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日本:"日本"国名原来是大唐皇帝所赐(组图) 新京报
提要：陕西发现的井真成墓志开启中日交往史千年之门，日本朝野为之震动
8月24日，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在东京展出时，日本天皇亲临参观。这方墓志在西安发现后，引发了中日双方对遣唐使和墓志主人井真成的研究热潮。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已有明确认识，但这方墓志则传达出更为复杂深远的历史情感：它再次证实了日本国号与中国的渊源，还表达了当时的唐朝天子对一名日本遣唐使者的个人情谊。
更多的学者借着这方墓志的缘由，重新审视了千年来的中日交往史。
这是块不同寻常的石头。盖为青石，底是白石，近方形，上有楷书刻字。
当贾麦明用软毛笔刷净石头上的土，看清上面的字时，手开始不停地颤抖。石盖刻有“国号日本”字样，底座上则有开元年号。“我当场就断定这是一个日本遣唐使的墓志。”
作为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贾麦明偶然中征集到的这块石头，在随后的研究中被证明为迄今发现的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
墓志面世在日本引起的轰动让贾麦明惊奇：在这位遣唐使的故乡藤井寺市里，成立了相关的研究会，发行了关于他的纪念邮票，并打算用他作为这座城市的形象。2005年8月24日，墓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时，日本天皇亲临参观。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已有明确认识，木宫泰彦在《中日交通史》中说：“日本中古之制度，人皆以为多系日本自创，然一检唐史，则知多模仿唐制也。”
然而这块石头所传递出来的历史情感要复杂得多。这方墓志除了再次证实了日本国号为中国所赐，还表达了当时的唐朝天子对一名日本遣唐使者的个人情谊。
更多的学者借着这方墓志的缘由，重新审视了千年来的中日交往史。
少年“才称天纵”
李白的挚友阿倍仲麻吕，回国后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备和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长冈等人，和井真成同时入唐。这些赫赫名声的人，都还只是群十八九岁的孩子。
1200多年前，难波港(今日本大阪)内一派热闹的景象，又一支准备渡海前往中国的使团船队要出发了。四只巨大的木制帆船依次排列着，每只船上都能载一百多人，船舷和桅杆上彩带飘扬。日本天皇举行宴会，作歌送行。
侍臣们唱起天皇写的送行诗：
希望你们渡大海如平地，
居船上如坐床，
四船联翩，
不日平安归航！
这方墓志的主人当时就坐在其中一艘巨船中，被祥和、悠长的祝愿声围裹着，离开港口，驶向苍茫大海。他的名字叫做井真成。
离开故乡之时，井真成多大年纪，墓志上的文字并无记载，只写道，公元734年，这位才能出众的遣唐使，因病死于长安，享年36岁。
《新唐书》记载，在公元717年和公元733年各有一批遣唐使从日本出发。如果是在733年出海，井真成已35岁。日本奈良大学文学部教授东野治之认为可能性不大。
在日本的遣唐使团中，除了学问僧外还有两种人，一种是年轻的留学生，年龄一般十八九岁，他们将在中国学习二三十年后，才被允许重回日本。另一种是请益生，他们的年龄较大，只在中国住1年。
“作为三十过半的请益生，很难想象在日本没有一官半职。官员入唐后，其称呼会在墓志上被保留。”而井真成的墓志上并未记录他生前的官职，东野治之说，因此，基本可以断定，井真成应当是在717年入唐，正好19岁。
这是日本第九次派遣遣唐使入唐，500多人挤在4艘大船里。这些年轻的留学生都是日本中层官僚的子女，而且还要经过严格挑选，必须学识、样貌都需要达到才俊的标准才能入唐。
井真成在这方墓志上被形容为“才称天纵”。
巨船之上，还有日后成为李白挚友的阿倍仲麻吕，回国后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备和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长冈等人，他们和井真成同时入唐。当时，这些在中日两国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名声的人，都还只是群十八九岁的孩子。
岛国的姿态
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篆刻井真成墓志铭的志石，周长约39厘米，上面仅有117字，在面世数月后，却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级历史资料”。
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对于这个太平洋上的岛国，中国早在秦汉即有记载，但史籍中多称为“倭国”。而在唐初之前，日本虽多次向中国遣使，但其态度和目的却和后来大为不同。
“从隋朝到唐朝初期，日本对华遣使时多为政治目的，而且带着一种骄傲态度，甚至是傲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王小甫说。
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到中国递交的国书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王小甫认为，“那些国书中充分表露出，这个岛国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心态。”
甚至在唐初的公元660年，日本遣使向唐朝皇帝提出要求一些小国“每岁入贡本国之朝”，以显示自己是和中国一样使夷狄臣服的大国。王小甫认为，这一态度反映了日本对当时中国国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认识不足。
井真成入唐时，日本对唐朝文化的认识已经发生改观。这与一次发生在朝鲜半岛附近的战争有关。
公元663年，日本试图帮助被唐朝吞灭的百济复国，而在白村江口和唐军大战。遭遇彻底失败后，日本发现了和中国的距离。
在朝鲜半岛附近，唐水军首先到达白村江口。之后，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村江，两军遭遇。当时，日本水兵万余，有1000多艘战船，而大唐水军仅有 7000余人，170艘战船。虽在人、船数量上相差悬殊，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最终，“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日本学者森公章在近作《“白村江”之后》里说，“白江战败以后产生的这种冲击余波，如同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一样，可以说是一个举国奔走引进‘敌国’国家体制和文化的时期。”
自此以后，日本遣唐使到中国来只是倾力学习唐朝文化，不再向朝廷要求册封，甚至甘心于等同“蕃国”，其国策也由过去的地区政治进取转向了内敛、和平、发展的方向。
就是在这个时期，年轻的井真成出海，踏上了“衔命远邦，驰骋上国”的路途。
同在巨船之上的，还有诸多日本工匠，他们是去唐朝学习制造工艺的。认识到差距之后，日本开始迅速转向，从制造、建筑到典章制度，全面向中国学习。
盛唐气象
研究遣唐使的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说，他完全能想象，作为一位来自遥远岛国的使者，在面对长安城的奇异景观时，内心是如何震撼。
在海上漂泊近3个月后，井真成到达宁波。按照惯例，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地人民隆重地接待遣唐使，政府则会把他们一路护送至首都长安。
公元713年到公元756年，正是唐玄宗治世的开元-天宝年间，也是盛唐时代中的鼎盛时期。唐玄宗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实行了与过去不同的政策。长安城到处洋溢着一种空前未有的生气。
研究遣唐使的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说，他完全能想象，作为一位来自遥远岛国的使者，在面对长安城的奇异景观时，内心是如何震撼。那时，整个城市里流动着含黄土高原风沙的干燥空气，街道上漂浮着特殊的内陆泥土气息。
这座城池的建筑规模之大让人震惊。经对唐长安城遗址实测，它面积约有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面积的9.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
这位日本少年进入城后，很快被淹没于人海中。妹尾达彦说，当时长安城的多样性居民构成和居民人数庞大的大都市能量在日本是根本见不到的。
唐长安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市。世界西方和东方的商业、文化都在这里交流、汇集。
据《唐六典》记载，当时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在公元679年，波斯王子泥俚斯自长安归国，统率的部属就多达数千人。长安的那些著名佛寺中如兴善寺、慈恩寺、青龙寺、香积寺等，都居住着外国高僧。
接待日本遣唐使等外国使节的鸿胪寺及用于会客和寄宿设施鸿胪馆，都建在皇城南边的一片广大地区上。它们离皇城南门的朱雀门不远，据说这样设计为了方便访问京城的外国使节，同时也有避免使其与其他官员接触，防止泄漏政治机密的用意。
出皇城的朱雀门后沿大街向东走一公里，就是留学生学习的国立学校———国子监，遣唐使一行渴望拜谒的孔子庙(文庙)就建在国子监院内。
妹尾达彦说，“可以说，在井真成的那座小小的坟墓中，浓缩了那个时期的长安的政治状况和城市文化状况”。
千年前的“国际学校”
作为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
在中国的学习，给井真成带来了新的面貌。铭文中称赞这位年轻人在“踏礼乐，袭衣冠”之后，“束带立朝，难与俦矣”———如果穿上官服站立于朝廷，气度无人能比。
作为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唐玄宗命国子监的四门助教赵玄默教授这些留学生们的功课。唐朝国子监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各学招生对象不同。
井真成究竟在哪一个学部学习，这还是个谜团。只知道他的同行者阿倍仲麻吕是在“太学”中学习。
依据《唐六典》，进入哪一个学部要看家庭出身背景。国子学和太学的学生，父母的官衔一般要在三品、五品以上。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王勇推断，阿倍仲麻吕得以进入太学，大概是因为他父亲在日本为朝中高官。而井真成和下道真备的出身相对较为低微，最多只能进入四门学。
1200多年前，这些高等学府就像一个个国际学校，东、西方的留学生都混杂在一起学习。阿倍仲麻吕苦学五、六年后，竟在与中国学生一起参加的考试中得中进士。唐玄宗赐名晁衡，并让他担任皇帝侍从官的左补阙。
阿倍仲麻吕终身在中国为官，他和李白、王维来往密切，彼此经常写诗唱和，73岁在长安逝世。
下道真备则在中国住了17年，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深通五经三史、历算、刑律、军制等诸艺。他回国时携带中国典籍1700多部。在日本，他受到圣武天皇的器重，官至右大臣。
由于历史记载太少，井真成的经历就显得模糊而无法辨认了。通过墓志上的记载，只知他“强学不倦”，10多年来一直在追求学问。
影响日本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痕迹处处可见。从汉字、围棋到饮茶，自传入日本，长期发展已成常人习惯。
学业有成的井真成并未来得及衣锦还乡，就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墓志铭称，井真成 “问道未终……以开元廿二年正月廿日，乃终于官弟”。
此时，他的大多同伴陆续返回日本。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任命中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发芽”。
井真成也想回国，从墓志铭文“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可看出，他心中一直想念着故国。
对这位天资聪慧却英年早逝的日本遣唐使，中国皇帝有着异常深厚的情感。铭文记载，在听闻井真成忽然得病去逝的消息后，“皇上(哀)伤”，并追奉他官职，以官礼下葬。
而且，追奉他的官职也耐人寻味，“尚衣奉御”，即专职为皇帝管理衣物。这个官职虽无实权，但也官至五品。而且历史上，担任尚衣奉御一职，多为皇亲国戚，或深得皇上宠爱、信赖的人。井真成得此厚封，足见他深得玄宗皇帝的赏识和信任，也证明中国对日本遣唐使的真挚与友好。
出身法律世家的大和长冈，入唐后潜心学习唐律，回国后曾与下道真备共同删定律令二十四条。膳大丘在唐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被任命为日本大学寮助教，他向天皇奏请尊孔获准，推动了日本儒学的发展。营原娓成入唐学医，回国后被任命为针博士，对日本的医学发展极有贡献。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痕迹处处可见。从汉字、围棋到饮茶，自传入日本，长期发展已成常人习惯。日本平安朝时书界有名的“三笔”，即空海、桔逸势、嵯峨天皇三人，其中两名都曾到中国留学。
美术史家伊势专一郎说：“日本一切文化皆从中国舶来，其绘画也由中国分支而成长，有如支流小川对本流江河。”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卤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更多谜底等待揭晓
“几十个待解之谜堆积在心头，几个月内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依然没有足够的证据给出一个惟一的答案。”
虽然在学者的反复追寻中，这位遣唐使的面貌渐渐清晰，但围绕墓志仍有许多不解之谜：
井真成这个名字是他来大唐后的取的汉名还是本来日本名的简称？
墓志上的文字是谁书写的？是井真成的日本同学还是大唐专门负责料理留学生丧葬的官方机构？为什么这方墓志的底座和盖子不是同样颜色的石料？
既然“尚衣奉御”的官衔是井真成去世后追赠的，那井真成生前有无做官？做的是什么官？
井真成去世前，已在大唐度过17个春秋，是否已经结婚？倘若结婚，能否找到他的后裔？
“几十个待解之谜堆积在我的心头，几个月内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依然没有足够的证据给出一个惟一的答案，”贾麦明说，这是因为墓志铭的发现不是考古所得，无法从墓地实物挖掘中获得更多线索。
这块石头的面世，纯粹源于偶然。
2004年3月底的一个星期天，贾麦明在西安八仙庵古玩市场听到一个摆摊人说，他在东郊捡了两方合在一起的石头，盖是青石，底是白石，上有开元和日本的字迹。
贾麦明当时的感觉是心头一惊，他马上说，我要了。三天后，他用不到一千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块墓志铭。
贾麦明事后曾专门找到摆摊人捡到墓志铭的地方，但这里已经是一个楼房林立的住宅小区，要做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已是不可能了。
尽管如此，这方惟一的遣唐使墓志还是在日本学术界和民间掀起了热潮。
2004年10月11日，朝日新闻头版头条刊发了《逝于中国长安的遣唐使井真成是井上氏还是葛井氏》的报道，一时引起很大轰动。其记者渡边延志在接受西安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这个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当时日本作为一个偏僻的岛国，能够得到大唐的承认，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2005年1月28日至29日，由朝日新闻社、日本专修大学和中国西北大学共同举办的井真成研讨会在东京朝日新闻社召开。参加该会的王维坤教授回忆，那一天，中国学者从早上10：30讲到下午7：30，台下一直座无虚席。而下场后很多日本民众围着他签名，使他“突然觉得自己不是学者倒像是明星”。
“遣唐留学生的墓志是一把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它为中日关系史新添了一段深情的佳话。”一位日本参观者在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留言册上留下这么一句话。
提要：陕西发现的井真成墓志开启中日交往史千年之门，日本朝野为之震动
8月24日，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在东京展出时，日本天皇亲临参观。这方墓志在西安发现后，引发了中日双方对遣唐使和墓志主人井真成的研究热潮。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已有明确认识，但这方墓志则传达出更为复杂深远的历史情感：它再次证实了日本国号与中国的渊源，还表达了当时的唐朝天子对一名日本遣唐使者的个人情谊。
更多的学者借着这方墓志的缘由，重新审视了千年来的中日交往史。
这是块不同寻常的石头。盖为青石，底是白石，近方形，上有楷书刻字。
当贾麦明用软毛笔刷净石头上的土，看清上面的字时，手开始不停地颤抖。石盖刻有“国号日本”字样，底座上则有开元年号。“我当场就断定这是一个日本遣唐使的墓志。”
作为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贾麦明偶然中征集到的这块石头，在随后的研究中被证明为迄今发现的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
墓志面世在日本引起的轰动让贾麦明惊奇：在这位遣唐使的故乡藤井寺市里，成立了相关的研究会，发行了关于他的纪念邮票，并打算用他作为这座城市的形象。2005年8月24日，墓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时，日本天皇亲临参观。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已有明确认识，木宫泰彦在《中日交通史》中说：“日本中古之制度，人皆以为多系日本自创，然一检唐史，则知多模仿唐制也。”
然而这块石头所传递出来的历史情感要复杂得多。这方墓志除了再次证实了日本国号为中国所赐，还表达了当时的唐朝天子对一名日本遣唐使者的个人情谊。
更多的学者借着这方墓志的缘由，重新审视了千年来的中日交往史。
少年“才称天纵”
李白的挚友阿倍仲麻吕，回国后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备和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长冈等人，和井真成同时入唐。这些赫赫名声的人，都还只是群十八九岁的孩子。
1200多年前，难波港(今日本大阪)内一派热闹的景象，又一支准备渡海前往中国的使团船队要出发了。四只巨大的木制帆船依次排列着，每只船上都能载一百多人，船舷和桅杆上彩带飘扬。日本天皇举行宴会，作歌送行。
侍臣们唱起天皇写的送行诗：
希望你们渡大海如平地，
居船上如坐床，
四船联翩，
不日平安归航！
这方墓志的主人当时就坐在其中一艘巨船中，被祥和、悠长的祝愿声围裹着，离开港口，驶向苍茫大海。他的名字叫做井真成。
离开故乡之时，井真成多大年纪，墓志上的文字并无记载，只写道，公元734年，这位才能出众的遣唐使，因病死于长安，享年36岁。
《新唐书》记载，在公元717年和公元733年各有一批遣唐使从日本出发。如果是在733年出海，井真成已35岁。日本奈良大学文学部教授东野治之认为可能性不大。
在日本的遣唐使团中，除了学问僧外还有两种人，一种是年轻的留学生，年龄一般十八九岁，他们将在中国学习二三十年后，才被允许重回日本。另一种是请益生，他们的年龄较大，只在中国住1年。
“作为三十过半的请益生，很难想象在日本没有一官半职。官员入唐后，其称呼会在墓志上被保留。”而井真成的墓志上并未记录他生前的官职，东野治之说，因此，基本可以断定，井真成应当是在717年入唐，正好19岁。
这是日本第九次派遣遣唐使入唐，500多人挤在4艘大船里。这些年轻的留学生都是日本中层官僚的子女，而且还要经过严格挑选，必须学识、样貌都需要达到才俊的标准才能入唐。
井真成在这方墓志上被形容为“才称天纵”。
巨船之上，还有日后成为李白挚友的阿倍仲麻吕，回国后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备和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长冈等人，他们和井真成同时入唐。当时，这些在中日两国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名声的人，都还只是群十八九岁的孩子。
岛国的姿态
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篆刻井真成墓志铭的志石，周长约39厘米，上面仅有117字，在面世数月后，却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级历史资料”。
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对于这个太平洋上的岛国，中国早在秦汉即有记载，但史籍中多称为“倭国”。而在唐初之前，日本虽多次向中国遣使，但其态度和目的却和后来大为不同。
“从隋朝到唐朝初期，日本对华遣使时多为政治目的，而且带着一种骄傲态度，甚至是傲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王小甫说。
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到中国递交的国书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王小甫认为，“那些国书中充分表露出，这个岛国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心态。”
甚至在唐初的公元660年，日本遣使向唐朝皇帝提出要求一些小国“每岁入贡本国之朝”，以显示自己是和中国一样使夷狄臣服的大国。王小甫认为，这一态度反映了日本对当时中国国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认识不足。
井真成入唐时，日本对唐朝文化的认识已经发生改观。这与一次发生在朝鲜半岛附近的战争有关。
公元663年，日本试图帮助被唐朝吞灭的百济复国，而在白村江口和唐军大战。遭遇彻底失败后，日本发现了和中国的距离。
在朝鲜半岛附近，唐水军首先到达白村江口。之后，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村江，两军遭遇。当时，日本水兵万余，有1000多艘战船，而大唐水军仅有 7000余人，170艘战船。虽在人、船数量上相差悬殊，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最终，“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日本学者森公章在近作《“白村江”之后》里说，“白江战败以后产生的这种冲击余波，如同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一样，可以说是一个举国奔走引进‘敌国’国家体制和文化的时期。”
自此以后，日本遣唐使到中国来只是倾力学习唐朝文化，不再向朝廷要求册封，甚至甘心于等同“蕃国”，其国策也由过去的地区政治进取转向了内敛、和平、发展的方向。
就是在这个时期，年轻的井真成出海，踏上了“衔命远邦，驰骋上国”的路途。
同在巨船之上的，还有诸多日本工匠，他们是去唐朝学习制造工艺的。认识到差距之后，日本开始迅速转向，从制造、建筑到典章制度，全面向中国学习。
盛唐气象
研究遣唐使的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说，他完全能想象，作为一位来自遥远岛国的使者，在面对长安城的奇异景观时，内心是如何震撼。
在海上漂泊近3个月后，井真成到达宁波。按照惯例，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地人民隆重地接待遣唐使，政府则会把他们一路护送至首都长安。
公元713年到公元756年，正是唐玄宗治世的开元-天宝年间，也是盛唐时代中的鼎盛时期。唐玄宗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实行了与过去不同的政策。长安城到处洋溢着一种空前未有的生气。
研究遣唐使的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说，他完全能想象，作为一位来自遥远岛国的使者，在面对长安城的奇异景观时，内心是如何震撼。那时，整个城市里流动着含黄土高原风沙的干燥空气，街道上漂浮着特殊的内陆泥土气息。
这座城池的建筑规模之大让人震惊。经对唐长安城遗址实测，它面积约有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面积的9.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
这位日本少年进入城后，很快被淹没于人海中。妹尾达彦说，当时长安城的多样性居民构成和居民人数庞大的大都市能量在日本是根本见不到的。
唐长安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市。世界西方和东方的商业、文化都在这里交流、汇集。
据《唐六典》记载，当时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在公元679年，波斯王子泥俚斯自长安归国，统率的部属就多达数千人。长安的那些著名佛寺中如兴善寺、慈恩寺、青龙寺、香积寺等，都居住着外国高僧。
接待日本遣唐使等外国使节的鸿胪寺及用于会客和寄宿设施鸿胪馆，都建在皇城南边的一片广大地区上。它们离皇城南门的朱雀门不远，据说这样设计为了方便访问京城的外国使节，同时也有避免使其与其他官员接触，防止泄漏政治机密的用意。
出皇城的朱雀门后沿大街向东走一公里，就是留学生学习的国立学校———国子监，遣唐使一行渴望拜谒的孔子庙(文庙)就建在国子监院内。
妹尾达彦说，“可以说，在井真成的那座小小的坟墓中，浓缩了那个时期的长安的政治状况和城市文化状况”。
千年前的“国际学校”
作为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
在中国的学习，给井真成带来了新的面貌。铭文中称赞这位年轻人在“踏礼乐，袭衣冠”之后，“束带立朝，难与俦矣”———如果穿上官服站立于朝廷，气度无人能比。
作为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唐玄宗命国子监的四门助教赵玄默教授这些留学生们的功课。唐朝国子监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各学招生对象不同。
井真成究竟在哪一个学部学习，这还是个谜团。只知道他的同行者阿倍仲麻吕是在“太学”中学习。
依据《唐六典》，进入哪一个学部要看家庭出身背景。国子学和太学的学生，父母的官衔一般要在三品、五品以上。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王勇推断，阿倍仲麻吕得以进入太学，大概是因为他父亲在日本为朝中高官。而井真成和下道真备的出身相对较为低微，最多只能进入四门学。
1200多年前，这些高等学府就像一个个国际学校，东、西方的留学生都混杂在一起学习。阿倍仲麻吕苦学五、六年后，竟在与中国学生一起参加的考试中得中进士。唐玄宗赐名晁衡，并让他担任皇帝侍从官的左补阙。
阿倍仲麻吕终身在中国为官，他和李白、王维来往密切，彼此经常写诗唱和，73岁在长安逝世。
下道真备则在中国住了17年，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深通五经三史、历算、刑律、军制等诸艺。他回国时携带中国典籍1700多部。在日本，他受到圣武天皇的器重，官至右大臣。
由于历史记载太少，井真成的经历就显得模糊而无法辨认了。通过墓志上的记载，只知他“强学不倦”，10多年来一直在追求学问。
影响日本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痕迹处处可见。从汉字、围棋到饮茶，自传入日本，长期发展已成常人习惯。
学业有成的井真成并未来得及衣锦还乡，就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墓志铭称，井真成 “问道未终……以开元廿二年正月廿日，乃终于官弟”。
此时，他的大多同伴陆续返回日本。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任命中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发芽”。
井真成也想回国，从墓志铭文“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可看出，他心中一直想念着故国。
对这位天资聪慧却英年早逝的日本遣唐使，中国皇帝有着异常深厚的情感。铭文记载，在听闻井真成忽然得病去逝的消息后，“皇上(哀)伤”，并追奉他官职，以官礼下葬。
而且，追奉他的官职也耐人寻味，“尚衣奉御”，即专职为皇帝管理衣物。这个官职虽无实权，但也官至五品。而且历史上，担任尚衣奉御一职，多为皇亲国戚，或深得皇上宠爱、信赖的人。井真成得此厚封，足见他深得玄宗皇帝的赏识和信任，也证明中国对日本遣唐使的真挚与友好。
出身法律世家的大和长冈，入唐后潜心学习唐律，回国后曾与下道真备共同删定律令二十四条。膳大丘在唐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被任命为日本大学寮助教，他向天皇奏请尊孔获准，推动了日本儒学的发展。营原娓成入唐学医，回国后被任命为针博士，对日本的医学发展极有贡献。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痕迹处处可见。从汉字、围棋到饮茶，自传入日本，长期发展已成常人习惯。日本平安朝时书界有名的“三笔”，即空海、桔逸势、嵯峨天皇三人，其中两名都曾到中国留学。
美术史家伊势专一郎说：“日本一切文化皆从中国舶来，其绘画也由中国分支而成长，有如支流小川对本流江河。”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卤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更多谜底等待揭晓
“几十个待解之谜堆积在心头，几个月内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依然没有足够的证据给出一个惟一的答案。”
虽然在学者的反复追寻中，这位遣唐使的面貌渐渐清晰，但围绕墓志仍有许多不解之谜：
井真成这个名字是他来大唐后的取的汉名还是本来日本名的简称？
墓志上的文字是谁书写的？是井真成的日本同学还是大唐专门负责料理留学生丧葬的官方机构？为什么这方墓志的底座和盖子不是同样颜色的石料？
既然“尚衣奉御”的官衔是井真成去世后追赠的，那井真成生前有无做官？做的是什么官？
井真成去世前，已在大唐度过17个春秋，是否已经结婚？倘若结婚，能否找到他的后裔？
“几十个待解之谜堆积在我的心头，几个月内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依然没有足够的证据给出一个惟一的答案，”贾麦明说，这是因为墓志铭的发现不是考古所得，无法从墓地实物挖掘中获得更多线索。
这块石头的面世，纯粹源于偶然。
2004年3月底的一个星期天，贾麦明在西安八仙庵古玩市场听到一个摆摊人说，他在东郊捡了两方合在一起的石头，盖是青石，底是白石，上有开元和日本的字迹。
贾麦明当时的感觉是心头一惊，他马上说，我要了。三天后，他用不到一千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块墓志铭。
贾麦明事后曾专门找到摆摊人捡到墓志铭的地方，但这里已经是一个楼房林立的住宅小区，要做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已是不可能了。
尽管如此，这方惟一的遣唐使墓志还是在日本学术界和民间掀起了热潮。
2004年10月11日，朝日新闻头版头条刊发了《逝于中国长安的遣唐使井真成是井上氏还是葛井氏》的报道，一时引起很大轰动。其记者渡边延志在接受西安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这个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当时日本作为一个偏僻的岛国，能够得到大唐的承认，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2005年1月28日至29日，由朝日新闻社、日本专修大学和中国西北大学共同举办的井真成研讨会在东京朝日新闻社召开。参加该会的王维坤教授回忆，那一天，中国学者从早上10：30讲到下午7：30，台下一直座无虚席。而下场后很多日本民众围着他签名，使他“突然觉得自己不是学者倒像是明星”。
“遣唐留学生的墓志是一把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它为中日关系史新添了一段深情的佳话。”一位日本参观者在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留言册上留下这么一句话。
中国古代史王朝，三皇和五帝不计，大致有如下：
中国朝代十个阶段，33朝
（一）三代：1夏，2商，3周
（二）秦汉：4秦，5两汉，6新 （匈奴属部落，不计入王朝）
（三）三国：7魏，8蜀，9吴
（四）五胡入中华：10两晋（11慕容燕，12前秦，13高句丽）（16国中的其他昙花一现不计）
（五）第一南北朝：14拓拔元魏，15柔然，16宋，17齐，18梁，19陈，20突厥，21北齐，22北周
（六）隋唐：23隋，24唐
（七）残唐：25五代十国（半个世界只做一朝）
（八）第二次南北朝：26辽，27两宋，28西夏，29金，30西辽
（九）元朝：31蒙古——元——北元
（十）明清：32明 ，33清
我们如果讨论中国历史十强朝代，只从以上33朝里选择，
首先，能够入选的必须是相对大统一王朝，可入选者为4秦，5两汉，6新，10两晋，23隋，24唐 ，31元，32明 ，33清 计9个，但是新朝时间极短并不强盛，属于两汉间的插曲，故暂可取者8个。
其次，三代中周传国800年有余，奠定华夏功不可没，也可入选。
第三，分裂小朝廷按历史作用价值，可入选者有7魏（综合国力蜀吴不及魏），12前秦（统一北方，相对11慕容燕没有统一北方：13高句丽偏居海东，强大时偏偏遇上隋唐），14拓拔元魏（鲜卑汉化，北朝其他朝廷相对是他的延续），16南朝宋（南朝唯一强盛时期），26辽（二次南北朝强国，西辽是他的延续），27两宋（官方经济文化发达），共有6个，与相对统一的后位晋对比。
最后10强结果是——
1，唐朝
2，元朝
3，汉朝
4，清朝
5，隋朝
6，秦朝
7，明朝
8，北魏
9，三国魏
10，宋朝
中国朝代十个阶段，33朝
（一）三代：1夏，2商，3周
（二）秦汉：4秦，5两汉，6新 （匈奴属部落，不计入王朝）
（三）三国：7魏，8蜀，9吴
（四）五胡入中华：10两晋（11慕容燕，12前秦，13高句丽）（16国中的其他昙花一现不计）
（五）第一南北朝：14拓拔元魏，15柔然，16宋，17齐，18梁，19陈，20突厥，21北齐，22北周
（六）隋唐：23隋，24唐
（七）残唐：25五代十国（半个世界只做一朝）
（八）第二次南北朝：26辽，27两宋，28西夏，29金，30西辽
（九）元朝：31蒙古——元——北元
（十）明清：32明 ，33清
我们如果讨论中国历史十强朝代，只从以上33朝里选择，
首先，能够入选的必须是相对大统一王朝，可入选者为4秦，5两汉，6新，10两晋，23隋，24唐 ，31元，32明 ，33清 计9个，但是新朝时间极短并不强盛，属于两汉间的插曲，故暂可取者8个。
其次，三代中周传国800年有余，奠定华夏功不可没，也可入选。
第三，分裂小朝廷按历史作用价值，可入选者有7魏（综合国力蜀吴不及魏），12前秦（统一北方，相对11慕容燕没有统一北方：13高句丽偏居海东，强大时偏偏遇上隋唐），14拓拔元魏（鲜卑汉化，北朝其他朝廷相对是他的延续），16南朝宋（南朝唯一强盛时期），26辽（二次南北朝强国，西辽是他的延续），27两宋（官方经济文化发达），共有6个，与相对统一的后位晋对比。
最后10强结果是——
1，唐朝
2，元朝
3，汉朝
4，清朝
5，隋朝
6，秦朝
7，明朝
8，北魏
9，三国魏
10，宋朝
兵家泰斗问谁属？如果用这样的题目设问，相信会有多种回答。譬如有人立马就会举出拿破仑、朱可夫、蒙哥马利、隆美尔、古德里安、巴顿……等等，这些人，都是著名的战争统帅，从战争实践的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同时代兵家中的皎皎者。
可能还有人会举出卡尔?克劳塞维茨、利德尔?哈特、约翰?弗里、德里克?富勒、安?薄富尔、安托万?约米尼……等等，这些人，都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从战争理论的层次上来说，他们都是他们所处时代军事思想的先驱。
然而，泰斗级的兵家，应该是战略级别和谋略层次的战争艺术的全能大师。很荣幸，这样的兵家泰斗，不多，出自我们的国度就有两位，而且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古有孙武子，今有毛泽东。
孙武子，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其《孙子兵法》是世界上刊印最多的兵书，也是影响最为持久的兵书，甚至在象发生最近的海湾战争，你也能从多国部队的军人们手中发现这本两千多年前的兵书。
孙子的遗憾是其战争实践活动不多，不光是无法与现如今的军事大家们相比，就是与他同时代的将帅相比，他的军事实践活动在排行榜上的位置也不会太靠前。
那么毛泽东呢？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毛泽东是世界全能冠军级的兵家泰斗。毛泽东是集战略家、军事理论家和统帅于一身的战争艺术大师，也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经历冲突类型最多而又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统帅。他从千余人的农民队伍起家，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直到成为数百万大军的统帅。他平生直接或间接指挥了四百多个堪称经典的战役和战斗，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军事著作和军事文电，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以人民战争为主体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对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指挥他一手创立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人民军队，与内外敌人作战二十余年――包括日本军队、美国军队这样非常强悍的军队，歼灭敌军千余万人；他领导他一直都处在弱者地位的国家和人民，一直都在战胜处于强者地位的敌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象他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一样，在连续22年的严酷战争中，都是在劣势的情况与强大的敌人作斗争而最终能立于不败之地。
试问这还不叫奇迹的话世界上还有什么可称作奇迹呢？
有人读了几本洋人的书，每每言必称巴顿。事实上，巴顿整个一生的作战经历不超过3年，而毛泽东麾下的我人民解放军授衔时的千员战将，哪个不是15年以上的作战经历？从土地革命战争参加革命的红军将领，一生作战已不能用“身经百战”来形容，而是货真价实的“身经千战”――据已故肖锋少将留下的日记所载，他平生作战1365次。这，大概可以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而且，肖锋将军肯定不是我军将领中作战纪录最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几千个“巴顿”。而纵观第二次大战中美英苏等强国军队和将领的表演，除了在战争强度上胜我一筹外，无论从战略的远视，谋略的高明，斗争的复杂等方面，都不能与毛泽东所指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相提并论。艾森豪威尔、朱可夫等著名统帅都是其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的保障之下去指导战争的。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之，非善之善者也”，这不则简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他一切本钱都要自己凑，要边凑本钱边打仗，这才是高明之中最高明的。
毛泽东这样的兵家泰斗，古今中外，谁人能匹？我们身为中国人，为能在我们的国度产生这样的兵家泰斗而骄傲和自豪。令人难已理解的是，有人不光睁着眼睛看不到我们民族的英雄和伟人，还跟着别人瞎起哄去抵毁他、贬损他，这的确是非常可悲的。
不过这样的人之所以让某些对中华民族不怀好意的美国人觉得还有作用，恰恰说明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所创立的新中国在他们心目中那种举足轻重的份量?试想，如果中国还是50年前那种萎糜的形象，他用得着费那么大神来说三道四吗？还用得着祭起中情局与李志绥这等角色来炮制所谓“私人医生”的天方夜谭吗？
毛泽东，为病弱古国振军威，让一个趴在地下任人宰割的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历史功绩谁人能匹？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专门为弱者提供的战胜强者的思想武器，在二十世纪所有统帅中，就指挥战争的时间之漫长，规模之浩大，情况之复杂，内容之丰富，条件之艰苦而言，毛泽东都是首屈一指的。西方军界公认的兵家泰斗拿破仑，一生从事战争二十余年，从一个炮兵少尉直到法兰西皇帝，指挥过60 个战役，其中有少数是以少胜多的，其对手也很少有超过自己一倍以上的力量。而且，拿破仑自己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有流传下来的几百条语录。如果与毛泽东相比，那就只能是“稍逊风骚”了。笔者斗胆妄言，就凭毛泽东成名之作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也足以让拿破仑叹为观止，狠狠地嫉妒一回了。是高明中最高明的！而毛泽东的条件
你看从天安门前走过的共军部队，拿的是什么家伙？日本家伙，美国家伙！――那可都是蒋先生送的。连刚穿上军装的共军士兵们都会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就连最亲蒋的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将军也说了句公道话：“中共既使有苏援，也不能和蒋先生的美援相提并论。”
试问，毛泽东在这样的环境下铸造了一支无敌的铁军，不叫奇迹叫什么？
倘不论战争的强度（强度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不是毛泽东决定的），毛泽东的谋略高明，战略的远见，战术的灵活，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有人把世界列强的军事指导艺术分为美英为代表的技术型、苏联为代表的力量型，那么中国为代表的就是最高层次――谋略型。以此为据，有人曾戏言，让诸葛亮与巴顿在同等情况下对垒，巴顿极有可能败北！
同样，毛泽东彼时倘有美英苏等国的物质力量，和彼辈对垒，鹿死谁手，谁能测之？
“图书馆的书架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本压弯了。但是，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弄得痛苦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的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象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其著作《毛泽东的战略》开篇就发出了这一连串的惊叹。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提醒人们：“关于共产党军事思想的最好阐述，不见诸于苏联的著作，而见诸于中国的著作。这并不是偶然的。苏联的势力扩张，主要得力于政治斗争的巧妙运用，以及德国在中欧垮台后所造成的许多有利条件。 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们之所以能维持生存，其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利用军事行动获得政治上的利益。”
这位国际关系大师还警告西方：“如果你对毛泽东一切都不记得了，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的经验的一个。”
毛泽东，既是一位军事理论巨匠，也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战争艺术大师。毛泽东众多的军事理论论著，奠定了现代中国军事理论、军事思想的基础，培养出许许多多著名将领，至今仍是现代中国军人学习军事，了解战争，研究战争的钥匙，并常年置之于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军人的案头。毛泽东一生指挥过众多富于传奇色彩的大小战斗，更是现代中国军人引为自豪的战争艺术精品。 西方军事学校目前学习战略思想的基本方法主要还是学习战争史，读战例，这就使他们比我们许多似乎懂很多现代战争知识的人更注重从巨人们身上汲取战争艺术的养料，而我们一些人，看了几本洋人自吹自擂的传记什么的，凭着对军事历史的一知半解，盲目就对人家顶膜拜礼，而对自己国度产生的伟人妄加褒贬，这实在是非常可悲的。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报告赫鲁晓夫，苏联军方印发出版了一批俄文版的毛泽东军事著作。赫鲁晓夫极为反感，说：咱在大兵团机械化作战的时候，毛还在玩红缨枪呢！替他吹呼什么？遂停止发行。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赫氏浅薄和无知。
对于战略家来说，玩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将就你所玩的家伙，去挣到你想要的东西。表述清楚一点，就在客观条件界定范围内，去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就象一个生意人一样，本钱雄厚挣钱不算什么本事，本钱小挣大钱才算真功夫。倘若你老毛子也只是玩红缨枪的条件，你是否还能象毛氏一样玩出个天下来？军备和技术可以日新月异千变万化，而思想的火花却光艳夺目永恒不朽?否则为什么几千年前的《孙子兵法》还被今天的军界奉为圣经宝典？包括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头号强国的军队，在打最现代化的海湾战争时，还要捡起孙子的法宝？
毛泽东是游击战的大师，又岂止是游击战的大师。游击战不是毛泽东的发明，但让旁门左道为正规（？）军事家们所不耻的游击战在战略思想的圣殿登堂入室，则是毛泽东的非凡贡献。遍查打上了毛氏鲜明烙印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无一不有毛泽东所擅长的大规模运动战的胎记。毛泽东的游击战，是上升到战略高度的游击战，是包含了战略进攻战役迂回包围战术突击的游击战。战争史上所有的游击战争，无论从承担的重负、起到的作用和规模的巨大等皆无法与之同日而语。
与草寇之举更有天壤之别，无统一协调无统一组织无调度配合的游击战始终不能成就大气。有人曾说，毛泽东的军队在敌后是“游而不击”，以致“坐大”。殊不知，在强大的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必然会和敌人发生根本冲突，招致敌人的围剿和扫荡。倘毛氏真是“游而不击”，焉能“坐大”？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又要保存和发展自己，又要消灭敌人。这种题目，不是谁都能应付裕如游刃有余的。以平型关战斗为例，象那种两头都是敌人的缝隙中设伏，当时也就只有毛氏的队伍敢作这样的表演，这是战略思想的影响所致。纵观国军在抗战时的全部上佳表演，鲜有向敌后大踏步的战略前进，连战役性的迂回动作都很少，多是正面硬顶，下层官兵固然英勇，但牺牲巨大也让人扼腕。向敌后迂回这种动作，风险很大，非有胆略和才力者不能为之――尤其是战略动作。否则国军滞留敌后的百万部队，怎么会是要么投敌“曲线救国”，要么在敌伪的剿杀中自生自灭，（只有傅作义部在绥远的夹缝中生存下来了）而唯共军的部队是蓬勃兴旺呢？ 曾是国军悍将的卫立煌将军也慨叹：“八路的打法好是好，咱们学不了。咱们的部队一撒出去，就收不拢来罗！”“别说让总司令和大家同甘共苦，就是让一个连长和士兵一样，恐怕他也不会干！”。
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和统帅，毛泽东指导战争与其它同时代的统帅有很大不同，毛泽东是从战役指挥起家的，他在后来进行战略指导的同时，也对每一个具体的战役为战场指挥员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斯大林等统帅指导战争，主要是通大本营总参谋部实施，斯大林本人进行战略决策，从不参与战役指挥。而毛泽东除了进行战略决策，还对每一个战役提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甚至连电报也自己起草――这在二战中的战略统帅中你肯定找不到第二个！同时还非常尊重战场指挥员的意见，每封电报最后都有“熟筹见复”、“视情况且酌定”等，给战场指挥员以充分的机断行事的余地――有心者不妨读读《毛泽东军事文选》，看看那些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奇招妙着，看看那些战争艺术的杰作是怎么来的。从辽沈战役策划过程中毛、林之间往返多达百余封的电报中就可看出，毛泽东从不强拧不甜的瓜，在条件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甚至不惜等待，一定要战场指挥员从根本上理解自己的战略构想。这在苏军是不能理解的，发个命令就得了嘛，讨论什么啊？ 斯大林从来不这样。抗美援朝期间苏联顾问就曾对代总长聂荣臻说：“这叫命令吗？”聂答：“毛泽东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领导我们打胜仗得天下的，你们不懂！”出身行伍的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贺龙、林彪、粟裕、陈赓等战将对毛泽东从心悦臣服衷心拥戴直到顶膜拜礼，首先是缘于对其战争指导艺术的认识和倾倒，缘于其“用兵如神”。
如第二次反围剿后彭就说“还是摇鹅毛扇的人厉害”，至于林彪，那根本就是毛一手裁陪起来的。有人说毛只会“将将”不会“用兵”实在是没有任何道理。别的甭说，光说那些行伍出身正经进过科班的战将，你没两招谁会服你？你光会将将谁搭理你？――毛泽东最先就不被行伍们搭理――最早和毛泽东合作的余洒度等黄埔生就因瞧不起毛泽东而扬长离去，最后投了蒋。而历史却选择了伟大的军事天才毛泽东，而余洒度也就混了个象牛毛一样多的国军少将，最后还被蒋先生摘了脑袋！毛泽东带领泥腿子们造反那会儿可不是领袖，一句顶一万句，红军发展的事实也说明，无论是建军还是打仗，离开了毛泽东就有问题。有了毛泽东就有声有色，这是中共将帅们通过事实比较作出的选择。事实证明，毛指挥小部队游刃有余，指挥百万大军亦得心应手，转战陕北既指挥警卫部队让统帅部充当诱饵，又指挥陕北战事遥控全国战争，一心三用，这是何等的气只旁拨又是何等具有科学态度？请问历史上有过这种先例吗？有朋友褒扬被毛泽东思想体系武装起来培育起来的将领，却贬斥创立了这个思想体系的人，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么？笔者当时因工作原因曾多次与当年跟毛麾下的战将探讨，他们说起毛的指挥艺术都素然起敬。当年我与红26军的李赤然将军（55年少将）交谈，他说起毛亲自指挥直罗镇战役和东征的――包括毛等候敌人几天跟毛他们作工作――情况非常激动和振奋，“毛主席真是用兵如神！”这样的话他反复重复了数遍。
毛泽东用兵如神，是一句带有文学色彩的褒扬。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出的招有高招，也有不那么高的招，比如他遵义会议后指挥的第一仗土城战斗就是个失利战斗――话又说回来，任何人都是这样――如果说用兵如神就是判断上不出一点毛病的话，我估计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既没有用兵如神的人，也没有将将如神的人。说毛泽东用兵如神，只在一个意义上是正确的，那就是：毛泽东极善于因势利导将不利转化为有利，譬如前如言土城战斗虽失利，毛却将审时度势断然撤出，一渡赤水调动敌人，最后演出了四渡赤水大幅度机动制敌歼敌的活剧。
再如在很多人眼中，皖南事变是中共的大悲剧，中共的力量遭到前所未有的大损失。可毛泽东却因势利导，发起政治攻势，重建新四军军部，把新四军从带有统一战线色彩的军队变成了由中共完全独立控制的武装，使其在大江南北迅猛发展，成为日后与蒋争天下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即便后来壮得不得了的林彪，其麾下战将和王牌劲旅也有不少来自华中新四军。又如解放台湾搁浅攻金门不克，后来却因势利导干脆不攻，演出了金门炮战这样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杰作。 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我们既能找到大量军事战场的传世之作，也能见到大量的以其它斗争方式配合军事斗争的高妙之笔。尤其是后者，几乎成了毛泽东指导战争不同于一般统帅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他一生军事生涯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形容：当一般统帅把注意集中于战场时，他却能跳出战场的有限范围，看到更高层次的政治斗争，把许多见不到刀光血影的斗争方式信手拈来，结果换来了一般统帅不敢想象的战场胜利；而当一般的政治家仅把注意力放在政治斗争舞台上时，他又能跳到战场上去，利用军事打击去为政治斗争开劈道路，提供后盾，从而常常得到一般的政治家不敢企望的收获。超越军事的政治指导，善于用军事方式去解决政治问题，用政治方式去加速军事斗争的进程，或许就是他一生在军事领域里能获得比一般统帅更大成就的关键。 有人把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归结为打运动战，归结为“十六字诀”，归结为“十大军事原则”，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的真谛所在。―尽管他确实是一位运动战和游击战大师。自古以来有许多这样的“秘诀”，譬如“三十六计”，熟读“三十六计”的人多如牛毛，能大谈特谈“三十六计”的人也不稀罕。可真正能在战争（或生活或经商）中措置裕如，自由往来者又有几人？毛泽东有超人的指挥艺术，不在于他背过或说出过多少秘诀。而在于他能根据环境和条件，根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具体的战法――比如在朝鲜，就打了他一生都在避免的阵地战，打了他一直反对的“短促突击”。
可能还有人会举出卡尔?克劳塞维茨、利德尔?哈特、约翰?弗里、德里克?富勒、安?薄富尔、安托万?约米尼……等等，这些人，都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从战争理论的层次上来说，他们都是他们所处时代军事思想的先驱。
然而，泰斗级的兵家，应该是战略级别和谋略层次的战争艺术的全能大师。很荣幸，这样的兵家泰斗，不多，出自我们的国度就有两位，而且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古有孙武子，今有毛泽东。
孙武子，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其《孙子兵法》是世界上刊印最多的兵书，也是影响最为持久的兵书，甚至在象发生最近的海湾战争，你也能从多国部队的军人们手中发现这本两千多年前的兵书。
孙子的遗憾是其战争实践活动不多，不光是无法与现如今的军事大家们相比，就是与他同时代的将帅相比，他的军事实践活动在排行榜上的位置也不会太靠前。
那么毛泽东呢？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毛泽东是世界全能冠军级的兵家泰斗。毛泽东是集战略家、军事理论家和统帅于一身的战争艺术大师，也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经历冲突类型最多而又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统帅。他从千余人的农民队伍起家，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直到成为数百万大军的统帅。他平生直接或间接指挥了四百多个堪称经典的战役和战斗，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军事著作和军事文电，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以人民战争为主体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对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指挥他一手创立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人民军队，与内外敌人作战二十余年――包括日本军队、美国军队这样非常强悍的军队，歼灭敌军千余万人；他领导他一直都处在弱者地位的国家和人民，一直都在战胜处于强者地位的敌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象他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一样，在连续22年的严酷战争中，都是在劣势的情况与强大的敌人作斗争而最终能立于不败之地。
试问这还不叫奇迹的话世界上还有什么可称作奇迹呢？
有人读了几本洋人的书，每每言必称巴顿。事实上，巴顿整个一生的作战经历不超过3年，而毛泽东麾下的我人民解放军授衔时的千员战将，哪个不是15年以上的作战经历？从土地革命战争参加革命的红军将领，一生作战已不能用“身经百战”来形容，而是货真价实的“身经千战”――据已故肖锋少将留下的日记所载，他平生作战1365次。这，大概可以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而且，肖锋将军肯定不是我军将领中作战纪录最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几千个“巴顿”。而纵观第二次大战中美英苏等强国军队和将领的表演，除了在战争强度上胜我一筹外，无论从战略的远视，谋略的高明，斗争的复杂等方面，都不能与毛泽东所指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相提并论。艾森豪威尔、朱可夫等著名统帅都是其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的保障之下去指导战争的。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之，非善之善者也”，这不则简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他一切本钱都要自己凑，要边凑本钱边打仗，这才是高明之中最高明的。
毛泽东这样的兵家泰斗，古今中外，谁人能匹？我们身为中国人，为能在我们的国度产生这样的兵家泰斗而骄傲和自豪。令人难已理解的是，有人不光睁着眼睛看不到我们民族的英雄和伟人，还跟着别人瞎起哄去抵毁他、贬损他，这的确是非常可悲的。
不过这样的人之所以让某些对中华民族不怀好意的美国人觉得还有作用，恰恰说明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所创立的新中国在他们心目中那种举足轻重的份量?试想，如果中国还是50年前那种萎糜的形象，他用得着费那么大神来说三道四吗？还用得着祭起中情局与李志绥这等角色来炮制所谓“私人医生”的天方夜谭吗？
毛泽东，为病弱古国振军威，让一个趴在地下任人宰割的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历史功绩谁人能匹？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专门为弱者提供的战胜强者的思想武器，在二十世纪所有统帅中，就指挥战争的时间之漫长，规模之浩大，情况之复杂，内容之丰富，条件之艰苦而言，毛泽东都是首屈一指的。西方军界公认的兵家泰斗拿破仑，一生从事战争二十余年，从一个炮兵少尉直到法兰西皇帝，指挥过60 个战役，其中有少数是以少胜多的，其对手也很少有超过自己一倍以上的力量。而且，拿破仑自己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有流传下来的几百条语录。如果与毛泽东相比，那就只能是“稍逊风骚”了。笔者斗胆妄言，就凭毛泽东成名之作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也足以让拿破仑叹为观止，狠狠地嫉妒一回了。是高明中最高明的！而毛泽东的条件
你看从天安门前走过的共军部队，拿的是什么家伙？日本家伙，美国家伙！――那可都是蒋先生送的。连刚穿上军装的共军士兵们都会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就连最亲蒋的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将军也说了句公道话：“中共既使有苏援，也不能和蒋先生的美援相提并论。”
试问，毛泽东在这样的环境下铸造了一支无敌的铁军，不叫奇迹叫什么？
倘不论战争的强度（强度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不是毛泽东决定的），毛泽东的谋略高明，战略的远见，战术的灵活，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有人把世界列强的军事指导艺术分为美英为代表的技术型、苏联为代表的力量型，那么中国为代表的就是最高层次――谋略型。以此为据，有人曾戏言，让诸葛亮与巴顿在同等情况下对垒，巴顿极有可能败北！
同样，毛泽东彼时倘有美英苏等国的物质力量，和彼辈对垒，鹿死谁手，谁能测之？
“图书馆的书架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本压弯了。但是，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弄得痛苦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的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象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其著作《毛泽东的战略》开篇就发出了这一连串的惊叹。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提醒人们：“关于共产党军事思想的最好阐述，不见诸于苏联的著作，而见诸于中国的著作。这并不是偶然的。苏联的势力扩张，主要得力于政治斗争的巧妙运用，以及德国在中欧垮台后所造成的许多有利条件。 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们之所以能维持生存，其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利用军事行动获得政治上的利益。”
这位国际关系大师还警告西方：“如果你对毛泽东一切都不记得了，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的经验的一个。”
毛泽东，既是一位军事理论巨匠，也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战争艺术大师。毛泽东众多的军事理论论著，奠定了现代中国军事理论、军事思想的基础，培养出许许多多著名将领，至今仍是现代中国军人学习军事，了解战争，研究战争的钥匙，并常年置之于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军人的案头。毛泽东一生指挥过众多富于传奇色彩的大小战斗，更是现代中国军人引为自豪的战争艺术精品。 西方军事学校目前学习战略思想的基本方法主要还是学习战争史，读战例，这就使他们比我们许多似乎懂很多现代战争知识的人更注重从巨人们身上汲取战争艺术的养料，而我们一些人，看了几本洋人自吹自擂的传记什么的，凭着对军事历史的一知半解，盲目就对人家顶膜拜礼，而对自己国度产生的伟人妄加褒贬，这实在是非常可悲的。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报告赫鲁晓夫，苏联军方印发出版了一批俄文版的毛泽东军事著作。赫鲁晓夫极为反感，说：咱在大兵团机械化作战的时候，毛还在玩红缨枪呢！替他吹呼什么？遂停止发行。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赫氏浅薄和无知。
对于战略家来说，玩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将就你所玩的家伙，去挣到你想要的东西。表述清楚一点，就在客观条件界定范围内，去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就象一个生意人一样，本钱雄厚挣钱不算什么本事，本钱小挣大钱才算真功夫。倘若你老毛子也只是玩红缨枪的条件，你是否还能象毛氏一样玩出个天下来？军备和技术可以日新月异千变万化，而思想的火花却光艳夺目永恒不朽?否则为什么几千年前的《孙子兵法》还被今天的军界奉为圣经宝典？包括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头号强国的军队，在打最现代化的海湾战争时，还要捡起孙子的法宝？
毛泽东是游击战的大师，又岂止是游击战的大师。游击战不是毛泽东的发明，但让旁门左道为正规（？）军事家们所不耻的游击战在战略思想的圣殿登堂入室，则是毛泽东的非凡贡献。遍查打上了毛氏鲜明烙印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无一不有毛泽东所擅长的大规模运动战的胎记。毛泽东的游击战，是上升到战略高度的游击战，是包含了战略进攻战役迂回包围战术突击的游击战。战争史上所有的游击战争，无论从承担的重负、起到的作用和规模的巨大等皆无法与之同日而语。
与草寇之举更有天壤之别，无统一协调无统一组织无调度配合的游击战始终不能成就大气。有人曾说，毛泽东的军队在敌后是“游而不击”，以致“坐大”。殊不知，在强大的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必然会和敌人发生根本冲突，招致敌人的围剿和扫荡。倘毛氏真是“游而不击”，焉能“坐大”？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又要保存和发展自己，又要消灭敌人。这种题目，不是谁都能应付裕如游刃有余的。以平型关战斗为例，象那种两头都是敌人的缝隙中设伏，当时也就只有毛氏的队伍敢作这样的表演，这是战略思想的影响所致。纵观国军在抗战时的全部上佳表演，鲜有向敌后大踏步的战略前进，连战役性的迂回动作都很少，多是正面硬顶，下层官兵固然英勇，但牺牲巨大也让人扼腕。向敌后迂回这种动作，风险很大，非有胆略和才力者不能为之――尤其是战略动作。否则国军滞留敌后的百万部队，怎么会是要么投敌“曲线救国”，要么在敌伪的剿杀中自生自灭，（只有傅作义部在绥远的夹缝中生存下来了）而唯共军的部队是蓬勃兴旺呢？ 曾是国军悍将的卫立煌将军也慨叹：“八路的打法好是好，咱们学不了。咱们的部队一撒出去，就收不拢来罗！”“别说让总司令和大家同甘共苦，就是让一个连长和士兵一样，恐怕他也不会干！”。
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和统帅，毛泽东指导战争与其它同时代的统帅有很大不同，毛泽东是从战役指挥起家的，他在后来进行战略指导的同时，也对每一个具体的战役为战场指挥员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斯大林等统帅指导战争，主要是通大本营总参谋部实施，斯大林本人进行战略决策，从不参与战役指挥。而毛泽东除了进行战略决策，还对每一个战役提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甚至连电报也自己起草――这在二战中的战略统帅中你肯定找不到第二个！同时还非常尊重战场指挥员的意见，每封电报最后都有“熟筹见复”、“视情况且酌定”等，给战场指挥员以充分的机断行事的余地――有心者不妨读读《毛泽东军事文选》，看看那些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奇招妙着，看看那些战争艺术的杰作是怎么来的。从辽沈战役策划过程中毛、林之间往返多达百余封的电报中就可看出，毛泽东从不强拧不甜的瓜，在条件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甚至不惜等待，一定要战场指挥员从根本上理解自己的战略构想。这在苏军是不能理解的，发个命令就得了嘛，讨论什么啊？ 斯大林从来不这样。抗美援朝期间苏联顾问就曾对代总长聂荣臻说：“这叫命令吗？”聂答：“毛泽东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领导我们打胜仗得天下的，你们不懂！”出身行伍的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贺龙、林彪、粟裕、陈赓等战将对毛泽东从心悦臣服衷心拥戴直到顶膜拜礼，首先是缘于对其战争指导艺术的认识和倾倒，缘于其“用兵如神”。
如第二次反围剿后彭就说“还是摇鹅毛扇的人厉害”，至于林彪，那根本就是毛一手裁陪起来的。有人说毛只会“将将”不会“用兵”实在是没有任何道理。别的甭说，光说那些行伍出身正经进过科班的战将，你没两招谁会服你？你光会将将谁搭理你？――毛泽东最先就不被行伍们搭理――最早和毛泽东合作的余洒度等黄埔生就因瞧不起毛泽东而扬长离去，最后投了蒋。而历史却选择了伟大的军事天才毛泽东，而余洒度也就混了个象牛毛一样多的国军少将，最后还被蒋先生摘了脑袋！毛泽东带领泥腿子们造反那会儿可不是领袖，一句顶一万句，红军发展的事实也说明，无论是建军还是打仗，离开了毛泽东就有问题。有了毛泽东就有声有色，这是中共将帅们通过事实比较作出的选择。事实证明，毛指挥小部队游刃有余，指挥百万大军亦得心应手，转战陕北既指挥警卫部队让统帅部充当诱饵，又指挥陕北战事遥控全国战争，一心三用，这是何等的气只旁拨又是何等具有科学态度？请问历史上有过这种先例吗？有朋友褒扬被毛泽东思想体系武装起来培育起来的将领，却贬斥创立了这个思想体系的人，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么？笔者当时因工作原因曾多次与当年跟毛麾下的战将探讨，他们说起毛的指挥艺术都素然起敬。当年我与红26军的李赤然将军（55年少将）交谈，他说起毛亲自指挥直罗镇战役和东征的――包括毛等候敌人几天跟毛他们作工作――情况非常激动和振奋，“毛主席真是用兵如神！”这样的话他反复重复了数遍。
毛泽东用兵如神，是一句带有文学色彩的褒扬。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出的招有高招，也有不那么高的招，比如他遵义会议后指挥的第一仗土城战斗就是个失利战斗――话又说回来，任何人都是这样――如果说用兵如神就是判断上不出一点毛病的话，我估计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既没有用兵如神的人，也没有将将如神的人。说毛泽东用兵如神，只在一个意义上是正确的，那就是：毛泽东极善于因势利导将不利转化为有利，譬如前如言土城战斗虽失利，毛却将审时度势断然撤出，一渡赤水调动敌人，最后演出了四渡赤水大幅度机动制敌歼敌的活剧。
再如在很多人眼中，皖南事变是中共的大悲剧，中共的力量遭到前所未有的大损失。可毛泽东却因势利导，发起政治攻势，重建新四军军部，把新四军从带有统一战线色彩的军队变成了由中共完全独立控制的武装，使其在大江南北迅猛发展，成为日后与蒋争天下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即便后来壮得不得了的林彪，其麾下战将和王牌劲旅也有不少来自华中新四军。又如解放台湾搁浅攻金门不克，后来却因势利导干脆不攻，演出了金门炮战这样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杰作。 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我们既能找到大量军事战场的传世之作，也能见到大量的以其它斗争方式配合军事斗争的高妙之笔。尤其是后者，几乎成了毛泽东指导战争不同于一般统帅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他一生军事生涯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形容：当一般统帅把注意集中于战场时，他却能跳出战场的有限范围，看到更高层次的政治斗争，把许多见不到刀光血影的斗争方式信手拈来，结果换来了一般统帅不敢想象的战场胜利；而当一般的政治家仅把注意力放在政治斗争舞台上时，他又能跳到战场上去，利用军事打击去为政治斗争开劈道路，提供后盾，从而常常得到一般的政治家不敢企望的收获。超越军事的政治指导，善于用军事方式去解决政治问题，用政治方式去加速军事斗争的进程，或许就是他一生在军事领域里能获得比一般统帅更大成就的关键。 有人把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归结为打运动战，归结为“十六字诀”，归结为“十大军事原则”，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的真谛所在。―尽管他确实是一位运动战和游击战大师。自古以来有许多这样的“秘诀”，譬如“三十六计”，熟读“三十六计”的人多如牛毛，能大谈特谈“三十六计”的人也不稀罕。可真正能在战争（或生活或经商）中措置裕如，自由往来者又有几人？毛泽东有超人的指挥艺术，不在于他背过或说出过多少秘诀。而在于他能根据环境和条件，根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具体的战法――比如在朝鲜，就打了他一生都在避免的阵地战，打了他一直反对的“短促突击”。
马士英 生平
马士英(约1591-1646)，明清之际贵州贵阳人，字瑶草。万历时进士。崇祯五年(1632年)任宣府巡抚，因擅取公帑行贿，坐遣戍，流寓南京。崇祯末起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庐州、凤阳等处军务。明亡后，联江北四镇，拥立福王监国，进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排斥史可法，援引阮大铖，独断专权，大敌当前，仍忙于内部斗争，致使扬州失陷，清军逼近南京，遂逃至浙江，往投鲁王、唐王均被拒，乃逃至方国安军中。后一说入太湖吴易军中，为清军俘杀；一说入天台山寺为僧，为清军俘斩；一说与阮大铖降清后，因暗通隆武朝，事泄，在福建延平(今南平)被杀。
马士英这个人套用《大话西游》里的台词来评价“哇靠！当奸臣都当的这么另类，I服了YOU。”老马踏入仕途还是很正统的那种，通过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得以做官，钻营的还算可以，到了崇祯五年就已经是巡抚了，不过人生就是这样，太顺了就要出事，结果因为用公款行贿被免职了，跑到南京到一品老百姓去了。不过混在南京时遇到了他这辈子唯一的知己，阮大诚。
说起这个阮大诚也不是什么好鸟，此君原来是“阉党”也就是跟着九千岁魏公公混饭吃的人，庄烈皇帝上台后重用了一批以东林党人为首的“清流”，东林党人得势后自然不会放过和自己有梁子的人，而曾经抢了东林党银子和女人的“阉党”肯定是第一打击目标，当然嘴上说的好听，什么正本清源啦，为国锄奸啦，事实上也就是把本来属于、不属于自己的银子、女人抢回来。这本来也是明朝官场特色，每次新势力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打土豪、分田地”。阮大诚这个“阉党”帮的自然没有好果子吃，因为是点名严打的对象，只好跑到南京混了。到了 南京，以阮大诚的知名度自然是门可罗雀了。
两个郁闷的中年男子虽然以前并不是一个道上混的，却也有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加上阮大诚还是有几分才气（阮大诚，善诗词，作传奇多种，有《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等。）在本来娱乐生活贫乏的明朝也算是会娱乐的高手，两人就越混越亲密了，估计斩鸡头、烧黄纸、结拜为兄弟这些把戏都玩过了。
一转眼，时光飞逝，两人的机会来了。前内阁辅臣周延儒遭温体仁排挤而下野，一直耿耿于怀，很想东山再起，再显一番身手。他的门生复社领袖张溥(周延儒曾主持辛未会试，是张溥的座主)，早就对内阁首辅温体仁及其党羽蔡奕琛、薛国观迫害东南诸君子，扼腕叹息，早夜呼愤。复社成员礼部员外郎吴昌时写信给张溥，劝他怂恿周延儒复出。前内阁辅臣周延儒遭温体仁排挤而下野，一直耿耿于怀，很想东山再起，再显一番身手。他的门生复社领袖张溥(周延儒曾主持辛未会试，是张溥的座主)，早就对内阁首辅温体仁及其党羽蔡奕琛、薛国观迫害东南诸君子，扼腕叹息，早夜呼愤。复社成员礼部员外郎吴昌时写信给张溥，劝他怂恿周延儒复出。于是庶吉士张溥与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冯铨、侯恂与阮大铖等人筹集白银六万两，作为买通路子的活动经费，终于使得周延儒于崇祯十四年九月以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头衔出任内阁首辅。由于阮大铖在周延儒复出中出钱出力，便向周延儒讨官，以洗刷自己的“逆案”耻辱。周延儒感到为难，对他说：兄弟，你可是在严打名单上保外就医的人，这个做官是不是影响大了的？我还是靠了东林党混上扛把子的，这个，我很为难呀。
阮大铖也很有义气，知道自己复职无望，就把自己死党马士英推举出来了。结果马士英就在崇祯十五年六月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任凤阳总督。阮大诚这么够义气，马士英当然和阮大诚死钩了。马士英在担任凤阳总督之后在镇压起义方面做的很不错，还算有几分才干。
李自成进北京之后，庄烈皇帝及太子没有能逃出北京，这样在南方的明朝势力最重要的就是早日重新立一个皇帝，尽快稳定风雨飘摇的明王朝。马士英选择支持福王为帝，从血缘以及封建伦序观念福王也确实站在有利的地位，毕竟福王是神宗直系血脉，并且从辈分上说和庄烈皇帝也是兄弟关系，符合封建社会兄终弟及（实际上是弟终兄及）的传统观念；并且福王当时就在淮安，位置上也最有利。
事实上很多人都认为立福王是最好的选择，甚至连史可法都对姜曰广说过“福王不过是一个只知道享乐的无知小儿，又饱受磨难，只要用醇酒美人养着他，国家大事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吗？（以齐恒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可见当时的有识之士都不反对立福王。
可是该死的东林党这群腐儒，一怕福王上台后算当年的旧帐，二来又想过过史书中常描写的定策之功臣的瘾，其心态和现在我们YY时也没什么区别。屁滚尿流的跑到南京坚持要立所谓贤王的远支亲王潞王（这个潞王最后在杭州主动投降清廷，还准备犒劳清军，真不知道贤在那里。）于是明朝这些大臣在亡国的威胁面前居然为了立君在南京吵的翻了天。
后人对这一事件有着比较客观的评价：“使诸臣果以序迎，则上何至书召四镇，士英与杰又何得居功？非钱谦益、吕大器误之而何？”
坦白说，马士英并不是一个有坚定政治立场的人，多拿好处少办事可能就是他的立场。在史可法抛出一个妥协方案后，（可能也保证了马士英的利益）马士英接受了史可法的方案“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并且提出了非常有预见性的建议“……亦佳，但须速耳。”
可是当老马兴冲冲的跑到南京，并到处宣扬自己是支持桂王的第二号人物时，却发现东林党这帮鸟人根本不把他老马当盘菜，不带他一起玩。马士英只好郁闷的返回凤阳。老马返回凤阳后才发现庄烈皇帝任命的留守三巨头之一的大太监高起潜早就联络好四镇，准备用武力讲道理了。马士英不是史可法、东林党那些不知道世事的书生，相反宦海沉浮的磨砺，早已经让马士英知道了实力的重要。一边是看不起自己的无知书生，一边是握有兵权的军阀，马士英当然知道怎么选择了。而为了消除自己之前在南京散布的支持桂王的恶劣影响，马士英就顺势把史可法写给他的，关于福王七不可立的信上交福王。
以军队保驾护航，福王顺利的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朝，也就是短命的南明政权。
弘光朝本来就是建立在争吵声中，妄想南明君臣同舟共济无异于缘木求鱼，东林党从开始就对弘光帝、马士英没有服气过，处处针对马士英、针对弘光帝，正人君子泼起污水来可比一般的泼皮无赖厉害多了，从通妃案到太子案，总而言之就是不合作。马士英最开始上台执政未尝不想振作，不想中性明朝，无奈东林党这些人对也骂，不对也骂，姜曰广甚至在朝堂上准备和马士英来一场真人PK，纵观有明一代，首辅大学士当成马士英这样的也算空前绝后了。正如电影台词那样“好好的改变什么形象，好好做奸臣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吧！”
弘光朝上上下下似乎都在进行一场名为“最后的疯狂”的表扬，大家都歇斯底里的发泄着自己想发泄的东西，除了醉生梦死的南明君臣，弘光朝给我留下最正面影响的似乎只有秦淮河上那几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奇女子了。
弘光即位之初，东林用事，举朝有党，而马士英除了外面的四镇，里面的太监外，却是比较孤立的一个。等到“可法一去，天下皆斥为奸雄，吕大器等群起而攻之”，他就愈觉得处境的危殆，要转变局面，非引用私人不可了。而这私人，又必须是自己最信任的人，也要有一定的能力，适合于这一标准的，首先得推阮大铖。
本来马士英这个人按照夏允彝的评价是说“士英立心疏阔，无杀人之意” 而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更加阐明，说是“士英虽有用小人之意，而无杀君子之心，大铖一用，小人连比而进。”阮大诚既然上台，当然要找东林党找回当年的场子，有仇不报绝对不是蛊惑仔的作风。
戴名世在《宏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里说：“及阮大缄入，而党祸复烈，谗慝宏多，国家日以多故”，他举出了如下的情形：
“……及骤贵用事，与中官比呢，逐谏臣。逆案诸人如袁宏勋、杨维垣等，次第起用。先以蜚语逮镳(周镳)，及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演祚，系刑部狱，从吏讯。而捕囚诸名士，校尉纷出，跄踉奔窜，善类为之一空。定从逆等六条例，凡素有清望不悦己者，辄窜入其中，或有真失节者，反以贿免。……”
阮大铖一面以三案挑激福王，一面又把北都沦陷的责任推在东林诸人的身上，说是：“不尽杀东林诸臣，不足以谢先帝。”排挤之余，继以杀戮，满朝只剩下一些泄泄沓沓的人物，而士英也益发肆无忌惮了。开海禁，税珠池，又令童生纳资免试，《南明野史》里说：
“士英请免府州县童子应试，上户纳银六两，中户四两，下户三两，得赴院试。又诏行纳贡例，廪纳银三百两，增六百两，附七百两。又立开纳助工例，武英殿中书纳银九百两，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二千两，待诏三千两，拔贡一千两，推知衔一千两，监纪职方万千不等。时为之语日：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似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大权在握，贿赂公开，一面又以酒色迷住了皇帝的心窍。同书里还有这样的记载：
“……而帝深居宫中，惟渔幼女，饮大酒，杂伶官演戏为乐。巷谈俚唱，流入内廷，梨园子弟，教坊乐人，出入殿陛，诸大臣呼为老神仙。夤缘求进者，接踵而至。……时羽书仓皇，士英犹与门下僧利根谈禅，斗蟋蟀。人号蟋蟀相公。……大兴土木，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及赏赐宴乐，皆不以节。国用匮乏，搜括乃兴，佃链湖，放洋船，瓜仪制盐，芦州升课；税及酒家，每肋钱一文。盖马士英贪浊乱政，内则田、成两宦，外则杨、阮诸奸，兼以镇臣则兴平、东平遥制内权，勋臣则忻城、抚宁侵挠吏事。边警日逼，而帝不知。大小名流，相继告罢。……”
当然马士英这样纵容阮大诚肯定让本来对南明保有幻想的能人义士心灰意冷，让本来就不满意马士英以及江北四镇的有心人更加有借口。
于是乎，在清军指日可下江南，史可法在江北频繁报警时，湖北军阀左良玉以太子案为名进军南京，而马士英也居然喊出了“宁可君臣皆死予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这样的豪言。
南明到了这个阶段，不亡简直没有天理了。
清军南下后马士英逃出南京，可是这个时候马士英的名字已经是臭了大街，各地均对马士英闭门不纳，甚至连清军也是打着讨伐马、阮的旗帜。
最后马士英跑到杭州，此时在杭州的正是东林党认为是贤王的潞王，而这位潞王因为害怕被清军当成打击目标，拖了好久才答应在杭州监国。而潞王监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听从马士英的建议跑去向清军讲和，并且愿意割江南四镇。可惜清军这个时候胃口大了，于是乎，这个东林党一直认为的贤王，一秒钟没有耽误，投降了。
马士英最后的结局在史书上一直有争议，不过对于马士英是最后是因为降清不成被杀还是拒绝投降被杀问题上我认同顾城大家的看法，马士英最后还是保持誓死不降清的民族气节。
其实仔细看马士英这个人，的确不是什么中兴之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只知道内斗而不知道御寇的权臣，他在清军的威胁下想到的不是如何反抗，而是如何的苟且偷安。但是他和历史上那些奸臣不同的是在民族大义上此人还是有闪光的地方。比之钱谦益之流的伪君子，至少还是一个有气节的真小人。
马士英(约1591-1646)，明清之际贵州贵阳人，字瑶草。万历时进士。崇祯五年(1632年)任宣府巡抚，因擅取公帑行贿，坐遣戍，流寓南京。崇祯末起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庐州、凤阳等处军务。明亡后，联江北四镇，拥立福王监国，进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排斥史可法，援引阮大铖，独断专权，大敌当前，仍忙于内部斗争，致使扬州失陷，清军逼近南京，遂逃至浙江，往投鲁王、唐王均被拒，乃逃至方国安军中。后一说入太湖吴易军中，为清军俘杀；一说入天台山寺为僧，为清军俘斩；一说与阮大铖降清后，因暗通隆武朝，事泄，在福建延平(今南平)被杀。
马士英这个人套用《大话西游》里的台词来评价“哇靠！当奸臣都当的这么另类，I服了YOU。”老马踏入仕途还是很正统的那种，通过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得以做官，钻营的还算可以，到了崇祯五年就已经是巡抚了，不过人生就是这样，太顺了就要出事，结果因为用公款行贿被免职了，跑到南京到一品老百姓去了。不过混在南京时遇到了他这辈子唯一的知己，阮大诚。
说起这个阮大诚也不是什么好鸟，此君原来是“阉党”也就是跟着九千岁魏公公混饭吃的人，庄烈皇帝上台后重用了一批以东林党人为首的“清流”，东林党人得势后自然不会放过和自己有梁子的人，而曾经抢了东林党银子和女人的“阉党”肯定是第一打击目标，当然嘴上说的好听，什么正本清源啦，为国锄奸啦，事实上也就是把本来属于、不属于自己的银子、女人抢回来。这本来也是明朝官场特色，每次新势力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打土豪、分田地”。阮大诚这个“阉党”帮的自然没有好果子吃，因为是点名严打的对象，只好跑到南京混了。到了 南京，以阮大诚的知名度自然是门可罗雀了。
两个郁闷的中年男子虽然以前并不是一个道上混的，却也有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加上阮大诚还是有几分才气（阮大诚，善诗词，作传奇多种，有《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等。）在本来娱乐生活贫乏的明朝也算是会娱乐的高手，两人就越混越亲密了，估计斩鸡头、烧黄纸、结拜为兄弟这些把戏都玩过了。
一转眼，时光飞逝，两人的机会来了。前内阁辅臣周延儒遭温体仁排挤而下野，一直耿耿于怀，很想东山再起，再显一番身手。他的门生复社领袖张溥(周延儒曾主持辛未会试，是张溥的座主)，早就对内阁首辅温体仁及其党羽蔡奕琛、薛国观迫害东南诸君子，扼腕叹息，早夜呼愤。复社成员礼部员外郎吴昌时写信给张溥，劝他怂恿周延儒复出。前内阁辅臣周延儒遭温体仁排挤而下野，一直耿耿于怀，很想东山再起，再显一番身手。他的门生复社领袖张溥(周延儒曾主持辛未会试，是张溥的座主)，早就对内阁首辅温体仁及其党羽蔡奕琛、薛国观迫害东南诸君子，扼腕叹息，早夜呼愤。复社成员礼部员外郎吴昌时写信给张溥，劝他怂恿周延儒复出。于是庶吉士张溥与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冯铨、侯恂与阮大铖等人筹集白银六万两，作为买通路子的活动经费，终于使得周延儒于崇祯十四年九月以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头衔出任内阁首辅。由于阮大铖在周延儒复出中出钱出力，便向周延儒讨官，以洗刷自己的“逆案”耻辱。周延儒感到为难，对他说：兄弟，你可是在严打名单上保外就医的人，这个做官是不是影响大了的？我还是靠了东林党混上扛把子的，这个，我很为难呀。
阮大铖也很有义气，知道自己复职无望，就把自己死党马士英推举出来了。结果马士英就在崇祯十五年六月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任凤阳总督。阮大诚这么够义气，马士英当然和阮大诚死钩了。马士英在担任凤阳总督之后在镇压起义方面做的很不错，还算有几分才干。
李自成进北京之后，庄烈皇帝及太子没有能逃出北京，这样在南方的明朝势力最重要的就是早日重新立一个皇帝，尽快稳定风雨飘摇的明王朝。马士英选择支持福王为帝，从血缘以及封建伦序观念福王也确实站在有利的地位，毕竟福王是神宗直系血脉，并且从辈分上说和庄烈皇帝也是兄弟关系，符合封建社会兄终弟及（实际上是弟终兄及）的传统观念；并且福王当时就在淮安，位置上也最有利。
事实上很多人都认为立福王是最好的选择，甚至连史可法都对姜曰广说过“福王不过是一个只知道享乐的无知小儿，又饱受磨难，只要用醇酒美人养着他，国家大事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吗？（以齐恒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可见当时的有识之士都不反对立福王。
可是该死的东林党这群腐儒，一怕福王上台后算当年的旧帐，二来又想过过史书中常描写的定策之功臣的瘾，其心态和现在我们YY时也没什么区别。屁滚尿流的跑到南京坚持要立所谓贤王的远支亲王潞王（这个潞王最后在杭州主动投降清廷，还准备犒劳清军，真不知道贤在那里。）于是明朝这些大臣在亡国的威胁面前居然为了立君在南京吵的翻了天。
后人对这一事件有着比较客观的评价：“使诸臣果以序迎，则上何至书召四镇，士英与杰又何得居功？非钱谦益、吕大器误之而何？”
坦白说，马士英并不是一个有坚定政治立场的人，多拿好处少办事可能就是他的立场。在史可法抛出一个妥协方案后，（可能也保证了马士英的利益）马士英接受了史可法的方案“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并且提出了非常有预见性的建议“……亦佳，但须速耳。”
可是当老马兴冲冲的跑到南京，并到处宣扬自己是支持桂王的第二号人物时，却发现东林党这帮鸟人根本不把他老马当盘菜，不带他一起玩。马士英只好郁闷的返回凤阳。老马返回凤阳后才发现庄烈皇帝任命的留守三巨头之一的大太监高起潜早就联络好四镇，准备用武力讲道理了。马士英不是史可法、东林党那些不知道世事的书生，相反宦海沉浮的磨砺，早已经让马士英知道了实力的重要。一边是看不起自己的无知书生，一边是握有兵权的军阀，马士英当然知道怎么选择了。而为了消除自己之前在南京散布的支持桂王的恶劣影响，马士英就顺势把史可法写给他的，关于福王七不可立的信上交福王。
以军队保驾护航，福王顺利的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朝，也就是短命的南明政权。
弘光朝本来就是建立在争吵声中，妄想南明君臣同舟共济无异于缘木求鱼，东林党从开始就对弘光帝、马士英没有服气过，处处针对马士英、针对弘光帝，正人君子泼起污水来可比一般的泼皮无赖厉害多了，从通妃案到太子案，总而言之就是不合作。马士英最开始上台执政未尝不想振作，不想中性明朝，无奈东林党这些人对也骂，不对也骂，姜曰广甚至在朝堂上准备和马士英来一场真人PK，纵观有明一代，首辅大学士当成马士英这样的也算空前绝后了。正如电影台词那样“好好的改变什么形象，好好做奸臣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吧！”
弘光朝上上下下似乎都在进行一场名为“最后的疯狂”的表扬，大家都歇斯底里的发泄着自己想发泄的东西，除了醉生梦死的南明君臣，弘光朝给我留下最正面影响的似乎只有秦淮河上那几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奇女子了。
弘光即位之初，东林用事，举朝有党，而马士英除了外面的四镇，里面的太监外，却是比较孤立的一个。等到“可法一去，天下皆斥为奸雄，吕大器等群起而攻之”，他就愈觉得处境的危殆，要转变局面，非引用私人不可了。而这私人，又必须是自己最信任的人，也要有一定的能力，适合于这一标准的，首先得推阮大铖。
本来马士英这个人按照夏允彝的评价是说“士英立心疏阔，无杀人之意” 而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更加阐明，说是“士英虽有用小人之意，而无杀君子之心，大铖一用，小人连比而进。”阮大诚既然上台，当然要找东林党找回当年的场子，有仇不报绝对不是蛊惑仔的作风。
戴名世在《宏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里说：“及阮大缄入，而党祸复烈，谗慝宏多，国家日以多故”，他举出了如下的情形：
“……及骤贵用事，与中官比呢，逐谏臣。逆案诸人如袁宏勋、杨维垣等，次第起用。先以蜚语逮镳(周镳)，及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演祚，系刑部狱，从吏讯。而捕囚诸名士，校尉纷出，跄踉奔窜，善类为之一空。定从逆等六条例，凡素有清望不悦己者，辄窜入其中，或有真失节者，反以贿免。……”
阮大铖一面以三案挑激福王，一面又把北都沦陷的责任推在东林诸人的身上，说是：“不尽杀东林诸臣，不足以谢先帝。”排挤之余，继以杀戮，满朝只剩下一些泄泄沓沓的人物，而士英也益发肆无忌惮了。开海禁，税珠池，又令童生纳资免试，《南明野史》里说：
“士英请免府州县童子应试，上户纳银六两，中户四两，下户三两，得赴院试。又诏行纳贡例，廪纳银三百两，增六百两，附七百两。又立开纳助工例，武英殿中书纳银九百两，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二千两，待诏三千两，拔贡一千两，推知衔一千两，监纪职方万千不等。时为之语日：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似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大权在握，贿赂公开，一面又以酒色迷住了皇帝的心窍。同书里还有这样的记载：
“……而帝深居宫中，惟渔幼女，饮大酒，杂伶官演戏为乐。巷谈俚唱，流入内廷，梨园子弟，教坊乐人，出入殿陛，诸大臣呼为老神仙。夤缘求进者，接踵而至。……时羽书仓皇，士英犹与门下僧利根谈禅，斗蟋蟀。人号蟋蟀相公。……大兴土木，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及赏赐宴乐，皆不以节。国用匮乏，搜括乃兴，佃链湖，放洋船，瓜仪制盐，芦州升课；税及酒家，每肋钱一文。盖马士英贪浊乱政，内则田、成两宦，外则杨、阮诸奸，兼以镇臣则兴平、东平遥制内权，勋臣则忻城、抚宁侵挠吏事。边警日逼，而帝不知。大小名流，相继告罢。……”
当然马士英这样纵容阮大诚肯定让本来对南明保有幻想的能人义士心灰意冷，让本来就不满意马士英以及江北四镇的有心人更加有借口。
于是乎，在清军指日可下江南，史可法在江北频繁报警时，湖北军阀左良玉以太子案为名进军南京，而马士英也居然喊出了“宁可君臣皆死予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这样的豪言。
南明到了这个阶段，不亡简直没有天理了。
清军南下后马士英逃出南京，可是这个时候马士英的名字已经是臭了大街，各地均对马士英闭门不纳，甚至连清军也是打着讨伐马、阮的旗帜。
最后马士英跑到杭州，此时在杭州的正是东林党认为是贤王的潞王，而这位潞王因为害怕被清军当成打击目标，拖了好久才答应在杭州监国。而潞王监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听从马士英的建议跑去向清军讲和，并且愿意割江南四镇。可惜清军这个时候胃口大了，于是乎，这个东林党一直认为的贤王，一秒钟没有耽误，投降了。
马士英最后的结局在史书上一直有争议，不过对于马士英是最后是因为降清不成被杀还是拒绝投降被杀问题上我认同顾城大家的看法，马士英最后还是保持誓死不降清的民族气节。
其实仔细看马士英这个人，的确不是什么中兴之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只知道内斗而不知道御寇的权臣，他在清军的威胁下想到的不是如何反抗，而是如何的苟且偷安。但是他和历史上那些奸臣不同的是在民族大义上此人还是有闪光的地方。比之钱谦益之流的伪君子，至少还是一个有气节的真小人。
教委的作风和学校的确不一样～～～来了一个月开的会比我２３年开会的总和还多，而且开会的质量也比我以往知道得多，半个小时能开完的会简直太少了。
举例来说，为了决定管辖地区的学校是否统一校服，开了两个小时的会，又用了半个小时决定中午吃什么，最后散会。下午又通知我开会。。。。。。
教委的人就是不一样，开会开的博引古今，国内的，国际的，省内的，省外的，有一次我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我问旁边的主任老头，现在讲到哪了，老头告诉我，刚开个头，还没讲到主题呢，脑袋“哄～～～”的一声晕过去了。。。。。。
当然，也有不开会的时候，当文件下达的时候，我们也会组织学习，这时主任老头就会声情并茂的给我们讲解，生怕有什么人不认识字，不能领会领导在字里行间的含义，辜负党和领导的厚爱。。。。。。
最后，为了不在机关里发毛变质，我申请到各下属单位了解情况。
到了各个学校我才知道，虽然教委里天天开会，可各个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相当的好，我把这情况和萧强说。
“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学校太有钱了，都说十个截道的不如一个卖药的十各卖药的不如一个开学校的；第二，教委的办事效率太高了，剩下的时间只能开会了。”
我对这小子的说法表示同意。
每到了一个地方，校长们都非要请我吃饭，我开始不去，结果那个校长，多渠道打听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我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没办法只好每次少吃一点，少喝一点。
经过三个月的深入了解，我的酒量大涨，最后在小护士和漂亮仇人的铁腕政策下，我介酒了。
回到机关后我找主任老头汇报了我的心得～～～其实都是废话，最主要的是求他让我少参加几个会。。。。。。
在我强烈要求下，“为针对当代中学生的心理教育辅导滞后于其青春期的问题，特在ａ区创建一个心理辅导站，为体现市教委对此事的重视特请市教委常务副主任坐镇”。
说白了，怕在机关里待得长毛，特意求主任给我开这么个地方，远离机关这个狼窝虎穴。至于心理辅导室的经费我这个常务副主任的头衔很有用，一路绿灯，不过说实在的，为了不让我这里有名无实，我特意上网招聘了几名专业的，而且有一定经验的的心理辅导师，当然钱不是问题，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嘛。
主任不知道从哪里招徕的记者，在报纸上，给我的辅导室这顿吹，好像如果拉登在我这里辅导过就不会有９１１了一样，小护士拿着报纸问我，这是不是你自编的，我说不是，这是领导帮我编的。
漂亮仇人的话就是，“什么是成功人士，成功人士就是，只吹最大的，不吹最好的！”
总之，我的辅导室现在在社会上比教委有名，而且也确实帮助了一些人，为此我很欣慰。
而且我还跟着那些我高薪请来的专家们学那么一两手，时不当的，辅导那么一两个失恋的，倒也乐在其中。
辅导室在三楼有一个完全独立花园，很静，也很漂亮。因为它只对病人开放，我和喜欢这里，所以常来帮着修剪花草。
最近，这里来了一个怪人，这个怪人总是愁眉不展，没有辅导师陪着，也不说什么，就是偶尔喝一杯绿茶。
有时帮我修剪一下花草，我就回他一杯绿茶，除了花草，我们就没谈过别的，我不喜欢多说话，他也是。
我不知道他是谁，他也以为我只是个花匠。
我曾经问过辅导师这个人的事情，辅导师告诉我，这个人每次来就要一杯绿茶，就什么也不说了，而且每次的心理辅导费都很多。
哦，真是一个怪人，这里对学生几乎是免费的，但对于成年人收费却很高。对此萧强说我么这是标准的看人下菜碟。
他只是来喝杯绿茶，剪剪花草，如果不是知道他每次都开着宝马来，我都要给他发工资了。
这年头有钱人真是怪呀。 进入笑话贴图查看更多精彩爆笑
昨天不知道为什么，萧强这个小子，一晚上没回来，连个电话也没有，手机也关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还挺惦记他的。
在开车去辅导室的时候，我接到了萧强的电话，说是在医院。
我没问什么原因，开车到了医院。
原来昨天有几个小混混到学校门口骚扰学生，萧强看到就和他们打起来了，结果就这样了。
公安局来过几次，说小混混被抓起来了但是不够判，顶多治安拘留几天，要萧强多加小心，有事就打１１０报警。
为了一绝后患，通过关系才把那几个混混约出来谈一谈。
我选了一家五星级宾馆的大堂作为谈判地点，原因只有一个～～～这里人多，安全点。
我们比谈判时间早来了一会儿，出乎意料的是我碰到了帮我修剪花草的家伙，我们就聊了一会，最后他问我来干什么，我没和他说实话，我们其实不是很熟，没必要给别人添麻烦。
他说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过几天我在帮你忙。
我很高兴，在处理一件不愉快的事之前碰到熟人聊会儿天是件好事。
后来我发现那几个小混混早就来了，一直在旁边等我和那个人说完话，我不禁感叹，教育水平提高了，连小混混都这么懂礼貌。
出乎意料的顺利，这几个小混混明显比电话里客气多了，我说什么，就应什么，还总是表示要赔偿医药费，弄得我只奇怪，这麽好说话的人真是我们要找的人吗？
我看看萧强，萧强明白我的意思，看起来他也很奇怪。
最后，我们走时，小混混说什么，给赵哥带好之类的话。听得我稀里糊涂的。
我把这事告诉小护士，小护士说，这个笑话不好笑，为了证明清白，我连忙指着萧强的一脸伤口证明我说得是真的。
我把这事告诉漂亮仇人，漂亮仇人说，让萧强我们武术学校来报名吧。
萧强说，还是老大的魅力大，连男人都给你面子，还好你不喜欢男人，不然，两位嫂子还真不放心我们俩住在一起。
。。。。。。。
我现在考虑是不是要请那几个小混混把这小子的嘴加工一下。
还有好多，见http://joke.qq.com/a/20050919/000035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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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帮我修剪一下花草，我就回他一杯绿茶，除了花草，我们就没谈过别的，我不喜欢多说话，他也是。
我不知道他是谁，他也以为我只是个花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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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问什么原因，开车到了医院。
原来昨天有几个小混混到学校门口骚扰学生，萧强看到就和他们打起来了，结果就这样了。
公安局来过几次，说小混混被抓起来了但是不够判，顶多治安拘留几天，要萧强多加小心，有事就打１１０报警。
为了一绝后患，通过关系才把那几个混混约出来谈一谈。
我选了一家五星级宾馆的大堂作为谈判地点，原因只有一个～～～这里人多，安全点。
我们比谈判时间早来了一会儿，出乎意料的是我碰到了帮我修剪花草的家伙，我们就聊了一会，最后他问我来干什么，我没和他说实话，我们其实不是很熟，没必要给别人添麻烦。
他说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过几天我在帮你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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