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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家泰斗问谁属？如果用这样的题目设问，相信会有多种回答。譬如有人立马就会举出拿破仑、朱可夫、蒙哥马利、隆美尔、古德里安、巴顿……等等，这些人，都是著名的战争统帅，从战争实践的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同时代兵家中的皎皎者。
可能还有人会举出卡尔?克劳塞维茨、利德尔?哈特、约翰?弗里、德里克?富勒、安?薄富尔、安托万?约米尼……等等，这些人，都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从战争理论的层次上来说，他们都是他们所处时代军事思想的先驱。
然而，泰斗级的兵家，应该是战略级别和谋略层次的战争艺术的全能大师。很荣幸，这样的兵家泰斗，不多，出自我们的国度就有两位，而且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古有孙武子，今有毛泽东。
孙武子，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其《孙子兵法》是世界上刊印最多的兵书，也是影响最为持久的兵书，甚至在象发生最近的海湾战争，你也能从多国部队的军人们手中发现这本两千多年前的兵书。
孙子的遗憾是其战争实践活动不多，不光是无法与现如今的军事大家们相比，就是与他同时代的将帅相比，他的军事实践活动在排行榜上的位置也不会太靠前。
那么毛泽东呢？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毛泽东是世界全能冠军级的兵家泰斗。毛泽东是集战略家、军事理论家和统帅于一身的战争艺术大师，也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经历冲突类型最多而又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统帅。他从千余人的农民队伍起家，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直到成为数百万大军的统帅。他平生直接或间接指挥了四百多个堪称经典的战役和战斗，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军事著作和军事文电，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以人民战争为主体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对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指挥他一手创立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人民军队，与内外敌人作战二十余年――包括日本军队、美国军队这样非常强悍的军队，歼灭敌军千余万人；他领导他一直都处在弱者地位的国家和人民，一直都在战胜处于强者地位的敌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象他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一样，在连续22年的严酷战争中，都是在劣势的情况与强大的敌人作斗争而最终能立于不败之地。
试问这还不叫奇迹的话世界上还有什么可称作奇迹呢？
有人读了几本洋人的书，每每言必称巴顿。事实上，巴顿整个一生的作战经历不超过3年，而毛泽东麾下的我人民解放军授衔时的千员战将，哪个不是15年以上的作战经历？从土地革命战争参加革命的红军将领，一生作战已不能用“身经百战”来形容，而是货真价实的“身经千战”――据已故肖锋少将留下的日记所载，他平生作战1365次。这，大概可以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而且，肖锋将军肯定不是我军将领中作战纪录最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几千个“巴顿”。而纵观第二次大战中美英苏等强国军队和将领的表演，除了在战争强度上胜我一筹外，无论从战略的远视，谋略的高明，斗争的复杂等方面，都不能与毛泽东所指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相提并论。艾森豪威尔、朱可夫等著名统帅都是其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的保障之下去指导战争的。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之，非善之善者也”，这不则简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他一切本钱都要自己凑，要边凑本钱边打仗，这才是高明之中最高明的。
毛泽东这样的兵家泰斗，古今中外，谁人能匹？我们身为中国人，为能在我们的国度产生这样的兵家泰斗而骄傲和自豪。令人难已理解的是，有人不光睁着眼睛看不到我们民族的英雄和伟人，还跟着别人瞎起哄去抵毁他、贬损他，这的确是非常可悲的。
不过这样的人之所以让某些对中华民族不怀好意的美国人觉得还有作用，恰恰说明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所创立的新中国在他们心目中那种举足轻重的份量?试想，如果中国还是50年前那种萎糜的形象，他用得着费那么大神来说三道四吗？还用得着祭起中情局与李志绥这等角色来炮制所谓“私人医生”的天方夜谭吗？
毛泽东，为病弱古国振军威，让一个趴在地下任人宰割的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历史功绩谁人能匹？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专门为弱者提供的战胜强者的思想武器，在二十世纪所有统帅中，就指挥战争的时间之漫长，规模之浩大，情况之复杂，内容之丰富，条件之艰苦而言，毛泽东都是首屈一指的。西方军界公认的兵家泰斗拿破仑，一生从事战争二十余年，从一个炮兵少尉直到法兰西皇帝，指挥过60 个战役，其中有少数是以少胜多的，其对手也很少有超过自己一倍以上的力量。而且，拿破仑自己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有流传下来的几百条语录。如果与毛泽东相比，那就只能是“稍逊风骚”了。笔者斗胆妄言，就凭毛泽东成名之作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也足以让拿破仑叹为观止，狠狠地嫉妒一回了。是高明中最高明的！而毛泽东的条件
你看从天安门前走过的共军部队，拿的是什么家伙？日本家伙，美国家伙！――那可都是蒋先生送的。连刚穿上军装的共军士兵们都会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就连最亲蒋的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将军也说了句公道话：“中共既使有苏援，也不能和蒋先生的美援相提并论。”
试问，毛泽东在这样的环境下铸造了一支无敌的铁军，不叫奇迹叫什么？
倘不论战争的强度（强度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不是毛泽东决定的），毛泽东的谋略高明，战略的远见，战术的灵活，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有人把世界列强的军事指导艺术分为美英为代表的技术型、苏联为代表的力量型，那么中国为代表的就是最高层次――谋略型。以此为据，有人曾戏言，让诸葛亮与巴顿在同等情况下对垒，巴顿极有可能败北！
同样，毛泽东彼时倘有美英苏等国的物质力量，和彼辈对垒，鹿死谁手，谁能测之？
“图书馆的书架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本压弯了。但是，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弄得痛苦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的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象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其著作《毛泽东的战略》开篇就发出了这一连串的惊叹。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提醒人们：“关于共产党军事思想的最好阐述，不见诸于苏联的著作，而见诸于中国的著作。这并不是偶然的。苏联的势力扩张，主要得力于政治斗争的巧妙运用，以及德国在中欧垮台后所造成的许多有利条件。 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们之所以能维持生存，其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利用军事行动获得政治上的利益。”
这位国际关系大师还警告西方：“如果你对毛泽东一切都不记得了，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的经验的一个。”
毛泽东，既是一位军事理论巨匠，也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战争艺术大师。毛泽东众多的军事理论论著，奠定了现代中国军事理论、军事思想的基础，培养出许许多多著名将领，至今仍是现代中国军人学习军事，了解战争，研究战争的钥匙，并常年置之于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军人的案头。毛泽东一生指挥过众多富于传奇色彩的大小战斗，更是现代中国军人引为自豪的战争艺术精品。 西方军事学校目前学习战略思想的基本方法主要还是学习战争史，读战例，这就使他们比我们许多似乎懂很多现代战争知识的人更注重从巨人们身上汲取战争艺术的养料，而我们一些人，看了几本洋人自吹自擂的传记什么的，凭着对军事历史的一知半解，盲目就对人家顶膜拜礼，而对自己国度产生的伟人妄加褒贬，这实在是非常可悲的。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报告赫鲁晓夫，苏联军方印发出版了一批俄文版的毛泽东军事著作。赫鲁晓夫极为反感，说：咱在大兵团机械化作战的时候，毛还在玩红缨枪呢！替他吹呼什么？遂停止发行。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赫氏浅薄和无知。
对于战略家来说，玩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将就你所玩的家伙，去挣到你想要的东西。表述清楚一点，就在客观条件界定范围内，去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就象一个生意人一样，本钱雄厚挣钱不算什么本事，本钱小挣大钱才算真功夫。倘若你老毛子也只是玩红缨枪的条件，你是否还能象毛氏一样玩出个天下来？军备和技术可以日新月异千变万化，而思想的火花却光艳夺目永恒不朽?否则为什么几千年前的《孙子兵法》还被今天的军界奉为圣经宝典？包括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头号强国的军队，在打最现代化的海湾战争时，还要捡起孙子的法宝？
毛泽东是游击战的大师，又岂止是游击战的大师。游击战不是毛泽东的发明，但让旁门左道为正规（？）军事家们所不耻的游击战在战略思想的圣殿登堂入室，则是毛泽东的非凡贡献。遍查打上了毛氏鲜明烙印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无一不有毛泽东所擅长的大规模运动战的胎记。毛泽东的游击战，是上升到战略高度的游击战，是包含了战略进攻战役迂回包围战术突击的游击战。战争史上所有的游击战争，无论从承担的重负、起到的作用和规模的巨大等皆无法与之同日而语。
与草寇之举更有天壤之别，无统一协调无统一组织无调度配合的游击战始终不能成就大气。有人曾说，毛泽东的军队在敌后是“游而不击”，以致“坐大”。殊不知，在强大的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必然会和敌人发生根本冲突，招致敌人的围剿和扫荡。倘毛氏真是“游而不击”，焉能“坐大”？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又要保存和发展自己，又要消灭敌人。这种题目，不是谁都能应付裕如游刃有余的。以平型关战斗为例，象那种两头都是敌人的缝隙中设伏，当时也就只有毛氏的队伍敢作这样的表演，这是战略思想的影响所致。纵观国军在抗战时的全部上佳表演，鲜有向敌后大踏步的战略前进，连战役性的迂回动作都很少，多是正面硬顶，下层官兵固然英勇，但牺牲巨大也让人扼腕。向敌后迂回这种动作，风险很大，非有胆略和才力者不能为之――尤其是战略动作。否则国军滞留敌后的百万部队，怎么会是要么投敌“曲线救国”，要么在敌伪的剿杀中自生自灭，（只有傅作义部在绥远的夹缝中生存下来了）而唯共军的部队是蓬勃兴旺呢？ 曾是国军悍将的卫立煌将军也慨叹：“八路的打法好是好，咱们学不了。咱们的部队一撒出去，就收不拢来罗！”“别说让总司令和大家同甘共苦，就是让一个连长和士兵一样，恐怕他也不会干！”。
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和统帅，毛泽东指导战争与其它同时代的统帅有很大不同，毛泽东是从战役指挥起家的，他在后来进行战略指导的同时，也对每一个具体的战役为战场指挥员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斯大林等统帅指导战争，主要是通大本营总参谋部实施，斯大林本人进行战略决策，从不参与战役指挥。而毛泽东除了进行战略决策，还对每一个战役提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甚至连电报也自己起草――这在二战中的战略统帅中你肯定找不到第二个！同时还非常尊重战场指挥员的意见，每封电报最后都有“熟筹见复”、“视情况且酌定”等，给战场指挥员以充分的机断行事的余地――有心者不妨读读《毛泽东军事文选》，看看那些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奇招妙着，看看那些战争艺术的杰作是怎么来的。从辽沈战役策划过程中毛、林之间往返多达百余封的电报中就可看出，毛泽东从不强拧不甜的瓜，在条件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甚至不惜等待，一定要战场指挥员从根本上理解自己的战略构想。这在苏军是不能理解的，发个命令就得了嘛，讨论什么啊？ 斯大林从来不这样。抗美援朝期间苏联顾问就曾对代总长聂荣臻说：“这叫命令吗？”聂答：“毛泽东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领导我们打胜仗得天下的，你们不懂！”出身行伍的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贺龙、林彪、粟裕、陈赓等战将对毛泽东从心悦臣服衷心拥戴直到顶膜拜礼，首先是缘于对其战争指导艺术的认识和倾倒，缘于其“用兵如神”。
如第二次反围剿后彭就说“还是摇鹅毛扇的人厉害”，至于林彪，那根本就是毛一手裁陪起来的。有人说毛只会“将将”不会“用兵”实在是没有任何道理。别的甭说，光说那些行伍出身正经进过科班的战将，你没两招谁会服你？你光会将将谁搭理你？――毛泽东最先就不被行伍们搭理――最早和毛泽东合作的余洒度等黄埔生就因瞧不起毛泽东而扬长离去，最后投了蒋。而历史却选择了伟大的军事天才毛泽东，而余洒度也就混了个象牛毛一样多的国军少将，最后还被蒋先生摘了脑袋！毛泽东带领泥腿子们造反那会儿可不是领袖，一句顶一万句，红军发展的事实也说明，无论是建军还是打仗，离开了毛泽东就有问题。有了毛泽东就有声有色，这是中共将帅们通过事实比较作出的选择。事实证明，毛指挥小部队游刃有余，指挥百万大军亦得心应手，转战陕北既指挥警卫部队让统帅部充当诱饵，又指挥陕北战事遥控全国战争，一心三用，这是何等的气只旁拨又是何等具有科学态度？请问历史上有过这种先例吗？有朋友褒扬被毛泽东思想体系武装起来培育起来的将领，却贬斥创立了这个思想体系的人，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么？笔者当时因工作原因曾多次与当年跟毛麾下的战将探讨，他们说起毛的指挥艺术都素然起敬。当年我与红26军的李赤然将军（55年少将）交谈，他说起毛亲自指挥直罗镇战役和东征的――包括毛等候敌人几天跟毛他们作工作――情况非常激动和振奋，“毛主席真是用兵如神！”这样的话他反复重复了数遍。
毛泽东用兵如神，是一句带有文学色彩的褒扬。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出的招有高招，也有不那么高的招，比如他遵义会议后指挥的第一仗土城战斗就是个失利战斗――话又说回来，任何人都是这样――如果说用兵如神就是判断上不出一点毛病的话，我估计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既没有用兵如神的人，也没有将将如神的人。说毛泽东用兵如神，只在一个意义上是正确的，那就是：毛泽东极善于因势利导将不利转化为有利，譬如前如言土城战斗虽失利，毛却将审时度势断然撤出，一渡赤水调动敌人，最后演出了四渡赤水大幅度机动制敌歼敌的活剧。
再如在很多人眼中，皖南事变是中共的大悲剧，中共的力量遭到前所未有的大损失。可毛泽东却因势利导，发起政治攻势，重建新四军军部，把新四军从带有统一战线色彩的军队变成了由中共完全独立控制的武装，使其在大江南北迅猛发展，成为日后与蒋争天下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即便后来壮得不得了的林彪，其麾下战将和王牌劲旅也有不少来自华中新四军。又如解放台湾搁浅攻金门不克，后来却因势利导干脆不攻，演出了金门炮战这样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杰作。 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我们既能找到大量军事战场的传世之作，也能见到大量的以其它斗争方式配合军事斗争的高妙之笔。尤其是后者，几乎成了毛泽东指导战争不同于一般统帅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他一生军事生涯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形容：当一般统帅把注意集中于战场时，他却能跳出战场的有限范围，看到更高层次的政治斗争，把许多见不到刀光血影的斗争方式信手拈来，结果换来了一般统帅不敢想象的战场胜利；而当一般的政治家仅把注意力放在政治斗争舞台上时，他又能跳到战场上去，利用军事打击去为政治斗争开劈道路，提供后盾，从而常常得到一般的政治家不敢企望的收获。超越军事的政治指导，善于用军事方式去解决政治问题，用政治方式去加速军事斗争的进程，或许就是他一生在军事领域里能获得比一般统帅更大成就的关键。 有人把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归结为打运动战，归结为“十六字诀”，归结为“十大军事原则”，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的真谛所在。―尽管他确实是一位运动战和游击战大师。自古以来有许多这样的“秘诀”，譬如“三十六计”，熟读“三十六计”的人多如牛毛，能大谈特谈“三十六计”的人也不稀罕。可真正能在战争（或生活或经商）中措置裕如，自由往来者又有几人？毛泽东有超人的指挥艺术，不在于他背过或说出过多少秘诀。而在于他能根据环境和条件，根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具体的战法――比如在朝鲜，就打了他一生都在避免的阵地战，打了他一直反对的“短促突击”。
可能还有人会举出卡尔?克劳塞维茨、利德尔?哈特、约翰?弗里、德里克?富勒、安?薄富尔、安托万?约米尼……等等，这些人，都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从战争理论的层次上来说，他们都是他们所处时代军事思想的先驱。
然而，泰斗级的兵家，应该是战略级别和谋略层次的战争艺术的全能大师。很荣幸，这样的兵家泰斗，不多，出自我们的国度就有两位，而且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古有孙武子，今有毛泽东。
孙武子，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其《孙子兵法》是世界上刊印最多的兵书，也是影响最为持久的兵书，甚至在象发生最近的海湾战争，你也能从多国部队的军人们手中发现这本两千多年前的兵书。
孙子的遗憾是其战争实践活动不多，不光是无法与现如今的军事大家们相比，就是与他同时代的将帅相比，他的军事实践活动在排行榜上的位置也不会太靠前。
那么毛泽东呢？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毛泽东是世界全能冠军级的兵家泰斗。毛泽东是集战略家、军事理论家和统帅于一身的战争艺术大师，也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经历冲突类型最多而又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统帅。他从千余人的农民队伍起家，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直到成为数百万大军的统帅。他平生直接或间接指挥了四百多个堪称经典的战役和战斗，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军事著作和军事文电，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以人民战争为主体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对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指挥他一手创立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人民军队，与内外敌人作战二十余年――包括日本军队、美国军队这样非常强悍的军队，歼灭敌军千余万人；他领导他一直都处在弱者地位的国家和人民，一直都在战胜处于强者地位的敌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象他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一样，在连续22年的严酷战争中，都是在劣势的情况与强大的敌人作斗争而最终能立于不败之地。
试问这还不叫奇迹的话世界上还有什么可称作奇迹呢？
有人读了几本洋人的书，每每言必称巴顿。事实上，巴顿整个一生的作战经历不超过3年，而毛泽东麾下的我人民解放军授衔时的千员战将，哪个不是15年以上的作战经历？从土地革命战争参加革命的红军将领，一生作战已不能用“身经百战”来形容，而是货真价实的“身经千战”――据已故肖锋少将留下的日记所载，他平生作战1365次。这，大概可以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而且，肖锋将军肯定不是我军将领中作战纪录最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几千个“巴顿”。而纵观第二次大战中美英苏等强国军队和将领的表演，除了在战争强度上胜我一筹外，无论从战略的远视，谋略的高明，斗争的复杂等方面，都不能与毛泽东所指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相提并论。艾森豪威尔、朱可夫等著名统帅都是其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的保障之下去指导战争的。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之，非善之善者也”，这不则简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他一切本钱都要自己凑，要边凑本钱边打仗，这才是高明之中最高明的。
毛泽东这样的兵家泰斗，古今中外，谁人能匹？我们身为中国人，为能在我们的国度产生这样的兵家泰斗而骄傲和自豪。令人难已理解的是，有人不光睁着眼睛看不到我们民族的英雄和伟人，还跟着别人瞎起哄去抵毁他、贬损他，这的确是非常可悲的。
不过这样的人之所以让某些对中华民族不怀好意的美国人觉得还有作用，恰恰说明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所创立的新中国在他们心目中那种举足轻重的份量?试想，如果中国还是50年前那种萎糜的形象，他用得着费那么大神来说三道四吗？还用得着祭起中情局与李志绥这等角色来炮制所谓“私人医生”的天方夜谭吗？
毛泽东，为病弱古国振军威，让一个趴在地下任人宰割的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历史功绩谁人能匹？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专门为弱者提供的战胜强者的思想武器，在二十世纪所有统帅中，就指挥战争的时间之漫长，规模之浩大，情况之复杂，内容之丰富，条件之艰苦而言，毛泽东都是首屈一指的。西方军界公认的兵家泰斗拿破仑，一生从事战争二十余年，从一个炮兵少尉直到法兰西皇帝，指挥过60 个战役，其中有少数是以少胜多的，其对手也很少有超过自己一倍以上的力量。而且，拿破仑自己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有流传下来的几百条语录。如果与毛泽东相比，那就只能是“稍逊风骚”了。笔者斗胆妄言，就凭毛泽东成名之作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也足以让拿破仑叹为观止，狠狠地嫉妒一回了。是高明中最高明的！而毛泽东的条件
你看从天安门前走过的共军部队，拿的是什么家伙？日本家伙，美国家伙！――那可都是蒋先生送的。连刚穿上军装的共军士兵们都会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就连最亲蒋的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将军也说了句公道话：“中共既使有苏援，也不能和蒋先生的美援相提并论。”
试问，毛泽东在这样的环境下铸造了一支无敌的铁军，不叫奇迹叫什么？
倘不论战争的强度（强度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不是毛泽东决定的），毛泽东的谋略高明，战略的远见，战术的灵活，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有人把世界列强的军事指导艺术分为美英为代表的技术型、苏联为代表的力量型，那么中国为代表的就是最高层次――谋略型。以此为据，有人曾戏言，让诸葛亮与巴顿在同等情况下对垒，巴顿极有可能败北！
同样，毛泽东彼时倘有美英苏等国的物质力量，和彼辈对垒，鹿死谁手，谁能测之？
“图书馆的书架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本压弯了。但是，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弄得痛苦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的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象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其著作《毛泽东的战略》开篇就发出了这一连串的惊叹。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提醒人们：“关于共产党军事思想的最好阐述，不见诸于苏联的著作，而见诸于中国的著作。这并不是偶然的。苏联的势力扩张，主要得力于政治斗争的巧妙运用，以及德国在中欧垮台后所造成的许多有利条件。 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们之所以能维持生存，其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利用军事行动获得政治上的利益。”
这位国际关系大师还警告西方：“如果你对毛泽东一切都不记得了，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的经验的一个。”
毛泽东，既是一位军事理论巨匠，也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战争艺术大师。毛泽东众多的军事理论论著，奠定了现代中国军事理论、军事思想的基础，培养出许许多多著名将领，至今仍是现代中国军人学习军事，了解战争，研究战争的钥匙，并常年置之于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军人的案头。毛泽东一生指挥过众多富于传奇色彩的大小战斗，更是现代中国军人引为自豪的战争艺术精品。 西方军事学校目前学习战略思想的基本方法主要还是学习战争史，读战例，这就使他们比我们许多似乎懂很多现代战争知识的人更注重从巨人们身上汲取战争艺术的养料，而我们一些人，看了几本洋人自吹自擂的传记什么的，凭着对军事历史的一知半解，盲目就对人家顶膜拜礼，而对自己国度产生的伟人妄加褒贬，这实在是非常可悲的。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报告赫鲁晓夫，苏联军方印发出版了一批俄文版的毛泽东军事著作。赫鲁晓夫极为反感，说：咱在大兵团机械化作战的时候，毛还在玩红缨枪呢！替他吹呼什么？遂停止发行。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赫氏浅薄和无知。
对于战略家来说，玩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将就你所玩的家伙，去挣到你想要的东西。表述清楚一点，就在客观条件界定范围内，去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就象一个生意人一样，本钱雄厚挣钱不算什么本事，本钱小挣大钱才算真功夫。倘若你老毛子也只是玩红缨枪的条件，你是否还能象毛氏一样玩出个天下来？军备和技术可以日新月异千变万化，而思想的火花却光艳夺目永恒不朽?否则为什么几千年前的《孙子兵法》还被今天的军界奉为圣经宝典？包括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头号强国的军队，在打最现代化的海湾战争时，还要捡起孙子的法宝？
毛泽东是游击战的大师，又岂止是游击战的大师。游击战不是毛泽东的发明，但让旁门左道为正规（？）军事家们所不耻的游击战在战略思想的圣殿登堂入室，则是毛泽东的非凡贡献。遍查打上了毛氏鲜明烙印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无一不有毛泽东所擅长的大规模运动战的胎记。毛泽东的游击战，是上升到战略高度的游击战，是包含了战略进攻战役迂回包围战术突击的游击战。战争史上所有的游击战争，无论从承担的重负、起到的作用和规模的巨大等皆无法与之同日而语。
与草寇之举更有天壤之别，无统一协调无统一组织无调度配合的游击战始终不能成就大气。有人曾说，毛泽东的军队在敌后是“游而不击”，以致“坐大”。殊不知，在强大的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必然会和敌人发生根本冲突，招致敌人的围剿和扫荡。倘毛氏真是“游而不击”，焉能“坐大”？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又要保存和发展自己，又要消灭敌人。这种题目，不是谁都能应付裕如游刃有余的。以平型关战斗为例，象那种两头都是敌人的缝隙中设伏，当时也就只有毛氏的队伍敢作这样的表演，这是战略思想的影响所致。纵观国军在抗战时的全部上佳表演，鲜有向敌后大踏步的战略前进，连战役性的迂回动作都很少，多是正面硬顶，下层官兵固然英勇，但牺牲巨大也让人扼腕。向敌后迂回这种动作，风险很大，非有胆略和才力者不能为之――尤其是战略动作。否则国军滞留敌后的百万部队，怎么会是要么投敌“曲线救国”，要么在敌伪的剿杀中自生自灭，（只有傅作义部在绥远的夹缝中生存下来了）而唯共军的部队是蓬勃兴旺呢？ 曾是国军悍将的卫立煌将军也慨叹：“八路的打法好是好，咱们学不了。咱们的部队一撒出去，就收不拢来罗！”“别说让总司令和大家同甘共苦，就是让一个连长和士兵一样，恐怕他也不会干！”。
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和统帅，毛泽东指导战争与其它同时代的统帅有很大不同，毛泽东是从战役指挥起家的，他在后来进行战略指导的同时，也对每一个具体的战役为战场指挥员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斯大林等统帅指导战争，主要是通大本营总参谋部实施，斯大林本人进行战略决策，从不参与战役指挥。而毛泽东除了进行战略决策，还对每一个战役提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甚至连电报也自己起草――这在二战中的战略统帅中你肯定找不到第二个！同时还非常尊重战场指挥员的意见，每封电报最后都有“熟筹见复”、“视情况且酌定”等，给战场指挥员以充分的机断行事的余地――有心者不妨读读《毛泽东军事文选》，看看那些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奇招妙着，看看那些战争艺术的杰作是怎么来的。从辽沈战役策划过程中毛、林之间往返多达百余封的电报中就可看出，毛泽东从不强拧不甜的瓜，在条件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甚至不惜等待，一定要战场指挥员从根本上理解自己的战略构想。这在苏军是不能理解的，发个命令就得了嘛，讨论什么啊？ 斯大林从来不这样。抗美援朝期间苏联顾问就曾对代总长聂荣臻说：“这叫命令吗？”聂答：“毛泽东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领导我们打胜仗得天下的，你们不懂！”出身行伍的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贺龙、林彪、粟裕、陈赓等战将对毛泽东从心悦臣服衷心拥戴直到顶膜拜礼，首先是缘于对其战争指导艺术的认识和倾倒，缘于其“用兵如神”。
如第二次反围剿后彭就说“还是摇鹅毛扇的人厉害”，至于林彪，那根本就是毛一手裁陪起来的。有人说毛只会“将将”不会“用兵”实在是没有任何道理。别的甭说，光说那些行伍出身正经进过科班的战将，你没两招谁会服你？你光会将将谁搭理你？――毛泽东最先就不被行伍们搭理――最早和毛泽东合作的余洒度等黄埔生就因瞧不起毛泽东而扬长离去，最后投了蒋。而历史却选择了伟大的军事天才毛泽东，而余洒度也就混了个象牛毛一样多的国军少将，最后还被蒋先生摘了脑袋！毛泽东带领泥腿子们造反那会儿可不是领袖，一句顶一万句，红军发展的事实也说明，无论是建军还是打仗，离开了毛泽东就有问题。有了毛泽东就有声有色，这是中共将帅们通过事实比较作出的选择。事实证明，毛指挥小部队游刃有余，指挥百万大军亦得心应手，转战陕北既指挥警卫部队让统帅部充当诱饵，又指挥陕北战事遥控全国战争，一心三用，这是何等的气只旁拨又是何等具有科学态度？请问历史上有过这种先例吗？有朋友褒扬被毛泽东思想体系武装起来培育起来的将领，却贬斥创立了这个思想体系的人，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么？笔者当时因工作原因曾多次与当年跟毛麾下的战将探讨，他们说起毛的指挥艺术都素然起敬。当年我与红26军的李赤然将军（55年少将）交谈，他说起毛亲自指挥直罗镇战役和东征的――包括毛等候敌人几天跟毛他们作工作――情况非常激动和振奋，“毛主席真是用兵如神！”这样的话他反复重复了数遍。
毛泽东用兵如神，是一句带有文学色彩的褒扬。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出的招有高招，也有不那么高的招，比如他遵义会议后指挥的第一仗土城战斗就是个失利战斗――话又说回来，任何人都是这样――如果说用兵如神就是判断上不出一点毛病的话，我估计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既没有用兵如神的人，也没有将将如神的人。说毛泽东用兵如神，只在一个意义上是正确的，那就是：毛泽东极善于因势利导将不利转化为有利，譬如前如言土城战斗虽失利，毛却将审时度势断然撤出，一渡赤水调动敌人，最后演出了四渡赤水大幅度机动制敌歼敌的活剧。
再如在很多人眼中，皖南事变是中共的大悲剧，中共的力量遭到前所未有的大损失。可毛泽东却因势利导，发起政治攻势，重建新四军军部，把新四军从带有统一战线色彩的军队变成了由中共完全独立控制的武装，使其在大江南北迅猛发展，成为日后与蒋争天下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即便后来壮得不得了的林彪，其麾下战将和王牌劲旅也有不少来自华中新四军。又如解放台湾搁浅攻金门不克，后来却因势利导干脆不攻，演出了金门炮战这样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杰作。 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我们既能找到大量军事战场的传世之作，也能见到大量的以其它斗争方式配合军事斗争的高妙之笔。尤其是后者，几乎成了毛泽东指导战争不同于一般统帅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他一生军事生涯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形容：当一般统帅把注意集中于战场时，他却能跳出战场的有限范围，看到更高层次的政治斗争，把许多见不到刀光血影的斗争方式信手拈来，结果换来了一般统帅不敢想象的战场胜利；而当一般的政治家仅把注意力放在政治斗争舞台上时，他又能跳到战场上去，利用军事打击去为政治斗争开劈道路，提供后盾，从而常常得到一般的政治家不敢企望的收获。超越军事的政治指导，善于用军事方式去解决政治问题，用政治方式去加速军事斗争的进程，或许就是他一生在军事领域里能获得比一般统帅更大成就的关键。 有人把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归结为打运动战，归结为“十六字诀”，归结为“十大军事原则”，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的真谛所在。―尽管他确实是一位运动战和游击战大师。自古以来有许多这样的“秘诀”，譬如“三十六计”，熟读“三十六计”的人多如牛毛，能大谈特谈“三十六计”的人也不稀罕。可真正能在战争（或生活或经商）中措置裕如，自由往来者又有几人？毛泽东有超人的指挥艺术，不在于他背过或说出过多少秘诀。而在于他能根据环境和条件，根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具体的战法――比如在朝鲜，就打了他一生都在避免的阵地战，打了他一直反对的“短促突击”。
马士英 生平
马士英(约1591-1646)，明清之际贵州贵阳人，字瑶草。万历时进士。崇祯五年(1632年)任宣府巡抚，因擅取公帑行贿，坐遣戍，流寓南京。崇祯末起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庐州、凤阳等处军务。明亡后，联江北四镇，拥立福王监国，进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排斥史可法，援引阮大铖，独断专权，大敌当前，仍忙于内部斗争，致使扬州失陷，清军逼近南京，遂逃至浙江，往投鲁王、唐王均被拒，乃逃至方国安军中。后一说入太湖吴易军中，为清军俘杀；一说入天台山寺为僧，为清军俘斩；一说与阮大铖降清后，因暗通隆武朝，事泄，在福建延平(今南平)被杀。
马士英这个人套用《大话西游》里的台词来评价“哇靠！当奸臣都当的这么另类，I服了YOU。”老马踏入仕途还是很正统的那种，通过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得以做官，钻营的还算可以，到了崇祯五年就已经是巡抚了，不过人生就是这样，太顺了就要出事，结果因为用公款行贿被免职了，跑到南京到一品老百姓去了。不过混在南京时遇到了他这辈子唯一的知己，阮大诚。
说起这个阮大诚也不是什么好鸟，此君原来是“阉党”也就是跟着九千岁魏公公混饭吃的人，庄烈皇帝上台后重用了一批以东林党人为首的“清流”，东林党人得势后自然不会放过和自己有梁子的人，而曾经抢了东林党银子和女人的“阉党”肯定是第一打击目标，当然嘴上说的好听，什么正本清源啦，为国锄奸啦，事实上也就是把本来属于、不属于自己的银子、女人抢回来。这本来也是明朝官场特色，每次新势力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打土豪、分田地”。阮大诚这个“阉党”帮的自然没有好果子吃，因为是点名严打的对象，只好跑到南京混了。到了 南京，以阮大诚的知名度自然是门可罗雀了。
两个郁闷的中年男子虽然以前并不是一个道上混的，却也有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加上阮大诚还是有几分才气（阮大诚，善诗词，作传奇多种，有《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等。）在本来娱乐生活贫乏的明朝也算是会娱乐的高手，两人就越混越亲密了，估计斩鸡头、烧黄纸、结拜为兄弟这些把戏都玩过了。
一转眼，时光飞逝，两人的机会来了。前内阁辅臣周延儒遭温体仁排挤而下野，一直耿耿于怀，很想东山再起，再显一番身手。他的门生复社领袖张溥(周延儒曾主持辛未会试，是张溥的座主)，早就对内阁首辅温体仁及其党羽蔡奕琛、薛国观迫害东南诸君子，扼腕叹息，早夜呼愤。复社成员礼部员外郎吴昌时写信给张溥，劝他怂恿周延儒复出。前内阁辅臣周延儒遭温体仁排挤而下野，一直耿耿于怀，很想东山再起，再显一番身手。他的门生复社领袖张溥(周延儒曾主持辛未会试，是张溥的座主)，早就对内阁首辅温体仁及其党羽蔡奕琛、薛国观迫害东南诸君子，扼腕叹息，早夜呼愤。复社成员礼部员外郎吴昌时写信给张溥，劝他怂恿周延儒复出。于是庶吉士张溥与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冯铨、侯恂与阮大铖等人筹集白银六万两，作为买通路子的活动经费，终于使得周延儒于崇祯十四年九月以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头衔出任内阁首辅。由于阮大铖在周延儒复出中出钱出力，便向周延儒讨官，以洗刷自己的“逆案”耻辱。周延儒感到为难，对他说：兄弟，你可是在严打名单上保外就医的人，这个做官是不是影响大了的？我还是靠了东林党混上扛把子的，这个，我很为难呀。
阮大铖也很有义气，知道自己复职无望，就把自己死党马士英推举出来了。结果马士英就在崇祯十五年六月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任凤阳总督。阮大诚这么够义气，马士英当然和阮大诚死钩了。马士英在担任凤阳总督之后在镇压起义方面做的很不错，还算有几分才干。
李自成进北京之后，庄烈皇帝及太子没有能逃出北京，这样在南方的明朝势力最重要的就是早日重新立一个皇帝，尽快稳定风雨飘摇的明王朝。马士英选择支持福王为帝，从血缘以及封建伦序观念福王也确实站在有利的地位，毕竟福王是神宗直系血脉，并且从辈分上说和庄烈皇帝也是兄弟关系，符合封建社会兄终弟及（实际上是弟终兄及）的传统观念；并且福王当时就在淮安，位置上也最有利。
事实上很多人都认为立福王是最好的选择，甚至连史可法都对姜曰广说过“福王不过是一个只知道享乐的无知小儿，又饱受磨难，只要用醇酒美人养着他，国家大事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吗？（以齐恒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可见当时的有识之士都不反对立福王。
可是该死的东林党这群腐儒，一怕福王上台后算当年的旧帐，二来又想过过史书中常描写的定策之功臣的瘾，其心态和现在我们YY时也没什么区别。屁滚尿流的跑到南京坚持要立所谓贤王的远支亲王潞王（这个潞王最后在杭州主动投降清廷，还准备犒劳清军，真不知道贤在那里。）于是明朝这些大臣在亡国的威胁面前居然为了立君在南京吵的翻了天。
后人对这一事件有着比较客观的评价：“使诸臣果以序迎，则上何至书召四镇，士英与杰又何得居功？非钱谦益、吕大器误之而何？”
坦白说，马士英并不是一个有坚定政治立场的人，多拿好处少办事可能就是他的立场。在史可法抛出一个妥协方案后，（可能也保证了马士英的利益）马士英接受了史可法的方案“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并且提出了非常有预见性的建议“……亦佳，但须速耳。”
可是当老马兴冲冲的跑到南京，并到处宣扬自己是支持桂王的第二号人物时，却发现东林党这帮鸟人根本不把他老马当盘菜，不带他一起玩。马士英只好郁闷的返回凤阳。老马返回凤阳后才发现庄烈皇帝任命的留守三巨头之一的大太监高起潜早就联络好四镇，准备用武力讲道理了。马士英不是史可法、东林党那些不知道世事的书生，相反宦海沉浮的磨砺，早已经让马士英知道了实力的重要。一边是看不起自己的无知书生，一边是握有兵权的军阀，马士英当然知道怎么选择了。而为了消除自己之前在南京散布的支持桂王的恶劣影响，马士英就顺势把史可法写给他的，关于福王七不可立的信上交福王。
以军队保驾护航，福王顺利的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朝，也就是短命的南明政权。
弘光朝本来就是建立在争吵声中，妄想南明君臣同舟共济无异于缘木求鱼，东林党从开始就对弘光帝、马士英没有服气过，处处针对马士英、针对弘光帝，正人君子泼起污水来可比一般的泼皮无赖厉害多了，从通妃案到太子案，总而言之就是不合作。马士英最开始上台执政未尝不想振作，不想中性明朝，无奈东林党这些人对也骂，不对也骂，姜曰广甚至在朝堂上准备和马士英来一场真人PK，纵观有明一代，首辅大学士当成马士英这样的也算空前绝后了。正如电影台词那样“好好的改变什么形象，好好做奸臣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吧！”
弘光朝上上下下似乎都在进行一场名为“最后的疯狂”的表扬，大家都歇斯底里的发泄着自己想发泄的东西，除了醉生梦死的南明君臣，弘光朝给我留下最正面影响的似乎只有秦淮河上那几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奇女子了。
弘光即位之初，东林用事，举朝有党，而马士英除了外面的四镇，里面的太监外，却是比较孤立的一个。等到“可法一去，天下皆斥为奸雄，吕大器等群起而攻之”，他就愈觉得处境的危殆，要转变局面，非引用私人不可了。而这私人，又必须是自己最信任的人，也要有一定的能力，适合于这一标准的，首先得推阮大铖。
本来马士英这个人按照夏允彝的评价是说“士英立心疏阔，无杀人之意” 而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更加阐明，说是“士英虽有用小人之意，而无杀君子之心，大铖一用，小人连比而进。”阮大诚既然上台，当然要找东林党找回当年的场子，有仇不报绝对不是蛊惑仔的作风。
戴名世在《宏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里说：“及阮大缄入，而党祸复烈，谗慝宏多，国家日以多故”，他举出了如下的情形：
“……及骤贵用事，与中官比呢，逐谏臣。逆案诸人如袁宏勋、杨维垣等，次第起用。先以蜚语逮镳(周镳)，及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演祚，系刑部狱，从吏讯。而捕囚诸名士，校尉纷出，跄踉奔窜，善类为之一空。定从逆等六条例，凡素有清望不悦己者，辄窜入其中，或有真失节者，反以贿免。……”
阮大铖一面以三案挑激福王，一面又把北都沦陷的责任推在东林诸人的身上，说是：“不尽杀东林诸臣，不足以谢先帝。”排挤之余，继以杀戮，满朝只剩下一些泄泄沓沓的人物，而士英也益发肆无忌惮了。开海禁，税珠池，又令童生纳资免试，《南明野史》里说：
“士英请免府州县童子应试，上户纳银六两，中户四两，下户三两，得赴院试。又诏行纳贡例，廪纳银三百两，增六百两，附七百两。又立开纳助工例，武英殿中书纳银九百两，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二千两，待诏三千两，拔贡一千两，推知衔一千两，监纪职方万千不等。时为之语日：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似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大权在握，贿赂公开，一面又以酒色迷住了皇帝的心窍。同书里还有这样的记载：
“……而帝深居宫中，惟渔幼女，饮大酒，杂伶官演戏为乐。巷谈俚唱，流入内廷，梨园子弟，教坊乐人，出入殿陛，诸大臣呼为老神仙。夤缘求进者，接踵而至。……时羽书仓皇，士英犹与门下僧利根谈禅，斗蟋蟀。人号蟋蟀相公。……大兴土木，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及赏赐宴乐，皆不以节。国用匮乏，搜括乃兴，佃链湖，放洋船，瓜仪制盐，芦州升课；税及酒家，每肋钱一文。盖马士英贪浊乱政，内则田、成两宦，外则杨、阮诸奸，兼以镇臣则兴平、东平遥制内权，勋臣则忻城、抚宁侵挠吏事。边警日逼，而帝不知。大小名流，相继告罢。……”
当然马士英这样纵容阮大诚肯定让本来对南明保有幻想的能人义士心灰意冷，让本来就不满意马士英以及江北四镇的有心人更加有借口。
于是乎，在清军指日可下江南，史可法在江北频繁报警时，湖北军阀左良玉以太子案为名进军南京，而马士英也居然喊出了“宁可君臣皆死予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这样的豪言。
南明到了这个阶段，不亡简直没有天理了。
清军南下后马士英逃出南京，可是这个时候马士英的名字已经是臭了大街，各地均对马士英闭门不纳，甚至连清军也是打着讨伐马、阮的旗帜。
最后马士英跑到杭州，此时在杭州的正是东林党认为是贤王的潞王，而这位潞王因为害怕被清军当成打击目标，拖了好久才答应在杭州监国。而潞王监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听从马士英的建议跑去向清军讲和，并且愿意割江南四镇。可惜清军这个时候胃口大了，于是乎，这个东林党一直认为的贤王，一秒钟没有耽误，投降了。
马士英最后的结局在史书上一直有争议，不过对于马士英是最后是因为降清不成被杀还是拒绝投降被杀问题上我认同顾城大家的看法，马士英最后还是保持誓死不降清的民族气节。
其实仔细看马士英这个人，的确不是什么中兴之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只知道内斗而不知道御寇的权臣，他在清军的威胁下想到的不是如何反抗，而是如何的苟且偷安。但是他和历史上那些奸臣不同的是在民族大义上此人还是有闪光的地方。比之钱谦益之流的伪君子，至少还是一个有气节的真小人。
马士英(约1591-1646)，明清之际贵州贵阳人，字瑶草。万历时进士。崇祯五年(1632年)任宣府巡抚，因擅取公帑行贿，坐遣戍，流寓南京。崇祯末起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庐州、凤阳等处军务。明亡后，联江北四镇，拥立福王监国，进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排斥史可法，援引阮大铖，独断专权，大敌当前，仍忙于内部斗争，致使扬州失陷，清军逼近南京，遂逃至浙江，往投鲁王、唐王均被拒，乃逃至方国安军中。后一说入太湖吴易军中，为清军俘杀；一说入天台山寺为僧，为清军俘斩；一说与阮大铖降清后，因暗通隆武朝，事泄，在福建延平(今南平)被杀。
马士英这个人套用《大话西游》里的台词来评价“哇靠！当奸臣都当的这么另类，I服了YOU。”老马踏入仕途还是很正统的那种，通过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得以做官，钻营的还算可以，到了崇祯五年就已经是巡抚了，不过人生就是这样，太顺了就要出事，结果因为用公款行贿被免职了，跑到南京到一品老百姓去了。不过混在南京时遇到了他这辈子唯一的知己，阮大诚。
说起这个阮大诚也不是什么好鸟，此君原来是“阉党”也就是跟着九千岁魏公公混饭吃的人，庄烈皇帝上台后重用了一批以东林党人为首的“清流”，东林党人得势后自然不会放过和自己有梁子的人，而曾经抢了东林党银子和女人的“阉党”肯定是第一打击目标，当然嘴上说的好听，什么正本清源啦，为国锄奸啦，事实上也就是把本来属于、不属于自己的银子、女人抢回来。这本来也是明朝官场特色，每次新势力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打土豪、分田地”。阮大诚这个“阉党”帮的自然没有好果子吃，因为是点名严打的对象，只好跑到南京混了。到了 南京，以阮大诚的知名度自然是门可罗雀了。
两个郁闷的中年男子虽然以前并不是一个道上混的，却也有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加上阮大诚还是有几分才气（阮大诚，善诗词，作传奇多种，有《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等。）在本来娱乐生活贫乏的明朝也算是会娱乐的高手，两人就越混越亲密了，估计斩鸡头、烧黄纸、结拜为兄弟这些把戏都玩过了。
一转眼，时光飞逝，两人的机会来了。前内阁辅臣周延儒遭温体仁排挤而下野，一直耿耿于怀，很想东山再起，再显一番身手。他的门生复社领袖张溥(周延儒曾主持辛未会试，是张溥的座主)，早就对内阁首辅温体仁及其党羽蔡奕琛、薛国观迫害东南诸君子，扼腕叹息，早夜呼愤。复社成员礼部员外郎吴昌时写信给张溥，劝他怂恿周延儒复出。前内阁辅臣周延儒遭温体仁排挤而下野，一直耿耿于怀，很想东山再起，再显一番身手。他的门生复社领袖张溥(周延儒曾主持辛未会试，是张溥的座主)，早就对内阁首辅温体仁及其党羽蔡奕琛、薛国观迫害东南诸君子，扼腕叹息，早夜呼愤。复社成员礼部员外郎吴昌时写信给张溥，劝他怂恿周延儒复出。于是庶吉士张溥与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冯铨、侯恂与阮大铖等人筹集白银六万两，作为买通路子的活动经费，终于使得周延儒于崇祯十四年九月以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头衔出任内阁首辅。由于阮大铖在周延儒复出中出钱出力，便向周延儒讨官，以洗刷自己的“逆案”耻辱。周延儒感到为难，对他说：兄弟，你可是在严打名单上保外就医的人，这个做官是不是影响大了的？我还是靠了东林党混上扛把子的，这个，我很为难呀。
阮大铖也很有义气，知道自己复职无望，就把自己死党马士英推举出来了。结果马士英就在崇祯十五年六月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任凤阳总督。阮大诚这么够义气，马士英当然和阮大诚死钩了。马士英在担任凤阳总督之后在镇压起义方面做的很不错，还算有几分才干。
李自成进北京之后，庄烈皇帝及太子没有能逃出北京，这样在南方的明朝势力最重要的就是早日重新立一个皇帝，尽快稳定风雨飘摇的明王朝。马士英选择支持福王为帝，从血缘以及封建伦序观念福王也确实站在有利的地位，毕竟福王是神宗直系血脉，并且从辈分上说和庄烈皇帝也是兄弟关系，符合封建社会兄终弟及（实际上是弟终兄及）的传统观念；并且福王当时就在淮安，位置上也最有利。
事实上很多人都认为立福王是最好的选择，甚至连史可法都对姜曰广说过“福王不过是一个只知道享乐的无知小儿，又饱受磨难，只要用醇酒美人养着他，国家大事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吗？（以齐恒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可见当时的有识之士都不反对立福王。
可是该死的东林党这群腐儒，一怕福王上台后算当年的旧帐，二来又想过过史书中常描写的定策之功臣的瘾，其心态和现在我们YY时也没什么区别。屁滚尿流的跑到南京坚持要立所谓贤王的远支亲王潞王（这个潞王最后在杭州主动投降清廷，还准备犒劳清军，真不知道贤在那里。）于是明朝这些大臣在亡国的威胁面前居然为了立君在南京吵的翻了天。
后人对这一事件有着比较客观的评价：“使诸臣果以序迎，则上何至书召四镇，士英与杰又何得居功？非钱谦益、吕大器误之而何？”
坦白说，马士英并不是一个有坚定政治立场的人，多拿好处少办事可能就是他的立场。在史可法抛出一个妥协方案后，（可能也保证了马士英的利益）马士英接受了史可法的方案“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并且提出了非常有预见性的建议“……亦佳，但须速耳。”
可是当老马兴冲冲的跑到南京，并到处宣扬自己是支持桂王的第二号人物时，却发现东林党这帮鸟人根本不把他老马当盘菜，不带他一起玩。马士英只好郁闷的返回凤阳。老马返回凤阳后才发现庄烈皇帝任命的留守三巨头之一的大太监高起潜早就联络好四镇，准备用武力讲道理了。马士英不是史可法、东林党那些不知道世事的书生，相反宦海沉浮的磨砺，早已经让马士英知道了实力的重要。一边是看不起自己的无知书生，一边是握有兵权的军阀，马士英当然知道怎么选择了。而为了消除自己之前在南京散布的支持桂王的恶劣影响，马士英就顺势把史可法写给他的，关于福王七不可立的信上交福王。
以军队保驾护航，福王顺利的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朝，也就是短命的南明政权。
弘光朝本来就是建立在争吵声中，妄想南明君臣同舟共济无异于缘木求鱼，东林党从开始就对弘光帝、马士英没有服气过，处处针对马士英、针对弘光帝，正人君子泼起污水来可比一般的泼皮无赖厉害多了，从通妃案到太子案，总而言之就是不合作。马士英最开始上台执政未尝不想振作，不想中性明朝，无奈东林党这些人对也骂，不对也骂，姜曰广甚至在朝堂上准备和马士英来一场真人PK，纵观有明一代，首辅大学士当成马士英这样的也算空前绝后了。正如电影台词那样“好好的改变什么形象，好好做奸臣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吧！”
弘光朝上上下下似乎都在进行一场名为“最后的疯狂”的表扬，大家都歇斯底里的发泄着自己想发泄的东西，除了醉生梦死的南明君臣，弘光朝给我留下最正面影响的似乎只有秦淮河上那几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奇女子了。
弘光即位之初，东林用事，举朝有党，而马士英除了外面的四镇，里面的太监外，却是比较孤立的一个。等到“可法一去，天下皆斥为奸雄，吕大器等群起而攻之”，他就愈觉得处境的危殆，要转变局面，非引用私人不可了。而这私人，又必须是自己最信任的人，也要有一定的能力，适合于这一标准的，首先得推阮大铖。
本来马士英这个人按照夏允彝的评价是说“士英立心疏阔，无杀人之意” 而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更加阐明，说是“士英虽有用小人之意，而无杀君子之心，大铖一用，小人连比而进。”阮大诚既然上台，当然要找东林党找回当年的场子，有仇不报绝对不是蛊惑仔的作风。
戴名世在《宏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里说：“及阮大缄入，而党祸复烈，谗慝宏多，国家日以多故”，他举出了如下的情形：
“……及骤贵用事，与中官比呢，逐谏臣。逆案诸人如袁宏勋、杨维垣等，次第起用。先以蜚语逮镳(周镳)，及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演祚，系刑部狱，从吏讯。而捕囚诸名士，校尉纷出，跄踉奔窜，善类为之一空。定从逆等六条例，凡素有清望不悦己者，辄窜入其中，或有真失节者，反以贿免。……”
阮大铖一面以三案挑激福王，一面又把北都沦陷的责任推在东林诸人的身上，说是：“不尽杀东林诸臣，不足以谢先帝。”排挤之余，继以杀戮，满朝只剩下一些泄泄沓沓的人物，而士英也益发肆无忌惮了。开海禁，税珠池，又令童生纳资免试，《南明野史》里说：
“士英请免府州县童子应试，上户纳银六两，中户四两，下户三两，得赴院试。又诏行纳贡例，廪纳银三百两，增六百两，附七百两。又立开纳助工例，武英殿中书纳银九百两，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二千两，待诏三千两，拔贡一千两，推知衔一千两，监纪职方万千不等。时为之语日：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似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大权在握，贿赂公开，一面又以酒色迷住了皇帝的心窍。同书里还有这样的记载：
“……而帝深居宫中，惟渔幼女，饮大酒，杂伶官演戏为乐。巷谈俚唱，流入内廷，梨园子弟，教坊乐人，出入殿陛，诸大臣呼为老神仙。夤缘求进者，接踵而至。……时羽书仓皇，士英犹与门下僧利根谈禅，斗蟋蟀。人号蟋蟀相公。……大兴土木，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及赏赐宴乐，皆不以节。国用匮乏，搜括乃兴，佃链湖，放洋船，瓜仪制盐，芦州升课；税及酒家，每肋钱一文。盖马士英贪浊乱政，内则田、成两宦，外则杨、阮诸奸，兼以镇臣则兴平、东平遥制内权，勋臣则忻城、抚宁侵挠吏事。边警日逼，而帝不知。大小名流，相继告罢。……”
当然马士英这样纵容阮大诚肯定让本来对南明保有幻想的能人义士心灰意冷，让本来就不满意马士英以及江北四镇的有心人更加有借口。
于是乎，在清军指日可下江南，史可法在江北频繁报警时，湖北军阀左良玉以太子案为名进军南京，而马士英也居然喊出了“宁可君臣皆死予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这样的豪言。
南明到了这个阶段，不亡简直没有天理了。
清军南下后马士英逃出南京，可是这个时候马士英的名字已经是臭了大街，各地均对马士英闭门不纳，甚至连清军也是打着讨伐马、阮的旗帜。
最后马士英跑到杭州，此时在杭州的正是东林党认为是贤王的潞王，而这位潞王因为害怕被清军当成打击目标，拖了好久才答应在杭州监国。而潞王监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听从马士英的建议跑去向清军讲和，并且愿意割江南四镇。可惜清军这个时候胃口大了，于是乎，这个东林党一直认为的贤王，一秒钟没有耽误，投降了。
马士英最后的结局在史书上一直有争议，不过对于马士英是最后是因为降清不成被杀还是拒绝投降被杀问题上我认同顾城大家的看法，马士英最后还是保持誓死不降清的民族气节。
其实仔细看马士英这个人，的确不是什么中兴之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只知道内斗而不知道御寇的权臣，他在清军的威胁下想到的不是如何反抗，而是如何的苟且偷安。但是他和历史上那些奸臣不同的是在民族大义上此人还是有闪光的地方。比之钱谦益之流的伪君子，至少还是一个有气节的真小人。
