到美国任国民党大使去了。雷震不知自敛，到台湾后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民主政治，甚至还想组建一个新党。蒋介石不断以大陆知识分子为例，教训这些“反动分子”，后来忍无可忍，把雷震逮捕下狱。
此外，对于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还认为是由于美国支持不力。
他说：“美国人对我们训政的必要，没有深刻的认识，加上共产党穿凿附会，恶意宣传，因此在美国人头脑中间，造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是独裁的政治，国民党是独裁的政党。”在大陆时，蒋介石对美国使团人员虽多有不满，但不敢恶语相向。到了台湾以后，越想越气，便经常开骂。如称史迪威“不自量力”，“余为总司令，史迪威只系余任命之参谋长，有何权力未经余之批准，即建议将武器分给共产党？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乃余之责任，彼绝对不能过问。”称赫尔利为“无知之辈”，“赫尔利对中国一无所知，彼从延安带来之协定草案，表面上都是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最喜欢听的名词，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战略。故余对其‘联合政府’的提议加以拒绝。”在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曾要求美国出兵援助，被杜鲁门严词拒绝。到台湾后，他不敢指名骂杜鲁门，只是大骂“国际姑息分子”。他说：“铲除共产党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业，但由于国际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视，养虎贻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当时来中国的美国使团，大多数人对中国确实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比较，作出自己的结论。许多美方人员经过比较，特别是通过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一、“中共虽代表少数，但颇强。”二、“中共扩张其地区，系人民之拥护。”三、“中共占领区人民之生活，较国统区为优。”四、“中共之征兵与税收，亦较国统区公平。”五、“中共受进步之中产阶级拥护，有越封锁线而逃入共区者。”六、“中共之现行制度，较国民党民主。”七、“中国之小政党愿托附中共，可以得到保护。”八、“国共两党应有政治上之协定，组成各党派联合政府。”这些观点，当然也影响了美国的某些决策。但从根本上来讲，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是从不“姑息”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国“姑息”下发展壮大的。当蒋介石大骂“国际姑息分子”时，杜鲁门没有还骂。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其《口述自传》中说：“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三十亿五千万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三十万共军，共产党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蒋介石在检讨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也表现了自责的精神。如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的演讲中说：“在今日纪念国父八十六诞辰的时候，不仅主义未行，历史垂绝，就是整个的革命基础，都将要在我们手里毁灭了。不知道大家对此一残酷的现实，曾经检讨过没有?在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功夫。”
但是，蒋介石的“反省忏悔”，常常把责己与责人、自责与自负混淆在一起。他说：“我们过去之所以失败，我固然要自愧领导无力，督率不严，应该负重大的责任，但你们大家过去不争气，不努力，尤其在同志之间，离心离德，自私自利，不肯协力互助，团结奋斗，而对于领袖的命令阳奉阴违，不能彻底实行，对于领袖的信任，表里不一，几乎无足轻重，这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亦就是我们革命的致命伤。”绕来绕去，“致命伤”还是在“你们大家”。
他还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不在于历次的战役，而在于两度的和谈。
三十五年(指1946年)的和谈，抵消了国军在东北、在华北以及在苏北的战果。三十八年(指1949年)的和谈，断送了北平和天津，敞开了长江的门户，瓦解了西北和西南的战局。”蒋介石的这一观点，曾经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述。第一次和谈，是蒋氏亲自参与的，故只能指桑骂槐地指责赫尔利、马歇尔等人。第二次和谈，是他被迫“引退”之后进行的，这恰恰成了他洗刷自己、抬高自己的借口。是故当他“复行视事”后的第一篇演讲中就说：“余自去年一月下野后，到年底为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全部沦陷，……这次下野时间最长，国家的损失最大，而本党的失败也最惨。”他说：“倘若去年年初，我不下野，无论如何想不到大陆各省会在一年之内断送干净。我下野的后果，终竟如此，殊为痛心。”蒋经国对此说得更为明白：“民国三十八年，许多人受到敌人的恶毒宣传，对我的父亲发生了误会和怀疑，一般准备投匪的动摇分子，甚至诬蔑他为‘和谈的障碍’。市虎伤人，甚于蛇蝎。我的父亲迫不得已，只好引退明志。结果，中枢无人主持，民心士气涣散，为匪所乘，驯致整个大陆沉沦。”其结论是“由此可以看到一个民族领袖的威信，对于国家安危和民族的兴衰的关系是如何的重大。”
蒋介石对国民党失败的检讨，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意义。比如他认为“当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因而他亲自指导蒋经国制订了“国民党改造方案”，并于1952年在台湾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1954年实行了土改。这是国民党在大陆从未做到的。其原因固然由于当时在大陆的执政者绝大多数系大地主家庭，在平均地权问题上不可能采取果断措施。到台湾进行土改，既不涉及自身利益，又无亲友阻挠，故得施行其道。但就领导中枢来说，不能不承认是蒋介石“亡羊补牢”的结果。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蒋介石的检讨，只是一种愤怒的宣泄，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自我洗刷与自我标榜，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和历史的总结。这种检讨并不能真正回答他们父子提出的“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国民党的改造问题，而只能误导国民党由错误走向错误。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并不是局部的、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失败，也不仅是军事上战役上的失败，而是全面的彻底的失败。这种失败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只有冷静地对待历史，冷静地对待现实，并以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态度，来判断是非曲直，才有可能得出经验教训，明白致败之由。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推翻满清封建皇朝后，相继建立的两个革命政党。两党的理想、宗旨虽有不同，但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大目标上是一致的。这两个党的相携与相悖、合作与分裂，对中国前途具有重大的影响。蒋介石的根本错误，就在于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把共产党看作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毛泽东说：“任何主义和政党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任何人的信仰，绝不是可以强制或取消的，古往今来为信仰而杀身成仁的，不可胜数。任何有社会基础和群众拥护的组织，绝不是可以强制解散和消灭的，古往今来多少革命团体在万重压迫和极端镇压下，依然存在和发展。”然而蒋介石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共产党是完全能够消灭的，是必须加以消灭的。在“清党”时他说：“中国只能有国民党，不能有共产党。……是故与共党势不两立，义无反顾。”在“围剿”时他说：“中正将出发鄂赣，督率围剿‘赤匪’。必能于最短期间清除‘匪祸’，奠安国族。”在“戡乱”时他说：“无论从国内国外哪一方面情形来观察，共党绝无不消灭之理。”他甚至宣布说：“共党一日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叛乱一日未平，则中正之职责一日未了。”这显然是以反共为其终身事业了。
国共两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促进了北伐，第二次合作促进了全面抗战。这都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两党采取的重大举措。如果说在北伐时期，共产党力量尚不够强大(当时国民党员有50万人，共产党只有5万人)，蒋介石可以欺之以方，欺之以弱的话；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已是一个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拥有纪律严明、勇敢善战的部队，在对敌斗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因而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政党。但是蒋介石无视于此，他仍坚持所谓“中国只能有国民党，不能有共产党”的观念，大谈什么“共党无不消灭之理”。因而在战后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情况下，不顾广大人民希望和平，希望能够得到休养生息的要求，撕毁了《双十协定》，悍然发动了内战。
蒋介石的这一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使美国特使马歇尔、大使司徒雷登感到惴惴不安。马歇尔的看法是：“共产党之军队及民政力量，已大至不容忽视的程度，纵使采取最残暴之方法予以毁灭，亦非纯赖军事行动所可奏效。”而蒋介石告诉马歇尔：“余相信共产党军队能于八个月至十个月期间内，全部被歼。”司徒雷登的看法是：“中国政府在目前，系以军事上之冒险行为，以应政治调整之需要。内战之延续将使国家经济日益枯竭，并使任何恢复发展经济之企图成为笑谈。”而蒋介石告诉司徒雷登：“共军将于八月底或九月初被完全消灭，或被驱入深远之区域内。”蒋介石好像是有意给美国佬露一手。
此时的蒋介石真是气壮如牛。他宣称：“天下无不可打破的计划，无不可制服的武器，无不可消灭的敌人。我平生治军作战，我的心目中就没有敌人。”他说：“无论什么人，都不配作我们革命军人的敌人。我们不作革命军人则已，作了革命军人，唯一的任务就是消灭敌人，不许敌人存在。”他说：“共军无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空虚到了极点，他尽管自我宣传，说有多少兵力，有怎样坚强的民众组织，其实完全是虚声恫吓。”他说：“敌军都是乌合之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只是虚伪欺骗，夸大宣传，玩弄些小花样，以眩惑耳目。”自负与轻敌，乃兵家之大忌。撇开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不谈，单从军事观点来讲，这种狂妄自大、唯我独尊的心态，已显示了对形势判断的根本错误。而蒋介石正是在这种自我迷信的神话中，开始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面进攻。
内战初期，解放军战略防卫，国军颇占优势，曾取得所谓“三大胜利”。一是逼迫江苏的新四军转退到山东，这使蒋介石大喜。他说：“现在第一收复区的敌人已失败北上，但一定还有不少余孽，潜伏地方。我们高级将领必须除恶务尽，不使遗留一个种子。”二是在华北攻占了张家口，这使蒋介石喜上加喜，立即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登上了“总统”的宝座，更严辞拒绝了各方面有关和谈之要求。三是在西北攻占了延安，这使蒋介石大喜过望，举行了盛大的祝捷会，并亲率文武僚属前往视察。但是以后的情况就不妙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卫转入战略反攻，接着便是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双方集结兵力125万(蒋军55万，解放军70万)，经过52天激烈战斗，蒋军损兵折将，退出东北。平律战役，双方集结兵力167万(蒋军57万，解放军100余万)，经过58天战斗，攻克天津，解放北平。淮海战投，双方集结兵力140万(蒋军80万，解放军60万)，经过65天鏖战，蒋军全线崩溃，南京政府也就岌岌可危了。
战争形势的逆转，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在战争进行的第一年，他就感到有点奇怪：“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敌军不如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切军需补给，我们也比敌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中。就实力而言，我们一定有十分把握，能将共匪消灭。可是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我们尚未把敌人消灭，这真是我们革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战争进行到第二年，蒋介石更有点惶惶然：“过去两年的戡乱，我们全体官兵牺牲奋斗，固然有若干成就。但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的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这是我们革命历史最大的污点，更是我个人最大的耻辱。”
战争进行到第三年，蒋介石已是焦头烂额，信心尽丧。他哀叹自己“忧患艰危，忍辱茹辛，在内奸外敌重重包围夹击之下，几乎无幸存之理。”不过他还是“幸存”了。他于1949年元旦发表文告，宣布“引退”，把烂摊子丢给了李宗仁。
蒋介石虽然“引退”，但是他的自大狂并未收敛，反共的豪言壮语并未消歇。就在解放军挥师渡江、攻占南京时，蒋介石对顾祝同、汤恩伯等人训示道：“渡江是军事发展的最高峰，同时就是共产党暴露的最大弱点，换言之，也就是他失败的开始。因为他已蹈日本军阀南侵陷入泥淖的覆辙，犯了日本军阀一样的错误。他这个大错的铸成，就是他自取灭亡的基因，亦就是我们最后胜利的把握。”此时此地，就是他的心腹爱将，恐怕也不会相信这种梦幻呓语了。
就这样，蒋介石以他的顽固的反共态度，把曾经是中国第一大政党的国民党，带上了穷途末路；把曾经在抗日战争中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数百万大军，引向毁灭的深渊。作为始作俑者，他有无愧疚呢？没有。当淮海战役正在激烈进行时，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杜聿明部今晨似已大半被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念不已。然每念及不愧不怍、不忧不惧之箴言，则又天君泰然矣。”数十万大军饥寒交迫，死伤遍野，而其最高统帅竟能无愧无怍，“天君泰然”，这种态度已由冷静到了冷酷的程度。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他的“天君”肯定不怎么“泰然”，但其“不愧不怍”的态度依然故我。以这种态度进行的反省、检讨、总结等，还能有什么正确的历史经验与理性思维呢？不过，当他在指责“国民不成其为国民”时，说他的反共主张“未能取信于国人”，这倒是一句大实话。民心向背，连古代一些稍有远见的帝王，也常引为警惕。而自诩为现代政治家军事家的蒋介石，竟弃民意于不顾，冒天下之大不韪，后果应该是可想而知的。
部队编制
115师 （ 343旅 、344旅 、独立团）
120师 （ 358旅、 359旅、 教导团）
129师 （ 385旅、 386旅 ）
陕甘宁留守兵团
总司令：朱德（1886-1976）、
副总司令：彭德怀（1898-1974）
参谋长：叶剑英（1897-1986）、
副参谋长：左权（1906-1942.5）、滕代远(1904-1974左权牺牲后任)、
参谋处处长：彭雪枫（1907-1944.9）
政治部主任：任弼时（1904-1950）、副主任邓小平（1904-1997）、王稼祥（1906-1974邓任129师政委后接任）
驻太原办事处主任薄一波、
西安办事处主任叶剑英（1897-1986）
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
南京办事处主任周恩来（1898-1976）
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
新疆办事处主任陈潭秋
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
115师
师长林彪（1906-1971）
副师长聂荣臻（后任政委1899-1992）
参谋长周昆（1938.2携款私自潜逃脱离八路军）
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后任政治部主任1902-1963）
副主任萧华（兼）；
343旅
旅长陈光（林离后任115师代师长1906-1954）
副旅长周建屏（1892-1938.6病逝）
政委萧华（兼1916—1985）
参谋长孙毅（1903-2003中将宁都起义）；
685团团长杨得志、
一营营长刘正、二营营长梁兴初、三营营长张国华，
686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政治处主任符竹庭；
344旅
旅长徐海东（1900-1970湖北黄陂）
副旅长兼政委黄克诚（1902-1986）
参谋长卢绍武（1906-1978少将）
687团团长韦杰、
688团团长韩先楚；
独立团
团长杨成武、副团长邓华、政治处主任罗元发（1910-中将）
120师
师长贺龙（1896-1969）
副师长萧克(1907-)
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后任政委1902-1946.7病逝.辽宁金县人）
副主任甘泗淇(后任政治部主任1903-1964上将)
参谋长周士第（1900-1979上将黄埔军校毕业）
358旅
旅长张宗逊（1908-1999上将）
副旅长李井泉（1909-1989）
参谋长姚哲（1906-1979湖南邵阳中将）
政治部主任张平化（1907-2001）；
715团
团长王尚荣（1915-2000湖北石首中将）
副团长赖星云（1984年病故）
716团
团长宋时轮（1907-1991湖南醴陵上将）
副团长贺炳炎（1913-1960湖北松滋上将）
政治处主任刘道生（1915—1995湖南茶陵中将）
359旅
359旅由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改编而成，
旅长陈伯均（1910-1974上将）
副旅长王震（1908-1993）
参谋长唐子奇(1900-1976少将)
政治部主任袁任远（1918-1986）；
717团
团长刘转连（1912-1992湖南茶陵中将）
政委晏福生（1904-1984湖南醴陵中将独臂）
参谋长欧阳家祥（1909-1980江西吉安少将）；
718团
团长黄新廷（1903-中将）
参谋长帅荣（1911-1997少将）
教导团
团长彭绍辉（1906-1978上将）、政委刘堃（1906-1981）
129师
师长刘伯承（1892-1986）
副师长徐向前（1901-1990）
政委张浩（1897-1942邓小平1938.1接任政委兼任政治部主任）
参谋长倪志亮（后李达接任1900-1965中将）
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1909-2005）；
385旅
385旅旅长王宏坤（1909-1993上将）
副旅长王维舟（1887-1970四川宣汉）
参谋长唐天际（1904-中将）、耿飙(1909-)；
769团
团长陈锡联（1915-上将）
副团长汪乃贵（1905-1991少将）
770团
团长张才千（1911-1994中将）
副团长胡奇才（1914-中将）
386旅
386旅由红31军改编，下设771团，772团，1937年9月开往晋东南地区，建立太行山区根据地。
旅长陈赓（1903-1961）
副旅长陈再道（1909-1993上将）、许世友
政委王新亭(1908-1984)
参谋长李聚奎（1904-1995上将）；
386旅参加了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等伏击战，后参加百团大战。1945年10月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纵队（第四纵队）第13旅。
771团
团长徐深吉（1910-2000中将）
副团长韩东山（1905-1986少将）
政委吴富善（1911-2003中将）
参谋长黄新友（1912-1985少将）
772团
团长叶成焕（1914-1938）
政委谢富治（1909-1972）
副团长王近山（1915-1978中将）
参谋长孙继先（1911-1990中将）
陕甘宁留守兵团
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1903-1989大将）
参谋长曹里怀（1909-中将）
政治部主任莫文骅（1910-2000中将）
留守兵团辖：第1、2、3、4、5、6、770团和保安部队。
115师 （ 343旅 、344旅 、独立团）
120师 （ 358旅、 359旅、 教导团）
129师 （ 385旅、 386旅 ）
陕甘宁留守兵团
总司令：朱德（1886-1976）、
副总司令：彭德怀（1898-1974）
参谋长：叶剑英（1897-1986）、
副参谋长：左权（1906-1942.5）、滕代远(1904-1974左权牺牲后任)、
参谋处处长：彭雪枫（1907-1944.9）
政治部主任：任弼时（1904-1950）、副主任邓小平（1904-1997）、王稼祥（1906-1974邓任129师政委后接任）
驻太原办事处主任薄一波、
西安办事处主任叶剑英（1897-1986）
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
南京办事处主任周恩来（1898-1976）
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
新疆办事处主任陈潭秋
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
115师
师长林彪（1906-1971）
副师长聂荣臻（后任政委1899-1992）
参谋长周昆（1938.2携款私自潜逃脱离八路军）
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后任政治部主任1902-1963）
副主任萧华（兼）；
343旅
旅长陈光（林离后任115师代师长1906-1954）
副旅长周建屏（1892-1938.6病逝）
政委萧华（兼1916—1985）
参谋长孙毅（1903-2003中将宁都起义）；
685团团长杨得志、
一营营长刘正、二营营长梁兴初、三营营长张国华，
686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政治处主任符竹庭；
344旅
旅长徐海东（1900-1970湖北黄陂）
副旅长兼政委黄克诚（1902-1986）
参谋长卢绍武（1906-1978少将）
687团团长韦杰、
688团团长韩先楚；
独立团
团长杨成武、副团长邓华、政治处主任罗元发（1910-中将）
120师
师长贺龙（1896-1969）
副师长萧克(1907-)
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后任政委1902-1946.7病逝.辽宁金县人）
副主任甘泗淇(后任政治部主任1903-1964上将)
参谋长周士第（1900-1979上将黄埔军校毕业）
358旅
旅长张宗逊（1908-1999上将）
副旅长李井泉（1909-1989）
参谋长姚哲（1906-1979湖南邵阳中将）
政治部主任张平化（1907-2001）；
715团
团长王尚荣（1915-2000湖北石首中将）
副团长赖星云（1984年病故）
716团
团长宋时轮（1907-1991湖南醴陵上将）
副团长贺炳炎（1913-1960湖北松滋上将）
政治处主任刘道生（1915—1995湖南茶陵中将）
359旅
359旅由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改编而成，
旅长陈伯均（1910-1974上将）
副旅长王震（1908-1993）
参谋长唐子奇(1900-1976少将)
政治部主任袁任远（1918-1986）；
717团
团长刘转连（1912-1992湖南茶陵中将）
政委晏福生（1904-1984湖南醴陵中将独臂）
参谋长欧阳家祥（1909-1980江西吉安少将）；
718团
团长黄新廷（1903-中将）
参谋长帅荣（1911-1997少将）
教导团
团长彭绍辉（1906-1978上将）、政委刘堃（1906-1981）
129师
师长刘伯承（1892-1986）
副师长徐向前（1901-1990）
政委张浩（1897-1942邓小平1938.1接任政委兼任政治部主任）
参谋长倪志亮（后李达接任1900-1965中将）
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1909-2005）；
385旅
385旅旅长王宏坤（1909-1993上将）
副旅长王维舟（1887-1970四川宣汉）
参谋长唐天际（1904-中将）、耿飙(1909-)；
769团
团长陈锡联（1915-上将）
副团长汪乃贵（1905-1991少将）
770团
团长张才千（1911-1994中将）
副团长胡奇才（1914-中将）
386旅
386旅由红31军改编，下设771团，772团，1937年9月开往晋东南地区，建立太行山区根据地。
旅长陈赓（1903-1961）
副旅长陈再道（1909-1993上将）、许世友
政委王新亭(1908-1984)
参谋长李聚奎（1904-1995上将）；
386旅参加了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等伏击战，后参加百团大战。1945年10月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纵队（第四纵队）第13旅。
771团
团长徐深吉（1910-2000中将）
副团长韩东山（1905-1986少将）
政委吴富善（1911-2003中将）
参谋长黄新友（1912-1985少将）
772团
团长叶成焕（1914-1938）
政委谢富治（1909-1972）
副团长王近山（1915-1978中将）
参谋长孙继先（1911-1990中将）
陕甘宁留守兵团
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1903-1989大将）
参谋长曹里怀（1909-中将）
政治部主任莫文骅（1910-2000中将）
留守兵团辖：第1、2、3、4、5、6、770团和保安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